中央特科行动记：权谋中的密友（完）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十三）

　　杨永泰遇刺身亡，让当时的蒋介石十分震惊。他急电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询问凶手供词及其履历，并向杨的家属致唁电，亲自要求鄂省财政厅拨款1万元作为丧葬费。数日后又电令汉口农民银行，拨付杨永泰抚恤金10万元。

　　作为政学系代表人物的杨永泰，与CC系和黄埔系素有矛盾，而CC系和黄埔系又各有自己的特务机构，惯用暗杀、绑架、威胁等手段压制排除异己。

　　刺杨案发生后，谣言纷飞，两派都有嫌疑。负责调查的何成浚倍感压力，去电向蒋报告初审犯人的情况，表示该犯供认刺杨的理由是“杨系亲日派”，而背后主使王超、樊其书分别来自广西和贵州，并请蒋“另派一得力人员来鄂督审”。

　　崭露头角的戴笠被调到武汉协助破案，一方面显示其蒋介石对黄埔系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脱其下属特务机构的嫌疑。

　　戴笠一到武汉即全力以赴办案。被捕的杀手成燮超是此时唯一的线索。在他落脚的旅馆里发现的信件显示，他是贵州人，曾是黔军里的下级士官。

　　发现招募其暗杀杨永泰的确是樊其书。樊是原黔军廿五军独立旅旅长，后来地方军整编入中央军番号，该旅已被编入第一〇三师。

　　调查显示，成燮超与樊同为贵州人，二人在军中相识，樊于数周前邀请成燮超参与刺杀行动，但樊在武汉布置就绪后，就已返回贵阳。

　　何成浚就请当时在重庆行营办事的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和驻防贵阳的薛岳协助抓捕，但樊已逃逸，线索中断。

　　只能追查另一主使者“王超”。由成燮超后来的口供可知，主使者“王超”实为杨尔谦化名。

　　而与成燮超一起持枪出现在刺杀现场的龚柏舟（化名龚少先），是杨尔谦的亲戚。

　　龚在武汉的妓院里有个相好叫“老三”，这个线索最后成了关键。侦缉人员遍访城中所有名为“老三”的妓女，终于找到了龚的相好，并打开了进一步侦破的缺口。

　　此前龚柏舟在武汉预备暗杀行动前结识此妓女“老三”，向其许诺，甚至临走前给了她通信地址。侦缉人员便带着老三坐飞机赶往上海缉捕龚，发现龚已逃往南京，追踪到南京，龚已赴芜湖，最终在芜湖将龚柏舟缉捕。

　　守候在上海法租界台拉斯村二号杨尔谦住宅的人员也有重大发现，捕获了来自广东到上海探访杨的萧若虚。

　　萧是国民党中宣部总务处处长，日前赴广州参加胡汉民的国葬仪式，遇到原在西南方面做党务宣传的朋友萧汝韫，萧汝韫表示刺杀杨永泰的可能是杨尔谦，于是请萧若虚在回南京途中路过上海时，顺便去杨的寓所提醒他早日离沪赴港避风头。

　　萧汝韫是胡汉民亲信刘芦隐的手下，于是戴笠判断刺杨案背后真正主使很可能是刘芦隐。

　　被捕的萧若虚还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听萧汝韫说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也是杨尔谦组织人干的。

　　唐有壬在担任国民党外交次长期间，接受日本特务的贿赂，向日军泄露国民党的内部情报，导致日军的侵略行动加剧。

　　唐有壬频繁出卖情报给日军，成为侵略者的走狗，导致了《秦土协定》的签订，日军势力渗透至华北。这一系列背叛激怒了中国的爱国者，最终他在上海被刺杀。

　　戴笠随即提审了关押在上海的刺唐案的两名嫌犯，他们通过杨尔谦的照片认出他就是主使刺唐案的杨裕生。

　　于是戴笠在给蒋的电报中，已经基本确定了唐案和杨案之间的联系，以及杨尔谦的经费来源。

　　电文中称：“根据各犯口供与各种情况，判断杨尔谦之经济，实由萧汝韫所给与，萧为刘芦隐之干部，业已分电港粤缉捕萧犯矣。”

　　龚柏舟、萧若虚相继被捕后，侦缉人员又抓捕了与此案相关的其他人，包括刺杀杨永泰那天，负责望风的曹炳荣、杨尔谦的族弟杨其新、养子李群坚、朋友郁达中等人。但是刺唐案和刺杨案的核心人物，尤其是负责策划的杨尔谦及其同谋萧佩伟，以及负责招募杀手成燮超的樊其书，负责与刘芦隐联络的萧汝韫，都未能缉拿归案。

　　由于刺杨案的侦破进展不顺，戴笠转向一年前的刺杀唐友壬案寻找线索，在西安捕获参与此事的项应昌，并从他那里获得口供，证明刺唐和刺杨确由杨尔谦一人策划实施。

　　于是，戴笠急电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前刺唐次长凶犯项应昌，自由西安捕获解京，经迭次审问后已供认系刘芦隐所主使，则唐杨两案均系刘所主使明矣，因指挥刺唐与杨者均杨筱明一人也。查刘已于上月灰日离港避往梧州，自王亚樵案发生后，刘已往桂林做生意，如刘密回香港则由我驻港代表随时报告港警司，予以逮捕，如刘仍往还桂梧两地，则拟设法秘密制裁。是否可行，谨乞示遵。”

　　这封密电显示戴笠已经认定刺杨案的幕后主使是胡汉民生前的亲信刘芦隐。

　　刘芦隐在国民党中属于胡汉民派的骨干，与胡汉民关系密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对刺杀杨永泰一案又予以重视，希望能尽快了结此案。

　　后刘芦隐在上海被捕，继而刺杨案在武汉公开审理，刘被指控为杨案的幕后主使者，入狱十年。

　　但他随即翻供，声称那是屈打成招所致。

　　蒋胡决裂后，刘芦隐也随胡到了广州，成为胡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去世后，刘芦隐继承了他的一部分政治资源。但两广事变失败后，西南的反蒋势力大大受挫，刘芦隐的位置也愈发尴尬。

　　戴笠查出刺杨案与之相关，说明刺杨系反蒋势力所为，而非坊间猜测的亲蒋派系内部的斗争。

　　戴笠此封密电中特意提到王亚樵案，也并非闲笔。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传奇人物，“清党”后，他转而反对蒋介石，与邓演达的“第三党”以及胡汉民、李济深等西南势力，都有密切关系。

　　王亚樵曾经派手下试图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未果，刺杀汪精卫背后的主使人也是他。

　　戴笠这封密信表明，他不仅将刺杨案的幕后主使定为刘芦隐，而且还暗示刘芦隐与桂系的反蒋势力有关（“避往梧州”），并建议如果其仍与桂系有勾结（“往还桂梧两地”），应该直接将其暗杀（“秘密制裁”）。

　　不过现有史料没有留下蒋介石对此密电的批复，而蒋本人很快也因为西安事变陷入困境。

　　杨永泰遇刺身亡后，此案内幕一直众说纷纭，但随着当事者自述的发表和档案史料的公开，刺杨案的基本情况已经可以有定论。

　　杨永泰的死并非拥蒋派系内部的斗争，而是反蒋势力不满于对日妥协政策的结果。杨永泰作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成为这一不满情绪针对的目标。

　　此案的定论，戴笠又是立下一功，戴笠逐渐也找到了如何让领袖满意的妙招，因为他从侍从室那里得到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讨得老蒋欢心的秘密。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 （十四）

　　杨永泰的死并非拥蒋派系内部的斗争，而是反蒋势力不满于对日妥协政策的结果。杨永泰作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成为这一不满情绪针对的目标。

　　此案的定论，戴笠又是立下一功，他也找到了如何让领袖满意的妙招，因为他从侍从室得到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讨得老蒋欢心的秘密。

　　面见蒋介石充满了危险，但也充满了机遇。所以，如何正确觐见领袖、为自己创造机遇，成为戴笠和国民党军政人物的重大攻关课题。

　　戴笠也通过做了课长和侍从室有较多的接触，掌握了“见蒋须知”。

　　如何觐见领袖，侍从们摸到诸多门道，也提炼出了精髓，简明扼要，而且还很接地气、并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真实案例来佐证，这真是机智的体表，简直就是面见蒋委员长的“防坑宝典”！让人拍案叫绝，

　　首先，见蒋介石要沉着、冷静，切不可慌乱。一次，一个即将要升官的军官“觐见”蒋介石，第一次和领袖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这位老兄竟然紧张得浑身发抖。

　　蒋介石的问话，他也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所云。蒋介石故做关心，就走上前摸了摸他，问道：“你是不是穿得太少了，抖得这么厉害？”

　　这个老兄本来就激动，领袖的这一安慰，他居然哭了。

　　蒋介石有些尴尬，更有些生气，这种素质怎么能为党国效力呢！还想升迁，门都没有！

　　其次，回答问题要简洁具体，一针见血，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模棱两可。蒋介石见一个团长，就随意地问问他的团的情况。

　　蒋介石问：“你们团减员怎么样，现在还有多少人啊？”

　　这个团长可真是个具有谦虚美德的人，他明明知道自己团的情况，但他一定要谦虚一把，就对蒋介石说：“俺们团现在大概有……”

　　蒋介石一听到“大概”二字非常不爽，但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道：“你们团现在还有多少粮食啊？”

　　团长老兄继续谦虚道：“俺们团估计还有……粮食。”

　　这可让蒋委员长抓狂了，他愤怒地说道：“身为团长，你啥情况都掌握不清，怎么能够做好团长，你的团长就不要干了！”

　　就这样，这个具有谦虚品德的团长被就地免职了！

　　见领袖要注意细节，真是细节决定成败，这个道理历来正确。蒋介石的警卫告诉那些要见蒋介石的人，和蒋介石见面一定要注意细节，谨小慎微，这一点侍从室的一个老兄也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侍从室的一名警卫在递给蒋介石公文包的时候，不小心把包掉到了地上。

　　这本来只是一件小事，但蒋介石却从这个小事中推出，这个递包侍从办事不行的结论，有了这个结论，这个老兄的命运也就悲催了！

　　侍从室的工作虽然光鲜，却没有多少好处，这个递包侍从熬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外放出去任职，临行前自然要拜望一下蒋介石。

　　没有想到蒋介石又想起他递包掉地的往事，就不太希望他出去任职。不想这个老兄去意已决，反复要求出去。

　　蒋介石生气了：你连个包都递不好，其他事也做不好，还是回家享福去吧。这个老兄不但丢了一切职务，还被解雇回家了！

　　戴笠也从胡宗南那里得到了“见蒋须知”的最后总结。那就是要稳重、说话缓慢、军人不过问政治等等。

　　一个姓方的团长被蒋介石召见。

　　这个团长得不敢恭维，个子矮小，脸上还长了一些麻子，因为领袖非常注意个人仪表。

　　不过这个团长老兄倒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副长相见蒋介石，估计效果不好。

　　于是，这个方团长花了大价钱，在见蒋介石之前，先托关系找了几个蒋介石的贴身警卫，向他们请求见蒋介石的具体细节。

　　这些警卫便将“见蒋须知”逐一进行告知，他们也想试一下“疗效”，就毫不吝啬地把“见蒋须知”的要义传授给了这个方团长。

　　方团长如获至宝，回去后认真领会、仔细揣摩，并进行演练。不久，在真正觐见蒋介石的时候，他严格按照“见蒋须知”流程要求，表现得沉着稳重，领袖对自己的问话，也是对答如流，赢得了蒋介石的青睐。并在不久，就提升这位团长为旅长。

　　随着戴笠在蒋介石的心中的地位的逐渐提高，不仅仅是送送情报，更多的是为领袖分忧解难。

　　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正式开始。蒋介石组织完会议开幕之后，带着文武诸位国民党大员，去中山陵祭拜。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孙中山早年为国民党成立付出了很多心血，但如今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国民党要员在拜祭中山陵时只把它当成一种仪式，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悲伤的样子，甚至有的还低声谈笑。

　　因为宋氏姐妹的关系，孙中山算是蒋介石的“二姐夫”，拜祭中山陵时蒋介石还是“或余悲”的，看到其他人嘻嘻哈哈，他认为这是“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的根源。

　　为此，蒋介石还很不高兴。

　　拜祭完中山陵后，按照惯例，国民党的那些大佬们要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照一张大合影。蒋介石历来对照相比较感兴趣，坐在国民党要员中间照全家福，蒋介石更是乐此不疲。

　　但这一次，蒋介石因为心情不痛快，便对警卫说，下边的人多，乱哄哄，身体吃不消，就是不下楼，很多国民党要员摆好姿势后，却不见蒋介石下来。

　　便又派警卫上去催促，蒋介石还是没有下来。

　　此时，国民党元老居正手一挥：“不等了！”

　　没有想到，蒋介石的这一不高兴，却因此救了自己一命。

　　照相很快完成，一大群国民党要员开始散场。许多警卫、随从也纷纷寻找自己的“主子”，人来人往，场面非常混乱。

就在这时，一个记者突然拔出左轮手枪，对着坐在中间的汪精卫就是三枪。三枪分别打在汪精卫的头、肩膀、胸部三处，汪当即昏倒。

此时，一个猛女，陈璧君出现了，她也是汪精卫的夫人。汪精卫年轻时是有名的美男子，喜欢他的美女非常多。陈璧君能够赢得汪精卫的倾心，成为赢家，自然也非等闲之辈。如今看到有人刺杀自己的丈夫，这个彪悍的女人岂肯罢休。

　　蒋介石是汪精卫的政敌，这次刺杀汪精卫，他嫌疑最大，陈璧君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

　　当时，陈璧君持同样观点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认为是蒋介石派人暗杀汪精卫。种种迹象也表明，蒋介石有诸多嫌疑，脱不了干系。

　　蒋介石自己是百口莫辩，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和蒋介石政见不合，人尽皆知，而且还屡屡和蒋介石政权作对。

其次，平时蒋介石照相那么积极，为何这次照相却不在场，分明是知道暗杀提前躲了。虽然蒋介石的嫌疑最大，蒋介石也希望汪精卫翘辫子，但这次暗杀却不是蒋介石主使的。

　　为了洗刷领袖的耻辱，戴笠出场了！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十五）

　　很明显，作为国民党总裁、委员长，蒋介石如果要暗杀汪，也会挑个其他时间，制造个其他假象。

　　毕竟，汪精卫还是国民党副总裁，威望、资历比蒋介石还要高，在国民党开大会的时候去枪杀汪，这明显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

　　面对陈璧君的责问，蒋介石非常尴尬，因为一时间他也不知道刺客是谁，看来这次自己要背黑锅了。

　　打发走国民党其他要员，蒋介石发飙了，他把戴笠找来，一顿痛骂：“我把生命安全交给你，你们安保是怎么做的！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的大门口了，你们还一无所知！，怎么让刺客混了进来！……你们要给我尽快找到凶手！”

　　侍卫们都是了解枪械的，左轮手枪的威力他们十分清楚。距离这么近，又是连中三枪的汪精卫居然没死，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警卫们真是惊呆了，汪精卫的命居然这么大！

　　“茹苦负屈，含冤忍辱，对外犹可，对内尤难，何党国不幸，使我独当此任也！”后来蒋介石的日记中所发的感慨便与汪精卫遇刺有关。

　　原来，当全体中央委员步出大礼堂，前往中央政治会议厅前摄影。参与摄影的人员利用厅前的台阶、前后排了五排。

　　汪精卫、阎锡山、张继、林森、张静江都在第一排，张静江久病行动不便，便坐在了事先准备好的藤椅上，挨着汪精卫。中委们各就各位站好了，却迟迟不见蒋介石到来。

　　委员们一再催促，仍不见蒋到场。汪精卫只得亲自进楼相请。

　　蒋介石多次遇险，做事相当谨慎，加之秘书办事不利，引起蒋的不满，又见楼外照相场地上人多，乱糟糟的，各军政首脑云集，每人均带有马弁二名，腰佩手枪，不禁心中一动，警觉顿生，心想谁能保证这众多的马弁卫士中没有异动者？

　　万一有，首要的刺杀目标必定是自己。于是立即决定不去楼外参加摄影，带着随从副官蒋孝先坐在楼上休息。

　　汪精卫跑上楼来请他去照相，蒋对汪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

　　汪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去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汪转身走了出来，在前排正中位置上坐下，居正大声招呼：“不要等，就照吧！”

　　于是全体委员摆开照相姿势。照相机对着代表们来回照了两圈。

　　就在这刹那间，突然从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个身穿西服、外穿大衣的年轻人来，他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左轮手枪，一面高呼“打倒卖国贼”，一面向站在第一排中间的正在转身的汪精卫啪啪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汪精卫当即应声倒地，血流满身。枪声响起后，摄影场上立即秩序大乱。坐在藤椅上、患有足疾的张静江惊吓得滚倒在地上，别人还以为是他也中了枪；财政部长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藏起来。

　　在慌乱之中，第一个起身和刺客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国民党元老、身高力大的文官张继，急奔到那刺客背后，一把拦腰抱住；那刺客接着又射出两弹，张学良急奔上前猛踢一脚，将刺客的手枪踢落；约在同时，汪精卫的卫士向刺客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

　　楼里的蒋介石闻枪声，带着蒋孝先与参议院朱培德，急奔出来，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连呼：“汪院长！”

　　汪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碍事……蒋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

　　闻讯从楼里赶来的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声泪俱下，怒斥陈公博：“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将汪先生送医院！”

　　蒋介石也猛醒过来，急忙指挥人把汪搭上车送往中央医院。

　　这时，才有人注意到躺在血泊中呻吟的刺客。陈璧君大叫：“快！将凶手也送进医院，不能让他死！要他的口供！”

　　张学良是亲历者，他是抓凶人之一，因此他的回忆很有权威性。

　　张回忆：那天气氛非常奇怪，在去中山陵祭陵时，蒋介石的警卫就提醒，要小心，因为警卫感觉那天的气氛很紧张，预感会有事情发生。

　　然后大家在中央政治会议厅的大门口照相留念，这也是规定动作。大门口照相有好处，人站在台阶上自然就分批次，谁也挡不着谁，一目了然。

　　蒋介石规定，国民党官员照相时，不单纯地以职务高低定位置，而是职务加年龄。张学良虽然是副总司令，但因为年轻，于是站在第三排。

　　张学良回忆：蒋因为生秘书长叶楚怆的气，没出来合影。于是大家不等他，就拍照。

　　拍完后，大家转身进礼堂准备开会，这时候，突然从记者群中冲出一人，大喊一声“严惩卖国贼！”同时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枪一响，人们一哄而散，用张学良的话来说，“聋子放炮仗”——散了。

　　张学良是军人，有胆量，他没跑，要看个究竟。就发现一个人冲上去抱住了刺客。

　　冲上去的这个人，就是老革命党张继，张学良说“哎呀，这个张溥泉（张继的字）他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张学良一口东北话讲起这个事件，听起来绘声绘色。

　　张学良觉得刺客行为可以和荆轲相比。这个刺客便是孙凤鸣。

　　孙凤鸣枪法好，对于格斗方面却很生疏，与老张继在扭打中不占上风。这样，就给了张学良时机，张冲上来绊倒了孙凤鸣，张继将孙压在身下。

　　此时，一个警卫上来就给了倒在地上的孙凤鸣一枪，这一枪，使孙身受重伤，也引起张学良的怀疑，张觉得我们都抓住凶手了，你为什么上来开枪？有杀人灭口的嫌疑。

　　作为军人的张学良，自然很注意刺客用的武器。

　　他回忆：孙当时用的左轮手枪，用了三发勃朗宁子弹。勃朗宁是比利时生产的著名武器，当年斐迪南大公就死于勃朗宁手枪之下，从而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勃朗宁子弹的质量很好，可惜和孙使用的手枪口径不一，子弹口径小于枪管，弹头射出时，没有经过膛线，产生不了旋转，威力小了许多。没有让汪精卫丧命的原因也在于此。

　　汪精卫满脸是血，靠着柱子边坐在地上。张学良向外走时遇见汪的老婆陈璧君，陈璧君问：“看到汪先生没有？”

　　张学良便用手向里面一指。

　　陈璧君便急忙直奔过去，汪精卫一看到陈壁君就哭起来，说“我完了，我要死了！”

　　而此时的陈璧君却是极为冷静，她没有象别的女人那样，儿女情长，反而大声斥责汪精卫：“挨几枪算什么，别在这丢人现眼。”并慷慨激昂地表示我辈革命人士，迟早都会是这个结果。

　　张学良说“我真佩服她，我不知道汪精卫怕她不，我看着都怕。”

　　“河东狮吼”陈壁君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并不是在前台的风云人物，但是，她却是可以左右汪精卫的关键人物，说她操控汪精卫也许有些不妥，但是，如果没有她，汪精卫是否会成为汉奸，还是充满着很大历史变数的。

　　如此强悍而又相貌平平的女人是如何与民国美男汪精卫走到一起的呢？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十六）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对于汪精卫来说，他从一个革命者转变为卖国汉奸，也离不开老婆陈璧君的推波助澜。

　　陈璧君本是南洋华侨商人之女，原籍在广东新会，她出生在马来西亚，父亲是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她长得的确是同漂亮二字关联不是太紧密，但也绝对说不上丑，只是后来身体发福，加上个子不高，同汪精卫站在一起，自然显得有点不搭的感觉，至于有人将她说成是“民国第一丑女”，这就有贬低的成分了。

　　陈璧君喜欢清洁整齐，爱好天然，除了用爽身粉外，一生未涂过脂粉，更不用说化妆。

　　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优美的音乐虽然不懂却喜欢听，尽管自己连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但却极喜爱中外名画。

　　陈璧君十五岁那年，孙中山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四处演讲，陈璧君深受启发，积极参加活动。父亲陈耕基是重要的金主，陈璧君也就成了同盟会中最年轻的女会员。

　　陈璧君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经常看到署名为“精卫”的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

　　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她佩服不已，成了“精卫”的铁杆读者。一天，有人告诉陈璧君，那个笔名叫精卫的人到了，陈璧君赶紧跑去一看，立马就走不动路了，从此一见倾心，非汪精卫不嫁了。

　　当她向汪精卫示爱时，当即得到了婉拒，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流行语，如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一类的革命之词，然后，汪精卫便离开南洋，继续流亡革命。

　　女儿爱上了革命党，可把陈父急坏了，声言“千金女不可下嫁亡命徒”，阻挠陈璧君与汪精卫的来往。　　

　　家庭的阻挠，示爱被拒让陈璧君很是伤心，可她并不死心。当听说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去了日本，陈璧君也以留学为名，一路追到日本。

　　在这期间，得知同盟会正为活动经费发愁，陈璧君慷慨解囊，把家里给她的钱物，全部拿出来捐给同盟会做活动经费。

　　汪精卫要去北平刺杀摄政王载沣，为行动方便，陈璧君一同前往， 陈璧君为此四处拜师，学习柔道、剑术、射击及制作炸药。期间，她还向母亲要了一笔钱作为刺杀行动经费。

　　汪精卫革命情绪高涨，义无反顾地在去行刺，并写下那首尽人皆知的慷慨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陈璧君知道今朝一别，再无相见，决定“献身壮行”，不管是否真实，却有其合理性，后来的汪精卫，在婚姻方面还算是个负责任的君子，在这些汉奸中是极少人能做到的。

　　关于这段历史，张学良曾在回忆录中有类似的说法。他回忆，当年汪与陈并不认识。汪精卫要捐躯刺杀摄政王即宣统帝溥仪的父亲载沣。

　　陈璧君就找到仰慕已久的汪精卫，说你明天要死了，我没有旁的送给你，我就陪你一夜吧！就这样，两人在一起了。

　　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在此不作讨论，但从中可以看出陈璧君早年的胆识与勇气，一个只有十八岁的花季少女敢爱敢恨，无知无畏，毅然去刺杀清朝重臣，这种勇气不是一般女孩子所能具备的。

　　汪精卫带着陈璧君、黄复生、喻培伦、罗世勋等人来到北京。他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寻找行刺机会。可由于走漏了风声，汪精卫、黄复生被捕，陈璧君、喻培伦等人幸免。

　　汪精卫被捕，被判终身监禁，也因此一举成名，也成了那时张学良欣赏的革命人士。

　　得知心上人被捕，陈璧君忧心如焚，通过报纸得悉清廷没有处死汪精卫，便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营救。

　　为筹措营救汪精卫等人的经费，陈璧君甚至剪短长发，女扮男装，和胡汉民等人来到澳门，想到赌场里赢一笔钱。

　　谁知却把带来的钱输得精光。最后，同盟会负责买军火的会员将买军火所得的三千大洋“回扣”给了陈璧君，陈才得以北上营救心上人。

　　陈璧君买通狱卒，时常送进去吃穿等物，并送去书信，表达自己的关心与思恋。

　　狱中的汪精卫，看到信后十分感动，精神大振，也许正如人们所说的，美丽漂亮只是人可爱的一种外在表现，真正的可爱来自于内心的魅力和日久生情，陈璧君终于感动了自己的男神。

　　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发布“罪己诏”，释放被捕的革命党人，汪精卫也获释出狱。

　　随后，孙中山回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汪精卫为其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受到孙中山青睐与重视。

　　随后，陈璧君与汪精卫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是她的伴娘。

　　如愿以偿嫁给汪精卫后，陈璧君始终陪伴在汪精卫身边，一直生活在一起。

　　汪精卫处理事情往往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而陈璧君则作风泼辣、行事果决，给了汪精卫很大的帮助。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遇刺后，陈璧君对汪精卫更加呵护，在私生活上更是严加看管，政治上大事小事也都过问。

　　汪精卫办公室的机要秘书，由她的侄子和五弟负责，汪精卫的任何事情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全面抗战开始，汪精卫任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遭到反对。

　　于是被排挤的汪精卫离开重庆，在越南期间，汪精卫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发布臭名昭著的“艳”电，主张中止抗战，引发轩然大波。汪精卫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

　　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再一次遭遇刺杀，原来的汪精卫为了革命去做刺客，而如今，自己却成为别的刺客的目标，飞上了青天，却发现自己无依无靠。

　　为执行再次刺汪任务，戴笠特别挑选了自己随身射击精准的警卫王鲁翘、擅长拳术和攀登的唐英杰和另外身手好的八人，并调军统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澎指挥。

　　汪精卫住在在河内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7号的一套豪华公寓。行动小组在汪公寓对面高楼租了一间房，天天观察汪公寓内的情况，并制定刺杀方案。

　　汪精卫每天早餐固定由一家面包店，将刚刚出炉的面包准时送去。于是，国民党刺杀小组，派一名行动人员化装成面包店伙计送面包，将面包下毒给汪精卫送了进去。

　　可这一天汪精卫突然不想吃面包，将面包退了，汪逃过一劫。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陈恭澎从知情人那里得知汪精卫公寓浴室的水龙头坏了，在找水电修理工。

　　就又派一个队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将水龙头修好，特务顺手便把毒气罐盖子打开，放在浴缸下面，同时将浴室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使毒气弥漫浴室，就等汪精卫晚上洗澡时中毒毙命，结果，汪精卫连着三天没洗澡。

　　打听到汪精卫要去距离河内附近的丹道镇三岛山旅游，国民党特务决定在车辆必须经过的达莫桥上动手。

　　由陈恭澎、唐英杰带领特务分乘两辆小车，等汪精卫车子一到就行动。结果，因为汪精卫在越南，中受当地政府保护的，他的轿车后跟着一辆满载越南警察的警戒车，车上还架着机枪，完全无法下手。

　　这中间，汪精卫车队突然掉头转向河内方向开去，陈恭澎跟着掉头，决定蛮干，不考虑刺杀后撤退的问题，于是，军统的两辆车紧追不舍，准备上去逼停汪精卫的车，乱枪扫射。

　　但是追到河内市区一个十字路口，汪精卫车队通过后，恰巧一辆电车横着开了过来，刚好将军统的车拦住，行动再次失败。

　　国民党特务因为戴笠催得紧，决定不顾汪有警卫，进行强攻。

　　计划派四名特务在公寓前后警戒，善于攀登的唐英杰翻墙剪断电线，然后帮助另外人员进入。

　　这其中四名特务是主要对付汪的警卫人员，唐英杰和王鲁翘则直闯汪精卫的卧室，王鲁翘指示目标，唐英杰用斧头砍死汪精卫，行动要求是尽量不发出太大的声响，用斧头砍。

　　陈恭澎亲自驾车在外面接应等候。

　　特务们越墙而入，王鲁翘和唐英杰刚落地，汪宅的一只狼狗猛扑过来，被王鲁翘随手一枪打倒，然后和唐直接冲向三楼汪精卫卧室。

　　卧室门实在昌很结实，撞不开，于是用斧头在门上砍出一个洞，王鲁翘用手电筒透过这个洞一照，发现床下趴着一个人，认为必是汪精卫无疑，在电筒的照射下，连开三枪，那人当场身亡。

　　陈恭澍等人顺利地回到住地，此时的这些特务们，自以为刺杀任务圆满完成，一个个喜形于色。

　　不久，却传来让他们吃惊的消息，汪精卫仍然无事，被打死的只是汪精卫的副手曾仲鸣！

中央特科行动记 权谋中的密友（十七）

　　惊魂不定的汪精卫与日方联系，抵达上海。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陈璧君也成为“第一夫人”，任中央监察委员。不但“监察”丈夫，还要“监察”一切。

　　陈璧君随着汪精卫地位的提升，其在优裕家庭养成的任性、跋扈的性格渐渐显露。尤其是在汪精卫当上广东国民政府后，陈璧君更是仗着自己老同盟会员的资格，以及夫荣妻贵的地位，对别人颐指气使，气焰不可一世。

　　在陈璧君的“强势”面前，汪精卫也不得不小心应对河东狮吼。广东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汪精卫当选为政府 。

　　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想和汪精卫靠得更近些，便给汪送上一个帖子，声称愿与其结为把兄弟。

　　这天，汪精卫回信给蒋介石，开头写“介弟”二字。陈璧君看到后大发雷霆，斥责汪精卫：“你愿意做他的把兄，我可不愿意做他的把嫂。”

　　汪精卫一时无语，沉默半晌后把信撕了重写，从此再也不敢在陈璧君面前称蒋介石为“介弟”。

　　汪精卫曾有个红颜知己叫方君瑛，二人无话不谈，方君瑛的死，让汪精卫痛惜万分。

　　有文章都说方君瑛是汪精卫的情人，而且正因为遭到陈璧君的辱骂，刚烈的方君瑛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这些都无事实依据。

　　方君瑛比汪精卫小一岁，比陈璧君大了整整七岁，十七岁时，同寡嫂曾醒等七人东渡日本，一起加入同盟会，在当时成为佳话；弟弟方声洞在广州起义中战死，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而曾醒的弟弟曾仲鸣，是方君瑛妹妹方君璧的丈夫，也是前文在河内被戴笠暗杀汪精卫时冤死的那位秘书。

　　方君瑛“智深勇沉可属大事”，同女革命党人秋瑾、吴木兰、唐群英等人同在一起学习爆炸，她还是暗杀团成员，汪精卫被捕后，曾组织劫狱，妥妥的是一位女中豪杰。

　　革命成功后，她拒绝高官厚?，在法国取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女留学生在法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人。

　　回国后，方君瑛对社会现实非常不满，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曾经的同志们现在争权夺利中打得头破血流而痛心疾首，加上她在法国遭遇车祸，大脑受损，精神变得有些失常的方君瑛吞服大量吗啡自杀。

　　她在遗书中写道：“为国事累卵，民苦倒悬，而同志泄沓弗振，社会尤腐败之极，自恨不能力济，只有死耳。”

　　要说方君瑛是汪精卫的情人，是不太可信的，二人有感情是肯定的。

　　陈璧君的蛮横也使得汪精卫处处小心，见了美貌女子便唯恐避之不及；然而，帅哥丑女，这对人人看着都不般配的婚姻，二人却在一种生活的矛盾与不平衡中一直走了下去。

　　后来，汪精卫认识了一位名叫施旦的女人。施旦长得与方君瑛非常像。施旦也被汪精卫的风度所吸引，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施旦和汪精卫的相识缘于一次偶然，汪精卫到方君英的弟弟方生洞家做客，见到了施旦。

　　汪精卫发现施旦不仅美丽动人，而且有很好的才华，施旦也有意于汪精卫，二人一见钟情。

　　后来，施旦经人介绍，认识了曾仲鸣的部下凌雨，二人结为了夫妻。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最终汪精卫的婚外情还是被陈璧君知道了，陈璧君凭借着家族的支持，并没有过多的为难施旦，为了做一个了断，她直接给施旦和凌雨买了到瑞士的机票，并告诉施旦说，到此为止。

　　施旦被逼无奈，只好去找汪精卫，可是汪精卫被陈璧君控制，根本无法见到面。

　　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成立了汪伪政府，势力也越来越大。

　　一天，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忽然来了一个人，汪精卫一见，竟是施旦，汪精卫内心热血翻涌，问她这些年去哪里了，怎么没有音信。

　　施旦说与凌师长离了婚，自己在瑞士感觉无依无靠，所以，选择了回国。

　　陈璧君最终也只能正视现实，她做出了妥协，答应施旦可以留下来。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怨沸腾，汪精卫见蒋介石处于内外夹攻之下，就趁机向蒋介石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汪、蒋再次携手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陈璧君也跟着频频抛头露面，讲话，并把居所装修得富丽堂皇。

　　还专门配备了六名厨师，只要想吃，随时吩咐。甚至与宋美龄也暗地里较上了劲儿，当听手下人说宋美龄在公众场合中有上佳表现时，陈璧君便鼻子一哼，“她算什么东西，想当年我跟随总理（孙中山）革命的时候……”

　　 对于手下人，陈璧君更是呼来喝去，稍不如意便大加斥责。手下人因此送她外号“雷公老母”。

　　汪精卫从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后，蒋介石让曾与汪氏夫妇一同留法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信给陈璧君，劝她和汪精卫返回重庆。

　　吴在信中表示汪氏夫妇赴河内乃“病中所为”，为他们的回头留了台阶，但这个台阶并没有使陈璧君回头。

　　吴稚晖后来痛骂陈璧君为“陈屁裙”，认为汪的叛国，陈璧君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汪精卫走上卖国道路，陈璧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汪最终成为一个不人不鬼的角色，陈璧君难辞其咎！

　　陈璧君在广东期间，不择手段大肆敛财，手下人知道她酷爱古玩，便投其所好，向她进献各种古董，以求加官晋爵，陈璧君则按进献的古玩价值，许以官位。

　　一次，伪广州市长关仲羲花600元买了个花瓶去进献，后被陈璧君查出是赝品，不久，关仲羲“市长”的乌纱帽被摘掉了。

　  陈璧君还时不时地“视察清乡”，所到之处，迎来送往，记者拍照，好不热闹。

　  陈璧君以“监察专员”的身份，去杭州“视察”。专车停稳后众人下车，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不识好歹，走在陈璧君前面，幸被别人拉住，才没有拂了陈璧君的“威风”。

　　陈璧君派头十足满面春风地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

　　在老字号的西冷饭店，陈璧君一口气吃掉一个红烧羊头，连说“好吃！好吃！”。

　　陈璧君春风得意地“视察”，“慰问”驻守在此的日伪军，遭到当地抗日游击总队三大队的伏击，陈璧君的轿车连中数弹，滑向路边，最后横着停在公路旁。陈璧君钻到车座下面，才拣了一条性命，陈璧君再也不敢到处“视察慰问”了。

　　日本投降前，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两天后，汪的尸体被送回南京。停灵期间，陈璧君亲自拟定了一张名单，凡是“部长”级的人，都要分批通宵守灵。

　　一天半夜，陈璧君的妹夫褚民谊困倦至极，不由打起瞌睡来。还未睡着，就被陈璧君看见了，立即大声骂道：“褚民谊，你对得起你姐夫汪先生吗？给我站好！立在灵柩边，直到天亮！”

　　伪文官长徐苏中因不堪夜寒，找来一条毛毯裹在身上，被陈璧君看到后骂了个狗血淋头，“徐苏中，你起来！回公馆抱着小老婆纳福好了！守什么灵？汪先生对你如何？你守一夜灵都不肯吗？”

　　在一星期的守灵中，除陈公博、周佛海外，几乎所有守灵的伪府官员都受到程度不等的训斥。

　　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没有派人公开逮捕在广州的陈璧君，而是由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出面，约她和褚民谊到重庆商谈“善后事宜”，实则准备在路上将陈、褚二人逮捕。

　　陈璧君没有怀疑其中有诈，以为蒋介石真的拿她当“老革命”而特殊优待她。她高兴地整理行装，准备飞往重庆，还让人买了一筐刚上市的洋桃，准备带到重庆，送给宋美龄。

　　陈璧君和褚民谊在赶往机场的路上被特务控制起来，从此成了囚犯。随后，陈璧君被关进了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从此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即使落到这种下场

　　陈璧君，丝毫不改其骄横态度，和她关押在一起的这些大小汉奸，仍必须尊称其为“汪夫人”，对她唯命是从，稍不小心，就遭到她的大声呵斥。就连看守所长也不敢直呼其名，见面恭恭敬敬地称其“汪夫人”或“陈先生”。

　　有一次，一个狱卒直呼其名，被她怒斥一顿，说：“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的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用人，你也配这样叫我？”

　　最后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庭以“通谋敌国、残害地下同志、取决粤政、与汪精卫同恶相济、主持特务、糟践抗战大计”等罪审判陈璧君。

　　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服刑。

　　陈璧君在法庭上叫嚷：“你们说汪先生卖国，可卖的是南京还是重庆呢？我有被枪毙的勇气，没有坐牢的耐心，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其狂妄可见一斑。

　　苏州解放，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后，陈璧君被移解到苏州公安局看守所，几个月后，陈又被解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

　　陈璧君身体不好，患有多种疾病。在提篮桥监狱的几年间，先后5次被送到设备齐全的监狱医院治疗。

　　这让陈璧君从最初持有敌视情绪，到逐渐服从了管教，与管教人员也有了交流，表示“感激和佩服共产党的改造政策”。

　　陈璧君借来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连续读了八遍，她说：“看了这一些书籍，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的道理。”

　　她在思想汇报中还写道：“我不能做一个迈进社会主义的主人，我也要做一个前进的社会主义的鬼，我不会堕落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是陈璧君的老友，她们考虑到陈璧君身体不好，便向新中国高层反应说情，希望能以一种宽善的形式，放陈璧君一马。

　　毛主席很爽快地答应了二人的请求，但要求陈璧君写一份悔过书，然后由政府颁布特赦令，还其自由。

　　倔强的陈璧君断然拒绝，她坦言道，“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是为了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1959年，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走完了她六十八岁的人生，因为她的子女都在国外，所以，她的骨灰是由儿媳之弟收殓火化，骨灰送到广州，一年后，她的子女将骨灰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中。

　　陈璧君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并不是在前台的风云人物，但是，她却是可以左右汪精卫的关键人物，说她操控汪精卫也许有些不妥，但如果没有她，汪精卫是否会成为汉奸，还是充满着很大历史变数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