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博览 4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汉武帝在位几十年，为西汉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06年，他多次要求地方上推举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并规定要按人口比例每年每郡推荐1～6人不等。不推举人才的地方官要问罪。被推荐的人按四个科目分类。第一科是德行，第二科是儒学和学术，第三科是明习法令的人，第四科是行政人员，后来又增设了茂材汉武帝异图科。他的这种选举官员方式，就是“察举”制。同时，允许官吏和平民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有才能的人可以自荐。他在位时通过上书自荐得官的很多，如东方朔、徐乐、主父偃、严乐等。主父偃出身贫寒，怀才不遇，元朔元年（前128年），他上书听陈政见为武帝赏识，一年之内，四次升迁。第二年，主父偃建议武帝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恩将其余的儿子在自己的封地内再度封侯，但新封的侯不再受原封国的管辖，直接由各地郡县管理。此举名为皇帝恩德的推广，实际上剥夺和缩小了诸侯王的势力和实权，许多大的封国被分成几个或十几个小侯国。淮南王刘安就是由于对此不满而起兵叛乱的。

　　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部（州）。每部派刺史1人，在每年秋季巡行各郡国，监督地方豪强和官员的违法舞弊行为。经刺史考察优秀的地方官可以向朝廷推荐，有劣迹的可以罢免。刺史品级不高，不处理日常政事，使地方官惧怕，又不会危害朝廷的权力。同时武帝在朝中任用张汤、赵禹等一班酷吏，专门惩办违法官吏。武帝开挖昆明池时，所用十万劳役，竟全是因违法而被追究治罪的官吏。

　　武帝还进一步强化皇帝的用人权，削弱丞相的权力。汉初丞相都是由功臣充任。丞相总揽朝政，百官恭谨听命。即便是内史（都城最高长官）这样的高官，若与丞相冲突，丞相也可以先斩后奏。丞相推举的人，往往可直接任命为郡守或朝中的九卿。丞相与皇帝可以坐而论道，皇帝一般都很尊重丞相的意见。汉武帝改变丞相一职由功臣充任的传统，任用儒生为相。如出身贫苦的公孙弘，就被武帝破格任用为相，而不像功臣那样居功自傲，更不会与皇帝争权。后来汉武帝又把朝官分为中朝和外朝。将一些随时待奉左右的文人充实到“尚书”（原来主管文书档案）机构，让他们审阅公文，起草诏令，谋划政事。这些品级不高的尚书与同样品级不高的侍中、中书一起构成一个朝中之朝--“中朝”。实际上也是皇帝的智囊团。他们商量大事，作出决策后，再交给外朝的丞相去发布执行，丞相成了执行机构。外朝的九卿也可不通过丞相而直接上奏疏给皇帝。这样丞相一职实际被架空了，皇权得到加强。

　　建元年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太学应该算作我国第一个国立大学，是专门用来培养文官的。第一次将教育与选拔官吏结合起来，使西汉各级官吏的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武帝时官吏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卫青、霍去病、赵过、张骞、桑弘羊、金日磾、韩安国、霍光、东方朔、苏武等等。这些令后人也崇敬的人物，足以说明汉武帝时代，人才之盛。如果没有这些人，西汉历史，就会大失光彩的。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更体现在开拓疆土，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原王朝大规模远距离奔袭草原民族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汉武帝终其一生，始终保持了对北方民族军事上的优势，在历次大战中一直保持进攻态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正由于这一点，使西汉王朝也借势打通了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原与天山南北地区的联系。

　　更为难得的是，武帝晚年能反思自己一生得失，公开检讨自己的过错。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东巡至海，眼望波涛滚滚，无边无涯，终于放弃了与海中神仙相会的念头。回程时，在钜定（今山东广饶县北）看到田里农耕正忙，便操起农具，亲自到田里参加劳动。在泰山祭祀时，对天神和大臣检讨自己一生好大喜功，“使天下愁苦”。并发誓，“自今，事有伤百姓，縻费天下者，悉罢之！”。回到长安，遣退了所有的方士。当桑弘羊上疏，请求在轮台（今新疆轮台）筑亭帐、驻军屯田时。汉武帝下了一个著名的“罪己诏”，向天下宣示，自己不忍再“扰劳天下”，而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与民休息。所以他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其为“富民侯”，意思是让他“思富养民”。又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进的“代田法”和先进的农具。

　　武帝一生，南征北讨，耗费无数财力，建立巨大功业。晚年却能检讨自己，向天下表示忏悔，及时改弦易辄，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正由于武帝晚年政策的调整，西汉社会又趋于安定，为以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西汉盛世又沿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司马光译论说“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是由于他“晚而改过”。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启“昭宣中兴”，不愧为一代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