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十九章 明朝（2）

　　土木堡的惨败

　　自徐达兵伐北京，推翻元朝统治后，元朝残余势力逃往北方，后逐渐分裂为三支，瓦剌为其中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明永乐末年以来，瓦剌部的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开始对明朝虎视眈眈。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部首领也先大举入侵，发生了著名的土木之变，明军大败，英宗被俘，此次事变与英宗重用宦官王振有直接的关系。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y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赌博输了钱，债主追债，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非常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他，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

　　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邝埜（音kuàngyě，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音chéng）王朱祁钰（音yù）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这次出兵，本来就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到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刺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刺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瓦刺军赶来，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瓦刺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刺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抢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束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抓到皇帝的也先，一面用明英宗作人质，向朝廷要挟勒索；一面加紧带兵南下，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南宫之变于谦被害

　　土木堡之变后，瓦剌首领想利用英宗来要挟明朝割地赔款。于是，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挟持英宗，率军进攻北京城。此时的北京城中，只有老弱残兵约10万，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故而，当也先兵临城下之时，城中一片惶恐，许多官员主张都城南迁，只有兵部左侍郎于谦力主坚守北京。此时，英宗的长子，2岁的朱见深被皇太后立为太子，并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郕王非常赞成于谦的意见，下决心坚守北京，迎击也先，他将于谦提升为兵部尚书，由他指挥北京保卫战。

　　于谦，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字廷益。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进士。生性刚直，不事权贵。这次他亲临战场指挥战斗，抱着与京城共存亡的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经过于谦严密的军事部署，战士们顽强的抗击敌人，加之明朝百姓的积极配合，瓦剌军连战连败，不得不仓皇而逃。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谦立下了汗马功劳。大败而回的瓦剌再使阴谋，以送英宗回京为条件，要求与明朝议和。此时郕王已即位登基，是为景帝，史称“代宗”。明朝拒绝与瓦剌议和言好，也先无计可施。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在景泰元年8月将英宗送回北京。回京后的英宗当了个名义上的太上皇，被幽居在南宫。

　　景帝即位不久，就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料，一年后，朱见济夭亡，他又是景帝的独子，再也无人可以继立为太子了。大臣们纷纷请求恢复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景帝不予理睬。对幽居在南宫中的哥哥，景帝也并不放心。一天，御史高平上言，说南宫院墙边有一排大树，万一有人帮助英宗爬树逾墙而走，后果不堪设想。景帝深以为然，马上派了若干士兵，扛锯持斧，将那排大树尽数伐倒，明英宗得知景帝如此猜忌他，心中极为恐惧。

　　谁知到了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帝竟一病不起，皇太子又尚无人选，朝廷上下，一片混乱。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密谋迎取英宗重登大位，如果得逞，他们必然前程似锦。于是，他们紧张地筹划复辟事宜，正月16日，他们秘密征得英宗应允，然后又齐去徐有贞家中，制订详细计划。一向以善观天象自负的徐有贞爬上屋顶，仰观星相，然后急忙下来，对众人说：“星相表明，事成就在今日，机不可失，赶快行动！”一伙人连忙商量发动政变的具体方法，苦于没有借口带兵进入皇宫。正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有边疆官吏进京报警。徐有贞一听，大喜过望，忙说：“简直是天赐良机！咱们就以此事为借口，假称为了加强戒备，带兵入宫！”

　　半夜时分，他们偷偷开了长安门，率领1000多名士兵潜入宫中。在夜幕之下，徐有贞一伙直奔南宫而去。南宫厚重的大门紧紧关闭着，怎么敲也敲不开。徐有贞断然命令士兵们抬来一根巨大的木头，照准南宫大门猛力撞击，一部分爬进宫墙里的士兵，与外面的人合力毁墙，一会儿，终于墙毁门开。徐有贞、石亨等人急忙一路小跑，进宫拜见英宗。请英宗坐上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车子，一行人簇拥着车子，飞快地向皇宫推去。

　　奉天殿里，龙座闲置在一旁，众人迅速地将它推到大殿正中，将英宗扶到座前。重新又坐上龙椅的英宗环顾四周，恍如梦中。英宗刚在龙椅上坐稳，东方已经破晓。上朝的百官们发现今天的皇宫不同于往日，都很惊讶。这时，只见徐有贞来到百官面前，趾高气扬地高声说道：“太上皇复辟了！百官速来朝贺！”一听此言，百官大为震惊，呆立片刻，又不敢不从，纷纷前去拜贺。就这样，明英宗又成了大明天子。这场宫廷政变，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

　　病床上的景帝又恢复到从前郕王的身份，他定的“景泰”年号也被改为“天顺”。景帝被抬入西宫，没过几天就病逝了。

　　英宗复辟后的第二天，得势的徐有贞、石亨等人就急不可待地怂恿英宗下旨逮捕于谦、王文、陈循、商辂、俞士悦、范广等文武官员。原来，这个策划南宫复辟的徐有贞就是“土木之变”后极力主张迁都南京的徐珵。因为南迁的建议受到于谦的强烈反对和众人的耻笑，自知名声不好，才改名为徐有贞。后来，他又曾要求于谦在景帝面前推荐他当国子监祭酒，于谦举荐之后，景帝觉得徐有贞太奸邪，故而未用。徐有贞对于谦就更加忌恨。

　　另一个发动政变的石亨，本是一名犯罪的军官，因于谦的起用而被赦出狱。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战功，被升了官。他自知功劳不及于谦，却被晋封为侯，心中感到惭愧，就上疏为于谦请功，推荐于谦的儿子为千户。于谦坚辞不受，并上疏说：“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及私恩。且石亨身为大将，不闻举荐一个贤才，提拔一个军人以补军国，而唯独推荐我的儿子，于公议过得去吗？臣子军功不能凭借侥幸，绝不敢给我的儿子滥加功劳。”因为这件事，于谦惹恼了石亨，使他深恨于谦。此外，石亨的侄子石彪贪婪横暴，胡作非为，受到于谦的弹劾，石亨对于谦更加怀恨在心了。

　　宦官曹吉祥平日受到制约，不能为所欲为，对于谦也深为不满。这帮小人在英宗复辟后，以迎复功高，大受英宗宠信。他们趁机打击报复、欲置于谦等忠臣于死地。

　　为了陷害于谦，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罪名，诬蔑于谦、王文图谋迎立襄王（英宗叔父）之子为太子，这是“谋逆”的死罪。因为毫无证据，便以“意欲”二字定案。

　　英宗本来还犹豫未决，认为于谦有功，不忍杀害。徐有贞在一旁怂恿道：“不杀于谦，今日之事就显得毫无理由了。”英宗就决意将于谦杀掉。

　　临刑那天，于谦等人被押赴刑场，当众斩首。百姓们蜂拥而上，群情激愤，怒斥奸臣陷害忠良，刑车被愤怒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徐有贞等人见势不妙，连忙加派兵士，强行驱散百姓，然后急冲冲地将于谦等人开刀问斩了。

　　于谦被杀害后，家属发配到边疆充军。他的家也被抄了，除了一些书籍之外，家徒四壁。所住的房舍破旧不堪，仅能遮风蔽雨而已。景帝曾赐给他府第，但被他拒绝了。

　　于谦死后，天下百姓无不为之痛心。有一位叫陈逵的官员，感念于谦的耿直和功绩，不畏徐、石之流的淫威，冒死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将灵柩运回他的故乡杭州，安葬在风景秀美的西子湖畔，旁边紧挨着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祠墓。后人来此，无不感慨万千，有人作“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来悼念含冤而死的民族英雄。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数百年来，人们传诵着于谦年轻时候写的这首《咏石灰》，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不问政事的朱厚照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第十位皇帝，他的父亲是宪宗朱见深。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宪宗皇帝去世，由他儿子朱祐樘继位，年号为弘治。朱祐樘18岁登基，作了18年皇帝。他好读书，性情温和，政治上比较清明。史书上认为明朝皇帝中，太祖、成祖是创业的皇帝，仁宗、宣宗是守成的皇帝，再其次便是这位孝宗了。史书称他“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孝宗皇帝病死。由太子朱厚照继位，定明年（1506年）为正德元年。

　　朱祐樘临死之前，把太子托付给众臣，说他虽然聪明，但好玩成性，请众大臣务必辅以正道。“知子莫若父”，朱祐樘既了解儿子的毛病，又没有很好教育他，任他被周围的人随便摆布。当时，朱厚照作太子时，他周围有八个太监来伺侯他。其中为首的一个叫刘瑾。入宫前，他本是兴平（今陕西兴平）的一个小流氓。刘瑾教太子玩掷骰子、玩骨牌、呼卢喝雉，把个东宫的书房变成了赌场。

　　朱厚照15岁即位，正是懂事又不懂事的年龄。每天便被司礼监王岳唤醒，催他上朝。他睡眼惺忪地坐在硬梆梆的御座上，前仰后合，听那些大臣的奏章。对他们讲的那些事情，他既不明白，也不感兴趣，只好随口应着：“好，好，准啦！”退朝以后，还有一大堆枯燥无味的奏疏本章要他看。孝宗皇帝还有一个制度，那就是“经筵”，让翰林院的学士们给皇帝讲读经史。更有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所谓的“谏官”，专门挑皇上的毛病，这些程序，朱厚照都腻烦透了。这时，刘瑾等人就告诉他，他是皇上，是谁也管不了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看谁不顺眼就可杀谁的头。朱厚照认为刘瑾说得有理。

　　从此，朱厚照可以随意不上朝，也可以把奏疏交给内阁大学士或司礼监，让他们去办。至于谏官们上的谏章，随意一扔就算了。他要刘瑾他们陪他玩，要玩得尽兴，玩得痛快。开始他骑马射箭，领着人带着鹰犬，跑出几十里地去打猎；后来又喜欢上了歌伎舞女。那时候他白天跑出去玩，晚上在宫里玩。有时候还要换上便装，偷偷地溜到街市上去逛。朱厚照不问政事，就给刘瑾等一伙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渐渐干预起政事来了，横行不法。于是人们便给他们八个太监起了一个总外号，叫做“八虎”。这八个太监是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邱聚、高风。他们沆瀣一气，把持朝政，谁敢反对他们，便假借皇帝的名义，不是处死，就是下狱，再不就调往外地，整个朝政成了“八虎”的天下。

　　那刘瑾给皇帝造安乐窝，让他整日沉醉在酒色安乐之中，无暇去过问政事。他在宫外建造了一座穷奢极侈的“豹房”。刘瑾认为，皇宫内究竟属于禁地，各色人等出入十分不便，于是就把“豹房”建在皇宫外边。豹房由一座几层高的宫殿作中心，两厢设了许多密室，栉列串连，如同迷宫。刘瑾又派人去全国各地，召来一些美女、妖僧、幻术士等人，天天伺侯皇上淫乐。

　　刘瑾并未太走运，他后来被大臣杨一清用计向武宗揭发他的罪行，这朱厚照作了件好事，杀了这个对他有功的太监。

　　刘瑾死后，太监江彬又受到朱厚照的青睐。朱厚照在京城玩腻了，便换上一套军装，自称“镇国公”，由江彬陪着，带几百名奋武营的健卒当随从，悄悄出京，跑到宣府游乐。那江彬早有准备，半年前就在宣府为皇帝建了一座府第，供皇帝居住。还在府门上悬了“镇国公府”的匾额。别人只知这里住着一位高官，却不知便是皇帝。朱厚照时常让江彬领着，夜间闯入老百姓家，看到美貌妇女便抢回“镇国公府”，供他蹂躏，连地方官的妻女也不例外。有一天，朱厚照打扮成一个军官模样，一个人跑到郊区的梅龙镇上，见一酒店当垆的小姑娘生得美貌，便走进店去假做饮酒，加以调戏。小姑娘不从，小姑娘的哥哥拿起钢叉要扎朱厚照。这时江彬带人跑来，硬把小姑娘抢进镇国公府，终被朱厚照凌辱。

　　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四年，朱厚照玩乐的瘾头越来越大。他觉得以皇帝的身分出游，十分拘束不便，于是就取了个假名叫朱寿，又自封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命江彬为“威武副将军”。他们频繁往来于京师和宣府、大同之间，又从大同渡黄河，经榆林、到绥德，然后抵达太原。所到之处，居民只得将家中女人藏起来，以免被强征去。北方玩够了，便想到南方去玩。正德十四年九月，朱厚照到了南京见到江南景色自是与北地不同，不禁留连忘返，少不了还要广征佳丽，骚扰民间。

　　九月，朱厚照一行人走到一个叫积水池的湖泊，朱厚照见有许多渔人在湖里打鱼，他又来了兴致，让人弄来一条小船，他也要当一会儿渔夫。大臣们劝谏不听，朱厚照迳自下到小船上，船夫把船摇到湖心，朱厚照便高高兴兴地站在船头上，举起网来，张开胳膊撒了出去。可惜他的身子被酒色淘空了，一时站立不稳，竟随着那网儿一起落进水中。等捞上来时，连淹带吓，话也说不出来了。

　　朱厚照从此得病，辗转床褥半年，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死于豹房，年仅31岁。纵观其荒唐的一生，即位以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仅仅为了自己的娱乐而出游各地，胡作非为，自古以来，则只有商纣王、隋炀帝及明武宗几人而已。

　　杨一清计除刘瑾

　　土木之变以后，明王朝开始衰落。明英宗以后的几代皇帝，都昏庸腐败。他们不可能吸取王振误国的教训，一味依赖宦官。宦官专政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明宪宗朱见深（朱宗的儿子）在位的时候，宦官汪直专权，在东厂以外，又设了一个西厂，冤死不少好人。

　　公元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他身边有八个宦官，经常陪伴他打球骑马，放鹰猎兔，为首的叫刘瑾。明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这八个宦官依仗皇帝的势，在外面胡作非为，人们把他们称为“八虎”。

　　一些大臣向武宗劝谏，要求武宗铲除“八虎”。刘瑾等得到消息，就在武宗面前哭诉。明武宗不但不听大臣劝谏，反而提升刘瑾为司礼监，又让刘道两个同党分别担任东厂、西厂提督。

　　刘瑾大权在手，就下令召集大臣跪在金水桥前，宣布一大批正直的大臣是“奸党”，把他们排挤出朝廷。刘瑾每天给武宗安排许多寻欢作乐的事，等武宗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他把大臣的许多奏章送给武宗批阅。明武宗很不耐烦，说：“我要你们干什么？这些小事都叫我自己办？”说着，就把奏章撂给刘瑾。

　　自这以后，事无大小，刘瑾不再上奏。他假传明武宗的意旨，独断专行。刘瑾自己不通文墨，他把大臣的奏章全带回家里，让他的亲戚、同党处理。一些王公大臣，知道送给明武宗的奏章，皇上是看不到的。因此，有什么事上奏，就先把复本送给刘瑾，再把正本送给朝廷。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北京城里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刘瑾怕人反对，派出东厂、西厂特务四处刺探；还在东厂、西厂之外，设一个“内行厂”，由他直接掌管、连东厂、西厂的人，也要受内行厂监视。被这些特务机构抓去的人，都受到残酷刑罚，被迫害致死的有几千人，民间怨声载道。

　　刘瑾还利用权势，敲榨勒索，接受贿赂。地方官员到京都朝见，怕刘瑾给他们的找麻烦，先得给刘瑾送礼，一次就送二万两银子。有的官员进京的时候没带那么多钱，不得不先向京城的富豪借高利贷，回到地方后才偿还。当然，这笔钱最后仍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的。

　　公元1510年，安化王朱蜫鐇（音zhìfán）以反对刘瑾为名，发兵谋反。明武宗派杨一清总督宁夏、延绥一带军事。起兵讨伐朱蜫鐇，派宦官张永监军。

　　杨一清原是陕西一带的军事统帅，在训练士卒、加强边防方面立过功。因为他为人正直，不附和刘瑾，被刘瑾诬陷迫害，后来经大臣们营救，才被释放回乡。这回明武宗为了平安化藩王叛乱，才重新起用他。

　　杨一清到了宁夏，叛乱已经被杨一清原来的部将平定，杨一清、张永俘虏了朱蜫鐇，押解到北京献俘。杨一清早就有心除掉刘瑾，他打听到张永原是“八虎”之一，刘瑾得势以后，张永跟刘瑾也有矛盾，就决心拉拢张永。

　　回京的路上，杨一清找张永密谈，说：“这次靠您的大力，平定了叛乱，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铲除一个藩王容易，内患却不好解决，怎么办？”张永惊异地说：“您说的内患是什么？”杨一清把身子靠近张永，用右手指在掌心里写了一个“瑾”字。张永一看，皱起眉头说：“这个人每天在皇上身边，耳目众多，要铲除他可难啊！”

　　杨一清说：“您也是皇上的亲信。这次凯旋回京，皇上一定会召见您。趁这个机会您把朱蜫鐇谋反的起因奏明皇上，皇上一定会杀刘瑾。如果大功吉成，您就能名扬后世啦！”张永心里犹豫了一下，说：“万一不成功，怎么办？”杨一清说：“如果皇上不信，您可以痛哭流涕，表明忠心，大事一定能成功。不过这件事一定要动手得快，晚了怕泄漏事机。”

　　张永本来对刘瑾不满，经杨一清一怂恿，胆子也壮了起来。到了北京，张永按杨一清的计策，当夜在武宗面前揭发刘瑾谋反。果然，明武宗命令张永带领禁军捉拿刘瑾。刘瑾毫无防备，正躺在家里睡大觉，禁军一到，就把他逮住，打进大牢。

　　明武宗派禁军抄了刘瑾的家，抄出黄金二十四万锭，银元宝五百万锭，珠玉宝器不计其数；还抄出了龙袍玉带，盔甲武器。明武宗这才大吃一惊，把刘瑾判处死刑。

　　刘瑾虽然被杀，但是明武宗的昏庸腐败却是无可救药的。他杀了刘瑾之后，又宠信了一个名叫江彬的武官，在江彬的教唆下，他多次离开北京到宣府（今河北宣化）寻欢作乐。把朝政大权交给江彬，江彬又趁机贪污受贿，排斥好人。

　　由于明王朝的腐败统治，土地兼并不十分严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更加繁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公元1510年，北京附近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两年，起义军横扫河北、山东、山西等八个省；四次逼近北京，给腐朽的明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

　　唐赛儿造反

　　唐赛儿是山东省蒲台县（今东滨县）人，祖上世代行医。她从小也学会医术，练过武功。长大后嫁给同村农民林三。后来加入了白莲教，当了“佛母”，经常无偿地给农民治病，所以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永久十八年，山东蒲台一带瘟疫流行，有许多人来找唐赛儿医治。唐赛儿和她的丈夫无偿地给乡亲们治病。唐赛儿在给人治病时，夹杂上宗教色彩，说这些治病的药物是弥勒佛所赐，于是许多病人在好了以后纷纷加入白莲教，当了教徒。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来找唐赛儿治病和入教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地方，疫病流行严重，唐赛儿还要亲自去施医舍药。不久，“唐佛母”的大名在这一带几乎尽人皆知了。

　　唐赛儿外出治病时，她的丈夫林三便在家里舍药。他本来医术不高，只跟妻子学了点医治疫病的方法，不小心自己也染上了瘟疫。邻居董彦杲看林三染病，急忙跑到青州府把唐赛儿找了回来。等到唐赛儿跑回家一看，林三已经死去了。唐赛儿痛哭流涕，索性在林三灵柩前把头发剪了，作了尼姑。

　　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唐赛儿丈夫死了，大家认为都是因唐赛儿一心只顾为别人治病，没能及时医护丈夫，才作了寡妇，又听说她已出家为尼，大家对她又怜惜、又感激。林三出殡那天，许多人不约而来，给林三送殡。这蒲台县的一个小村庄，竟聚集了几千人。一时香烟缭绕，铙钹齐鸣，大家齐声口宣佛号，抬着林三的灵柩向墓地缓缓前进，气氛倒也肃穆庄严。

　　送葬队伍刚出村口，便见大道上来了十几名捕快，个个手拿铁尸锁链，拦住了送殡的人群。一个捕头模样的人喊道：“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董彦杲走过去说：“尊差，我们村的林三死了，这是出殡。”

　　“出殡干嘛来这么多人？这林三是多大的官儿？”

　　“林三就是个农民。”

　　“得啦！县里的大老爷早就听说了，你们这是白莲教，想借出殡的机会聚众闹事。”说着一指唐赛儿，对手下的捕快说，“那就是为首的妖妇唐赛儿，把她锁了押进县里去！”

　　一个捕快来到唐赛儿面前，抖出手中的铁链便往唐赛儿头上套。旁边一个叫宾鸿的大汉忍无可忍，大吼一声，把捕快的铁链夺下，顺手一轮，正砸在那捕快头上。那捕快“嗷”地叫了一声，头破血流，极时倒地不动了。

　　拒捕伤人，这是杀头的罪名。宾鸿豁出去了，手里的铁链飞舞，又有一名捕快被打倒。捕头一面拔刀一面大喊：“反了，反了！”腰刀刚刚出鞘，董彦杲就一把夺过。捕头拔腿便跑。前面一个打幡的孩子用幡杆一栏，捕头“噗”一声被绊倒在地。董彦杲赶上前举刀砍下，眼看捕头腿儿蹬了几下，也不动了。

　　其他几名捕快见到这个情景，纷纷把腰刀和铁尺举起来，干咋呼了几声，扭头就跑。激忿的群众追上去，抡起幡杆槓子，一阵乱打。几个腿快的逃掉了，另外几个倒在了血泊里。

　　唐赛儿见事情闹大，跟董彦杲和宾鸿商议，只好一不作，二不休，就势造起反来。大家推举唐赛儿为首，董彦杲和宾鸿为副，组织起了“白莲军”。当场参加的便有500多人。

　　当地的穷苦百姓，被那些贪官污吏盘剥压迫，早就群愤激昂。现在唐赛儿登高一呼，一些农民纷纷来投，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上万人。

　　唐赛儿带着“白莲军”到处攻城破县、杀贪官，开仓济贫，受到群众拥护，队伍越发展越大，不但有农民参加，连城市贫民也来参加，声势越来越大。

　　特别是那些打了败仗后逃回去的官兵，为了推脱责任，更把“白莲军”大加渲染，说唐赛儿能剪纸为马，撒豆成兵，呼风唤雨，役使鬼神。弄得附近各州县的地方官，惶惶不安。只好把告急文书，申奏朝廷。朱棣接到各地申报大怒，下令山东都司和各卫所驻军合力围剿，如有失误，一律问斩。

　　山东省都司和各卫所将领，接到朱棣旨令，哪敢大意，便都各调所辖兵马，联合作战，对“白莲军”前堵后追，全力围剿。

　　“白莲军”将士作战虽然英勇，但起义的大都是当地农民，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几个主要将领，也是平民出身，没学过什么兵法，不懂得领兵打仗。打仗时只凭硬打猛攻，没有明确目标，只知攻城济民，打了就走。一次在占领即默在赴莱阳途中，中了官军的埋仗，全军被击溃。唐赛儿、董彦杲和宾鸿等几个主要首领侥幸没有被捉住。但这次起义却失败了。

　　白莲军起义，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但轰轰烈烈，在胶东中部一带，纵横数百里，打击了明朝的统治，唤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意识。特别是唐赛儿，以一个年轻的寡妇，登高一呼，竟能聚集起几万人来反抗朝廷，更是对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挑战，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响马”举义旗

　　明英宗的时候，政府强迫京都附近地区的老百姓养马，以供军用。政府是按百姓家中的丁田分派任务，把这些人家称做“马户”。每年政府都要征收小马，如果是种马死了或者小马的数量不足，马户都得赔补。在当时，一些田地都被官员霸占去了，草场一天比一天少，饲料十分短缺，马户苦于这种孳养，可是地方官又时刻催逼，老百姓实在是走投无路，在这种状况下，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河北农民展开了反抗这种苛政的斗争。

　　起义军的首领杨虎，是一个著名的“响马”，多次受到官军的追捕，而刘六、刘七哥俩都是当时的贫苦农民。他们起义后推杨虎为首领，攻打京城南面的州县。因为起义爆发在军马寄牧的京城附近地区，许多马户都参加了起义，起义军拥有许多马匹，这样，行动速度就比较快。官军因兵弱马少，对他们无可奈何。地方州县的官吏不是闻风而逃，就是开门献城。

　　起义军声势浩大，攻下文安后，转着弯儿杀去，回旋在河北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地方官不是开城纳款，便是望风而逃。从正德六年正月到三月，三个月的时间，义军便像一阵旋风那样，在博野、饶阳、南宫、无极、东明、滨州、临朐、监淄、昌乐、日照、蒲台、武城、阳信、泰安等州县畅行无阻，还攻下了孔子的老家曲阜。可惜义军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只是为反抗压迫，提出的也仅仅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样的绿林口号。攻下城池后就开仓分粮，没收县库，然后就离开。因而始终也没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明朝廷看义军声势日渐壮大，便派张伟任总兵、马中锡任提督军务，率京营两万人南下征剿。

　　义军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刘氏兄弟带领，一路由杨虎和赵风子带领，一东一西，既分兵又呼应，牵制官军。刘六、刘七一队首先攻掠山东、接着又进入河南，便南下抵达湖广、江西地区，然后仍由原路杀回来，回到霸州。几个月时间，转战数千里。另一股义军在杨虎和赵风子率领下，从河南转入山西，纵横几千里，所向披靡。义军打起仗来，骑兵像潮水一般，直陷敌阵，个个骁勇。

　　后来两路义军在武安（在今河北）会师。稍事休整，又合兵北上，直逼北京。正德皇帝令兵部尚书何鉴急调三路人马保卫京都。这三路人马，一是各地卫所驻军，二是守卫京都的京军，三是各边镇的边兵。

　　义军打到信安镇（天津以西），看北京守卫太强，便又分兵南下，一去山东，一去河南。明廷一看义军退走，便以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定为监军，率领三路大军，撒开大网，向义军围剿过来。此时官军人数超过义军几十倍，形势对义军很不利。

　　正德六年十一月，杨虎在河南夏邑县渡过小黄河时，遭到伏击船只沉没，杨虎因不会游泳，溺死在水中。杨虎死后，义军在赵风子主持下，改变过去“响马”式的组织结构，组成28个营的正规军，推杨虎的结义弟兄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自己任副元帅，树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大旗。说明义军从单纯的反抗压迫，变为要决心推翻明朝的统治了。

　　正德七年二月，赵风子部已有步卒13万人，骑兵5000了。当年闺五月，赵风子义军在河南南召与官军大战，义军寡不敌众，全军溃败，义军将领或阵亡或被擒。

　　杨虎、赵风子一路义军被官军消灭了，官军便集中全部力量来围攻刘六率领的义军。当时刘六等想去塞北，但北边各关口都被严密封锁，只好又折回头来南行，辗转来到湖广。这里多是江河湖泊，骑马很不方便，义军只好弃马登舟。但北方义军长于骑战，却多不识水性。在一次战斗中，刘六不慎中箭，他不愿作俘虏，投江自杀了。

　　八月，刘七义军被官兵逼到狼山。狼山在通州（今南通州）城南，背靠大江，险峻高耸。在山颠峰麓，义军与官军死战，官军越战越多，有时竟是几十名官军拚战一名义军，最后义军全部英勇战死了，刘七也投江而亡。

　　刘七站在山颠，满身血迹、横刀微笑，他转身一跃，宛如一只黑色的燕子，直朝下面的大江坠去。

　　明廷为对付河北农民起义军不得不调集各地卫、所，京营和边兵几十万人，耗军费数百万两。明政府把抓住的义军都进行残暴狠毒的处治，有的义军将领处以残酷的剥皮之刑。

　　“响马”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在两年的时间里，转战河北、河南、江南七个省，袭破几十座州县，杀了上千名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把反抗的种子播撒在人们心中。

　　杨继盛斗严嵩

　　明世宗即位后，看到明朝逐渐衰落，一开始，还在政治上进行了改良，对税收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对宦官的权力加以限制，但都没有多大效果。后来明世宗竟迷信道教，在宫内设置仙坛，也就没有心思料理朝政了。大学士严嵩因为祭神文书写得好，获取世宗的好感，很快被提拔为内阁首辅（即宰相）。

　　严嵩当了首辅后，除了对世宗进行拍马奉承，还跟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干尽了坏事。许多没有血性的朝廷官员都投靠严嵩，为自己找个靠山。朝廷里的官员有30多个是严嵩的干儿子，这些干儿子各把持一个重要部门，朝廷里的大权就操纵在严嵩的手里了。

　　瓦剌部落强盛后的几十年里，北方蒙古族的鞑靼部落也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对明朝构成极大的威胁，严嵩却不练兵、不备战，反而大量地贪污军饷，边防兵士受冻挨饿。鞑靼首领俺答经常带兵侵扰边境，几次打到内地，明军不战而退。俺答长驱直入，不费一兵一卒就打到北京郊外。明世宗慌忙派仇鸾指挥。仇鸾是严嵩的同党，严嵩怕他打了败仗以后自己不好交代，就指使仇鸾不要与鞑靼兵交战。结果，十几万明军一箭未发，坐视鞑靼人烧杀掳掠，抢走大批人口、牲畜、财物。

　　仇鸾不仅不抵抗，而且暗中勾结俺答，相与之议和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情。仇鸾的行为激起了大臣们的义愤，一致反对议和，其中最反对最坚决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杨继盛是保定容城人，家境贫寒，七岁时丧母，继母偏心，待他不好，很小就叫他放牛。当他每次经过村里私塾门口的时候，看到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都在快快活活地念书，心里非常羡慕。父亲见他人小志气大，就让他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杨继盛很聪明进步很快，老师很喜欢他。后来考中了进士，到京城里做了官，很多大臣都很赏识他的才能。

　　杨继盛是一个正直的朝廷官员，对严嵩、仇鸾的丧权辱国行为，切齿痛恨，就上奏明世宗，反对议和，在奏章中写到：“我明朝人多地广，只要朝廷发愤图强，发展生产，精选强将，苦练精兵，就不怕打不败鞑靼。”明世宗一开始还很赞同杨继盛的看法，后来又禁不住仇鸾的花言巧语的劝谏，说同鞑靼议和有多少多少好处。明世宗不仅没有采纳杨继盛的建议，反而听信仇鸾谗言，把杨继盛贬职到狄道（今甘肃监洮）做了曲史小官。

　　到了狄道，杨继盛还是一样信心十足。狄道是临洮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人都不识字，对外很少联络，所以这里非常贫穷落后。杨继盛第一件事就是办学校，选了一百多名青少年到学校念书。有些孩子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学，杨继盛就把夫人的衣物和自己的马卖掉，救济他们。老百姓看杨继盛对他们这样好，都很爱戴他，尊称为“杨父”。

　　杨继盛遭到贬职以后，明世宗接受了仇鸾议和的主张，明朝与鞑靼停止了战争，但俺答又常来侵袭边境地区。明世宗一看同鞑靼协和，明朝并没得到什么好处，还没等他降罪下来，仇鸾就吓得得病死了。这时候，明世宗才想起，当初应该接受杨继盛的建议，于是又把杨继盛调回京城。

　　严嵩见皇上这样信任杨继盛，就想来拉拢杨继盛，杨继盛却越发痛恨严嵩。他回到京城没几天，就上奏世宗，要求惩办严嵩，并揭发严嵩十大罪状，条条都有确凿的证据，他在奏章中说，严嵩十大罪状，妇孺皆知，唯有皇上一直受他的蒙骗。那是因为还有“五奸”，就是严嵩在朝廷上下的间谋、爪牙、亲戚、奴才、心腹。杨继盛的这个奏章，足可以致严嵩死命，严嵩又气又急，跑到世宗那里，一边为自己开脱罪责，一边诬谄杨继盛，说杨继盛如何如何对朝廷不忠。世宗听了大怒，第二天上朝时，把杨继盛打了一百廷仗，打入大牢。

　　杨继盛被打得体无完肤，腿上的肉被打开了，鲜红的翻过来，惨不忍睹，连狱卒看了都差点流泪。但杨继盛是条硬汉子，一点也不在乎。亲友给他送来蛇胆治伤，他却笑着说：“蛇胆，用不着，我自己有胆。”杨继盛被关了三年大牢，一直也没打听到他有什么罪证。一些大臣想营救他，严嵩也觉得没有理由再关他。可是严嵩的同党害怕把杨继盛放出来，又会跟他们过不去，就跟严嵩说：“杨继盛不杀，将来总归是我们的一条祸根。”严嵩一想，杨继盛要是放出来，对自己的威胁太大了。于是下了狠心，撺掇明世宗把杨继盛处死了。

　　由于严嵩长期把持朝政，各要害部门都有他的爪牙、亲信，明世宗对他也感到厌烦了。一天，明世宗请道士蓝道行扶乩，就是求神仙，这位蓝道士对严嵩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深恶痛绝，就借神仙的口叙严嵩的罪状，劝世宗除掉严嵩。世宗下不了决心，御史邹应龙平时也最恨严嵩，得知此事后，认为应该借这个机会攻击严嵩，杀杀他的威风，一想到杨继盛为此而招来杀身之祸时，又犹豫了。想来想去，决定先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下手，上奏皇上惩办他，只要严世蕃被治罪，严嵩一定会受到牵连。

　　主意已定，邹应龙就向世宗上了一道奏章，明世宗果然惩办了严世蕃，充军到雷州，同时勒令严嵩辞官回乡。

　　严世蕃及其同党根本没有到雷州充军，却偷偷溜回老家，收罗江洋大盗，勾结汉奸和倭寇，准备叛逃到日本，御史林润得知此事，又向世宗揭发。

　　昏庸的明世宗看到林润的奏章，大为震惊，这才完全明白严嵩一伙的行经。便立刻派人捉拿严世蕃及同党，一律斩头示众，并对严嵩给予削职为民的处罚。

　　汤显祖“一生四梦”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秋节前夕，江西抚州临川镇的一家书香门第内，传出刚落地的婴孩的呱呱哭泣声。这个婴孩便是后来的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

　　汤家及书香门第，共藏书4万余卷。汤显祖一出生，进入他视线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书。到了弱冠之年，他几乎读遍了家中的所有藏书，能够出口成章，素有“临川大才子”之称。21岁时，风度翩翩的汤显祖便中了举人。

　　万历二年（1574年）春，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庇护下，其长子张敬修考中进士。万历五年（1577年）春，朝廷将如期举行会试。张居正事先想出一个既可以使次子张嗣修一举及第、又可以掩人耳目的好办法，即搜罗部分海内名流，到时候让其次子与他们同时入选。张居正早就听说汤显祖、沈懋学是天下才子，就命人想方设法邀他们进京。沈懋学被张氏父子拉拢过去，结果，他考中状元，张嗣修名列第二。

　　万历八年（1580年）岁首，张居正三子张懋修和同乡王篆登门拜访汤显祖。张懋修刚一落座，便直截了当地说：“希望与汤公同时参加会试！”汤显祖仰头狂笑了一阵后，一语双关地说：“我还是当我的处女，不敢失身！”坐在一旁的王篆被汤显祖笑得脸上阵阵出火，他连忙上前拉起张懋修，当他们刚刚走到门外时，只听客厅里的汤显祖又发出一阵狂笑声。

　　当年三月，张懋修考中状元。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居正已死去一年，汤显祖才考中进士。

　　万历十二年（1584年）春，汤显祖带领家眷，携万余卷书，去南京任太常博士。

　　万历十九年（1590年）闰三月的一个夜晚，天空出现彗星，神宗由此颁布诏书，严厉指斥谏官未能尽职尽责。汤显祖趁机呈给神宗皇帝一篇《论辅臣科臣疏》，其中写道：“谏官难道都不称职吗？其实，事出有因，陛下的权力被内阁大臣所窃取，谏官要看着他们的脸色行事，也就不敢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御史丁此吕首先站出来告发嵇应科、陆檄、戴光启等考官在乡试、会试的过程中，偏向张居正三子。去年，御史万国钦揭露一些边地将帅丧师辱国等罪恶行径，却被申时行赶往剑州。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谁就遭到各种打击和迫害。于是，那些不知廉耻之徒，只知道向执政者献媚求崇。他们得到高官厚禄后，只是认为是执政者赐予他们的。纵然他们将来落个臭名，可是，今日已享尽荣华富贵。给事中杨文举奉诏赈济灾民，不料，他得到地方官的贿赂累计百巨万。他抵达杭州后，每日在西湖上举行宴会。给事中胡汝宁攻击敢于揭露科场舞弊事件的饶伸，充当权门的鹰犬。陛下刚刚下诏责备谏官不敢犯言直谏，可是，内阁大臣仍继续干着欺上瞒下的勾当。我请求陛下立即免去杨文举、胡汝宁的官职，以此为内阁大臣敲敲警钟。”神宗看了他的奏疏，说道：“此人假借议论国事之名，攻击内阁大臣，让他到广东的徐闻县当典史去吧！”

　　徐闻县城，地处天涯海角。从早到晚，云雾弥漫；一年四季；阴雨连绵。皇帝把汤显祖贬谪到这里，汤显祖并不后悔。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敢于向君王进逆耳忠言，尽到了一个臣子应尽的责任。

　　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春，朝廷任命汤显祖为遂昌知县。他一到任，就为当地百姓除掉两大害：捕杀伤人的猛虎十几只，处死打家劫舍的大盗100多人。

　　令具有诗人气质的汤显祖最感到欣喜的是：身在遂昌县城，四处都能望到碧绿的梧桐树，望到蜿蜒起伏的青山。用他的眼光看：这里虽然不象大都市那样人口稠密，可是，村落相连，也足凑成上千家。他每日一觉醒来，就匆匆地到衙内处理公务。有时，他趁着月夜，到长桥边饮酒、赋诗；有时，他乘着春风，到田野里听牧童、村姑唱山歌。一天，他站在高处向四周一望，自言自语地说：“山城到处有可以耕种的园田，用不着象陶渊明那样，非得辞去彭泽县令，回到故乡，才能从事农业生产。”

　　万历二十六年（1597年）春，汤显祖退出官场，回到故乡。他的新居建在临川的沙井巷内。他在新居前种植了一株白山茶花，因此，他将整个新居命名为“玉茗堂”。在玉茗堂内，他首先开始了《牡丹亭》的创作。牡月亭描写杜丽娘死而复生，终于与柳梦梅结为夫妻的爱情故事。一日，家人突然不见了他的踪影。到处寻觅，才发现他卧在庭院的柴堆上，用衣袖遮脸，在低声哭泣。家人惊问其故，汤显祖说：“当写到二十五出‘赏春香还是旧罗裙’一句时，情不自禁，以致如此。”

　　这年秋天，汤显祖写完《牡丹亭》。万历二十八年（1599年），他写出《南柯记》。次年，他又写出《邯郸记》。这三部传奇和他以前在南京时与朋友共同创作的《柴钗记》，被人们合称为“临川四梦”。因为它们都描写到人物进入梦境的情节。汤显祖生前说过：“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他把《牡丹亭》看成是自己的戏剧代表作品。

　　万历四十四年（1615年）六月十六日，汤显祖在临川病逝。

　　海瑞刚正不阿

　　海瑞，字妆贤，回族人，原籍广东省番禺县，祖上迁居海南岛，他出生于琼山。4岁那年死了父亲，母亲节衣缩食，供他上学，海瑞发愤苦读，于嘉靖二十八年中了举人，被派到南平（今福建省南平市）当教谕（县学校长）。自号刚峰的海瑞在任教谕期间，又得了一个外号叫“笔架博士”。

　　原来，那时常有上司和御史来县学观察，一些学官为了讨好上司，一见面就全身趴在地上磕头。耿直的海瑞认为学校是教书的地方，不是官府衙门，见面除作揖外，没有跪拜一说。因此，不管谁来，他都是只作揖，不下跪。他是教谕，站在中间，两边的学官趴在地上，看起来像是“山”字，又像个笔架，因此百姓送了他一个“笔架博士”的外号，为他的刚直不阿叫好。那些上司对他这种作法虽心怀不满，但也毫无办法。

　　四年以后，海瑞升为淳安知县。上任后，海瑞千方百计减轻百姓负担，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税负，对上司的额外摊派，海瑞坚决抵制，从不屈服。在他的治理下，淳安县吏制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对他由衷地信赖和爱戴。

　　在此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足以证明海瑞不畏强权，一心为民的崇高品质。一次，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胡大公子路过淳安。胡宗宪是辅相严嵩的大红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的儿子依仗父势，为非作歹。途经淳安，他嫌驿站的官吏招待不周，竟命手下将驿吏头朝下倒挂在房梁上拷打，将无辜的驿吏打得死去活来，围观者敢怒而不敢言。有人将此事告知了海瑞。海瑞一听，怒不可遏，立即带着衙役赶到驿站，下令抓了拷打驿吏的几个狗腿子，并严厉斥责了胡大公子，没收了他所带的数千两银子。如此惩治了骄横的胡公子，人们拍手称快，但同时又替海瑞捏一把汗，万一胡宗宪追究起来怎么办？

　　海瑞成竹在胸，他利用胡宗宪曾说过的一句空话，写信给胡，信中说：大人曾经谆谆教导下属，凡事必须节俭，不许铺张浪费。现在淳安来了个姓胡的人，自称是您的儿子，却嫌招待不周，还毒打了驿吏。这和您大人的明令不符，此人一定是假冒的，因此，我已惩办了他，请您放心。胡宗宪看完信后，又气又恼，又不能声张出去，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后来，海瑞被调到北京，任户部主事。此时，昏君明世宗只知修道求仙，整日在西苑求神斋醮，妄图长生不老。

　　有一次，世宗在秘殿中扶乩（音jī），听说服用灵芝可以延年益寿，于是派人四处收集灵芝。地方官吏纷纷进献，宫中灵芝堆积如山。有个叫王金的逃犯，贿赂了宦官，得了一万株灵芝，制成一座“万岁芝山”，又将一只乌龟涂上五彩，冒充祥瑞之物，一并献给世宗，世宗大喜，廷臣纷纷上表称贺，逃犯王金由此摇身一变，成了太医院的御医。

　　明世宗迷于仙道，不理朝政，致使奸臣专权，朝纳紊乱，百姓的疾苦，无人过问。曾有一些正直之士上疏皇上不要崇信鬼神，要关心国家和民众。结果都被一手遮天的严嵩父子陷害，不是被处死，就是遭贬谪。御史杨爵上疏直言，结果被投入狱中八年，差点送命。此后，几乎无人再敢上疏劝谏皇上了。海瑞目睹国家如此混乱的局面，忧心如焚，满怀着一腔激愤之情，写了一篇历数世宗种种错误，劝他改过自新，重新治理国家的奏折。

　　朋友们得知了此事，纷纷前来拦阻海瑞，劝他不要呈递，免得招惹杀身之祸。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海瑞在下笔之前，已令管家去订好一口棺材，并且遣散了家人随从。他又拿出20两银子，交给在朝中为官的一位姓王的同乡，对他说：“我这次上疏，凶多吉少，看在同乡的情份上，一旦我遭不测，请你拿这笔钱将我埋在老家，我就十分感谢您了。”他的同乡含泪答允了他的请求。一切交待完毕，海瑞就义无反顾地到通政司（专管接收奏章向皇帝呈递的机构）递交了疏稿，然后，便到朝房等待治罪去了。

　　奏折到了世宗手中，他从头看起，只见上面全是指责自己的文字：陛下以为可以得道成仙，就一意修炼，耗尽了民脂民膏，滥兴土木，20多年不理朝政，法纪全部废驰……致使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遍地。如今百姓都在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百姓穷困到了极点。陛下试想想如今的天下，还成个什么样子……陛下的过错太多了，最主要的在于斋醮求仙。斋醮为了长生不老，可是，历代方士哪个存活至今呢？陛下以陶仲文为师，学习他长生不老的法术，可是，陶仲文已经死了，他自己都不能长生，陛下怎会求得呢？至于那些仙桃天药，更是怪诞不经……

　　世宗看完，气得浑身乱颤，大发雷霆，将奏折掷到地上，大声吼叫着：“快给我把海瑞抓来，别让他跑！”立于一旁的宦官黄锦说：“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料到会触犯圣上，该当死罪，所以先行买了一口棺材，诀别妻子儿女，他自己正在朝房待罪呢！”

　　世宗闻言，愣了好一会。半晌，又把奏折捡起来，再三诵读，疏中之言，虽很刺耳，但句句在理，海瑞的一片赤诚之心袒露无遗，世宗一时之间也深受感动。但是，不久他又认为海瑞的奏疏是辱骂，到底还是下令将他逮捕，问成死罪，关在狱中。

　　两个月后，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12月，一心祈求长生的明世宗，终因服食过多的丹药而病死。他死后，海瑞被释放复职，继续为民操劳，直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去世。海瑞死时，因没有儿子，御史王用级为他经办丧事，只见他家徒四壁，清贫至极。王用级不禁伤感地流下泪来，海瑞没留下一文私产，还是王用级筹了一笔钱将他安葬了。

　　出殡的那天，京都市民休市一天，以悼念他们深深爱戴的清官。灵柩抵达江边，两岸哭声震天，百姓们一律穿上白衣，戴上白冠，扶老携幼，自发前来送葬。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大清官的海瑞，又被百姓称作“海青天”，冒死上疏怒斥嘉靖帝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戚继光驱逐倭寇

　　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他们和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倭”就是矮个子的意思，百姓恨透了倭寇。

　　公元1553年，在汉奸汪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胆小怯弱，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倭寇侵略气焰越来越猖狂，使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叫严嵩想法子对付。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一个主意，说要解决倭冠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防范倭寇，保佑沿海一带。明世宗居然相信赵文华的鬼话，叫他到浙江去祷告海神。

　　后来，朝廷派了一位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音yóu）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分析了敌情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不久，浙江总督张经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沿海的防务没人指挥，倭寇的活动又猖獗起来。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山东蓬莱人。他的父亲戚景通是一个正直廉明的人，从小戚继光深受父亲影响。17岁时，他承袭了登州指挥佥，25岁时已上任都指挥佥事，负责整个山东沿海的防卫。戚继光在军中很有威望。

　　他到了浙江沿海地带，先检阅那儿的军队，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够打仗，就决心另外招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有一批吃够了倭寇之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四千人。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懂得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在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戚继光开始演习“鸳鸯阵”。一个鸳鸯阵由几个人组成，最前面是队长。队长身后每个士兵都拿藤牌，遮挡箭支、刀砍，掩护其他战友。他们身后是身持长竹尖刀的士兵。这样既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组成大阵。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了。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今浙江临海）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九次，戚家军一次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呆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冠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

　　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第二年，他们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

　　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道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来。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二千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

　　戚家军攻下横屿，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

　　这些话很快传到敌人那里。牛田的倭寇真的相信戚家军暂时停止进攻，防备也就松懈下来。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匆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攻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残兵逃到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六十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进兴化城。城里的百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军消灭。大家兴高采烈，纷纷杀牛带酒，到军营来慰劳。

　　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大败倭寇，收复兴化。公元1565年，俞、戚两军两次配合，大败倭寇。到这时候，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东南沿海的人民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记着俞大猷、戚继光的功绩，称颂他们是“抗倭名将”。

　　李卓吾“离经叛道”

　　在明朝嘉靖年间，正当全国道教泛滥的时期，朝中出现了一位“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同情百姓疾苦，被当时一些人称为“离经叛道”的学者李贽。

　　李贽是明代者名思想家，号卓吾，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幼年家道清寒，七岁丧母，跟随教书的父亲读书识字。嘉靖三十一年考中举人。因生活困难，无力再考，只好当了河南共城县教谕，后改任礼部司务。不久父亲去世，停职丁忧。守孝三年服满，回到北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但他一无门路，二没钱打通关节，只好干等，一等就等了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他只好以教书糊口，有时一天只吃一餐。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使他逐渐认识了人生，得到了磨炼。

　　后来，他终于分配到国子监当博士了。博士又叫五经博士，是向学生讲授“五经”的教官。李贽从小就不信学（学，指的就是儒学），却又让他讲“学”，这个教官还能当好吗？

　　他去给监生们上课了，他幽默地说：“有人讲：‘天下生仲尼（孔子），万古长如夜’。怪不得羲皇时候的人，白天还要点着灯笼走路呢！”监生们忍不住“哈哈”大笑。

　　李贽讲：“有人宣称孔子是‘圣人当中的圣人’，是‘至圣至贤’。不管干什么都得照着孔子的去作，凡事‘不可不依仿，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那么孔子以前的人又去依仿谁呢？”他又接着讲：“天生一人，便有一人的人格。全靠依仿别人而生活，你个人的人格何在？前人之是非是一是非，然而今日不是前日，前日之是非又怎能作今日衡量是非的标准呢？”

　　李贽是五经博士，是要他向学生讲授“五经”的，他倒跟“五经”唱起反调来了。国子监赶忙请吏部把他调走。因此，李贽只教了三个月的书，便被调到南京任刑部员外郎了。

　　南京刑部的职务清闲，使李贽有时间读书，也使他有时间写书。他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有人赞同他，有的人反对他。但他毫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坚持他自己的学术见解。

　　到了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李贽50岁了，才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不过李贽当知府的时间并不长，只两年多他就不干了。因为他受不了上级的勒索和送往迎来的繁文缛节。他把头发剃光了，僧不僧，俗不俗，就那样往大堂上一坐，问起案子来，一时舆论哗然。

　　巡抚把他叫了去，问他：“你这种打扮，成何体统！难道想当和尚吗？”

　　“非也，天底下并不是只有和尚才准许剃头的。而且朝廷只对各级官阶的朝冠、绶带和官服的服色、绣文作了规定，却没规定各级官员头发的长短。因此下官此举，只是个人的癖好，似乎与官衔无关。”李贽的一番话，气得巡抚嘴唇也哆嗦了。

　　李贽回到任所，知道巡抚不会放过他，便主动离职，并从此不再作官。他觉得作官太不自由，束缚了他的个性发展。万历十二年，他把妻子儿女送回老家泉州，自己来到湖广麻城（在今湖北省）周思敬的家里。他看到这儿有一处叫龙湖的湖泊很美，便准备在这儿定居好著书立说。于是，他便给朋友写信，要求得到“半俸”的帮助。他那时已有许多朋友，其中不乏高官。不久，援助的款项来了，他便在龙湖畔的青山上建了一座寺院，称为“芝佛院”。

　　芝佛院并非正式的寺庙，因为他没在县里的宗教衙门“僧公司”或州的“僧正司”以及府里的“僧纲司”任何一处登记，因此只能说是私人的佛堂。芝佛院中有一座正殿，供奉着佛祖；左右有偏殿；还有一排专为招待来访客人的房舍。因为李贽那时的朋友上至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进士举人、县学生员，这些人常跑来向他请教。他自己则住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