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悉心培养人才
自从华罗庚回国后，他就把发现和培养人才作为己任。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不管是谁推荐的，要是没有真才实学，华罗庚坚决不收。若是被他看中的，只要你愿意，他会千方百计把你挖过来。
有人曾经开玩笑地和华罗庚说：“你看你这里，哪里像是个数学研究所啊，简直就是个残疾人学会。”
其实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所长华罗庚因为早年的伤寒落下了左腿的残疾，虽然在美国时得到了治疗，但是和正常人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研究员陆启铿因为小儿麻痹，双腿行走困难；研究员陈景润“怪癖”“健忘”“似痴若愚”。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每当和华罗庚说起培养人才，他总是谦虚地说：“我这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嘱托做的。”
1952年的一天，夜幕降临了，中南海碧波荡漾的湖水和湖堤上的翠柳红花隐没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
华罗庚坐在吉普车上向怀仁堂的方向驶去。他一边催促着司机快点，一边还在不停地写着什么。
司机说道：“华教授，今天是什么活动啊，您这么着急？”
华罗庚放下笔说道：“是场文艺演出，是为全国政协代表们举办的，去晚了不太好。”
“哦，对了，华教授，您这忙着什么呢？”
华罗庚重新放下笔，回答道：“是演讲稿，不是为了赶它我也不会迟到的。”
说完话，华罗庚又开始写了起来。司机透过后视镜看见华罗庚如此地认真，也不好再打扰，于是专心致志地开车，不再说话。
不一会儿，到了怀仁堂，华罗庚看了看表，离演出开始还差1分钟，他连忙收拾收拾东西，向演出大厅走去。
这时候，大厅的灯光都已经熄灭了，大家正屏住呼吸等待演出的开始。华罗庚借着从门缝中透过的一点光线，艰难地摸索着他的座位。
忽然，他看见在前面七八排的位置上有人在向他招手，并用手指了指身边的空位子。华罗庚高兴地顺着手指的方向走了过去，他坐定后向前面一看，发现这个位置非常棒。
他自言自语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嘛！”
“谁说你这大数学家的运气坏了？”
听到有人说话，华罗庚猛然想起刚才向他招手的那个人，他扭过头一看，呀，竟然是毛主席！
华罗庚一下子呆住了，刚刚被擦干的汗水，因为激动一下子又冒了出来。
看到这种场面，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话首先向华罗庚问好。华罗庚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连连说：“好好，我好。毛主席您也好！”
毛泽东轻轻地拍了拍华罗庚的肩膀，说道：“我也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咱们两个都一样。”接着他又诙谐地说：“要不你就当我是一道数学题好了。”
听了毛泽东这亲切的话语，华罗庚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两个人愉快地交谈了起来。
毛泽东问道：“罗庚同志，工作上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一切都挺好的。”
“咱们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条件肯定比不上美国，但是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超过美国的。”
“嗯！”华罗庚郑重地点了点头，说“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赶上并超过那些西方大国。”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又说：“你能够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起到了一个榜样的作用，在你的带动下，一批又一批海外学者都回来了。为此我代表党中央，得好好感谢你啊！”
“主席竟然感谢我！”华罗庚的血又沸腾了。
毛泽东继续说道：“现在国家的建设需要大批的科学人才，罗庚同志，你可要担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啊！”
“主席，您放心，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华罗庚连忙答应说。
又谈了一会儿，两人便聚精会神地看起戏来，毛泽东看着台上的京戏，讲了许多典故，华罗庚是个京戏迷，他和毛泽东谈得很投机。
这是华罗庚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触，从此，毛泽东的嘱托便铭刻在华罗庚的心中：要为劳动人民培养出更多的好学生来。
华罗庚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嘱托，他的学生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一个个惊人的成果脱颖而出了。
王元在1956年至1957年，将苏联数学家布赫希塔布的（4+4）改进为（3+3）；1962年，潘承洞证明了（1+5）；1963年，潘承洞、苏联的巴尔巴思和王元又都证明了（1+4）；1966年，陆启铿的一个猜想，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陆启铿猜想”等。
在华罗庚的众多学生中，最令他激动的是那个和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后来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的陈景润。
陈景润于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从小是个瘦弱、内向的孩子，却独独爱上了数学。演算数学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使他充满了幸福感。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沈元讲课。
沈元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多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一个命题。他在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的信中写道：
随便取某一个奇数，比如77，可以把它写成3个素数之和：77=53+17+7；再任取一个奇数，比如461，461=449+7+5，也是3个素数之和，461还可以写成257+199+5，仍然是3个素数之和。这样，我发现：任何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但怎样证明呢？虽然做过的每一次试验都得到了上述结果，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奇数都拿来检验，需要的是一般的证明，而不是个别的检验。
欧拉认为哥德巴赫的这个命题看来是正确的，但是他也给不出严格的证明。同时欧拉又提出了另一个命题：“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但是这个命题他也没能给予证明。
不难看出，哥德巴赫的命题是欧拉命题的推论。事实上，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可以写成如2N+1=3+2（N-1），其中2（N-1）≥4.若欧拉的命题成立，则偶数2N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于是奇数2N+1可以写成3个素数之和。从而，对于大于5的奇数，哥德巴赫的猜想成立。
但是哥德巴赫的命题成立并不能保证欧拉命题的成立。因而欧拉的命题比哥德巴赫的命题要求更高。现在通常把这两个命题统称为哥德巴赫猜想。
欧拉和哥德巴赫在有生之年都没有将这个猜想证明出来。在1900年，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了一篇报告，提出了23个挑战性的问题，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其一。
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
讲到这里，沈元老师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
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着陈景润。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作为优秀的毕业生，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最好的中学——北京四中教书。这位养成了离群习惯的大学毕业生，一到这些活泼可爱的学生当中，简直无法应付。在京一年内他病了6次，住了3次院。
没有办法，陈景润只好回家，后来迫于生计，他办起了报摊，为了躲避工商税务的检查，他还突发奇想将厦门大学的毕业证书当做执照摆在书摊最显眼的地方。
他的这个举动为报摊招揽了很多的生意，同时也招来了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楠，看见自己学校的高才生在这里办报摊，实在是大材小用，于是把他“捡回”厦门大学，让他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
陈景润每天除了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时间紧张、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那时候，陈景润对数学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这本《堆垒素数论》陈景润一共拜读了20多遍，重要的章节阅读过40遍以上。在这期间，陈景润还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
在长期的刻苦钻研之下，他发现《堆垒素数论》中的“塔内问题”似乎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于是他就根据自己的看法，写了以“塔内问题”为题的论文。
陈景润怀着兴奋、惶恐的心情，将论文呈给李文清教授过目。在这篇论文中，陈景润不但提出了“塔内问题”可以改进的地方，而且还提出了具体改进的意见。
李教授看完这篇论文非常欣赏，把它寄到了北京，1956年，转到了华罗庚的身边。
《堆垒素数论》问世以后，国内外数学家对其推崇备至，从来没有谁提出还有需要商讨的地方，想不到一名大学图书管理员竟提出“有的地方似乎值得改进”的意见。
华罗庚的得意门生王元先仔细研究了这篇论文，随后他找到华罗庚，说道：“华老师，这篇‘塔内问题’虽然文章写得很乱，但里面的论证是对的。陈景润利用高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处理低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对苏联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维诺格拉多夫和您的两种不同方法结合运用得很好。”说完，就把论文交给了华罗庚。
华罗庚听了王元的汇报，高兴极了，他认真地看了陈景润对他的著作提出的改进意见，边看边点头。
看完后，他问道：“有谁知道这个陈景润是干什么的？”
“据说大学刚毕业，在图书馆里工作。”有一位学生回答道。
“后生可畏啊！他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说完，华罗庚又看了看在座的人，批评道：“你看看你们，每天都在我的身边，怎么就不知道给我的书提点意见呢？”
说到这，他又面露微笑地说：“倒是这个千里之外的小伙子，竟然把我的书读得那么透。”
在座的学生听了，越发钦佩华罗庚虚怀若谷的精神，也对自己的学习不认真感到很惭愧。
华罗庚和当年的熊庆来一样求才心切，思贤若渴，希望尽快地见到这个年轻人。
他吩咐王元：“给陈景润发个请帖，就说我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来参加数学讨论会，请他到会作报告。”
华罗庚的好友赛尔伯格曾经说过：“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会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
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现在已无法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华罗庚如果不曾回国，陈景润的命运和遭遇必定与现在不同。
1956年，陈景润应邀来到了北京，华罗庚约他在北京西苑饭店的会客室见面。
这次见面由于时间关系两个人只是随便聊了两句，华罗庚对陈景润的论文“塔内问题”给予了肯定，同时告诉陈景润，明天的大会上会让他作报告，让他好好准备一下。
虽说华罗庚已经提前通知陈景润让他做好准备，但是在大会上，不善言辞的陈景润还是出了丑。陈景润站在讲台上，看见台下坐着30多位自己的前辈、老师，心情更加窘迫，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他在黑板上写了题目，磕磕巴巴地讲了几句，然后又转到黑板上写了起来，写了几句，转过身刚想说话，可是只说了一个“我”字，就卡住了，没办法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起来。
就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台下的听众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了。看到这种情景，华罗庚二话没说登上台，对大家说道：“陈景润普通话说得不好，怕大家听不明白，现在我替他介绍。”
讲完以后，华罗庚还做了评论性的发言，高度评价了陈景润的成果。作为“听众”的陈景润，被华罗庚这种长者的风范深深地感动，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通过这几天的短暂接触，华罗庚对陈景润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认为这个青年人勤奋好学，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当然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缺点也不少，但是那些在华罗庚的眼里已经微不足道了。
在会后，华罗庚亲切地问陈景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和你们学校商量商量，把你调到北京来工作。”
1957年，在华罗庚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致函厦门大学，要求商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
由于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工作无人接替，厦门大学暂不同意放人。
1957年3月，华罗庚委托陆启铿利用参加厦大校庆科学研讨会的机会，再一次与厦门大学商榷调动陈景润的事宜。1957年9月，在华罗庚的直接关心下，陈景润终于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
陈景润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时说：
“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
“在数学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华罗庚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
“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陈景润到了数学研究所后，最令他感兴趣的是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心的数论讨论班。中学时代沈元老师讲的那些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早就在他的心底扎下了根，现在终于能够接触这方面最先进的知识了，陈景润决定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
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早在1739年就提出来了，但是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有人敢开始向它发起挑战。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选法证明，得出了一个结论：任何大于特定大偶数N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殆素数之和的形式，且这两个殆素数只拥有最多9个素因子。
所谓“殆素数”就是素数因子，包括相同的与不同的个数不超过某一固定常数的奇整数。例如，15=3×5有2个素因子，27=3×3×3有3个素因子。
此结论被记为“9+9”。这种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很管用，数学家们于是从“9+9”开始，逐步减少每个殆素数里所含素因子的个数，直至使每个殆素数都是奇素数为止。
1930年，苏联数学家希尼列尔曼解决了较弱的哥德巴赫猜想，即：每个正整数都是不超过S个素数之和，此处S为一个常数；1937年，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基本上证明了关于奇数的哥德巴赫猜想，即：证明了充分大的奇数都是3个奇素数之和。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就研究过哥德巴赫问题，在1938年，他证明过：“几乎所有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之和”，即：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于绝大多数偶数都成立。
至1957年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最先进的理论是王元证明的“3+3”和“2+3”。
陈景润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以后，就开始了脚踏实地的研究工作。
每天天不亮陈景润就夹着书本，起身到图书馆，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一整天。除了偶尔喝口水，啃几口干馒头外，就是不停地阅读、思考和演算。数学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科，但陈景润在数学的王国里却找到了快乐的天堂，乐而忘返。
陈景润对数学的痴迷已经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有一次，他吃完中午饭，摸摸脑袋，发现头发太长了，心想：“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别人看见了，还当我是个姑娘呢。”
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拿的牌子是38号。
他看了看这个牌子，又看了看外边的天色，心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
他边想边走出了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凭着上边的笔记开始演算了起来。
突然他卡住了，原来有个地方的笔记因为当时笔没墨水了，所以写得不是很清楚。陈景润是那种较真的人，看到不清楚的东西，他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于是他起身就往图书馆的方向走去，边走边想：“我回去查书弄清楚后再回来，还能赶得上理发呢。”
陈景润到了图书馆，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他在这里一待，立刻忘记了一切。眼睛里只有书，心里想的只有知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陈景润才从书本中回过神来，他一拍脑门：“哟！还想着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走呢，谁知道一看上书就什么都忘记了，竟然又多看了好几个问题。”
想到这儿他急忙起身往理发店走去。等他到了理发店，人家早就打烊下班了。
陈景润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自言自语道：“全是你的错，害得我来回跑了两趟，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结果还没有理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陈景润回到他住的宿舍后，干脆自己拿起剪子，也不照镜子，就三下五除二地把头发剪短了。
第二天，大家看见陈景润那参差不齐的头发时，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除了为了读书忘记理发外，陈景润还多次因为看书太入神，而被关在图书馆里。甚至有一次，他边走边读，竟然撞到了电线杆上，他不仅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头也不抬地埋怨道：“谁啊，也不看着路，竟然撞我！”
平时，陈景润那副如醉如痴的样子，一般人见了很不理解，诸如上面描绘的笑话传开以后，人们都不明缘由地怪罪起华罗庚来。说：
“那么多人向华教授推荐人才他不要，他自己偏偏看重了这个陈景润，这陈景润到底有哪儿好，他典型就是一个怪人！”
陈景润听到大家对他的议论后，找到华罗庚说：“我想回厦大！”
华罗庚不解地看了看陈景润，问道：“这里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这里一切都非常好，但是我还是想回去。”
听了这话，华罗庚更加不解了。
这时，华罗庚妻子吴筱元插嘴道：“景润，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
陈景润默不做声了。
华罗庚非常严肃地对陈景润说：“那些话我也听到了，你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评价你，你只要搞你的学问。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停止数学研究。”
“华老师，我想离开这里，不是因为在意别人怎么说我，而是不能容忍别人那样说您。”
吴筱元听了这话，抢先说：“景润，你想得太多了。你们华老师最在意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他，而是你听了别人的话后怎么去做。如果他真的在意别人的说法，那么你想想，你现在还会在北京吗？”
陈景润激动地说道：“师母您说得对，如果华老师在意别人的看法，那么当初我给他写信提出我的不同观点时，他就会把我给封杀了，哪里还能让我上北京来呢！”
华罗庚欣慰地说：“你明白就好！时间不早了，让你师母去做饭，今天就在我这里吃吧。”
看着这位像父亲一样的恩师，陈景润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不久，华罗庚在一次大会上，把陈景润树立为“安、钻、迷”的代表，鼓励他搞科学研究的似痴若愚精神，号召年轻人向他学习。
不管人们对陈景润褒也好，贬也好，华罗庚都不改初衷，必要时便站出来保护他。1963年，全所科技人员提职时，华罗庚顶住多方压力，极力赞成将陈景润从实习研究员提升为助理研究员。
事实证明，华罗庚的眼光没有错。1966年，年仅33岁的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的论文，这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
1973年，陈景润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一天，他兴冲冲地走进了王元的办公室，将修改后的“1+2”证明，递给王元，请他帮忙修改。
经过认真的研究后，王元惊喜地发现，他的这位“师弟”，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王元不愧是华罗庚的学生，看了陈景润的论文，他自豪地对别人说：“咱们在数学领域里干了这么多年，真正领先的成果不是那么多。陈景润在这个问题上是下了工夫的，国内外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办法已经不多了，陈景润把‘油水’都挤干了！陈景润的高度创造性与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除了研究结果领先外，王元还发现，陈景润在论证方法上也有突出的创造性，他以国际上通用的加权“筛法”为基础，成功地计算出了将偶数表为某种类型的一个素数与三个素数之积的和的表示法的上界，从而证明大偶数都可以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很快，王元欣喜地向华罗庚报告了这件事，华罗庚也非常高兴，他说：“过去陈景润似痴若愚地钻研，终于钻研出了成绩，你代我向他好好地祝贺一番。”
其实王元的心里清楚，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取得的成就与华罗庚是分不开的，但是在这里，华罗庚除了真心的祝福外，没有一点报功的意思。
不久，陈景润的这篇“1+2”的论文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论文全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就像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突然抛进了国际数学界。数学家们从世界各地迸发出一片赞叹声：
在数学研究所，华罗庚的一批学生，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近年来，那里所得到的杰出成果是陈景润的定理。这个定理，是当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
“陈氏定理”构成了筛法理论的光辉顶峰！
华罗庚利用陈景润在国际上的名声正旺，于是向有关组织和中央领导人汇报，要求组织上对陈景润进行保护。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武衡亲自派人去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关怀。几天之后，陈景润被送进医院养病，陈景润患腹膜结核症，长期低烧盗汗。
等到陈景润的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华罗庚才由衷地露出了微笑。
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外，还教会了他的学生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罗庚家道别、请教。
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
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因为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
坐在一边的华罗庚妻子忍不住插话说：“景润是够用功的，刚才你没回来，等你的几分钟，他还拿出书来看呢。”
华罗庚赞许地看着学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有人曾经问华罗庚：“你的学生当中你认为谁最令你感动？”
华罗庚回答道：“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
陈景润走后，华罗庚妻子说道：“1+2，可能让陈景润的声望在你之上，你亲手培养了一个对手，你不后悔吗？”
华罗庚听了这话笑了，说：“怎么可能是对手呢，科学本身就是相互连贯的，只有踩着前人的肩膀才能够不断地前进。都是为科学，为了同一个目标，哪里能够说是对手呢？再说了，陈景润是我的学生，看见他有今天的成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后悔！要说后悔，那就是后悔自己发现的人才还太少……”
华罗庚不光在工作学习中给自己的弟子以帮助，在生活上，对自己的弟子也是关爱有加。
当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征时，华罗庚十分难过，他说：“可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1985年，华罗庚在出访日本前，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治疗的陈景润，并对他说：“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王国湘主任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
谁知，这一面竟成了这师生两人的最后诀别。
当华罗庚去世的消息传来，抱病的陈景润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
1985年6月2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
数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劝陈景润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
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去。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陈景润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他坚持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
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大家怕他摔倒，只好由3个人一左一右架着胳臂，后边一个人支撑着。就是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整整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40分钟里他一直在哭，在流泪。
陈景润对自己的恩师评价很高，他说：“我的导师华罗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作为人，他的人格非常高尚，他对自己弟子们的关爱，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没有华老师精神上的鼓励和学术上的指导，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而他自己在数论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更是我们数学界的楷模。我不知道这一辈子怎么报答华老师。”
华罗庚用他辛勤的汗水和高尚的人格，为我国数学界培养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最出色的有：代数方面成就最大的是万哲先；在函数论方面有创造的是陆启铿；在数论方面有重要贡献的有王元、陈景润等。
在半个世纪中，我国数学界受华罗庚教益的，早期有他的合作者段学复、阂嗣鹤、樊税、徐贤修等人。
新中国成立后，受华罗庚直接教育、培养而后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名的人就更多了，除陈景润、王元、陆启铿之外，还有越民义、裴定一、万哲先、龚升、许孔时、吴方、魏道政、严士健、潘承洞、钟家庆、孙继广、冯克勤、陆洪文、那吉生、徐伟宣等。为国民经济建设从事数学普及工作的得力助手有陈德泉、计雷、李志杰等人。
华罗庚没有愧对毛泽东的嘱托，没有愧对人民对他的信任。
有人曾经开玩笑地和华罗庚说：“你看你这里，哪里像是个数学研究所啊，简直就是个残疾人学会。”
其实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所长华罗庚因为早年的伤寒落下了左腿的残疾，虽然在美国时得到了治疗，但是和正常人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研究员陆启铿因为小儿麻痹，双腿行走困难；研究员陈景润“怪癖”“健忘”“似痴若愚”。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每当和华罗庚说起培养人才，他总是谦虚地说：“我这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嘱托做的。”
1952年的一天，夜幕降临了，中南海碧波荡漾的湖水和湖堤上的翠柳红花隐没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
华罗庚坐在吉普车上向怀仁堂的方向驶去。他一边催促着司机快点，一边还在不停地写着什么。
司机说道：“华教授，今天是什么活动啊，您这么着急？”
华罗庚放下笔说道：“是场文艺演出，是为全国政协代表们举办的，去晚了不太好。”
“哦，对了，华教授，您这忙着什么呢？”
华罗庚重新放下笔，回答道：“是演讲稿，不是为了赶它我也不会迟到的。”
说完话，华罗庚又开始写了起来。司机透过后视镜看见华罗庚如此地认真，也不好再打扰，于是专心致志地开车，不再说话。
不一会儿，到了怀仁堂，华罗庚看了看表，离演出开始还差1分钟，他连忙收拾收拾东西，向演出大厅走去。
这时候，大厅的灯光都已经熄灭了，大家正屏住呼吸等待演出的开始。华罗庚借着从门缝中透过的一点光线，艰难地摸索着他的座位。
忽然，他看见在前面七八排的位置上有人在向他招手，并用手指了指身边的空位子。华罗庚高兴地顺着手指的方向走了过去，他坐定后向前面一看，发现这个位置非常棒。
他自言自语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嘛！”
“谁说你这大数学家的运气坏了？”
听到有人说话，华罗庚猛然想起刚才向他招手的那个人，他扭过头一看，呀，竟然是毛主席！
华罗庚一下子呆住了，刚刚被擦干的汗水，因为激动一下子又冒了出来。
看到这种场面，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话首先向华罗庚问好。华罗庚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连连说：“好好，我好。毛主席您也好！”
毛泽东轻轻地拍了拍华罗庚的肩膀，说道：“我也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咱们两个都一样。”接着他又诙谐地说：“要不你就当我是一道数学题好了。”
听了毛泽东这亲切的话语，华罗庚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两个人愉快地交谈了起来。
毛泽东问道：“罗庚同志，工作上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一切都挺好的。”
“咱们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条件肯定比不上美国，但是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超过美国的。”
“嗯！”华罗庚郑重地点了点头，说“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赶上并超过那些西方大国。”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又说：“你能够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起到了一个榜样的作用，在你的带动下，一批又一批海外学者都回来了。为此我代表党中央，得好好感谢你啊！”
“主席竟然感谢我！”华罗庚的血又沸腾了。
毛泽东继续说道：“现在国家的建设需要大批的科学人才，罗庚同志，你可要担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啊！”
“主席，您放心，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华罗庚连忙答应说。
又谈了一会儿，两人便聚精会神地看起戏来，毛泽东看着台上的京戏，讲了许多典故，华罗庚是个京戏迷，他和毛泽东谈得很投机。
这是华罗庚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触，从此，毛泽东的嘱托便铭刻在华罗庚的心中：要为劳动人民培养出更多的好学生来。
华罗庚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嘱托，他的学生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一个个惊人的成果脱颖而出了。
王元在1956年至1957年，将苏联数学家布赫希塔布的（4+4）改进为（3+3）；1962年，潘承洞证明了（1+5）；1963年，潘承洞、苏联的巴尔巴思和王元又都证明了（1+4）；1966年，陆启铿的一个猜想，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陆启铿猜想”等。
在华罗庚的众多学生中，最令他激动的是那个和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后来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的陈景润。
陈景润于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从小是个瘦弱、内向的孩子，却独独爱上了数学。演算数学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使他充满了幸福感。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沈元讲课。
沈元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多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一个命题。他在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的信中写道：
随便取某一个奇数，比如77，可以把它写成3个素数之和：77=53+17+7；再任取一个奇数，比如461，461=449+7+5，也是3个素数之和，461还可以写成257+199+5，仍然是3个素数之和。这样，我发现：任何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但怎样证明呢？虽然做过的每一次试验都得到了上述结果，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奇数都拿来检验，需要的是一般的证明，而不是个别的检验。
欧拉认为哥德巴赫的这个命题看来是正确的，但是他也给不出严格的证明。同时欧拉又提出了另一个命题：“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但是这个命题他也没能给予证明。
不难看出，哥德巴赫的命题是欧拉命题的推论。事实上，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可以写成如2N+1=3+2（N-1），其中2（N-1）≥4.若欧拉的命题成立，则偶数2N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于是奇数2N+1可以写成3个素数之和。从而，对于大于5的奇数，哥德巴赫的猜想成立。
但是哥德巴赫的命题成立并不能保证欧拉命题的成立。因而欧拉的命题比哥德巴赫的命题要求更高。现在通常把这两个命题统称为哥德巴赫猜想。
欧拉和哥德巴赫在有生之年都没有将这个猜想证明出来。在1900年，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了一篇报告，提出了23个挑战性的问题，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其一。
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
讲到这里，沈元老师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
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着陈景润。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作为优秀的毕业生，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最好的中学——北京四中教书。这位养成了离群习惯的大学毕业生，一到这些活泼可爱的学生当中，简直无法应付。在京一年内他病了6次，住了3次院。
没有办法，陈景润只好回家，后来迫于生计，他办起了报摊，为了躲避工商税务的检查，他还突发奇想将厦门大学的毕业证书当做执照摆在书摊最显眼的地方。
他的这个举动为报摊招揽了很多的生意，同时也招来了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楠，看见自己学校的高才生在这里办报摊，实在是大材小用，于是把他“捡回”厦门大学，让他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
陈景润每天除了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时间紧张、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那时候，陈景润对数学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这本《堆垒素数论》陈景润一共拜读了20多遍，重要的章节阅读过40遍以上。在这期间，陈景润还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
在长期的刻苦钻研之下，他发现《堆垒素数论》中的“塔内问题”似乎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于是他就根据自己的看法，写了以“塔内问题”为题的论文。
陈景润怀着兴奋、惶恐的心情，将论文呈给李文清教授过目。在这篇论文中，陈景润不但提出了“塔内问题”可以改进的地方，而且还提出了具体改进的意见。
李教授看完这篇论文非常欣赏，把它寄到了北京，1956年，转到了华罗庚的身边。
《堆垒素数论》问世以后，国内外数学家对其推崇备至，从来没有谁提出还有需要商讨的地方，想不到一名大学图书管理员竟提出“有的地方似乎值得改进”的意见。
华罗庚的得意门生王元先仔细研究了这篇论文，随后他找到华罗庚，说道：“华老师，这篇‘塔内问题’虽然文章写得很乱，但里面的论证是对的。陈景润利用高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处理低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对苏联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维诺格拉多夫和您的两种不同方法结合运用得很好。”说完，就把论文交给了华罗庚。
华罗庚听了王元的汇报，高兴极了，他认真地看了陈景润对他的著作提出的改进意见，边看边点头。
看完后，他问道：“有谁知道这个陈景润是干什么的？”
“据说大学刚毕业，在图书馆里工作。”有一位学生回答道。
“后生可畏啊！他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说完，华罗庚又看了看在座的人，批评道：“你看看你们，每天都在我的身边，怎么就不知道给我的书提点意见呢？”
说到这，他又面露微笑地说：“倒是这个千里之外的小伙子，竟然把我的书读得那么透。”
在座的学生听了，越发钦佩华罗庚虚怀若谷的精神，也对自己的学习不认真感到很惭愧。
华罗庚和当年的熊庆来一样求才心切，思贤若渴，希望尽快地见到这个年轻人。
他吩咐王元：“给陈景润发个请帖，就说我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来参加数学讨论会，请他到会作报告。”
华罗庚的好友赛尔伯格曾经说过：“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会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
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现在已无法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华罗庚如果不曾回国，陈景润的命运和遭遇必定与现在不同。
1956年，陈景润应邀来到了北京，华罗庚约他在北京西苑饭店的会客室见面。
这次见面由于时间关系两个人只是随便聊了两句，华罗庚对陈景润的论文“塔内问题”给予了肯定，同时告诉陈景润，明天的大会上会让他作报告，让他好好准备一下。
虽说华罗庚已经提前通知陈景润让他做好准备，但是在大会上，不善言辞的陈景润还是出了丑。陈景润站在讲台上，看见台下坐着30多位自己的前辈、老师，心情更加窘迫，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他在黑板上写了题目，磕磕巴巴地讲了几句，然后又转到黑板上写了起来，写了几句，转过身刚想说话，可是只说了一个“我”字，就卡住了，没办法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起来。
就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台下的听众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了。看到这种情景，华罗庚二话没说登上台，对大家说道：“陈景润普通话说得不好，怕大家听不明白，现在我替他介绍。”
讲完以后，华罗庚还做了评论性的发言，高度评价了陈景润的成果。作为“听众”的陈景润，被华罗庚这种长者的风范深深地感动，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通过这几天的短暂接触，华罗庚对陈景润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认为这个青年人勤奋好学，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当然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缺点也不少，但是那些在华罗庚的眼里已经微不足道了。
在会后，华罗庚亲切地问陈景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和你们学校商量商量，把你调到北京来工作。”
1957年，在华罗庚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致函厦门大学，要求商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
由于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工作无人接替，厦门大学暂不同意放人。
1957年3月，华罗庚委托陆启铿利用参加厦大校庆科学研讨会的机会，再一次与厦门大学商榷调动陈景润的事宜。1957年9月，在华罗庚的直接关心下，陈景润终于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
陈景润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时说：
“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
“在数学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华罗庚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
“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陈景润到了数学研究所后，最令他感兴趣的是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心的数论讨论班。中学时代沈元老师讲的那些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早就在他的心底扎下了根，现在终于能够接触这方面最先进的知识了，陈景润决定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
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早在1739年就提出来了，但是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有人敢开始向它发起挑战。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选法证明，得出了一个结论：任何大于特定大偶数N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殆素数之和的形式，且这两个殆素数只拥有最多9个素因子。
所谓“殆素数”就是素数因子，包括相同的与不同的个数不超过某一固定常数的奇整数。例如，15=3×5有2个素因子，27=3×3×3有3个素因子。
此结论被记为“9+9”。这种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很管用，数学家们于是从“9+9”开始，逐步减少每个殆素数里所含素因子的个数，直至使每个殆素数都是奇素数为止。
1930年，苏联数学家希尼列尔曼解决了较弱的哥德巴赫猜想，即：每个正整数都是不超过S个素数之和，此处S为一个常数；1937年，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基本上证明了关于奇数的哥德巴赫猜想，即：证明了充分大的奇数都是3个奇素数之和。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就研究过哥德巴赫问题，在1938年，他证明过：“几乎所有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之和”，即：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于绝大多数偶数都成立。
至1957年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最先进的理论是王元证明的“3+3”和“2+3”。
陈景润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以后，就开始了脚踏实地的研究工作。
每天天不亮陈景润就夹着书本，起身到图书馆，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一整天。除了偶尔喝口水，啃几口干馒头外，就是不停地阅读、思考和演算。数学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科，但陈景润在数学的王国里却找到了快乐的天堂，乐而忘返。
陈景润对数学的痴迷已经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有一次，他吃完中午饭，摸摸脑袋，发现头发太长了，心想：“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别人看见了，还当我是个姑娘呢。”
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拿的牌子是38号。
他看了看这个牌子，又看了看外边的天色，心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
他边想边走出了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凭着上边的笔记开始演算了起来。
突然他卡住了，原来有个地方的笔记因为当时笔没墨水了，所以写得不是很清楚。陈景润是那种较真的人，看到不清楚的东西，他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于是他起身就往图书馆的方向走去，边走边想：“我回去查书弄清楚后再回来，还能赶得上理发呢。”
陈景润到了图书馆，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他在这里一待，立刻忘记了一切。眼睛里只有书，心里想的只有知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陈景润才从书本中回过神来，他一拍脑门：“哟！还想着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走呢，谁知道一看上书就什么都忘记了，竟然又多看了好几个问题。”
想到这儿他急忙起身往理发店走去。等他到了理发店，人家早就打烊下班了。
陈景润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自言自语道：“全是你的错，害得我来回跑了两趟，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结果还没有理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陈景润回到他住的宿舍后，干脆自己拿起剪子，也不照镜子，就三下五除二地把头发剪短了。
第二天，大家看见陈景润那参差不齐的头发时，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除了为了读书忘记理发外，陈景润还多次因为看书太入神，而被关在图书馆里。甚至有一次，他边走边读，竟然撞到了电线杆上，他不仅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头也不抬地埋怨道：“谁啊，也不看着路，竟然撞我！”
平时，陈景润那副如醉如痴的样子，一般人见了很不理解，诸如上面描绘的笑话传开以后，人们都不明缘由地怪罪起华罗庚来。说：
“那么多人向华教授推荐人才他不要，他自己偏偏看重了这个陈景润，这陈景润到底有哪儿好，他典型就是一个怪人！”
陈景润听到大家对他的议论后，找到华罗庚说：“我想回厦大！”
华罗庚不解地看了看陈景润，问道：“这里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这里一切都非常好，但是我还是想回去。”
听了这话，华罗庚更加不解了。
这时，华罗庚妻子吴筱元插嘴道：“景润，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
陈景润默不做声了。
华罗庚非常严肃地对陈景润说：“那些话我也听到了，你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评价你，你只要搞你的学问。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停止数学研究。”
“华老师，我想离开这里，不是因为在意别人怎么说我，而是不能容忍别人那样说您。”
吴筱元听了这话，抢先说：“景润，你想得太多了。你们华老师最在意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他，而是你听了别人的话后怎么去做。如果他真的在意别人的说法，那么你想想，你现在还会在北京吗？”
陈景润激动地说道：“师母您说得对，如果华老师在意别人的看法，那么当初我给他写信提出我的不同观点时，他就会把我给封杀了，哪里还能让我上北京来呢！”
华罗庚欣慰地说：“你明白就好！时间不早了，让你师母去做饭，今天就在我这里吃吧。”
看着这位像父亲一样的恩师，陈景润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不久，华罗庚在一次大会上，把陈景润树立为“安、钻、迷”的代表，鼓励他搞科学研究的似痴若愚精神，号召年轻人向他学习。
不管人们对陈景润褒也好，贬也好，华罗庚都不改初衷，必要时便站出来保护他。1963年，全所科技人员提职时，华罗庚顶住多方压力，极力赞成将陈景润从实习研究员提升为助理研究员。
事实证明，华罗庚的眼光没有错。1966年，年仅33岁的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的论文，这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
1973年，陈景润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一天，他兴冲冲地走进了王元的办公室，将修改后的“1+2”证明，递给王元，请他帮忙修改。
经过认真的研究后，王元惊喜地发现，他的这位“师弟”，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王元不愧是华罗庚的学生，看了陈景润的论文，他自豪地对别人说：“咱们在数学领域里干了这么多年，真正领先的成果不是那么多。陈景润在这个问题上是下了工夫的，国内外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办法已经不多了，陈景润把‘油水’都挤干了！陈景润的高度创造性与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除了研究结果领先外，王元还发现，陈景润在论证方法上也有突出的创造性，他以国际上通用的加权“筛法”为基础，成功地计算出了将偶数表为某种类型的一个素数与三个素数之积的和的表示法的上界，从而证明大偶数都可以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很快，王元欣喜地向华罗庚报告了这件事，华罗庚也非常高兴，他说：“过去陈景润似痴若愚地钻研，终于钻研出了成绩，你代我向他好好地祝贺一番。”
其实王元的心里清楚，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取得的成就与华罗庚是分不开的，但是在这里，华罗庚除了真心的祝福外，没有一点报功的意思。
不久，陈景润的这篇“1+2”的论文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论文全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就像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突然抛进了国际数学界。数学家们从世界各地迸发出一片赞叹声：
在数学研究所，华罗庚的一批学生，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近年来，那里所得到的杰出成果是陈景润的定理。这个定理，是当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
“陈氏定理”构成了筛法理论的光辉顶峰！
华罗庚利用陈景润在国际上的名声正旺，于是向有关组织和中央领导人汇报，要求组织上对陈景润进行保护。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武衡亲自派人去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关怀。几天之后，陈景润被送进医院养病，陈景润患腹膜结核症，长期低烧盗汗。
等到陈景润的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华罗庚才由衷地露出了微笑。
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外，还教会了他的学生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罗庚家道别、请教。
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
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因为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
坐在一边的华罗庚妻子忍不住插话说：“景润是够用功的，刚才你没回来，等你的几分钟，他还拿出书来看呢。”
华罗庚赞许地看着学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有人曾经问华罗庚：“你的学生当中你认为谁最令你感动？”
华罗庚回答道：“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
陈景润走后，华罗庚妻子说道：“1+2，可能让陈景润的声望在你之上，你亲手培养了一个对手，你不后悔吗？”
华罗庚听了这话笑了，说：“怎么可能是对手呢，科学本身就是相互连贯的，只有踩着前人的肩膀才能够不断地前进。都是为科学，为了同一个目标，哪里能够说是对手呢？再说了，陈景润是我的学生，看见他有今天的成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后悔！要说后悔，那就是后悔自己发现的人才还太少……”
华罗庚不光在工作学习中给自己的弟子以帮助，在生活上，对自己的弟子也是关爱有加。
当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征时，华罗庚十分难过，他说：“可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1985年，华罗庚在出访日本前，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治疗的陈景润，并对他说：“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王国湘主任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
谁知，这一面竟成了这师生两人的最后诀别。
当华罗庚去世的消息传来，抱病的陈景润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
1985年6月2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
数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劝陈景润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
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去。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陈景润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他坚持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
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大家怕他摔倒，只好由3个人一左一右架着胳臂，后边一个人支撑着。就是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整整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40分钟里他一直在哭，在流泪。
陈景润对自己的恩师评价很高，他说：“我的导师华罗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作为人，他的人格非常高尚，他对自己弟子们的关爱，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没有华老师精神上的鼓励和学术上的指导，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而他自己在数论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更是我们数学界的楷模。我不知道这一辈子怎么报答华老师。”
华罗庚用他辛勤的汗水和高尚的人格，为我国数学界培养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最出色的有：代数方面成就最大的是万哲先；在函数论方面有创造的是陆启铿；在数论方面有重要贡献的有王元、陈景润等。
在半个世纪中，我国数学界受华罗庚教益的，早期有他的合作者段学复、阂嗣鹤、樊税、徐贤修等人。
新中国成立后，受华罗庚直接教育、培养而后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名的人就更多了，除陈景润、王元、陆启铿之外，还有越民义、裴定一、万哲先、龚升、许孔时、吴方、魏道政、严士健、潘承洞、钟家庆、孙继广、冯克勤、陆洪文、那吉生、徐伟宣等。为国民经济建设从事数学普及工作的得力助手有陈德泉、计雷、李志杰等人。
华罗庚没有愧对毛泽东的嘱托，没有愧对人民对他的信任。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