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红色遗迹以及后面的故事,总能让人心潮澎湃。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在生命以秒为单位倒计时的险况下,竟然如此从容地舍生取义,没有钢铁般的情怀,怎可能将死置之度外?
这就是吉鸿昌的情怀,一个从身材到意志都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吉鸿昌故居在天津和平区花园路5号,是所三层小洋楼,又名红楼,吉将军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便居此处。该楼建于1917年,砖木结构。楼房首层用于接待,卧室、客厅设在二楼,三楼作秘密印刷厂。如今,吉将军跃马横刀、北望山河的雕像矗立在门前草坪上,将一代爱国将领的风采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里。
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农家,早年参加西北军,因英勇善战升为旅长、师长。1929年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十军军长、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同年11月9日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刺伤被捕,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
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说:“父亲一米九六的身材,从来都是一身戎装,英气逼人,可在我的心中,父亲的形象,比他本人更高大!”小时候,妈妈经常给她讲爸爸的故事。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吉鸿昌受中共党组织委派,由上海秘密抵津组织抗日武装。在新购置的红楼内,亲笔题写“松间明月长如此,身外浮云何足论”的楹联。他多次变卖家产,曾经一次交过六万银元的党费,为抗日前线购买武器。为掩护抗日人士,他还改造了客厅及二楼夹道。在这里,吉鸿昌创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编印出版了《民族战旗》、《华北烽火》等抗日刊物。一九三三年,他联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成察绥抗日同盟军,挥师率部北进,三战三捷,收复多伦,极大鼓舞了中国抗日力量。
1933年冬,吉鸿昌重回天津,他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宣传抗日,蒋介石恼羞成怒,电令蓝衣社特务将吉鸿昌逮捕。狱中,吉鸿昌忍严刑,拒劝诱,见无计可施,蒋介石决定秘密处决这位本以为可以为其所用的“顽固不化”的将军。
据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报道,最后时刻,吉鸿昌披上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在地上写完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后,他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奋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这是对一个正气凛然革命者的最好评价。
任何一个城市的新生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代价,既有思想的,也有生命的。
每当夜幕低垂,蜿蜒72公里的海河就像一条或幽蓝或碧绿的项链,静静地挂在城市的脖颈上,而海河上的12座风格迥异的桥,就是12颗颜色不同的珍珠,在水天一色中,记录着河与海经久不息的对话。
有一座桥,格外引人注目,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飞架东西的交通内涵,而变成了胜利的象征。它,就是1949年天津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的金汤桥。
金汤桥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由津海关道及奥、意租界两领事署、电车公司合资将东浮桥改建的,桥分三孔,全长76.4米,其中较大孔径为固定跨,两孔为平转式开启跨,用电力启动,是天津为数不多的早期大型钢梁铁桥,寓意自然是固若金汤。今天的桥畔有座纪念碑,碑文写道:“1949年1月14日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我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东西两面主攻部队历经16小时的激战,于15日凌晨在金汤桥胜利会师。”
桥梁无语,历史有声。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告捷、淮海战役正酣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和华北野战军根据党中央指示,不失时机发动了平津战役。
当时的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人口近200万。市内地形复杂,地势低洼,水网密集,易守难攻。守军寄望于复杂的地形、坚固的工事和13万“能征善战”的兵力,与解放军摆开决战架势。
1949年1月2日,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根据天津市区地形和守敌的布防特点,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先割后围,各个击破”的方针。
1月14日上午10时,我军集中5个军、22个师约34万兵力,组成东西两个突击集团,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
西突击集团自西营门突破,向市区金汤桥挺进;东突击集团自民权门突破,也向金汤桥挺进。总攻发起后,我军炮火仅用40多分钟即摧毁了城防工事,东西突击集团挺进市区,展开巷战。
1月15日凌晨5时,东西突击集团在金汤桥胜利会师!所以,金汤桥又叫会师桥。
有意思的是,在恢弘的会师场面后,衍生出许多疑问,一是会师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二是流传至今的“会师金汤桥”照片是否真实。
金汤桥会师的具体时间有好几个版本,有1949年1月15日凌晨1时、2时说法的,有凌晨5时前后说法的,还有凌晨7时半说法的。即便是会师的3个军,记述也不一样。
对此问题,党史专家认为必须弄清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当时作战指挥部的要求。解放军在1949年1月2日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作战会,用整整一个星期研究天津地下党提供的情报,然后统一思想,部署军事力量,攻占金汤桥。会议决定的作战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隔后围、各个歼灭。总指挥刘亚楼提出:东西对进,金汤桥会师。正是按照这个作战方针,津西为第一主攻方向,由38、39两个军9个师的兵力承担;津东为第二主攻方向,由44、45两个军8个师负责。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东、西两个方向4个军同时对进战斗,突破城垣进行纵深穿插后,在天津市中部地势最狭窄的蜂腰处即金汤桥上会师。
二是到底怎样才叫“会师”?会师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东、西两个方向4个军的军史资料汇编里边记载的会师时间也不相同。38军的所有记载都是1949年1月15日凌晨5时会师金汤桥,39军的所有记载都是15日凌晨5时20分会师金汤桥,而45军的所有记载又是15日凌晨5时30分会师金汤桥。究竟以谁为准呢?
专家认为,一个方向的一个军到达的时间不能称为会师,同一个方向的两个军都到达了也不能称为会师,只有东、西两个方向四个军都到达了,会师时间才能确切地成立。按此标准考证,15日凌晨5时半应是最确切的会师时间。
还有一个存疑就是至今流传的“会师金汤桥”照片,专家也认为是以讹传讹之作。因为,解放军在金汤桥会师时并没有拍下实景照片,这幅照片是事后补拍的,而且是在今天的解放桥上补拍的。已有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分别到现今的解放桥和金汤桥上实地考察,并从建筑学角度分辨,证实这张照片确是在解放桥上拍照的。
尽管误传的说法给历史的真相蒙上了一层面纱,但是,丝毫不会影响金汤桥的辉煌,反而,给了人更多更远的遐想。
§§有商气的天津(看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