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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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静海去看一看……

　　因为是精武之祖霍元甲的故乡，静海县南河镇小南河村总是被那些行侠好义之人神往着，即便是对武术向无感觉的人，也会受电视剧里那些小河、树林围拢起来的好奇的诱惑，哼唱着“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旋律，恨不得零距离看一看这位大侠的生长之地，品一品滋养了霍氏家族的东流之水。

　　霍元甲故乡至今保存着霍元甲的故居和陵园，成了全世界精武门人恭仰和朝拜的圣地。故居位于村中心，东西长11.6米，南北长12米。里面陈列着霍元甲用过的农具、兵器以及家具、文房四宝、精武会旗等实物。陵墓离村不到一里地，由神道，石狮，享殿，石牌坊，寝园组成。整体建筑采用轴线对称布局，中轴线为神道，盾形台基上布有红，黄，蓝三个立体五星花坛，标志精武会宗旨——德、智、体全面发展。方形须弥座，拔地1.8米，四周镶有1米高的汗白玉香案置放碑前，墓圈由毛骨石垒砌，盘石封沿，宝顶为垛斧石工艺，总高3.5米。南侧后神道通向松林。霍元甲的棺木即葬于此，墓前树立高1.5米，阔0.75米墨色墓碑一通，镌刻着霍元甲生平，陵墓四周果木葱郁，宛如一蔟绿色花环环墓而挂，观者无不肃然。

　　霍元甲（1869-1910），字俊卿，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属沧州地区），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元甲幼时多病。其父霍恩第是名显一时的秘宗拳师。他担心儿子习武有损霍家名声，拒不授艺。但元甲志存高远，日日留心，处处参察，借父亲向兄弟传授之机，一旁揣摩偷艺，并且躲进院外的枣林埋头苦练。秘密泄露后，霍恩第很是恼火，少不了一通责骂。元甲发下狠誓，保证绝不与人比武，不辱霍家门面，最终获准加入习武之列。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很快便在兄弟中脱颖而出。霍恩第一改旧见，将所怀绝技悉数传授。后来，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宗艺”，攀上了一个新的顶峰。

　　霍元甲正其身，直其性，绝其艺。光绪22年（1896），山东大侠刘振声慕名来津，求拜元甲门下。霍察其品性卓群，收为弟子，破了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祖训。两年后，谭嗣同变法遇难，大刀王五（王子斌）避难津门，与元甲一见如故，结为至交。后王子斌在京被八国联军枭首示众。元甲与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协助，将义士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

　　宣统元年（1909），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报章刊登广告，辱我“东亚病夫”。霍元甲应友人之邀赴上海约期比武。慑于“迷宗艺”拳威，对方以万金作押要挟，元甲一口答应。对方设法拖延，元甲亦做广告回敬：“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声言“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霍公声威使奥皮音未敢交手即破胆而逃，连公证人，操办者也没了踪影。

　　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等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孙中山赞其“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的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尚武精神”四个大字。

　　扼腕的是，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元甲较艺，均告失败。日本人奉以酒筵，席间见霍呛咳，荐日医为治，霍公未及多虑，不意中毒，9月14日身亡，年仅42岁。

　　后来，上海精武会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东阁任教。各地分会相继兴起，十数年过去，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超过40万人。

　　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号，是个由七间青砖平房组成的小院。虽然从外表上看不出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可是，一旦向里翻阅它的页码，便会发现这个院子的不同寻常，它原来是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是进步学生的大本营，从这里，走出了好几位共和国的缔造者。

　　“五四”运动的光芒，集中了所有涤旧迎新的热量，凝聚起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这些思想走在时代前面的进步青年，他们喊出"革心"、"革新"，"自觉"、"自决"的口号，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灌输世界新思潮”的任务。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开会成立了天津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觉悟社"。由于当时女子师范、第一师范都在河北区，所以暂由一个女社员匀出一间客房作为临时社址，也就是三戒里的这个院子（十一月迁到东兴里）。这是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房子，只有一张书桌，一张折叠的饭桌，几把椅子和两张靠背椅。

　　院内的两间东屋，是当年周恩来与社员研讨新思想的地方，社刊《觉悟》也是在这里编辑出版的。1987年，觉悟社旧址按原貌修复，辟作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当年的社员邓颖超题写了馆名。

　　觉悟社的社员，恰好是10男10女。男社员包括周恩来、马骏、李震瀛、谌志笃、关锡斌、谌小岑、潘世纶、赵光宸、薛撼岳、胡维宪；女社员有：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张若茗、李毅韬、周之廉、李锡锦、郑岩、吴瑞燕、张嗣倩。

　　觉悟社组织严密，发展社员极其谨慎。他们用抽签办法，按照号码谐音取名，作为通信和撰文的笔名。邓颖超抽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的是“五号”，叫“伍豪”。

　　觉悟社成立后，李大钊关怀有加。首次会议不久，他就应邀来津指导，嘱咐社员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等刊物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李大钊还对天津男女同学打破封建礼教束缚，紧密合作的做法大加赞许：“你们10男10女一个社，真是个创造。”

　　恰同学少年，青春激扬。但是，觉悟社严格规定，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不久，一批社员被当局逮捕，学校在逼迫之下，无奈开除了社员的学籍，觉悟社刚满一岁便中止了使命。

　　1920年初冬，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等人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马骏、谌志笃、邓颖超等人留守天津。虽然天各一方，但依然用各自代号在天津的《新名意报》“觉邮”专栏上联系。社员们一直都在心底吟唱着激昂的社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共同的志向，残酷的洗礼，让一束束情谊之花悄悄萌芽，最终有3对老社员结为革命伴侣：周恩来和邓颖超，潘世伦和李愚如，谌小岑和李毅韬。

　　邓颖超曾在1988年以《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为题，回忆了在天津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1919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包括工农商的举国上下的最广泛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每当我遥想过去，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并肩战斗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