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的国力背后必是无能的政府,但是,总有一些有识之士,像鲁迅先生张扬的“中国的脊梁”那样,不甘寰宇之内,听不到来自东方的声音,不甘百业之间,看不见产自中国的品牌,于是,他们奔走,他们尝试,他们愈挫愈奋,他们放手一搏,于是,在诸多高精尖领域,中国的步子跟了上来,甚至还能一领风气之先,而天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这些有识之士乐此不疲的试验场。
虽然距离市区还有一段车程,但是大沽船坞遗址不能不看。
这里汇集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造船机器;这里为清朝北洋水师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艘潜水艇;这里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装备的革命性进步……
在津沽公路塘沽段靠近海河出海口的地方,有个大沽造船厂,它是我国北方最早的船舶修造厂和重要的军火基地。为抵御外侮,加强海防,及时为北洋水师修造舰船,1880年经李鸿章奏请清廷,光绪皇帝批准在大沽(今塘沽)建造一座继福建马尾船政、上海江南船坞之后的第三所造船厂。
一进厂门,就能看到一块写有“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博物馆”字样的巨石,顺着通道左转,大沽船坞遗址博物馆全貌尽展眼前。
博物馆正厅,是一幅巨大的中日甲午海战油画,壮观而惨烈。北洋水师成军的十几年间,除定远、镇远两艘大吨位舰船无法进入大沽船坞修理外,其他“成员”都在这里“看过病”。1880年建坞后,大沽船坞陆续修建有甲、乙、丙、丁多个船坞,由修而造,一些吨位小的舰船从这里的车间下水起航。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剪床、冲床以及军火武器,俨然一个泱泱大观的企业博物馆。
满是锈渍的机器都是北洋水师从国外进口的,经过多次战争,所剩无几。这里有1882年从德国进口的剪床和1889年从英国进口的冲剪设备。德国剪床高2.2米,宽0.5米,长2.82米,全是铸钢制造,可作剪、冲、截三用。这张剪床是铸钢本体,左右两侧成虎口形,中间形成V字,左可剪1.5厘米厚钢板,右可冲直径2厘米之孔,V字形刀口可截8厘米×8厘米角钢。自1882年购进后,它直接参与了我国第一台潜水艇和“飞凫”、“飞艇”炮船,“遇顺”、“利顺”、“宝筏”等船的建造。
博物馆一角,摆着一挺锈迹斑斑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是浙江省衢县高家镇埠头村一村民2001年4月2日在衢江挖沙时发现的,机身刻印着“大沽造船厂所造”和“中华民国捌年制”几个字,编号为429,字体清晰,枪身漆黑。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轮机厂房,长55.6米,宽19.8米,外观、顶部呈上下双脊形,副脊下方沿房脊有两排天窗。厂房主体为砖木结构,内部有14道木梁,每道木梁间距3.9米,并分为东西两跨,两跨宽度各为9.9米,每道木梁之间有一个窗户,连成一排的30个窗户使得厂房里光线通透,十分敞亮。
大沽船坞甲坞建于1880年5月,是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长97.6米,宽28米,深6米,木质坞门,土木结构,能够容下一艘2000吨左右的船舶,1974年大修改造成长100米,宽17米,深6米,浮箱移动式坞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船坞。
最为惊奇的是,这个船坞还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潜水艇。据上海《益闻录》报道:“此船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灵捷异常,颇为合用……洵摧敌之利器也。”
博物馆里还有一个产自英国伯明翰的保险箱,1892年出厂,长1.06米,宽0.66米,高1.02米,双开门,左侧是一个常闭门,上下各一个锁舌,门框处有3个锁舌,定位销4个。右侧门为常开门上下各1个锁舌。左右两侧各3个锁舌,定位销4个,全箱共13个锁舌,8个定位销,全为钢质。箱内有一横二纵活动式隔板,可根据放置的不同物品变换隔板的位置,最底部有平行的两个带暗锁的抽屉,箱体外部分别有两道钢质插榫围箍,主体钢板厚约0.1米。保险箱一直放在大沽船坞厂部机要室内,保存了北洋水师提督下达的重要文件和研制德国1磅后膛炮的重要图纸及后期制造水雷的图纸。
年代久远的物件大多有着各式的传说,大沽船坞也不例外。厂房外有两棵参天杨树,茂盛的枝叶差不多成了一面墙。这是一对百年古杨,相传建坞之初有一对从福建来的技师夫妇,刚留学回来报效祖国,日夜操劳,连续三年没回家乡,终因积劳成疾,病死他乡。李鸿章为纪念他们亲自栽下了两棵树,取其谐音‘杨’,意为颂扬,而‘树’则是树立典范之意。两棵大树一南一北遮天蔽日,恰似一对夫妻,大沽船坞人都深含感情地叫它们“夫妻树”。
天津的工业之声最早是从三条石的石板路上传出来的。今天的这里,已经辟为“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是以三条石地区民族铸铁机器制造业发展史为基本陈列内容的地方专业性博物馆。
这个馆1959年9月27日正式开放,馆名是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
三条石地区指的是南、北运河以及河北大街构成的三角地带,面积约730余亩。这里水、陆交通便利,是天津早期商贸繁荣之地。1860年前就出现了为船家、商客服务的打铁匠人,之后,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记铁铺在此“定居”,成了最早的铸铁手工作坊。
1915至1930年,三条石地区铸铁、机器业发展到鼎盛期并且明显分为两业——铸铁业和机器业。不少铁厂为了扩大规模,争抢着在天津和外地开设分号。到1937年前,三条石“两业”工厂在300家左右,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
三条石大街中段,是一个值得天津人骄傲的老工厂,名字叫福聚兴机器厂。它建于1926年,用了1000块现大洋支撑起来的,主要产品有水车、榨油机、颜料机。旧址保存了原来的厂房和机器设备,还原了柜房、经理室、库房、车间、工棚、吊楼、厨房、厕所、工头间等9处场景。
而今参观三条石博物馆,走过展厅,来到后院,绕过博物馆实物展厅,就会看见一间100多平方米的旧式车间。这就是福聚兴机器厂原来的厂房。
里面摆放的机器都是对照当年的老照片,再借助老工人回忆,尽可能按原样布局的。厂房里共有各式车床13台,还有一台发电机,看起来虽然破旧,但当年却是机器厂聚财的本钱。
福聚兴发家,确是凭借头脑的。它的市场敏锐度要明显高人一筹。当听说上海很少生产非常笨重的机床时,福聚兴就购买了一批机床贩运到上海,到上海后,在码头上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一次就赚了十几万。
每到工作不是很紧张时,他还要给各种已经完工的机器上油漆。在馆里的实物展厅,他看见了那台还能够用来刨冰的机器说,当年他曾经给许多刨冰机刷油漆。或许,这台就是老人曾经刷过油漆的刨冰机呢。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工头的带领下,读全体同仁“反省二十要”。读完后,才能去吃饭。
1991年,文物部门对博物馆福聚兴机器厂旧址进行修缮。这是天津唯一保留下来的反映民族机器业发展史的遗址,主要包括前柜房、后柜房、锻工棚、机加工车间等。
当年的三条石地区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福聚兴真能干,台虎钳子摇轮转”,足见福聚兴的品牌口碑之好。
福聚兴是个头脑活络的商户,正门上方竖了一个产品介绍招幌,类似现在的广告牌,吸引了不少主顾。在这间百多平米的旧式车间里,灯光昏黄,照着一张能够坐开五六个工人的桌子,桌面上印刻着铁器擦划的痕迹。厂房里有各式车床13台,还有一台发电机,是专为应对紧急停电准备的。
在那个相对闭塞的年代,一些小打小闹的作坊主,只管自产自销,还没有广告的概念,而福聚兴则不然。它生产的颜料机,最初售价100元,可是在报纸上做了广告后,一下子涨到800元,赚了个盆满钵足。
一场大雨过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河(位于靖边县)又经历了一次洪水的冲击。刚刚改道的河床上到处是上游冲下来的碎石乱瓦,其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石头”,仿佛刚从泥土中掀出来一样。
河坡上,远远走来一支驼队,两个外国神甫走在中间,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他们不是专心走路,而是不住地向河床下张望。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那些白“石头”上时,禁不住叫了起来:“上帝!我找到它们了!”
这一幕发生在1923年,主角便是当时设在天津的北疆博物院(现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的创始人——法国神甫兼自然科学家桑志华(中文名)与德日进(中文名)。
一架“牛”化石站立在展厅中央,头骨、腿骨、肋骨、脊椎骨完好无损,似可行动。其中的一侧牙床上还保留着几颗牙齿,每颗直径约四厘米,足有小水杯大小,轻轻擦去上面的泥渍,牙齿质感如同玉石,连咬合面的纹理都清晰可见。
此兽何名?标牌上写着“披毛犀”三个字,是距今10万年的古代动物。它的发现者,就是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桑志华,萨拉乌苏河畔的场景,就是桑志华发现披毛犀化石的如实还原。
因为大多生长在热带,现代犀牛是没有毛的。但十多万年前,活跃在东北、内蒙古等北温带的犀牛怕冷,都像牦牛一样披着厚厚的长毛。1914年,38岁的桑志华来到中国。他是专程到中国西北腹地探险和考察的,并准备在天津筹建一座“北疆博物院”。当时天津的圣路易斯路18号(今营口道)的崇德堂,被教会指定为桑志华的活动基地,这里就是北疆博物院的前身。
桑志华的发现在世界上引起轰动,披毛犀化石便是最大的亮点。正是桑志华,从萨拉乌苏河中将三只披毛犀化石完整地挖了出来。
桑志华是满载而归,但他毕竟不是地质古生物专家,要真正解开其间之谜,还必须依靠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院。于是,他从法国请来了德日进。
1923年5月22日,德日进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代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院与北疆博物院联合组成一个为期两年(1923—1924)的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结果他们首战告捷,当年就在宁夏银川东南发现了一个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水洞沟,并在靖边县萨拉乌苏河一个叫小桥畔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埋藏颇为丰的化石地点。这些化石包括了偶蹄类、奇蹄类、食肉类、啮齿类总共33个属种,数量之多、保存之好世之罕见。
坐落在马场道上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内的北疆博物院旧址已经修葺一新。建筑外檐上“北疆博物院”五个大字熠熠生辉。1925年至1929年相继建成的陈列厅和南楼,与北楼连接形成工字形,也就是北疆博物院旧址,这个由比利时和法国建筑师共同设计的建筑,现在仍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库房,还有二十余万件馆藏标本在此存放。桑志华发现的三只披毛犀化石目前天津存有两架,一架在展厅,一架在库房。另外一架,在1926年被桑志华送给了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
不光是披毛犀化石引起时人的无限好奇,北疆博物院还有不少镇馆之宝,“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就在很长时段内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谜题。
1924年5月14日的《益世报》刊载了天津博物院即将展出原始人头骨的消息:“此次更换从前未经陈列之品多件,如原人时代之人头骨,及原人所制之骨器、石器、陶器……”当年6月8日重新开馆后,这些极具吸引力的展品,让参观者趋之若鹜。人们瞪着那残缺不全的“骷髅头”,摸着自己的脑袋,若有所思……
但是不久,这5个弥足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便下落不明,只剩下如今存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石膏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