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探赜（第3辑）

第二章 略论宋代的书坊刻书

　　⊙康芬

　　在中国古代流传已久的三大图书刻印出版系统——政府刻书、私家刻书和书坊刻书中，如果我们追溯其雕版源流，就不难发现，起源最早的，应该是书坊刻书。早在五代政府的国子监刻书以前，在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已出现了众多的书坊，如“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西川过家”等都是唐代四川著名书坊，他们刻印过佛经、日历等书籍。唐中和三年（883），僖宗逃入四川时，成都城东南已经是书肆集中地。这里出卖的雕印书籍真是五花八门。既有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迷信书籍，也有字书、小学之类比较正统的图书。当时长安也出现了“上都东市大刁家”所刻印的日历。“上都李家”也刻印了《崔氏夫人》等书籍。唐代江南扬、越一带，书坊也很兴盛。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庆集》在这里极为走俏。书商沿街叫卖，甚至可以用此书交换酒茗。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使书籍生产从缓慢的手工抄写彻底解放出来。图书以一化身为千百亿，在市面上广泛流通，成为寻常百姓人家可见可买的东西。宋代文化高涨又刺激了社会各阶层对图书的需求，更促进了以营利为目的的书业的坊刻书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神宗熙宁以后，那种禁止民间擅刻书籍的出版法令的松弛，书坊刻书正遇上风云际会的大好时机，不断刻出种类繁多的书籍。书籍作为一种极为普通的商品，却产生了极为丰厚的利润，有的可得到二至三倍的纯利。这使得许多书商不顾一切地采取各种手段去牟取暴利。如北宋哲宗时，福建商人徐积不顾政府屡下禁令，在杭州刻印《华严经》，书版共有2900余片，书印成以后，又私自装进海船，送往高丽出卖，得银3000余两。英宗治平年间，开封府的一些书商为了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竟敢伪造朝廷敕文，印卖都市，使得龙颜大怒，下令开封府严行追拿雕卖之人。更有甚者，一些政府官员也深乐此道，敢冒削职查办的危险，利用公款鼓捣起书籍刻印买卖来，可以说是当时最典型的“官倒”。最著名的是唐仲友刻书公案。淳熙八年（1181）唐仲友为台州守，利用职权将伪造钞票的刻字匠从狱中提出，一方面威逼他继续伪造钞票，另一方面又动用公款，令他两次雕刻《扬子》、《荀子》等赋集子书。书籍印好后，又搬运到唐氏本家书坊贷卖以饶利。可见，对有利可图的书籍生产逐利追益，使得下至粗通文墨的细民百姓，上至一些政府官员、文人学士趋之若鹜，迷于书业。这正是宋代书坊刻书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书籍的私自刻印和自由买卖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东京的汴梁，以及浙江、福建、四川、江西等地，坊肆林立。汴京作为北宋的首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书坊刻书和书籍交易特别活跃。汴京的大相国寺，这昔日神圣的佛教清净圣地，当时却成为万姓交易，熙熙攘攘的都市商业中心。这里除了买卖簟席、屏帏、洗漱用品、弓箭、鞍辔、时果等日用品之外，也买卖书籍。殿后资圣门前是书籍玩好图画的专营地，是文人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北宋著名文人穆修为提倡韩、柳古文，曾私自刻印他们的文集，亲自到相国寺兜售。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八中说，他的祖父，即曾任丞相的苏颂“常于相国寺，置得阁本、法帖十卷。”可见当时严禁外借的馆阁图书，也有人偷出来刻印或出卖。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也记载：“乡人上官极……赴省试，游相国寺，买诗一册。”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也说：“在相国寺庭中买得古叶子书。”除了像相国寺这样的书籍交易摊点外，汴京还有许多兼刻印、出版、发行于一身的固定书坊。如南宋时迁居于临安的荣六郎书籍铺，原来就开设在汴京的大相国寺东。寺东门大街上也有许多书籍铺。它们中有许多高挂着“兑客书坊”、“发兑古今书籍”的布制广告招牌，迎风飘扬，以吸引、招徕顾客。

　　（一）杭州书坊刻书

　　杭州是南宋京城，是人文荟萃之地。这座参差百万人家的商业大都市，不但政府刻书名扬天下，书坊刻书也饱享盛名。当时人们未进入杭州，就闻到书籍买卖的气息。白塔桥是进入杭州的主要通道。书商们抓住了入杭旅客急于了解杭州地理形势的心理，在这里摆开书摊，大肆口叫卖《朝京里程图》，这是一种类似今天旅游指南的书籍。于是来往于杭的士大夫，必手买一册，加以披阅。当时的诗人也就留下了“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亭驿分明”的诗句。走进杭州城，更是书肆林立，有姓名可考者就有20余家，分布于杭州城内的各地。如郭宅经铺设在城东北角的钱塘门内车桥南大街上，这里靠近国子监、太学和钱塘县学，是文人学士经常出没的地方。郭宅经铺刻印过《寒山拾得诗》等书籍。尹家书铺是杭州较有名的书坊。它开设在和宁门与朝天门中的太庙前，距离皇宫最近。左右与政府的三省、六部、五府等官署相近，四周都是皇亲国戚和达官显宦的宅第。因此，这里是高档商品集中的商业中心，“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供附近高消费者购买。这些消费者同样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也喜欢购买书籍，所以尹家书铺生意兴隆，他刻印了较多书籍，如《北户录》3卷、《却扫编》3卷、《钓矶立谈》1卷、《渑水燕谈录》10卷、《述异记》2卷、《曲洧旧闻》10卷、《续幽怪录》4卷、《茅亭客话》10卷、《箧中集》1卷等。从上面所刻之书的内容来看，大部分是笔记小说、轶闻怪录之类，完全适合这些功成名就的达官贵人在膏粱锦绣的寄生生活中，聊以消遣娱乐，寻找精神刺激的消费心理。

　　杭州城书坊最集中之地大约有二处：一是以桔园亭为中心所形成的文籍书房，这里正对棚桥，倚近喜绩坊，左右两河相夹，是商品集散地，也是南来北往旅人歇脚之处，但是由于史书缺乏记载，桔园亭到底有多少书坊，我们不得详知；二是集中于城北的商业中心，它的范围大致自棚桥至众安桥一带。书坊以御街为轴线，沿街东西两边敞开门户。全城有姓名可考的三分之二的书铺都设在此区。这里有“大瓦子”、“小瓦子”，是一个百戏荟萃之地，日夜表演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节目，如杂技、影戏、傀儡戏、说书、讲经等，成为热闹非凡的市民文化世界。这里离贡院不远，是各地科举考子经常光临之地。这里茶肆旗展、酒楼林立，吸纳着各个阶层和四面八方的顾客。因此大部分书坊设于此地区，正是为了更好地推销书籍。如在御街西南，猫儿桥河东岸，有开笺纸马铺的钟家，曾刻印出卖过许多经常有关迷信的印刷品，但他以秀气的欧体字刻印的《文选五臣注》30卷，却是雕刻精美、传世甚罕的印刷品。卷尾刻有“钱塘鲍洵书字，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二行题记。现仅存二卷，分别藏于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御街东南、大瓦子的东北街有二座相邻的桥，名叫鞔鼓桥、洪桥，同时亦有二家陈氏书坊，均坐落在二桥南河西岸。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铺刻有《李丞相诗集》；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铺刻有《容斋五笔》等书籍。

　　为了提高竞争力，有的书坊刻书内容独树一帜，朝专门化方向发展，如开设在众安桥南的贾官人经书铺，以刻佛教经典为主，刻印了《妙法莲经》、《宗镜录》、《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等书籍。在杭州众多书坊中，恐怕要算荣六郎的经史书籍铺历史最悠久了。它在北宋时就在汴京相国寺东开业。靖康之变后，他随许多商人一起南逃到杭州，在中瓦南街扎营盘寨，又重操刻书、贩书旧业。为了取得信誉，推销书籍，他念念不忘在刻印的书籍广告牌记中炫耀书店的悠久历史。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刻印的《抱朴子》一书卷尾，有这样一段刊语：“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

　　宋代杭州诸多书坊中，刻书数量最多、质量最精，被后世一致艳称的，要算是陈起父子所开设的陈氏书铺了。陈氏书坊开设在棚桥和睦亲坊附近的棚北大街上，所以后人称陈氏刊书为“书棚本”。睦亲坊俗称宗学巷，宗学是皇朝宗室子弟读书处。这里既是喧闹的商业中心，又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地理上的优势，使陈氏书铺生意热闹非凡。仅他所雇佣的刻工就有数十名之多。书坊主人陈起，字宗之，号芸居，外号陈道人，因宁宗时乡贡第一，人又称其为陈解元。他是一位集诗人、书法家、藏书家、出版家、书商为一身的全才。他的诗写得很好，人称“笔下句通神”，诗风既有陶渊明、韦应物的淡泊，又有郊瘦岛寒般的艰深。给后人留下了《芸居乙稿》和《芸居遗诗》二部诗集，计130余首诗；他亦擅书法，有“字画堪追晋”的诗句可证。正因为他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他在图书刻印出版史上的贡献，是一般粗通文墨的书商所望尘莫及的。他和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文人有着极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和那些江湖落魄的文人，更有一种声气相交的亲切感。他为他们改稿选诗，并把这些诗编辑一起，刊刻行世，名曰《江湖集》，由于他的穿针引线，这些地位低微、穷愁潦倒的文人诗歌才得以流传行世，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诗坛上雄踞一时，由此而形成了南宋著名的诗歌流派——江湖诗派。

　　陈起在书籍刊印出版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大量刊印了唐代的诗文集。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书商，还没有一个书商能像陈氏那样倾注了那么大的热情，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对这一宝贵的文学遗产进行总结和翻刻。陈氏是宋代众多书商中鹤立鸡群第一人。陈起是一位诗人，他作诗“刻苦雕肺肝”地追摹唐代诗人孟郊、贾岛的艰深苦硬和韦应物淡泊素雅的风格。这种偏嗜唐代诗歌的审美观念，也极大地左右和指导了他的刻书实践，使他抱着“诗刊欲遍唐”的决心，先后刊刻了《常建诗集》《韦苏州集》《孟东野诗集》《李贺歌诗集》《王建集》《朱庆余诗集》《于濆诗》《李群玉诗集》《张螏诗集》《碧云集》《李推官披沙集》《浣花集》《唐求诗》《甲乙集》《女郎鱼玄机诗》《周贺诗集》等近二十种诗文集，以上是有书名可考或流传至今的唐人诗集。实际上陈氏当日所刊不可胜计。这些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字体秀劲圆活的唐人诗集，对后世影响极大。明代所刊的十行十八字本的唐人专集、总集，都是以陈氏所刊为蓝本。近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四部丛刊》时，也影印了陈氏所刊部分唐人诗集。所以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说：“陈氏父子遍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大。”唐人诗集得以流传至今，“陈氏刊刻之功为多”。

　　与陈起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并同样具有极高文化素养的另一位著名书商和刻书家陈思，也被人们称为陈道人。他的陈氏书籍铺也开设在棚北大街上，因此人们很容易产生误解，一是将他们俩牵合为一，认为陈思就是陈起；二是认为陈思是陈起的儿子。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今人胡念贻在他的《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编纂和流传》一文有详细考证（详见《文史》第16辑）。陈思与布衣终生的陈起不一样，他曾担任过南宋政府的小官。《四库全书总目》说：“思，临安人。所著《小字录》，前有结衔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有的史书还认为他担任过贾似道的编管。陈思不像陈起一样是位诗人兼出版家，但他却是位见识极高的学者型出版家，他编纂刻印的《宝刻丛编》《海棠谱》《书苑精华》《书小史》《小字录》，书中汇集了大量考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朱彝尊《宝刻丛编跋》中称赞：“临安书肆人陈思所撰《宝刻丛编》二十卷，颇中条理。金石文跋，藉其会粹……当南渡之后，君臣无意雠编地志者；思独博采九域图经所遗，一一识之。其识高于朝士一等矣。”陈思所编纂刻印的《两宋名贤小集》，更是一部影响甚巨的宋人诗集汇编，共收录了两宋近160家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陈起所印的《江湖集》60余家宋人的诗歌，此书一出版，就被人们踊跃抢购。当时的艺流文客称此书为“国宝新编”，多挟此以拜谒权贵，成为时髦的见面礼。许多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作品，赖陈思编辑刻印之力，幸不湮没于历史风尘，而得以流传今世。与陈起以刊刻保留唐诗作品而著于世一样，陈思以刊刻《两宋名贤小集》，为保存宋诗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个鬻书人，陈思可称为精通业务的书肆老手。他对于自己所刻印出售的图书都要进行精读，并且写下读书笔记。长此以往，锻炼了对书籍一眼即鉴真赝的能力。他经营有术，不但出卖自己书坊所刻之书，而且大力收购那些藏书故家因沦坠不振而出卖的藏书，既而转手卖出，以获丰厚利润。他还经常主动上门推销书籍，如为《宝刻丛编》作序的孔山居土，辛卯之秋，藏书尽厄于火灾，陈思闻之，三番五次上门兜售书籍。他还专门为一些购书多的读者进行定点服务：一是送书上门；二是为他们收集急需散佚的图书资料；三是提供图书咨询，如著名学者魏了翁在《宝刻众编序》中称陈思“多为余收揽散佚，扣其颠末，辄对如响”。

　　（二）福建书坊刻书

　　以地域而论，宋代书坊刻书数量最多，速度最快，流传最广，要数福建的书坊了。福建的书坊主要集中在建阳的麻沙、崇化二镇。自宋至清，人们一直称麻沙、崇化为图书之府。在宋代，建阳就与浙江杭州、四川成都鼎足而三成为全国图书刻印出版的中心。但建阳刻书又有其独具一格的特点。杭州、成都的刻书是由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齐头并进的方式而奠定其在书业雄踞一时的地位的，而建阳刻书却是坊刻为主，经过众多渊源深厚、世代相沿的刻书工匠的努力，而成为全国刻书中心的。因此，在这里商品的价值规律显得特别突出，由此建阳坊刻的优点与弊病也成为世人议论的焦点。

　　建阳坊刻的图书历来形象不佳，多遭世人非议。宋代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宋人周煇在《清波杂志》中也说：“若麻沙本之差讹，误后学多矣。”著名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等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代姚祐曾任杭州州学教授，曾根据《易》义出了一道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让学生们写作文。弄得学生们莫名其妙，就向老师发出疑问：“先生恐怕是看了麻沙本吧？监本中是‘坤为釜呢！’”姚祐一查监本，果真如此，只得说：“我买了这该死的麻沙本，应该升堂自罚一值。”明代福建文人谢肇淛也并不隐恶讳言地批评家乡的刻本：“闽建阳有书坊，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清代陈芝光更以诗歌形式批评麻沙本：“坊间墨本几差讹，更怪麻沙灭裂多。自古文风关世运，异澜谁识是同波。”这种千秋笔伐建阳书坊麻沙本的现象，使麻沙本成了劣本的代名词。

　　平心而论，建阳麻沙书坊刻书，由于以谋利为目的，它不能不降低成本，追求速度。它要以多、以快，以低价与政府刻书、私家刻书抗衡，再加上书坊主人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像杭州书坊的陈起、陈思这样既是文人学士，又是书肆主人，在宋代书坊中毕竟是凤毛麟角。作为图书生产的组织者和总指挥的书坊主人，由于文化素质的低下，势必使生产出来的图书出现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如校勘不精，纸墨不佳，字迹模糊，内容低下，甚至有意作伪，以假乱真等等。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建阳书坊为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建阳的麻沙、崇化，这两个深藏在闽北群山白云绿荫中的小镇，七百余年来以她们独特的文化色彩和魅力，牵动着中原大地和江南各地的文化神经。她所开辟的书籍之路，把知识的宝藏源源不断地送往内地。清初诗人查慎行竟如此唱道：“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点缀溪山真不俗，麻沙村里贩书回。”这不仅是清初而且也是整个宋代建阳书坊的真实写照。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在建阳讲学，他看到建阳书籍远销四方，也发出欣喜的称赞：“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而且种类繁富，“上自六经，下及《史记》、子集”都有刊刻。连对建本批评最烈的叶梦得也不得不承认：“福建本几遍天下。”这个“天下”还应作广义理解，建本书甚至远销国外，当时朝鲜与日本都购买了建本书籍。因此南宋末年建阳学者熊禾才会写出如此《上梁文》：“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

　　建阳书坊刻书能迅速占领市场，畅销全国，其成功的秘诀，并不是他们有雄厚的财力，而在于“易成”和“速售”。“易成”就是就地取材进行刻印，刻书多用柔木，易刻速成。印书亦多用本地产的“建阳扣”竹纸。这必定加快刻印速度，明显地缩短了出版周期。“速售”，就是减少书籍的库存时间，加快书籍作为商品在流通领域里的发行速度。书籍一旦印好，就由四方书商日夜兼程运往四方行销。因此建本书的价格比较低廉。据统计，买一本浙本书的价格，可以买到两本建本书。这对于那些购买能力有限的庶民来讲，无异是一个福音，使他们能“恣读麻沙坊里书”。所以建阳坊刻书在普及宋代文化方面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建阳书坊另一个成功的原因是书商们能时刻瞄准书市的行情，彻底摸准社会需求，及时调整刻书的种类和内容，生产出试销对路的书籍产品。这是拘谨保守的政府刻书所不能企及的。例如，宋代科举考试盛行，广大的经生学子急切地需要场屋用书，这是一个潜力极大的市场。建阳书坊正把握了这个时机，大量地翻刻了经史典籍及课艺应试之文，以供举子们操觚射鹄，攀摘功名桂冠所用。为了使他们便于携带，建阳书坊又对书籍形式进行改革，尽量挤紧版式，压缩册数，缩小字体，并创造了一种适宜密行的瘦长字体，甚至刻印出一些袖珍式的巾箱本，更方便了考生挟带入考场，进行舞弊。书商们又对通用的考试经史书籍进行了各种花样翻新的加工。例如在宋以前，各种经籍刻本的正文、注疏皆是单行本。建阳书坊就把正文、注疏、音义、释文全部合刊在一起，如建阳书坊主人刘叔刚刻印的《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黄善夫合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都是此类汇刻本。这些都便于考生携带和查阅检寻。自从宋神宗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用策论之后，考试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要求考生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撷取精华，成为一个博览古今，深谙掌故的人。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建阳书坊又大量刻印了各种类书、字书、韵书以及其他工具书。宋人岳珂曾言：“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

　　宋代书禁甚严，而且禁书的范围极为广泛。什么天文历算、阴阳卜卦、兵谋之书、政治边机文字，除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除正史之外的任何野史，甚至连当代文人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著作都屡有禁令。这似乎又为建阳书坊创造了一个印书谋利的意外机遇。一是建阳远离南宋行在临安，更远离北宋首都汴京。这种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的地理优势，为刊刻禁书创造了条件；二是宋政府禁书，必定造成所禁之书以稀为贵的局面，而且禁书反而更加刺激了人们“雪夜闭门读禁书”的猎奇心理和逆反心理。因此刊刻禁书大有市场。这就造成了建阳书商敢冒毁板、鞭杖、入狱甚至杀头的危险，去开辟官刻不能刻，私刻不敢刻的禁区，刊刻了大量的禁书。因此，在政府多次的禁书令中，建阳书坊的大名总要忝列其首。如徽宗宣和五年（1123）有“勘令福建等路，近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等……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庆元四年（1198）二月五日国子监言：“福建麻沙书坊见刊雕太学总新文体内，丁巳太学春季私试都魁郭明卿问定国事、问京西屯田、问圣孝风化，本监寻将案籍施照，得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试……及将程文披阅，多是撰造怪辟虚浮之语……乞行下福建运司，追取印板赴国子监缴纳。已印未卖，当官焚之。仍将雕印行卖人送狱根勘，依供申取旨施行。从之。”

　　建阳书坊刊刻违禁图书，当然主要是受金钱的驱使，但客观上为保存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献作出了贡献。据统计，宋代建阳书坊有姓名可考者共有三十余家，而且有许多是沿袭久远的家庭刻书专业户，有的甚至相传六七百年之久。这是其他各地书坊所不能企及的。如宋代杭州陈起的陈氏书坊，固然名显当时，但传于其子陈续芸，书肆就走向式微。续芸死后，陈氏书坊就此关门大吉。然而在这偏僻宁静的建阳山城中，书坊主人却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把刻书作为谋生立业的手段，祖祖辈辈流传承绪下去。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建安余氏（建安是建阳的古代郡名，故建安余氏即为建阳余氏）的刻书了。叶德辉说：“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建安余氏远祖余焕，从南北朝时开始定居于闽中，到北宋初期，余氏又迁徙于建安书林，始以刊书为业。初以“勤有”名其书坊。当时余氏从外地选购的纸料都钤有“勤有”印记。南宋理宗时，余氏二十五世孙余文兴，因其祖先有勤有堂书坊，为示纪念，自号勤有居士。现在我们知道宋代勤有堂刻书有《列女传》，上镌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木记。至元代，余氏勤有堂书坊发展盛极一时，刻了大量书籍，今天可知见的刻本就有26种。如乾隆内府所藏《千家注杜诗》卷后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的钟式木记，又如《增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国朝名臣事略》《汉书考证》等书都为元代勤有堂余氏所刻。宋代余氏刻书最著者，并不是“勤有堂”，而是余仁忠的万卷堂。余仁忠是南宋的国学进士，所以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他刻的书一般校雠都很精审。尤其是他所刻的儒家经书，早为时人所推重，也得到历代藏书家一致赞誉，称为“余氏九经本”。宋人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称其所刻《九经》本为“最善”之本。清代藏书家李盛铎曾得其刊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欣然题跋云：“开卷展读，楮墨精妙，神采焕然。”傅增湘也惊叹其书为建本之最精者。此书之精良，除纸墨甚佳外，主要是精于雠校。这可以从绍熙（1191）余仁仲写的刊记中看出：“《公羊》《榖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对于校正出来的错误，为了慎重起见，“姑两存之，俟知者”。余仁忠除本人参予校正外，还聘请了学有专长的国学进士刘子庚、陈几同、张甫等人进行此项工作。并于绍熙四年（1193）又进行了重校。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是一般书林主人难以比拟的。余氏万卷堂所刻之书，除上面所述《公羊》《榖梁》二书外，尚可知见者，还有十余种之多。宋代建安余氏刻书，尚有余唐卿的明经堂，刻有《类证普济本事方》10卷、《后集》10卷。余恭礼刻有《活人事证方》20卷。余腾夫刻有《张文潜文集》10卷。余彦国励贤堂刻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42卷。

　　宋代建安刘氏是可以与建安余氏相媲美的书林世家。其远祖刘翱曾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镇守建州。因中原扰攘，遂卜居麻沙。自此后，刘氏子孙就在此地生息繁衍起来。至北宋，建安刘麟之父刘僎雅爱唐代著名诗人元稹诗文，但元氏诗文集多毁于唐末五季战火，遂手自抄写，编辑整理成《元氏长庆集》60卷，在宣和六年（1124）由其子刘麟募工刊行于世。这是据目前史料可知的最早的元氏刻本，以后都是唯此为祖本屡行翻雕。这也是建安刘氏刻书的最早记载，虽然刘麟刻《元氏长庆集》还属于私家刻书的范畴，但由此奠定了建安刘氏坊刻的基础。南宋是建安刘氏刻书兴盛时期。无论是从知名的刻书主人或是从刻本数量方面来说，都超过建安余氏，而且质量上并不亚于余氏刻书。刘元起的书坊曾刻印了《后汉书》90卷《志补》20卷，其中于庆元元年（1195）刻印的《汉书注》100卷，取宋祁十六家校本、十四家校本和刘敞、刘攽、刘奉世的三刘《汉书刊误》等版本进行参校，正因广采博纳众家所长，其质量远远超过了以后的明南监本和明汲古阁本，难怪日本人得到此刻本，会称其为“国宝”，虽辗转相传数百年，仍纸墨如新，并于1977年在日本京都朋友书店重新影印出版。南宋时，建安刘叔刚，名中正，是刘翱的第十一世孙，他刻有《大易粹言》《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礼记注疏》等书，其中所刻的《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被后人称为南宋“六十卷中最善之本”。刘通判宅仰高堂也为刘翱第十一世孙刘旦所开，其父刘复言曾任漳州通判，为增加其刻书知名度，仍仰袭其父官名，称刻书之地为“刘通判宅”，刻有《音注老子道德经》《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五臣注扬子法言》等书。麻沙刘仲吉（1132—1202）名大成，虽一生未登功名，却酷嗜书卷，对前人文集昼夜编集，刻有《新唐书》《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等书。其次子刘立之，字信父，能承父志，因授将侍郎，名其刻书处为刘将仕宅，刻有《皇朝文鉴》150卷。刘日新的三桂堂刻有《童溪王先生易传》30卷，与建安余氏一样，建安刘氏刻书至元、明二代更兴极一时。其中刘君佐的翠岩精舍、刘锦文的日新堂等都是刻了大量书籍的著名书肆。建安余氏和刘氏的刻书业，历经宋、元、明三代兴盛时期，直至清代尚有少量刻书，这种世代相传，绵延六七百年的刻书出版家族，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现象。

　　除余氏与刘氏外，建阳刻书较著名的尚有魏氏刻书，魏忠卿刻有《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魏仲立刻有《新唐书》，而魏仲举是集编辑、刻印、出版于一身的著名书商，他独立辑印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能博引旁收各家注书，所引原书，至今多已失传。此书椠刻精良，纸墨如新，在宋本中也称善本。此外，还有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刻印了《韩非子》20卷、《钜宋重修广韵》5卷等书。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刻有《文选》等，建安蔡纯父一经堂书铺于嘉定元年（1208）刊刻了200多卷的《汉书》《后汉书》，共有20多名刻工参加了刻书工作，可见其书坊规模甚大。其余建阳书坊刻书，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宋代其他书坊刻书

　　宋代坊肆遍及全国各地，除上述汴京、杭州、建阳书坊外，较著名的有金华双桂堂，它于南宋景定二年（1261）重刻了《梅花喜神谱》，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画谱，虽为重刻，在书籍艺术史中仍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宋代木刻版画已从宗教画中解放出来，向一般书籍插图和木刻版画专集过渡。江西临江府新喻吾氏刻印了《增广太平惠和剂局方》。西蜀崔氏书肆刻有《南华真经注》及《拾遗》，咸阳书隐斋刻有《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汾阳博济堂刻有《十便良方》等等。这些书坊刻书内容几乎遍及了经史子集四部。甚至刊刻了一些医卜星相，家居日用必备之书。这和它们谋利的目的是分不开的。正由此，充分显示了书坊刻书的灵活机动性。当世上哪一种书走俏时，书坊就会及时改变刻书方针，从而补充了官刻书内容的不足。

　　因此在两宋繁荣雕版图书事业的艺林园圃中，坊刻也是开放得正艳的一朵绚丽鲜花，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和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详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灌圃耐得翁，南宋古迹考//都城纪胜·市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3]王国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12册。

　　[4]曝书亭集，卷43，下册，世界书局，1937.

　　[5]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中华书局，1984点校本。

　　[6]叶德辉，书林余语，卷上，中华书局，1987.

　　[7]谢肇淛，五杂俎，卷13.

　　[8]南宋杂事诗，卷3.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9]查慎行，建溪棹歌词//敬业堂集，卷44，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26册。

　　[10]朱子文集，卷10，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册。

　　[11]嘉靖建阳县志，卷6.转引自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文献，1985（1）。

　　[12]岳珂，愧郯集，卷9，第1册，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13]徐松，宋会要辑稿，第7册，中华书局，1957.

　　[14]《书林清话》卷2.中华书局，1957.

　　[15]肖东发《建安余氏刻书考略》（上）认为《列女传》应为元刊本。

　　[16]转引李致忠，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文献，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