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探赜（第3辑）

第一章 论明代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

　　⊙胡长春

　　从中国古代藏书发展的轨迹来考察，明代是古代藏书事业史上的兴盛期，其官私藏书的发展与成就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私家藏书的成就则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官府藏书。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收录有五代至清末藏书家1175人，其中明代427人，为明以前历代之冠。如此众多的明代藏书家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学识渊博的特殊文化群体，他们以对文化典籍的热爱与珍视，搜罗寻觅，抄刻并举，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地推进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在古代典籍的收藏与传承、藏书保护、目录编制、藏书理论建设等方面，明代藏书家均有重大建树，对推进明代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至巨。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掇拾有关明代藏书史料，将其胪述于次，以就教于方家。

　　1.历代典籍文献的保存与流传

　　在整个明代，不少藏书家都嗜书如命，性喜聚书。他们或鬻家卖产，节衣缩食，不惜任何代价购书；或游历各地，访遍藏家，甚至于到僻巷坊肆以搜书。藏书家们聚书，往往要殚思竭虑，孜孜以求，积数十年之功始成，而藏书世家的形成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如江西藏书家杨士奇，性嗜书，少时为购得《史略》一书，其母为市鸡易书，传为美谈。出仕之后，薪俸所余，皆为购书之资。藏书家胡应麟，“性嗜古书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书故，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黄居中也是如此，他“少而好读书，老而笃焉。自为举子，以乞学宫，修脯所入，衣食所余，未尝不以市书也。藏书千顷斋中，六万余卷”。正因为藏书家们这种典衣鬻产、百折不回的献身精神，才造就了一大批藏书巨擘。苏州杨循吉卧读斋，藏书10万余卷；宁波范钦之天一阁，藏书7万余卷；山阴祁承澹生堂，藏书9000余种10万余卷；南京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千顷堂，藏书6万余卷；常熟毛晋汲古阁，藏书8.4万余册。在保存中国古代典籍文献方面，上述藏书家可谓厥功至伟。

　　从明代藏书家的收藏重点与特色，也可看出他们对古代典籍文献的贡献。不少藏书家对于藏书都有独特的眼光，有自己的独特范围与收藏重点，而不是千篇一律，更不会亦步亦趋，步人后尘。如明中期藏书家叶盛，视书如命，建藏书室名“菉竹堂”，所藏之书，虽然仅有2万余卷，然以多精本、秘本见称。范钦天一阁很注意收藏明代著述，包括明代方志、政书、登科录、诗文集等，其中所藏明代方志达435种之多，甚至超过了《明史·艺文志》所著录方志数量，这一收藏历400余年后已是稀世珍宝。上海书店据此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举凡216种，天一阁明代方志之精华，毕收其中。祁承澹生堂藏书，不以宋元本为贵，注重实用，颇注意收藏地方文献以及野史、杂著、小说、戏曲等。其子祁彪佳于崇祯十二年（1639）建“八求楼”，藏书3万余卷，以收藏戏曲文献为特色。据《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记载，曲品有466种，剧品有242种。此外，洪梗、高儒、臧懋循、赵琦美等人拘小说、戏曲、宋元杂剧收藏，项元汴、徐渭、李日华、唐寅、文徵明、董其昌、钱穀等人的书画收藏，均极一时之盛，在当时颇负盛名。

　　抄书与刻书，既是藏书家们增益藏书的重要方式，又是藏书家们传播古代典籍文献的重要手段。明代，不少藏书家都集藏、抄、刻为一体，使珍稀藏本化身千百，广泛流布，大大增加了珍本图书的流传概率，对于古代典籍文献的保存与流传极为有利。史称：“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每以身心性命，托于残篇断简之中。”藏书家叶盛抄书甚多，其为官各地，常携抄胥自随，每抄成一书，常用官印识于卷端，人称叶抄；天一阁主人范钦，曾至丰氏“万卷楼”抄书，后又与王世贞相约互抄，所抄之书成为天一阁藏书的基础；祁承所抄之书，多世人所未见，纸墨洁静，校刊精核，人称祁抄；谢肇淛好借书手自抄录，冬日清霜呵冻，十指如槌而不辍，所抄之书人称谢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藏书家毛晋，遇有世所罕见而不能得之宋版书，往往选择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这种影宋抄，追摹宋刻而与原本无异，被誉为“古今杰作”，世称毛抄。此外，还有吴宽丛书堂抄本（吴抄）、文徵明玉兰堂抄本（文抄）、沈与文野竹斋抄本（沈抄）、杨仪七桧山房抄本（杨抄）、姚咨茶梦斋抄本（姚抄）、钱谦益绛云楼抄本（钱抄）等名家抄本。可见，明代藏书家们的抄书，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较广泛的社会行为。宋版之无传者，赖此以传之不朽。

　　明代，私家刻书盛行于世。一些藏书名家，既从事书籍的收藏，同时又从事书籍的刊刻。如毛晋既是藏书家，又是出版家，他一生刊刻书籍极多，对唐宋别集、百家九流、道藏词曲、传记小说等广加刊刻，又请名人学士为其校勘图书，数量多达200多种，以至于“毛氏书走天下”。范钦的“天一阁”，不仅以藏书著称，而且在嘉靖、万历间刊刻了大量书籍，有名的《范氏奇书》，便是其中之一。赵琦美在藏书的同时，常向人借秘本珍册，缮写校雠之后，序而刊之。而沈与文、叶盛、安国、王延哲、袁褧、晁琛、项笃寿、高承埏等藏书家所刻之书，则被清叶德辉《书林清话》赞誉为明人刻书之精品。此外，明代藏书家还刊刻了大量的丛书。顾元庆刻有《阳山顾氏文房丛书》，该书40种47卷，所刻多以宋版翻雕，刊刻极精；范钦编定的《范氏奇书》21种，内容多唐宋诸家解易之作；胡震亨曾辑刻丛书《秘册汇函》，后毛晋据此书残版增而广之，刻成有名的《津逮秘书》；胡文焕辑有《格致丛书》，收书180余种，内容极为广泛。此外，明代藏书家所刊丛书还有沈节甫《纪录汇编》、高承埏《稽古堂丛刊》等。

　　2.公私藏书目录的编制

　　明代官私藏书事业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藏书目录的编制和目录学、版本学的发展。随着官私藏书规模的不断增加和藏书家的不断涌现，自然需要编制目录来统计各家藏书的种类与规模，以助图书的翻检、利用，给读者提供检索便利，对于后世而言，诸多的官私藏书目录，既是古籍版本鉴别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又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古代典籍的流传规律，同时又是一个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状况的缩影。

　　在明代的官府藏书目录中，以明正统间杨士奇所编《文渊阁书目》最早，也最为有名。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因文渊阁所贮书籍未有完整书目，开始对其逐一勘对，编置字号，厘定部类，写成书目一本，名曰《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整理图书时，将7297部图书，以千字文排次，按天字至往字，分为20个字号，装进50个大书橱中，最后逐字逐橱登记。号和橱之下，又据图书内容分类，未遵四部成法，共分40个类目，即国朝、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礼书、乐书、诸经总类、四书、性理、经济、史、史附、史杂、子书、子杂、杂附、文集、诗词、类书、韵书、姓氏、法帖、画谱、政书、刑书、兵法、算法、阴阳、医书、农圃、道书、佛书、古今志、旧志、新志等。由于杨士奇周详考虑，分类很齐全。

　　此书目编写之时，明内阁藏书尚完整，所收元朝旧藏，有价值的宋、元刻本和抄本颇多，另外，还有不少明初典籍。然而，明嘉靖以后，由于文渊阁藏书大批流失，若干珍本秘册不复存在。所以，该目录成为考订宋、元、明初散佚之书的重要资料。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对勘《永乐大典》所收之书，世无传本者，往往见于《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言：“惟籍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然而，此书目只是一部登记性书目，编制体例简单，不仅没有提要小序，连作者、卷数亦一并缺如，其学术价值不能不大打折扣。

　　张萱等所撰《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在当时亦颇具影响。此目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中书舍人张萱等人奉命校理内阁藏书时所撰，受《文渊阁书目》影响，全目八卷，分为18类，以“圣制”、“典制”二类居首，以表明其官撰性质，然后于经史子集之外，增置类书、金石、图经、乐津、字学、理学、奏疏、传记、技艺、志乘、杂部等。各书略注撰人姓名、官职及本书残全情况，并间有解题，虽文字简略，原书卷数也未全著，体例也不够完善，但稍胜于《文渊阁书目》，而成为考求明代官藏的重要目录之一。另据《千顷堂书目》所载，明代的官藏目录尚有马愉的《秘阁书目》二卷、钱溥的《内阁书目》一卷、《内府经厂书目》二卷、《国子监书目》一卷、《南雍总目》一卷、《御书楼藏书目》一卷、《都察院书目》不分卷、《宁献王书目》一卷、《行人司书目》二卷等。

　　与上述公藏目录相较，明代私家藏书目录的编制尤为众多，几乎每个著名藏书楼都编纂有私藏目录。叶盛编有《菉竹堂书目》六卷，书成于成化年间，为其家藏目录。其中著录图书4600余册，22700余卷，多不载撰著人姓氏。首类为制，收官颁各书及赐书、赐赦之类，其次为经、史、子、集类，末曰后录，为其家所刊及自著书。叙次体例，一依《文献通考·经籍考》，仅稍加变动而已。高儒为当时北方的著名藏书家，其《百川书志》为其家中所藏书之目录，共二十卷，撰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体例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每书名之下有简明题解。分经、史、子、集四志，下分子目93门，收书2112种。该目主要特色在于它是明代为数不多的一部提要目录，而且史部中包含了演义、传奇、唱本、小说等书，为研究我国古代小说史、剧曲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嘉靖间晁瑮所编《宝文堂书目》，收书7829种。该书在分类体系上，打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以卷系目，共分作上中下三卷。上卷分总经、五经、书、性理、史、子、四书、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十五目。书中亦著录有不少元明话本、小说、杂剧和传奇，此其价值所在。

　　徐《红雨楼书目》完成于万历三十年（1602），其目的是“以便稽览”，即便于从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图书。书中依四部分类法为基础，但有所增删，部分类目又涵盖有不同所属，其中经部列13类，史部列10类10属，子部列17类，集部9类3属，合49类13属。其中的著录包括书名、卷数、著者时代、籍贯、姓名、著作方式等，间或有关于内容、主旨、版本以及其他内容和形式的著录，简而有法，便于检索。该目还在少数类目下使用了表格著录方法，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繁文。《澹生堂藏书目》十四卷，为明末祁承编。是目采用四部分类法，共46类、240子目，著录所藏图书9000余种、10万余卷；又运用“互著”、“别裁”之法，分别著录其书名、卷数、著者和出处于有关各类中，使读者易于翻检。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以其父黄居中与其本人数十年所搜罗的家藏图书为基础编成，成书于清康熙年间。是书按经、史、子、集四部51类排列，每部类下先列明人著述，后附南宋咸淳以下与辽、金、元各朝著作，总计收录明人著作15408种，附载宋、辽、金、元四代著作2420种，凡17828种；书中所著录的每部著作虽无解题，但其下多有小字附注，载作者姓氏、爵里、科第及成书先后，部分起到了题解的作用。此书是当时载录明代艺文最全的目录之作，后成为《明史·艺文志》的底本，一部私家藏书目录而成为一个朝代国史艺文志的底本，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明代的私家藏书目录，可考者还有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钮石溪《会稽钮氏世学楼珍藏图书目》、范钦《四明范氏天一阁书目》四卷、朱睦楔《万卷堂书目》四卷、赵用贤《赵定宇书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二卷、李鹗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摘录》、吴宽《吴文定藏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董其昌《玄赏斋书目》八卷、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二卷、《绛云楼书目补遗》一卷等，明代私家藏书目录编纂之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3.利用藏书进行学术研究与编纂史料

　　在明代的藏书家中，少有“好事家”一类的藏书家，多“赏鉴家”一类的藏书家，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学者型的藏书家。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主张藏书为用，一方面能不遗余力地增益藏书，另一方面又能把自己的藏书活动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学贯古今、博览群籍者大有人在。因而，通过长期的藏书实践，造就和培养了一批硕学名儒、学问大家。藏书家唐顺之，洽贯群籍，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著有《荆川集》；王世贞好为古诗文，著作宏富，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唐、王二人先后并美，既是藏书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藏书家郎英，博综文艺，著有笔记《七修类稿》，其中有关元末农民起义、明代科场、漕运、茶法等史料，可补史志之阙；另一藏书家胡应麟，读尽所藏之书，所著《少室山房笔丛》，征引繁富，考据精详，书中对伪书的考辨及对小说戏曲的考评，尤为世人所重。其他如宋濂、杨士奇、归有光、茅坤、郑晓、徐渭诸藏家，皆当世名儒，在学术、文学等方面竞显风流。上述藏书家均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形成学术、文学流派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推动了明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不少藏书家在史学领域颇有建树。当时，官方修史不及前代，私家修史的风气很盛，产生了不少鸿篇巨制。在当时的著名史学家之中，就有不少属于藏书家之列。如王世贞、郑晓、焦竑、何乔远等人，既是史学家，又是藏书家，他们利用自己的丰富藏书纂辑了多部史学巨著，并搜罗、编纂了大量史料。王世贞晚年编成《弇山堂别集》100卷，稍后董复表又辑录其遗著编成《弇州史料》100卷。这两部书是王世贞史学力作，涵盖了明代君臣事迹、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礼仪风俗、民族关系等方面，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藏书家何乔远，福建晋江人。万历进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撰有《名山藏》100卷，为一部纪传体私修明史，有纪、志、传，无表。该书不少材料为他书所不载，十分可贵。郑晓，浙江海盐人，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博览群书，谙熟典故，藏书甚富。其《吾学编》为纪传体史书，记述洪武至嘉靖各朝史事，分纪、传、考、表、述，共14篇69卷。张萱，广东惠州人，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藏书处为西园。所撰《西园闻见录》，为明代杂史，共107卷。全书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内篇以表德行，外篇记政事，其方伎之属则为杂篇，对研究明史有较大参考价值。焦竑著《国朝献征录》120卷，辑录洪武至嘉靖朝名人事迹。是书收录明代人物甚多，保存了大量明人传记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综上所述，明代不少藏书家都能充分利用藏书编纂史料、撰写史书，在私家修史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4.藏书楼建筑与图书保护

　　明代的藏书家大都重视图书保护。虽然有部分的私家藏书毁于水火、兵乱，但也有不少藏书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辗转流传至今。从有关的史籍记载和存世的藏书楼实物中可以获知，明代藏书家在藏书楼建筑及日常的图书保管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对清代私家藏书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这同样是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明代藏书家在藏书楼建筑设计中，形成了重视灾变防范的设计思想，注重防火、防水、防霉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藏书楼，“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址，使避湿。而四面敞之，可就日为庋”。此种藏书楼的建筑设计，有利于防水防潮。虞守愚将藏书楼筑于水池中央，若需登楼，则必须以小舟为渡，事实证明，虞氏的这种做法极有利于防火。祁承在建筑藏书楼时，在一封家书中谈到了他的藏书楼设计思想，“必须另构一楼，迥然与住房书室不相接联，自为一境方好”；“今欲分作两层，下一层离基地二尺许，用格栅地板，湿蒸或不能上……惟后用翻轩一带，可为别室检书之处。然亦永不许在此歇宿，恐灯烛之入也”。这些设计上的考虑说明，祁承对防火、防潮、防霉十分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古代藏书楼建筑典范的范钦天一阁，建在月湖之西，四周筑高墙，远离灶火，阁前又凿有天一池蓄水备用，以防火灾。其规制为坐北朝南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前后均有窗户。楼上藏书处为一大通间，中间用书橱隔而为六，楼内书橱均设有前后门，以利通风。可见，范钦天一阁对于火灾、霉变、虫蛀等灾变，采取了较为严密的防范措施。

　　其次，明代藏书家在日常的图书保管及装帧过程中，重视对书籍的保护。蠹鱼虫蛀，对藏书危害最烈。为使书籍能够长久保存，必须定期通风、曝晒，而防蠹、灭虫尤为重要。天一阁防蠹的办法，是在书页中夹置芸草。谢坤《春草堂集》言：“范氏天一阁藏书甚富，内多世所罕见者，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绿而不甚枯。三百年来书不生蠹，草之功也。”另外，天一阁每于梅雨季后至中伏期间要把藏书翻晾以护书，同时又在书橱内放置英石以吸潮，很注意防蠹、防潮、防霉。谢肇淛认为：“书中蠹蛀，无物可辟，惟逐日翻阅而已。置顿之处，要通风日。”主张用通风、翻阅、曝晒等方法来防止虫蛀。毛晋的书籍防蠹办法是采用伏天糊裱，书用厚衬料，装裱糨糊中拌入川椒、百部等药物。明代防蠹技术中最突出的成绩是发明了防蠹纸，上涂铅、土硫黄、硝石等混合而成的粉末状物质。当时，广东所出的线装书，往往在扉页和封底各装一张防蠹纸作为附页，用此法防蠹，简便易行，效果显著。

　　5.藏书理论建设

　　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发展到明代，至少已有千余年的漫长历史，明代私家藏书的兴盛，又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藏书实践经验，这一切，都是明代藏书理论建设的实践基础。当时，不少藏书家都着手对明代及明代以前的藏书活动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购书、鉴书、藏书及目录编纂理论，使明代的藏书理论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

　　高濂藏书甚富，在宋元版本鉴别上独具慧眼，他在《遵生八笺·论藏书》中，集中阐明了他的藏书理论观点。首先，高濂主张藏书要兼收并蓄，藏书家要多读书。他认为“藏书以资博洽，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藏书家在聚书时，应“无问册帙美恶，搜奇索隐”，“远近访求，自经书子史、百家九流、诗文传记、稗野杂著、二氏经典，靡不兼收”，就是说搜罗要广泛。他提出藏书家要多读书，“积书充栋，类聚分门，时乎开函摊几，俾长日深更，沉潜玩索，恍对圣贤，面谈千古，悦心快目，何乐可胜？”如果藏书家“好书而不乐读诵”，假充斯文，则毫无益处。与同时代人相比，高濂的这些见解确有过人之处。

　　其次，高濂对书籍的版本鉴别方法做了阐述。他对宋元刻书极为推崇，认为这些刻本“雕镂不苟，较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况多奇书”。寥寥数语，道出了宋元版书的共同特点。但是，宋元刻本之间，又有不少差别，“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湿，燥无烟迹，开卷有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元刻仿宋单边，字画不分粗细，较宋边条阔，多一线。纸松刻硬，用墨秽浊，中无讳字，开卷了无嗅味”。此外，高濂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彼时书商作伪假造宋版书的种种手法做了揭露。高濂这些关于“鉴书”的描述，一向为藏书家们所重视。

　　谢肇淛对藏书、鉴书两方面均有独到见解。他曾批评当时藏书家中出现的种种偏颇：“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的藏书家，只能算是“无书”；“但图多蓄，不事讨论”的藏书家，也只能算是“书肆”；“慧根短浅，难以自运”的藏书家，也会“没世无闻”。他主张藏书家对于书籍要“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即对所学要能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在宋元刻本鉴别方面，谢肇淛认为：“书所以贵宋版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元刻字稍带行，而笺时用竹，视宋纸稍黑矣。”这就从字体、行款、用纸等方面说明了宋刻、元刻的区别，显系经验之谈。

　　藏书家胡应麟，不仅以其丰富的藏书雄视海内，而且对古籍版本有较高的鉴赏能力。《少室山房笔丛》是胡应麟所撰的一部以考证为主的笔记，是书征引丰富，议论亦多高明，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见解。该书的《经籍会通》部分，详述古今坟典梗概，考查其聚散规律，既从总体上记述和讨论了明以前典籍的收藏、整理概况，又细述记录了明代的藏书、刻书、书坊等情况，属于明代论藏书、记版刻的重要文献。该书《四库正讹》部分，为我国第一部辨伪专著，书中把古籍的伪书析为若干种，各加辨订，相当详尽，作者指明了辨伪的重要性，伪书由来及种类、辨伪的方法与工具等，从而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古籍辨伪的方法体系。后人谈及伪书，常引此说。此书对文学研究也有一些参考价值，书中论述小说、传奇、杂剧部分，尤有参考价值。

　　在整个明代，对藏书理论建设贡献最大者，自然应首推祁承。他不仅对明代藏书建设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而且将其提高到理论上的高度进行了深刻阐发。其理论观点主要集中在《澹生堂藏书约》一书中。此书有“读书训”、“聚书训”、“藏书训略”三部分，“读书训”、“聚书训”，系抄录古人聚书、读书事迹而成；“藏书训略”分“购书”与“鉴书”两小节，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在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观点。

　　《澹生堂藏书约》中提出的藏书建设理论，后人称之为“购书三术”与“鉴书五法”。其“购书三术”，包括“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三个方面。所谓“眼界欲宽”，就是说购书时要放开视野，“知旷然宇宙，自有大观”，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类。所谓“精神欲注”，是要养成嗜书习惯，购书时要集中精力，因“物聚于所好，奇书秘本，多从精神注向者得之”。所谓“心思欲巧”，指的是购书要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才能使天下好书、奇书汇集拢来。他在郑樵提出的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等求书之八种方法之外，又提出了三种求书方法：一为辑佚，二为将某些书籍一分为二，三为编制待访书目。

　　其“鉴书五法”，包括“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别品类”五项内容。“审轻重”，指的是在鉴别图书时要根据图书之类别、刊刻之时代分别给予应有的重视。他认为，经、史、子、集四部，以经部最重要，若以刊刻之时代而论，则古重于今。“辨真伪”，即辨明书籍的真伪。在他看来，“经不易伪，史不可伪，集不必伪，而所作伪者多在于子”。“核名实”，即弄清图书的实际内容，不为“实同而异名”、“名亡而实存”等现象所迷惑。“权缓急”，即在聚书时要根据书籍实用价值确定缓急。他指出，除尊经以外，“就三部而权之，则子与集缓，而史为急；就史权之，则霸史、杂史缓，而正史为急”。“别品类”，则反映祁氏对分类编目的见解。他认为书籍分类甚难，应善于吸取前人的经验，但也不能拘泥于前人的成法。

　　明万历末，祁氏对所藏书籍进行了一次整理，据此作《庚申整书小记》、《庚申整书略例》，就分类编目方面提出了“因、益、通、互”四个观点，阐明了图书编目与著录过程中的“通”、“互”的关系，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学理论。所谓“因”，即“因四部之定例”，也就是说要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来进行分类；所谓“益”，即遇到“似经似子之间，亦史亦玄之语，类无可入，则不得不设一目以汇收”，就是把一些本来无类可归的图书，通过设置新类目适当地进行分类；所谓“通”，即“流通于四部之内”，就是在四部之内，遇到一书内容混杂，兼及旁类，要根据其实际内容将原书析分，分别著录在合适的类目之下，使查阅更方便；所谓“互”，即“互见于四部之中也”，就是在四部之中，若有一书理有互通，书可两用的情况，要视具体情况分别互见于不同部类，勿嫌重复。祁氏提出的“通”、“互”理论，实为清代章学诚“别裁”、“互著”之先声。

　　参考文献

　　[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四库全书总目，卷8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转引自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谢肇淛，五杂俎，卷9，卷13，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6]高濂，遵生八笺，卷1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祁承，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笔记小说大观本。

　　[8]祁承，澹生堂藏书目，卷首，庚申整书略例，丛书集成续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