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第八章

　　这会儿外面雷声大作，瓢泼大雨不停地敲打着窗玻璃；屋内的光线愈加暗了。老太太好像有些胆小，在自己的身上画了一个十字。我们立刻都沉默不语了。

　　“一会儿就会好的。”老先生望了望窗子说道；然后他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内莉斜着眼睛望着他。她目前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强烈的、非正常的激动。我发觉了这一点；可我不明白她怎么总是回避我。

　　“哦，那后来呢？”老先生问道，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圈椅内坐下。

　　内莉怯生生地环顾四周。

　　“这样说起来，自此以后，你就没再和你的外祖父碰面？”

　　“不，有的……”

　　“那好呀，好呀！你说吧，我亲爱的，你说吧。”安娜·安德烈芙娜急切地说道。

　　“我有三个星期没和他见过面，”内莉开始说道，“一直到冬季来临。冬天来了，天空中飘起了雪。我又在老地方碰见了外祖父，那会儿我多开心啊……因为母亲因为他总不露面而郁郁寡欢。我一发现他，便有意跑到了对面的街道上，让他觉察到我在躲着他。可当我回头看时，发现外祖父开始快步跟着我，接着又开始奔跑，试图赶上我，并冲着我大喊：‘内莉，内莉！’阿佐尔卡尾随其后。我认为他挺值得同情的，便停下了脚步。外祖父来到我面前，抓住我的一只手，领着我走，他发现我在流泪，便停了下来，望着我，并弓下腰吻我。这时他发现我的鞋子上有洞，就询问道：你就只有这么一双鞋吗。我立刻跟他说，母亲连一个子儿都没有，由于同情和怜悯，棺材匠夫妇才会给我们吃的。外祖父什么都没有说，而是将我带到市场上，买了双鞋子给我，并让我立即穿上，接着将我带到了他在戈罗霍瓦亚街上的住所，在此之前他还去小铺子里买了个大馅饼和两块糖。我们回到住所之后，他让我吃馅饼，我吃着，他便看着，接着又把那两块糖给了我。阿佐尔卡趴在桌上，垂涎欲滴，我就给了它一块，外祖父会心地笑了。后来他将我拉到他身旁坐下，轻轻抚摸我的脑袋，并问我是否上过学，会些什么？我都告诉了他，他便跟我讲，一旦我有时间，每天下午三点我都能去找他，他会教我的。然后他让我扭过脸望窗外，他什么时候让我回头，我才可以回过头看他。我就那么站着，可我还是乘他不注意扭过了头，发现他拆开了自己的枕头，从一个小小的角落内摸出四个卢布。然后将四个卢布拿到我面前，说：‘这些你只能自己用。’我本打算接着，可后来又想了一阵子，说道：‘只让我自己用，我是不会收的。’外祖父突然不高兴了，跟我讲：‘那好，你自便吧，收起来赶快离开吧。’我走的时候他没吻我。”

　　“到家之后，我将一切都和母亲说了。她的病情愈来愈重了。有个大学生经常到棺材匠那儿，他还替母亲诊断，为她看病，并让她服药。”

　　“我经常到外祖父那儿去，这都是遵照母亲的吩咐去做的。外祖父买了本新约和一本地理书，开始教我念书；有时他会跟我讲，这世上有哪些国家，这些国家都住着些什么人，世界上有哪些海，古代是个什么模样，基督是如何宽恕世界众生的。每当我向他提问，他就特别开心，因此我便经常提问，他也乐于回答我，他还告诉我许多关于上帝的事儿。当我们不学习的时候，便和阿佐尔卡一同玩耍，阿佐尔卡已和我混得非常熟了，它很喜欢我，它被我训练得能从拐杖上跳过去了，外祖父笑得很开心，总抚摸着我的脑袋。可外祖父一般是不笑的。有一天，他的话特别多，而后又突然沉默了，在那儿坐着仿佛是睡着了，而眼睛却没闭上。他一直这样持续到天黑，黑暗中的他看起来如此地令人恐惧，他是那么苍老……有时我到他那儿去，可他却坐在椅子里陷入了沉思，对于外界的事情充耳不闻，阿佐尔卡就在他身边趴着。我一直等待，还咳嗽着；可外祖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便离开了。母亲在屋里一直等着我归来。她在床上躺着，我便把什么都对她说了，直到深夜我都没讲完，她一直听着关于外祖父的事情：他今天都做了什么，跟我讲了什么，讲了什么故事，给我上的哪门课。当我谈起阿佐尔卡，说起它被我逼着从拐杖上跳过去，外祖父笑了的时候，母亲突然也笑了，并笑了很长时间，接着让我又讲了一次，然后便开始祈祷。我总在思考：为什么母亲如此地热爱外祖父，可他根本不爱她。我一到外祖父的住处，便有意和他讲一些母亲是如何深爱他的话。他总是在听，满脸的怒气，但总是在听，却一言不发。那会儿我就会问，为什么母亲那么爱他，总询问关于他的事情，可他却对母亲漠不关心。这下子他发火了，将我赶出门外。我在门外待了一阵子，他突然又打开了门，让我进屋，却总是怒气冲冲的，一声不吭。后来我们念起了福音书，我又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应该相亲相爱，并宽恕那些对不起你们的人’，可他始终不肯宽恕母亲？这会儿他便暴跳如雷，大声说这都是母亲让我这么做的，然后再次将我赶了出来，并再也不许我到他那儿去了。我说，如今我根本不愿再去他那儿了，然后便离开了他的住处……第二天外祖父便从他的住所搬至……”

　　“我方才就说了，暴风雨很快会停的，这不就停了吗？太阳也出来了……快看，文尼亚。”尼古拉·希尔戈伊奇扭过脸望向窗外，这样说道。

　　安娜·安德烈芙娜十分惊奇地望着他，忽然，在向来都温顺而胆小的老太太的眼中出现了一股怒火。她静静地捏着内莉的手，让她坐在了自己的腿上。

　　“快跟我说说，天使，”她说，“我一定得听你说……让那帮冷酷的人……”

　　她的话还没讲完便开始流泪了。内莉望着我，显得有些好奇，好像还有些纳闷和惊恐。老先生望着我，耸了耸肩膀，很快又把脸扭过去了。

　　“继续，内莉。”我说。

　　“连续三天我都没到外祖父那儿去，”内莉继续说道，“这段时间母亲的病情愈加严重。我们一个子儿都不剩了，买药的钱都没有，我们没东西来填饱肚子，因为棺材匠夫妇自己也是一贫如洗，而且开始抱怨，说我们靠他们过活。第三天早上，我起床就开始穿衣服。母亲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外祖父那儿去要钱，她听了之后十分开心，因为我什么都告诉她了，我跟她讲，他如何将我赶出家门，还说我再也不想到外祖父那儿去了，尽管她伤心流泪地劝说我。我刚找到他的新住址，他便蹦得老高，冲着我使劲跺脚，我立即跟他说，母亲病得很重，急需买药的钱，别说五十戈比，我们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外祖父开始冲我嚷嚷，将我推到楼梯上，接着关上了门，挂上了门钩。可在他推我的过程中我告诉他，如果他不给我钱，我会一直坐在楼梯上不走。我真的那样做了。过了一阵子，他打开了门，发现我还在那儿坐着，又关上了门。后来他这样反复了多次。最终，他将门锁上，领着阿佐尔卡从我身边走过，他出门了，什么都没跟我说。我也沉默不语，在那儿坐着，直到天黑。”

　　“我亲爱的，”安娜·安德烈芙娜大声说道，“在楼梯上坐着该有多冷啊！”

　　“我穿了件皮袄。”内莉回答道。

　　“穿了件皮袄嘛……我亲爱的，你吃尽了苦头哇！你外祖父后来怎么啦？”

　　内莉的嘴唇开始打哆嗦，可她终于竭尽全力稳住了自己的情绪。

　　“他回来那会儿，天已经很黑了，他上楼时碰到我便大声问：‘是谁呀’？我回答，‘是我’。他一定以为我很早就离开了，但出乎意料地发现我还在那儿坐着，吓了一跳，久久地在我面前站着。突然他用拐杖敲击着台阶，跑过去打开了门，不久便拿给我一些铜板，都是五戈比的，铜板被扔在了我身旁的楼梯上。‘给你，’他大声说道，‘拿走，这是我所有的钱，去跟你母亲说，我诅咒她。’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那些五戈比的铜板在楼梯上翻滚着，在黑暗中，我摸索着那些铜板，外祖父一定是知道铜板撒了一地，光线太暗，将它们拾起来实在不易，便打开门拿了根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我以极快的速度拾起了所有的铜板。外祖父也和我一块儿捡，并跟我说一共有七十戈比，后来便丢下我离开了。回家以后，我将钱交到母亲手里，把所有的事儿都和她说了，母亲的病愈发地严重，那天晚上我也生病了，第二天还浑身滚烫，可我当时头脑里就一个念头，由于对外祖父极为不满，趁母亲睡着之后，我来到街上向外祖父住的地方走过去，还没到那儿，便停在了桥上。这时那个人从我身旁走过……”

　　“他是阿尔希波夫，”我说明道，“我曾和你谈起过他的，尼古拉·希尔戈伊奇，——他和一个商人去过布勃诺娃的家，并在那儿被狠狠揍了一顿。那是内莉第一次见到他……继续，内莉。”

　　“我喊了一声，他便停下了，我向他讨钱：一个银卢布。他望着我，问道：‘银卢布？’我说：‘对呀。’他忽然笑了，跟我讲：跟我来吧。我不清楚是否应该跟他去，突然有个老头儿过来了，戴了副金丝眼镜。他听说我要银卢布，便低下头问我为什么一定得要这么多钱。我跟他说，母亲生病了，得有这么多钱才能买到药。他又问了我们的住址，并一一记下，然后交给我一张一个银卢布的钞票。那个人一看见戴眼镜的老头立刻就离开了，再不让我跟他去了。我去了个小铺子将银卢布换成铜板；三个戈比，是给母亲的，我将它们包在纸里，那七十个戈比我没用纸包，成心将它们捏在手里，就上外祖父家去了。到了那儿以后，我打开门，在门口站着，挥一挥手将那七十戈比全部扔了回去，它们在地上打着滚。”

　　“拿回您的钱吧！’我跟他说，‘母亲不愿意接受您的钱，原因是您诅咒她。’我砰地将门给关上，撒腿就跑。”

　　她的双眸熠熠生辉，以一种天真而富有挑战性的神情望着老先生。

　　“做得太对了，”安娜·安德烈芙娜说，她连看也不看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只是将内莉紧紧抱在怀中，“这是他应得的，你的外祖父真是太残忍了……”

　　“哼！”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对此仍嗤之以鼻。

　　“喂，那以后，以后呢？”安娜·安德烈芙娜急切地询问道。

　　“我从此再没去找过他，他同样不来找我。”内莉回答说。

　　“哦，那你和你母亲靠什么生活呢？啊，你们真令人同情，真令人同情啊！”

　　“母亲的病情愈来愈严重，连床都很少下了，”内莉继续说，她的声音在发颤，并且有了短暂的停顿，“我们一个子儿都不剩了，我开始和大尉的寡妇一同上街。她靠乞讨为生，有的时候挨家挨户地要，有时拦住街上的好心人讨一点儿。她告诉我，她并非乞丐，她的证件足以证明她的官衔和她的贫穷。这些证件被展示给别人看，她也能因此得到些钱。她还告诉我，找别人要钱并非什么丢人的事。我便和她一块儿乞讨，我们就这样靠别人的施舍生活着。这事被母亲知道了，由于其他的房客管我们叫乞丐，布勃诺娃也跟她说，如果将我交给她，我就不用在街上要饭了。她以前也和我母亲谈过，还送过钱来；母亲拒不接受，布勃诺娃便说：‘您何必如此高傲？’她还送了些吃的给她。如今她又这样谈起我，母亲于是开始流泪，胆子也变小了，布勃诺娃破口大骂，由于她那次喝多了，她说，我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整天和大尉的寡妇一起上街，那天夜里，大尉的寡妇就被她从那幢房子里赶走了。当母亲知道了这些事后，又开始痛哭流涕，接着她忽然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牵着我的手带我离开了。伊凡·阿列克桑德雷奇不许她离开，可她不理会这些，毅然带着我走了。母亲的行动极为不便，走上一两分钟便要在街上歇一歇，我搀着她。母亲总说她要到外祖父那儿去，让我给她带路，那会儿已是深夜了。我们突然来到一条大街上。那儿有座房子，房前停着很多轿式马车，屋内走出了很多人，里面灯火辉煌，不断有音乐传出。那会儿母亲便停下脚步，拽着我跟我讲：‘内莉，务必做个穷人，穷他一辈子，不要去找他们，无论是谁让你去，也无论是谁来找你，千万不要理会他，你本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做个阔气的人，穿着很光鲜的衣服，可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他们残忍而又狠毒，你千万要听我的：做一辈子的穷人，找点活儿做，再不然就要饭去，如果有人来找你，你就跟他说：我不会跟您走的……’这都是母亲跟我讲的，那会儿她还有病，我永远都要听她的话，”内莉补充说道，她情绪激动，浑身发抖，小脸儿涨得像个红苹果，“我要永远服侍别人，找事儿做，到了这儿我也要服侍你们，找事儿做，我绝不会和你们的女儿一样……”

　　“好了，好了，我亲爱的，好了！”老太太紧紧地抱着内莉大声说，“你知道吗，当时是因为她生着病才会和你说这些的。”

　　“她神经不正常。”老先生刻薄地说。

　　“就当她神经不正常吧！”内莉忽然转向他，大声说，“就当她神经不正常吧，可这都是她叮嘱我的话，我会永远听从。当她和我说这些的时候，她都晕倒了。”

　　“上帝呀！”安娜·安德烈芙娜大声说道，“她得病了，在大街上，还是冬天……”

　　“有人打算将我们送进警察局，可有位先生走上前来，询问我们的住址，还给了我十个卢布，雇了个车夫将我们送到家里。母亲自那时起一直待在床上，再没下来过，——三个星期后就去世了。”

　　“那她父亲呢？仍然没有宽恕她吗？”安娜·安德烈芙娜大声问道。

　　“没有宽恕！”内莉答道，她非常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母亲在她过世的前一个星期把我叫到她面前，说道：‘内莉，再到你外祖父那儿去一趟，最后一趟，恳请他到这里来宽恕我；你跟他说，几天之后我就要死了，要将你孤零零地扔在这世上了。你还要跟他说，我就这样死掉，心里万分痛苦……’我照做了，敲敲他的门，他打开了，发现是我，立即想将我拒之门外，可我使劲儿用手把住门，冲他嚷嚷：‘母亲就要死了，她让您去，去吧……’可他还是将我推开，砰地关上了门。我回到母亲的身旁，在她身边躺着，紧抱着她，什么都没讲……她也抱着我，什么都没问……”

　　这个时候，尼古拉·希尔戈伊奇用手费劲儿地撑着桌子站起来，他用一种十分怪异而又迷离的眼神扫视着大家，然后好像非常疲惫而又无精打采地坐在了圈椅内。安娜·安德烈芙娜早就不注意他了，而是抱着内莉恸哭不止。

　　“就在她临死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母亲将我喊到她面前，抓着我的手说：‘内莉，今天我该死了。’她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终于没说出来。我望着她，而她似乎已看不见我了，只是用双手紧紧攥着我的一只手。我小心地把手抽出，从房间里跑出去，一直跑到外祖父的住所。一看见我，他便从椅子上跳起来，他瞪着我，我感到十分害怕，面色惨白、浑身发颤。我拉住他的手，就讲了一句话：‘她就要死了。’这会儿他突然开始着急了；拿起拐杖便跟着我跑，帽子都没有拿，而那天的天气非常寒冷。我抓住帽子，替他戴上，便一同跑了出来。我催促他快点儿跑，还建议他雇辆马车，因为她已经活不长了；可外祖父身上就七个戈比。他拦了几辆马车，和车夫们砍价，换来的只是对他和阿佐尔卡的嘲笑。阿佐尔卡也和我们一块儿跑，我们使劲跑啊，跑啊。外祖父已经筋疲力尽了，呼吸都成问题，可仍然急急地向前奔跑。突然他摔倒了，帽子也掉了。我将他搀扶起来，又替他戴上帽子，一直搀着他，直到夜幕低垂之时我们才到家……可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外祖父看到她，举起双手一拍，哆哆嗦嗦地在她跟前站着，什么也没说。这时我来到母亲的遗体面前，抓着他的一只手，冲他叫嚷：‘你是个残忍的坏蛋，你看……你看！’这时外祖父大叫一声，如死人一般倒下了……”

　　内莉跳了起来，从安娜·安德烈芙娜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脸色惨白、筋疲力尽、面色惶恐地站在我们中间。可安娜·安德烈芙娜向她扑了过去，一把抱住她，心血来潮一般地大声说道：

　　“我，从这时起就是你母亲了，内莉，你便是我的孩子！是的，内莉，我们走吧，远离他们这帮残忍的坏蛋！随他们冷嘲热讽去吧，上帝，上帝会和他们算总账的……我们走吧，内莉，我们离开这地方，我们走吧……”

　　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我从未见过她这个样子，我没想到她的情绪会如此强烈。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在圈椅内直起身子，站了起来，缓缓地问道：

　　“你到哪去，安娜·安德烈芙娜？”

　　“去找她，找女儿，找娜塔莎！”她大声说道，并拉着内莉往门外走。

　　“别着急，别着急，等一会儿……”

　　“没什么好等的，残忍的坏蛋！我都等了好长时间了，她也等了好长时间了，那么再见吧……”

　　老太太说完回头看丈夫，不禁目瞪口呆了：尼古拉·希尔戈伊奇在她跟前站着，抓着自己的帽子，正用一双直打哆嗦的、毫无力气的手慌张地穿着大衣。

　　“你也……也和我们一起去！”她大声说道，同时哀求似地紧握双手，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好像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幸福。

　　“娜塔莎，我的娜塔莎去了哪里！她在哪里！我的女儿在哪里！”老先生如火山般的激情终于爆发出来，“把我的娜塔莎还给我！她在哪里，在哪里！”他一把抓住我给他的拐杖冲向门口。

　　“他宽恕她了！他宽恕她了！”安娜·安德烈芙娜大声说道。

　　可还没等老先生走到门口，门很快就开了，娜塔莎冲进房里，她脸色惨白，双眼如火球一般，就像热病发作了。她的大衣皱巴巴的，被雨水淋透了。本该在她头上的头巾滑至后脑勺，在她那一缕缕凌乱而又浓密的秀发上，大滴大滴的水珠晶莹透亮。她进屋后，一看见爸爸，就大喊了一声，跪在了他面前，并向他伸出自己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