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游说,戈壁滩是一个极其古老的地方。从已出土的石刀、石斧、石磨等历史物件得知,早在新石器时代,戈壁滩上就有人生活。1975年在玉门市境内发现远古文化遗址,证明当时已到磨制石器,铜、石并用和开始使用青铜工具的时代。
据史书记载,早在尧的时候就有三苗族人活动在戈壁滩,距现在四五千年之久。商、西周、春秋时期有羌人在这里游牧,羌人也是三苗族的后裔,都是在中原部落战争中失败后,迁徙到这里来的。战国和秦,月氏人和乌孙人活动于酒泉、敦煌一带。月氏、乌孙是逐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当时的月氏人是一个有“控弦之士三十万”的强大部族,他们赶走了乌孙人,称霸河西。直到西汉初,匈奴人侵入河西,才迫使大月氏西迁。
匈奴也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商朝时叫“鬼方昆夷”,西周时叫“猃狁”,春秋时叫“逖”,战国时叫“胡匈奴”。匈奴诞生于河套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其政治中心是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县一带)。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匈奴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活跃在北方。匈奴人很早就与中原互通关市。
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立,匈奴进入奴隶社会,控制着南到河套,北到贝加尔湖,东到辽河,西到葱岭的广大地区。西汉初(约前174),匈奴打败了大月氏,整个河西走廊全为匈奴人占据。
强大的匈奴成为西汉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不断掠夺,破坏了匈奴同内地人民的友好交往,割断了西域同内地早已存在的联系。因此,西汉王朝同匈奴贵族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取了军事行动,派大将卫青出山西云中,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序幕。卫青首战告捷,击败匈奴,收复河套以南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设置朔方郡,徙民十万守边,从而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王朝的直接威胁。继这次胜利后,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又选派青年将领霍去病率骑兵万余人,从陇西出塞,进攻河西的匈奴昆邪王。霍去病率兵深入腹地,扫荡了五个匈奴王国,大获全胜,不仅生擒昆邪王的儿子、相国,还缴获了匈奴国宝“祭天金人”(金铸佛像)。紧接着,当年夏天霍去病又在张骞等人的策划下,率兵越过居延水,直进祁连山,给河西的匈奴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匈奴请降,西汉王朝把归服的匈奴人安置在陇西(今甘肃临洮南)、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上郡(今托克托)等五郡,称为五属国。至此,河西地区归入西汉王朝。
为了断绝匈奴与西羌的通路和联系,捍卫边关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在河西设置酒泉郡和武威郡,并采用设防、屯垦移民等措施,不断充实、加强河西防务。汉元鼎六年(前111),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析置敦煌、张掖两郡。又从令居(今永登)经敦煌直至盐泽(今罗布泊),修筑长城和烽燧,并设置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从此,中国的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到中亚、西亚和欧洲。欧洲地中海沿岸和西域的玉器、玛瑙、奇禽异兽、农作物等则进入中原。各国的使臣、将士、商贾、僧侣往来不绝,都要经过戈壁丝路古道来到中原各地。
随着西晋的覆灭,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出现了“五胡乱华”的混战局面。戈壁滩也陷入了入侵与反入侵,占领与反占领,战争不断,戈壁滩成了当时激烈争夺的战场。
导游跟我们介绍了戈壁滩上古战场的几个片段。
西汉王朝以酒泉、敦煌为前哨阵地,进一步向西域发展政治势力,与匈奴继续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激烈斗争。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大将赵破奴率兵经酒泉出发,击败依附匈奴的西域小国楼兰(今新疆若羌东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然后从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因进军困难,李广利中途返回敦煌。汉武帝严令不得退兵,李广利只好在敦煌屯兵近一年,集中六万人、牛十万头、马三万匹和驴、骆驼万数,继续进军。战争历时三年,大宛败降,西汉得大宛汗血马三千匹。这次出兵,西汉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对西汉王朝张扬国威,打击消除匈奴势力,争取西域各国,起到了很大作用。西域的统治权从匈奴贵族手中终于转到西汉方面,为进一步建立西汉对西域的完全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在西域正式设置了一个代表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机构--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附近),管辖从阳关玉门关以西,包括今天我国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些地方古代叫西域。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是广大西域地区正式归属中国的标志。这是西汉打败匈奴,以酒泉敦煌为基础,经营西域半个世纪的结果。
东汉初期,北匈奴势力强大起来,又征服了曾是西汉统治的西域大片地区,丝绸之路也被割断。匈奴对西域更加残暴苛刻,还驱使西域各国侵扰河西,使河西郡县城门白天都关起来,对东汉王朝构成很大威胁。
在这种情形下,东汉王朝于公元73年(汉明帝永平十五年)派窦固率张掖、酒泉、敦煌等地方的兵卒12000人,从酒泉出征,击败了北匈奴的呼衍王,打开了进入西域的大门。
班超在这次战役中崭露头角,立下战功。窦固赏识他的才能和勇敢,便派他和郭恂率36人于同年出使西域。班超等到鄯善后,杀匈奴使臣,争取鄯善国王脱离匈奴贵族的控制而与东汉通好。接着东汉王朝又任命班超作为汉使继续西行到了于阗,争取于阗、疏勒与东汉的和好。经过班超的艰苦努力,西域大部分地区同东汉王朝恢复了关系,内地与西域中断了60多年的关系又恢复了。到东汉末年,三国鼎立,连年混战,内地与西域的交通都未曾中断。如魏文帝曹丕登位的当年,西域的焉耆、于阗国王就遣使奉献,西域各国大都内附。曹丕在西域设戊己校尉,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
公元75年,班超奉命从西域撤回,疏勒人知道后,举国惊恐,不愿让他离开。他途经于阗时,不少人抱住他的马腿,不让他走。班超终于留下了,并于公元91年担任西域都护。
公元97年,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到达条支海(波斯湾)边,虽因风浪险恶未能到达大秦,但却发展了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为以后中西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公元166年,大秦使者终于来到了我国,这是中国和西欧国家正式通使。
班超在西域活动30年,由于年老上书东汉皇帝说:“臣不敢望以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要求离开西域。公元102年,班超终于奉命返回洛阳时,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
西晋在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后统一,不到五十年又陷于分裂,中国开始了长达三百余年的混乱。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十分动荡的时代。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戈壁滩(包括酒泉、敦煌)经历了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匈奴族)、北魏(鲜卑)、西魏、北周等九个割据政权的统治,统治时间最长的是北魏,达九十六年,最短的前秦才十年。其中西凉国曾建都于敦煌,李暠据敦煌称王,建西凉国。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
这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戈壁滩的历史最早是由少数民族谱写的。自西汉以来,朝廷在这里建郡立县,这里成为汉族和各族人民聚居的地方。随着丝路的畅通,西域各族人民和内地的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到西晋南北朝时期,酒泉经历了汉、氐、匈奴、鲜卑四个民族、九个割据政权的统治,加之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边一些少数民族和汉族大量南迁,迁入河西诸郡的不在少数。
据《晋书苻坚传》记载,前秦统治时期的公元376年,曾迁关中豪右7000户来河西诸郡,公元385年迁江汉人万余户来敦煌。《晋书李嵩传》载当时聚居在酒泉、敦煌的不仅有汉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边的少数民族,还有西域的高昌、高车、鄯善等各族人民聚居在这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融合为一体。民族融合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起了促进作用。北魏孝文皇帝曾推行改革和汉化政策,而北魏曾统治戈壁滩地区九十六年之久。
敦煌莫高窟有一幅壁画,是表现西魏大统一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汉化贵族的生动形象,是当时敦煌地区民族融合的一个证明。从莫高窟藏经洞出世的公元六世纪中叶的敦煌户籍残卷,也可以看到匈奴、高车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居民,都成了均田户。他们的家庭组织、财产状况以及家庭的负担,同当地汉族人民已经完全没有两样。这些重大变化,标志着戈壁滩地区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过程的完成,在中国土地上成百万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融合为一体,进入先进的经济、文化行列,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隋朝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隋文帝收复河西时,相继平息突厥、吐谷浑的侵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同时改北周以来的呜沙县为敦煌县,将大批南朝贵族和其部族迁到敦煌充边。这样就给戈壁滩带来了南方的文化和习俗,使南北文化与戈壁滩融为一体,戈壁滩文化更加富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隋文帝崇信佛教,多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敦煌、酒泉戈壁滩上也不例外。在最高统者的提倡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技艺精湛,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并存。大业初年,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来到张掖、敦煌一带,了解丝路以及中西通商贸易情况。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在张掖举办了西域二十七国贸易大会,盛况空前。
唐朝初期,在河西设肃、瓜、沙三州,河西全部归唐所属。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李世民一举铲除东西大道上以西突厥为主的障碍,确保了丝路古道的畅通。当时的戈壁滩同全国一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佛教盛兴,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达到一千多窟,保存到现在的有二百三十二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非常高的艺术水平。
唐朝兴起的时候,我国西南部的吐蕃王朝日益强盛。“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吐蕃乘虚进攻河西,攻陷了凉州、甘州、肃州等地。沙州的军民坚持了长达十一年的抵抗,终因粮绝弹尽而失败。自此,吐蕃统治包括戈壁滩的全部河西地区长达七十多年。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百姓难以忍受吐蕃的黑暗统治,张议潮趁吐蕃王朝发生内乱,聚众起义,赶走吐蕃贵族,一举光复沙州,经过十多年的斗争,全部收复河西诸地,并遣使奉表归唐。唐朝封张议潮为河西十一州节度使,建立归义军,治沙州。后来,朝廷诏张议潮入朝为官,沙州张氏家庭内乱,其孙张承奉嗣节度使,叛唐自立,称“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此时,甘州回鹘也控制了河西走廊西部地区。“金山国”为打通东西交通,与回鹘交战,结果一败涂地。后回鹘攻打沙州,张承奉难以抵挡,只好投降。894年,金山国亡,张代绝嗣,沙州长史曹议金取代节度使地位,统领瓜、沙二州。曹氏统治期间,笼络瓜州望族,注意发展生产,重振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改善同周围各民族的关系,东交回鹘,西联于阗,与邻国和睦相处,保持稳定和安宁,维持了一百三十多年。
十一世纪初,西北党项族开始兴起,逐步强大,1028年战胜甘肃回鹘,继而攻陷瓜、沙二州,称霸河西,1038年建立西夏王朝。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局面形成。在西夏统治的一百多年,由于统治者重视经济,此地恢复了自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生活水平。
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军残部,派宋国云、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采取了很多措施。1516年,敦煌被吐鲁蕃占领。嘉靖三年(1524),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两百年敦煌无建置,成为“风播怪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到康熙后期,清王朝收复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恢复州卫,并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戈壁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到雍正末期,这里已有耕地十万余亩,引党河水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戈壁滩对中国古代王朝实在是太重要了,谁得到了它,谁就可以得到西域、掌控西域,谁就有了一条通往欧亚的重要通道。所以,古代各个王朝为管控好戈壁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
第一,建郡县,设都尉。最早是西汉王朝在这里建立了酒泉、敦煌两个郡,酒泉郡辖九个县,敦煌郡辖六个县。两郡辖区域大约从张掖西到阳关,北接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接西羌(今青海柴达木)。为了加强军事力量,还在两个郡内设置了军事机构--都尉,以防匈奴,捍卫丝绸之路。
第二,设置阳关、玉门关。阳关在今敦煌市南七十公里的南湖乡,因位于玉门关之阳,故名阳关,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南道的必经之口,西汉阳关都尉的治所。由于年长日久,阳关的踪迹已荡然无存。玉门关在今敦煌市西北八十公里处,为丝绸之路北道必经关口。明朝修筑嘉峪关,位居明王朝西北边防第一隘口。
第三,修长城,设亭障。西汉在反击匈奴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就采取了这一重要措施,把秦始皇时修的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了从现在甘肃永登以西到酒泉的“塞垣”,塞垣就是长城。以后又从酒泉向西修筑到敦煌郡龙勒县,秦长城向西伸延了一千多公里,为万里长城增添了新的光彩,直到现在还有遗迹可见。今敦煌市境内玉门关遗址附近的长城是保留到现在最好的一段,残高2.6米,底宽3米。长城沿线每隔五里设亭、十里设障,即烽燧墩,由候官、候长率领戍卒防守。戍卒负有垦田生产、打仗保边的双重任务。
明朝自正统二年(1437)消灭元裔朵儿只伯之后,约在成化、弘治年间,首筑肃州北部与额济纳通道上的防线,即北长城;在正德、嘉靖年间,重修嘉峪南北两翼的西长城。
据记载,肃州长城最早筑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十八年(1539),翟銮巡边,发现嘉峪附近原有长城,但早已“墙壕淤损”,于是重新修筑,命令肃州兵备道李涵监筑,于嘉靖十九年完工。此长城南起卯隶泉,北至野麻湾,又向西北一线约十五里至石关儿(汉初所置玉石障)。隆庆四年至六年(1570-1572),廖逢节新修下古城至高台镇建堡边墙一百三十二里。万历元年(1573),重修北长城之西段。万历三年(1575),又自临水暗门起,东至苦水界牌墩止,开挖边壕一道,宽二丈,深至见水,长三十八里,东与高台双井子边壕连接,为防御北寇的二道防线。从弘治年间起,至万历初年止,约九十年的时间里,肃州长城创筑、补修、新添共四次,州境之内边墙全长一百八十里,同时,边墙内外共筑各路烽燧及守望台204座,境内敦设哨兵2名,境外敦设哨兵3-5名,日夜守望。
第四,徙民实边。例如汉王朝的移民政策,对开发起了重大作用。《汉书》记载,在设置酒泉郡后,曾大量从内地移民,设敦煌郡后又再次移民。
西汉设置张掖、酒泉郡后,在河西设田官,从内地迁60万人到这些地方戍田。大量移民于酒泉、敦煌,不仅增加了人口劳动力,还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业技术、文化,对戈壁滩的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
浩瀚的戈壁滩,步履蹒跚地走过了人间五六千年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悠久的历史孕育了戈壁滩灿烂的古代文化,创造了戈壁滩的辉煌。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石异水……戈壁上每座城市、每一座建筑都流光溢彩;处处遗迹,像一块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把大漠装饰得那样美丽、那样辉煌,让游客久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