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创作考论

第三章 白居易散论（2）

　　第五节 白居易与僧人交游考论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作为白居易全集的笺校本，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与厚重的学术成果，影响并泽被学林，但遗憾的是，集中大凡涉及白居易的宗教信仰及其与佛禅僧人的交游，要么语焉不详，要么避而不谈，让人阅读《白居易集》时，总有如鲠在喉之感。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虽对白居易诗文佛典之语的出处有较多关注，但对白居易所交游佛禅僧人的生平行迹，及佛禅僧人与白居易佛禅信仰的关系，基本仍循朱氏之笺，不足之处亦很明显。所以，对经常自谓“头陀会里为逋客”（卷十九，《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郎满晦三上人》）、“前生应是一诗僧”（卷二十三，《爱咏诗》）、“交游一半在僧中”（卷三十一，《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又“每被人呼作律僧”（卷十八，《醉后戏题》）的白居易，全面系统地考察其与僧人的交游，通过相关的人事地理与交游空间的多维透视，我们既能更加清晰地了解白居易佛禅信仰的心路历程、阶段特征与内在理路，亦可为进一步研究其丰富复杂的人性及处世哲学提供扎实的基础，同时对唐代僧众禅林的知识、思想、信仰的体系与基本模式也可作出初步的探研。

　　一

　　据考，与白居易交游的僧人，《白居易集》诗歌中提到的，有卷九《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中的明准，卷九《题赠定光上人》中的定光上人，卷十《因沐感发寄朗上人二首》中的东林寺僧朗上人，卷十三《送文畅上人东游》、卷三十三《香山避暑二绝》其一“六月滩声如猛雨，香山楼北畅师房”、卷三十五《五年秋病后独宿香山寺三绝句》其一“还向畅师房里宿，新秋月色旧滩声”（按，朱金城笺云：“疑即白氏《送文畅上人东游》（卷十三）中之‘文畅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429页。）中的文畅，卷十三《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中的幽上人，卷十三《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中的正一，卷十四《同钱员外题绝粮僧巨川》中的巨川，卷十四《赠别宣上人》、卷十五《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之诏许上人居安国寺红楼院以诗供奉》中的广宣，卷十五《恒寂师》《苦热题恒寂师禅室》中的恒寂师，卷十六《宿西林寺早赴东林满上人之会因寄崔二十二员外》《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主簿因呈智禅师》中的智满禅师，卷十七《与果上人殁时题此诀别兼简二林僧社》中的兴果（按，此处的“果上人”，即白文《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中的江州兴果寺僧神凑），卷十七《赠昙禅师》中的慈恩寺昙禅师，卷十八《戏赠萧处士清禅师》中的清禅师，卷十九《寄白头陀》（按，从诗歌内容“近见头陀伴，云师老更慵。性灵闲似鹤，颜状古于松。山里犹难觅，人闲岂易逢。仍闻移住处，太白最高峰”来看，绝非白居易从侄沃州山禅院头陀僧白寂然）、《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朗满晦三上人》中的朗、满、晦三上人，卷十九《萧相公宅遇自远禅师有感而赠》中的自远禅师（按，此“自远禅师”，即集中《赠僧五首》其二所提到的自远禅师，姓名无考，据本诗白居易长庆三年担任中书舍人作于长安，与大和五年担任河南尹居洛阳作《赠僧五首》中其他四人均居洛阳可知，自远禅师应是主要活动于长安、洛阳一带的高僧，其“以无事为佛事”修禅理念，则与马祖道一门下洪州禅修禅方式接近，参见《祖堂集》卷三《懒瓒和尚》《景德传灯录》、卷七《盘山宝积》、卷十四《丹霞天然》、卷二十八《大珠慧海》相关事迹。可见，自远禅师与集中提到的另一位东林寺戒律僧“远师”“远上人”非同一人，据《问远师》“笑问东林老，诗应不破斋”可知。朱金城笺云“此诗中之自远禅师当系另一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285页。

　　（显然太过简略），卷二十《题清头陀》中的清头陀，卷二十《题灵隐寺红辛夷花戏酬光上人》中的光上人，卷二十《内道场永上人就郡见访善说维摩经临别请诗因以此赠》中的永，卷二十一《题道宗上人十韵》中的道宗、次休，卷二十二《秋游平泉赠韦处士闲禅师》、卷三十五《答闲上人来问因何风疾》、卷三十六《夏日与闲禅师林下避暑》中的清闲，卷二十三《天竺寺送坚上人归庐山》中的坚上人，卷二十三《远师》《问远师》、卷二十八《对小潭寄远上人》中的远师，卷二十四《答次休上人》中的次休，卷二十五《感悟妄缘题如上人壁》中的如信，卷二十五《与僧智如夜话》中的智如，卷二十七《赠僧五首》除智如外，还有神照、自远、宗实、清闲，卷二十九《神照禅师同宿》中的神照，卷三十《题天竺南院赠闲元珉清四上人》除清闲外，还有元、珉、清三上人，卷三十一《赠草堂宗密上人》中的宗密，卷三十一《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中的神照、清闲、宗实、宗密，卷三十二《送宗实上人游江南》中的宗实，卷三十五《山下留别佛光和尚》中的佛光寺如满，卷三十六《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皋上人》中的云皋，卷三十九《八渐偈》序中的法凝，以及外集卷上白居易佚诗《招韬光禅师》《寄韬光禅师》中的韬光禅师，《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中的诚禅师，还有陈尚君据《祖堂集》辑佚的白居易佚诗“行羸骨瘦久修行，一纳麻衣称道情。曾结草菴倚碧树，天涯知有鸟窠名”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册，1992年10月，第1082页。提到的杭州鸟窠道林禅师，谢思炜考证出白居易诗《游悟真寺诗》所记“写经僧”为法诚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7月，第570页。等。另外，元稹有诗《和乐天赠云寂僧》云：“欲离烦恼三千界，不在禅门八万条。心火自生还自灭，云师无路与君销。”冀勤：《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221页。白居易原唱不存，“云寂僧”具体情况不详，疑即“恒寂师”。

　　《白居易集》文中提到其交游的僧人主要有卷四十一《传法堂碑》中的兴善寺僧惟宽及其弟子义崇、圆镜，卷四十一《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序》中的庐山东林寺僧道深、怀纵、如建、冲契、宗一、至柔、诸、智则、智明、云皋、太易等凡十二辈，卷四十一《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中的江州兴果寺神凑，《草堂记》中的东西二林寺长老凑、朗、满、晦、坚等，卷四十三《东林寺经藏西廊记》中的长老演公、满公、琳公等，卷四十三《游大林寺》中的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士坚、利辩、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卷四十五《与济法师书》中的济法师，卷六十八《如信大师功德幢记》中的如信及其同学大德智如与门人弟子严隐、归靖、藏周、常贲、怀嵩、圆恕、圆昭、贞操等，卷六十八《华严经社石记》中的杭州龙兴寺僧南操、灵隐寺僧道峰，卷六十八《三教论衡》中的义林法师，卷六十八《沃洲山禅院记》中的白寂然及门徒常贽，卷六十八《修香山寺记》中的清闲，卷六十九《大唐泗洲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序》中的僧正明远及弟子僧亮、元素，卷六十九《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中的智如、振公等，卷七十《画弥勒上生帧赞》序中的道嵩、存一、惠恭，卷七十《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中的蜀沙门清闲、矢谟，吴僧常敬、弘正、神益，本院僧法弘、惠满、契元、惠雅及越之妙喜寺长老元遂禅师等，卷七十一《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中的闲、振、源、济、钊、操、洲、畅八长老，卷七十一《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序中的神照及其弟子门徒清闲、宗实、复俨、道益、知远、建、道光、道威、云贞、云表、归忍、会幽、齐经、智全、景玄、绍明，卷七十一《佛光和尚真赞》《醉吟先生传》中的如满，《圣善寺白氏文集记》中的如满、振大士等。值得指出的是，《圣善寺白氏文集记》说自己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故长老如满大师有斋戒之因，这里的“如满”，当是“智如”之讹文。

　　上述诗文涉及与白居易交游的僧人，据统计，去其重，仍达100余人，无怪乎白居易常有“交游一半在僧中”之叹。尽管这些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均与白居易有过一定的交游，但对其佛禅思想及信仰却有着差别不等、各自有异的影响。有的僧人对白居易的佛禅思想与信仰造成了关键影响，如洛阳圣善寺法凝、智如一系，晚年与白居易为“空门友”，并成为其法嗣的禅宗南岳怀让门下三世佛光如满禅师，还有兴善寺马祖道一的高足惟宽和尚，以及济法师、鸟窠和尚等；有的虽没有相关文献证明其与白居易有佛禅义理的探讨与交流，但白居易显然对他们精深的佛学修养与高尚的道德情操表现出了景仰之情，并有直接的诗文酬赠，相互间留下了很深的私谊，这些僧人主要包括如信、清闲、文畅、广宣、神照、宗实、宗密、神凑、上弘、明远、白寂然、韬光、智常等50余人；其他僧人名号，虽在《白居易集》中明确提及，但基本上是连带而过，因此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二

　　纵观白居易一生的佛禅信仰，大抵早年以南禅信仰为主；被贬江州后开始接触净土宗，并愈老而弥坚，“几专言冥报净土”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58页；晚年白居易的佛禅信仰还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多次受戒持斋，进行严格的宗教戒律践履。在这几个有重要阶段特征的历程中，法凝、惟宽、鸟窠、济法师、智如、如满、道宗律师等的影响尤为深刻而关键。这一点，普济《五灯会元》在《佛光满禅师法嗣》下为白居易立传把握得非常准确：“杭州刺史白居易，字乐天，久参佛光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刚宝戒。元和中造于京兆兴善法堂，致四问。（语见兴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访鸟窠和尚，有问答语句（见鸟窠章）。尝致书于济法师，以佛无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机高下，应病不同，与平等一味之说相反。援引《维摩》及《金刚三昩》等六经，辟二义而难之。又以五蕴十二缘说名色，前后不类，立理而征之。并钩深索隐，通幽洞微，然未睹法师酬对，后来亦鲜有代答者。复受东都凝禅师八渐之目，各广一言而为一偈。释其旨趣，自浅之深，犹贯珠焉。凡守任处多访祖道，学无常师，后为宾客，分司东都。罄已俸修龙门香山寺，寺成自撰记。凡为文动关教化，无不赞美佛乘，见于本集。”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221页。不足的是，这段话叙次有点混乱，个别地方亦有纰误。因此，我们依据这段话考察对白居易佛禅思想与信仰影响最深的几位僧人的同时，间有辨正与补罅。事实上，这几位在白居易生命与信仰中异常重要的僧人，对白居易佛禅信仰影响的人生历程来看，其先后顺序应该是洛阳圣善寺法凝、长安兴善寺惟宽、杭州鸟窠和尚、杭州济法师、法凝弟子圣善寺律师智如以及晚年与白居易为“空门友”的洛阳香山寺僧如满。此外，长庆年间开始对白居易律宗信仰有重要影响的普济寺道宗律师，亦可位列其中。

　　先看白居易与法凝的关系关于白居易在法凝处所授禅法，可参看肖伟韬：《白居易从法凝所学为南宗禅法考论》，《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93-198页，这里仅就白居易与法凝的交游作一说明。白居易最早接触佛教并对其表现出浓厚的理论兴趣，是在中进士之年的贞元十六年（800）前后，这个时间节点，亦刚好在白居易礼拜法凝并受“八渐之目”之后，这一点，白居易贞元二十年的作品《八渐偈》的序言中有明确记录：“师赐我八言焉……繇是入于耳，贯于心，达于性，于兹三、四年矣。”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41页。所谓的“八渐之目”，即《八渐偈》的标目“观、觉、定、慧、明、通、济、舍”，白居易“各广一言而为一偈。释其旨趣，自浅之深，犹贯珠焉”，表现了其对禅理的通达颖悟，成为与禅有缘之人，所以能得到像法凝这样的高僧大德的点化，同时与圣善寺后两任主持如信、智如均建立了良好的私交。白居易虽然受到了法凝点化并明确承诺：“至哉八言，……盖欲以发挥师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坠也。”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41页。但在此后的诗文中却没有再加提及法凝，主要是贞元二十年“师之报身则化”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41页。法凝无法给白居易以佛禅义理的指点与赐教，二人再无交往所致。

　　白居易与长安兴善寺惟宽的交游主要表现在著名的“四句问”。惟宽，《宋高僧传》有传，俗姓祝，祖父祝安，父亲祝皎，衢州信安人，十三岁出家，二十四具戒。元和四年，被唐宪宗召见于安国寺，次年，宪宗问法于麟德殿。元和十二年二月，终兴善寺，僧腊三十九，享年六十三，葬于灞陵西原，诏谥大彻禅师。元和十年，白居易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时，曾四次拜诣惟宽，四次问道：“第一问云：既曰禅师，何故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实一也。如江湖河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第二问云：既无分别，何以修心？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起念。第三问云：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第四问云：无修无念，亦何异于凡夫耶？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著，离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妄，勤即近执著，妄即落无明。其心要云尔。”这种通达圆融、一意双遣的解说，使白居易困惑顿消，对其今后的佛禅理解与信仰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对其弟子义崇、圆镜说：“以先师常辱与予言，知予尝醍醐，嗅薝蔔者有日矣。”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91-2692页。关于兴善寺惟宽禅师，除了白居易《传法堂碑》为其立传外，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亦为其立传，但基本上是抄录白居易《传法堂碑》原文。

　　鸟窠禅师，富阳人，俗姓潘，修法得道后，因见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曲如盖，遂栖止其上，故时人谓之鸟窠禅师。复有鹊巢于其侧，自然驯狎，人亦目为鹊巢和尚，乃四祖道信法嗣下八世。关于白居易与其交游，据《五灯会元》卷二载：“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兹郡，因入山谒师。问曰：‘禅师住处甚危险。’师曰：‘太守危险尤甚！’白曰：‘弟子位镇江山，何险之有！’师曰：‘薪火相交，识性不停，得非险乎？’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礼而退。”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71页。这段叙事，《祖堂集》记载略同，但稍有增益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第145-147页。白居易与鸟窠禅师的交往，不见于白居易本集，如果这则材料可信，白居易与杭州鸟窠禅师的交游，时间当定在长庆二年七月至四年二月之间，因为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才以中书舍人除杭州刺史，长庆四年五月即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并且，鸟窠禅师也于长庆四年二月坐亡。同样，上引《五灯会元》卷四“杭州刺史白居易……（元和）十五年，牧杭州，访鸟窠和尚，有问答语句”，载白居易元和十五年牧杭州，亦误。

　　济法师，生平无考。白居易与济法师交游，据现存文献，仅有《与济法师书》这封书信，乃向济法师请教探研佛理，凭白居易对自己佛禅修养的自信及与僧人交游之广，能向其致书请教者必乃当代高僧。所以上引《五灯会元》，浓墨重彩地记叙了二人之间的问难辨疑。在这封书信中，白居易主要通过对济法师常读的《维摩经》《首楞严三昧经》《法华经》《法王经》《金刚经》《金刚三昧经》六经，与其交流探讨自己在阅读佛禅典籍过程中“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进而讨论所谓的“十善法”“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六波罗蜜法”。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809-2812页。关于兴善寺惟宽禅师，除了白居易《传法堂碑》为其立传外，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亦为其立传，但基本上是抄录白居易《传法堂碑》原文。

　　智如律师，据白居易《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载，俗姓吉，绛郡正平人。十二岁授经于僧皎，二十二岁受具戒于僧晤，又学《四分律》于昙濬律师，通《楞伽》《思益》心要于法凝大师。贞元中，寺举省选，累补昭成、敬爱等五寺开法临坛大德，由是行浸高，名浸重，为东王城十大德首，为南赡部八关戒师，名冠万僧，利及百众。大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终于圣善寺钵塔院，报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白居易与智如的交游，除了相应的佛禅义理探讨交流外，主要是“每岁入关蒙九授，殷勤一戒重千金”，这首诗的诗题下小注云：“师年八十三，登坛秉律凡六十年，每岁于师处授八关戒者九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922页。白居易受戒后的斋戒生活，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如《斋月静居》“荤腥每断斋居月，香火常亲宴坐时”、《早春持斋答皇甫十见赠》“帝城花笑长斋客，三十年来负早春”、《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见赠》“君方对酒缀诗章，我正持斋坐道场”、《闰九月九日独饮》“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等，这样的描述高达十余次，以至于知己刘禹锡委婉地讽刺云：“斋日多如周太常。”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093页。白居易晚年持斋受戒的宗教践履之所以成为习常，这与智如律师的影响密不可分。

　　如满禅师，据白居易《佛光和尚真赞》《五灯会元》卷三《佛光如满禅师》及《南岳志》卷十九《寺观》横龙寺条，俗姓陆，号如满，早年曾住五台山金阁寺，贞元初至南岳衡山建横龙寺，白居易佚诗《游横龙寺》即从此辑出。晚年居洛阳佛光寺东芙蓉山兰若，因以为号。尝为唐顺宗说法，顺宗闻之大悦，益重禅宗。白居易在“平生定交取人窄”的人生信条下，在其最后几年，当先前的挚友知己几近凋零殆尽之时，“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3782页。“空门友”如满禅师成了白居易晚年精神信仰与感情依托的一位重要的心灵导师。所以，当白居易弥留之际，不是要求家人把自己葬于祖茔陕西渭南的下圭，而是要求陪葬在洛阳龙门如满墓侧，寓意明显，而家人最终也遵照了他的遗嘱，可见如满在白居易心目中位置之关键。

　　道宗，据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序，道宗乃普济寺律师，姓名无考，以作诗为佛事，亦是对白居易律宗信仰有重要影响的僧人。在道宗法堂中，悬有故相国郑司徒、归尚书、陆刑部、元少尹及今吏部郑相、中书韦相、钱左丞赠诗，览其题皆与上人唱酬，阅其人皆朝贤，省其文皆义语。白居易始知上人之文为义作，为法作，为方便智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知上人者云尔，恐不知上人者，谓为护国、法振、灵一、皎然之徒与？故白居易题二十句以解之。其解云：“人多爱师句，我独知师意。”按，护国、法振、灵一、皎然四僧，据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云：“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11月，第1183页。又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及《唐才子传》卷四载，皎然，俗姓谢，名昼，吴兴人，谢灵运十世孙，与灵澈、陆羽同居妙喜寺。文章俊丽，有集十卷。然其与白居易或不同时，或不同地，亦无交游，因此本文不作论列。又，白居易《祭中书韦相公文》云：“公佩服世教，栖心空门。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常接余论，许追高踪。元和中，出守开、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矿偈》相问，往复再三。由是法要心期，始相会合。长庆初，俱为中书舍人日，寻诣普济寺宗律师所，同受八戒，各持十斋。由是香火因缘，渐相亲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时一相见，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趋菩提，交相度脱。”按，韦相公，指韦处厚。

　　三

　　《白居易集》中，表现出对相关僧人精深的佛学修养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有虔敬之情，并有直接诗文酬赠，且生平行迹大致可考者，还有如信、清闲、神照、宗密、宗实、神凑、文畅、广宣、定光、韬光、白寂然、智满、智常等近50人。当然，这50多人中，与白居易的关系疏密亦有不同，有的在其诗文中多次出现，有的仅见一次；有的表现出情感真挚而亲切，有的表现出白居易对其景仰而虔敬；当然，也有仅表现为一般礼仪性应酬交往的。

　　如信，俗姓康，号如信，襄城人，法凝弟子，与智如为同学大德，继法凝后主持圣善寺，智如又继其后主持该寺。如信始成童，授《莲花经》于释岩。既则戒，学《四分律》于释晤。后传六祖心要于法凝，《净名》《楞伽》《俱舍》《百法》，无不精通，自建中讫长庆，凡九迁大寺居，十补大德位，莅法会、主僧盟二十二年。长庆四年二月十三日，终于圣善寺华严院，春秋七十五，夏腊五十二。白居易早年师事于法凝，得法凝“八渐之目”，与如信可谓同门中人，私交非同一般，所以法凝、如信、智如去世后，分别有《八渐偈》悟道之言，为如信作功德幢记，为智如作茶毗幢记，记录了他们的开导之恩与光辉事迹。集中亦有《感悟妄缘题如上人壁》，诗中对如信禅学的精义作了很好的概括：“彼此皆儿戏，须叟即色空。有营非了义，无著是真宗。兼恐勤修道，犹应在妄中。”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699页。

　　清闲，《白居易集》提及最多的僧人，《秋游平泉赠韦处士闲禅师》《赠清闲上人》《答闲上人来问因何风疾》《夏日与闲禅师林下避暑》《赠僧五首》其五、《题天竺南院赠闲元珉清四上人》《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修香山寺记》《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等诗文均提到是僧。其中，据白居易《赠僧五首》其五《清闲上人》题下小注、《修香山寺记》及《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可知，清闲乃自蜀入洛，于长寿寺说法度人的高僧，荷泽宗神照上首弟子，与白居易、元稹为故交夙旧。元稹谢世时，请白居易撰墓志铭，白居易念平生分，文不当辞，贽不当纳，所以当元稹家人把价当六七十万的谢文之贽，也就是润笔费坚决致予白居易时，白居易随即捐资修建了香山寺，并发愿说这些功德，皆归元稹，同时请悲智僧清闲主张之，因为其与白居易及元稹皆夙旧，交情愿力，尽得知之。

　　神照，东都洛阳奉国寺僧，俗姓张，蜀州青城人。始出家于智凝法师，受具戒于惠萼律师，学心法于惟忠禅师，忠一名南印，六祖慧能之法曾孙，为荷泽神会嫡系，主要以说坛为佛事。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动为体，以妙然不空为用，示真寂而不说断灭，破计著而不坏假名。开成三年冬十二月，示灭于洛阳奉国寺禅院，以是日迁葬于龙门山，报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弟子众多，与白居易相交甚厚的清闲、宗实均为其弟子门人。这样一位得道高僧，亦与白居易过从甚密，集中诗文《神照禅师同宿》《赠僧五首》其二《神照上人》《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游大林寺》《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多次出现。

　　宗实，据白居易《赠僧五首》其五《宗实上人》题下小注及《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可知，宗实即樊司空之子，舍官位妻子而出家，为神照弟子。白居易记载的这一僧人行实，可补唐史之阙。朱金城笺证认为：“樊司空即樊泽。《旧书》卷一二二《樊泽传》未载其子之名，《新书》卷一五九《樊泽传》仅附宗师传，韩愈《樊绍述墓志铭》亦未及其兄弟之名。据白氏此诗，知宗实必绍述之昆仲行。”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925页。集中还有《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送宗实上人游江南》等诗文提到宗实，可见二人关系亦非同一般。

　　这批僧人声名较著，且行迹可考者，除上述诸人外，还有明准、宗密、上弘、神凑、明远、文畅、广宣、韬光、白寂然、智满、智常等。

　　明准，白居易有《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一诗，朱金城笺注认为，明准上人，其生平不详。考《宋高僧传》卷二十七《唐长安禅定寺明准传》，明准乃长安禅定寺僧，不详氏族，生缘本天台灵墟道场，出俗游方。后至京邑，观古之神僧智苑于范阳北山刊石写经灌铁，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之虞。贞元年间，又于东洛长寿寺写《华严经》，圣善寺写《法华经》，嵩山岳寺写《楞伽经》，悉刊贞珉，皆图不朽。元和元年后，不详所终。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682页。可见，明准的活动主要在贞元、元和间。据贞元间于圣善寺写《法华经》，白居易于贞元十六七间礼谒圣善寺主持法凝，二人交游当定于是时前后。

　　宗密，《五灯会元》《宋高僧传》俱有传，为六祖慧能下五世，俗姓何，果州西充人。家本豪盛，少通儒书，欲干世以活生灵。元和二年，偶谒遂州圆禅师，宗密欣然慕之，乃从其削染受教。复见洛阳奉国寺神照禅师，末见上都长安华严观。多方游历，最终定居终南山圭峰兰若，故人称圭峰宗密禅师。著《圆觉》《华严》及《涅盘》《金刚》《起信》《唯识》《盂兰盆法界观》《行愿经》等疏钞，及《法义》《类例》《礼忏》《修证》《图传》《纂略》。针对当时禅教学者互相非毁，遂著《禅源诸诠》，写录诸家所述，诠表禅门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为一藏，或云一百卷。并有诸多酬答书偈议论等传世。又撰《四分律疏》五卷，《钞悬谈》二卷。凡二百许卷，图六面。这些论著皆本一心而贯诸法，显真体而融事理，超群有于对待，冥物我而独运。大和九年，甘露寺变，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率禁兵五百人，在京都长安凡所遇被儒服者，一皆屠戮。时李训、王涯、贾、舒元舆等闻难作，奔入终南山投靠宗密。仇士良知道后，遣人逮捕宗密到左禁卫军，面数其不告之罪，将杀之。宗密怡然说，贫道很早便认识李训，亦知其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宦官鱼弘志嘉之，奏释其罪；朝士闻之，莫不扼腕出涕。会昌元年正月六日，坐灭于兴福塔院，俗龄六十二，僧腊三十四。宣宗朝追谥为定慧禅师，塔号青莲。这样一位名行品节德高望重、佛学造诣精深的僧人学者，白居易不仅与其有良好的私谊，而且以少见的笔调对他的人品与佛学修为进行了高度赞誉：“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尽离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115页。

　　上弘，《宋高僧传》有传，基本上从白居易《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及《全唐文》卷七四二刘轲《庐山东林寺故临坛大德塔铭》辑出，《宋高僧传》作“上恒”，避宋讳改；《全唐文》作“上宏”，避清讳改。上弘为抚州景云寺僧，俗姓饶，曾祖君雅，祖公怳，父知恭，临川南城人，世为闻儒。十五岁发愿出家，从舅氏剃落；二十二岁立菩提愿，具戒于衡岳大圆大师；大历八年，刺配本州景云寺。然其认为修道应无所住，故贞元初离开景云寺，徙居洪州龙兴寺说法。与匡山法贞、天台灵裕、荆门法裔暨兴果神凑、建昌惠进五长老亲近，又与俗界姜公辅、颜真卿、杨凭、韦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主讲《四分律》。于元和十年十月己亥，迁化于东林精舍。白居易与上弘虽无直接交往，但和其弟子云皋等相从甚密，如白居易晚年把自己文集封存于东林寺，所嘱者即云皋。白居易为上弘作石塔碑铭，就是受其弟子云皋等于元和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坚请而最终成文。

　　神凑，据《宋高僧传》卷十六《唐江州兴果寺神凑传》及白居易《唐抚州景云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及序，俗姓成，京兆蓝田人。既出家，具戒于南岳希操大师，参禅于钟陵大寂大师。志在《首楞严经》，行在《四分毗尼藏》，其他典论，以有余力通。大历八年，制悬经论律三科策试天下僧，中等得度，诏配江州兴果寺，后从僧望，移东林寺，即慧远大师旧道场，于兹兴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构疾，二十六日反真，十月十九日迁全身于寺道北，祔雁门慧远坟左，春秋七十四，夏腊五十一。及迁化时，白居易特题四句诗为别，即集中《与果上人殁时题此诀别兼简二林僧社》诗，盖欲会前心，集后缘，不能改作，因取为铭曰：“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恋恋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白居易与神凑二人心领神会之契，由此可见。

　　明远，据《大唐泗洲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并序》，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大师明远，俗姓暴氏，僧号明远，谯郡县人。七岁依本郡霈禅师出家，十九岁从泗洲灵穆律师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俱舍论》，升讲座，登戒坛。元和元年，众请充当泗洲开元寺上座。次年，官补为本州僧正，统十二部。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斋时终于本寺本院。报年七十，僧腊五十一。始出家讫于迁化，志业行愿，道力化缘，引而伸之，随日广大。前后临戒坛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万众，江淮行化者四十年。这样一位得道高僧，虽无明确文献证明白居易与其有过交游，但从白居易为人撰写碑铭的惯例来看，私谊应该不差。

　　文畅，白居易有《送文畅上人东游》诗，此外又有《香山避暑二绝》其一、《五年秋病后独宿香山寺三绝句》其一均提到是僧，从诗歌内容来看，二人之间交往深切。文畅除与白居易交游外，与当时其他士大夫的交游，亦表现得非常活跃。关于文畅，朱金城笺云：“权德舆、吕温均有《送文畅上人东游》诗。见《文苑英华》卷二二。”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754页。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除援引朱氏所笺外，又据《宋高僧传》卷十一《唐池州南泉院普愿传》增注云：“文畅乃南泉普愿弟子。”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7月，第1029页。但仍失于简。事实上，文畅与权德舆、白居易、吕温、柳宗元、韩愈均有交游，尤其与柳宗元相交甚密。柳集有《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文，亦有诗，已逸；韩愈有《送文畅师北游》诗、《送浮屠文畅师序》文。柳宗元对其盛赞云：“释文畅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语，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盖三十年。谓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蹑虚而西，驱锡逾纪。”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668页。韩愈亦有诗文相赠，但多有调侃之意，其诗云：“自言本吴人，少小学城阙。已穷佛根源，粗识事。”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第584页。文云：“浮屠师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请于搢绅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夫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上），三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82页。据上综合可知，文畅，吴人，少喜文章，有干世意。后出家，为南泉普愿弟子。游方天下，奔竞于士大夫间。喜人扬己，遭韩愈激烈讥刺。

　　白氏交游僧人中，有诗歌酬答记录的，仅见三位僧人，一位是次休，集中《答次休上人》题下小注：“来篇云：‘闻有余霞千万首，何方一句乞闲人。’”白居易的诗即是答其以诗相挑的回赠。白居易又有《题道宗上人十韵》提到次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446页。可见这是一位白居易不太喜欢的僧人。另一位是广宣。白居易有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之的记录。集中有《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之诏许上人居安国寺红楼院以诗供奉》《赠别宣上人》两诗提到该僧。广宣，《全唐诗》卷八二二有“广宣小传”，诗僧，蜀人。元和、长庆两朝，以诗为内供奉，曾居长安兴善寺，又居安国寺红楼院。与当时众多著名诗人有酬唱，如刘禹锡《广宣上人寄在蜀与韦令公唱和诗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诗示之》《送慧则法师上都因呈广宣上人》，杨巨源《春雪题兴善寺广宣上人竹院》《和权相公南园闲涉寄广宣上人》《送定法师归蜀法师即红楼院供奉广宣上人兄弟》，韩愈《广宣上人频见过》等，除此之外，其他像李益、令狐楚、王起、元稹、张籍、雍陶等，均与之有唱和。《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录有《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集》一卷。朱金城笺云：“广宣上人，俗姓廖，蜀中人。与刘禹锡最善。今存诗十七首，编为一卷。见《全诗》卷八二二小传。”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890页。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一仍朱金城之笺。然据陶敏考：“全唐诗》卷八二二‘广宣小传’称广宣俗姓廖，实误，参见本书（指《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八《谢淮南廖参谋秋夕见过之作》之作。”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11月，第547页。据刘禹锡本诗题下小注“林公昔为扬州从事参谋，从释子，反初服。”用汤惠休出家还俗事，借指这位廖参谋亦曾为僧，后亦还俗。可见这位廖姓的僧人与广宣上人并非同一人。《刘禹锡集》又有《送廖参谋东游二首》。朱金城笺、谢思炜注缺考。

　　还有一位是杭州灵隐寺僧韬光禅师，集中有《题灵隐寺红辛夷花戏酬光上人》《招韬光禅师》《寄韬光禅师》。从诗题来看，二人关系很随意，而随意正是私交亲密的表现。笔者按，《题灵隐寺红辛夷花戏酬光上人》中的“光上人”，朱金城、谢思炜均未出注，当为“韬光禅师”无疑，依据后两诗的诗笺可证。白居易《招韬光禅师》诗，韬光禅师回报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种金莲。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飞锡去，恐妨莺啭翠楼前。”朱金城笺云：“此诗录自汪本《补遗》卷上（注云：出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又见全唐诗卷四六二。汪立名云：立名按，《咸淳临安志》：法安院在灵隐寺西。天福二年，吴越王建。旧额广严。唐长庆中，有诗僧结庵于院之西，自号韬光，常与乐天倡和。又云：白侍郎长庆四年正旦，请韬光斋，以诗招之，即‘白屋炊香饭’一首也。韬光不赴斋，以诗报白云……”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3848页。而《寄韬光禅师》诗向来难解，清汪立名《白香山诗集》补遗卷上注云：“立名按，《方舆胜览》：虔州有天竺寺，在水东三里。东坡《天竺寺诗香山居士留遗迹一首序》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归，谓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白乐天亲书‘一山门作两山门’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年，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诗。……但韬光禅师本住灵隐，故诗中有‘天香桂子’语。《咸淳临安志》：灵山之阴、北涧之阳即灵隐寺，灵山之南、南涧之阳即天竺寺，二涧流水号钱源，泉绕寺峰南北而下，至峰前合为一涧，有桥号合涧。又云：灵隐天竺两山由一门而入。”关于这首诗，近代学者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九解读似较通达：“白乐天《寄韬光禅师》云：……此七言律创格也。惟灵隐、韬光两寺实一寺，一山门实两山门者，用此格最者。其余‘东西涧’‘南北峰’‘前后台’‘上下界’，无一字不真切。故此诗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白寂然，白居易从侄，为头陀僧。《宋高僧传》卷二十七有传：“释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许人也。名节素奇，踵四圣种，故号头陀焉。大和二年，振锡观方，访天台胜境，到剡沃洲山者。……浙东廉使元相国稹闻之，始为卜筑；次陆中丞临越知之，助其完葺。……后终于山院。大和七年时白乐天在河南保釐为记，刘宾客禹锡书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680页。笔者按，“大和七年”误，当为“大和六年”，据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洲山之阳，天姥岑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鼔介焉。……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大和二年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见道猷、支、竺遗迹，泉石尽在，依依然如归故乡，恋不能去。时浙东廉使元相国闻之，始为卜筑；次廉使陆中丞知之，助其缮完。三年而禅院成，五年而佛事立。……六年夏，寂然遣门徒僧常贽自剡抵洛，持书与图，诣从叔乐天乞为禅院记。”并在文末非常动情地说：“昔道猷肇开兹山，后寂然嗣兴兹山，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3684-3685页。

　　除了上述生平行迹可考的僧人，白居易与其他相交较密，但生平行迹难考的僧人，还有东林寺僧远、朗、晦、智满、士坚等，据白居易诗《问远师》“笑问东林老，诗应不破斋”、《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郎满晦三上人》“一别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亲情。……最惭僧社题桥处，十八人名空一人”、《天竺寺送坚上人归庐山》“锡杖登高寺，香炉忆旧峰”及文《草堂记》“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朗满晦坚等凡二十有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及《游大林寺》中提到的东林寺僧人法演、智满、士坚、利辩、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等，交相考核，上述提到的僧人各自在《白居易集》中频频出现。据此亦可知，白居易除了与洛阳圣善寺法凝一系、奉国寺神照一系僧人有很深的交往外，其次交游最密、人数也最多的即庐山东、西林寺神凑一系僧人。

　　当然，《白居易集》没有明确提到而有重要交游的僧人，还可辑出几位，如荆州福寿寺甄公、钱塘永福寺慧琳、庐山归宗寺智常。据《宋高僧传》卷十一、卷十六及卷十七，释甄公，俗姓鲁，江陵人。少而警慧，七岁诵通《诗》《雅》，遂应州举三上中第，未释褐，因与沙门议论玄理，乃愿披缁，投福寿寺辩释，后挂锡于苏州楞伽山。时白乐天牧苏州，接其谈道，不觉披襟解带，心游无物之场，得甄公之阃阈。大和三年示疾而终，九十岁。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257页。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卯龄受业于灵隐西峰，为金和尚弟子。大历初，受具足戒于灵山会，习学三教，一领无遗。元和丁亥，太守杜陟，请出永福寺登坛。中书舍人白居易等，皆以公退至院，致礼稽问佛法宗意，染指性相。大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灭，享寿八十三，法腊六十四。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390-391页。释智常，《祖堂集》卷十五、《景德传灯录》卷七、《宋高僧传》卷十七均有传，驻锡庐山归宗净院。据《宋高僧传》载，白乐天贬江州司马，对归宗和尚智常最加钦重。稍后，洽闻多识，百家之书，无不该综，号李万卷的李渤担任江州刺史。到郡，喜与白居易相遇，因言浔阳庐阜山水之最，人物贤哲隐沦。一天，白居易强劝其同见智常，及到归宗寺，李渤问智常道：“教中有言，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如何芥子纳得须弥？”智常回答道：“人言博士学览万卷书籍，还是如此吗？”李渤回答说：“忝此虚名。”智常说：“摩顶至踵只若干尺身，万卷书向何处著？”李俛首无言，再思称叹。智常有异相，目耀重瞳，号赤眼归宗。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427-428页。而“须弥芥子”意，亦是晚年白居易在《三教论衡》中向义林法师的重要一问。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与白居易私交甚密，有直接诗文酬赠，对其佛禅思想与信仰产生影响的近50位僧人中，我们详细考论了27位，其他20余位未及论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文第一部分已略有所考，而生平行迹确难辑证；同时从与白居易交游本身来看，他们之间私谊稍疏，且对白居易佛禅思想与信仰无太多直接的影响，因此考而不论。至于这50位僧人之外的其他50余位僧人，由于与白居易并未发生明显的交游关系，在其集中亦只连带而过，因此本文亦仅罗列而出。另外，我们还从《宋高僧传》《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辑证了《白居易集》没有提到，但与其有重要交游的甄公、慧琳、智常三位僧人。

　　第六节 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考

　　作为德宗贞元末登上政治舞台，历经顺宗永贞革新、宪宗元和中兴，当时最为重要的同辈士子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刘禹锡（772-842）、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他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理应成为这段历史和文学史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并且，可以肯定，通过这些诗人之间的关系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唐这段历史，以及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各个主体。但遗憾的是，刘禹锡、柳宗元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的始年，学术界要么漠视，要么避而不谈，实在绕不过去则存疑，则云早年交游无考，如为这些诗人作年谱、编年笺注的朱金城、卞孝萱、陶敏、施子愉等，大致不外乎这几种情况。但事实上，对这段历史中的人事关系作一个精细的梳理后，便能发现，刘、柳与元、白的交游始年当在贞元十九年（803）。考定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在贞元十九年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贞元、永贞、元和之际当时复杂的人事关系，尤其是对元、白早年的政治态度和倾向，能够得出新的定位和思考；同时，为更好地理清与把握这段历史中某些令人难以索解的历史谜题，提供一个有效的时空参照系。

　　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奉诏卸任和州刺史，回洛阳途经扬州时，与罢苏州刺史任回洛阳的白居易恰值相遇，悲喜交集，席间，白居易赋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对刘禹锡“诗称国手”却“命压人头”的人生不幸给予了相当的同情和理解，刘禹锡感慨万分，当即和答《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直接抒发了自己“二十三年弃置身”的凄凉心境，自此，二人惺惺相惜，诗歌酬赠急骤加密。但据现存资料推测考证，刘、白二人交游并不始于是年，早在贞元十九年前后，二人即当有所交往。至于明确记载刘、白二人交往的时间，卞孝萱认为在元和三年（808），此年，刘禹锡有诗《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第55页。这首诗，其《刘禹锡年谱》即系为元和三年，并认为，二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似都没有联系。对卞谱的系年，陶敏于《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中持不同的看法，把这首诗定于元和五年（810），其云：“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诗元和五年作于朗州。……刘、白唱和最多，据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外集》卷一、卷二、卷四中诗即裒自刘、白唱和诗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洛中集》，而本篇在《外集》卷一之首，盖刘、白唱和始见于此。二人早年交往无考。白居易与元稹为挚友，元和五年，元稹贬江陵，始与刘禹锡唱和，白居易当因元稹而寄诗刘禹锡。”陶敏：《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二，岳麓书社，2003年，第105页。按，陶敏将此诗系于元和五年，良是。但说二人早年交往无考，考虑欠周。为柳宗元撰年谱的施子愉看法相近，其于贞元十五年下叙云：“当时宗元友人有韩愈……独孤申叔……韩泰……崔群……李杓直……李行谌，李行敏，王涯，崔广略，李景俭，严休复，韦词……吕温……刘禹锡……惟白居易、元稹以贞元中擢第，授秘书省校书郎（《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当时亦在长安，而观本集与元、白集中，皆无相互酬赠之作，似宗元当时未尝与元、白相稔。《元氏长庆集》卷十九有《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诗，则元和十年之作也。”施子愉：《柳宗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23页。陶敏、施子愉二人对刘、柳与元、白早年交游的谨慎态度固然可嘉，但实际上却为我们解读这段历史，以及正面理解刘、柳与元、白之间早年的关系，尤其是元、白对永贞事件及参与永贞事件的干将刘禹锡、柳宗元的态度和倾向，造成了如鲠在喉的诸多不快之感。究其原因，乃二人没有细考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之故，可见，即便就这点而言，厘定刘、柳与元、白交游的始年，就有着重要的意义，更不用说通过厘定刘、柳与元、白之间的交游始年，来考察贞元、永贞、元和之际的复杂历史当中的复杂人事关系，尤其是元、白对当时政局，对参与永贞事件刘、柳的基本态度，进而考察元、白早年参政品行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针对这些令人难以索解的历史难题，只要厘定了刘、柳与元、白交游的始年，就能找到解决的一把有效钥匙。据我们考定，刘、柳与元、白交游的始年，当在贞元十九年。

　　据现存资料，白居易与柳宗元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交往，不过，作为与白居易贞元十九年之前交好的元稹，理应于贞元十九年前后，与刘禹锡、柳宗元有所交往。因为这一年，刚中平判科的元稹，即被太子宾客韦夏卿选为女婿，并把自己的“最小偏怜女”韦丛嫁给他，成为韦府贵客。由于这层关系，元稹与岳父韦夏卿的府僚刘禹锡、柳宗元，于贞元十九年左右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应当说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深于儒术，所至招礼通经之士”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韦夏卿本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297页。的韦夏卿，对以儒术起家才高名盛的青年才俊刘禹锡、柳宗元另眼相看，青睐有加，贞元十八年前后其担任京兆尹期间，他的大多应制文，均出自刘禹锡、柳宗元之手，就是明证。贞元十九年，柳宗元自蓝田尉入为监察御史里行，刘禹锡自京兆渭南主簿调入监察御史，由元稹做中介，刘禹锡、柳宗元与白居易之间理应相识并有所交往，只不过现存史料阙如，不便完全付之肯定。还有，这一年，元稹、白居易分别以平判科和书目拔萃科中第，而知贡举者是贞元、元和间执掌文柄，名重一时的礼部侍郎权德舆，刘禹锡、柳宗元早年均曾投文于其门下，为权德舆世交故交，因此以权德舆为枢纽，也当结识。关于这些复杂的人事关系，我们的判断还嫌粗略，可以做一简表，再作更为详细的甄辨。时间人物主要人事关系以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前后为考察视点柳宗元贞元九年（793）与刘禹锡同登进士第，与刘禹锡关系最善。贞元十四年（798）中博学宏词科，被任为集贤殿书院正字，由于年少才高，倾慕者尤众，与当时文士交游甚广。贞元十七年（801），自集贤殿书院正字调蓝田尉。贞元十八年（802），为京兆尹韦夏卿作《为韦京兆作祭崔太常文》，同年为其代笔还有《为韦侍御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表》《为韦京兆祭杜河中文》等。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自蓝田尉入为监察御史里行，尤受韦夏卿的族兄弟稍后担任宰相的韦执谊赏识。是年前后，柳宗元在长安名气很大，经常有人造门或修书请教。与韩愈文墨相投，相互推重，柳宗元贬永州后有《答韦衎示韩愈相推文墨事书》，乃回忆记录此年之事。贞元二十一年（805），自监察御史里行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王伾集团。是年九月，贬为邵州刺史。未至，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刘禹锡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与柳宗元最善。又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795），登吏部拔萃科。贞元十六（800）年六月，淮南节度使杜佑加同平章事，兼领徐泗濠节度使，刘禹锡为掌书记。贞元十八年（802），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为京兆尹韦夏卿代笔有《为京兆韦尹贺元日祥雪表》《为京兆韦尹贺春雪表》《为京兆韦尹降诞日进衣状》《为京兆韦尹进野猪状》等一系列应制文，可见交游之厚。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自京兆渭南主簿调入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此年前后，与令狐楚相唱和。贞元二十一年（805）九月，坐永贞事件，贬为连州刺史，十月，再贬为朗州司马。

　　本年后，令狐楚中断与刘禹锡往来（参见刘禹锡《彭阳唱和集后引》）。元和元年（806），杜佑册封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刘禹锡有《上杜司徒书》，希求杜佑援引，韩愈对刘禹锡云“遇子也厚”的府主杜佑，非但不为之援，且置之不复，让刘禹锡深感绝望。与元、白尤其是元稹酬唱甚频。续表：时间人物主要人事关系以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前后为考察视点元稹贞元十年（794），礼部明经及第，守选。贞元十一年（795），元稹代人草《论裴延龄表》二篇，论陆贽、李充等冤。贞元十六年（800），守选期满，入长安参加冬集，授散官将士郎。贞元十八年（802）冬，应吏部试，是年或稍前，与白居易相识，有白氏作于贞元十八年的《秋雨中赠元九》诗可证。韩国学者金卿东考证元、白订交始于贞元十六年，亦可备一说。次年三月，于礼部侍郎权德舆门下中平叛科第四等，授“为文士起家之良选”的秘书省校书郎，与白居易“校正同省”，“诗章赠答”，“爱等弟兄”，“定死生之契”。值此之际，与韦夏卿幼女韦丛结婚。元和元年（806）四月，与好友白居易闭户华阳观，揣摩时事，登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甲等，授为左拾遗。同年，中制举的有韦夏卿侄韦衎。元和四年（809），妻韦丛卒，请韩愈撰墓志。次年正月，向韩愈索要辛夷花。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正月，于高郢主试下以第四人及第，其诗云：“十七人中年最少。”贞元十八年（802）十一月，于吏部侍郎郑珣瑜主试下试书判拔萃科，次年三月于礼部侍郎权德舆主贡下中选，与元稹同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年，在长安，为校书郎。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宪宗即位，改元永贞元年），白居易上书主持永贞政局的宰相韦执谊，对现实政局发表看法。

　　次年即元和元年（806）四月，登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乙等，授为盩厔尉。元和五年（810）作《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回忆自己和元稹“初登典校司”之际，交游还有“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儒风爱敦质，佛理尚玄师。”此处“短李”即李绅。可见，李绅贞元十九之际，已和元、白有很密切的交往。而此之前，除了得到韩愈赏识推荐之外，很得韦夏卿赏识，以至有学者认为，元稹和韦丛结为秦晋，乃出于李绅之力。续表：时间人物主要人事关系以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前后为考察视点韩愈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载韩愈兄韩会，末云：“弟愈，文益奇。”可见，柳宗元与韩愈乃世交。贞元八年（792），于陆贽主司下登进士第，是年进士试录取结果号“龙虎榜”。贞元十二年（796）秋，为汴州观察推官。次年，在汴州作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等。贞元十七年（801），向主贡权德舆、陆傪推荐十人，其中包括侯喜、韦衎（韦夏卿之侄，因是元稹很早即和韩愈有交往）、李绅等。贞元十八年（802），调授国子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803），拜监察御史，与柳宗元、刘禹锡同僚。韩愈有诗《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三学士》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十二月，因谏宫市（或云言关中旱饥，为京兆尹李实所谗），贬为连州阳山令。韦夏卿贞元八年（792），韦夏卿左迁常州刺史，属窦参、裴延龄集团。贞元十六年（800）五月，韦夏卿授徐泗濠行军司马，徐州军乱，不纳。六月，委同平章事兼领徐泗濠节度使杜佑加以讨伐。贞元十七年（801），为吏部侍郎。贞元十八年（802），转为京兆尹。这一年，窦群以布衣为韦夏卿所荐，五月授为左拾遗，柳宗元有《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为左拾遗表》。贞元十九年（803）三月，改太子宾客。十月，复改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防御使。这一年冬，权德舆、张荐等曾任或现任太常博士者十九人宴会于韦夏卿私邸，各即兴赋诗，权德舆有诗《韦宾客宅与诸博士宴集》及序《韦宾客宅与诸博士宴集诗序》，序文称“太子宾客韦兄……”，可见私交甚笃。另据元和八年（813）权德舆《奏孝子刘敦儒状》有“臣至洛都，今又十年”之句，与文中“贞元二十年，留守韦夏卿奏闻”参看，也可知权德舆与韦夏卿关系非同一般。元和元年（806）三月，韦夏卿卒于东都洛阳。续表：时间人物主要人事关系以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前后为考察视点权德舆《旧唐书》本传载权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礼部贡举。来年，真拜侍郎。凡三岁，掌贡士，至今号为得人。”与柳宗元、刘禹锡关系很密，刘禹锡《献权舍人书》云：“禹锡在儿童时已蒙见器，终荷荐宠，始见知名。”中第后，权德舆有《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文中着重强调了自己和刘禹锡父亲的故交之情。贞元六年（790），柳宗元以行卷投权德舆，明年登第，有《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其云：“今鸳鹭充朝，而独启于执事者，特以顾下念旧，收接儒素，异乎他人耳。”另外，柳宗元岳父杨凭之弟杨凝，于贞元十八年（802）卒于长安，权德舆为其诗文作序，并论其作文之意。可见权德舆和刘、柳之间乃世交，故交。贞元十九年，权德舆有《和韩侍御白发》，韩侍御即韩愈。元和五年韩愈《燕河南府秀才》对权德舆极尽称扬：“昨闻诏书下，权公作邦桢。丈人得其职，文道当大行。”后作《唐故相权公墓碑》，《五百家注韩昌黎文集》引孙注：“德舆自贞元十八年掌贡士，至二十一年，凡三典贡举。十八年，放二十三人；十九年，放二十人；二十一年，放二十九人。甄品详谛，所得士相继为公卿宰相。”

　　上表中，我们以韦夏卿、权德舆的人事关系为经，以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韩愈的人事关系为纬，可以看出，贞元十九年（803）前后，这些人物的活动均以京都长安为中心，他们之间就像一张相互连结的网，彼此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一年前后，元稹、白居易参加权德舆主贡下的吏部科判考试，均中，两人同授秘书省校书郎，所谓“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五，《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03页。开始了他们“校正同省”，“诗章赠答”，“爱等弟兄”，“定死生之契”的金兰之交。这一年，韦夏卿以京兆尹转为太子宾客，以知人闻名当世的他，将自己最宠爱的幼女韦丛嫁与元稹，在“韦门正全盛”之际，元稹成为韦府的乘龙快婿，并很得韦夏卿之赏识。韩愈于贞元十七年推荐韦夏卿侄韦衎于当年主贡权德舆、路傪门下，可见韩愈与权德舆、韦府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外，也在贞元十九年这一年，权德舆等太常博士十九人齐会韦夏卿府邸私宴，即兴赋诗，权德舆为之作序，序文称“太子宾客韦兄”云云，权德舆与韦府的关系则更是不同寻常。由于这层关系，元稹结识韩愈，并与其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不元和四年元稹爱妻韦丛去世，元稹也不会请韩愈为之捉刀撰写墓志。元和五年，元稹向韩愈索要辛夷花这一如此私密事件的出现，也只有如是看，才合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常理。而且，稍后元和元年的制举考试，受韩愈赏识的韦门子侄韦衎，与白居易、元稹同登制科，说明当时不大的长安，韩愈与白居易也当是相识并有所交往的。这是因为，贞元十九年在礼部侍郎权德舆主贡下中第的白居易，通过书判拔萃科考试担任了秘书省校书郎这样的清闲之职，但刚刚步入仕途的他，主要活动还是要通过诸如行卷、干谒、上书等方式，扩大自己在政治圈内的影响，以利于自身更好的发展，其于贞元二十一年亦即永贞元年，曾上书韦夏卿的族兄弟，时任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韦执谊，发表自己对当今时政的看法，并殷切希望得其奥援，即是明证。而且，这次白居易之所以选择韦执谊上书，或可能即与作为韦门娇婿的元稹有关，而此时与元稹均建立了良好私人关系的韩愈、白居易，说他们之间相识并有所交往，并不过分。而且，通过与元稹的这层关系，白居易与刘禹锡、柳宗元也当是有所耳闻并开始相识，要不元和五年，当亲朋故旧唯恐避之而来不及，白居易却主动向被贬的刘禹锡赠诗一百首，如果毫无旧情，则无法说通。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贞元十九年前后之际，柳宗元、刘禹锡作为韦夏卿的府僚，与韦夏卿有相当频繁的文字来往（可参阅上表），这时已为韦门娇婿的元稹，与“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缙绅之伍者，柳宗元、禹锡而已”刘昫：《旧唐书》柳宗元、刘禹锡本传赞语，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4215页。的柳宗元、刘禹锡，不论出于何种理由，均有认识的可能，也有交游的必要。这一判断，可以进一步举证如下，元稹作为权德舆主贡的门生，通过座主的关系，认识权德舆的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