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创作考论

第三章 白居易散论（1）

　　第一节 《白居易集》版本流传考叙

　　唐代诸家文集，《白居易集》保存的文本资料最丰富，版本也最繁杂。关于《白居易集》的流传，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有一简要勾勒：“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白居易有《六帖》，已著录。案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所见宋刻居易集两本，皆题为《白氏文集》，不名《长庆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诗集》，亦谓宝历以后之诗，不应概题曰‘长庆’。今考居易尝自写其集，分置僧寺，据所自记，大和九年置东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开成元年置于圣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开成四年置于苏州南禅院者，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勒为六十七卷，皆题曰《白氏文集》。开成五年置于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为十卷，则别题曰《洛中集》。惟长庆四年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称尽征其文，手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九百九十一首。又称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则《长庆》一集，特穆宗甲辰以前之作，曾及立名所辨，不为无据。然《唐志》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转不著录。又高斯得《耻堂存稿》有《白氏长庆集序》，宋人目录传于今者，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均作《白氏长庆集》，则谓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尽然。况元稹之序本为《长庆集》作，而《圣善寺文集记》中载有居易自注，称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录一卷在外，则《长庆集序》已移弁开成新作之目录，知宝历以后之诗文均编为续集，袭其旧名矣，未可遽以总题‘长庆’为非也。其卷帙之数，晁公武谓‘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续集五卷，今亡三卷’，则当有七十二卷。陈振孙为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当有七十二卷。而所标总数，乃皆仍为七十一卷，与今本合，则其故不可得详。至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谓集中《进士策问》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又冯班《才调集评》亦称每卷首古调、律诗、格诗之目为重刻改窜，则今所行本已迥非当日之旧矣。”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1月，第2018-2019页。这段话，对我们了解通行本《白居易集》的流传情况，有很好的认识价值，但离清晰明了地把握《白居易集》各种版本流传的相关情况，还相距甚远。近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对《白居易集》各种版本进行了系统考察，取得显著成绩的学者有岑仲勉、朱金城及日本学者花房英树、平冈武夫、太田次男等。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谢思炜与日本学者冈村繁撰写了总结性的论文《〈白氏文集〉的传布及“淆乱”问题辨析》《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的源流及校勘价值》《敦煌本白居易诗再考证》《明刻本〈白氏讽谏〉考证》《〈新乐府〉版本及序文考证》《明刻本〈白氏策林〉考证》《明郭勋刻本〈白乐天文集〉考证》《〈白氏文集〉的旧钞本与旧刊本》等，把迄今能见到的各种版本进行了考索、比勘与校对，取得了超轶前人的成果。这里，我们无意再对《白居易集》各种版本进行相同性质的研究工作，仅就《白居易集》各种版本的本土流传情况，以及各种版本域外的流传与影响这个问题进行考叙，以期对白居易这位伟大诗人在后世的诗学受容，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一、《白居易集》生前结集及主要版本流传

　　“才人未有不爱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郭绍虞等：《清诗话续编瓯北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191页。加之“深信因果，惧结来业，悟知前非”，欲“以今生俗世文字之业放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卷七十，《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本文所引白居易诗文均参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白居易生前就非常珍重自己的创作，多次对自己的诗文进行结集。最早见于元和十年（815）《与元九书》：“仆数月来，检讨囊袠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卷四十五）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则请时任越州刺史的密友元稹对自己的诗文进行编次，厘为五帙五十卷，存作品2191首，此次结集后来通常被称为“前集”。大和九年（835），又亲自编成《白氏文集》六十卷（包括前集五十卷，后集十卷），存作品2964首，供奉于江州庐山的东林寺经藏院。次年，即开成元年（836）闰五月，编成《白氏文集》七帙六十五卷（包括前集五十卷，后集十五卷），存作品3255首，供奉于东都洛阳的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开成四年（839）二月，编成《白氏文集》六十七卷（前集五十卷，后集十七卷），存作品3487首，供奉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这个版本于会昌二年（842）得以进一步完善，据会昌五年（845）《白氏长庆集后序》可知，在原来基础上补充三卷，共后集二十卷，成七十卷本，送庐山东林寺，有诗云：“后集寄将何处去？故山迢递在匡庐。……来生缘会应非远，彼此年过七十余。”（卷三十六，《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皋上人》）这个版本在唐末僖宗朝，为当时“幼好为诗”的朝廷勋贵高骈（？--887）所得，给这个版本迅速广泛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冈村繁：《唐代文艺论白居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40-142页。白居易生前最后一次对自己的作品结集是在会昌五年（845）五月，这次几乎囊括了白氏所有的作品，共3840首，用其自己的话说便是：“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外集卷下，诗文补遗三，《白氏长庆集后序》）由此可见，这个白居易晚年最后写定藏于三大寺庙并托付于胞弟白行简之子龟郎、外孙谈阁童同时殷切期待他们能够承当起传于后世的七十五卷本，是其生前最完善的手定本，具有盖棺定论的性质。

　　但是，个人的主观愿望往往抵御不了历史的无情，尽管宋代以后的文献学家考察《白氏文集》的视点，都是以最终的七十五卷本为基点，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白居易殁后不久的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广泛通行于世的并不是前后续集完整的七十五卷本，而是只含有前后集的正编七十卷本，而这个正编的七十卷本很有可能就是从东林寺七十卷分立编辑的形态发展而成的先诗后笔的统一编排格局一个再编本。这一点，日本学者冈村繁指出：“如此说的证据，首先在中国方面，有或曰白居易自撰、或曰后人伪作的《醉吟先生墓志铭序》（《文苑英华》卷九四五、宋本《白氏文集》卷七十一所收），十国吴僧匡白的《江州德化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全唐文》卷九一九所收），五代后周陶谷的《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那波本、马调元本附录所收），北宋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卷下之‘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条等；其次在我国，有平安前期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别集家》、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三所收的《白乐天》赞、菅原道真《菅家后草》卷首所载的醍醐天皇御制《见右丞相（道真）献家集》诗之原注，平安后期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中（人伦部）所收的诗题‘近日蒙纶命，点《文集》七十卷云云’，以及中国北宋初期《太宗实录》卷二九（太平兴国九年三月条）所见的日本僧奝然之语。”冈村繁：《唐代文艺论白居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39-140页。尽管这个正编七十卷本确来于庐山东林寺七十卷本，但二者在体例上还是有所区别的，这是因为，白居易会昌二年供奉于东林寺的这一后集，并不是全面地重新编订二十卷，而是在上次的基础上补辑后一半的十卷，这一点可以从那波本后集部分的卷五十一至卷七十分立编辑的形态看出。

　　如前所述，东林寺七十卷本这个极其珍贵的原本为高骈所得，为它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此后约四十年，五代后唐明宗第二子李从荣（？--933），在首都洛阳履道里白居易旧居原址的普明院经藏，再次入藏了《白氏文集》的手写本，这个版本是李从荣在东林寺本系统的七十卷重编重抄，同时加上了他自编的补遗一卷。这一普明院本，宋敏求谓是当时的“今本”，即北宋刊本的祖本，于是北宋的刊本时代，便出现了承袭李从荣本所谓的“今本”七十一卷（前集七十卷，补遗一卷）。朝鲜系统刊本、那波本的祖本，大致就是李从荣本与北宋中期“今本”过渡而来的极其珍贵的传本。此后，又在北宋“今本”的基础上加上了“后人”的外集一卷的两种七十二卷本--“吴本”与“蜀本”。至南宋，出现了由“吴本”改编而成的先诗后笔型的七十一卷本“苏本”，由于其便利性，很快压倒了“蜀本”而成为后代最为通行的本子，这个版本的流传情况，大致与《四库全书总目》勾勒相近。

　　二、《白居易集》版本的域外流传与影响

　　《白居易集》在域外的流传，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笔，如长庆四年（824）十二月请元稹编成的“前集”，这次结集的作品，于此之前便以抄写形式流入朝鲜半岛，并在朝鲜半岛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鸡林国的宰相以百金换取白居易的一篇作品，而对贪财商人制造的赝品，“宰相辄能辨别之”。开成四年（839）二月编成的《白氏文集》六十七卷本，在结集后的四年，即会昌四年（844），即由日本遣唐僧人惠萼直接抄写带回本国，成了第一个完整传入日本的《白居易集》版本。但是，由于前此二年，白居易又将江州庐山的东林寺经藏院六十卷本手定成更加完善的七十卷本，因此在当时一般士子眼中，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的六十七卷本，已成了一个过时的未完成本，而为时所淘汰，所以后来从日本来的一介旅僧，又花了数月的时间“密写得”东林寺经藏院七十卷本这一秘藏之本。

　　据日本学者冈村繁考察，他认为，白居易各种编纂的文集，它们的命运都和惠萼钞本一样，各自随时随地被各色人等或全集或篇章地抄录下来，流传于世间，平安初期是《白氏文集》传入日本的最高峰的时段，被推定为白居易逝世前后十余年间，所以，日本现存的旧钞本，多数应是这般从白居易晚年的各种文集反复抄写流出的传本。冈村繁：《唐代文艺论白居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42-151页。并且，由于中土本身不断出现新的便利的钞本与刊本，所以旧钞本和旧刻本，往往于不经意间失传了，而相邻的朝鲜半岛、日本由于对中土原生文化的敬重，相反倒保存了不少宝贵的旧钞本和旧刻本，例如，旧钞本有平安末期神田家旧藏本、平安末至镰仓初期书写的金泽文库旧藏本、镰仓中期校订完成的金泽文库旧藏本《文集》《白氏后集》残卷二十二轴，金泽文库本又包含了惠萼于苏州南禅院写下《白氏文集》六十七卷本重抄本的部分内容，旧刻本有从朝鲜半岛传来的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朝鲜铜活字（甲辰字）印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直到现在，日本和韩国还保存了该铜活字合刻原刻本、补刻本而成的朝鲜整版本十余部，及日本江户初期的元和四年（1618）那波道圆翻刻该本而成的木活字本（《四部丛刊》集部所收），这些旧刻本大抵保存了白居易手定的原貌，即“前集后集”型，而与中国所传的南宋绍兴（1131-1162）刊本，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校刻本等“先诗后笔”型迥异。可见，正是朝鲜、日本现存的旧钞本、旧刻本保存下来了在中国久已绝迹的旧编本的原貌，因此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日本著名的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平冈武夫、太田次男等正是诣力于此，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白居易在其生前就有国际声誉，身后更是成了域外影响最大的唐代诗人，因此《白居易集》在域外的流传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在情理之中，日本吉川幸次郎于其《中国诗史》中，就简要点出了日本自平安时代起学习、模仿并热衷于《白居易集》研究的盛况，其云：“日本人自平安朝以来，对他（笔者按：指白居易）的诗感到亲切，主要就是由于繁复的一种结果--通俗平易的原因。江户时代的学者室鸠巢在《骏台杂话》中说：我朝多有古时唐土文辞，能读李杜诸名家诗者甚少。即使读之，难通其旨。适有白居易的诗，平和通俗，且合于侨歌之风，平易通顺的程度，为唐诗中上等，故学《长庆集》之风盛行。”紧接着，吉川幸次郎还告诫读者，要于白居易诗歌平易的句子中发现不平易的内涵，并引述江户时代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伊藤仁斋《白氏文集跋》对白氏的评价：“目之以俗之处，此正白氏不可及之所。但伤稍冗。盖诗以俗为善。三百篇之所以为经者，亦以其俗也。诗以吟熟性情为本，俗则能尽其情。俗之又俗，固不可取，俗而能雅，妙之所以为妙。”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25-257页。与日本的情况大致相仿，《白居易集》在朝鲜半岛影响深广的原因，诚如被朝鲜文坛称为“唐李白”高丽诗人李奎报（1169-1241）所指出的那样：“予尝以为，残年老境，消日之乐，莫如读白乐天诗……白公诗，读不滞口，其辞平淡和易，意若对面谆谆详告者，虽不见时事，想亲睹之也，是亦一家体也。古之人或以白公诗颇涉浅近，有以嗫喏翁目之者，此必诗人相轻之说耳。何必尔也。”李奎报：《书白乐天集后》。转引自邹志远：《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6页。

　　日本平安时期膜拜白居易的这种盛况，或者说《白居易集》对日本诗坛的深刻影响，萧瑞峰《且向东赢探骊珠--日本汉诗三论》指出：“平安朝诗人对白居易其人其诗的膜拜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醒酮夭皇在《见右垂相献家集》一诗中自注道：‘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藤原为时在《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中自注道：‘我朝慕居易风迹者，多图屏风’；都良香《都氏文集》卷三收有《白乐天赞》，中云：‘集七十卷，尽是黄金’；藤原公任编纂《和汉朗咏集》时，于中国诗坛取30人，就中，元稹等人入选佳作数均在11首以下，独白居易达142首之多。这种不平衡正昭示了平安朝诗人对白居易其人其诗的推崇之甚。由于天皇和太子都耽读自诗，以至出现了侍读白诗的‘专业户’--大江家。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中有记：‘近日蒙纶命，点文集七十卷。夫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恩也。’”萧瑞峰：《且向东赢探骊珠--日本汉诗三论》，《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19页。至于近一百年的情况，蒋寅《20世纪海外唐代文学研究一瞥》也指出：“在所有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由于和日本文化史的独特渊源，一直是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最多。据丸山茂统计，1910-1994年日本出版有关白居易的书籍多至78种（不包括再版），比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物的总和（65种）还多。1993年勉诚社推出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等编集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煌煌7卷。作者以日本学者为主，有其他国家的白居易研究专家参加，集数十人之力，从资料到问题，对白居易研究做了一番总结性的工作。这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还是史无前例的。”蒋寅：《20世纪海外唐代文学研究一瞥》，《求索》，2001年第5期，第98页。但事实上，白居易的作品最早流入域外的，不是日本，而是领土接壤的邻邦朝鲜半岛古国鸡林国，这一点，与白居易“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始以诗交，终以诗诀”（卷六十九，《祭微之文》）的至交元稹，长庆四年（824）十二月编次白氏文集时所作的《白氏长庆集序》，就用不无带着感情的笔调描述了这一盛况，其云：“乐天诗歌）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555页。元稹所谓的“鸡林”，即朝鲜半岛古国之一新罗，新罗于东汉永平八年（65），新罗国王夜闻金城西始林间有鸡声，遂更名鸡林，至唐龙朔三年（663），高宗以武力征讨该国，置该国为鸡林州都督府，因以是称，但中唐也有直称新罗的，如白居易临终前为文集写的最后一篇记序，就不无自得又不无无奈地感慨自己作品在日本、新罗流行的状况：“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外集卷下，诗文补遗三，《白氏长庆集后序》）并且，由于古朝鲜地缘上的亲近，差不多于白居易在域内留下盛名并产生广泛影响的长庆以前就开始了对白居易作品的受容，而隔水相望的日本，白居易对其影响的时间相对要晚些，据日本典籍《文德实录三仁明天皇记》，唐敬宗开成三年亦即日本承和五年（838），仁明朝太宰少贰藤原岳守，在查阅船载唐朝商品货物时，才发现有“元白诗笔”，而正史首次记载《白氏文集》东传，则在清和天皇贞观十三年（871）年之际，离白居易去世已过25年，不过实际情况应早于此。

　　《白居易集》在域外的流传与影响，随着近代以来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密，前贤做了不少的工作，有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如日中比较文学研究著名的学者中西进的《源氏物语与白乐天》、丸山清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韩国金台俊《朝鲜汉文学史》、马歌东《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萧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董达《韩国汉诗分析检索》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以单篇论文形式出现的，如日本前川幸雄著、马歌东摘译《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马歌东《白居易研究在日本》、萧瑞峰《且向东赢探骊珠--日本汉诗三论》、韩国金卿东著、刘维治译《韩国的白居易研究概况及有关问题》、范闽仙《〈和汉朗咏集〉中的白居易诗句》、邹志远《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陈友冰《日本近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其相关特征》、李瑞芝《论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些论著论文或全局或个案地介绍了历代以来《白居易集》在邻国的受容情况，这种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白居易这样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就研究本身来说，也诚如萧瑞峰所指出：

　　如果我们对日本汉诗已经获得比较充分的了解的话，那么，在考察白居易诗的影响时，就不会仅仅着眼于簇拥在他周围的“元白诗派”的成员，也不会仅仅注目于宋初以徐铉、李昉、王禹偁为代表的白体诗人，而且还会高度重视日本平安朝诗人奉白居易为偶像、奉白居易诗为楷模的一系列实例，并从中抽绎出其不同凡响的意义--

　　例1 醍醐天皇在《见右丞相献家集》一诗中自注道：“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

　　例2 具平亲王（村上天皇第六子）在《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一诗中自注道：“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故承和以来言诗者，皆不失体裁矣”。

　　例3 藤原为时亦在同题之作中自注道：“我朝慕白居易风迹者，多图屏风”。

　　例4 因为天皇和太子都耽读《白氏文集》，以至出现了侍读《白氏文集》的专业户。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中有云：“近日蒙伦命，点文集七十卷。夫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恩也。故何者？延喜圣主，千古、维时，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历圣代，维时、齐光，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禄御宇，齐光、定基，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爰当今盛兴延喜、天历之故事，而匡衡独为文集之侍读”。玩其语意，颇以大江家独占侍读《白氏文集》之专利而自豪。

　　显然，坊间已有的几种《白居易评传》，如果加上这四条材料，肯定比泛言“白居易集》在作者生前已传入日本”要深刻、切实得多，何况具有同等价值的材料稍觅即得。萧瑞峰：《从域内走向海外：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历史使命》，《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214-215页。

　　当然，《白居易集》在域外的影响，除了相邻的朝鲜、日本外，在十八、十九世纪，随着唐诗传入西方，白居易的作品也首次介绍到欧洲，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并出现了专著和由外国人写的白氏传记。20世纪以后，东欧各国也相继翻译介绍了白居易的作品参见朱金城：《白居易诗集导读导言》，巴蜀书社，1988年5月，第33-34页。进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外译本，进一步丰富了《白居易集》的版本，也进一步扩大了白居易的世界声誉。

　　第二节 从白居易“官历二十政”看唐代科举文士的迁官途径

　　白居易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人生旅程及为官经历时，如是说：“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值新正第七旬。”（卷三十六，《喜入新年自咏（时年七十一）》）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以下所引白居易诗文，均以此为准，只出卷次与标题。“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卷三十六，《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所谓“第七旬”“五朝臣”，是指白居易以70岁的高龄，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除在代宗、顺宗、武宗朝没有为官出仕外，其他五朝均有为臣的履历。所谓“二十政”“三十秋”，可以分别来看，宦游“三十秋”取其虚，是指白居易自贞元十八年（802）中吏部科目选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至会昌元年（841）以刑部尚书致仕，出于诗歌平仄及数字取整的创作要求，把近四十年的宦游生涯写成了三十年；官历“二十政”则是取其确，纵观白居易一生仕履，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中制举授盩厔尉、集贤校理充翰林学士、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太子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忠州刺史、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兼知制诰、中书舍人、杭州刺史、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到除刑部尚书致仕，刚好“二十政”。所以《醉吟先生墓志铭》序云：“乐天幼好学，长工文。累进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书郎，终以少傅致仕，前后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卷七十一）作为一名科举官僚，白居易科举仕宦的这份履历，在唐代尤其是中唐以来科举文士的升官途径中，极具代表性，可谓一幅绝佳的科举文士应试与迁官图。正因为如此，通过探研白居易科举与出仕的关系，宦游中每次任命、加阶、加勋、加封爵背后丰富的政治寓意与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弄清唐代科举取士、科举士子成长的一般规律以及唐代复杂的官制文化，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一、科举与出仕

　　唐代科举之盛，“肇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页。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对进士“时共贵之”赵匡：《选举议》，见《全唐文》卷三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3602页。“连科者进速，累捷者位高”冀勤：《元稹集》卷二十八《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第336页。不仅如此，科举考试成绩的名次通常会影响其日后的任用，如崔玄亮与白居易同登贞元十九年吏部科目选，等到他们同任刺史，白居易出任的是“浙右称雄镇”的杭州刺史，崔玄亮则居“卑小”的湖州刺史，所以白居易《得湖州崔十八使君书喜与杭越邻郡因成长句代贺兼寄微之》云：“吴兴卑小君应屈，为是蓬莱最后仙。”句末附注云：“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后，当时崔自咏云：‘人间不会云闲事，应笑蓬莱最后仙。’”（卷二十三）“既在高科选，还从好爵縻”（卷十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的时代。所以，要理解“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卷四十五，《与元九书》）的白居易，有必要对唐代科举考试与相应的授官方式作出正确的解读。众所周知，唐代科举取士的方式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种，即生徒、乡贡、制举，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159页。其中，生徒、乡贡所应之科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一般称为“常科”。“常科”之中，自太宗贞观朝秀才科废后，“自是士族所趋向，明经、进士而已。”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354页。而制举乃天子自诏举选的一种形式，所试科目，一般称为“制科”，是待非常之才而设的特科。白居易作为“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卷四十五，《与元九书》）的贫寒子弟，通过乡贡使自己晋身，步入仕途，是最便捷也是唯一可行的正途。他也正是从贞元十五年（799）宣州乡试开始，经过贞元十六年的礼部贡试、吏部关试，然后于贞元十九年通过吏部的科目选书判拔萃科考试，又于元和元年通过制科考试，一路过关斩将，顺利进入仕途的。但科举晋身与授官，能像白居易这么幸运的，百不得一，因此顾炎武《日知录》“出身授官”条云：“史言‘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文献通考》：‘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002-1003页。

　　据当代学者王勋成考，进士守选一般为三年，守选期满就可以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但他们不是吏部铨选的主要对象，更庞大的队伍是六品以下秩满的官员。据规定，凡是守选的各色选人，到吏部后经南曹磨勘，废置详断，三铨铨试，然后才可以注拟授官。具体参见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五章《铨选》，中华书局，2001年4月。所以，即便考上了进士，“十年犹布衣”“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的情况，亦不见怪。如果不按照这种正常程序，那么就得参加制举或科目选，中者即可授官。其中，科目选最主要的是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这两科设置于开元十八年冬，属于吏部，绝不能把它们和制举类似的名称相混淆这一点，许多唐史研究者都混淆过，如孙国栋就把吏部科目选与制科混为一谈，认为“宏词”应是指制科中的博学宏词科，自中唐以后，士人获得进士或明经出身，为增加出身的资叙，常常再参加制科的考试，尤以制科中的博学宏词和贤良方正为多。（孙国栋：《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76页。）。这两科在唐中期后，影响日显，特别是唐后期制举实际停止，它们对士人入仕所起的作用就更大。考诸白居易与同时著名士子，基本上是相符的，如白居易通过进士试后，又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柳宗元进士及第后，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刘禹锡中进士后，亦中博学宏词科，授为太子校书；韩愈、柳宗元的好友独孤申叔举进士，又二年用博学宏词为校书郎；元稹明经及第后，通过吏部平判科，出任秘书省校书郎；至于韩愈，四试于礼部登进士第后，亦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然无果，结局是三举于吏部卒无成，导致其十年布衣的生涯，令人唏嘘感叹。

　　可见，尽管白居易有“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的痛苦经历，但在当时“连科者进速，累捷者位高”“既在高科选，还从好爵縻”的用人制度下，仕宦前景是光明的。因此，针对自己从进士试“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外集卷中）、“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始予进士及第，行简次之，敏中又次之）”（卷十九，《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开始，连登三第，并顺利踏上仕途，常不无炫耀地说：“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书舍人渤海公领礼部贡举事。越明年春，白居易以进士举一上登第。……无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广自满。”（卷四十六，《箴言》）、“成名共记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阁间”（卷十三，《留别吴七正字》）、“三登甲乙第，一入承眀庐”（卷七，《垂钓》）、“自从筮仕来，六命三登科”（卷七，《答故人》）、“甲乙三道科，苏杭两州主”（卷二十二，《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我年三首其一》）等，莫不如此。此外，《与杨虞卿书》则以自谦的口吻，表达了科举考试带给其人生的高峰体验：“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琐屑之艺，与敏手利足者齐驱，岂合有所获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卷四十四）

　　白居易贞元十九年（803）中吏部科目选书判拔萃科，旋即“登芸阁”，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在唐代官制中，属从九品上，是贡举出身最好的位置，非擢上第不轻授，时人皆以得校书郎为荣，如张说《兵部尚书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云：“十八擢进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时辈皆以校书正字为荣。”张说：《兵部尚书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见《全唐文》卷三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2353页。所以，当时“擢甲科”又连中吏部科目选举者，按例大多被授为校书郎、正字，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等，都是通过这一途径开始其仕宦生涯的。白居易担任校书郎三年后秩满而罢，守选期间，又于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取得元稹居首、白居易第四的优异成绩，于本月二十八日月直接授为正九品下京兆畿县盩厔县尉。据《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920页。畿县县尉的地位远比普通县尉为高，所谓“都畿、清望，……有隔品授者。”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1月，第27页。所以孙国栋考云：“唐人如果由普通县尉入仕，常常经历多任，然后得为畿尉有时甚至经历多任，亦难得为畿丞或畿尉，最直接的例证莫过于白居易《吟四虽》篇末附注云：分司同官中，……予为河南尹时，见同年郑俞始授长水县令，因叹四子而成此篇也。”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笺》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031页。）。惟由校书郎入仕的，有成绩多出为畿尉，复入拾遗或监察御史，如刘从一、崔郾、卫次公、范传正、柳宗元、白居易、裴佶、李绛、裴度、韦处厚、孔戢、陆扆等俱是，这是由地方官转入中央要官的一条途径。孙国栋：《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77页。

　　白居易正是沿着这条捷径前进的。据其《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五首》《初授拾遗献书（元和三年进）》等诗文，元和二年秋，白居易自盩厔尉调充进士考官，试毕为集贤校理。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旨。次日，召入翰林，奉敕试制诰五道，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五月，又授为从八品上左拾遗。左拾遗的职责是“言国家遗事，拾而论之，故以名官焉。”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中华书局，1992年1月，第247页。翰林学士则专掌“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等重要制、诏的草拟。翰林学士虽然有职无位，却有号为“内相”“天子私人”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184页。的荣誉。白居易充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深深明白自己的身份：“职为学士，身是谏官。”（卷五十八，《初授拾遗献书》）也很清楚自己担负的责任：“其选甚重，其秩甚卑。”（卷五十八，《初授拾遗献书》）正因为如此，白居易对宪宗“岂意圣慈，擢居近职”的知遇之恩是感激涕零的，“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荣，但未获粉身之所耳。”（卷五十八，《初授拾遗献书》）担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对白居易思想与创作的影响，诚如傅璇琮所指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傅璇琮：《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元和五年（810）五月，白居易升为正八品下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母丧丁忧，退居下圭义津乡金氏村。元和九年冬，诏授正五品上太子左赞善大夫入朝。白居易这次虽居东宫闲职，但从品级上来看，却是快速提拔，履职亦与谏官相近：“左赞善掌翊赞太子以规讽也。皇太子出入动静，苟非其德义，则必陈古以箴焉。”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1月，第665页。所以在“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卷十四，《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从政心态的影响下，元和十年六月，于“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古东门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139页。之际，白居易最先上奏请求捕杀罪犯，以雪国耻。然这一正义之举的结果却是同年八月被奏贬远州刺史，复论不当治郡，追改正六品下江州司马。司马是一个“唯员与俸在……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卷四十三，《江州司马厅记》）的闲职。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加上切身的无枉之冤、忠而被谤、正义被扭曲的苦痛，迎来了白居易仕宦生涯中最为灰暗的时期，构成了白居易从政思想、心态和精神最大的震撼和冲击。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白居易到忠州，担任正四品下忠州刺史，故其《忠州刺史谢上表》有“殊恩特奖，非次升迁”语。然唐代官僚体制营运中，历来有重京官轻外任的倾向，如唐初龙朔三年，雍州司户参军韦绚“除殿中侍御史，或以为非迁。中书侍郎上官仪闻而笑曰：‘此田舍翁议论，殿中侍御史赤墀下供奉，接武夔龙，簉羽鹓鹭，奈何以雍州判佐相比？’以为清议。”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240页。按，雍州司户参军为正七品下，较殿中侍御史为高。所以白居易在担任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时，常有“帝乡远于日”之感，而当好友李建、崔韶出为外州刺史时，则有“各是天涯为刺史”之叹。可见，白居易外任江州、忠州，在加起来四年左右的时间里，其诗文创作经常以“六年”或“七年”来划定这段时间，除了忠而被谤、贤而见黜的冤屈外，明显亦包含了此种心理因素。

　　二、著绯与服紫

　　著绯与服紫，是唐代官制分别贵贱、班命所崇的重要标志。《唐会要》卷三十一载：“贞观四年八月十四日诏曰：‘冠冕制度，已备令文，寻常服饰，未为差等。’宜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至龙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孙茂道奏称：‘准旧令，六品、七品著绿，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乱紫，非卑品所服。望请六品、七品著绿，八品、九品著碧，朝参之处，听兼服黄。’从之。……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师郑余庆奏：‘内外官合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误。约职事宜，自今已后，其职事官是五品者，虽带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剑、佩、绶；其六品已下职事官，纵有五品已下散官，并不得服剑、佩、绶。’”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663-665页。又云：“旧制，凡授都督、刺史，皆未及五品者，并听著绯、佩鱼所谓”佩鱼“即佩戴鱼符，鱼符是官员进宫上朝的”通行证“如本人调职、致仕或亡殁，朝廷照例要收回。永徽五年，为彰显朝廷仁德，下令不需追收。乘装鱼符的袋子被称为鱼袋，三品以上服紫者，佩金鱼袋；四品、五品著绯者，佩银鱼袋。期间有短暂变更，如武则天天授元年九月下敕，改内外官佩鱼为佩龟，至神龙元年二月五品以上京文武官，仍依旧式佩鱼袋。李商隐《为有》诗”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诗中提到的”金龟“即指武则天朝改佩鱼为佩龟的情况，此处借指身份的高贵。离任则停之。若在军赏绯紫、鱼袋者，在军则服之，不在军不在服限。若经叙录不合得者，在军亦停之。……（开元）八年二月二十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绯及鱼袋，永为例程。’……（大中）三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准令，入仕，十六考职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许著绯；三十考职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后许衣紫。”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666-667页。依据上述政令敕诰，大致可以形成以下认识：其一，唐人非常注重章服，各级官僚、流外人员及普通百姓均有自己特定的服色，不容僭滥；其二，唐代百官服色，不专为职事官之位而设，更多时候是视阶官之品而定；其三，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远比上述程文规定复杂。

　　先看著绯。所谓“著绯”，即根据惯例，官员达到一定品阶与官职后，朝廷允许其穿著绯袍，以证明其社会地位的一种恩荣行为。著绯这一过程看似简单，事实上不仅对研究唐代官制者来说复杂难晓，在当时便多有疑误。如上所言，绯即绯袍，在唐代又被称为“红绶”“朱绂”“绯衣”或“绯衫”等，这种公服对宦游在仕途上的唐代士子来说，是唐代五品以下官员梦寐的追求，它除了现实地分贵贱、别班命外，亦有重要的潜在心理影响与象征意义。所以当白居易元和十三年十二月被授正四品下忠州刺史，按例可以著绯，但因阶官品级不到未能如愿，所以自我解嘲说：“新授铜符未著绯，因君装束始光辉。”（卷十七，《初授官蒙裴常侍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因谢惠贶兼纾离情》）但刺史常得借绯以重其临民，因此其诗又云：“假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卷十七，《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解刺史职后，散阶未到，仍返服绿，故白居易除京官从六品上刑部司门员外郎时，又有诗《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即便回京后担任从五品下主客郎中兼知制诰，仍未能著绯，所以同病相怜的好友元宗简官任从四品下京兆少尹，亦因阶官品卑一直未能著绯，作诗感叹道：“凤阁舍人京兆尹，白头犹未著绯衫。”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第138页。白居易心有共鸣，当即连作两诗回和，其一云：“朝客朝回回望好，尽纡朱紫佩金银。此时独与君为伴，马上青袍唯两人。”（卷十九，《朝回和元少尹绝句》）其二云：“凤阁舍人京亚尹，白头俱未著绯衫。南宫起请无消息，朝散何时得入衔？”（卷十九，《重和元少尹》）此外，白居易《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以诗贺之》一诗，乃为李景俭40岁著绯而作，明显心有所向：“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卷十六）至于李景俭的著绯情况，则应属于“在军赏绯紫、鱼袋者，在军则服之，不在军不在服限”这一规定。

　　具体到白居易著绯，其《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诗有详细记录：“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服章。齿发恰同知命岁，官衔俱是客曹郎。（予与行简俱年五十始著绯，皆是主客郎官。）荣传锦帐花联蕚，彩动绫袍雁趁行。（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也。）大抵著绯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卷二十四）白居易之所以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由外任的“泥涂吏”，快速擢升与提拔正式著绯的五品京官，其背景是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暴薨，穆宗即位。穆宗在东宫当太子时，即对元稹、白居易有耳闻，因此本年四月白居易得以调入长安，担任“南宫朗”即从六品上刑部司门员外郎，十二月二十八日便转为礼部从五品上主客郎中兼知制诰。中唐以后，文臣迁中书舍人，例多先加知制诰，这预示着又将升迁，所以白居易对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好友王起、李宗闵、元稹赋诗云：“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卷十九，《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抒发了自己对进位中书舍人充满期待的心情。次年即长庆元年（821）夏，与元宗简同制加从五品下文散官朝散大夫，得以正式著绯白居易著绯，可以说是其宦游生涯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其为官心态又一次高峰体验，所以在诗歌中津津乐道，频频吟咏，洪迈《容斋随笔》归纳得非常细致而完整：“唐人重服章，……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著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阁’‘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犹未著绯衫’‘绯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暂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惟添雪白鬓’‘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绯’‘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第14-15页。），志得意满地写诗《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书怀见赠》相贺云：“青衫脱早差三日，白发生迟较九年。……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卷十九）随即又转上柱国，上柱国乃唐代勋官最高级，视正二品。白居易抑制不住内心激动，作诗言志云：“紫微今日烟霄地，赤岭前年泥土身。得水鱼还动鳞鬛，乘轩鹤亦长精神。且惭身忝官阶贵，未敢家嫌活计贫。柱国勋成私自问，有何功德及生人？”（卷十九，《初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

　　唐制，三品以上官员服紫，但有时皇帝可以赐紫以荣宠大臣。如元稹甚得穆宗器重，穆宗即以章绶宠荣其身，长庆元年（821）二月，元稹一日之中，三加新命，自尚书祠部郎中赐绯鱼袋，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见《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十《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不过元稹虽然服紫金鱼袋，地位尊荣，却不能实现其早年“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元稹集》卷三，《酬别致用》）的人生宏愿，所以其《自责》诗云：“犀带金鱼束紫袍，不能将命报分毫。”（《元稹集》卷二十一）。而此时的白居易，其品阶为正六品上朝议郎，连绯还未著，所以白居易给李建撰《祭李侍郎文》如此叙述两人的官阶：“长庆元年岁在辛丑五月丙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元稹，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白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刑部侍郎、赠工部尚书、陇西李公杓直之灵。”（卷四十）据此亦可知，白居易著绯在长庆元年五月以后。所以当白居易初著绯而小自己七岁的同年挚友元稹却已服紫，自嘲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我朱君紫绶，犹未得差肩。”（卷十九，《初著绯戏赠元九》）白居易著绯未久，又于十月十九日“掌丝纶”，转为中书舍人，所谓“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卷十九，《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即是指回朝刚两年，就从司门员外郎迁当此任。中书舍人为唐代“文人之华选”，天宝乱前称为“宰相判官”，因为中书舍人行“五花判事”协助宰相出命；天宝乱后虽只负责朝廷文翰，但仍是非常清要的职位，其品阶虽是正五品上，却较九寺三监和外官四品为高，唐代名臣及文章宗匠经历这一官职的不胜枚举。孙国栋《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云：“中书舍人实是由员外郎、郎中进入三省领袖的一个重要门户，亦可说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升入中央领袖阶层的一个重要枢纽。”孙国栋：《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92页。可见，此时的白居易，离进入三省要官服紫乃咫尺之遥，然意想不到的是，其服紫却是在历任杭州刺史、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苏州刺史，时隔六年，至大和元年（827）春担任秘书监时才得以实现，据其《祭弟文》“大和二年……吾去年春授秘书监赐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卷六十九）可知。至大和三年，白居易更是集加阶、加职、加勋、加封爵于一身，所以《祭中书韦相公文》：“大和三年岁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白居易，谨以茶果之奠，致祭于故中书侍郎平章事、赠司空韦公德载。”（卷六十九）

　　然几经宦途波折的白居易，正如姚合《寄东都分司白宾客》诗所言：“海内嫌官只一人。”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四九七，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5686页。所以对服紫，随着其人生思想与为政心态的转变，已与当初企望著绯时的心态有了截然不同的表现，尽管也有“紫绶足可荣，白头不为夭”（卷二十二，《和我年三首》其三）式的满足，但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淡然，一种调侃，如“紫袍新秘监，白首旧书生”（卷二十五，《初授秘监拜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金章紫绶看如梦，皂盖朱轮别似空”（卷二十五，《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紫绶相辉应不恶，白须同色复如何”（卷二十八，《雪后早过天津桥偶呈诸客》）、“宦情本淡薄，年貌又老丑。紫绶与金章，于予亦何有”（卷三十，《隐几赠客》）、“紫绶白髭须，同年二老夫”（卷三十三，《喜见刘同州梦得》）、“紫绶黄金印，青幢白玉珂。老将荣补贴，愁用道消磨”（卷三十四，《和东川杨慕巢尚书府中独坐感戚在怀见寄十四韵》）、“金章紫绶辞腰去，白石清泉就眼来”（卷三十六，《题新涧亭兼酬寄朝中亲故见赠》）等，莫不如是。

　　三、欲相与吏隐

　　白居易晚年尽管宦情大减，写了许多欲淡出官场的诗句，但平心而论，他对相位是有关注与心向往之的。如《因梦得题公垂所寄蜡烛因寄公垂》：“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莲艳不如。却寄两条君领取，明年双引入中书。（宰相入朝举双烛，余官各一。）”（卷三十三）《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更是直接抒发这种情感：“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卷三十六）又，《予与山南王仆射起淮南李仆射绅事历五朝踰三纪海内年辈今唯三人荣路虽殊交情不替聊题长句寄举之公垂二相公》也云：“故交海内只三人，二坐岩廊一卧云。老爱诗书还似我，荣兼将相不如君。”（卷三十七）诸如此类的诗歌，都隐约表明了自己终究没有登上相位而心存遗憾。事实上，白居易还在江州之贬任上，亦有这样的感慨：“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卷七，《题旧写真图》）关乎此，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李太尉抑白少傅》条云：“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其见抑也如此。衣冠之士，并皆忌之，咸曰：‘有学士才，非宰臣器。’识者于其答制中见经纶之用，为时所排，比贾谊在汉文之朝，不为卿相知，人皆惜之。”孙光宪：《北梦琐言》，中华书局，1960年1月，第4页。此虽小说家言，但叙述的情实事理，大致还是可信的。因此《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会昌二年九月条载：“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甲辰，以敏中为翰林学上。”

　　白居易不仅有欲相的心思，亦有为相的可能，这从唐代官制注拟的一般规律可以看出。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载：“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左右卫左右千牛卫中郎将、太子左右率府左右内率府率及副、太子左右卫率府中郎将、（已上四品。）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子中允、中舍人、左右赞善大夫、洗马、国子博士、尚书诸司郎中、秘书丞、著作郎、太常丞、左右卫郎将、左右卫率府郎将、（已上五品。）起居郎、起居舍人、太子司议郎、尚书诸司员外郎、太子舍人、侍御史、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学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学、国子助教、（已上六品。）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四门博士、詹事司直、太学助教、（已上七品。）左右拾遗、监察御史、四门助教（已上八品。）为清官。”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第1804-1805页。唐代的官僚体系，除了上述清望官、清官外，据孙国栋所叙，还有普通官及冗浊官孙国栋：《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77页。冗浊官是唐人常以形容由流外出身的官，出身非清流，不注清资官，这类官前途很受限制。但普通官如能转入清官，则上进机会大增，以后迁转不必受普通官严格循资递转的限制了。

　　白居易由于科举连第，从出身清要的秘书省校书郎，到担任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进入清官序列，由于不再需按普通官受严格的循资迁转，所以守丧期满诏回朝廷，即从正八品下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出任了正五品上太子左赞善大夫，然这只是东宫闲职，所以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诗云：“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卷六）真正标志白居易进入朝廷权力的核心，是担任从五品上的主客郎中兼知制诰，及随后迁转的正五品上中书舍人，它们为白居易跻登相位作了履历准备，亦表明朝廷对其有意的培养。据《旧唐书四三职官志翰林院条》说：“玄宗即位，张说、张九龄等召入翰林，谓之翰林待诏……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以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元稹《翰林学士承旨记》亦说：“宪宗章武皇帝以永贞元年即大位，始命郑公（郑）为承旨学士，位在诸学士上，十七年间由郑至杜（杜元颖）十一人，而九参大政焉。”冀勤校点：《元稹集》卷五十一。可见，从当时用人制度来看，相位候选人大多是从有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任职经历的官员中产生，元稹即是通过这样的途径直接登上相位的，而与白居易早年同在翰林的李程、王涯、裴垍、李绛、崔群五人，均登相位。这对“未酬恩宠年空去，欲立功名命不来”（卷二十四，《赴苏州至常州答贾舍人》）的白居易来说，有充分理由说明他曾留心与关注过相位，所以说白居易欲相，是不足为过的。

　　而且，从当时现实的政局来看，也为白居易跻登相位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大和元年（827）春，白居易进入清望官系列秘书监。次年，又由同平章事知政事裴度、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等推荐，由秘书监升迁为刑部侍郎，这些都为其跻居相位提供了人事基础与资历背景。然正当白居易仕途得意、营求相位之际，朝廷的人事关系却越来越复杂，政争愈演愈烈。更关键的是，白居易特别借重的韦处厚从白居易《喜与韦左丞同入南省因叙旧以赠之》这首诗“早年同遇陶钧主，利钝精粗共在镕。（宪宗朝与韦同入翰林。）金剑淬来长透匣，铅刀磨尽不成锋。差肩北省惭非据，接武南宫幸再容。跛鳖虽迟骐骥疾，何妨中路亦相逢”（卷二十五）可以看出，白居易与韦处厚不仅私交甚密，希其奥援之心亦明显可见。于此年年末暴卒于位，裴度也在政敌的排挤下行将出镇，所以处于同一阵营的白居易不得不急流勇退，在“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家者，恐是二虫虚苦辛”（卷三十七，《禽虫十二章》其四）“自警”心态的驱使下，白居易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蹬登相位的想法，选择了“水中蝌蚪长成蛙，林下桑虫老作蛾。蛙跳蛾舞仰头笑，焉用鲲鹏鳞羽多”（卷三十七，《禽虫十二章》其二）这种“齐物逍遥”的处世方式。所以这期间白居易所作《春词》《恨词》《绣妇叹》《戊申岁暮咏怀三首》等诗，大多抒发了其对现实政治前景的无望、对政敌构陷的憎恨却又无奈、对欲引同僚以自助而不能的落寞，可谓是其因当时复杂的政争关系而不能跻身相位，且不得不急流勇退这种遗憾心情最好的注解。因为如此，故瞿蜕园于《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诗下论云：“要之，韦处厚之暴卒，李宗闵之起复（据传在大和二年八二八），崔群之出镇（在大和三年八二九二月），王涯之内召（大和三年八二九正月），皆与白居易不利，刘禹锡亦不能无失群之感。”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105页。

　　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最终使白居易放弃了在仕途上作最后一搏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理性思考后，终于在大和三年（829）确立了“吏隐”或其自称的“中隐”这种处世哲学。

　　第三节 《白居易集》涉及佛禅典籍考论

　　《白居易集》多次记录了其依据唐代收录佛典目录最全的著作《开元经录》（即《开元释教录》）勘校佛禅典籍的情况，如开成二年（837），白居易在为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作记时指出：“藏之内，转以轮，止以柅，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其后小注云：“南阎浮提内大小乘经凡八万四千卷，按唐《开元经录》名数与此经藏同，于阎浮大数二十之一也。”本节所引白居易诗文均见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卷七十，《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开成五年，白居易于捐资修建香山寺后，亦依据《开元经录》，对佛教经、律、论三藏目录进行了通校，在原来“遗编坠轴数百卷”的基础上，“绝者续之，亡者补之，稽诸蔵目，名数乃足。合是新旧大小乘经律论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护焉。”（卷七十一，《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正因为如此，“前生应是一诗僧”（卷二十三，《爱咏诗》）、“交游一半在僧中”（卷三十一，《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的白居易，经常以高调的姿态表达自己对整个佛禅典籍及佛理思想了然于心的自信乃至自负，如《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是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卷十九）、《欢喜二偈》其二“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卷三十七）、《醉吟先生传》“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卷七十）等。同时，也正因为白居易勤礼佛禅典籍，直接影响了知己刘禹锡对他的评价：“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第404页。依此来看，白居易佛禅信仰的思想来源，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佛禅典籍的翻阅、勘校、诵读、理解得来的。

　　通观《白居易集》，其中明确涉及的佛禅典籍有《维摩经》《坛经》《金刚经》《心经》《楞伽经》《楞严经》《思益经》《涅盘经》《法华经》《华严经》《金刚三昧经》《首楞严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阿弥陀经》《观音普贤萨法行经》《实相法密经》《无量寿经》《法句经》《心王头陀经》《四分律》《俱舍论》《百法论》等近30部，这些典籍与白居易一生佛教信仰的历程，均有密切的关系，但对白居易佛禅思想影响的深浅、大小却不尽相同。具体来讲，集中涉及多者，受其影响就大，如《维摩经》，《白居易集》反复提及，受其影响之深不言而喻。有的典籍出现很少，如《坛经》一卷，在其集中仅出现一次，但白居易与以《坛经》为代表的南禅的关系，却深刻而复杂。而《中论》，在《白居易集》中一次也没出现，但对白居易“执中”思维模式及“中隐”生存心态的影响，则谁也不能忽视。又如《阿弥陀经》《观音普贤萨法行经》《无量寿经》等，在《白居易集》中出现的次数也不多见，与其晚年“几专言冥报净土”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58页。亦不成比例。此外，作为宗教实践层面的律宗典籍，在《白居易集》中也很少涉及，但白居易晚年于东都洛阳十律大德长圣善寺智如处“每岁入关蒙九授，殷勤一戒重千金”（卷二十七，《赠僧五首》其一《钵塔院如大师》），并且“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卷三十六，《闰九月九日独饮》）的戒律践履，明显受到律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