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创作考论

第一章白居易与同时代诗人比较论析

　　中唐文学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那便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人，由于政治、文学、私交友谊等因素，往往被后世加以并称，如“韩柳”“元白”“刘柳”“刘白”“韩白”等，这些并称的本身就说明，作为德宗贞元末登上政治舞台，历经顺宗永贞革新、宪宗元和中兴的同辈士子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刘禹锡（772-842）、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他们之间具有很强的可比性。而且，通过他们之间的比较，无疑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他们在文学史、文化史及思想史方面各自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第一节 元、白比较论析

　　作为“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以下凡是涉及《白居易集》的相关内容，如果不加特别注明，均以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为准。“迹由情合，言以心诚，远定死生之契，期于日月可盟，谊同金石，爱等弟兄”《元稹集》卷六十《祭翰林白学士太夫人文》。以下凡是涉及《元稹集》的相关内容，如果不加特别注明，均以冀勤校点《元稹集》为准。的金兰之交元稹、白居易，二人当世便赢得了“元、白”并称的美誉。元、白并称，不仅表现二人在政治品性上，他们均有着“还将稽古力，助立太平基”（《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三，《叙德书情四十韵上宣歙崔中丞（宣州荐送及第后重投此诗）》）、“愿助朝廷理”（《白居易集笺校》卷八，《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以及“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元稹集》卷三《酬别致用》）、“誓遣朝纲振”（《元稹集》卷十二《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的宏大抱负，而且表现在道德人格上，他们经常以“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白居易集笺校》卷一，《赠元稹》）、“与君皆直戆，须分老泥沙”（《元稹集》卷八，《酬乐天见忆兼伤仲远》）的要求相互砥砺，更为主要的是，还表现在诗歌酬唱上，他们“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始以诗交，终以诗诀”（《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十九，《祭微之文》）的这种知音之赏。除此之外，元、白之所以得以并称，如果从生存哲学这一角度考察，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元、白在文学上的自我定位和相互评价；2.元、白的失子之痛与无嗣之忧；3.元、白对婚姻生活的珍视与婚外情感的放逸。

　　一、元、白在文学上的自我定位与相互评价

　　元、白在人格、文学上的高下轩轾，历来是文学史上一个关注的热点，有着汗牛充栋的评说，而且大致上形成了褒白贬元、白高元低的基本格局，历史的选择自有它的道理，我们姑且不管。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少有人集中阐发元稹、白居易二人关于自己的自我定位及相互评价，实际上，早在元、白生前，他们就曾对其文学成就给予了相当集中的论述和认识。如白居易就曾从不同角度多次提出他们二人在当世才名相埒的情况，如《刘白唱和集解》就直接指出了自己和元稹为文友诗敌之幸与不幸，其云：“予顷以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常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卷六十九）而《与刘苏州书》则以直接感叹的口气说明元稹乃自己“诗敌之勍者”（卷六十八）。又，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序中，便回忆了自己与元稹当初在应科举考试时二人创作大致相当的情况，他说：“顷者在科试间，尝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辞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白居易集笺校》卷二）这一情景，直到大和二年（828）《和微之诗二十三首》之序，还描述了他们二十年来逞才炫能、意欲定霸取威的情景：“微之又以近作二十三首寄来，……皆韵剧辞殚，环奇怪谲。又题云：奉烦只此一度，乞不见辞。意欲定霸取威……曩者唱酬，近来因继，已十六卷，凡千余首矣。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多也，从古未闻。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卷二十二）同年为《因继集》重新作序时也是如此，其云：“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转战，迨兹三矣。即不知百胜之术多多益辨耶！抑又不知鼓衰气竭，自此为迁延之役耶！进退惟命。微之，微之！走与足下和答之多，从古未有，足下虽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头矣。竟不能舍章句，抛笔砚，何癖习如此之甚欤！而又未忘少年时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谑，忽忽自哂，况他人乎？《因继集》卷且止于三可也。忽恐足下懒发，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戏之者，姑为巾帼之挑耳。然此一战后，师亦老矣，宜櫜弓匣刃，彼此与心休息乎！”白居易性格中有天性中和的一面，一般情况下均谦冲虚和，但大凡涉及文学词章，除了一些客套性的言语之外，似乎很少当仁能让的，这一方面也许与唐代重文、进士自我意识张狂的风气有关，另一方面也许与白居易有意担当“斯文”的历史使命有关，因为他的这种以文自负的习气，不仅表现在“诗敌之勍者”的元稹身上，而且与晚年唱和之友刘禹锡也是如此：“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十九，《刘白唱和集解》）而对于才力稍弱的李绅，则干脆直称：“苦教短李伏歌行”，并附注云：“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白居易集笺校》卷十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卷六十九，《因继集重序》）

　　这一点，元稹也有类似的表述，如《上令狐相公诗启》云：“稹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用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向千余首。……某又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白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元稹集》集外文章。）对江湖间为诗者东施效颦之举批判的同时，通过“别创新词”“以难相挑”的表达，隐然把自己放置到了与白居易相当的位置。《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这首诗歌及相应的小注就也是很典型的例子，他说：“律吕同声我尔身，文章君是一伶伦。众推贾谊为才子，帝喜相如作侍臣。（乐天先有《秦中吟》及《百节判》，皆为书肆市贾题其卷云：‘白才子文章。’又乐天知制诰词云：‘览其词赋，喜与相如并处一时。’）次韵千言曾报答，（乐天曾寄予千字律诗数首，予皆次用本韵酬和。后来遂以成风耳。）直词三道共经纶。元诗驳杂真难辨，（后辈好伪作予诗，传流诸处。自到会稽已有人写《宫词》百篇，及杂诗两卷，皆云是予所撰，及手勘验，无一篇是者。）白朴流传用转新。（乐天于翰林中书，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序，禁中号曰白朴。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也。）”（《元稹集》卷二十二）《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这首诗，虽然不是特别严肃，但对当世几位著名的诗人放置一起论述时，元稹还是颇为自负的为自己留了一席之地，其云：“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高疏明月下，细腻早春前。花态繁于绮，闺情软似绵。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欲得人人伏，能教面面全。延之苦拘检，摩诘好因缘。七字排居敬，千词敌乐天。（侍御八兄能为七言绝句，赞善白君好作百韵律诗。）殷勤闲太祝，（张君籍。）好去老通川。（自谓。）莫漫裁章句，须饶紫禁仙。”（《元稹集》卷十二）。而“春野醉吟十里程，斋宫潜咏万人惊。今宵不寐到明读，风雨晓闻开锁声”（卷二十二）这首诗的标题“为乐天自勘诗集因思顷年城南醉归马上递唱艳曲十余里不绝长庆初俱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夜后偶吟数十篇两掖诸公洎翰林学士三十余人惊起就听逮至卒吏莫不众观群公直至侍从行礼之时不复聚寐予与乐天吟哦竟亦不绝因书于乐天卷后越中冬夜风雨不觉将晓诸门互启关锁即事成篇”，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记叙“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旁，无所措口”（卷四十五）相互比照来看，无疑表现了二人在诗歌艺术上乃真正的酒逢知己、棋逢对手。此外，《酬乐天喜邻郡》则干脆直接宣称：“文章虚被配为邻。”（卷二十二）

　　其实，这样的论据还有不少，于此不复详举，这已经足够表明，元、白在对自我定位及相互评价上，他们自己是没有什么轩轾高下之分的，而且，他们的这种相互评价，大都还出于对对方的更高肯定，这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白居易对意欲与其“定霸取威”的元稹给予了超轶绝伦的评价，最为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其云：“昨夜江楼上，吟君数十篇。词飘朱槛底，韵坠绿江前。清楚音谐律，精微思入玄。收将白雪丽，夺尽碧云妍。寸截金为句，双雕玉作联。八风凄闲发，五彩烂相宣。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神鬼闻如泣，鱼龙听似禅。星回疑聚散，月落为留连。雁感无鸣者，猿愁亦悄然。交流迁客泪，停住贾人船。暗被歌姬乞，潜闻思妇传。斜行题粉壁，短卷写红笺。肉味经时忘，头风当日痊。老张知定伏，短李爱应颠。（张十八籍、李十二绅皆攻律诗，故云。）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天教声烜赫，理合命迍邅。顾我文章劣，知他气力全。功夫虽共到，巧拙尚相悬。各有诗千首，俱抛海一边。白头吟处变，青眼望中穿。酬答朝妨食，披寻夜废眠。老偿文债负，宿结字因缘。每叹陈夫子，（陈子昂着《感遇诗》称于世。），常嗟李谪仙。（贺知章谓李白为‘谪仙’。）名高折人爵，思苦减天年。（李竟无官，陈亦早夭。）不得当时遇，空令后代怜。相悲今若此，湓浦与通川。”（卷十七）此诗借鉴汉乐府《陌上桑》集中描绘罗敷之美的手法，对元稹诗歌给予委曲周详的最高赞誉。而且，值得强调的是，白居易明显是把元稹的文学创作置于“老张知定伏，短李爱应颠”这一位置之上的。其他诸如“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卷二十三，《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卷二十三，《酬微之》）、“文章卓荦生无敌，风骨英灵殁有神”（卷二十七，《哭微之二首》其二）等莫不如此，除了这些比较概括性的评价之外，还有对单个作品的高度评价，如《放言五首》其序对《放言五首》的评价即是如此，其云：“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唯李颀有云：‘济水至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斯句近之矣。”（卷十五）这些评价，尽管有溢美之嫌，但很明显，它不仅是出自白居易内心的一种真实感受，而且是一种高山流水的知音之赏，绝不是一些随便应酬的肤廓之论。

　　与之同时，元稹对“才名天下首”（《元稹集》卷八，《代杭民作使君一朝去二首》其一）的白居易也给予了相似的评价，如酬和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的次韵诗《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就是用相同的手法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给予了特别的评价，其云：“忽见君新句，君吟我旧篇。见当巴徼外，吟在楚江前。思鄙宁通律，声清遂扣玄。三都时觉重，一顾世称妍。……阮籍惊长啸，商陵怨别弦。猿羞啼月峡，鹤让警秋天。志士潜兴感，高僧暂废禅。兴飘沧海动，气合碧云连。点缀工微者，吹嘘势特然。休文徒倚槛，彦伯浪回船。妓乐当筵唱，儿童满巷传。改张思妇锦，腾跃贾人笺。魏拙虚教出，曹风敢望痊。定遭才子笑，恐赚学生癫。裁什情何厚，飞书信不专。隼猜鸿蓄缩，虎横犬迍邅。水墨看虽久，琼瑶喜尚全。才从鱼里得，便向市头悬。夜置堂东序，朝铺座右边。手寻韦欲绝，泪滴纸浑穿。甘蔗销残醉，醍醐醒早眠。深藏那遽灭，同咏苦无缘。雅羡诗能圣，终嗟药未仙。”（卷十二）至于诸如“旧好飞琼翰，新诗灌玉壶。几催闲处泣，终作苦中娱。廉蔺声相让，燕秦势岂俱”（卷十二，《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百篇书判从饶白，八采诗章未伏卢”（卷二十二，《重酬乐天》）、“顾我小才同培，知君险斗敌都卢”（卷二十二，《再酬复言》）这样有意贬低自我而抬高白居易的做法，正如乐天在《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所表述的“顾我文章劣，知他气力全”（卷十七）一样，二人均是出于相似的心理。

　　再次，元、白二人对自己的创作也是颇为自负的，如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苦教短李伏歌行。（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卷十六）而《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云：“制从长庆辞高古，（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诗到元和体变新，（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卷二十三）则是对他们自己在文学流变史的地位给予了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与白居易相比，元稹对文学理论本身有着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已是学界共识，固不待多言。即便对自己的创作，也是颇为自负的，他说：“以我文章卷，文章甚斒斓。”（卷五，《台中鞫狱忆开元观旧事呈损之兼赠周兄四十韵》）于此，如果对元稹《叙诗寄乐天》等与白居易《与元九书》对照阅读，我们也会发现，二人文学心态及与文字结缘的历程也具有相似性，如《叙诗寄乐天》云“稹九岁学赋诗，长者往往惊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识声病。……故郑京兆于仆为外诸翁，深赐怜奖，因以所赋呈献。京兆翁深相骇异，秘书少监王表在座，顾谓表曰：‘使此儿五十不死，其志义何如哉！惜吾辈不见其成就。’因召诸子训责泣下。仆亦窃不自得，由是勇于为文。”（卷三十）《诲侄等书》也云：“吾幼乏岐嶷，十岁知文，严毅之训不闻，师友之资尽废。忆得初读书时，感慈旨一言之叹，遂志于学。是时尚在凤翔，每借书于齐仓曹家，徒步执卷，就陆姊夫师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经及第，因捧先人旧书，于西窗下钻仰沉吟，仅于不窥园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后粗沾一命，粗成一名。”（卷三十）关于如何担当斯文的历史使命，白居易于《与元九书》中也有很好的阐明，他说：“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闲又课诗，不遑寝息矣。……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卷四十五）

　　二、元、白的失子之痛与无嗣之忧

　　俗话说，“有子万事足”，向来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普遍信条。这是因为，在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孝是保障人口绵延的一套有效的机制，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把组织家庭、生育子女（尤其是延续千年香火的男性后代）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否则就要受到社会的歧视或自己良心的谴责。作为背负着传统文化重担的封建士大夫，“孝”作为唐代社会的一种准宗教，元稹、白居易对孝在世俗社会中的影响与威力无疑十分清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篇》）、“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等，诸多这样的传统教条，都把传宗接代放到了人生的首位。因此，面对没有子嗣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的隐忧，也就成了元稹、白居易心头一道难以抹去的创伤。

　　当代学者肖群忠在考察孝的原初含义时指出，孝在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层基本的含义，即尊祖敬宗、崇拜祖先体现了孝道的“继往”之意蕴，而承继香火、延续子嗣则为孝道“开来”之内涵。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54页。这种看法，德国著名的人类社会学家卡西尔也有相近的看法，他说：“在任何发现清晰的灵魂概念的地方，发现有关灵魂之乡和灵魂起源的明确神话理论的地方，祖先崇拜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几大宗教中，以祖先崇拜为根源并似乎原封不动保持其原始特征的，首推中国的宗教。在祖先崇拜盛行之处，个体不仅感到自己通过连续不断的生育过程与祖先紧密相连，而且认为自身与祖先为一体。”[德]E卡西尔著、黄龙保译：《神话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96页。可见，不论是肖群忠还是卡西尔，都认为在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化体制中，不论是“继往”还是“开来”，连续不断地生育男性后代始终是孝的关键链接点。

　　关于白居易的无嗣之忧，详见拙著《白居易研究的反思与批判》第一章之《白居易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础》一节，从（一）通过直接抒发没有儿孙的悲伤，来宣泄心中无尽的压抑与焦虑；（二）用故作洒脱的调侃方式，来表达没有直系子孙的无奈；（三）通过对女儿、外孙的分外怜爱，来反衬其没有男性后代的凄苦心境；（四）通过对别人荣享儿孙之福、多子多孙的艳羡，来表达自己能够拥有儿孙的强烈渴望；（五）通过与友人的同病相怜，来表现其没有儿孙的绝望等五个方面集中作了论述。拙著《白居易研究的反思与批判》，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9-23页。实际上，面对无嗣的困扰，元稹也有相似的痛苦，尽管元和四年（809），元稹自己还在劝谕好友卢子蒙稍带自我解嘲的口吻云：“抚稚君休感，无儿我不伤。”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72页。同年悼亡爱妻韦丛的《三遣悲怀》其三也还颇为达观地说：“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74页。元和五年对前贤阳城“炎瘴不得老，英华忽已秋。有鸟哭杨震，无儿悲邓攸”，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264页。也大致是一种相关社会现象的感叹。但是，作于元和十三年（818）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便开始有了切肤之痛：“士元名位屈，伯道子孙无。”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770页。而到长庆元年（822），这种忧虑得到了强化，他说：“往年鬓已同潘岳，垂老年教作邓攸。烦恼数中除一事，自兹无复子孙忧。”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853页。长庆二年（823）的《郡务稍简因得整比旧诗并连缀焚削封章繁委箧笥仅逾百轴偶成自叹因寄乐天》也是如此，其云：“近来章奏小年诗，一种成空尽可悲。书得眼昏朱似碧，用来心破发如丝。催身易老缘多事，报主深恩在几时？天遣两家无嗣子，欲将文集与它谁？”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889页。对这首诗歌，白居易还专门作了和诗加以劝慰云：“满箧填箱唱和诗，少年为戏老成悲。……由来才命相磨折，天遣无儿欲怨谁？”（《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三《酬微之》。）并在“由来才命相磨折，天遣无儿欲怨谁”后附注了元稹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但是，作于同年的《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这首诗与同病相怜的白居易相关诗歌比较起来看，元稹似乎对自己还怀有一丝希望：“蔡女图书虽在口，（蔡琰口诵家书四百余篇。）于公门户岂生尘？（乐天常赠予诗云：‘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因感无儿之叹，故予自有此句。）商瞿未老犹希冀，莫把籯金便付人。”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890页。不过稍后作于浙东任上的《感逝》就又表现出那种酸楚复杂的难耐之情，其云：“头白夫妻分无子，谁令兰梦感衰翁。三声啼妇卧床上，一寸断肠埋土中。蜩甲暗枯秋叶坠，燕雏新去夜巢空。情知此恨人皆有，应与暮年心不同。”（《元稹集》卷九）而大和二年（828），《听妻弹别鹤操》这首诗中，更是对“商瞿未老犹希冀，莫把籯金便付人”这丝残存的希望也开始失去了该有的信念：“别鹤声声怨夜弦，闻君此奏欲潸然。商瞿五十知无子，便付琴书与仲宣。”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923页。关于这首所表达的绝望情绪，白居易作了《和微之听妻弹别鹤操因为解释其义依韵加四句》加以劝慰，其云：“义重莫若妻，生离不如死。誓将死同穴，其奈生无子。商陵追礼教，妇出不能止。……况当秋月弹，先入忧人耳。怨抑掩朱弦，沉吟停玉指。一闻无儿叹，相念两如此。无儿虽薄命，有妻偕老矣。幸免生别离，犹胜商陵氏。”（《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一）

　　虽然元稹面对无嗣的困扰，没有像白居易那样抒发得集中，情感倾向也没有那么强烈，但是，面对失子之痛，那元稹与白居易相比，非但丝毫没有逊色，反而表现得更为剧烈，投入的感情强度似乎更加深沉，最著名的莫过于长庆元年担任翰林学士时，一口气连续写下了《哭子十首》，抒发了诗人“乌生八子今无七”的沉痛悲伤：

　　维鹈受刺因吾过，得马生灾念尔冤。独在中庭倚闲树，乱蝉嘶噪欲黄昏。（其一）

　　才能辨别东西位，未解分明管带身。自食自眠犹未得，九重泉路托何人。（其二）

　　尔母溺情连夜哭，我身因事有时悲。钟声欲绝东方动，便是寻常上学时。（其三）

　　莲花上品生真界，兜率天中离世途。彼此业缘多障碍，不知还得见儿无？（其四）

　　节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诗书望早成。鞭朴校多怜校少，又缘遗恨哭三声。（其五）

　　深嗟尔更无兄弟，自叹予应绝子孙。寂寞讲堂基址在，何人车马入高门。（其六）

　　往年鬓巳同潘岳，垂老年教作邓攸。烦恼数中除一事，自兹无复子孙忧。（其七）

　　长年苦境知何限，岂得因儿独丧明。消遣又来缘尔母，夜深和泪有经声。（其八）

　　乌生八子今无七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乌生八九子”条载：“古词：‘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言乌母生子，本在南山岩石间，来为秦氏弹丸所杀；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黄鹄摩天，鲤鱼在深渊，人可得而煮之。寿命各有定分也，死生何叹前后也。”（《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26页。）不过，元稹借用此典，除了表达沉痛的情怀之外，还有可能是实指。猿叫三声月正孤。寂寞空堂天欲曙，拂帘双燕引新雏。（其九）

　　频频子落长江水，夜夜巢边旧处栖。若是愁肠终不断，一年添得一声啼。（其十）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6月，第850-854页。

　　这是一组字字沉痛，和着诗人血泪写成的诗歌，它们用一个个生动形象的细节、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表达了一位慈父对失去爱子的凄苦悔恨的心态，如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真可谓读者读之则殆难为读，而诗人写出则更觉难堪。此外诸如《哭小女降真》“浮生未到无生地，暂到人间又一生”、《哭女樊》“应是一声肠断去，不容啼到第三声”、《哭女樊四十韵》“逝者何由见，中人未达情。……莲初开月梵，蕣已落朝荣。魄散魂将尽，形全玉尚莹。空垂两行血，深送一枝琼。……此中临老泪，仍自哭孩婴”等诗歌，均抒发了其同样的苦楚。

　　三、对婚姻生活的珍视与婚外情感的放逸

　　一般而言，对于感情丰富、悲喜辄遇之的诗人元、白来说，生活在“以不耽狂为耻”的唐代这样风气开放的时代，二人在情感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比如相近的初恋、相似的婚姻选择以及婚内生活的看重珍视、婚外生活的歌舞升平等，其实这都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但令人惊奇的是，白居易没有因为他那美好的初恋、婚外情感的放逸而受到什么名节上的冲击，除了赵翼认为“琵琶行》亦是杰作。然身为本郡上佐，送客到船，闻邻船有琵琶女，不问良贱，即呼使奏技，此岂居官者所为？岂唐时法令疏阔若此耶？盖以香山借以为题，发抒其才思耳。然在鄂州，又有《夜闻歌者》一首云：‘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如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则闻歌觅人，竟有其事，恬不为怪矣。”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2月，第43页。虽然指出了某些事实，有所疑问，但曲为之讳的意图也是明显的。更为甚者，苏轼还把白居易晚年诗酒风流，拥有樱桃、樊素等歌伎舞伎作为自己向往的对象，并对自己没有拥有樱桃、樊素等这样的歌伎而有所抱憾，因此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文人的眼里，白居易晚年的这样一种生活其实是每一个文人所艳羡的，只不过是有人因时、因势、因位可以消遣享受，有人则没有而已。所以这也是大家所认可的一条潜在的游戏规则，无可厚非。而且，由于白居易天性近道，对妇女与生俱来似乎就抱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这为他在两性情感关系的处理上，赢得了后人对他看好的重要筹码，使后人尤其是伴随着思潮解放运动成长起来的一代，更是对此有着无比的亲切感，使得白居易在人品道德与事业文章方面，均少有人对其加以指责，至少不像元稹那样甚至被当成历史上“两截人”“半截人”甚至是“小人”的靶子，而成为众矢之的。不过，话说回来，白居易这样一位封建文人士大夫，除了现今看来他的婚外情感有所放逸之外，其可圈可点的缺点，还似乎的确不多。但元稹则不同了，他由于传奇《莺莺传》以及《古决绝词三首》等大批艳情诗的广泛流播，尤其是《莺莺传》文中“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元稹集》外集卷六，补遗六）这些比较刺眼又特别薄情寡义的词藻，使得后世许多人大为光火；而《古决绝词三首》那些现在看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言论如“分不两相守，恨不两相思。对面且如此，背面当何如？春风撩乱伯劳语，况是此时抛去时”（其一）、“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之攀折。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若雪？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已焉哉！织女别黄姑，一年一度暂相见，彼此隔河何事无”（其二）、“夜夜相抱眠，幽怀尚沉结”（其三）（《元稹集》外集卷一，补遗一）等，则更是让后人觉得其不近情理，如陈寅恪先生对其解读得出的看法就是元稹有意辜负双文，薄情多疑，“然此可以知微之之为忍人，及至有心计之人也。其后来巧宦热中，位至将相，以富贵终其身，岂偶然哉？”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之《元白诗笺证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409页。而陈寅恪先生的这种看法，实际上就是代表了整个历史中对元稹道德人品占主流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至今聚讼纷纭，难以定论，我们暂且搁下，主要从元、白婚内生活以及婚外生活的实际情况加以阐述，通过比照发明，也许我们对元稹也会稍存一份宽容的心。

　　白居易对发妻的珍视以及对妇女的人道主义同情，我们在《情在我辈》一节中已有所论列，兹不详述，值得补充的是，白居易除了《赠内》诗之外，还有《寄内》《赠内子》《舟夜赠内》《赠内子》《妻初授邑号告身》等，对自己发妻的爱怜与珍重是溢于言表的。但同时，对自己的初恋情人湘灵，除了时隔多年以后，作于江州贬所的《感情》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之外，其他诸如《长相思》《冬至夜怀湘灵》《寒闺夜》《寄湘灵》《花非花》《潜别离》等都是写给这位昔日的初恋情人的，而且投入的感情强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似乎比自己的妻子还多，如果说对妻子杨氏更多的是一份婚姻内责任和义务的话，那么对湘灵则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苦恋。不仅如此，白居易进士及第开始，便与当时歌伎进行交往，这从其诗歌“十五年前似梦游，曾将诗句结风流。偶助笑歌嘲阿软，可知传诵到通州。昔教红袖佳人唱，今遣青衫司马愁。惆怅又闻题处所，雨淋江馆破墙头”（卷十五）的标题“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读之即仆旧诗其落句云绿水红莲一朵开千花百草无颜色然不知题者何人也微之吟叹不足因缀一章兼录仆诗本同寄省其诗乃是十五年前初及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怀旧感今因酬长句”即可得知。此后，还接连写了大量的艳情诗或是言妓乐风流的风情诗，如《燕子楼三首》《听崔七妓人筝》《感故张仆射诸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尝酒听歌招客》《寄明州于驸马使君三绝句》《玉真张观主下小女冠阿容》《龙花寺主家小尼》等。另外也创作了不少的宫体诗，如《吴宫词》《闺怨词三首》《后宫词》《思妇眉》《怨词》《寒闺怨》等，即是如此。关于这一层面的情感生活，赵翼给予了严厉的挖苦：“香山出身贫寒，故易于知足。……可见其苟合苟完，所志有限，实由于食贫居贱之有素；汔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多求也。然其知足安分在此；而贫儒骤富，露出措大本色，亦在此。才谪江州，遇李、马二妓，即赠以诗。卢侍御席上，小妓乞诗，辄比之雨中神女月中仙。殆历守杭、苏，无处不携妓出游。李娟、张态、商玲珑、谢好、陈宠、沈平、心奴、胡容等，见于吟咏者，不一而足。……可见其家乐直可与宰相、留守比赛精丽。而见之诗篇，津津有味，适自形其小家气象。”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2月，第47-48页。此则批评合理与否，大家心里自有定数。这里要强调的是，通过白居易感情生活这几个层面的开掘，我们知道，处于当时那样时代的白居易，他如此处理自己的婚姻和婚外感情的关系，在他自己看来，是一件极普通、极平常的事情，它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简单自然，丝毫不存在后人所构想的那么多的道德的界碑。

　　不仅白居易如此，生活在同时代的元稹如果作如是观，也许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因为元稹对婚内感情也是极为珍视的，这表现在：首先，元稹对原配夫人“谢公最小偏怜女”（卷九，《遣悲怀三首》）韦丛投入的那份贫贱夫妻之情，是出于真诚心态的，这正如《唐诗镜》卷四六所评：“语到真时不嫌其琐。梁人作泥媟语多出于淫，长庆作泥媟语多出于恳，梁人病重。”元稹曾言：“悼亡诗满旧屏风。”（卷九，《答友封见赠》）因此，除了“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的《遣悲怀三首》之外，元稹表达对发妻韦丛痛彻怀念之情的作品还有很多，如《除夜》《追昔游》《夜间》《感小株夜合》《醉醒》《空题屋》《初寒夜寄卢子蒙》《城外回谢子蒙见谕》《谕子蒙》《旅夜》《卢十九子蒙吟卢七员外洛川怀古六韵命余和》《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梦井》《江陵三梦》《六年春遣怀八首》《离思六首》等，都是和着血泪写给妻子韦丛的。除此之外，还写有《祭亡妻韦氏文》，对亡妻韦氏“亲戚骄其意，父兄可其求，将二十年矣，非女子之幸耶？逮归于我，始知贱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有夫如此其感也，非夫人之仁耶”（卷六十）这种美德作了倾情的宣泄。其次，即便是对小妾安氏，元稹同样给予了相应的珍视和怜惜，在《葬安氏志》这篇追悼性的祭文中，对安氏相夫教子、遵守礼制妇道的美德大加赞赏之际，表达了自己因公务缠身而耽搁自己妻子病情的悔恨和愧疚。再次，元稹对继配裴淑的怜惜之情也是发之于心、溢之于表的，这不仅因为裴淑内秀外慧，文化修养较高，可以和元稹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如《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其序云：“通之人莫可与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卷十二）即可为证。而且，元稹之所以爱怜裴淑，还在于裴淑伴随诗人走过了风雨飘零的后半生历久弥坚所培养起来的那份亲情。因此，写给继配裴淑的作品也有不少，如《听妻弹别鹤操》《感逝》《妻满月日相唁》《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等，均表达了二人相濡以沫的那份夫妻亲情。元稹婚外生活的放逸以及众多风流韵事以及所受的骂名，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于兹从略。

　　第二节 刘、白比较论析

　　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奉诏卸任和州刺史，回洛阳途经扬州时，与罢苏州刺史任回洛阳的白居易恰值相遇，悲喜交集，席间，乐天赋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对刘禹锡“诗称国手”却“命压人头”的人生不幸给予了相当的同情和理解，刘禹锡感慨万分，当即和答《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直接抒发了自己“二十三年弃置身”的凄凉心境，自此，二人惺惺相惜，诗歌交往酬赠急骤加密。由此可见，“刘、白”与“元、白”相比，刘、白之间没有那么多共同的生活基础，他们晚年之间“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三，《赠梦得》）的相交相知，主要在于诗歌唱和上的知音之赏，这种情形，正如白居易大和三年（829）亲自手勘二人唱和之作，定为《刘白唱和集》，并于《刘白唱和集解》所说的那样：“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今垂老复遇梦得，得非重不幸耶！”（卷六十九）大和六年（832），《刘白唱和集》上下卷更名《刘白吴洛寄和卷》，改前集下卷为中卷，再增下卷，同时写信给禹锡重申：“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卷六十八，《与刘苏州书》）此后仍有增编，共达五卷之繁。不过，据现存资料推测考证，刘、白二人交游并不始于是年，而是早在贞元十九年，二人即当有所交往这一结论，详见以下《柳、白比较论析》一节的考辨。真正明确记载刘、白二人交往的时间当在元和三年（808），此年，刘禹锡有诗《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11月，第55页。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似都没有联系。尽管刘、白二人的交游上有一段如此巨大的时间间断，但从生存哲学这一维度考察，他们相似的家庭背景、应举道路、对仕途出处不同的态度，以及面对中唐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应对方式等，还是为我们对二人生存哲学的比照提供了诸多可供参考的支撑点。

　　首先，白居易、刘禹锡的可比性表现在相似的家庭出身及相近的应举之路，我们知道，尽管从血统而言，刘禹锡为匈奴后裔，白居易为龟兹后裔，但是自其六七代祖开始，就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当时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中，完全汉化，因此，从文化认同上来看，由于积存于胸中的文化自卑心理，他们甚至比纯粹汉族士子尤其是本身就承当着儒家文化传承的使命，并且牢牢把握着儒家文化的权威的世家大族子弟们，更加有意识地标举自己的儒者身份，如刘禹锡就曾不止一次地标举自己“世为儒而仕”“父讳绪，亦以儒学”《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子刘子自传》，第1501页。这样的家世和早年所受的教育，不仅在形成刘禹锡的个性和观点方面，起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在其信仰和心灵深处牢牢扎下了根基，在其人生关键的时刻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闪现出来，如“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一，《学阮公体三首》其一、其三，第554页。这些抒情言志的诗句，就明显与其“为儒而仕”的家世背景和早年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与之同时，这种影响更为直接的是，刘禹锡经常以“儒者”“儒臣”“儒官”自命，如《苏州谢上表》“儒臣之分，甘老于典坟；优诏忽临，又委之符竹”《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五，第387页。《汝州谢上表》“臣本业儒素，频登文科”《刘禹锡集笺证》卷十六，第401页。《荐处士严毖状》“某早被儒官”《刘禹锡集笺证》卷十六，第445页。等均是如此，基乎此，时人也目其为“希儒之徒”。至于白居易“世敦儒业”的家世背景及其经世品格的形成，亦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体认，刘禹锡也与白居易一样，经常以儒家文化的卫道者自居，如他对当时所谓的“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的这一现实，就痛加针砭云：“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语居学官者，为不鲜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几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诟病耳。今夫挟弓注矢遡空而发者，人自以为皆羿可矣。移之于泽宫，则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不啻于彀弓射空矢者。孰为其的哉？异日见道大行，则言益重，使儒者之的悬于舌端，不得让也。”《刘禹锡集笺证》卷十，《答容州窦中丞书》，第262页。

　　与承当儒家文化使命自居相应，在“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信条下，刘禹锡积极应举求仕，从而踏上了“功名希自取”“报国松筠心”的人生道路，在这一人生阶段，与白居易“三登科第”应礼部进士试、科目选书判拔萃科以及皇上亲检的制科有所不同，刘禹锡是“三登文科”，即贞元九年（793）中户部侍郎顾少连代行礼部侍郎职权所贡举的进士试，同年又登科目选博学宏辞科卞孝萱：《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34-35页。贞元十一年（785）再“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子刘子自传》，第1501页。科举场屋中的捷报频传，与白居易一样，迎来了其一生的高峰体验，如刘禹锡频频以“臣本书生，素无党援，谬以薄伎，三登文科”《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五，《苏州谢上表》，第387页。“臣家本儒素，业在艺文，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刘禹锡集笺证》卷十四，《夔州谢上表》，第358页。“臣性愚拙，谬学文词，幸遇休明，累登科第”《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谢上连州刺史表》，第1487页。以及诗题《贞元中侍郎舅氏牧华州时余再忝科第前后由华觐谒陪登伏毒寺屡焉亦曾赋诗题于梁栋今典冯翊暇日登楼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题旧寺》与诗歌《武陵书怀五十韵》“清白家传遗，诗书志所敦。列科叨甲乙，从宦出丘樊”《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二，第606页。等，均可看出。

　　不过，尽管两人应举的结果都十分顺利，但在应举尤其是关键一试进士试的准备过程中，由于刘禹锡的父亲刘绪率家举家东迁，侨居江南的几十年间，结识了当时或稍后颇有影响的朝廷大员，如王玙、李西筠（李吉甫父、李德裕祖父）、韩滉（八司马之一韩晔从父）、陈少游、权德舆等，同时，母系中的亲戚如卢征、卢璠、卢顼等与裴度家族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一切都为刘禹锡应举求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在应科举考试的人生前期，刘禹锡沾溉不少，德宗、宪宗朝名重一时的权德舆，对刘禹锡（包括柳宗元）贞元八年的进士试也许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可以从其诗歌“纷吾本孤贱，世业在逢掖。……公卿偶慰荐，乡曲谬推择”《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三，《游桃源一百韵》，第654-655页。书信《献权舍人书》“禹锡在儿童时已蒙见器，终荷荐宠，始见知名”《刘禹锡集笺证》卷十，第248页。及权德舆《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况侍御兄（笔者按，指刘禹锡父刘绪）以文章行实，著休问于仁义，义方善庆，君子多之。春服既成，五彩其色，去奉严训，归承慈欢，与侍御游久者，贺而祝之曰：‘太邱之德，万石之训’”《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一。可以看出。所以，刘禹锡应进士试，要比白居易顺利得多。同时，也许正是这种年少成名，气盛口锐，勇往直前，缺少应有的沉稳和圆滑，使他们在处理实际的政务时不免疏阔粗空，所以面对当时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就缺乏必要的防备，最后而成为这一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就这一点而言，与刘禹锡“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三，《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的白居易相比，白居易又是幸运的。贞元十九年，还在忙于应付书目拔萃科考试的白居易，基本无缘参与那场昙花一现的政治运动，而当运动过去，随着永贞党人的出贬任外，朝廷新的人事关系基本稳定之后的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即应宪宗亲检的制科，并获得宪宗的赏识而走上仕途，因此，二人政治前景显然有着霄壤之别。

　　其次，尽管相对于被扣上“偷国柄”“干天位”的高帽并被宪宗钦点“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刘昫：《旧唐书》卷十四，《宪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418页。的永贞党魁之一的刘禹锡来说，白居易政治前景要光明得多，但是封建行政机制的错综复杂，天恩的难测，政敌的钩心斗角，蝇营狗苟，主体自我的耿直敢言，注定白居易的仕途也不会一帆风顺，元和十年的那场无妄之灾，莫名其妙的江州之贬，使得白居易也对仕途的穷通作了不少的反思和内省，这种反思和内省的直接结果是，白居易主动放弃了前期刚烈的为政表现，并从心态上开始向“独善其身”倾斜，自此以后，知雄守雌、洒脱随缘任运，成了白居易人生的主色调；白居易对仕途出处穷达的这种态度与处理，刘禹锡以其勇猛精进、雄豪无所羁绊的勇气和魄力，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现出了根本不同的人生价值倾向。纵观刘禹锡一生，自从确定“信道不从时”“忧国不谋身”的政治信念后，尽管由自己参与并作为重要主持的永贞革新，在短短一百天多天的时间里就遭到彻底失败，自己的政治前景也变得异常暗淡，但他从来没有退却过，更不用说放弃，而是“我心如砥柱”《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一，《咏史二首》其一，第574页。并以《砥石赋（时在朗州）》自励：“雾尽披天，萍开见水。拭寒焰以破眦，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刘禹锡集笺证》卷一，第9页。所以当刘禹锡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反思的时候，很少自谴自责，除了诸如“受性颛蒙，涉道未至，末学见浅，少年气粗”《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上杜司徒书（时元和元年）》，第237页。此类的套语之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自己“名高毁所集”、宵小“言巧智难防”《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一，《萋兮吟》，第576页。以及“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为美兮，在彼为嗤。或昔而成，或今而亏。君问曷由？主张其时。……是邪非邪，主者时邪”《刘禹锡集笺证》卷一，《何卜赋》，第23页。所致。因此，即便到晚年作的《子刘子自传》为自己及使自己受贬二十三年的永贞革新进行盖棺定论时，还是持“其所施为，人不以为非”的态度，正因为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所以当他面对由此而引发的种种人生苦难，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以乐观昂扬、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加以超越，如：

　　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卷一，《秋声赋》。）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卷五，《天论上》）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卷二十四，《西塞山怀古》）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卷二十六，《秋词二首》其一）

　　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外集卷五，《酬元九侍御赠璧竹鞭长句》）

　　这些诗文，都表现了刘禹锡“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二，《蜀先主庙》，第594页。那种决不后悔、誓不妥协的性格倾向，以及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坚持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这与白居易江州之贬后经常作凄楚语、反思语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与“刘、柳”之称的柳宗元基本上作酸楚语、沉沦语则有了截然的不同。可见，这种顽强的战斗精神，“闵己伤志”“卒以愤死”的柳宗元固不可比比如，面对被贬十年之后接连的第二次被贬，刘禹锡与柳宗元就表现了明显不同的心态，试以同事唱和诗为例，柳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柳宗元集》卷四十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第1159页。）表现出来的是凄楚绝望，前途一片黯然。刘云：“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七，《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尽管也有“回雁”“愁肠”之类的字眼，但是，悲愤语多于凄楚语，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诗后蕴含的强烈的生命力和顽强的信念。即便是旷达洒脱的白居易也逊色三分。与之同时，正是基于这种顽强的战斗精神，刘禹锡在坎坷的仕途上屡贬屡战、越挫越勇，用世之心到老依然强烈，也就不足为怪。因此，当晚年白居易对仕宦消极退避、余念殆尽的时候，刘禹锡甚至还有点不识时务地积极进取，冀有所为；如文宗大和元年（827），赋闲洛阳，尽管经过“远谪年犹少，初归鬓已衰”《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二，《罢郡归洛阳寄友人》，第619页。的二十三年贬谪，刘禹锡非但没有丝毫退休之心，反而赋诗言志：“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二，《罢郡归洛阳闲居》，第617页。从思想上、行动上积极筹备自己晚年的政治生活，由于朝中重臣裴度、窦易直、段文昌等的举荐，终于在大和二年春天，刘禹锡回到了“旦夕有归心”的京都长安，担任了主客郎中这一职务，不久，即被裴度荐为集贤殿学士。刘禹锡久旱逢甘霖的心，一下子水涨船高，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乐观。大和三年，刘禹锡兼任集贤殿学士的同时，又被任命为礼部郎中，“暂入南宫判祥瑞，还归内殿阅图书。”既形象地记录了他担任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的主要职责，而且，“暂”字的运用，也表明了其时不我待地建功立业的急切之心。不过，此时的唐王朝，宪宗开创的中兴局面，由于接下来的穆宗、敬宗两朝非但无所施为，而且使朝廷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大和元年登基上任的文宗，儒雅的他内则受制于黄门家奴，外则震慑于骄悍藩镇，加上士大夫结党营私，不理国是，所以文宗经常自比商纣、周赧而不如，这种局面，对本想依托裴度等人干一番事业以弥补自己一生为政缺陷的刘禹锡来说，显然成了镜花水影，但是，急于售试自己政治抱负的他，对当时这样一种政局缺乏起码的分析和应有的警觉。与之不同，工于知雄守雌的白居易，窥破大和政局的险象后，早早于大和三年（829）便急流勇退，主动赋闲东都过起了富贵闲人、不问国事的悠闲生活。尽管当白居易谢病东归后，刘禹锡礼节性地赠诗云：“洛阳旧有衡茅在，亦拟抽身伴地仙。”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第1105页。与之同时，刘禹锡所主要依靠的中兴名臣裴度，也经过几番周折以后，感觉颓势难挽，只得连连上表让官求退。面对此种境况，刘禹锡无比失望：“丹霄未得路，白发又添年。”《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七，《酬滑州李尚书秋日见寄》，第1406页。裴度离开朝廷之后，失去依靠的刘禹锡随即外出，连续担任了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及同州刺史。当然，作为历仕多朝的他，与白居易一样，出于一个正直士大夫的良知和对朝廷的深厚感情，任上都能勤政为民，但心境是凄苦不平的：“翔泳各殊势，篇章空寄情。应怜三十载，未变使君名。”《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酬令狐相公首夏闲居书怀见寄》，第1193页。并附注云：“贞元中自郎官出守，至今三十一年。”可见在“人含不平意”《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始闻蝉有怀白宾客去岁白有闻蝉见寄诗云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知之句》，第1108页。“独恨长洲数千里，且随鱼鸟泛烟波”《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和乐天耳顺吟兼寄敦诗》，第1121页。“若使吾徒还早达，亦应箫鼓入松楸”《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酬乐天见寄》，第1131页。心态的驱使下，刘禹锡与“渐老只谋欢，虽贫不要官”（《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二，《寄李相公》）的白居易不同，是时对节钺之受犹抱有企望，所以“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赠乐天》，第1118页。“振臂犹堪一呼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第1134页。“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四，《酬乐天咏老见示》，第1261页。之类的诗句频频见于吟咏。正是如此，开成元年（836），因足疾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他，在与裴度、白居易诗酒唱和中，面对大和九年“甘露寺变”之后，王纲板荡，富于政治经验的裴度无复出之意的此时此境，勇猛精进的刘禹锡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地在他们之间的联句诗中咏道：“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它日登龙路，应知免曝。”《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四，《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止欢惬可知因为联句》，第1243页。抒发了重新出山、报效朝廷的夙愿。应该说，这种夙愿正是刘禹锡长久以来压抑胸中的心理缺失所造成的，而且，也只有从这个层面理解其晚年为何还汲汲于仕进，我们才能对刘禹锡保持一份相对的理解和宽容。

　　再次，面对当时飘摇多变的政局以及随之而来的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刘禹锡、白居易二人的处理，表现出了鲜明的不同倾向，刘恩怨分明，白则中流不依。从交游来看，刘禹锡一生交游应该说还是十分广泛的，白居易则更不用说，但如果仅从他们的科举仕途来看，除封建最高统治者外，对刘禹锡真正构成重要影响的无非是权德舆、杜佑、王叔文、柳宗元、崔群、李吉甫与武元衡，白居易则有高郢、裴垍、李绛、元稹、李绅、裴度、王涯、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及妻家杨氏众亲等，这些人事关系的处理，几乎涵盖了白居易、刘禹锡登科举、入仕途以后的所有岁月，这些人中，有的与之有恩，有的与之结怨，因此，与这些人尤其是与之结怨的人的关系处理及其所持态度，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白居易、刘禹锡二人的判断。

　　如前所述，永贞事败，直接导致了刘禹锡二十三年的贬谪，这个过程中，曾经是自己上属的同僚杜佑、武元衡本应在自己落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伸出援手，但“持身有术”的杜佑打了太极拳，所以刘禹锡对他是既有期待，又有失望；令刘禹锡气愤的是，持不同政见的武元衡非但没有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这成了其心中无法打开的结，加上刘禹锡不肯稍屈的强势性格，元和十年二月自武陵召还，三月出游玄都观，触景生情，言带讥刺地写下了《元和十一年据《文苑英华》及影宋本，“元和十一年”之“一”字衍。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其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四，第702页。语冲骇机，时居相位的武元衡大为不悦，宪宗本来对这些前朝旧臣也不怀好感，君臣一拍即合，旋即又把永贞党人再次外贬，刘禹锡更缘此诗得“播州恶处”。时隔十余年后的大和二年（828）三月，当诗人再游玄都观时，有意重提旧事，抒发自己顽强的斗争意志和战斗精神：“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四，《再游玄都观绝句》，第704页。正是这种恩怨分明的性格思想，所以，当武元衡元和十年六月被藩镇李师道派遣的刺客盗杀身亡后，刘禹锡没有正面的悼念，而是连续作了《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有感》等诗，从诗句“昨夜华堂歌舞人”“夜夜秋萤飞去来”《刘禹锡集笺证》卷三十，第1008页。“平生红粉爱，惟解哭黄昏”《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八，第1452页。及《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掩饰其辞地引“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于乐府云”来看，把本该庄严肃重的哀悼写成了故人轻歌曼舞的生活片断，并以“佳人之怨”出之，语意激切之意溢于言表。同时，刘禹锡对自己有知遇赏识之恩的政治同道王叔文等，则是一直抱有正面的肯定评价。

　　同样，刘禹锡这种恩怨分明的性格，表现在与其一生仕途不是十分关键但私交甚密的知己韩愈的关系处理上，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贞元末错综复杂的政局，性格强直疏阔的韩愈，尽管在文学上与刘、柳彼此视为同道，但政见却不一致，刘、柳追随了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为首的太子一党，韩愈则一直对韦、王抱有成见，所以当贞元十九年年底因上疏关中灾害而被贬阳山，韩愈在反思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时，有意无意地将被贬的原因归结到刘、柳泄密所致，于是他将信将疑地揣测：“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三，《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三学士》，第288页。《岳阳楼别窦司直》更是云：“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日，此祸最无妄。”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三，《岳阳楼别窦司直》，第317页。这次岳阳楼饯别，除了韩愈政见相同者窦庠、张署外，为韩愈所猜疑的刘禹锡或亲自在场，或对这一宴会的原委十分清楚。针对韩愈的质问指责，刘禹锡虽然满心委屈，但鉴于韩愈对自己的知音之赏及自己对韩愈的理解和尊敬，只好“忍诟以自明”，和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表达了“伊余负微尚，夙昔惭知己”的抱愧之情，但没有丝毫屈己以迎人之意，而从“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抃随伸纸。奕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五，第1292-1293页。的这种两释猜疑、相得甚欢的最终结果来看，韩愈对刘禹锡的猜疑不仅出之于误会，而且显得多余。

　　刘禹锡之于武元衡，比之于白居易对待王涯，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要中庸平和得多，本来，白居易对王涯有德，但元和十年针对武元衡被盗杀，愤怒之下越职言事，触怒宪宗，王涯趁势以怨报德，罗织罪名，落井下石，成了白居易江州司马之贬的直接导火线，但文宗大和九年爆发的甘露寺变，白居易仍然以诗伤之，体现了中流不依、有容乃大的胸怀。同样，刘禹锡之于韩愈，与白居易之于李德裕，他们之间的关系处理也表现了相似的处理倾向。对王涯、李德裕是如此，对其他人关系的处理当更是如此。白居易这样一种取中用两的处世原则，在晚年反思自己一生人生经历和政治实践时作了很好的归结，他说：“吾观器用中，剑锐锋多伤。吾观形骸内，骨劲齿先亡。寄言处世者，不可苦刚强。龟性愚且善，鸠心钝无恶。人贱拾支床，鹘欺擒暖脚。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固罹祸难，此未免忧患。于何保终吉，强弱刚柔间。”（卷三十六，《遇物感兴因示子弟》）

　　总之，面对当时多变的政局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刘禹锡快意恩仇，是非分明；白居易则无复依傍，有容乃大，二人表现出了独具鲜明的处世风格。

　　第三节 韩、白比较论析

　　毫无疑问，中晚唐两个最大的文学流派以韩愈、白居易执其牛耳，而且，就我国整个思想史、文学史发展来说，韩、白二人的深远影响也要超迈同伦，因此，二人可圈可点、可比可较之处实在难以尽举，吴相洲《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具体参见《齐鲁学刊》，1995年第4期，第26-32页。从政治观、道学观、人生观、美学观四个方面作了比较，可谓囊其概要。可见，比较韩、白的生存哲学，既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谓其容易，是因为关于二人可比较的材料浩如烟海，随手可征，只要稍加对照，就可以数出个子丑寅卯来；谓其艰难，是因为要在这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对其生存哲学作一个理性的对比分析，其本身就是一桩复杂而又需要经过大量甄辨、考索以及仔细分梳的事情。相比于吴相洲，陈寅恪在论述韩愈、白居易时也多有相互权衡，尽管零碎分散，但更发人深省，既有从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