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创作考论

第一章《白居易集》“纪宦诗”辑证

　　《白居易集》不仅是一部白居易的个人自传，记录了其先世郡籍、生平思想、仕宦履历、婚恋亲情、私交友谊、游历嗜好、宗教信仰、年岁俸禄乃至失子之痛与无嗣之忧等，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其人生的每个侧面；同时，它涉及的层面之多、反映的领域之广，亦可谓一部唐代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探研唐代社会百态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于兹我们无意对《白居易集》展开全面考察，仅就其作为一位典型的科举官员，对其集中的“纪宦诗”进行辑证，借以理解白居易在“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儒家人格，从而更好地认识其复杂丰富的人生思想与仕宦经历。与之同时，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全面透视，还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的科举与官制文化。

　　《垂钓》：“三登甲乙第，一入承眀庐。”（卷七）

　　笺证：“三登甲乙第”，指白居易集进士及第、吏部科目选及制举于一身。据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据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考证，认定此篇为伪作，然叙白居易科举仕宦并无大误。序“乐天幼好学，长工文。累进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书郎，终以少傅致仕”（卷七十一）、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贞元末，……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会宪宗皇帝册召天下士，乐天对诏称旨，又登甲科”（《元稹集》卷五十一）可知。白居易的“三登科第”，具体来看，指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中进士第，礼部侍郎高郢知贡举，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白居易《箴言》篇云：“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书舍人渤海公领礼部贡举事。越明年春，白居易以进士举一上登第。”（卷四十六）据《登科记考》卷十四贞元十六年条载本年中进士十九人，可考者有陈权（状元）、吴丹、白居易、杜元颖、郑俞、李、王鉴、陈昌言、陆、崔韶。但据白居易佚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知当年中进士者应为十七人。贞元十九年白居易中吏部科目选书判拔萃科，具体情况见下《留别吴七正字》“成名共记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阁间”（卷十三）条考释。宪宗元和元年（806）中白居易制举。其《策林》序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有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卷六十二）本年四月，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与元稹等十八人同登第。唐代制科照例无第一、第二等，所谓“十八人”，据《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六《政事制举》载《放制举人敕》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韦惇（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惇’应作‘淳’，因避宪宗讳，改名‘处厚’，后与白居易酬唱甚多），第四等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第四次等崔韶、罗让、元修、薛存庆、韦珩，第五上等萧俛、李蟠、沈传师、柴宿；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第五上等陈岵：咸以待问之美，观光而来询。以三道之要，复于九变之选。得失之间，粲然可观，宜膺德懋之典，或叶言扬之举。其第三次等人，委中书门下优与处分。第四等、第五上等，中书门下即与处分。”《唐大诏令集》载十六人，《册府元龟》卷六四四于第四次等下多“崔护”，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于“陈岵”下补“萧睦”，共得十八人。另，白居易《司徒令公分守东洛移镇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实在歌诗况辱知音敢不先唱辄奉五言四十韵寄献以抒下情》诗以“始擅文三捷”盛赞裴度，对裴度的“三登科第”注云：“进士及第、博学、制策连登三科。”可见“三登科第”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晚年与白居易为唱和友的刘禹锡亦是“三登文科”，故于诗文中也屡屡提及。所谓刘禹锡“三登文科”，即贞元九年（793）中户部侍郎顾少连代行礼部侍郎职权所贡举的进士试，同年又登科目选博学宏辞科据卞孝萱《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34-35页。贞元十一年（795）再“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子刘子自传》）科举场屋中的捷报频传，与白居易一样，迎来了其一生的高峰体验，如刘禹锡频频以“臣本书生，素无党援，谬以薄伎，三登文科”（《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五，《苏州谢上表》）、“臣家本儒素，业在艺文，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刘禹锡集笺证》卷十四，《夔州谢上表》）、“臣性愚拙，谬学文词，幸遇休明，累登科第”（《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谢上连州刺史表》）以及诗题《贞元中侍郎舅氏牧华州时余再忝科第前后由华觐谒陪登伏毒寺屡焉亦曾赋诗题于梁栋今典冯翊暇日登楼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题旧寺》与诗歌《武陵书怀五十韵》“清白家传遗，诗书志所敦。列科叨甲乙，从宦出丘樊”（《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二）等，均可看出。

　　科举连捷，亦迎来了白居易人生的第一次高峰体验，其诗文创作频频提及，如《箴言》“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书舍人渤海公领礼部贡举事。越明年春，白居易以进士举一上登第。……无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广自满。”（卷四十六）、《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卷五）、《答故人》“自从筮仕来，六命三登科”（卷七）、“既在高科选，还从好爵縻”（卷第十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我年三首其一》“甲乙三道科，苏杭两州主”（卷二十二）、《与元九书》“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卷四十五）等，均可如此理解。上述屡屡提到的“甲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甲科”条考云：“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四月甲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其登乙科者三十余人。’杜甫《哀苏源明》诗曰：‘制可题未干，乙科已大阐。’然则今之进士而概称甲科，非也。”顾炎武：《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933-934页。

　　“承眀庐”，汉承明殿旁屋，侍臣值宿所居，称承明庐。三国魏文帝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其朝臣止息之所称承明庐。《汉书严助传》：“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直宿所止曰庐。”《文选应璩〈百一诗〉》：“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三入承明庐”，《文选》李善注：“璩初为侍郎，又为常侍，又为侍中，故云三入。”又，《文选》“五臣注”张铣注：“承明，谒天子待制处也。”可见，白居易“一入承明庐”，乃指其入侍翰林院。朱金城笺引《三辅黄图》“未央宫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易让人对诗旨及白居易任职情况产生歧义，故特标出。结合白居易《马上作》：“处世非不遇，荣身颇有余。勋为上柱国，爵乃朝大夫。自问有何才，两入承明庐。又问有何政，再驾朱轮车。”（卷八）、《重到江州感旧游题郡楼十一韵》“掌纶知是忝，剖竹信为荣。才薄官仍重，恩深责尚轻。昔征从典午，今出自承明。”（卷二十）等诗，承明庐在唐代乃特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谒天子待制的近密之处。

　　《留别吴七正字》：“成名共记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阁间。”（卷十三）

　　笺证：“吴七正字”，吴丹，字存真。贞元十六年与白居易同榜进士，白居易《酬吴七见寄》云：“莫忘蜉蝣内，进士有同年。”（卷六）“芸阁”，谓秘书省，秘书省又称“兰台”“麟台”“秘阁”，白居易诗云：“犹喜兰台非傲吏，归时应免动移文。”（卷十三，《秘书省中忆旧山》）又云：“元和运气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始辞秘阁吏王畿，遽列谏垣升禁闱。”（卷十二，《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载：“龙朔改为兰台，光宅改为麟台，神龙中复为秘书省。”故白居易《泛渭赋》序云：“右丞相高公之掌贡举也，予以乡贡进士举及第。左丞相郑公之领选部也，予以书判拔萃选登科。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为校书郎。”（卷三十八）《养竹记》亦云：“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卷四十三）其诗《酬哥舒大见赠（去年与哥舒等八人同登科第，今叙会散之意。）》则说明了同年登第的人数：“去岁游欢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樽前劝酒是春风。各从微宦风尘里，共度流年离别中。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两人同。”元稹诗《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则有详细注明：“前年科第偏年少，未解知羞最爱狂。九陌争驰好鞍马，八人同著彩衣裳。（同年科第：宏词吕二炅、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复礼、吕四颖、哥舒大恒、崔十八玄亮、逮不肖，八人皆奉荣养。）自言行乐朝朝是，岂料浮生渐渐忙。赖得官闲且疏散，到君花下忆诸郎。”（《元稹集》卷十六）所谓“八人同登科第”“八人同著彩衣裳”者，其中吕炅吕炅，即吕二炅，为吕四颖之兄。白居易有《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见君新赠吕君诗，忆得同年行乐时。争入杏园齐马首，潜过柳曲斗蛾眉。八人云散俱游宦，七度花开尽别离。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白居易集笺校》卷十四）又有《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炅吕四颎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元时为校书郎》（《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元稹《赠吕二校书》题下注云：“与吕校书同年科第，后为别七年。元和己丑岁八月，偶于陶化坊会宿。”诗云：“同年同拜校书郎，触处潜行烂熳狂。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七年浮世皆经眼，八月闲宵忽并床。语到欲明欢又泣，傍人相笑两相伤。”（《元稹集》卷十七）、王起王起，字举之。王播之弟。贞元十四年进士，释褐集贤校理。见《旧唐书》卷一六四、《新唐书》卷一六七本传。白居易元和二年作《惜玉蕊花有怀集贤王校书起》“芳意将阑风又吹，白云离叶雪辞枝。集贤雠校无闲日，落尽瑶花君不知。”（《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三）可知，王起元和二年仍担任集贤校理。王起晚年与白居易唱酬颇多。以博学宏辞科登第，白居易以书判拔萃科登第，李复礼、吕颖（与白居易同登吏部诸科八人之一。《登科记考》卷十五据《元氏长庆集》作“吕频”。卞孝萱则认为应作“颎”。岑仲勉《登科记考订补》云：“元和姓纂》及《白氏长庆集》均作‘颖’，余以为此《元集》之讹耳。”《元和姓纂四校记》卷六说同。当以岑氏之说为正。）、哥舒恒（垣、峘，冀勤校云：“原阙，据《登科记》补。马本、丛刊本、《全唐诗》均作‘烦’，疑误。”冀勤：《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80-181页。）、崔玄亮崔玄亮，字晦叔，贞元十一年进士，释褐秘书省校书郎。

　　见《旧唐书》卷一六五、《新唐书》卷一六四本传即白居易《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与白居易交游甚密。白居易镇杭州时，有诗《得湖州崔十八使君书喜与杭越邻郡因成长句代贺兼寄微之》提到他们贞元十九年同登吏部科目选的情况：“三郡何因此结缘？贞元科第忝同年。故情欢喜开书后，旧事思量在眼前。越国封疆吞碧海，杭城楼阁入青烟。吴兴卑小君应屈，为是蓬莱最后仙。（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后，当时崔自咏云：‘人间不会云间事，应笑蓬莱最后仙。’）”（《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三）《白集》卷二十七又有《同崔十八寄元浙东王陕州》云：“未能同隐云林下，且复相招禄仕间。随月有钱胜卖药，终年无事抵归山。镜湖水远何由泛，棠树枝高不易攀。惆怅八科残四在，两人荣闹两人闲。”可见到大和三年（829），哥舒恒、吕炅、吕颖、李复礼均已辞世，唯存白居易、崔玄亮、元稹、王起而已。元稹以平判科登第。博学宏辞科试《汉高祖斩白蛇赋》《谒先师闻雅乐》诗；拔萃科、平判科试《毁方瓦合判》。吏部侍郎郑珣瑜领选事。按，过去一直以白居易、元稹同登一科，实误。据《唐语林》卷八：“士人所趋，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翘；开元十九年，置宏词，始于郑昕；开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于颜真卿。”（《补遗》）可见拔萃与平判实为两科，这可从元稹诗中得到直接证明：“昔岁俱充赋，同年遇有司。八人称迥拔，两郡滥相知。（同年八人，乐天拔萃登科，予平判入等。）”（《元稹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此后八人姓名时常见于《白居易集》，如《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炅吕四颖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方时为校书郎》“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卷五）、《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见君新赠吕君诗，忆得同年行乐时”（卷十四）、《酬哥舒大见赠》“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两人同”（诗题下自注：“去年与哥舒等八人同登科第，今叙会散之意。”）（卷十三）、《得湖州崔十八使君书喜与杭越邻郡因成长句代贺兼寄微之》：“三郡何因此结缘，贞元科第忝同年。……吴兴卑小君应屈，为是蓬莱最后仙。（附注云：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后。当时崔自咏云：‘人间不会云闲事，应笑蓬莱最后仙。’）”（卷二十三）、《同崔十八寄元浙东王陕州》“惆怅八科残四在，两人荣闹两人闲”（卷二十七）等，均是酬和同年之作。白居易与元稹交情尤其契厚，“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卷六十九，《祭微之文》）

　　据诗，吴丹亦于本年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因本年吏部科目选无吴丹，吴丹当为中进士守选期满，经吏部铨选而任。同年入秘书省校书郎的，元稹也在其列。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云：“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附注云：‘贞元中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卷十三）《赠元稹》云：“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卷一）《三月三日怀微之》云：“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卷十七）《和微之任校书郎日过三乡》亦云：“三乡过日君年几？今日君年五十余。不独年催身亦变，校书郎变作尚书。”（卷二十八）可见，初入仕途，与元稹同宦交好，成了白居易永久美好的记忆。此外，元稹对此亦表现出同样的情感，如《酬乐天（时乐天摄尉，予为拾遗。）》云：“昔作芸香侣，三载不暂离。逮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元稹集》卷五）《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云：“谪居今共远，荣路昔同趋。科试铨衡局，衙参典校厨。（书判同年，校正同省。）”（《元稹集》卷十二）又，《和乐天过秘阁书省旧厅》云：“闻君西省重徘徊，秘阁书房次第开。壁记欲题三漏合，吏人惊问十年来。经排蠧简怜初校，芸长陈根识旧栽。司马见诗心最苦，满身蚊蚋哭烟埃。”（《元稹集》卷二十）

　　秘书省校书郎在唐代官制中，属从九品上，是贡举出身最好的位置，非擢上第不轻授，时人皆以得校书郎为荣。然身为从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俸禄比较微薄，所以白居易常有这样的感叹：“杏坛住僻虽宜病，芸阁官微不救贫。”（卷十三，《春中与卢四周鲸华阳观同居》）不过，作为诚实洞达的白居易，也有相对自足的旷放：“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工拙性不同，进退迹遂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初入省，因得养顽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勿言无知己，躁静各有徒。兰台七八人，出处与之俱。旬时阻谈笑，旦夕望轩车。谁能雠校闲，解带卧吾庐。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卷五，《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炅吕四颖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元时为校书郎》）

　　《县北楼望山（自此后诗为尉时作）》：“一为趋走吏，尘上不开颜。孤负平生眼，今朝始见山。”（卷十三）

　　笺证：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云：“既在高科选，还从好爵縻。东垣君谏诤，西邑我驰驱。（元和元年同登制科，微之拜拾遗，予授盩厔尉。）”（卷十三）又有《南秦雪》云：“往岁曾为西邑吏，惯从骆口到南秦。三时云冷多飞雪，二月山寒少有春。”（卷十四，《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其二）按，白居易元和元年中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本年的制科考试，主要是当时面对内忧外患、礼崩乐坏的现实，如何重建儒家秩序，因此刚刚登基求治的宪宗，于本年举行的制科考试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据《册府元龟》卷六四四《贡举部》六《考试》二：“宪宗元和元年四月丙午，命宰臣已下，监试应制举人于尚书省。以制举人皆先朝所征，故不亲试。”可知，此次考试本来是根据顺宗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所下制诏举行的，因元和元年正月顺宗驾崩，宪宗认为这是先帝所征之士，故不临试。不过，宪宗虽然没有亲自临场督考，但考试之内容和精神出自宪宗旨意，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一提问，我们把它归结为宪宗，应该不会有多大异议。“自祸阶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甿，远乖富庶。督耕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白居易集》卷四十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很明显，宪宗的提问“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是迫切地要求应举的士子为当时病入膏肓的社会现实提供药方，从而恢复儒家所标榜的“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的盛世传统。针对宪宗的提问，白居易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淋漓尽致的阐述和议论，要求宪宗在“销寇戎”“息兵革”“省征徭”的基础上，以“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从而恢复儒家所宣扬的“礼”“乐”传统，这和宪宗的初衷深相契合，因此白居易以第四人身份登第，赢得了他“三登科第”的最后一役。白居易《策林》序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卷六十二）所谓元稹“入第三等”“首登科”，指的是元稹登甲科，超授左拾遗；白居易“入第四等”“次焉”，是指白居易中乙科，授盩厔尉。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元年丙戌条亦云：“罢校书郎。四月，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第四等。是时顺宗未葬，以制举皆先朝所召，命宰相监试，元稹入第三等。”其制策《文苑英华》作《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题下注云：“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白居易授盩至尉当与之同日。故《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云：“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尉。”又据《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畿县县尉的地位远比普通县尉高，所谓“都畿、清望，……有隔品授者”。（《唐六典》卷二）所以孙国栋考云：“唐人如果由普通县尉入仕，常常经历多任，然后得为畿尉有时甚至经历多任，亦难得为畿丞或畿尉，最直接的例证莫过于白居易《吟四虽》篇末附注云：分司同官中……予为河南尹时，见同年郑俞始授长水县令，因叹四子而成此篇也。”朱金城：《白居易集校笺》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031页。）。惟由校书郎入仕的，有成绩多出为畿尉，复入拾遗或监察御史，如刘从一、崔郾、卫次公、范传正、柳宗元、白居易、裴佶、李绛、裴度、韦处厚、孔戢、陆扆等俱是，这是由地方官转入中央要官的一条途径。孙国栋：《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第77页。

　　县尉，别称“少府”。白居易诗《戏题新栽蔷薇（时尉盩厔）》云：“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种春。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少府”即其自谓。县尉的具体职责是分判众曹，催征课税，追捕盗贼。所谓“众曹”，指承接州府六曹司而来的司功佐、司仓佐、司户佐、司兵佐、司法佐、司仕佐，皆为吏职。一般来说，仅京县全置，畿县无司兵，上县以下仅司户佐、司法佐而已。故白居易诗有“一为趋走吏，尘上不开颜”语。七月，白居易权摄昭应，到官十日，觉生“二毛”。其《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夏闰秋候早，七月风骚骚。渭川烟景晩，骊山宫殿高。丹殿子司谏，赤县我徒劳。相去半日程，不得同游遨。到官来十日，览镜生二毛。”（卷九）“元拾遗”指元稹，“李司录”指李翱。在盩至识陈鸿、王质夫，时相唱和，如《酬王十八李大见招游山》：“自怜幽会心期阻，复愧嘉招书信频，王事牵身去不得，满山松雪属他人。”（卷十三）集中多有题“王十八”者，“王十八”即王质夫。十二月，与王质夫、陈鸿同游仙游寺，撰《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卷十二附）

　　《晚春重到集贤院》：“官曹清切非人境，风日鲜明是洞天。满砌荆花铺紫毯，隔墙榆荚撒青钱。前时谪去三千里，此地辞来十四年。虚薄至今惭旧职，院名抬举号为贤。”（卷十九）

　　笺证：所谓“前时谪去三千里，此地辞来十四年”，“谪去三千里”，是指白居易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十四年”，据白居易《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五首》自注：“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进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试制诏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谦奉宣：宜授翰林学士。数月，除左拾遗。”（卷四十七）白居易元和二年担任集贤校理，至元和十五年自忠州刺史召回担任司门员外郎，这期间刚好十四年。所以《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五首》下有“将仕郎守京兆府盩厔县尉集贤殿校理臣白居易进”语。“奉敕试制诏等五首”，是指其试撰的《奉敕试边镇节度使加仆射制》《与金陵立功将士等敕书》《与崇文诏（时崇文为西川节度使）》《批河中进嘉禾图表》《太社观献捷诗（以功字为韵四韵成）》。

　　“集贤院”，《唐六典》卷九“集贤殿书院”云：“开元十三年所置。汉、魏以来，其职具秘书省。梁武帝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北齐有文林馆学士，后周有麟趾殿学士，皆掌著述。隋平陈之后，写书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外阁。炀帝于东都置观文殿，东西厢贮书。自汉延熹至今，皆秘书掌图籍，而禁中之书或时有焉。及太宗在藩邸，有秦府学士十八人；其后，崇文馆、弘文馆皆有学士，则天时亦有殊英学士，皆其任也。今上即位，大收群书，以广儒术。自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乃令右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置刊定官四人，以一人判事，其后因之。六年，驾幸东京；七年，于丽正殿安置，为修书使。褚、马既卒，元行冲为使，寻以张说代之。八年，置校理二十人。十二年，驾幸东都，于命妇院安置。十三年，召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于是改名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以说为大学士，知院事。说累让‘大’字，诏许之。其后，更置修撰、校理官。又有待制官名，其来尚矣。”白居易《病中辱张常侍题集贤院诗因以继和》诗云：“天禄阁门开，甘泉侍从回。图书皆帝籍，僚友尽仙才。骑省通中掖，龙楼隔上台。”（卷二十三）其工作环境则如本诗所言：“官曹清切非人境，风日鲜明是洞天。满砌荆花铺紫毯，隔墙榆荚撒青钱。”

　　《自题写真（时为翰林学士）》：“何事赤墀上，五年为侍臣。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卷六）

　　笺证：“五年为侍臣”，谓白居易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旨，次日，召入翰林，奉敕试制诰五道，为翰林学士。至元和六年四月三日，丁母忧退居下圭义津乡金氏村，期间担任翰林学士将近五年。范祖禹《唐鉴》卷五《玄宗》：“中书门下，出纳王命之司也，故诏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职始分。既发号令，预谋议，则自宰相以下，进退轻重系之，岂特取其词艺而已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四《职官考八》：“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其后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专以处忠贤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内相’之称，则非王政设官之体矣。”纪昀等撰《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翰林院》历代建置条：“然唐宋所谓翰林学士者，其职在于参受密命，发演丝纶，乃如今军机大臣之承净旨书宣，而于他事固无所预。”可见，翰林学士在唐代，是“参受密命，发演丝纶”，专掌“拜免将相，号令征伐”（《新唐书百官志》卷四十六）等重要制、诏草拟的近密之职。又据《旧唐书四三职官志翰林院条》说：“玄宗即位，张说、张九龄等召入翰林，谓之翰林待诏……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以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元稹《翰林学士承旨记》亦云：“宪宗章武皇帝以永贞元年即大位，始命郑公（郑）为承旨学士，位在诸学士上，十七年间由郑至杜（杜元颖）十一人，而九参大政焉。”（《元稹集》卷五十一）因此，翰林学士虽然有职无位，却有号为“内相”“天子私人”（《新唐书百官志》卷四十六）的荣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六〇《姜公辅传》考云：“唐时翰林学士无品秩，但为差遣，故常给它官，支其俸给。公辅本以左拾遗入翰林，岁满改官，乃兼京兆户曹参军。元和初，白居易亦以左拾遗为翰林学士，及当改官，除京兆户曹参军。”

　　此时的白居易，不仅深知自己的身份：“职为学士，身是谏官”（卷五十八，《论制科人状》），而且对自己“职居密近”深得宪宗信任，亦表现得志得意满，时常抒发这种难抑的情感，如元和四年（809）《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云：“元和运气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始辞秘阁吏王畿，遽列谏垣升禁闱。蹇步何堪鸣佩玉？衰容不称著朝衣。阊阖晨开朝百辟，冕旒不动香烟碧。步登龙尾上虚空，立去天颜无咫尺。宫花似雪从乘舆，禁月如霜坐直庐。身贱每惊随内宴，才微常愧草天书。晩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卷十二）的确，五年赤墀侍臣的翰林经历，是白居易继科举后人生的又一次高峰体验，所以傅璇琮认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傅璇琮：《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但同时，亦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职居密近”的为政生活往往是单调枯燥，甚至是落寞凄凉的，所以白居易这段时间尽管为政上生性锋锐，意气风发，但个人的生活却不仅是“门多闭”，而且在诗中屡屡抒发了落寞凄凉这样的情怀，如“谬入金门侍玉除，烦君问我意何如？蟠木讵堪明主用，笼禽徒与故人疏。”（卷十四，《答马侍御见赠》）、“夜深草诏罢，霜月凄凛凛”（卷五，《冬夜与钱员外同直禁中》）、“宫漏三声知半夜，好风凉月满松筠。此时闲坐寂无语，药树影中惟两人。”（卷十四，《同钱员外禁中夜直》）、“银台金阙夕沉沉，独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渚宫东面烟波冷，浴殿西头钟漏深。”（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等，均是如此。

　　《初授拾遗》：“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卷一）

　　笺证：白居易元和三年（808）四月二十八日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故《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云：“再喜登乌府，多惭侍赤墀。（四年，微之复拜监察，予为拾遗、学士也。）”（卷十三）元稹元和四年拜任监察御史时，白居易正任左拾遗兼翰林学士，故言“左掖”，谓门下省。左拾遗为门下省属官，其职责是“言国家遗事，拾而论之，故以名官焉。”（《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又，《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对此，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元和三年进）》有充分说明：“五月八日，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左拾遗臣白居易顿首顿首，谨昧死奉书于施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者。……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庭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所以授官已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卷五十八）被贬江州期间，仍有诗《昔与微之在朝日因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沦落老大追寻前约且结后期》记录这段意气风发的岁月：“往子为御史，伊余忝拾遗。皆逢盛明代，俱登清近司。予系玉为佩，子曳绣为衣。从容香烟下，同侍白玉墀。”（卷七）

　　“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白居易自谓“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卷十二，《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卷四十五，《与元九书》），担任谏官期间，是白居易从政最积极有为的时期，在抨击权豪王锷、于、裴均等的同时，还“危言诋阉寺，直气忤均轴”（卷十四，《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对宦官吐突承璀、俱文珍、李辅光等，予以公开弹奏。不仅如此，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卷四十五，《与元九书》）的诗学思想的指引下，白居易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卷一，《寄唐生》）、“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创作了一大批讽谕时政的讽谕诗，使“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皆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儿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者扼腕矣。闻《宿紫阁诗》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卷四十五，《与元九书》）《伤唐衢二首》其二亦云：“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惟有唐衢见，知我平生志。”（卷一）

　　《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卷五）

　　笺证：“诏授户曹掾”，元和五年五月，白居易左拾遗秩满，并未循例得到升迁，而是由内官转为外官，诏授京兆府户曹参军。其中缘由，白居易《奏陈情状（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进）》云：“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药饵或阙，空致其忧。……伏以自拾遗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资序相类，俸禄稍多。傥授此官，臣实幸甚。则及亲之禄，稍得优丰；荷恩之心，不胜感激。”（卷五十九）同卷《谢官状（元和五年五月六日进）》进一步解释说：“新授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白居易……臣叨居近职，已涉四年。自顾庸昧，无禆明圣。尘忝岁久，忧惭日深。况于官禄之间，岂敢有所选择？但以位卑俸薄，家贫亲老。养阙甘馨之费，病乏药石之资。……况前件官位望虽小，俸料稍优，臣今得之，胜登贵位。”所以诗中亦有“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卷五，《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这样的诗句。因此，《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云：“元和）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按，姜公辅建中元年（780）为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旧唐书》卷一三八《姜公辅传》：“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府户曹参军，特承恩顾。”对此，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六十解释道：“盖拾遗虽为两省供奉官，秩止从八品，京府参军秩正七品，俸给较厚。”可见，白居易请为京兆府户曹参军，完全是从“俸给较厚”这一现实的实际需要出发，才作出如此抉择的。此后，白居易每每言说自己为官俸禄，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八“白公说俸禄”条详尽考录云：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因读其集，辄叙而列之。其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贬江州司马，曰：‘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壁记》曰：‘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

　　罢杭州刺史，曰：‘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为苏州刺史，曰：‘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为宾客分司，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闲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诚贪俸钱厚，春如身力衰。’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十随月至。’‘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囷。’‘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历官凡五六，禄俸及妻孥。’‘料钱随官用，生计逐年营。’‘形骸俛班行内，骨肉勾留俸禄中。’其他人者，如陕州王司马曰：‘公事闲忙同少尹，俸钱多少敌尚书。’刘梦得罢宾客，除秘监，禄俸略同，曰：‘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叹洛阳、长水二县令，曰：‘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其将下世，有《达哉乐天行》：‘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二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后之君子试一味其言，虽日饮贪泉，亦知斟酌矣。观其生涯如是，东坡云：‘公廪有余粟，府有余帛。’殆亦不然。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第921-922页。针对这个情况，朱熹讽刺说：唐文人皆不可晓。如刘禹锡作诗说张曲江无后，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诗快之。白乐天亦有一诗畅快李德裕。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3328页。

　　白居易请为京兆府户曹参军的初衷，元稹《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马调元注云：乐天为左拾遗，岁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贫，听自择官，乐天请以翰林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养。诏可。）》亦有很好说明：“王爵无细大，得请即为恩。君求户曹掾，贵以禄奉亲。闻君得所请，感我欲沾巾。今人重轩冕，所重华与纷。矜夸仕台阁，奔走无朝昏。君衣不盈箧，君食不满囷。君言养既薄，何以荣我门？披诚再三请，天子怜俭贫。词曹直文苑，捧诏荣且忻。归来高堂上，兄弟罗酒樽。各称千万寿，共饮三四巡。我实知君者，千里能具陈。感君求禄意，求禄殊众人。上以奉颜色，余以及亲宾。弃名不弃实，谋养不谋身。可怜白华士，永愿凌青云。”（《元稹集》卷六）

　　《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自此后为太子赞善大夫时所作）》：“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胡为谬相爱，岁晩逾勤勤。落然颓檐下，一语夜达晨。”（卷六）

　　笺证：诗中“韩舍人”，谓韩愈。韩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在元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唐人知制诰亦得称舍人。知此诗作于本年底，与诗中“岁晚”正合。同时可知元和九年冬白居易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张十八”，谓张籍，字文昌，和州乌江人。第进士，为太常侍太祝，久次迁秘书郎，所以白居易有诗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卷十五，《张十八》）其《与元九书》云：“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卷四十五）张籍与白居易多有酬和，亦与韩愈交游甚密。“今我官职冷”，太子左赞善大夫为东宫闲职，故言。又有《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寂寞曹司非热地，萧条风雪是寒天。……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卷十五）、《白牡丹》“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是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卷十五）、《重过秘书旧房因题长句（时为赞善大夫）》“昔为白面书郎去，今作苍头赞善来。”（卷十五）等诗，抒发了其“官职冷”的这种情感。其中第一首诗题中的“李二十助教”，指李绅，贞元十八年进士及第，贞元二十年因元稹与白居易相交，此后酬和颇多。

　　太子左赞善大夫虽为东宫闲职，履职却与谏官相近：“左赞善掌翊赞太子以规讽也。皇太子出入动静，苟非其德义，则必陈古以箴焉。”（《唐六典》卷二十六）所以当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李师道派刺客刺杀于长安，在“合朝震栗，不知所云。”（卷四十四，《与杨虞卿书》）的情况下，白居易出于谏官的职业素养及“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卷十四，《和梦游春诗一百韵》）的为政心态，率先上奏请求捕杀罪犯，以雪国耻。然这一正义之举的结果却是同年八月被奏贬江州刺史，复论不当治郡，追改江州司马，十月起程。针对这一状况，白居易《与杨虞卿书》有深刻反思：“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诬以伪言，或构以非语，且浩浩者不酌时事大小与仆言当否，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卷四十四）

　　《初贬官过望秦岭（自此后诗江州路上作）》：“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卷十五）

　　笺证：白居易贬江州，据其《琵琶行序》：“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卷十二）、《江州司马厅记》“予佐是郡行四年矣，……时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记。”（卷四十三）、《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沣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于“播迁分郡国，次第出京都”句下自注“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年秋，予出佐浔阳。明年冬，杓直出牧沣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韦大出牧开州。”（卷十六）及挚友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去应缘直道，哭不为穷途”“通川诚有咎，湓口定无辜（自注云：‘三月稹之通州，八月乐天之江州。’）”（《元稹集》卷十二）可知，在元和十年秋八月。然从去往江州途中的《岁晚旅望》“朝来暮去星霜换，阴惨阳舒气序牵。……向晚苍苍南北望，穷阴离思两无边。”（卷十五）等诗的诗意来看，其起程应在深秋初冬之际。这是因为，白居易六月上疏请捕杀武元衡的凶手，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先台谏言事，恶之。忌者造谣诽谤白居易母亲看花坠井死，而作《新井》《赏花》诗，有伤名教，议贬江州刺史，八月下诏。王涯等大臣复论不当治郡，追改江州司马，所以直到十月才起程。白居易离开江州的时间在元和十四年春天，据《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卷十七）诗题可证。由此可见，白居易在江州待的时间是五个年头三年多的时间。

　　“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据《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罪稍重者，日驰十驿已上赴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可见开元五年后，不仅要求左降官诏下立即起程，而且左降官量情罪稍重，须日驰十驿已上赴任，这在此后基本成为常式。按，唐代一驿为三十里（见《唐六典》卷五），日驰十驿，乃三百里，这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是非常严苛的。所以张九龄贬荆州刺史时云：“闻命惶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驰。”（《全唐文卷二八八，《荆州谢上表》）张籍描述杨凭贬临贺尉时的情况说：“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东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哗，往往惊堕马蹄下。”（徐礼节、余恕诚：《张籍集系年校注》卷一，《伤歌行》）韩愈初贬阳山令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僶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韩愈再被贬潮州时，“即日奔驰上道”（《潮州刺史谢上表》）“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下册卷七，《女挐圹铭》）元稹自左拾遗贬江陵士曹参军时：“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元稹集》卷九，《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所以《文献通考》卷一六八于天宝五载敕条下指出：“自是流贬者多不全矣。”因此白居易有“草草离家”“迟迟去国”语。集中又有“博望移门籍，浔阳佐郡符。（予自太子赞善大夫出为江州司马）时情变寒暑，世利筭锱铢。即日辞双阙，明朝别九衢。播迁分郡国，次第出京都。（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年秋，予出佐浔阳。明年冬，杓直出牧沣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韦大出牧开州。）”（卷十六，《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沣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语。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卷十七，《江南谪居十韵》）的白居易，于《江州司马厅壁记》《与杨虞卿书》《与元九书》《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沣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自诲》《放言五首》等诗文中，对自己的无冤之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至于像“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卷十五，《题四皓庙》）、“逢时弃置从不才，未老衰羸为何事。”（卷十六，《谪居》）、“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卷十六，《端居咏怀》）、“饱谙荣辱事，无意留人间。”（卷十六，《寻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早年薄有烟霞志，晚岁深谙世俗情。”（卷十六，《重题》）等这样的诗句，则更是表明了其对现实政治“日近恩虽重，云高势却孤。翻身落霄汉，失脚倒泥涂。”（卷十六，《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沣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畏惧无奈的心理。这种畏惧无奈的心理，即便在除为忠州刺史后还心有余悸，如《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云：“且昧随时义，徒输报国诚；众排恩易失，偏压势先倾。虎尾忧危切，鸿毛性命轻；烛蛾谁救护？蚕茧自缠萦。敛手辞双阙，回眸望两京；长沙抛贾谊，漳浦卧刘桢。……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甿。鸟以能言构，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卷十七）又，《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皆叙贬官以来出处之意》云：“谏诤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龙象投新社，鹓鸾失故行；沉吟辞北阙，诱引向西方。……吾道寻知止，君恩偶未忘。忽蒙颁凤诏，兼谢剖鱼章。……唯拟捐尘事，将何答宠光？有期追永远，无政继龚黄。……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场。觅僧为去伴，留俸作归粮。”（卷十八）也流露了这种心理。

　　白居易江州之贬遭谗，历代学者均有关注。我们认为，张耒的看法最为肯綮：“高彦休作《唐阙史》，辨白乐天无因母坠井作《赏花》《新井》诗，贾子又从而续之。张子曰：二子谓之爱白公则可矣，未可谓知白公也。古之圣贤，谁能无谤？何独乐天也哉。……故曰二子未可谓知白公者也。呜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术矣。谤之于意外，惑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视而不平者，起而与之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纵言极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兴，而是非足以两行于世。”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卷五十四《题贾长卿读高彦休读白乐天事》，中华书局，1990年7月，第824页。这种“多言繁兴，而是非足以两行于世”的现象，一方面，是由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其直接的结果也就成了历史真相的扑朔迷离、模糊不清，因此后人重新审视这些历史现象时，也就成了可资争议的对象。而对江州之贬这一在其政治履历中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本身，白居易一直作着深刻的内省和反思，并成了其以后从政的一个根本的参照，如会昌元年的《遇物感兴因示子弟》一诗，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从政策略：“吾观器用中，剑锐锋多伤。吾观形骸内，骨劲齿先亡。寄言处世者，不可苦刚强。龟性愚且善，鸠心钝无恶。人贱拾支床，鹘欺擒暖脚。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固罹祸难，此未免忧患。于何保终吉，强弱刚柔间。”（卷三十六）很明显，这一劝世之言，实际上就是白居易自己一生政治经验的总结，其晚年之所以在政坛上左右逢源，很大程度上即得力于经过江州之贬反思出来的这种强弱相持、刚柔兼济的处世哲学。

　　《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移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卷十七）

　　笺证：“移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白居易《忠州刺史谢上表》云：“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当日上讫。殊恩特奖，非次升迁。感戴惊惶，陨越无地。……臣性本疏愚，识惟褊狭。早蒙采录，擢在翰林。仅历五年，每知尘忝；竟无一事，上答圣明。及移秩宫僚，卑冗疏贱，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犹蒙圣慈，曲赐容贷。尚加禄食，出佐浔阳。一志忧惶，四年循省。昼夜饮食，未尝敢安。负霜枯葵，虽思向日；委风黄叶，敢望沾春？岂意天慈，忽加诏命。特从佐郡，宠授专城。喜极魂惊，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两河乂宁。臣得为升平之人，遭遇已极；况居符竹之寄，荣幸实多。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励节。下安凋瘵，上副忧勤。未死之间，期展微效。局身地远，仰首天高。”（卷六十一）题下自注：“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离开忠州的时间是在元和十五年夏，据作于长庆二年的《商山路有感序》“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卷二十）可知，所以白居易《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诗云：“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北归虽引领，南望亦回头。”（卷十八）结合白居易《初贬官过望秦岭（自此后诗江州路上作）》条笺证来看，其元和十年（815）深秋初冬的江州之贬，至元和十五年（820）夏初自忠州刺史召回长安，这期间仅经历了六个年头四年半左右的时间。由于这段贬黜经历是白居易为政最为灰暗的时期，所以他经常用“六年”或“七年”加以划定，如“中间十四年，六年居谴黜”（卷第十一，《曲江感秋二首》其一）、“万里路长在，六年身始归”（卷十八，《商山路有感》）、“六年不死却归来，道著姓名人不识”（卷十八，《恻恻吟》）、“一黜鹤辞轩，七年鱼在沼”（卷二十二，《和微之诗二十三首》之《和我年三首》其三）、“七年囚闭作笼禽，但愿开笼便入林”（卷二十七，《戊申岁暮咏怀三首》其三）、“忆昔谪居炎瘴地，巴猿引哭虎随行。多于贾谊长沙苦，（予自左迁江峡，凡经七年。）小校潘安白发生。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卷二十八，《不准拟二首》其二）、《杭州刺史谢上表》“臣谬因文学，忝厕班行，自先朝黜官以来，六年放弃”（卷六十一）等，均有这种心理因素。

　　白居易除了经常凄凄于这次被贬经历外，尚在这次被贬过程中，对原本即有很强生命时间意识的他，得到了更加的激发。当然，白居易对生命时间意识的关注，更加体现在他诸多的“纪年诗”的创作上，这从洪迈对白居易所谓“纪年诗”的归纳中可以明显感觉出，其云：白乐天为人诚实洞达，故作诗述怀，好纪年岁。因阅其集，辄抒录之。‘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鬓早改变，四十白发生’，‘况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下有独立人，年来四十一’，‘若为重入华阳院，病发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鬓蹉跎将五十，关河迢递过三千’，‘青山举眼三千里，白发平头五十人’，‘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头似霜’，‘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岁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我年五十七，归去诚已迟’，‘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半百过九年，艳阳残一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见平头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拟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闲’，‘今岁日余二十六，来岁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头雪白，假如醒黠欲何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轮’，‘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五十八归来，今年六十六’，‘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论’，‘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问年几何，七十行欠二’，‘更过今年年七十，假如无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将七十，犹须惭愧病来迟’，‘且喜同年满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贫’，‘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称寿考’，‘昨日复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时年七十一），‘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其多如此。苏公素重乐天，故闲亦效之。

　　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正引用其语。又‘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赖此一笑喜’，‘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纷纷华发不足道，当返六十过去魂’，‘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踰’，‘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玩味庄诵，便如阅年谱也。“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五笔卷八”白苏诗纪年岁条，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第919-920页。

　　“网初鳞拔刺，笼久翅摧残”，白居易《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亦云：“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卷十七）“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果然一语成瑞，白居易自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至次年夏初即被授予刑部司门员外郎，调回京都长安。

　　《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亲宾相贺问何如？服色恩光尽反初。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便留朱绂还铃阁，却著青袍侍玉除。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卷十八）

　　笺证：“尚书郎”，这里特指从六品上刑部司门员外郎，白居易诗中亦称南宫郎，《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司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白居易长庆二年《商山路有感序》云：“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卷二十）知白居易除刑部司门员外郎在元和十五年夏。其《洛中偶作》云“半年南宫郎”，则元和十五年夏召为司门员外郎，至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除主客郎中、知制诰，适为半年。白居易由于此前曾作“泥涂吏”（卷十，《感秋怀微之》）、“炎瘴抛身远，泥涂索脚难”（卷十七，《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赤岭前年泥土身”（卷十九，《初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因此贬官期间，常有“帝乡远于日”（卷七，《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叹我在天涯”（卷七，《答故人》）、“各是天涯为刺史”（卷十六，《闻李十一出牧沣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因寄绝句》）的悲郁惆怅，于今得除京官，自有“亲宾相贺问何如？服色恩光尽反初。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的喜悦与激动。“黄草峡”，在涪州，地近忠州。

　　“便留朱绂还铃阁，却著青袍侍玉除。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此处牵涉到唐代官员著绯、服紫及佩鱼这个复杂的问题。唐制：“贞观四年八月十四日诏曰：‘冠冕制度，已备令文，寻常服饰，未为差等。’宜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