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义重于利的哲学溯源：儒家

　　道义论立场的先在性

　　义重于利，渊源于儒家的道义论立场。梳厘出一条儒家主轴思路，是可以看得清历代儒者坚持的这一立场。

　　1.孔、孟的引领。首先要阐明的是，由孔孟开启的道义论原则中的义利观念对后儒、甚或对所有中国人都影响极大。

　　孔子罕言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罕言利，并不是不言利，而是要强调义重于利。利来自何处？来自于义。此“利”是会益于民的。孔子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贯彻仁礼在行动中就表现为“义”，这样的义会带来利，用这样的“利”来治理国家，则会益于治民。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节”，这是为政者的政治道德。孔子的义利观比较适中温和，义高于利，但又同时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甚至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说明义利还是并存的。

　　孟子言利更言义，义绝对地高于、重于利，甚至在必要时可以为义而牺牲利。有一种观点认为，孟子是属于存义弃利派的。理由是孟子向梁惠王进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种观点是需要商榷的。有一点极要指出，在《孟子》一书中，并未有私利或公利的字眼，但是，孟子的确作了一种公利与私利的特殊划分，就是根据先义后利、以义而利来判断何者为可取之公利、何者为不可取之私利。凡是基于先义后利获得的利，则为公利；凡是坚持以义而利获得的利，则为公利。反之则为私利。这样，孟子无疑就把这类问题纳入道义论立场来讲了。上面孟子讲的那句著名的话是针对梁惠王说的“怎样使我的国家获利”“怎样使我的封地获利”“怎样使我本人获利”而言的。孟子直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何必曰利”，不是不要利，而是要坚持先义后利、义而后取（利），一国之君主更要坚持义先于利、义高于利、义重于利和以义统利的价值取向。反之，则就上下争利，君臣大夫人民之间互相追逐私利，国家就危险了，社会稳定的秩序就乱了；所以君王要以义为先，绝不能“后义而先利”。在这段话里还可解读出另一种意思，即义也是种“利”。在孟子看里，一种从义中而来的利益即公利，这是最根本、最重要、最稳定的长远利益。孟子在《万章下》明确提出“其所取之者义乎”命题，并作了“义”也是一种“利”的发挥。面对动荡的社会和严峻的政治现实，孟子规劝一心只想谋取私利的梁惠王：若以仁义而求利，则“未有仁而后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必然上下忠孝，君民和睦，君臣协调，国强民富；反之若以利求利，则会导致“上下交征利”，天下不可能太平。因而“义”能够给人们，当然首先是统治阶级，带来更大的、更长远的、更稳定的利益。这在孟子看来，是最大的公利。

　　2.儒家内部的不同义利观，并没有改变孔、孟的初衷。由孔子和孟子引领出道义论立场的义利观念，几乎影响了整个儒家的基本立场。孟子稍后的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所两有也。”二者不可偏废。但荀子还是主张义高于利、义重于利，提出以义制利、以义养利，“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人的利益靠礼义可获得保持，靠性情则义利两失。荀子在坚持道义论立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义利两得，这里荀子的儒家基本立场并未改变，更加明确的是提出：义要有，利也要有。至汉宋二代，儒家义利观出现了一股比较极端的倾向。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义利观上也相应地反对功利而强化儒家道义论立场，因而提倡：“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记载的这一段名句，并没有得到所有后儒的认可，有的认为这是极力排斥功利之语。但是，在二程和朱熹那里，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董仲舒的思路。程朱理学家视义利为天下第一事，并有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认识。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主张义重于利，但是这种认定是以义利对立为前提，因而是沿袭着董仲舒排斥功利的思路，更加凸显道义论意义来思考和把握义利先后。朱熹也认定“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并视“利”为“人欲之私”，是“不善”，而“义”乃为理想人格之主要标准。这就叫“存天理，灭人欲”。但是朱熹又指出：“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这里仍有着孟子义中有利的道义论立场。即只要义正，则有利在；只要道明，则有功在。忘掉道义而专门寻求利益，最后就是无利无功。一句话，在程朱理学看来，在道义论的基础上，利是次要的。即便讲利，也只是一个公利而非私利的存在，因为它符合理学家们的一贯看法，即“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信念。这是谁也无从脱离的人生“规矩”和“章法”。这是道义论在儒家方面比较极端化的特例。与此相对，明末清初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在坚持儒家道义论基本立场的背景里，对于义利之辨，既有回归孔孟又有超拔当下（宋明理学的繁琐哲学与忽视利的追求）而走向实学的努力和倾向。如王船山肯定：义是立人之本，利是生人之用，二者不可或缺；颜李学派兼重义利，在《四书正误》中，颜元改董子“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对“利”的肯定使这批思想家开拔出实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