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二节 儒家立场的基础性证明

　　身为儒家名仕，张养浩说明的为官荣辱观念是儒家意义中的、更是道义论意义中的基本立场。儒家的荣辱观念，首先从政治伦理的根本原则来阐明，并且以一种特殊的历史方位和实践重心来诠释，它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实践意义，其基本立场可以追溯到周公，经孔子至孟子而建构。其基本立场所证明出的智慧可以概括为：

　　1.为政之道义，在坚持德性。以德为政、以德居官，天经地义，它出于道义又归之于道义。这就是荣，反之，则为辱。此中的历史证明来源于周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治思想。一部记载上古时代历史事实的《尚书》，比较真实地揭示和反映周公政治道德思想。其中周公在总结夏桀商纣覆灭于失德的历史教训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著名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召诰》对此感慨为：

　　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惟不敬阙德，乃早坠阙命。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夏代桀帝、商代纣帝，丧失德性不行德政，以至于最终失掉政权、失去天下。周公正是在深刻总结了夏、殷之所以灭亡的历史教训之后，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道德理想。周公还把此理想上升到“天”、“天命”的高度，使其具有道义论意义的天经地义性质。这就叫“祈天永命”。这是周人的普遍观念，在周公的“德”观念中得到了一定的张扬和贯彻。

　　2.为政之德性，在保持知耻心。知耻的荣辱观念，是儒家坚定的政治道德立场，更是儒家教导的居官立场。儒家坚信，自古以来圣贤的居官之道告诫的就是：“第一要发耻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荣于知耻，乃为人禽之辨，为官知耻，也为人性之善端。此引孟子“耻之于人大矣”，因为耻也属孟子四端之一，发自于人心。仕途一路，当要随时生发这一知耻之善端。官箴也是这样教导：“当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戒尔远耻辱，恭则近乎礼。”“学而优则仕”，当也知耻辱。家训一类也告诫当官的先来个知耻荣辱，这可能也是儒家政治道德的一部分：“仕而至公卿……挠节以求贵，市道以营利，吾家之所耻。”

　　3.为政之风范，在荣辱观的坚定性。荣辱观常与富贵贫贱立场相伴随。儒家之理以为，荣辱不以富贵贫贱为转移当也成为居官风范：“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这是荣辱观的坚定立场。儒家的先哲讲得具体：“家若贫，不可因贫而废学；家若富，不可恃富而怠学。贫而勤学，可以立身；富而勤学，可以光荣。惟见学者显达，不见学者无成。是以学者为君子，不学则为小人。”贫而勤学、富而勤学，光荣，为君子；贫而不学、富而不学，耻辱，为小人。处贵、处富都有道，荣辱观念不可少。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为荣。儒者出仕，常以此告诫。唐初名臣房玄龄就得到过其父房彦谦这样的教诲：“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唯在清白耳。”在官，清贫也为荣。包拯、欧阳修如此训子侄，宋人俞文豹《吹剑录》记载：“包孝肃公训其子曰：‘后世子孙，仕宦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死后不得葬大茔之侧。’欧公致侄书曰：‘汝欲买朱砂来。在官，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外，不曾买一物。’”在官守廉，则为荣。在古代，居官常是为富之道，甘居贫穷，这是荣辱观的考验。经得住这类考验，可谓第一等人：“从古贤人君子，多非生而富贵之人，但能安贫守分，便是贤人君子一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