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孔子拟定的三个基调

　　儒家主导性地开辟了德位之辨。孔子为其定下基调设立原则。德、位之辨，孔子拟定了三个基调，《论语》中见得：

　　《论语里仁》：“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宪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关于第一句。孔子说，他不担心没有官的职位，只担心没有立身做官的根基。“所以立”，指的是立身的根基，也就是一种德性、德行的要求。朱熹解释孔子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谓：“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犹云不怕无官做，但怕有官不会做。若有致君泽民之具，达则行之，无位非所患也。”所谓“有官不会做”，是指缺乏做官应具备的德性。朱子认为，只要立志做好官，具备具体的做官德性和德行，如“有致君泽民之具”，就不用担心没有官做。孔子强调“所以立”的官德基础，恰在立德性和立德行，朱子的阐发也着眼于此。

　　按孔子的基调和朱子的阐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做好官，关键是“所以立”。立德性、立德行。具而论之，“立”什么，又如何“立”？儒家立场何在？从官箴中可以看得清楚。清人周石藩《共城从政录》一列就有八“立”：“立志”、“立身”、“立品”、“立德”、“立功”、“立言”、“立名”、“立诚”。八立，较为全面，无不显示儒家立场：

　　看“立志”：“学记》云：‘士先志’。凡事必要立定主意，站定脚跟，咬定牙关去做事，方有成……《大学》首重知止，乃能得止，总视乎志之定不定尔。”《学记》、《大学》均为儒家作品。看“立身”：“故内而格致诚正，外而齐治均平，皆以一身任之。”取向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路径。看“立品”：“士君子立品宜高，取法乃大，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立品者……既为士人，即宜从气节上用心，气节可伸，虽贫贱何辱，虽富贵何荣，卓然如苍松翠竹，经岁寒而不变，乃为可贵，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其品之所在，光明磊落，当不似龌龊寒酸焉。”居官以品德所立；立身以志气为先。看“立德”：“孔子曰：‘据于德，训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此事原不是高远难行的，只要在人生日用之间随处体贴，如吾事吾亲，能尽一点心，能出一点力，便是一点孝。”天德人德不在遥远而就在自己身边，如孔子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看“立功”：“儒者有道德而后有事功。事功根于道德，非矜言才气，驰逐荣华之谓也。”先德后功，德为本、功为末，这是儒家的一般立场。看“立言”：“言以阐道，古来载籍极博，必其道明见于心，见于行而后发于言也，取士以制艺，将以其言验其所识与其所行也（符合孔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言行一致价值观）……夫临行本也，文艺末也，求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与人德矣，岂徒掇科第已哉！”立言不为科举而作，立言要为阐道而“各抒底蕴”，符合儒家“文以载道”的立言价值观。看“立名”：“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盖无其实而荣其名，实足为士行之累尔……果其立志为人，当必有奋发于中，而日章于外者，故君子原无近名之心，而不可无立名之道。”符合孔子“正名”的名实相副观念。君子要有正确的立名之道，但不得有贪名之心。看“立诚”：“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这是人间关头。诚则为人，不诚则鬼，诚伪之辨，敬肆之所由分。即人禽之所由判也，是以君子慎之。孔子曰谨曰信曰忠曰敬，千言万语，总是要学人矢一片诚心。”为官至诚，是人间关头，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头，谨、信、忠、敬又是居官至诚的关头。从孔孟起的儒家，盖以此左右。

　　位无大小之别，一概以德来调节、控制和据有。因而儒家在检讨德与位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从先后本末的哲学意义里给予“德”具有相较于“位”的优势先在性。《大学》：“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君王治理国、家，先要在立身上谨慎从事，以德性和德行左右自己，然后才能拥有人民和土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执掌政权必须以德为本，要实现执掌政权的基本条件（“所以立”）。所以历史上对一些政治道德的评价，关涉到德与位的问题，总是以儒家立场来审视的。如《后汉书张衡传》：“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尤其在一批富有居官体验的官箴里上升到“德，国、家之基也”的基础性地位。如明人薛宣《从政录》深有感悟：“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惟亲历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于职事万无一尽，况敢恣肆于礼法之外乎？”礼为德行，法为刑法，“所以立”，不敢游离于此。这是“位”对于德的要求，即尽于“职事”。清人陈宏谋《从政遗规》也有此感慨，将此上升到“责任”一层：“居大臣而德不纯，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学不正，不如庶民。可见地位高一层，则责任更重一层，非虚拥其名而已也。”所以“位”不在高低，关键看居官者有没有“德”。

　　关于第二句。孔子说，不处在某种职位，便不考虑它的政务。言下之意，处在某种职位，就得考虑它的政务。孔子这段话凸显的是为官尽职的权限问题和责任问题，也是对德与位的一种“旁通”。朱熹解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似有挑明：“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谋朝廷之政。身在此间，只得守此。如县尉，岂可谋他主薄事！才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马（庄甫）曰：‘如县尉，可与他县中事否？’（朱子）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难，只得伴他谋，但不可侵他事权。”位，象征一种权力，代表一种权限，意味一种职责。在位上，就要尽到职责，不越权限但又用好权力。孔子说这叫“不踰矩”，是得心应手的成熟之举。然而对于这种权限观和职责观，体现儒家政治道德的一系列官箴做了辩证的理解。

　　其一，为官不能逾矩，但可分责受过，即要有承担责任的权限。徐栋《牧令书》引用朱熹一段“官与位”的言官所事：“朱子尝言，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是也。”并据此理对时下为官不尽职责、不愿分责受过，也就是不愿承担责任的人予以谴责。《牧令书》这样议论：“今之巧宦有所谓不踹泥者，最为可鄙。无论事之大小总当先以是非为衡，而后计利害，又当先公家之利益而后及身家，若全不为百姓受过，为同官分过，为上司担过，则一事不能行矣。故范文正公尝言：‘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真洞见症结之言。”既然为其官，就当职其事，在其位而谋其政也。文人常既愿入仕，拿着国家优厚俸禄，却又嫌公文簿书烦琐。更可恨的是，一些当官的自命“巧宦”，什么事都抱“不踹泥”态度，既不替国家百姓受过，又不与同僚下属分责，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范仲淹说“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可为当官者戒。

　　其二，当官不以其位为乐。在其位，谋其政；有其位，是其政。不以有位为乐，而要以为政为忧。元代名仕张养浩《牧民忠告》一语中的：“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责，有其责斯有其忧。任一县之责者则忧一县，任一州之责者则忧一州，任一路之责、天下之责者，则以一路与天下为忧也。盖任重则责重，责重则忧深，古之人所以三揖而进，一揖而退者，有以也。虽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固未尝不忧其责，而以其位为乐也。若以位为乐者，苟其位者也。呜呼，大圣大贤宜不难于其所任，犹且不自暇逸如此，吾才远不逮圣贤，顾可乐其位而重其去也哉！”身为一代名仕，张养浩在官十年，颇有政绩，他的这番居官在位又忧乐同在的感悟，是孔子“在其位谋其政”的一种发挥和发扬。在张氏看来，大到君臣小到百官，无不有责在身上，而这种责任意识又是国家意识、天下意识的折射。宋人刘敞有一篇“在其位谋其政”的《杂说》，收在吕祖谦编著的《宋文鉴》里，其中所发此番在位忧乐的议论，似乎为张氏《牧民忠告》的先声：“故天子忧天下，诸侯忧其国，公、卿、大夫忧其家，所任大者忧亦大，所任小者忧亦小，非上独逸而下独苦也。古者以进为役，以退为休，劳力者安，劳心者忧，此其不以利私己，故上下一体也。忧大者虑远，忧小者虑短，故有天下者，其视百岁，犹旦暮也；有一国者，其视一世，犹旦暮也；有一家者，其视一岁，犹旦暮也。旦逸乐而暮忧患，人情所不为，是故天子有百世之忧，诸侯有十世之忧，士庶人有终世之忧。”忧大忧小，在位而居；忧患意识，不以在位而设；在何种位，就有何种忧；但从天子、诸侯到士庶人，盖忧以天下忧以国家为己任；无忧者，也盖谓无职责矣。

　　其三，上升到义务论立场，视在位谋政的职责为义务而非权力炫耀。清人甘树椿《甘氏家训》教导其子科举就仕要抱着“仕宦者，义务也”的当官意识，而这一意识具有儒家意义的普遍性价值：“汝之科名，可谓蹭蹬极矣，然乡会联捷又不可谓不速也。吾闻之心为之喜。汝久困名场，今得稍酬其志，谅汝也必心喜也。虽然，愿汝之勿喜也，仕宦者义务也，非权力也。汝既列名仕版（仕版：即当官花名册），则义务将自此始矣。既有应尽之义务，即当忠其事、勤其职、守其官；既委贽于朝，即不得自谋其身；即以身许国，即不得复顾其家。尸位素餐者有罚，簋簋不饬者有刑。上有国法，下有清议，是入仕之初，乃责备业集之始，非欣然自得之日也，故愿汝之毋喜也。”其子连续考中乡试、会试，可谓得意非常，而为父的则认真教诲：不要为之欢喜，当官就是尽义务，就是一种牺牲，而不是权力的炫耀。所以，得官之日，也是承担各种责任义务之时。对此，甘树椿总结历史上当官的不以仕宦为义务而仅仅以权力来视之，从而对国、对家造成的颠覆结局。《甘氏家训》结论：“自世人不知仕宦为义务，多以权利视之，于是强者干进而第荣，弱者疲玩而不职，专谋身家，不问职守，贪黩之风由此起矣。小则败行检，大则覆家邦。伊古以来，国家之丧败由于官邪者，盖不可胜数也，汝其戒之。”

　　关于第三句。孔子的高足曾参说，君子所思考的范围，不超出自己的职位。曾子是孔子极为推崇的七十二弟子中的一位，孔子称赞他“能通孝道，故授之业”。据说体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道德核心的经典著作《大学》为曾子所作。曾子的观点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他的老师的观点，也代表着一种儒家的观点。

　　我们注意到，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论语》中出现两次，一在《泰伯》一在《宪问》，曾子这段话是紧接着孔子这句话讲的，也可看作是对孔子这句名言的一种诠释。虽然只有七个字，但它道出一个“止”字的尽其职责（“位”）的官德效应。所谓“思不出其位”，意味的是达到并留住于此，也就是止于为官做到尽官之道，居官则思尽其职责。《大学》言“止”切入的正是官德的政治道德意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子（孔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这里讲到的“止”，均落实在修身治国的道理上，做官做人，一盖尽其所当为，这就叫“止”。就德与位而言，要以德思位，要以位思职，要以职思责。此也视为居官怠职之戒。官箴对此也多有警示。《从政遗规》：“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州县须知》：“官守者，职分也。”《风宪忠告》：“然君子居其官则思尽其职，所谓危且难者，固有所不避焉。”《从政录》：“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吾所忧’即吾所思）。”思要落实到行上，据此官箴将思其官职又落实到为官的具体行动中。《居官日省录》：“勤敏居官。职分所当然也。”《官箴集要》：“夫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牧鉴》：“为政准则》曰：‘在位必延端人正士、信守父老，询访民间利病，以通下情，询访之后，更须隔别质正的实，然后折衷施行，又不可一概听信，反误事体。’”很显然，这里似乎已经涉及到具体的官德准则和规范的问题了。

　　对于“止”的讨论，引发我们对于王夫之解释曾子这段话的一个思考。王夫之引入《周易艮卦》训其义谓：“君子读《艮》之象辞，而以为慎思之则也，乃称之曰：君子之存诸心者，于道无所不涵；致其知者，于理无所不穷。而当其用思，则有异焉。思者，就事而察其理之谓也。若是，则所思之事即其位，而所处之位乃其可用吾思者也。位之中有得有失，有常有变，深入而备体之，恐不尽其理也，则有研几精义之无可略者矣。若位之位，存亡者天也，顺逆者人也，古今者时也。他日之或然，今日思之，则适以乱当前之所守；他人之未得，而代为思之，则不念在我之已疏。君子于此，不侈其博闻多知之长，勿逞其泛应旁通之力，故在己尽而于物不矜。理得于己，而抑又何求哉？此艮止之学，君子用之以治思也。”所谓“艮止之学”，源自于《艮卦》的“彖传”语“艮其止止其所也”。意思是：施止于应当抑止之处，说明“止”要适得其所。这句说明《艮卦》揭示的“抑止”之道，重在止其所止，但目的却在于保持正确的“行”。《艮卦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已经道出“行”“止”之间的辩证关系；“六五”“止其辅”之后导致“言有序”，更是以“止”求“行”的明显象例。这寓意着行之于止的“行”，含有积极进取之义，“行正”必先“止邪”。而《艮卦大象传》言“思不出其位”，无疑是把“抑止”作为“进取”的前提。所以，联系《艮卦》的“止”义，又借此王夫之的释义，令我们进一步看出“思不出其位”的职责意识。

　　王夫之发挥《艮卦大象传》。其辞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意思是：两山重叠（喻稳固不动），象征“抑止”；君子因此所思所虑不超越本位。兼，犹言“重”；位，指本分所守之位。但也有进取之义。王夫之训其义得：思其位，要思即位之道，研究治思之道，看出有位之失之得，寻找其规律；思不出其位，既是尽职守分又是以理处位，又是含思其位于其中的。如王夫之引入“诚”说其居位安职，突出德对位的协调性：“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这似乎已超出对“思不出其位”的一般理解。如程颐《周易程氏传》似乎有这样的理解：“君子观《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显然，程氏的解释远不如王氏理解的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