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三节 儒家官德与孟子积淀

　　中国古代官德属于儒家一路的理论积淀，处处闪烁着孟子思想的光辉。我们可以从历代官箴里找到足够的根据。而且不少官箴已从政事细节里嵌入并融化了孟子观点。这里可以举出具有代表性的官箴来探骊得珠。我们将集中在孟子的思路与定向中，通过若干个孟子命题来展开儒家官德是如何深深地浸透着孟子的精神。

　　1.“恻隐之心”。先看一下由元人张养浩所著的《牧民忠告救焚》，它引孟子“恻隐之心”说明救民如救火，是每个当官义不容辞的职责：“民或失火，则伐鼓集众，亲莅以救之。恻隐之心，人所共有，诚能鼓舞以作其气，虽仇人亦将焦头烂额而相趋患难矣。”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百姓家着火，官员要亲自组织救火，以此可唤起大家的恻隐之心。

　　2.“以义处命”。《牧民忠告闲居》弘扬孟子道义论立场强调官员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一概以进退有为、以义处命而自勉：“进退皆有为。进则安居以行其志，退则安居以修其所未能，则是进亦有为，退亦有为也。”进以行其志，退以修其未能，退还是为了进，这是义之所为：“君子则以义处命，而不倚命以害义，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吾不谓命也。”进退不倚“命”，而以道义左右，这是官之所为的道德根据：“其所以从仕者，宜假此以行道也。”孟子不见诸侯，尤详于进退之道，如《礼记》言：“进以礼，退以义。”以义处命，孟子言行一致。

　　3.“大丈夫”。看一下《牧民忠告》的姊妹篇《风宪忠告全节》如何发挥孟子“大丈夫”思想要求各级官员坚持道义而生：“故节义者，天下之大闲，臣子之盛德，不荡于富贵，不蹙于贫贱，不摇于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张养浩提倡“全节”，官员要节义而生死，学会做一个孟子提倡的“大丈夫”。孟子提倡的“大丈夫”，就是坚持道义而生死的理想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理想人格，随时可以做到“以身殉道”，为实行道义而牺牲一切。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生死情结。

　　4.“先攻其邪心”。再看一下其姊妹篇《庙堂忠告献纳》发挥孟子“先攻其邪心”思想，阐明大小官员向上进谏的应尽职责：“若夫善于纳言则不然，或因进见，或因讲读，或因燕居，先事陈说，如是则国安，如是则国危，如是则为圣君，如是则为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会，表里耸然，乃可陈善，而无扞格之患。昔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职当如此。”纳言非出于勉强，进谏方式虽因君主相异，但是“先事陈说”，达到的目的却是攻“心”为上，让君主心底里明白所言之理。孟子三见齐王，“先事陈说”，也着眼于此。在中国古代政治理念中，敢于直谏进言献纳之士，被称为“直士”。甚至在《吕氏春秋》，还专设《贵直篇》，其中有《贵直》和《直谏》两篇。可想而知，对于中国的整个思想界来说，贵直是普遍受到赞许的一种政治美德。

　　5.“枉尺直寻”。对于“直谏”，孟子是从政治人格的高度上给予充分肯定，并且他自己把这一人格的政治品位表演得极为真实，虽然孟子不是一个地道的“演员”。这里很有必要提及孟子对于“枉尺直寻”的特别有意思的申辩。这里借助于明儒名仕吕坤在《治道》中发挥孟子“枉尺直寻”的政治人格意义作一探析。《治道》：“为政以徇私弭谤违道干誉为第一耻。为人上者自有应行道理，合则行，不合则去。若委曲迁就，计利虑害，不如奉身而退。孟子谓枉尺直寻不可，推起来，虽枉一寸直千尺，恐亦未可也。或曰：‘处君亲之际，恐有当枉处。’曰：‘当枉则不得谓之枉矣，是谓权以行经，毕竟是直道而行。’”“直道而行”，是为政之德，直道之官，与君合则行，不合则离去，绝不委曲迁就。即使委屈小节而成就大事（“枉尺直寻”），也不可为。这是“直道而行”的政治人格，孟子就是属于这种人格的。《孟子滕文公下》诠释了孟子言行中的“直道而行”，也就是孟子三见齐王的故事。孟子弟子陈代不解孟子为什么拘泥小节而不见齐景公，认为如果能够帮助实行王道统一大业，也不妨去见一下，并引古书劝孟子“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如可为也”。孟子却认为不可，并以重义轻利的价值选择否认了只为追求利的“枉尺直寻”，这不是“勇士”、“志士”所为。孟子辩驳道：“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虞人”：管理山林苑囿的人，常戴皮冠。古代国君召人，一定要用相当的事物作凭信，如用旌旗召唤大夫，用弓召唤武士，用皮冠召唤虞人。这也是对人的一种礼节或尊重。孟子赞扬虞人为“勇士”和“志士”，是因为齐景公不以礼节规定、用旌旗而不用皮冠召唤虞人，虞人不愿去。虞人也因此得到孔子赞赏。孟子诠释了孔子的肯定，称其为“勇士”和“志士”，就是因其勇于、志于道义而非利益，无论是“枉尺直寻”还是“枉寻直尺”，只要以利言之，则一概反对之，因为君子“直道而行”，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义绝对是重于利的。这里重要的是，孟子从“直道而行”中揭示出了儒家心目中对于自由人格一种特定的规定、向往和拥有。这种“直”之精神在中国古代官德里有着相当的感召力。

　　6.“为政不难”。看一下南宋胡太初借孟子“为政不难”阐明其官箴。为论次县令居官之道以贻他人，胡太初作《昼簾绪论》十五篇，其中《势利篇》引《孟子离娄上》一段话证得“为政不难”的居官之道。《势利篇》：“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者，一乡之望也，齐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间有道义重士，文献故家，过从往来，尽可以问政请益，植财润屋，积粟盈纥囷，缓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济无。巨室本未尝得罪于我，而我乃遽以抑强扶弱之说，先入乎其心，因得罪于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负于邑大夫哉？”孟子的原话是这样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注曰：“巨室，世宦大家也。”意思谓家国之正气，天下之榜样；“得罪，谓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朱熹认为，此段意在指明，为政者应具备德性素质，家国之本在修身，如此执政，方能使人心悦诚服，也有德化之功效。这就是为政不难之处。如朱熹指明此段：“盖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则人心之难服者先服，而无一人之不服矣。”胡太初引此段表达出官吏为政之道，应与家国和谐，需要自家努力，宁可家国负己，而不可自己负家国。这是典型的儒家整体主义价值取向，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德化理想。《昼帘绪论势利篇》引《孟子离娄上》此段话，可能有两个意图：一是奉劝他人做官应注重自身修养，起到德化社会，移风易俗的风化作用；一是希翼他人做官能顾及国家利益，增强民心家国的凝聚力而起到感化天下的德教作用。两者归乎在“为政不难”而难在“修身”与“德化”的内在互动，就是要借此产生出一种“德教溢乎四海”的德政绩效。扩展地来看，就是对官员德性、甚也包括对君心的提倡与约束，天下就有向心力，也就是德化在天下的指向，而其向心力的指向性首先指向于对民的积极引导。如王船山训其义所得：“夫一国之民情，其依附于巨室久矣；巨室慕而一国之欣然向慕也必矣；天下之民心，其瞻望于国人固己，一国慕而天下之翘然想望也必矣。夫然，则令未行而先怀待命之枕，教已至而自致顺从之速，沛然其无所滞乎！君心之所得而施之于教令者，溢乎四海而无不行焉，而为政岂难乎哉！”维系和感化“一国之民情”、“天下之民心”者，在“固己”，即坚定地修身；又在“施之于教令”，即善于德化天下。做到如此，则就有“为政不难”的实际效果了。

　　7.“爱民如子”。爱民如子是儒家官德的最基本信念，孟子的民本观念无疑成为中国古代官德的真实鲜活的灵魂。孟子提倡仁政，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王道论者，儒家官德纳于此中，形成特色。明仕薛宣《从政录》基于此理定下官德：“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日父母者，有必然矣。”居官之德，爱民如子。孟子形象地喻之：尊敬自己家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他人的长辈；爱护自己家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他人的儿女。对此最重要的证实是，孟子确立的爱民如子，绝不是空洞的抽象，而是有实际内容的规定。对此孟子有个证明，即“民事不可缓”。所谓“民事”，乃为人民的生计，做官的当以此为紧迫和急切之事。所以孟子设计了一系列王道之举，如“制民之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就是土地，给人民足够的土地，人民才能安心于生产、生活。爱民如子，孟子又对“制民之产”设计具体方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土地、衣食、教育都属于爱民如子的实实在在，“仁政必自经界始”，民事、民本，在孟子的心目中，无疑成为君王百官的政事之急务，“爱民如子”、“民之父母”，绝非只是挂在口中的一句漂亮的口号。

　　8.“君臣互诚”。儒家一直牵挂君臣互诚的问题。人性至诚，孟子的证明是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上给予定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往大都强调臣对于君的忠诚，而孟子要加强君臣互诚。也为儒家官德勾勒出一种方向。清世初爱新觉罗福临撰写《人臣儆心录》，在肯定君位至诚的前提下，以孟子告诫君臣互诚：“大抵人臣之所望于君，动曰君其信我勿疑耳。夫上之于下，孰不欲以至诚相接哉？使人臣各秉诚以事其君，亦何嫌何疑，而不视为手足腹心也者？夫惟因伪而后疑，因疑而不信，则皆作伪者之自取也。故曰：一诚有馀，百伪不足。嗟乎，伪亦奚利于人哉！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以其有是至诚之心也。今且去诚而崇伪，其于禽兽又奚择乎？故不诚则伪，不伪则诚，纤介之差缪乃千里，危乎微乎，在人臣深辨之耳。”君臣互诚，诚与伪判为两截，因为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标志，是人者、是君者、是臣者，必以诚信相互对待。提出诚的要求，盖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一以贯之的传统。在官箴里更为彰显，清人石成金集前人官箴之要，撰《居官事宜》，专设“立信”官箴：“立信。信者，居官立事之本。”至于在《孟子》一书的话语里，关于“诚”的表述、表达、阐发更是意味深沉和深长。

　　所举出以上八条，仅仅为儒家官德理论基础的“冰山一角”。我们以孟子积淀，勾勒出的图景，仍然着眼于儒家义务论的刚性要求，对于官员来说，以德性为先，以为政之德锁定为当官的道义职责，它是贯彻在为官的方方面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