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二节 儒家官德规范具有的“契约”性质

　　追究这个的问题，答案或许有好几个，但是这里是加强了这样的基本看法，即规范质底上具有社会契约的品格。

　　1.社会学意义里的阐释。这里，我们先从社会学观点来作一番澄清。

　　社会学家、美国人詹姆斯科尔曼在其名著《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对规范作了契约论意义上的诠释。科尔曼指出：规范存在的条件是社会认定对规范涉及的各种行动得以控制的权利，因而规范涉及的权利，不是法定的权利，而是社会认定的权利。由此可见，“规范是契约的一种”，是“根据社会共识，行动的控制权并非由行动的主体所拥有，行动者之外的其他拥有行动的控制权”。因而，对于规范的这些社会认定的权利集合就成为行动中的“新行动者”，“这个新行动者被定义为法人行动者，它是一个拥有权利的法人实体，其成员把权利授予它。科尔曼进一步指出，由此规范实现了二级转化，即经由”社会共识“转向”法人行动者“由此带来两个直接结果：一个是既可以确立规范的权利有效性，又可以促使现成规范应用于社会行动之中，另一个是既可以认定社会规范的结构建立，也可以构建共享的规范价值导向和公认的交往准则。科尔曼由是推得，从”社会共识“到”法人行动者“的权威授予，规范的权利效应显然是由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成员根据某种”契约授予的。

　　契约意味着订立契约各方的义务与权利的界定和归属，因而在科尔曼的观点里蕴涵了这样的语意：“规范蕴涵利益”。一方面，这种利益指涉的是规范所获得的相对独立、客观存在的控制权利和引导权利。也就是说，在获得规范的权利效应的语境里，规范事实上成为了某种超越个人的实体，规范的权利成为限制或鼓励主体行动的理由。因而相应的，规范确立后，就会出现两种相反情形：一种是行动主体服从规范获得利益，即规范的制订者与承受者在利益上是同一的；另一种是行动主体服从规范却没有获得应得利益、甚至反而失去已有或将要有的利益，即规范的制订者与承受者在利益上是分离的。另一方面，这种利益蕴涵着义务意识。对于订立契约、制定规范、服从规范的主体来说，无论是行动者还是受益者，接受或服从规范，均应负有对规范的义务心的自觉敬重，因为契约内在地包含社会共识和承诺，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义务和约束，而一方的义务和约束又指示着他方的权利。所以服从和接受规范的任何“法人行动者”，都自然地承受因服从规范而得到或失去某些利益。面对解决这样的不同一情况，以义务心为协调性立场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儒家的确是这样来看待规范所蕴含的利益。

　　2.《五子之歌》中的儒家规范论确认。规范蕴涵利益，儒家看到了规范内蕴着的义务心使然的敬重，它为社会的稳定和做人的标准提供了导向。《尚书五子之歌》从先帝之“训”，看到了从先王以来的规范传承，具有特定的社会控制力量和指导行为价值，背离或违背规范，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德性，结果只能受到相应的惩罚。先王之“训”，就是一种规范，它具有控制和惩罚的权利。《五子之歌》以“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为历史背景，一连讲出“大禹之戒”的五大训，来告诫百官：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先王的“规范”提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官要见之行之，身居官位，治理万民，必须敬重这样的规范，它应该成为君王百官驾御万民的控制力量。反疑问句“奈何不敬”，包含了一种强烈的义务心自觉，先王的遗训和教导，可以成为现实的契约，来引导和控制，百官只有接受和服从。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先王的“规范”提倡戒色戒酒，失去这样规范的引导和控制，就会身败名裂。这里，《五子之歌》的作者似乎看到了规范控制行为的双重性质，即内在的控制力和外在的控制力，“色荒”是人内在道德控制力的丧失，“禽荒”是人的失去规范控制和引导的外在残暴行为，由内向外，有内在逻辑。桀之“色荒”又“禽荒”，导致失败，也验证了这样的道理。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先王的“规范”提倡纲常伦理，它是维护安定社会秩序的“道”、“纲”。唐尧、虞舜、夏禹创立的纲常伦理、道德纪纲，至太康丧失，不受此“道”此“纲”控制，导致天下混乱，由此失掉天下。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先王的“规范”提倡“有典有则”，即留给后人治理国家的准则和原则是来自于先王的“典”和“则”，这些规范已经预先得到人们的确认和遵守，我们只有遵循和执行的义务，而绝没有违背和抵抗的权利。否则，就是“荒坠”、“覆宗”、“绝祀”之灭亡结局。

　　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作者感慨太康之失，只是没有谨慎对待道德，没有服从先王规范的制约，此“德”所失，就难有天下可再支撑。后悔也无济于事。

　　《五子之歌》作者的基本意思显然强调的是对先王规范的义务性肯定。谁违背了先王的规范（“先王之训”），谁就会身败名裂，太康不正是这样的生动例证吗？据说，推翻夏王太康的是后羿，而后羿也重蹈了太康的耽于田猎、“不理政事”的覆辙，也被人杀掉，失掉天下。儒家有法先王的传统，效法先王的规范，并以此作为行动控制者。在儒家看来，先王们确认的规范，对于后人来说，就是一种契约，先王们也遵守，你们也遵守，大家都遵守。这是无须怀疑的信念。而且先王们留下的规范，人们不可能自然学会和执行，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这就像工匠严格地用规矩制作器具，规矩可以确认和传授，但是不可能使人自然地聪明起来，它需要靠人的自觉遵守和执行。而且执行了规范，是有回报的，它益于人们的行动。孟子指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国君执行“仁礼”（在孟子的政治道德观里，仁礼也即谓一种规范），有利于治理天下。儒家看到并肯定了规范内蕴着的德性利益。首先在儒家那里，规范所折射出来的是一种道德法则和义务敬重。理由是，对于制定规范、服从规范的行动主体者来说，内心都应由义务心驱使，或者说，无论是行动者还是受益者，接受或服从规范，均应负有对规范的义务心的敬重。事实上，从历史积淀的角度看，规范内在地包含着社会的共识和承诺，并由此产生相应的义务约束，同时只因服从规范而获得某些利益。基于规范获得或拥有了这样的德性价值，儒家似乎看到了规范拥有更宽广的政治道德意义，并且试图伸展出它的多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