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法先王”传统,无疑成为儒家仕之传统的榜样。士从政,则为仕。“儒”也好,“士”也好,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早称呼。
1.中国知识分子,从开启的一代,就有了的情结。带有儒家信念的知识分子,从其一开始,就具有相当的入世精神,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写照,本根上还是属于承继儒家传统的一种积极延续。按儒家定义,所谓“儒”指的是一批有知识、懂礼仪、有特定行为品格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也即“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倾向与‘专业’范围的知识阶层”。儒学大师荀子对“儒者”作了“雅儒”、“大儒”之别,也意在突出其实现政治使命的社会责任。自孔子以来,儒家人物积极奔波,努力参政,并且在事实上确实多次参与了社会政治活动。儒者们“把目光由原初的以知识与礼仪服务于社会,进一步扩展到济世治国,明确以政治与伦理方针干预社会现实”。儒家思想在以后的发展中虽有所起伏,但是这一传统在儒家的政治道德思想里,确是一以贯之的。
儒家主张“内圣外王”,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身的完美德性发扬光大而推至治国平天下。这一治国路径立足在修己生德而成德上。并且儒家站在道义论立场上,以不可抗拒的绝对义务论来要求从政者(当也包括知识阶层参与政治)必须坚持德性为本来从政执政。儒家创始人孔子在面对其弟子(也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从政时一再要求他们“为政以德”:“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为政也以孝为本。“闻其政,求之与……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执政是以温良恭俭让诸德性为准则。子张问政,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为政必须勤奋和忠诚。子路问政,孔子答道:“先之劳之”,外加“无倦”讲的也是这种意思。在《尧曰》篇,孔子直面回答子张提出“何如斯可以从政”的问题,孔子说出了士者从政之德,有“尊五美”、“屏四恶”之具体性要求: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君子为政以“尊五美”、“屏四恶”为要。以德性为本,以德政为先。在这里,孔子似乎对其弟子从政抱着积极的态度,但是希望和强调他们必须坚持德政和德性。
孔子似乎为中国知识分子勾勒出一条主体从政路径,即“学而优则仕”。他的弟子子夏若有所悟:“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居官有余力则应当努力学习,学习有余力则应当努力去从政。也就是说,学习与从政是可以无加间隔阻力而相互通畅的,只要努力去做。其实,孔子对其弟子从政是褒贬有别的,但总体上还是积极认可的。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有记载:
宰予,字子我,鲁人。有口才,以言语著名。仕齐为临贵大夫,与田常为乱,夷其三族。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岁,有才艺,以政事著名。仕为季氏宰,进则理其官职,退则受教圣师。为性多谦退,故子曰:“求也退,故进之。”
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岁。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为人果烈而刚直,性鄙而不达于变通。仕卫为大夫,遇蒯蓟与其子辄争国,子路遂死辄难。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恶言不入于耳。”
宓不齐,鲁人,字子贱,少孔子四十岁。仕为单父宰,有才智,仁爱,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
对于子我、子有、子路、子贱之“仕”,孔子评价不一,褒贬不同。在此篇,记录孔子弟子为仕的,还有多人,虽没有孔子的评论,但是从其字里行间看到似有孔子的赞美之辞,也即他们的仕之品德和行为基本上符合孔子的标准:
言偃,鲁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时习于礼。以文学著名。仕为武城宰。尝从孔子适卫,与将军之子兰相善,使之受学于夫子。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岁。有君子之资,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仕鲁为大夫。
高柴,齐人,高氏之别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岁。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而有法正。少居鲁,见知名于孔子之门,仕为武城宰。孔子对其弟子不乐仕也有些许赞美:
公析哀,齐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是故未尝屈节人臣。孔子特叹贵之。
漆雕开,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岁。习《尚书》,不乐仕,孔子曰:“子之齿可以仕矣,时将过。”子若报其书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
由此看出,孔子对于他的弟子就仕出仕是辩证对待的。孔子的看法似乎也代表着中国人对于知识分子“优则仕”的传统观念。
2.责任关切。透过上述孔子一席谈论,可以看出在其褒贬之间倾注着一种对于知识分子从政的责任关切。此关切有三:
第一,为政有进。知识分子学有长进,进退有余,见国家需要则挺身而出就仕,这是他们的正路,不得见异思迁。第二,从政以德。知识分子习政有所长,它见于德性和才艺,兼其两者习政为最佳,而其中仕之品德优先于仕之才艺,为政以德,这是知识分子从政的“绝对命令”。在这里或许孔子开了知识分子从政取“德与才何者为先”的道德争论之端!第三,执政有道。知识分子执政天下,应是以知识和能力治理家国走遍天下的,在位谋政,不得懈怠,不得糊弄。衡量其资的恰是处理政事的知识能力,而这正是知识分子借此执政天下的必由之路。孔子关心的是知识分子仕之进路的正道、德性、知识、能力,它象征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势必“为政以德”的伦理责任和官德意识。但是从孔子弟子从政的实践经历来看,其为政者未必走入知识分子从政的如孔子所期望的理想结局,如宰予。因此,同一个环境、同一种条件、同一位教师培养出来的人,只要心术不正,结果就会两样,甚至会截然相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要析其此,就得找出根源。上升到责任意识,可以看出其微妙所在。
那么,何谓此番“责任”意识?对此放在儒家立场来看,其至要在:以道义论立场确立出于义务敬重心的自律责任体系。它首先是从人的内在出发,建立在人心中存在的客观普遍的道德基础上的自律。孟子的证明最具这样的逻辑。
孟子肯定,人之为人的根据是由人心中的善端及其扩充而最终确立,而能与人的本质做到名实相副的,恰恰就是人拥有这种善端的扩充发扬。不仅这种善端的扩充本身,就是认识、体悟和把握道义的过程,而且做到它本身也是人的责任和义务,就连尧舜这样的帝王也是尽于此责的。孟子分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在孟子看来,“由仁义行”,就是“尽其善端”、“扩而充之”,这是人的义务。更具义务论立场的儒家逻辑上,孟子陈述了由内向外的责任前提,即主体性保障问题。孟子最有力的证明是提出了“善端”说,并由“四心”“四德”到“义之路辨”,突出了义务论立场。
《孟子公孙丑上》有一段如是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对于把人的“善端”“扩而充之”的义务心证明,孟子的基本思路是:人的“不忍人之心”是出于人之天性所固有,由“不忍人之心”扩而充之,即为“四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发端。这样由“四心”而“四端”,由“四端”而“四德”,乃径以“四德”为人之本性所固有,即构成孟子“性善论”的理论结构。虽然孟子主张“善端”是“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然而对于“四端”的由内向外,孟子倾注于人要反求于自身的主观努力,去扩充、培植、发扬:“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于事父母。”而这需要对人“求其放心而已矣”的一种义务心自觉。因为人对此存在“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两种可能,但如何“求则得之”?在这里孟子引进“义之路辨”的一系列阐述和论证,以“路”训“义”、使“义”与“道”相联结,意在挑明这种义务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孟子离娄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按道义走路,就是正路。按道义行动,就是正义。这也与孔子“行义以达其道”相为彰显。
按孟子这一逻辑的证明,其实际意义是解决了儒家崇尚内圣外王而引发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内圣”的自律体系依靠什么来运转,其主轴心又是依靠什么来建立的以及“外王”的他律体系依靠什么来保证行为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儒家的观点,集中在孟子“义之路辨”的一种道义论立场中对义务、责任的敬重心确认。这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誓言成为孟子式的“大丈夫”奠定了一种责任传统。同样也为儒家官德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性向导。
说到底,孟子的证明,仍然是基于殷周以来的道义论、仍然是基于法先王的传统。这已经成为儒家政治道德的基础性认识。因此,儒家官德理论,上有溯源,中有陈述,下有延续,它是渊源于先王的传统又扎根于道义论立场的一种理论体系。
如果说儒家的责任体系是来自于道义论立场的孟子式证明为“蓝本”,那么,我们一般讲到的包括行政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为主要内容的责任体系,在儒家就集中地表现为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由于在孟子的哲学体系里,法律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或许只有心中的“法”,而没有外在的法律规范,因此,法律责任就无从在孟子的逻辑里占有一席之地,它影响了整个儒家官德体系的实际效率。以致有许多贪官污吏敢于以身试法、钻法律的空子,就是缺少这样的法律责任对他的制约力。如果使之运用于今天,那这个法律责任是绝对不能取消或淡化的。当然,孟子的心愿还是值得敬佩的。这一点,我们还将在下面的章节里继续分析。
§§第五章 儒家规范论与官德理论的精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