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三节 德性与责任意识的积淀

　　儒家树立以德性为体的官德价值体系，是经历了“法先王”传统（五帝传统）的证明。尧、舜楷模，在儒家官德理论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和强烈的关注。这一关切完全地注入于“圣人模式”来展开其官德在道义论意义中的生发。经过这样的证明，儒家试图建立为政之德的基础性存在，即一种为官德性和责任意识的义务性规定。义务论不是抽象的无物之空洞，这些证明，同时也为儒家官德设计的义务论立场提供了历史事实根据，圣人更是据此成为天下君王百官的实际的道德榜样。

　　1.五帝传统。儒家崇尚“法先王”，首先效法于五帝（黄帝、颛顼、喾、尧、舜）的传统。我们注意到，史书有关五帝的记载，彰显的主体，却是五帝传统中的德性和德行。试读一下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相关记载：

　　记黄帝：“轩辕（黄帝之名）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两件大事，即修德治农，治农故黄帝有“土德之瑞”的赞誉，修德乃以修养品性和勤于农耕为职责。

　　记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颛顼依规则做事，有对自身的道德和智慧的规则要求，有对农业活动的规则要求，按规则办事，这是政治道德原则，又是为政之己任。

　　记喾：“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扁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喾取黄帝和颛顼之德，又增添“执中”之长，使天下“莫不从服”。帝喾坚持黄帝和颛顼之则，“修身其德”、“顺天之义”，以义务左右自己的事业。

　　记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中国。”--尧行事作风如先帝，修身驯德，依“天”之规则，其仁其知，出于“天”，这是己任之责。

　　记舜：“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舜勤政，举贤德之士齐家理政，“莫不时序”，“内平外成”，是舜按先帝们的规则达到的理政积效。

　　五帝的传统有一以贯之的精髓，就是涵盖在司马迁对五帝之德的描述里。这是一种为政之德。归纳一下，大致涉及的德性和德行，都属于规范类条目，有以下范围：

　　修身。帝喾：“修身而天下服”。

　　教化。帝颛顼：“治气以教化”；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舜：“使布教于四方”。

　　执中。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仁。帝喾：“仁而威”；帝尧：“其仁如天”。

　　信。帝喾：“惠而信”。

　　诚。帝颛顼：“絜诚以祭祀”。

　　爱民。黄帝：“抚万民”；帝喾：“顺天之义，知民之急”；帝尧：“便章百姓”。

　　智。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帝喾：“聪以知远，明以察微”。

　　明。帝喾：“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尧：“能明驯德”，“百姓昭明”。

　　勤。黄帝：“劳勤心力耳目”。

　　节。黄帝：“节用水火材物”；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劝农桑。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时播百谷草木”；帝颛顼：“养材以任地”。

　　为公。帝喾：“普施利物，不于其身”；帝尧：“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举贤。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帝舜：“举八恺……举八元”。

　　所勾勒出的五帝为政德性条目，几乎成为历代史书记载五帝传统的基础事实。上古帝王的这些美好的为政品德，受到儒家的推崇和弘扬。孔子对于先帝王不无赞美之辞。而这种赞美之辞，集中展现的正是先帝们的德性魅力。《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朱熹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不必谓独尧能如此”。尧、舜、禹，出于他们的高尚德性和德行，都值得尊敬。孔子一再称其为“巍巍乎”，意也在如此。在《论语尧曰》，孔子赞叹：“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民说。”显而易见，孔子百般赞美尧、舜、禹，仍是注重其为政之德。

　　2.五帝作为“榜样”的深意。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以尧舜先帝为楷模，并且敬重他们的德性和德行，儒家言必称尧舜之道，就是要教导人们从其楷模的道德力量中树立德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获得引导和控制官员的特别权力，使其折射出一种道德责任，使之成为德性精神和官德原则的永恒原动力。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中从伦理学立场对“榜样”所折射出的道德法则意义阐释出这样的观点：“尽管人类的全部善都还不甚完美，但通过一个榜样所折射出来的法则，仍然具有使我自傲自惭形秽的力量。”而且，“他们模仿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模仿一种法则。”此法则就是道德法则，对榜样的敬重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对榜样的赞颂就是对道德法则的赞颂。康德进一步挑明，出于这种赞颂的，是人心中的自觉：“敬重是一种赞颂，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无法拒绝它；或者，我们也许外表上对它不屑一顾，但是我们内心中却不可能回避它。”持着敬重感走向榜样，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道德意识在驱使着我们？康德指明：“敬重感或者鞭挞我们，或者催促鼓励我们追随可以达到的好的榜样，它大大地贬抑着我们的自负。于是，我们向这样一个人表达的敬重（准确地说，是向其行为中展示的法则表示敬重），就不仅仅是敬佩了。”

　　敬重榜样，我们是在向榜样中展示的道德法则表示敬重。儒家树立起来的尧舜楷模，也在展示这样的努力：从尧舜楷模中获得德性原则的原始驱动力，并转化为行动的基本准则。基于儒家官德的治道立场，儒家确立尧舜楷模，希冀从榜样中使官员获得敬重职责的治道意识。这是对官员进行了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义务论熏陶。吕坤《治道》有此感慨：“天下事，不是一时做底，故尧、舜相继百五十年，然后教化大行。”尧舜相继百余年，悠悠未断迹，留下的就是德性和德行，跟随先王们的足迹，本身就是对官员们的义务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