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二节 义务境界

　　儒家官德境界是有理论支撑的。同理可得，儒家官德理论，是有着哲学背景支撑和哲学素养提供的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儒家的道义论，造就了以义至上、以德为先的精神境界，也成为仕宦的实践标准和价值取向。因此也造就了特有的儒家官德境界。在儒家的官德词典里，虽然不常见“道义”二字连用，但从“道”、“义”的真实理解里，已经蕴涵了儒家哲学的精神实质对于官德精神的哲学关照。从儒家哲学层面阐明儒家官德境界，可以预先提出这个有待于说清的观点：这一境界是儒家本体论哲学中应有之题，既随之而来，就挥之不去，集中在一点上，它就是对道义的追求。

　　道义论化为义务论，义务论化为规范论，规范论化为德性论，它的主轴核心是以道义论为基础。其中蕴涵了什么样的儒家哲学关切？是本体论的关切，含有为人之道和为政之德的关切。这里首先就要搞清楚：儒家哲学究竟有没有本体论？如果有，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也可以这样问：中国哲学有没有西方人意义中的本体论？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第一个给本体论下了定义，见之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有’以及‘有’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里的“有”，也有译为“是”、“存在”。这个定义是西方哲学对本体论最早的经典表述，这里的本体论哲学逻辑是停留在思维概念中的运动，是概念、范畴的逻辑运动。在沃尔夫定义里，“有”是无所不包的，从“有”里面产生或推出各种分有，如“一”、“善”，以及“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中国哲学里是没有这样的纯粹逻辑来逻辑去的概念范畴运动的。名实相副，逻辑观念没有脱离现实的世界，因而就有道不离器的基本哲学性质。中国人早有“道”的说法，儒家对“道”，给予人生意义中的重要确认。“道”是做人做事的标准和追求的境界。孔子有两个说法，很能体现这样的情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和“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不离器，道总是指引人们的行动，同理，做人和做事，也总是在道的引导下进行。所以，在中国哲学，尤其在儒家哲学里，本体论更多的就是对“道”的追求中、从“道”的原则里获得做人做事的依据，这里不妨称为义务论境界，是做人的境界、做事的境界，也包括做官的境界。所以在中国的哲学氛围里，对道义的追求成为中国本体论哲学最基本的核心要素。它主要归属于境界问题。这里，也可看出中西哲学的差别性。

　　蕴涵在中国人本体论意境中的道义意识，化在实际生活的世界里，它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秩序的伦理精神，儒家也彻底地把这样的伦理精神集中地转化为维持社会稳定秩序的中流砥柱--官--必须具备的为政之德的精神支撑力。义利之辨，儒家强调的是以义为先，忧乐之辨，儒家强调忧以道义、乐以道义，生死之辨，儒家彰显的是生以道义、死以道义。孔子有“杀身成仁”，孟子有“舍生取义”，开辟了这样的官德精神，“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宁为道而死，不为非道而生。这就是与道善始善终的义务境界。生之始终，始于道、终于道，这叫“以善自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