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身份的象征：从士到仕的道义性筹划

　　儒家十分重视士者从仕的政治道德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涵盖了儒家政治道德的来龙去脉。

　　1.“士”。何谓“士”？古书有多义。但这里限定为读书人。《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士为四民之一。《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何休注：“士民，学习道艺者。”《荀子致士》：“国家者，士民之居也。”由此看来，在春秋战国，士已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论语》中，孔子对这个阶层给予了强烈的从政关切，由此也找到了儒家官德的整体性探讨与系列性研究的源头之一。

　　2.“儒”与“士到仕”。要检讨这个问题，首先应厘清先秦时代士阶层的身份象征：“儒”。

　　在先秦，儒，应该属于“士”阶层。而在春秋战国，儒又有自身特征。综合地看，这样的说法比较符合儒学发展的真实情况：“所谓‘儒’，正是有知识、懂礼仪，并具有独立人格与高尚品格的知识分子……（他们）把目光由原初的以知识与礼仪服务于社会，进一步扩展到济世治国，明确以政治与伦理方针干预社会现实，正是孔子以来之‘儒家学派’的新特点。”在这些儒者的身上，体现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就是“济世治国”的“入世”精神--“以政治与伦理方针干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究竟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方针”成为他们“干预社会现实”的规则。这一点，孔子作了始发性规定。而孔子恰恰是从对“士”的原初性规定里找到了儒家官德理论往后发展的“轴心”。

　　在《论语》中，“士”字出现十余次，但基本属于孔子对“士”入仕的从政的原则性规定。《论语子路》记载，子贡向孔子求教何以为“士”的问题，孔子道明了这点：“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规定“士”？“士”的从政能力又究竟如何规定？孔子肯定：士者从政，必须要有为政之德，哪些“德”？孔子有如此官德设计：“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最紧要的；还有“孝”和“悌”，还有“言必信，行必果”，这些都是士者为仕的基本道德素质。当然，孔子对于士的德性规定，也是多方面的。《论语宪问》：“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若留恋安逸，就不是一个好的士了。《论语子路》：“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这里孔子讲出了士有多重德性集于一身的特点，如互相切磋勉励，互相和睦共处，与朋友切磋勉励，与兄弟和睦共处。这就是士的标准，也是由士到仕的规则。它与回答子贡所问，有相致的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地方，是孔子对由士到仕提出了道义论的设计，即在“道”的意义里作了以下规定：《论语里仁》：“士志于道”。

　　《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士，要立志于道，要志向于道；士以实现道义、仁德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样的士，是追求道义，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孔子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对此心领神会，他的弟子中确有领悟到的，如子张感慨：“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见得思义”，就是以道义为基准，出仕，做官，齐家治国平天下，盖莫如此。对此，孔子从通“达”于道的角度，对“士”作了一个具体的实证性分析，《论语颜渊》：“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也？’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矣？’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张认为，士在诸侯国办事必须要有名望，那么在大夫家办事也因此一定会有名望。这就是士之所“达”了。孔子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不是“达”而是“闻”。“闻”是见之表面，未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也就是没有把握住“道”；“达”是通于道的本质把握，具体表现为：品质正直，爱好义理，善于分析观察，能够考虑下面人的意思，这样的人，在诸侯国办事一定能通达，在大夫家办事也能保证通达。而“闻”之者，把握不住道，就不可能做到言行一致，行动上就会背离道义，违背仁义，在诸侯国办事就会见异思迁，在大夫家办事也就会见异思迁了。归根结底，这是说“达”者要志于道义，“闻”者偏离道义。所以，“达”与“闻”，是在把握和实践“道义”上的区别。无疑，这是孔子用了道义论立场来彻底规划由士到仕的从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