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掉进了游泳池
1986年10月的一天清晨,阳光温暖地照耀着,在离洛杉矶不远的埃尔米拉吉沙漠地区一座宅院里,残疾母亲辛迪邓洛普正看着自己17个月大的女儿凯拉,她正和欢蹦乱跳的长毛狗克罗斯在游泳池边玩耍。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来。辛迪转动着轮椅走向最近的电话,那电话就安放在院子拐角处的车库里。她因为几年前遭遇车祸,下半身已经瘫痪。她转动轮椅到车库接电话,才知道是一位邻居打电话跟她聊天。
刚聊了两句,辛迪就听到从游泳池传来几声水响。她想:“这一定又是克罗斯下水了。”因为这条狗每天都要跳进水池几次。但是水声停了,狗却在狂叫,她立刻感到不对劲了,狗下水会一直扑腾,也不会狂叫不止。她立即挂上电话,转着轮椅绕过院角直奔游泳池。
刚转过院角,她就吃了一惊,她看见女儿凯拉已掉在水池里,正脸朝下漂浮着,发狂的克罗斯正沿着池边来回奔跑大叫,似乎想抓住水中的孩子。
看到这一幕,辛迪几乎被吓得昏了过去。她的丈夫罗恩在上班,他工作的地方到家里要有90分钟的路程,她家距离最近的医院有25英里,离最近的邻居也有半英里远。当时她就想到,没有人会在短时间赶来帮她。她快速转动轮椅冲向水池。她此刻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自己救出孩子。”
辛迪会游泳,那是在夏天她为了治疗身体而学会的,但每次都是丈夫罗恩帮她进出水面,因为她缺乏足够的力量来调动自己麻痹的下半身。女儿凯拉此时正漂浮在离池边很远的地方。
没有时间停下轮椅了,也没有办法从池边到达凯拉身边。辛迪现在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转动着轮椅,直奔水池。
当辛迪的轮椅冲进水里的时候,她立即沉了下去。冰凉的池水,使她立刻感到呼吸困难,但她奋力地用手划水,迫使自己的眼睛盯着漂浮在25英尺外的凯拉。她很快划到凯拉的身边,一只手抓住孩子的胳膊,另一只手推着她游向池边。凯拉的身子翻过来时,她看到孩子嘴唇发紫,眼睛紧闭,呼吸已经停止了。
辛迪将凯拉推到池边,想将她推离水面,可是她的双腿不能踢水,她只能靠一只手划水,不知不觉地她又沉到水下,离开了女儿的身体。
她咬咬牙,又重新划过来,深深吸了一口气,双臂插到孩子身下,然后用指甲紧紧抠住池沿,再用自己的头抵住孩子,用头把孩子往上推。孩子的半个身子刚离开水面,可是她因用劲而使水淹没了头顶,孩子又从她头上滑落了下来,再次掉进水池中。
辛迪再吸一口气,又试了一次,她又失败了。她快速地又试,到了第三次,她有了经验,把头绷得直直的,右肩也抬得更高一些。当她再将孩子往上推时,她感到孩子在往上滚,接着滚过她的手,一下子滚到了池边的地上。
辛迪用胳膊扒住池沿,让身体紧靠池边,随即给孩子做人工呼吸,一次、两次,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她绝望了。这时她想到几年前自己在撞车后挣扎的情景,她给孩子再次做人工呼吸。女儿终于有呼吸了,水也吐了出来。孩子先是咳嗽,接着喘气,最后开始哭了。
辛迪大声说:“孩子别怕,妈妈在这儿。”她看到孩子的嘴唇青紫,眼睛无神。她知道,凯拉这时可能会因脑缺氧而引起脑损伤,所以必须立刻打电话呼救。她转过身,游过15英尺宽的池子,到达对面丈夫托她出水的地方。她用胳膊和胸部使尽全力扭动着身体往上爬,终于把双腿拖了上去。
这时,凯拉正在对面的池边大声啼哭,辛迪害怕女儿再次掉进水池,便快速在水泥地上朝着女儿爬去。过了一会儿,终于爬到女儿身边,她紧紧地搂住女儿。她已太疲劳了,但是她知道自己不能停下来。
辛迪把孩子放到后背上,带着她往院子里的草地上爬去。突然,她注意到地上有血迹。她立刻检查了凯拉,看见孩子没有受伤,发现血是从自己的脚背上流出来的。她的脚已被水泥地磨破,双手也被划破了。
爬到草地上,离水池远了,辛迪这才放下女儿。她知道,自己不坐轮椅能够快速找到的电话在卧室里,她又爬过院子,爬到卧室里。抓起了床头柜上的电话,拨打了911.
辛迪紧张地对接线员说:“我的孩子掉进了水池,我已经让她开始呼吸了。她现在正在哭。”
接线员问:“你住在哪里?”
她说:“灰山路。”
接线员说:“我们马上派救护车来。”
辛迪接着又给丈夫打电话,告诉他:“女儿出事了!她掉进了水池里。”罗恩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儿凯拉的哭喊声,他告诉辛迪别着急。罗恩赶紧给邻居休布朗打了电话,幸好这位邻居在家,他不到5分钟就赶到了辛迪家。
这时,凯拉和辛迪都冷得浑身发抖。布朗抱起凯拉,脱去她的湿衣服,用毛巾把她擦干,然后放在床上用被子盖好。接着,布朗把辛迪也抱上床,等待救护车来后送她们去医院。
她们被送进医院后,辛迪的手和脚都被包扎起来。医生对她说:“凯拉的情况不错,她没有因为缺氧而造成后遗症。”尽管医生们一再保证凯拉没有事儿,而且称赞辛迪勇敢地救了女儿,可是她的情绪还是很低落。这时,罗恩来了,他走进病房,一把抱住女儿,问辛迪:“凯拉好吗?”辛迪点点头。丈夫又问:“你好吗?”辛迪又点点头。罗恩紧紧搂住了妻子,说:“辛迪,你是好样的。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做的。”
辛迪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这是感激而又欣慰的泪水。
圣诞节的母亲
[美]约翰杜尔
杜尔从小在芝加哥长大,寒冷的冬季让他想起一些圣诞节的情景。时间回到1925年,当时妈妈带着他和哥哥过着困苦的生活。
爸爸当时已经过世三年,留下坚强不服输的妈妈和两个孩子。
哥哥纳德比杜尔大四岁,已经上学了。妈妈必须带着杜尔去上班,她是一名清洁工,那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那个时候的工作机会非常少,工资更是微薄。杜尔记得当时看着妈妈跪在地上不停地擦洗地板与墙壁,在严寒的天气里坐到四层楼高的窗台外面擦玻璃,而薪水一个钟头才25美分!
杜尔永远不会忘记1925年的圣诞夜。妈妈刚从诺赛德附近干完活,他们搭乘一辆街车回家。妈妈工作了9小时,总共赚了2美元25美分,另外雇主还送她一罐番茄酱当作圣诞礼物。杜尔还记得妈妈将他高高举起,放上街车后方的平台,然后从她仅有的钱币里找出5美分的铜板付了车费。他们握着彼此的双手,一起坐在冰冷的座位上,妈妈轻轻握住杜尔的手,但是她粗糙的双手割痛了他的手掌。
杜尔知道那天是圣诞夜,虽然他当时只有五岁,但是据他以前过圣诞节的经验,他的直觉告诉他,今天除了加点儿菜、到玛莎百货公司看橱窗内栩栩如生的娃娃、雪景,以及其他小孩兴奋的模样之外,别期待任何别的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杜尔心里有一股温暖的安全感,因为妈妈握着他的手,还有一个名为“善心兄弟”的慈善团体也送了一篮食物给他们。
街车路过一个十字路口,路旁的伟伯兹百货公司准备打烊了,最后一批顾客也纷纷离去了。杜尔和母亲坐在行驶的街车上,即使隔着冰冷的车厢与行车的嘈杂声,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些人欢乐的过节气氛,也能够听见他们愉悦的欢呼声。但是当他抬头看妈妈时,他感觉到她身上的痛苦。泪水从她干枯的脸庞上滑落,她紧握着杜尔的手,然后松开,再用她那粗糙龟裂的手,擦去脸上的泪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那双手:肿胀的关节、扩张的血管以及粗糙的皮肤,那显示出她为他们做出的牺牲。
他们下了街车,踏上已经结冰的积雪街道,寒冷的空气刺痛了他们的脸。
妈妈大步向前走着,她没戴手套的一只手紧拉着杜尔,另一只则拿着一个购物纸袋,里面装着一罐番茄酱和她那套脏污的制服。
他们的公寓位于街区中段。理发师尼克每年圣诞节都会在他理发厅旁边的空地里贩卖圣诞树,往往圣诞夜还没到,圣诞树就已经销售一空,只留下满地枯黄或残破的断枝。他们经过那块空地时,妈妈松开了他的手,拾起一些废弃折断的松树枝。他们那两层楼的小公寓里没有炉子,只有厨房煮饭用的火炉。他和哥哥到附近的铁路边上去捡火车上掉落下来的煤炭,还有在隔壁巷子里找几个木制的水果箱以作为炉火的燃料。对他们而言将所有能够燃烧的东西带回家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登上既肮脏又没铺地毯的木制楼梯回到了家里,他们打开进入客厅的大门,屋子里面冷得跟冰库一样,屋内好像比外面还要冷。
穿过客厅就是卧室,卧室在厨房旁边,里面也温暖不到哪儿去。厨房的门是关着的,这样好让浴室、厨房里面保持温暖。整间屋子除了两张床铺、一张破桌子和四把椅子之外,并无其他的家具,地上也没有铺设什么东西。
纳德将炉火生了起来,然后紧偎在火炉旁一边取暖一边专心阅读着过期的《男孩生活》杂志。妈妈帮杜尔脱下外衣,让他也坐在火炉旁,然后就去准备圣诞大餐。
这是一个与欢乐、施予、接受和爱有关的节日,所以他们并没做太多的交谈。除了拥有彼此的爱之外,其他圣诞该有的气氛都没有。他们面对着那小小的火炉,吃着火腿罐头、蔬菜和面包,炉火将他们的脸烤得发烫,他们的背部却被风吹得冰冷。
那时杜尔心里唯一盼望的就是晚上早点儿上床,因为房间里没有暖炉,所以冷得要命。
像平常一样,他们洗漱完毕,便回房间睡觉。杜尔像母亲腹中的胎儿一样蜷缩在两条被单之间,既没有脱袜子也没有摘掉帽子。一阵冷风灌入他的背部,因为他身上那件单薄的旧内衣有一颗纽扣掉了。至于能否收到圣诞礼物他也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杜尔被街上的声音吵醒几次,紧接着又睡着了。
天还没亮杜尔就醒过来。他没有听到送牛奶的人在巷子里走动的声音,也没有瓶子撞击的声音,他知道他还可以睡几个钟头。
但是当他把脸转到妈妈这边时,突然发现妈妈根本就没上床,他的脑子突然变得很清醒,想着妈妈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她终于觉得受够了,抛下他和哥哥走了?他躺在床上,越想越怕,却不敢去证实一下自己想象得是否正确。这时他听到从厨房传来一种吱吱轧轧的摩擦声音,那声音像机器一样有规律:停几秒钟,然后再继续发出声响,然后再度停下来。虽然杜尔非常害怕面对真相,但他知道还是要去看妈妈到底在干什么。
杜尔一进入漆黑的客厅,就看到厨房里微弱的灯光从半开的木门下流泄出来。他越靠近厨房,那种吱吱轧轧的摩擦声音就越响。他看到妈妈背对着他,呼吸时嘴里吐出白气,用一条毯子裹住头部与背部以抵挡寒冷的空气。
右边的地板上放着她最喜欢的扫把,可是扫帚上方的握柄已经被削掉了。她在破旧的木桌上工作着:他从未看过妈妈如此专心努力的态度。妈妈面前的东西似乎是一棵尚未成形的圣诞树。杜尔敬畏地看着她做出的物品。她用破损的菜刀在扫把的把手上挖出洞来,然后把她从空地上捡来的树枝塞入洞里,它马上就变成了杜尔生平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圣诞树。那些不规则的洞无法有效地支撑树枝,她就用一条绳子固定住。
这时杜尔看到她的脚边还有两条毛巾,上面放着玩具:一辆是掉了两个后轮的消防车;一辆是掉了很多个轮子的旧铁制火车,车顶的中段是弯曲的;一个玩具箱,里面的玩偶没有头;还有一个娃娃的头,但是没有身体。这些都是妈妈没睡觉出去捡回来的。此时杜尔心里的寒冷、痛苦与恐惧消失了,他的内心升起一股最温暖的爱。他静静停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流了下来。
杜尔悄悄转过身去,慢慢地走回房间,妈妈则继续进行她的工作。杜尔这些年来也收过一些精美的礼物,但是都无法跟这份礼物相比。杜尔永远不会忘记妈妈,以及1925年的圣诞节。
我那顽皮妈妈的爱
李开复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但和许多母亲严厉管教的做法相反,妈妈不但容忍我的调皮,而且还特别疼爱我这个父母的老来子。我做一些调皮事的时候,母亲总是微笑地看着我。甚至,有时候,妈妈和我们玩起来比我们还要顽皮得多。
一个暑假,我写了一本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全是我的家人,我还把小说录音做成了“广播剧”,并用刀叉配音;此外,我还拍了一本相册,里面是我和我的外甥装扮(有些还是反串的呢)的妈妈最不喜欢的演员、球员、广告角色等。可这本相册缺了一个封面。既然都是妈妈不喜欢的东西,我就想拍一张妈妈生气时的照片做封面。为此,有一天我把电梯按住,让妈妈等了10分钟,然后我在电梯的另一端准备好相机捕捉她“生气的瞬间”。至今,我的武侠小说和相册还被妈妈放在床边。我想,只有像我母亲那样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才会容忍甚至欣赏孩子的调皮、淘气吧。
想来也是,我的调皮应该是遗传自我的母亲。我父亲不苟言笑,但母亲却常常和我们“打成一片”。有一次,哥哥和母亲两个人玩水战,弄得全家满地都是水。最后,母亲躲在楼上,看到楼下哥哥走过,就把一盆水全倒在他头上。
小时候,邻居夸口说,他的水池里养了100条鱼,我们全家都不相信。后来,几个孩子在邻居不在家的时候,决定去把邻居的水池放干,数一数到底有几条鱼。经我们证实,水池里其实只有五十多条鱼。但经过这样的折腾,邻居的鱼死了不少。气急败坏的邻居到我们家抗议,妈妈却一面道歉,一面偷笑,因为“数鱼工程”就是她亲手策划并带着孩子们做的。
我在同龄人中,学东西算是很快的,当其他同龄的孩子还躺在父母怀抱里时,我已经会背“九九乘法表”和古诗词了--这主要得益于母亲的教诲。
母亲坚信我是个最聪明的孩子,所以对我期望最高,管教也最严。我不用功时,母亲会生气地把课本丢到桌上;退步时,母亲可能会打我一顿;进步时,母亲则会给我奖励。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考了第一名,母亲带我出去给我买礼物。我看上了一套《福尔摩斯全集》,但是母亲说:“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著,随时都可以买。”结果,她不但买了书,还另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送给我。从那时起,我就整天读书,一年至少要看两三百本书。感谢母亲的支持,我才能在小小年纪就看了这么多本书,并养成了终身读书的习惯。
我10岁的时候,远在美国的大哥回家探亲。看到我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承受着升学的压力,没有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大哥忍不住说:“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在父母的期待和鼓励下,11岁的我来到了美国南方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市。在这个只有两万人的小城市里,来自中国的小学生只有我一个。哥哥送我去了附近的一所天主教小学。第一天入学,我就蒙了。虽然之前也学了不少英文,但我还是听不懂老师和同学们在说什么。母亲一直很担心,我能否跟上进度。
还好我还不是完全的哑巴。有一次在数学课上,老师问1/7换成小数是多少。我虽然不太听得懂英语,但还认得黑板上的1/7,这是我以前背过的。
于是我高高举起手,朗声回答:0.142857142857……当时,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从不让学生们“背书”的美国老师也惊呆了,几乎认为我是“数学天才”。虽然我并不是数学天才,但是,当时年纪小,还是感觉很得意。回家后,我开心地告诉母亲今天在课堂上的表现,母亲显然比我还兴奋。因为我终于开始一点点地适应这里的生活了。
母亲一直不懂英语,但她每年都会花6个月时间在美国陪我读书。在每年陪读的6个月里,母亲要默默忍受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生活环境;而在她返回台湾,与我分别的6个月里,她同样会为我的学业操心。
临走前,她又郑重地对我说:“我还要交代你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不可以娶美国太太。”“拜托,我才12岁。”“我知道,美国的孩子都很早熟,很早就开始约会,所以要早点告诉你。不是说美国人不好,只是美国人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都不一样。而且,我希望你做个自豪的中国人,也希望你的后代都是自豪的中国人。身体里流的是100%炎黄子孙的血……”
“好的,好的。飞机要起飞了。”
母亲拉住我的手说:“第二件事,每个星期写封信回家。”
没想到第二件事情这么简单,我爽快地答应了。
母亲走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变得特别想念台湾。我更想念母亲,常常想到我最喜欢的事情--躺在她的怀里看书。
我在美国接触到的教育方式以表扬和鼓励为主,这让我信心十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自信和果敢的种子。凭借着自信和勇气,我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两年后,在一次州级写作比赛中,我居然获得了一等奖,当地的老师十分惊讶--这个刚适应美国生活的中学生居然还有人文方面的天赋。
我每周都写信把自己在学习上取得的进步告诉母亲,而且每封信都是用中文写的--因为这是我答应母亲一定要做到的事。
后来,我终于明白,母亲临走时叮嘱我的两件事不单是简单地希望我娶中国的妻子,会中国的语言,更蕴含着一种浓浓的家国梦,深深的中国情。由于母亲的影响,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关心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因为母亲不止一次提醒我说:
“别忘了你是中国人。”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刘心武
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有的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那些见过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等,也足以叫邻居们啧啧称奇。有人就对我发出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沦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母亲在饮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责对我过于“娇惯”和“溺爱”。但还有令邻居们更吃惊的事,那就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邮件大户。如果那几十种报刊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为我订的。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为儿子花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由着他吧!”
1959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和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下一间呢?但父亲却把房屋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父亲迁离北京后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的那张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1969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就是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得向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现在我才醒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的榨菜
何孝素
在重庆万州,女人都会做榨菜,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母亲的榨菜是越嚼越有味的好东西。
母亲一手拉扯大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还照料着瘫痪在床的爷爷,但她却从未让我们感到过生活的艰辛。她用美味可口的榨菜充盈着入不敷出的生活,让我们的苦日子变得有滋有味。
每次回家度完假返校的前一天,母亲总要把各种榨菜使劲地往瓶子里塞,用面槌使劲地压,压实了又再装,直至瓶子里一点缝隙都没有,那架势真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榨菜都让我带走。把瓶子全部装入纸箱后,母亲又在纸箱余下的空隙处这儿塞一块腊肉,那儿塞一截香肠,一点儿空间也不留。最后,母亲把那实实在在的纸箱捆得牢牢的,在提箱子的地方还细心地缠上布条以防勒手。
有一次回家,我随口对母亲说了一句:“同学们都很爱吃你做的榨菜,每次带去的榨菜不到一个月就吃光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到我返校时,发现母亲给我准备的行李中多了两个装在竹筐里的大土坛子,每个足有十五公斤重,在坛子周围还塞了许多布条和棉花。没等我开口反对,母亲就说:“你不要嫌多,到学校就嫌少了。这两个坛子,一个装的是榨菜,另一个是萝卜条,足够你和同学们吃一学期的了。”
我知道母亲倔强的脾气,又听她这样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谁知快到出站口时,车站检查员一眼就看出这形状笨拙的土坛子分量不轻,他信心十足地把我所有的行李过了秤,理直气壮地罚了我二百多元的“行李超重费”。车站被罚事件后,母亲悄悄地用塑料瓶代替了玻璃瓶装榨菜,装的榨菜比以前更多了,但母亲仍有一点遗憾,就是用塑料瓶装的榨菜的味道没有用玻璃瓶装的纯正。
有一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心想下学期没有母亲做的榨菜吃了。没想到刚开学,同在北京读书的初中同学让我过去拿母亲托他带给我的榨菜。母亲在装榨菜的纸箱中还夹了封信,告诉我哪一瓶是甘露子,哪一瓶是韭菜花,并叮嘱我吃完一瓶再开另一瓶,否则来不及吃就坏了很可惜。她还让我拿两瓶榨菜感谢给我带箱子的人。在别人眼里,两瓶榨菜算不了什么,但我却认为母亲的榨菜是我送给别人的最好礼物了。
母亲腌制榨菜时费尽了心思--她戴着口罩,一只手用石槌捶着大蒜和辣椒,另一只手拿块手帕不停地抹眼泪。小时候不懂事,每次母亲做辣酱时,我们都躲得远远的,怕闻那能把鼻涕和眼泪一起呛出来的刺激气味。长大以后,才体会到母亲做榨菜的辛苦。有一次母亲切萝卜时,不小心切到手指,鲜红的血滴到雪白的萝卜上,是那么触目惊心,她却一笑了之:“没关系,离肠子还远呢!”可我们若是弄破了手指,母亲却心疼不已:“哎呀,十指连心啊!”母亲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手指,又开始揉那一堆浸满了酒、盐和辣椒的萝卜条。好几次我们要帮母亲揉萝卜条,都被她挡了回去,她说:“你们的手太嫩,不够劲,没我有经验,只有把榨菜揉松软了,作料才能浸到榨菜里面,吃起来口感才好。”等母亲洗净双手后,我才发现她的双手又红又肿,明白了她为什么从不轻易让我们帮她做榨菜。她只有在不能把榨菜搬到房顶上去晒时,才轻声使唤一下我们。
在大学的四年时间里,我居然没有吃厌学校那寡淡的伙食,这得归功于母亲,因为她用风味各异的榨菜调节了我单调的伙食,更把我身处异地的孤独感一扫而光,让我时时感觉到母亲在鼓励着我、关注着我。
毕业后,我被分到重庆工作。母亲打电话来,除了嘘寒问暖外,总要提醒我别忘了某天到某停车场找某驾驶员拿她带给我的榨菜。而此时,母亲所谓的榨菜已有了广泛含义,从炸排骨到熏肉,从炒面到干果,只要是留得住的好吃的,母亲都想方设法托人给我带来。有一次,母亲居然给我带来了一大包新鲜的油炸鱼,那鱼经过一路颠簸已碎得不成样了。我用电炉蒸了一下吃,仍然觉得味道很鲜美。我住的宿舍因为时时有好吃的,所以成了同事们吃午饭时必来的地方,大家在不停咂嘴的同时,都说一句类似的话:“你妈做的东西真好吃。”所有的同事都从“榨菜”里知道了我有一位十分能干的母亲。
上个月我打电话回去,母亲告诉我鸡棕上市了,她正在忙着加工鸡棕,准备做好后邮寄给我。鸡棕是从枯松叶覆盖的泥土中长出的一种野生菌,用几朵鸡棕煮出的汤比鸡汤还要鲜美、清香。鸡棕一年中只有晴雨无常的几天才有,它的价格和清理时的烦琐程度也是和它的美味成正比的。而母亲为了能留住它的美味让我品尝,只能用油把它炸干,并用油浸泡以防发霉。母亲用心良苦,让我不忍拒绝,再没有什么比高兴地接受母亲的给予更让她欣慰的了。
上个星期天,母亲打来电话不高兴地说,她用铁罐把鸡棕装好,用蜡把罐口封严实,邮局的人却不让她寄,她对此很想不通。我开导她说:“现在大家都忙着寄月饼,邮局的人可能怕罐子万一破了口,别人的月饼染了鸡棕油就不好办了。”在我的安慰下,母亲心里才宽慰了一点,但她仍然有一些不甘心。
前几天,母亲兴奋地告诉我,她跑了几次邮局后,邮局的人终于同意让她寄鸡棕了,条件是她必须用锡把罐口封死。现在东西已经寄出来了,这样我就可以在中秋节吃到鸡棕了。虽然隔着电话,但我仍然能感到母亲的语气里透着无比的满足,这使我哽咽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问候母亲的,只觉得当时鼻子酸酸的,眼睛湿湿的,一股热浪堵在胸口,想赶快挂了电话大哭一场。
现在我还没收到母亲的鸡棕,知道打开它也要费些力气,但我似乎已经见到了那油亮金黄的鸡棕,享受着美味的同时,也在享受着母亲的爱。我想母亲的榨菜足以让我咀嚼一生,回味一世。
写在墙上的母爱
迈克得了一种罕见的病。他脖子僵直,身体僵硬,肌肉一点一点地萎缩。他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他只能坐在轮椅上,保持一种固定且怪异的姿势。他只有14岁,但14岁的迈克却认为自己迎来了老年。不仅因为他僵硬不便的身体,还因为他的玩伴们突然对他失去了兴趣。
母亲常常推着迈克走出屋子,他们背对着一面墙,沐浴在阳光下。那墙上爬着稀零的藤,常常有一只壁虎在藤间快速或缓慢地穿爬。以前迈克常盯着那面墙和那只壁虎,他站在那里笑,手里握着一根棒球棒。那时的迈克,健壮得像一头牛犊。可是现在,他只能坐在轮椅上,任母亲推着,穿过院子,来到门前,靠着那面墙,无聊且悲伤地看面前三三两两的行人。
14岁的迈克曾经疯狂地喜欢诗歌。可是现在,他想,他没有权利喜欢上任何东西--他是一位垂死的人,是这世间的一个累赘。
可是那天黄昏,一切突然都发生了改变。
照例,母亲站在他的身后,扶着轮椅,捧着一本书,给他读一个又一个故事。迈克静静地坐着,心中充满悲伤。这时有一位美丽的女孩从他面前走过--那一刻,母亲停止了朗诵。迈克见过那女孩,她曾和自己就读于同一所学校,但只是打过照面,他们并不熟悉,迈克甚至不知道女孩的名字。可那女孩竟在他面前停下,看看他,看看身后的母亲。然后,他听到女孩清清脆脆地跟他打招呼:“嗨,迈克!”
迈克愉快地笑了。他想,原来除了母亲,竟还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并且是这样一位可爱的女孩。那天母亲给他读的是霍金,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一位身患卢伽雷氏症的强者。他的病情,远比迈克严重和可怕百倍。
从那以后,每天,母亲都要推他来到门口,背对着那面墙给他读故事或者诗歌。每天,都会有人在他面前停下,看看他,然后响亮清脆地跟他打招呼:“嗨,迈克!”大多是熟人,偶尔也有陌生人。迈克仍然不能动,仍然身体僵硬,可是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累赘,因为有这么多人记得他,问候他。他想这世界并没有彻底将他忘却,他没有理由悲伤。
几年里,在母亲的帮助下,他读了很多书,写下很多诗。后来他们搬了家,他和母亲永远告别了老宅和那面墙。接着他的诗集得以出版,他的诗影响了很多人,而他成了一位有名的诗人。再后来,母亲年纪大了,在一个黄昏静静地离他而去。
很多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想给母亲写一首诗,想给那老宅和那面墙写一首诗。于是,在别人的帮助下,他回到了老宅的门口。
那面墙还在,不同的是,现在它上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青藤。
有人轻轻拨开那些藤,他看到那面墙上留着几个用红色油漆写下的很大的字。那些字已经有些模糊,可他还是能够辨认出来,那是母亲的手迹:嗨!迈克!
一生的职业
未结婚前,她就是一名成功的律师,接连打赢过几场高难度的官司,一时间声名鹊起,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强人。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丈夫很支持她的事业,她也理解丈夫的心情,第二年她就为丈夫生了一个儿子。虽然因此影响了事业,但一家人的亲情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换来的。她很满足,无怨无悔。
后来她又接过几场大手笔的官司,又一次创造了事业上的辉煌。有人预言,照此下去,不出五年她将成为国内众多知名律师中最杰出的一位女性。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点,并且认为这一天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没有人能预料到命运的难题会在何时出现。儿子三岁那年,不幸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且需要有人终生服侍的怪病。身为母亲的她悲伤难忍,放弃一切公事回家照看儿子。她带领儿子四处求医问药,渴望着奇迹的出现。一年过去了,所有的大中医院的专家教授们都爱莫能助地摇头。他们得出一致结论:“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只能寄希望于精心照料,用无微不至的爱和关怀来创造奇迹。”
许多人劝她放弃治疗,重新去当律师打官司,所挣的钱一定能够养活儿子和购买他所需要的一切。她坚决地摇头:“儿子需要的不是钱,是母亲的爱和母爱陪伴他的时间,既然我把他带到人间,我就应该为他的一生一世负责。”她从此再没有接过一场官司,完完全全地成了家庭妇女,仍然陪儿子四处奔忙,寸步不离儿子周围,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就这样,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女律师很快转变了角色,成了一名彻头彻尾的母亲,一名标准的妻子。丈夫想代替她,她不肯;同行劝她出山,她不肯。许多人都替她惋惜,当年许多与她相去甚远的律师都成就了自己的荣耀,而她居然甘心舍弃一切唾手可得的功成名就屈身侍奉一个根本没有希望的儿子。
她不为众人的议论所动,也不为众人的疑惑做解释。许多年过去了,人们早已忘记了她当年曾是一名声震一时的律师。而她的儿子,克服了医学的极限,超越了死亡的关卡,顽强地长成了一名男子汉,并且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儿子立志要成为一位名医,用自己的成就来弥补母亲当年的遗憾。
许多以前的同事来看她,都戴着这样或那样闪烁的光环。她一无所有地坐在他们中间。又有人说出替她可惜的话来,她笑了,伸出双手说:“我的双手都攥满了幸福,只是你们都没有看到罢了。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我用一生的精力塑造了一个新生命,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其实对于一个母亲来讲,任何工作都只是暂时的和外在的,只有一样工作是一生的职业,那就是爱孩子胜过爱自己。我始终明白这一点,我首先是一个母亲,然后才是一名律师或者别的什么。”
其实不仅仅一个母亲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在人世间,爱,也只有爱,可以成为一个人唯一可以从事一生的职业。
母爱如粥
有这样一位母亲,她儿子因车祸变成了植物人。她便坚持每天给儿子讲一些他小时候的故事:七岁时光着P股在小河里游泳,被虾刺伤了P股;八岁时赤着脚丫子蹿到树上吃桑葚,让毛毛虫咬得浑身疙瘩……林林总总,儿子都已经忘却了的事情,她却总是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另外,她每天总会利用大部分时间来给儿子熬粥。拣那种最长最大、颗粒饱满、质地晶莹、略带些翠青色的米粒,一粒一粒精心挑选。熬一罐粥,通常要花费两个半小时。她小心翼翼地把粥倒进一只花瓷碗里,一边摆着脑袋,一边对着粥吹气,吹到自己呼吸困难,粥就凉了。她微笑着用汤匙喂给儿子吃,可是儿子闭着眼睛,漠然地拒绝了她。她并不生气,微笑如昔。
第二天,继续拣米--熬粥--吹冷,并且微笑着接受儿子的拒绝。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手指已经变得粗糙而迟钝,她摇晃着的脑袋已经白发丛生,她的气力也大不如前,往往是粥冷到一半时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必须借助蒲扇来完成下一半的降温。可是她依然很小心地做好每个细节,精致而虔诚。可是这一切,儿子并没领情,依然冷漠地拒绝着她。她一直微笑着,始终没有落下一滴眼泪。
这种热情与冷漠的对峙,持续了8年零73天。在第8年零74天时,她正和儿子讲着他小时候的故事,儿子突然睁开眼睛,不太清晰地说了声:“妈妈,我要喝粥。”她顿时泪如雨下--这是自从那次车祸,医生宣布他脑死亡之后,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医生曾对她说过,像他这种情况,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机会苏醒。
儿子那天喝到了久违的母亲熬的粥。粥并不像他以前喝到的那么美味,由于火候没有控制好,粥有微微的煳味,而且还有咸咸的眼泪味道。可想而知,母亲熬粥时的心情是多么的不平静。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3个月之后,就在儿子完全可以生活自理之时,母亲突然撒手人寰。临走时,母亲握着儿子的手,笑容安详而从容。儿子在清理母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母亲的病历,其实早在7年多以前,在儿子昏睡一年之后,不幸又一次降临到这个家--母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是什么信念可以支撑一位肝癌晚期的女人与病魔对抗了7年?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儿子却知道,创造这些奇迹的正是--那可怜而尊贵、平凡却伟大的母爱!
一只手的力量
中途,一位妇女上了中巴,左手抱小孩,右胳膊挽着一袋肉。没有人给她让座,我只好从发动机盖子上站起身,说:“将就一下,你坐这里吧。”她感激地笑笑。
她显然很疲惫,衣服也不整洁,像是个常做小买卖的。怀中的孩子不过两岁,黑黑的,胖胖的,挺敦实。她将那袋肉放在司机座位后,美美地舒了口气,坐在盖子上,稳稳地抱着孩子。
不久,下去几位乘客,车厢空了许多,但仍然没有座位。我无聊地望着外面,耳际是发动机的响声。
就在这貌似平静的时刻,忽听司机一声惊叫,车身“嘎--”一扭,差点没把我甩出窗外!紧接着,“轰隆”一声,中巴似乎被弹起。我头晕目眩,手下意识地攥紧栏杆,但巨大的惯性仍将我抛向车后。这时,又是“轰隆”一声,中巴骤然停止。
惊魂未定,车内一片哭爹骂娘声。我发现,中巴此刻整个跷了起来,车尾还在地上,而车头却搭上了一堵矮墙,车身与地面约成45度夹角!车祸!我忽然记起抱孩子的妇女,回头一看,见她左手牢牢地抓着司机座位上的钢丝,右胳膊紧紧抱着孩子,半吊在空中。
车门被人打开了,大家鱼贯而出。妇女下车时,我想帮她抱一下孩子,她笑道:“不用,只是,麻烦你……”她努努嘴,意指掉在座位上的那袋肉。下车后,我拎着肉找到她,见她正瞅左手掌,她的左手掌一片乌青,渗出血来,显然是钢丝勒的。当我递上肉的时候,她伸出右胳膊接--手腕处光秃秃的!竟然没有右手!
当中巴弹起时,我双手都难以抓住栏杆,而她抱着孩子,居然用一只左手攥住了钢丝--她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力量,同时又忍受了多么剧烈的疼痛!
其他乘客围着中巴吵嚷成一片,群情激愤,要追究事故责任人,而那位妇女左手抱小孩,右胳膊挽着一袋肉,已默默地走远了。
后来我多次对别人说起这次经历,大伙儿都啧啧称奇,但我没有道出我心中的感慨:这世上拥有两只手的人多的是,而真正有力量者,一只手也就够用了。
感恩慈母心
若荷
母亲最近病了,病中的母亲依然坚持缝制着一件小夹衣,那是为她的外孙迎接幼小的生命里又一个岁月的交替而准备的。母亲患有严重的气管炎,病发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那些横空曼舞的棉花屑,为避免吸入,母亲特意戴上了口罩,即便这样,也难免使刚有好转的病情再次发作。我劝了好几次没有用,便站在一旁看着,帮她穿针引线,铺铺棉花。望着母亲艰难的呼吸和一双粗糙的手,折叠在记忆深处的一些往事浮现在眼前。
我是在一个寒风料峭的冬天参加工作的。那一年,天气特别冷,晚上经过雨雪的肆虐,到了白天,门外的树木和屋瓦上的积水便凝成了冰挂。刚去的时候,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大都不出门,瑟缩在四个人居住的屋子里。其实屋子里更冷,早上用过的暖水袋,晚上下班后再也打不开,它们早已冻成了冰坨。我从小体弱,便在那些个漫长的冬天里一再感冒发烧,寂寞病痛的时候,委屈的泪水默默流过。
一天,母亲托人给我捎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件棉背心,黑色软绸的面料,月白色的里子,全都是用旧布料做成。黑色软绸的面儿,洗得已经有些泛白,月白色的里子,也已经打了好几个补丁,母亲还在唯一没有补丁的前襟处,缝了一个贴身的小口袋。那年我十六岁,正是爱美的年龄,和我同宿舍住着的,是一个随同父母从城市转业地方的女孩儿,她衣着鲜艳亮丽,一派城市女孩的装扮,在穿久了一袭灰蓝的日子里,她的装扮很是令人羡慕。她的追求时髦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母亲做的那件棉背心我是不屑穿它的,嫌它老气,并带了一种很自卑的心理去看待它,一次也没有穿,就悄悄地把它扔进了箱底,一晃二十年。
女儿上初中时,学校离家远,往来需要骑自行车,冬季来临的时候,看到女儿的小脸被冷风浸得发紫,不禁心疼起来,翻遍了衣柜也没有找到适合女儿穿的棉衣。一年的时间,女儿长了不少,往年的旧衣已经遮不住那幼芽般猛长的身体了。也曾想自己动手去做,只是苦于手拙,只怕白白剪坏了几块布料,况且时间紧迫,于是告诉母亲,母亲听了略一沉思,说:“也先不用做,如果急着穿呢,就把当年我给你做的那件找出来,先穿着。”我想也是啊,一阵翻箱倒柜,终于把它从层层旧衣下的箱底翻了出来。幸好我有保存旧物的习惯,棉背心还是和20年前一样,因为没有穿过,所以不很新,也没再旧,只是放得久了,散发着一缕淡淡的樟脑的气息,又因为经年压在箱底,原先厚墩墩的棉花,现在已显得薄了许多,晚上女儿放学回来,我试着让她穿了一下,还挺合适。令我惊讶的是,几乎和当年的我一样年龄的女儿,却没有表现出嫌弃它的意思,穿上那件棉背心,女儿竟然高兴地跳了起来,一个劲地说,整天穿红着绿的,都穿腻了。
一次回家,女儿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一边抻着衣角,一边问:“姥哎,这件棉背心怎么这么软和啊?”母亲这时正在院子里晒太阳,温暖的冬日阳光挥洒在母亲的身上,使母亲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少有的红润,母亲抚摸着我女儿的头发,如同李奶奶述说革命家史一般,意味深长地说:“这件棉背心啊,可有它的来历了!”
原来那件棉背心的面儿,是我姥姥的一件棉袄。姥姥去世得早,那是留给母亲的唯一财产,而棉背心的里儿,也不是月白色的,而是洁白的。当年我的母亲先后失去亲人,是本家的三姥姥收留了母亲,并送母亲读书。十八九岁的时候,和母亲同龄的姐妹们都找了婆家,母亲却立志求学。母亲性格倔强,早年受新思想的影响,坚决不缠小脚,曾备受长辈及乡人的白眼和奚落,前几年我回老家,大妗子还说起母亲的陈年往事。大妗子年长母亲三四岁,却赫然小脚伶仃着。
母亲的故事听来令人几多感伤,也令人破涕而笑。那件棉背心的里子,就是在母亲考上师范学校的时候,三姥姥送给母亲的一件大襟褂子。母亲把它穿了又穿,洗了又洗,直到破得不能再穿了。
破得不能再穿了,母亲便把它们打个卷,放在衣柜的一角,偶尔,拿它们出来派个用场。我们姐妹小时候的衣裳,多数就是母亲用它们连缀而成,温暖着我们细小的身体。母亲说,不舍得扔掉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日子过得的确苦,二是因为每每看到它们,心中便有一种感恩。我参加工作那年冬天,天出奇的冷,母亲知道我棉衣单薄,我前脚走,母亲后脚就着手为我缝制了那件棉背心。可是我不知道,那时我的奶奶正在病中住院,那时我们家里经济还非常拮据,那时,母亲的手里捏着布票,衣袋里却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
一行热泪从母亲的脸上滑落,母亲说,我就知道你从来没有穿过。其实,我也穿的,只是在天气冷得让人撑不住了的时候悄悄地穿在棉衣的里面。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如小鸟一般快乐着的外孙女儿,竟然穿着那件棉背心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季。
从此,一份内疚便深深地压进了我的心底,令我愧疚的是,当岁月的年轮从我身边碾过,并在我的眼角慢慢留下了浅浅皱纹的时候,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感动才如一湾温软的湖水在我心灵深处荡漾开来。
去年秋天,母亲去集市买回几块上好的布料,给她所有的孙辈儿女做了一件又一件三表新的棉背心,还建议我把那件旧棉背心的表里以旧换新。母亲说,别看外面陈旧,里面的棉花可好着呢。我没有按母亲说的去做,只是小心拆洗了一下,把它重新连掇起来,初冬时节,欣然将它穿在颜色大红的毛衣外面,或配一条长裙,和女儿在街上比肩而行。那一刻,我仿佛找回了过去的青春岁月,浑身充满了活力与激情。最适宜的是穿着它做家务,轻装上阵,干净利落,女儿戏称我是维吾尔族妈妈,温暖的小屋到处晃动着我忙碌的身影。
如今,母亲已经退休,冬天来临的时候,仍然喜欢为我们做一件又一件的棉背心,在母亲的心里,那一件件棉背心,不仅是为我们遮风挡雨用来御寒的服饰,更是母亲丈量儿女生长的标尺,她能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里,触摸到儿女们成长的轨迹。而那些经了母亲一针一针缝制的棉背心穿在我们的身上,任你行走在怎样的寒冬里也不会冷,因为,母亲所给予我们的,是一颗让我们永远感恩的慈母心。
母爱,幸福的源泉
一直想写写自己的母亲,但不知从何写起。有过几次想写的冲动,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写,千言万语,却总也描绘不出母亲的点点滴滴。
我10岁那年,只记得母亲经常用木板车拉着父亲去县城看病,每次回家都会从父亲的衣兜里掏出给我买的扎头绳,看到各色的扎头绳,我高兴极了,根本不曾想过父亲的病情如何。
也就是这年7月的一天下午,和往常一样,母亲把父亲拉回家。我也和原来一样,高兴得跑着去问父亲要我的扎头绳。而这一次,看见父亲是躺在车子上,母亲按住了我将要掀开盖在父亲脸上的斗笠的手,母亲抱住我哭了,我知道父亲走了!
在母亲拉着父亲回家的路上,母亲怕父亲被颠簸得疼痛(其实父亲哪里还知道疼痛啊),把擦汗的毛巾折叠着放在父亲的头下。母亲说,父亲走时就给她留下我们兄妹仨人,别的什么也没留下。
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管理几分自留地,还要给我们缝补衣裳,做鞋子。母亲心灵手巧,全村妇人都来问母亲要鞋样。有一次,母亲浇了一夜的菜,那时是用一根长绳将水桶一桶一桶地从井里往上提,这一夜,也不知提了多少桶!天亮时,母亲才发现自己的胳膊早被磨出了血泡,难怪母亲感到疼痛!
母亲就是靠过着这样的日子来供我们兄妹仨人上学。母亲不识字,她一直有个心愿,想让我们兄妹都考上大学,脱离农业社的苦。我们仨人学习都很好,我的成绩最突出,每次都是班级的第一名,什么县里、区里的尖子竞赛,我都能考出好成绩。
我刚上初中时,由于母亲实在支撑不起家里的困境,我多次辍学,而老师又多次抓着我不放。从那时起,我退了上,上了又退,最终在我上初三的那年,自己痛下了决心。
永远忘不了那天中午,看到伙伴们陆陆续续都去了学校,我扶着大门流泪,我是多么想上学啊!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妈对不起你,妈知道你学习好,将来会有出息,可你离考大学还要几年啊!你哥哥就快考了,你妹妹还小,妈实在供应不起了,你退学最合适,你可以编草帽,帮助妈妈供应你哥哥和妹妹呀!”我哭着不吱声。
母亲将我紧紧地揽在怀里:“月儿呀,下辈子再托生为人,一定要找个有钱的人家,找个有能耐的妈妈……”看到母亲那一串串眼泪,我放声哭了起来:“妈,来生我再做人,还做您的女儿,还找您做妈妈!我不上学了,我要退学帮妈妈!”这一次,我永远离开了我那渴望的学校大门。
直到现在,母亲还时常提起此事。母亲说,她这一生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没有让我上完学。说真话,今天我有了自己很好的企业,大学毕业生一月所挣的工资,也许我一天就拥有了,但我还是羡慕那些有知识有学历的人。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没有一丁点怪过妈,母亲抚养我们太不容易,她付出的是别的母亲几倍的艰辛!
艰苦的日子同样过得那样快,我们兄妹都成了家,哥哥和妹妹没有辜负母亲的心愿,他们都考上了很好的大学,现在都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很多次都要接母亲去他们那里一起生活,可母亲总是说在城市待不惯,仍恋着自己的老家。有一次,我给母亲买了一双皮鞋,母亲边试着鞋边问:“就买一双吗?”其实我懂妈的意思,而故意装作不明白:“对呀!您要是喜欢,过段时间我再给您买一双。”“妈知道你手头不宽裕,把这双拿给你婆婆穿吧!我和她的鞋码一样大,她穿着也会合适的。”“妈呀!婆婆正穿着呢!和你的这双一模一样。”我亲昵地揽着妈妈。妈笑了:“你这鬼丫头,妈都老了,还戏弄妈妈。”刚结婚的那年春节,我匆忙跑到母亲的家中,母亲又喜又生气:“出嫁的人了,什么都要以婆婆家为重,你应先去拜见公婆,过了春节再来看妈。不要让家人和邻居说你不懂道理。”就这样,每年的春节我看着婆婆家又炸又炖,一家人在一起欢欢笑笑,而我的母亲形单影只,寂寞,冷凄,我总是在无人处流泪。
结了婚,我才更了解母亲的孤寂,多少次我劝母亲找个老伴,而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她不能丢下父亲独自去享福!我们知道了母亲是多么爱父亲呀!
是啊,那样艰苦的年代,妈妈才39岁呀!她一个人承担起了父母亲的全部责任!那年的冬天,母亲的邻居打来电话:“秋月,快来看看你妈吧!她病了。”我心急火燎,开着车飞快地来到母亲的家中,当我看见母亲已瘦得不成样子,蜷缩在床上时,我惊呆了!母亲听见我来,无力地睁开眼睛。“妈,您病成这样,怎么不告诉我?您想让女儿后悔一辈子吗?”我跪在母亲的床前,泣不成声。“我知道你忙呀!八个人替不下一个你,只要你们仨过得好,我这点病算什么,妈还行,能照顾自己。”母亲用她粗糙无力的手握着我的小手。从此,我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经常去看妈,还时常把她接到我的家中。
孩子没有,我们可以生,工作没有了,我们可以找,而母亲没有了会让我们心痛一生。不要说工作太忙,不要说有要事缠身,不要等老人走了,再说对不起,悔恨终生!对于母爱,用感恩两个字,太轻太轻!
用生命诠释母爱
张馨雨
我的舅奶去世了,但谁也没想到舅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人世!
舅奶去世那年73岁,70岁那年她右腿被摔残,得拄着双拐走路。
舅奶一生养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舅爷去世后,三个女儿一致要求舅奶在三个女儿中选一家养老,女婿们也都是这个意见,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两个舅舅有点不孝。可是舅奶却坚持要在儿子家,他说自己有儿子,不能让外姓人养老,那样会让人笑话他的儿子。可是我的两个舅舅却不理解老人的这份苦心,为了推卸养老责任,两个舅舅反目成仇,打得不可开交。后来还是在家族长辈的调解下,才由我的二舅接回了舅奶。可是不到十天,我的大舅听说舅奶还有1万多元的存折,他就又坚决要求由他给舅奶养老。可是二舅也听说了这件事,所以坚决不同意让舅奶去大舅家。两人再次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又是长辈们出面调解,决定让舅奶自己选。结果舅奶选择了去孩子多、生活最困难的大舅家,并偷偷地给了二舅2000元钱,才算摆平了这事。
在大舅家,大舅对舅奶很不好,总是惦记着向舅奶要钱,舅奶不给,他就说难听的话,甚至不让舅奶吃饱饭。有一天,舅奶病了,发烧咳嗽。可大舅不仅不请医生给舅奶看病,反而说舅奶活这么大岁数,死了也不亏了,气得舅奶喘不上气来。
吃完了早饭,大舅到院子里要把两头牛套到车上出去拉东西,这时其中的一头公牛突然不知怎的,不听使唤。不管大舅怎么呵斥都不管用。大舅就用鞭子抽打公牛。公牛被打后,忽然掉过头来,发疯般向大舅顶来。大舅一闪躲过了,举起手中的鞭子刚要再去打牛,谁知那头公牛掉过头来再次向大舅猛冲过来。大舅躲闪不及,被牛刮倒在地。还没等起来,牛已再次掉过头来,向倒在地上的大舅冲过来。大舅一边向旁边滚,一边求救。舅奶听到大舅的呼唤声,急忙从床上起来,提起双拐,跌跌撞撞跑进院子。这时正好公牛向地上的大舅冲过来,眼看没救了,大舅一闭眼睛准备等死了。可是这时舅奶也恰好冲到了跟前,举起右手的拐杖迎着牛头用力打去,一拐正打在牛头上,拐杖被崩飞出5米多远,失去支撑的舅奶一跤跌倒在地上。公牛被打了这一下,向后退了几步。大舅赶紧跳起来想去扶舅奶起来。可是那头公牛退后几步看清是舅奶打了它时,竟猛地又向舅奶冲了过来。舅奶见状,一只手推开大舅,并高喊:“老儿别过来!”一边举起左手的拐杖向牛迎头打去,那牛一声闷吼,一头将舅奶顶起,甩出5米多远。舅奶一口鲜血喷出半米多高,肠子冒了出来……这时大舅捡起了一条拐杖疯了一样冲向那牛。而牛在顶中了舅奶后,好像一瞬间失去了疯劲儿,躲闪着雨点般落在身上的拐杖,夺路向院外跑去。
众人来看地上的舅奶,都说舅奶已经死了,劝大舅节哀准备后事。大舅趴在舅奶的身上放声大哭。这时奇迹出现了,肠子已流到外面的舅奶竟睁开眼来,看了看哭得泪人儿似的大舅,慢慢吃力地抬起手来,替大舅擦了一下眼泪,并艰难地笑了一下,说:“老儿,你……没事……就……好了。别……哭,妈……没事儿……”说完又喷了一大口血。大舅大哭着说:“妈,你没事儿,你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快来人帮我套车,去医院,我要救我妈!救我妈呀!”很快有人去准备车了。大舅起身,脱下上衣,奋力一扯撕成两半,俯身想去给舅奶简单包扎一下伤口,可是当他俯身再看舅奶时,舅奶已永远停止了呼吸……
舅奶就这样去了,从此,每一个传统的祭祀日,大舅都会在舅奶的坟头泪流满面……
大舅不孝舅奶,可舅奶却不惜用生命去救大舅,是舅奶让我们读懂了母爱的无私和博大。
血色母爱
王帛
罗莎琳是一位13岁的少女,由于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常受到许多人的歧视和欺侮。她性格孤僻,胆小羞怯。看到女儿性格日益封闭,母亲索菲娅心里很难受,总想做些什么让女儿快乐起来。2002年2月下旬的一天,索菲娅因受到公司的表彰而被放了一个星期的假,她打算带女儿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滑雪俱乐部的老板佐勒先生看见她们母女俩都穿着银灰色的羽绒服,担心万一发生事故,救援人员难以发现她们的身影,就劝她们换服装,但由于换服装要交纳一笔费用,索菲娅谢绝了佐勒先生的好意。
滑雪者只能在固定的地段活动,不能擅自偏离路线,否则容易迷路或遭遇雪崩、棕熊等意外危险。母女俩的滑雪技巧并不好,但她们依然很快乐地在雪地里滑行、打滚、唱歌,不知不觉偏离了安全雪道。当她们准备返回时才惊恐地发现--她们迷路了!
索菲娅开始心慌起来,她和罗莎琳大声呼喊救助,却不知较大的声响能引起可怕的雪崩。突然,罗莎琳感觉雪地在轻微地颤抖,同时一种如汽车引擎般轰鸣的声音从雪坡某个地方越来越响地传来,索菲娅马上冲女儿大叫:“糟糕!我们碰上了该死的雪崩!”几分钟后,狂暴的雪崩将躲在岩石后的母女俩盖住了。
罗莎琳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等她醒过来时,发现眼前一片漆黑,她正要张嘴叫喊,大团的雪粒就挤进了她的口中,把她呛得剧烈地咳嗽起来。
因为担心雪水融化进肺部而导致呼吸衰竭,罗莎琳不敢张嘴叫喊,她只是拼命地用手指刨开自己身体四周的雪,以使自己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随着空间的拓展,罗莎琳感觉呼吸顺畅了一些。接着,她开始呼喊母亲,但从口腔里发出的声音显得极其嘶哑和难听,然而,她还是听到了回音。原来,索菲娅就躺在离女儿不到一英尺远的地方。罗莎琳奋力向右挪动身体,然后,艰难地伸出右手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刨雪,终于,她握到了另一只冰冷的手!虽然母女俩都看不清彼此的脸和身体,但能够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感受到对方温热的呼吸,已使罗莎琳的心踏实了许多。
因为索菲娅和罗莎琳的身体并不能自如地活动,所以她们刨雪的进度很缓慢,罗莎琳的十个指头都僵硬麻木了,她还是没有看见一丝亮光,仿佛她们正待在黑暗地狱的最底层。就在罗莎琳快绝望时,她的左手突然触到了一个鸡蛋粗的坚硬东西,凭感觉,她想那应该是一棵长在雪地的小树。
罗莎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母亲,索菲娅惊喜不已,她要女儿用力摇晃树干,如果树干能够摇动,那就说明大雪压得不是太深。罗莎琳照做了,树干能够摇动。
索菲娅又叫她握住树干使劲往上挺直身体,但罗莎琳这样做似乎很困难,已经严重不足的氧气使她稍微一用力就气喘不已、头疼欲裂。然而,罗莎琳知道这也许是她和母亲脱险的唯一途径了,如果再耽搁下去,她们不因缺氧而死,也会冻僵。她使出浑身力气一次次地尝试,终于随着一大片雪“哗啦啦”地掉下来,她看到了亮光。尽管是黑夜,但雪光仍然比较刺眼。罗莎琳艰难地站直身体后,赶紧将母亲从雪堆里刨出来,然后母女俩筋疲力尽地坐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由于滑雪杆早就不知被扔到哪儿去了,留着雪橇只会增加行走的困难,索菲娅和罗莎琳松开绑带,将套在脚上的雪橇扔掉了。休息了一会儿后,她们决定徒步寻找回滑雪场俱乐部的路。但是,母女俩没有想到的是,因为缺乏野外生存技巧,她们辨识不了方向,她们这一走就是三十几个小时!白天,索菲娅发现一架直升机在山顶上空飞过,她立即和罗莎琳欣喜若狂地朝飞机挥手、叫喊,然而,由于她们穿的是和雪色差不多的银灰色的衣服,再加上直升机驾驶员担心飞得过低,螺旋桨的气流会引起新的雪崩,所以飞机飞得较高,救援人员没有发现索菲娅和罗莎琳。
又一个寒冷的黑夜降临了。母女俩跌跌撞撞地在深可没膝的雪堆里艰难地跋涉着,饥饿和寒冷的痛苦紧紧纠缠着她们。起初,她们还能够说话,但渐渐地,她们每说一句话就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为了保持体力,她们大部分时间只好沉默。困了,她们就相互依偎着在岩石旁打个盹儿,她们不敢睡着,害怕一睡熟就再也醒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