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节 亨利·大卫·梭罗
这之后，在1847年，梭罗结束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回到原来的村落。他仍保持着自己简朴的生活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写作、讲课和观察当地的动植物。有时候为了得到其微薄的生活费用，才偶然离开村子到他父亲的铅笔厂工作一些日子。
梭罗卒于1862年5月6日，时年44岁。当时在同时代人的眼光中，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偏执行为怪异的人，一个爱默生的追随者而已。一直到世纪之交，他个人及其著作才得到人们广泛和深刻的认识。
他的《瓦尔登湖》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是美国现代文学中散文作品最早典范之一。梭罗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批评家。他的目的是揭露时代的弊端，指出人们正将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会导致生命的衰落。相对来讲，原始社会的人类生活较之现代更为幸福和充实。人们往往对梭罗有错误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主张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放弃现代文明。其实对现代科技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享受梭罗并不排斥，他只是批评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它。他认为我们常常是好事当作坏事做（improved means unimproved ends）。
他曾声称：他要将《圣经》中关于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教义改为工作一天休息六天。他在瓦尔登湖的生活经历证明了这一愿望之实现。因那里他只花了28美元就建成了供自己栖身的小木屋，每星期花27美分就维持了生活。为维持这样的生活，他每年只需要工作六个星期就可以赚足一年的生活费用，剩下的46个星期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梭罗一生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公民不服从学说”。钱满素博士对此作了如下的评述：
在思想和行动的关系中，梭罗主张身体力行，决不允许自己言行脱节。爱默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赞扬他是“真理的发言人和执行者”，认为“无人能比梭罗更称得上是真正的美国人”。当时在北方也有人认为，虽然要尽力去反对和修改不公正的立法，但在改正之前还应当服从。他们恐怕直接抵抗会比它所要纠正的罪恶更为严重。梭罗把这种态度视为姑息养奸。他嘲讽这些人口头上反对非正义战争，实际上却支持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政府，这本身就是在犯罪。梭罗的矛头更是直接指马萨诸塞州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边标榜自由，一边承认奴隶制，尤为言行不一，自欺欺人。他呼吁所有自称废奴主义者的人“必须立即真正地收回无论在个人和财产方面对州政府的支持，不要等到形成多数后再执行正义”。他理直气壮地提议：如果法律要求你对另一人施行不公正，“那么我要说，请犯法吧，请犯罪恶吧，用你的生命来进行反对，好让这机器停止运转”。
梭罗用美国人公认的革命权利来为“不服从”辩护，那就是当人民无法容忍一个独裁或无能的政府时，他们有权利拒绝对它效忠并抵制它的权力。在他看来，美国当时所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大革命时几乎同样紧迫，区别仅仅在于“被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侵略军却是我们的”。梭罗把“不服从”称为一场和平革命，他以这种方式静悄悄地向政府宣战。
综上所述，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显然必须具备两个要素。首先，这种行为必须公之于众，任何私下的愤懑、牢骚和小动作不在其列。其次，它必须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不服从是一种故意违法。但违法者并非出于一己私利，而是根据自己道德准则作出判断，确信所违法律为不公正。这种违法的前提是守法，违法者必然极其克制，并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自我牺牲精神去接受法律制裁。
公民不服从的本质是以违法为手段，吸引公众关注，以公正和道义唤醒其良心，激励其行动，从而战胜不公正的立法。不难看出，不服从的成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就国家而言，它必须是一个基本实行法治的国家，至少法律是经过合法程序产生的，并有可能在舆论的压力下进行修改。对不服从者的处置也能依一定的法律程序。若对一个独裁国家而言，采取不服从则无异于自杀式的无谓牺牲。就民众而言，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对正义的共识，否则就不存在诉诸的对象了。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正义感，或公民毫无参与意识，只知屈从而不会独立判断，那么，不服从终将成为对牛弹琴。
梭罗一生从无政治野心，他的参与意识纯粹出于正义感和责任心。无论是维护印第安权益，帮助逃奴获得自由，还是几次三番为约翰·布朗辩护，他凭的都是自己的良心。他一再声称：“先要做人，才去做臣民”。而做人必须是自由的：“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呼吸空气”。更可贵的是，这种个人主义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个人的言行能够产生社会效果，相信如欲改变社会不公正，个人必须从我做起。
梭罗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箴言：
与其给我爱、金钱或名誉，不如给我真理。
善良是唯一永远不会失败的投资。
灵魂的必需品并不需要金钱来购买。
即使在天堂，挑剔者也会找到刺。
多余的财富只会买来多余的东西。
大多数的奢侈品和许多所谓的生活便利品，不仅不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人类的进步而言是一种阻碍。
财富越多，美德就越少。
充满自信地追求你的梦想！去过你梦想中的生活！
活出你的信念，你就会转动世界。
天堂在我们的头上，也在我们的脚下。
爱就是试图去将梦中的世界变为现实。
一本真正的好书给我的不只是阅读它，我必须很快将它放在一边，然后按照它来生活。我始于阅读，终于行动。
我虽不富甲天下，却拥有无数个艳阳天。
1859年10月20日，约翰·杜威生于佛蒙特州的小镇柏灵顿。1867年，他在当地的小学上学，由于成绩超群，连续跳级，4年就完成了6年的学业。13岁入柏灵顿公立中学，他又以3年读完了4年的课程。1875年，他进了佛蒙特大学。1879年，他以优秀生资格毕业。毕业后，他当了几年中学教员。1882年，他靠母亲设法借了500美元，进了霍普金斯大学。1884年他读完博士，同年到密歇根大学任教。1886年，他与同龄的艾丽丝·奇普约翰·杜威，1902年曼小姐结婚。这是杜威生活中的一起很重要的大事，杜威之所以能够克服自己的孤僻性格，对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产生强烈的兴趣，与妻子有着直接的关系。
1888年至1889年，杜威离开密歇根大学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由于他的恩师、密歇根大学哲系主任莫里斯的猝然去世，他又回密歇根接替了莫里斯的职位。1894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柏雄心勃勃，四处网罗一流人才到芝大任教。于是，杜威就被请到芝大任哲学系主任。
杜威到芝大后，招聘了许多在密大时的研究生，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正因为它年轻，这个集体充满了朝气和生机，成为美国思想界突起的一支新军。杜威开始考虑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阐述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他出版了《学校与社会》一书，此书陆续被译成12种语言，杜威的声望得以确立。
1896年，杜威创立了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它被人们称之为“杜威学校”。杜威学校既不同于以往各种师范学校的实习学校，也不同于随后出现的前进学校（progressive school）。正如它的名字那样，这是一所将既定的教育计划付诸实践的学校，就像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一般。
随着杜威在学术界地位的迅速提高，杜威在1899年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在以后数年中，杜威主要从事哲学的研究，1903年，他出版了《逻辑理论研究》一书，得到了詹姆斯和皮尔士等人的赞赏，詹姆斯认为这书的中心思想是与他的实用主义基调一致的，其中有一些观点表现出了极大的潜力。由此而产生了所谓“芝加哥学派”，杜威名声大振。
梭罗卒于1862年5月6日，时年44岁。当时在同时代人的眼光中，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偏执行为怪异的人，一个爱默生的追随者而已。一直到世纪之交，他个人及其著作才得到人们广泛和深刻的认识。
他的《瓦尔登湖》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是美国现代文学中散文作品最早典范之一。梭罗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批评家。他的目的是揭露时代的弊端，指出人们正将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会导致生命的衰落。相对来讲，原始社会的人类生活较之现代更为幸福和充实。人们往往对梭罗有错误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主张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放弃现代文明。其实对现代科技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享受梭罗并不排斥，他只是批评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它。他认为我们常常是好事当作坏事做（improved means unimproved ends）。
他曾声称：他要将《圣经》中关于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教义改为工作一天休息六天。他在瓦尔登湖的生活经历证明了这一愿望之实现。因那里他只花了28美元就建成了供自己栖身的小木屋，每星期花27美分就维持了生活。为维持这样的生活，他每年只需要工作六个星期就可以赚足一年的生活费用，剩下的46个星期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梭罗一生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公民不服从学说”。钱满素博士对此作了如下的评述：
在思想和行动的关系中，梭罗主张身体力行，决不允许自己言行脱节。爱默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赞扬他是“真理的发言人和执行者”，认为“无人能比梭罗更称得上是真正的美国人”。当时在北方也有人认为，虽然要尽力去反对和修改不公正的立法，但在改正之前还应当服从。他们恐怕直接抵抗会比它所要纠正的罪恶更为严重。梭罗把这种态度视为姑息养奸。他嘲讽这些人口头上反对非正义战争，实际上却支持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政府，这本身就是在犯罪。梭罗的矛头更是直接指马萨诸塞州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边标榜自由，一边承认奴隶制，尤为言行不一，自欺欺人。他呼吁所有自称废奴主义者的人“必须立即真正地收回无论在个人和财产方面对州政府的支持，不要等到形成多数后再执行正义”。他理直气壮地提议：如果法律要求你对另一人施行不公正，“那么我要说，请犯法吧，请犯罪恶吧，用你的生命来进行反对，好让这机器停止运转”。
梭罗用美国人公认的革命权利来为“不服从”辩护，那就是当人民无法容忍一个独裁或无能的政府时，他们有权利拒绝对它效忠并抵制它的权力。在他看来，美国当时所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大革命时几乎同样紧迫，区别仅仅在于“被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侵略军却是我们的”。梭罗把“不服从”称为一场和平革命，他以这种方式静悄悄地向政府宣战。
综上所述，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显然必须具备两个要素。首先，这种行为必须公之于众，任何私下的愤懑、牢骚和小动作不在其列。其次，它必须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不服从是一种故意违法。但违法者并非出于一己私利，而是根据自己道德准则作出判断，确信所违法律为不公正。这种违法的前提是守法，违法者必然极其克制，并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自我牺牲精神去接受法律制裁。
公民不服从的本质是以违法为手段，吸引公众关注，以公正和道义唤醒其良心，激励其行动，从而战胜不公正的立法。不难看出，不服从的成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就国家而言，它必须是一个基本实行法治的国家，至少法律是经过合法程序产生的，并有可能在舆论的压力下进行修改。对不服从者的处置也能依一定的法律程序。若对一个独裁国家而言，采取不服从则无异于自杀式的无谓牺牲。就民众而言，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对正义的共识，否则就不存在诉诸的对象了。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正义感，或公民毫无参与意识，只知屈从而不会独立判断，那么，不服从终将成为对牛弹琴。
梭罗一生从无政治野心，他的参与意识纯粹出于正义感和责任心。无论是维护印第安权益，帮助逃奴获得自由，还是几次三番为约翰·布朗辩护，他凭的都是自己的良心。他一再声称：“先要做人，才去做臣民”。而做人必须是自由的：“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呼吸空气”。更可贵的是，这种个人主义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个人的言行能够产生社会效果，相信如欲改变社会不公正，个人必须从我做起。
梭罗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箴言：
与其给我爱、金钱或名誉，不如给我真理。
善良是唯一永远不会失败的投资。
灵魂的必需品并不需要金钱来购买。
即使在天堂，挑剔者也会找到刺。
多余的财富只会买来多余的东西。
大多数的奢侈品和许多所谓的生活便利品，不仅不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人类的进步而言是一种阻碍。
财富越多，美德就越少。
充满自信地追求你的梦想！去过你梦想中的生活！
活出你的信念，你就会转动世界。
天堂在我们的头上，也在我们的脚下。
爱就是试图去将梦中的世界变为现实。
一本真正的好书给我的不只是阅读它，我必须很快将它放在一边，然后按照它来生活。我始于阅读，终于行动。
我虽不富甲天下，却拥有无数个艳阳天。
1859年10月20日，约翰·杜威生于佛蒙特州的小镇柏灵顿。1867年，他在当地的小学上学，由于成绩超群，连续跳级，4年就完成了6年的学业。13岁入柏灵顿公立中学，他又以3年读完了4年的课程。1875年，他进了佛蒙特大学。1879年，他以优秀生资格毕业。毕业后，他当了几年中学教员。1882年，他靠母亲设法借了500美元，进了霍普金斯大学。1884年他读完博士，同年到密歇根大学任教。1886年，他与同龄的艾丽丝·奇普约翰·杜威，1902年曼小姐结婚。这是杜威生活中的一起很重要的大事，杜威之所以能够克服自己的孤僻性格，对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产生强烈的兴趣，与妻子有着直接的关系。
1888年至1889年，杜威离开密歇根大学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由于他的恩师、密歇根大学哲系主任莫里斯的猝然去世，他又回密歇根接替了莫里斯的职位。1894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柏雄心勃勃，四处网罗一流人才到芝大任教。于是，杜威就被请到芝大任哲学系主任。
杜威到芝大后，招聘了许多在密大时的研究生，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正因为它年轻，这个集体充满了朝气和生机，成为美国思想界突起的一支新军。杜威开始考虑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阐述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他出版了《学校与社会》一书，此书陆续被译成12种语言，杜威的声望得以确立。
1896年，杜威创立了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它被人们称之为“杜威学校”。杜威学校既不同于以往各种师范学校的实习学校，也不同于随后出现的前进学校（progressive school）。正如它的名字那样，这是一所将既定的教育计划付诸实践的学校，就像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一般。
随着杜威在学术界地位的迅速提高，杜威在1899年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在以后数年中，杜威主要从事哲学的研究，1903年，他出版了《逻辑理论研究》一书，得到了詹姆斯和皮尔士等人的赞赏，詹姆斯认为这书的中心思想是与他的实用主义基调一致的，其中有一些观点表现出了极大的潜力。由此而产生了所谓“芝加哥学派”，杜威名声大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