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亨利·华莱士
华盛顿总统的副总统亚当斯曾经说，副总统这个职位是最没有事情可做的空闲职位。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却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噪一时的活跃副总统和政治活动家。
1888年，亨利·华莱士生于艾奥瓦州的阿达尔，他的曾祖是爱尔兰移民，其儿子是亨利一世，他当了一个时期的牧师后就在艾奥瓦州从事农作，后来购进了一家报纸，由他自任编辑，亨利·华莱士并改名为《华莱士农人》，他的儿子为亨利二世，曾协助父亲编辑报纸，后来出任了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的农业部长。本文所说的亨利是三世，所以华莱士真可以说得上是一位农业世家。他在17岁时已开始做杂交玉蜀黍的试验，2l岁毕业于艾奥瓦州立学院。1933年被罗斯福任命为农业部长。他是一名十足的书呆子，也是一名十足的福音派教徒。他热衷于罗斯福的新政，对萧条中的农业复兴作出了贡献。1940年，罗斯福在其第三任竞选中亲自指定华莱士为副总统候选人。当时，民主党内的右派表示不同意，罗斯福发脾气说，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参加竞选了。这才结束了争论。
1940年，罗斯福发表了“四大自由”的演说。那就是说，战后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四大自由的世界，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华莱士就此大加发挥，提出了“平民的世纪”。他写道：
美国人民的性格是由几种根本思想形成的，而这些思想又反过来影响客观现实。这些思想是：相信《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规定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和人权；相信真正信仰上帝的人应当勤奋工作、生活节制、注意俭朴和孩子的教育；相信科学、发明、大量生产和不断进步；相信亚当·斯密和自由竞争学说。
今天，资本主义在经济力量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但它在精神方面却愈来愈破产。正因为这种精神的破产，在某些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乃被各种不同的经济独裁所替代，这种经济也带来了对民主权利的镇压。在我看来，人的目的不应当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或崇拜物质主义，或把某一民族奉为最优秀的民族。
有一位批评我的人说，美国今天应当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体现在某种具体的东西中，正如同我们的开国国父们把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体现在《独立宣言》和《美国》中一样。
在我看来，未来的社会不仅应当强调合作性的福利来代替个人主义的竞争，而且也应当强调人而不是强调物。
今天，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相信合作经济社会的人，正如同1776年时需要相信民主社会的人一样。前者是20世纪的需要，后者是18世纪的需要。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希望得疾病时有保险、年老后有救济、不致失业、不会招穷，希望更平均地分享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他们不相信目前这种残酷的竞争制度能达到上述目的。
我不敢说我们的宪法今天已不适用。我要说的是：今天我国国内各种经济集团间的关系以及我国国内各种个人活动及政府活动，都不能充分地使我国走向全体人民的幸福。
现在，世界各地的平民都在向前迈进。
过去150年来的自由进军是一部漫长的人民革命史。人民革命的目标是和平而不是暴力。但如果平民的权利受到攻击，那就会导致母熊在被劫走幼子时所发出的反抗性狂怒。
人民已把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6日致国会咨文中所提到的四大自由作为圭臬。这四大自由就是这一场长期革命的核心。联合国已把自己的立场建立于此。也许我们美国人会觉得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我们掂量一下人人不虞匮乏的自由，我们就会看出过去150年的这场革命还远未完成。在美国没有完成，在世界其他各地更没有完成。我们应当知道，除非不虞匮乏的自由得以真正实现，否则，这场革命就得继续进行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没有做好。我们没有能建立一个持久的世界和平。我们没有能建立以人民革命为基本原则的和平条约。我们没有设法去建立一个可促使世界各国人民不虞匮乏的自由的世界。但我们已从错误中获得教训。所以在这次战争以后，我们一定要设法建立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比较健全的世界。
有人说这是“美国世纪”。不对，我说，我们面临的世界应当是平民的世纪。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平民都应当学会如何增加其生产力，以便他和他的下一代能够向世界社会偿还他今天所得的东西。上帝没有授权任何国家可以剥削其他任何国家。老一辈国家有义务帮助新兴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而在这样做时不能搞军事帝国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
和平到来时，我国公民将有一项责任，这项崇高的责任就是牺牲小利服从大利。和约必须着眼全世界。不许有特权国家。纳粹不是主宰民族，我们美国也不是主宰民族。一切民族都应平等。我们主张平民的世纪。
华莱士的宏论一出世，使美国的右派势力大为恐慌。有人攻击他要搞社会主义。罗斯福也受到了压力。他终于在1944年的第四任竞选时舍弃了华莱士，另找杜鲁门为其竞选伙伴。
杜鲁门总统上台后，任华莱士为商务部长。商务部虽然不管外交，但管外贸，华莱士坚决主张美国应与一切国家扩展贸易，特别应当包括苏联。但在战后杜鲁门很快就宣布取消对苏联的租借，不久又宣布军事援助希腊的皇室镇压战时的抗德游击队。华莱士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罗斯福的既定政策的。
1946年9月6日，国务卿伯恩斯在德国斯图加特发表演说，指责苏联违反波茨坦协定的精神。接着他又到巴黎参加欧洲各国外长会议。华莱士则在12日于纽约麦迪逊广场发表演说，主张美苏缓和。他说，世界各地有许多反动分子曾希望轴心国取得胜利，而现在这些人自称为美国的朋友。但这些昨天的真敌人和今天的伪朋友继续在挑动美国与苏联发生摩擦和战争。我们决不能让这些国内外的蓄意挑拨美苏战争的人来领导和左右我们的对俄政策。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美苏之间的真正和平条约。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应当认识东欧的政治不是我们的事，正如同俄国应认明拉美、西欧和美国的政治不是苏联的事。我们可能不喜欢俄国人在东欧的所作所为。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俄国人总想把它的势力圈子社会主义化，正如同我们总想把我们的势力圈子民主化一样。这也适用于德国。我们要把我们治下的德国民主化，苏联则要把它治下的德国社会主义化。
华莱士还提到中国说：“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它与俄国有世界上最长的接壤边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中国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必须摆脱任何势力圈的控制。我们坚持中国必须保持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门户开放政策。然而，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和平和统一的局面，谈什么贸易和经济的门户开放云云就成为毫无意义。”
他说：“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将统治世界约三分之一，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思想将统治其余的三分之二，这两种思想将力求证明它将在其治下给人民以最大之满足。应当通过协定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竞赛。由两种制度的效果自己来说话。”
伯恩斯在巴黎读到华莱士的演讲后立即打电报给杜鲁门说：“如果你不能阻止作为你内阁成员的华莱士先生发表外交政策的谈话，那么，我这个国务卿就没有什么好当的了，即使暂时也不行。”
杜鲁门就写了一封很不文雅的信责备华莱士，华莱士觉得此信很不妥，他打电话给总统秘书罗斯，罗斯请求把信交给他，华莱士乃让罗斯销毁了该信。后来记者们追问此信时，华莱士一口咬定他记不起具体措辞，从而帮杜鲁门免于出丑。这是一起举世闻名的华莱士的以德报怨的美行。
1946年9月，华莱士应杜鲁门的要求，提出了辞呈。他写道：“应你之请，谨奉上辞呈。我将继续为和平而奋斗。”杜鲁门则在广播中说：“我遗憾地不得不与我多年相处的老同事分手。但我肯定，华莱士先生以平民的身份将更愉快和自由地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华莱士事后说：“我早就知道我得退出内阁，我决定要在和平问题（issue）上分手。我要突出和平问题的重要性。”
传记作家理查德·沃尔顿评论道：“华莱士的行为与肯尼迪内阁和约翰逊内阁的反越战官员的行为形成一种多鲜明的对比啊。华莱士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敢于在一个原则问题上公开与当局决裂而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相反的，鲍尔们、麦克纳马拉们、希尔斯曼们，只能在密室中清谈，他们把个人前途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而不敢公开维护真理。”
1948年，华莱士接受人们意见，出来组织进步党参加竞选。他绝不是想当总统，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美国的第三党既无钱又无势，是绝对不会取胜的。他的组党，不过是表示要在外交问题上争鸣一番，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华莱士的确成了当时的反冷战的旗手和英雄。选举的结果，进步党只得一百万票。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战争问题。华莱士本来为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认为杜鲁门总统的政策冤枉了苏联，苏联并无侵略意图。
朝鲜战争发生后，进步党反对美国参战。但华莱士在研究整个过程后，确信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纵容金日成发动的，他不能同意进步党的立场，并宣布退出进步党。他承认对苏联做了错误的估价。他公然表示，当年杜鲁门开除他出内阁是做对了。
他还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说：“当我的国家投入战争，而联合国又是支持这一战争时，我必须站在祖国和联合国的这一边。我不能与那些想发动一场宣传运动来促使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队的人站在一起。”
1951年9月19日，华莱士又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反对麦卡锡分子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对杜鲁门总统的攻击。
杜鲁门回信说：
亲爱的亨利：
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感谢你的19日的令人高兴的信啊。
你对中国局势的追忆和一些辅助文件证明了对华关系的白皮书中所陈述的事实。遗憾的是，共和党人除了竭力揭发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错误以外，再没有别的好事可做。我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就可以得到的事实而论，局势已是处理得够好的了。
多谢你像过去那样思虑周详地给我来信。
华莱士与杜鲁门的这一段离离合合的故事，典型地说明了两位光明磊落的政治家的交往，他们的确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管谁错谁对，并不存在私人恩怨问题。
他的晚年是在他纽约州的一块农场上度过的，他在那里继续他的农业试验，并与一些朋友通信研讨问题。他曾勇敢地斗争，现在又勇敢地反思。1965年11月18日华莱士病逝。
华莱士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失败了的英雄。爱因斯坦就是华莱士的崇拜者之一，他曾写信给华莱士说：“你的勇敢的言论值得我们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的感谢。”
1888年，亨利·华莱士生于艾奥瓦州的阿达尔，他的曾祖是爱尔兰移民，其儿子是亨利一世，他当了一个时期的牧师后就在艾奥瓦州从事农作，后来购进了一家报纸，由他自任编辑，亨利·华莱士并改名为《华莱士农人》，他的儿子为亨利二世，曾协助父亲编辑报纸，后来出任了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的农业部长。本文所说的亨利是三世，所以华莱士真可以说得上是一位农业世家。他在17岁时已开始做杂交玉蜀黍的试验，2l岁毕业于艾奥瓦州立学院。1933年被罗斯福任命为农业部长。他是一名十足的书呆子，也是一名十足的福音派教徒。他热衷于罗斯福的新政，对萧条中的农业复兴作出了贡献。1940年，罗斯福在其第三任竞选中亲自指定华莱士为副总统候选人。当时，民主党内的右派表示不同意，罗斯福发脾气说，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参加竞选了。这才结束了争论。
1940年，罗斯福发表了“四大自由”的演说。那就是说，战后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四大自由的世界，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华莱士就此大加发挥，提出了“平民的世纪”。他写道：
美国人民的性格是由几种根本思想形成的，而这些思想又反过来影响客观现实。这些思想是：相信《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规定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和人权；相信真正信仰上帝的人应当勤奋工作、生活节制、注意俭朴和孩子的教育；相信科学、发明、大量生产和不断进步；相信亚当·斯密和自由竞争学说。
今天，资本主义在经济力量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但它在精神方面却愈来愈破产。正因为这种精神的破产，在某些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乃被各种不同的经济独裁所替代，这种经济也带来了对民主权利的镇压。在我看来，人的目的不应当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或崇拜物质主义，或把某一民族奉为最优秀的民族。
有一位批评我的人说，美国今天应当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体现在某种具体的东西中，正如同我们的开国国父们把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体现在《独立宣言》和《美国》中一样。
在我看来，未来的社会不仅应当强调合作性的福利来代替个人主义的竞争，而且也应当强调人而不是强调物。
今天，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相信合作经济社会的人，正如同1776年时需要相信民主社会的人一样。前者是20世纪的需要，后者是18世纪的需要。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希望得疾病时有保险、年老后有救济、不致失业、不会招穷，希望更平均地分享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他们不相信目前这种残酷的竞争制度能达到上述目的。
我不敢说我们的宪法今天已不适用。我要说的是：今天我国国内各种经济集团间的关系以及我国国内各种个人活动及政府活动，都不能充分地使我国走向全体人民的幸福。
现在，世界各地的平民都在向前迈进。
过去150年来的自由进军是一部漫长的人民革命史。人民革命的目标是和平而不是暴力。但如果平民的权利受到攻击，那就会导致母熊在被劫走幼子时所发出的反抗性狂怒。
人民已把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6日致国会咨文中所提到的四大自由作为圭臬。这四大自由就是这一场长期革命的核心。联合国已把自己的立场建立于此。也许我们美国人会觉得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我们掂量一下人人不虞匮乏的自由，我们就会看出过去150年的这场革命还远未完成。在美国没有完成，在世界其他各地更没有完成。我们应当知道，除非不虞匮乏的自由得以真正实现，否则，这场革命就得继续进行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没有做好。我们没有能建立一个持久的世界和平。我们没有能建立以人民革命为基本原则的和平条约。我们没有设法去建立一个可促使世界各国人民不虞匮乏的自由的世界。但我们已从错误中获得教训。所以在这次战争以后，我们一定要设法建立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比较健全的世界。
有人说这是“美国世纪”。不对，我说，我们面临的世界应当是平民的世纪。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平民都应当学会如何增加其生产力，以便他和他的下一代能够向世界社会偿还他今天所得的东西。上帝没有授权任何国家可以剥削其他任何国家。老一辈国家有义务帮助新兴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而在这样做时不能搞军事帝国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
和平到来时，我国公民将有一项责任，这项崇高的责任就是牺牲小利服从大利。和约必须着眼全世界。不许有特权国家。纳粹不是主宰民族，我们美国也不是主宰民族。一切民族都应平等。我们主张平民的世纪。
华莱士的宏论一出世，使美国的右派势力大为恐慌。有人攻击他要搞社会主义。罗斯福也受到了压力。他终于在1944年的第四任竞选时舍弃了华莱士，另找杜鲁门为其竞选伙伴。
杜鲁门总统上台后，任华莱士为商务部长。商务部虽然不管外交，但管外贸，华莱士坚决主张美国应与一切国家扩展贸易，特别应当包括苏联。但在战后杜鲁门很快就宣布取消对苏联的租借，不久又宣布军事援助希腊的皇室镇压战时的抗德游击队。华莱士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罗斯福的既定政策的。
1946年9月6日，国务卿伯恩斯在德国斯图加特发表演说，指责苏联违反波茨坦协定的精神。接着他又到巴黎参加欧洲各国外长会议。华莱士则在12日于纽约麦迪逊广场发表演说，主张美苏缓和。他说，世界各地有许多反动分子曾希望轴心国取得胜利，而现在这些人自称为美国的朋友。但这些昨天的真敌人和今天的伪朋友继续在挑动美国与苏联发生摩擦和战争。我们决不能让这些国内外的蓄意挑拨美苏战争的人来领导和左右我们的对俄政策。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美苏之间的真正和平条约。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应当认识东欧的政治不是我们的事，正如同俄国应认明拉美、西欧和美国的政治不是苏联的事。我们可能不喜欢俄国人在东欧的所作所为。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俄国人总想把它的势力圈子社会主义化，正如同我们总想把我们的势力圈子民主化一样。这也适用于德国。我们要把我们治下的德国民主化，苏联则要把它治下的德国社会主义化。
华莱士还提到中国说：“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它与俄国有世界上最长的接壤边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中国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必须摆脱任何势力圈的控制。我们坚持中国必须保持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门户开放政策。然而，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和平和统一的局面，谈什么贸易和经济的门户开放云云就成为毫无意义。”
他说：“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将统治世界约三分之一，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思想将统治其余的三分之二，这两种思想将力求证明它将在其治下给人民以最大之满足。应当通过协定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竞赛。由两种制度的效果自己来说话。”
伯恩斯在巴黎读到华莱士的演讲后立即打电报给杜鲁门说：“如果你不能阻止作为你内阁成员的华莱士先生发表外交政策的谈话，那么，我这个国务卿就没有什么好当的了，即使暂时也不行。”
杜鲁门就写了一封很不文雅的信责备华莱士，华莱士觉得此信很不妥，他打电话给总统秘书罗斯，罗斯请求把信交给他，华莱士乃让罗斯销毁了该信。后来记者们追问此信时，华莱士一口咬定他记不起具体措辞，从而帮杜鲁门免于出丑。这是一起举世闻名的华莱士的以德报怨的美行。
1946年9月，华莱士应杜鲁门的要求，提出了辞呈。他写道：“应你之请，谨奉上辞呈。我将继续为和平而奋斗。”杜鲁门则在广播中说：“我遗憾地不得不与我多年相处的老同事分手。但我肯定，华莱士先生以平民的身份将更愉快和自由地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华莱士事后说：“我早就知道我得退出内阁，我决定要在和平问题（issue）上分手。我要突出和平问题的重要性。”
传记作家理查德·沃尔顿评论道：“华莱士的行为与肯尼迪内阁和约翰逊内阁的反越战官员的行为形成一种多鲜明的对比啊。华莱士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敢于在一个原则问题上公开与当局决裂而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相反的，鲍尔们、麦克纳马拉们、希尔斯曼们，只能在密室中清谈，他们把个人前途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而不敢公开维护真理。”
1948年，华莱士接受人们意见，出来组织进步党参加竞选。他绝不是想当总统，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美国的第三党既无钱又无势，是绝对不会取胜的。他的组党，不过是表示要在外交问题上争鸣一番，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华莱士的确成了当时的反冷战的旗手和英雄。选举的结果，进步党只得一百万票。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战争问题。华莱士本来为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认为杜鲁门总统的政策冤枉了苏联，苏联并无侵略意图。
朝鲜战争发生后，进步党反对美国参战。但华莱士在研究整个过程后，确信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纵容金日成发动的，他不能同意进步党的立场，并宣布退出进步党。他承认对苏联做了错误的估价。他公然表示，当年杜鲁门开除他出内阁是做对了。
他还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说：“当我的国家投入战争，而联合国又是支持这一战争时，我必须站在祖国和联合国的这一边。我不能与那些想发动一场宣传运动来促使从朝鲜撤出联合国军队的人站在一起。”
1951年9月19日，华莱士又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反对麦卡锡分子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对杜鲁门总统的攻击。
杜鲁门回信说：
亲爱的亨利：
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感谢你的19日的令人高兴的信啊。
你对中国局势的追忆和一些辅助文件证明了对华关系的白皮书中所陈述的事实。遗憾的是，共和党人除了竭力揭发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错误以外，再没有别的好事可做。我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就可以得到的事实而论，局势已是处理得够好的了。
多谢你像过去那样思虑周详地给我来信。
华莱士与杜鲁门的这一段离离合合的故事，典型地说明了两位光明磊落的政治家的交往，他们的确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管谁错谁对，并不存在私人恩怨问题。
他的晚年是在他纽约州的一块农场上度过的，他在那里继续他的农业试验，并与一些朋友通信研讨问题。他曾勇敢地斗争，现在又勇敢地反思。1965年11月18日华莱士病逝。
华莱士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失败了的英雄。爱因斯坦就是华莱士的崇拜者之一，他曾写信给华莱士说：“你的勇敢的言论值得我们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