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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公开表示,他最崇拜的美国开国元勋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至少说明汉密尔顿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威信,但汉密尔顿在中国内地的声誉却不怎么样。

  譬如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选》上就有这样一段话:汉密尔顿为美国联邦党人,他早在纽约担任律师时,就竭力维护大地主、商人和银行家的利益。他的政治见解,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他所曾经说的一段话看得很清楚。他说:‘一切社会本身都分成了少数和多数。前者是富人和出身好的人,后者是人民群众。人民的呼声曾经被说成是上帝的呼声,不管这个格言如何普遍地被引用和信奉,它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人民是强横而多变的;他们很少判断或决定得正确。因此,应该给予第一类人在政府中的一个突出的、永久的地位。他们将会制止第二类人的骚动,而且由于他们不能在一个变革中得到任何利益,因之,他们将永远保持良好的政府。我们能够希望一个每年跟着人民群众打转的民主国会切实地促进公共福利吗?只有一个永久的机构才能阻止民主政治的轻举妄动。’

  其实,即使在美国,对汉密尔顿的评价历来见仁见智,没有什么“舆论一律”。

  汉密尔顿生于1757年1月。他父亲是苏格兰的一名没落贵族,流落于西印度群岛的奈维斯。后来,由于他父母失和更兼生母早逝,汉密尔顿没有获得父母的适当照顾。倒是他的一位姨妈安·温顿给了他照看。汉密尔顿在1804年参加决斗之前夕曾关照妻子,万一他决斗身亡,请照顾他的姨母,因为她“作为一个朋友是这个世界上给我最大恩德的人”。

  汉密尔顿11岁就受雇于尼古拉斯·克鲁格,他是一位来往于圣克罗伊与纽约间的商人。汉密尔顿虽然年轻,却很受克鲁格器重。克鲁格最后发了财,这说明汉密尔顿从小就体会到做生意的重要意义。汉密尔顿聪明过人,他虽然没有受充分之教育,却能写很好的文章。圣克罗伊有一位很有地位的牧师休·诺克斯很喜爱汉密尔顿。后者在诺克斯牧师的图书室中饱读了各种书籍。

  1772年8月,圣克罗伊遭到一场台风的袭击。汉密尔顿写了一篇文章,叙述这次灾难,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这使人们普遍地注意到这个孩子文采不凡。

  这时,他姨母已移居纽约,经他姨母等人的资助和诺克斯牧师推荐,汉密尔顿从圣克罗伊来到了纽约,次年进入了皇家学院,即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进大学成了汉密尔顿生活的转机。

  1774年11月,有一位保皇派牧师萨缪尔·西伯里写了一本小册子,攻击刚成立不久的大陆会议。汉密尔顿为文驳斥,并且连打了几个回合。

  汉密尔顿认为,局面之所以危急是因为英方欲把美洲人民置于奴役地位。根据自然法,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驾驭其他任何人,任何人在未得其本人同意之下受别人支配,他就成为奴隶。

  令人叹服的是,这位弱冠青年早就指出美国的革命战争需要采取游击战术,虽然他并未使用这个名称。他写道:“我国的国情使我们可以避免阵地战。最好的作战方式是通过经常的小接触和袭击来骚扰敌人,并使其陷入疲劳而不是在宽阔的大地上进行对阵,因为在后者情况下,敌人占优势的正规作战技术将得到充分的发挥。美国人应取前面的那种作战方式,它最适用于美国。”他还指出:“人们对自由有一股热忱。它会使他人的品质上升而表现出勇敢和英雄主义。我们最近从科西加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人民在保卫自由时将表现得多么好。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各殖民地的情况,我们一定会感觉到,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美国人民的脉搏跳得多么的猛啊。热爱自由和热爱祖国所引发的动力,谅必会压倒英方的各种有利条件。”

  1775年5月10日夜晚,汉密尔顿在学校寝室中为吵闹声惊醒,他往窗口一看,见一大堆人冲进学校,他们要抓被认为是亲英的保皇派校长迈尔斯·柯柏。汉密尔顿也是反对柯柏的,但他不赞成使用如此粗鲁的办法,于是不怕危险,挺身而出,向群众作演说。正因为汉密尔顿出面阻挡群众,柯柏获得了充分时间,逃出校园,后来又马上回英国,而且永不返美。这次无秩序的群众行动,在汉密尔顿的心中留下很深印象,他后来之所以藐视群众运动,与这次事件不无关系。

  ambition一词在英语中有两层意思:一是野心,一是抱负。我们可以说,汉密尔顿肯定是有ambition的。他想有所作为,而他最原始的抱负是从军,想靠建立军功来成名。

  汉密尔顿选择了炮兵,因为他多少懂得数学。他被任为连长,领上尉衔,受亨利·诺克斯上校管辖。诺克斯本人原来是一名旧书店老板,他爱读他自己店内的所有军事书籍,成了一名自学成才的炮兵专家,最后任华盛顿内阁中的陆军部长。

  汉密尔顿作战勇敢和沉着,很快被诺克斯发现是一个人才,就把他推荐给了华盛顿将军。这样,汉密尔顿就成了华盛顿的副官和军事秘书,也成了华盛顿所心爱的一名贴身青年军官。

  华盛顿本人没有亲生子女,他待汉密尔顿犹如养子,于是有无聊文人就造谣说,华盛顿早年在西印度群岛时曾与汉密尔顿的母亲腊歇尔勾搭,生下私生子汉密尔顿。但历史学家们马上指出,华盛顿在西印度群岛的那一年离汉密尔顿的出生还差5年。

  汉密尔顿经办的第一件大事是同盖茨将军打交道,在萨拉托加战役后,盖茨声名大振、不可一世。由于军事形势需要,华盛顿拟抽调盖茨一部分兵力南下,他派汉密尔顿前往交涉。盖茨竟拒绝华盛顿的要求,只答应抽一个旅,而且故意派一个最弱的旅,人数只有600人。经汉密尔顿力争,盖茨口头答应改派两个旅。但一切都是口头应诺,最后是“没有任何实在的援军离开赫得逊河谷”。汉密尔顿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华盛顿这位总司令竟无力指挥其部下,这种种经历都促成他日后力主中央必须集权的主张。

  汉密尔顿从盖茨那儿回来后,就同华盛顿在瓦利福奇度过了革命史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日。那时,华盛顿吃了败仗,在瓦利福奇重整兵力,出现的情况是士气低落、招兵困难、给养不足。更糟糕的是中央有人密谋要夺华盛顿的权。汉密尔顿表现很好,始终忠于华盛顿,并构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家庭”。“华盛顿家庭”的主要成员是3名年轻将领,除汉密尔顿外,有约翰·劳伦斯和法国的侯爵拉斐特。他们都是20岁上下的人,尤以拉斐特为最年轻。

  汉密尔顿一心想带兵立军功,而他这个副官的任务主要是文书和联络,离军功很远,他早有倦勤之意,终于在一次偶然事件中,他把他这种不满情绪发泄了出来。

  1781年2月16日,汉密尔顿在总司令办事大楼的2楼碰到了华盛顿,华说他想找汉谈一些事,汉回答说他下楼去办一件事,马上就回来。汉是去递交一封信给铁尔曼的,但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拉斐特,谈了1分钟。当他跑回大楼时,只见华盛顿站在楼梯口。他严厉地说:“汉密尔顿上校,你使我在这儿等了你10分钟,我必须对你说,先生,你对我有失尊敬。”

  汉密尔顿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先生,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既然你认为有必要说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手。”

  华盛顿又说:“好的,先生,如果你做这样的选择的话。”这样,他们两人就分手了。

  1小时后,华盛顿叫铁尔曼去看汉密尔顿,婉转地表示歉意,但汉密尔顿是早下了决心的,所以拒绝和解。只是在多方劝说之下,其中包括老丈人舒勒将军,汉密尔顿才于4月19日重回总部。

  华盛顿毕竟不失大将风度。他不但没有见怪汉密尔顿,反而感到内疚,并满足了汉密尔顿的愿望,最后在约克敦一役中,汉密尔顿得到了委任,领兵进攻英军的右翼(左翼由法军负责进攻),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英军的投降意味着汉密尔顿军事生涯的结束。他回到纽约,投身律师业务。老婆孩子,其乐融融。他曾给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你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已日益成为一名十足的家庭男子了。我已失去所有的追逐名利的念头。我所求者只是老婆孩子的幸福。仅仅出于责任观念,才使我没有完全摆脱官务。很可能,我将不再投身政界矣。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发展了一种共同的信念:美国必须统一,统一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这种信念好似一种内心的虫子,它老在搔痒你的心,因此,汉密尔顿想一头毛驴热炕头的幻想是维持不下去的。他必须破门而出。外敌一旦除去,各州间的争吵立即上升,美国面临混乱的危险。1786年,在华盛顿主持下,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代表在芒特弗农举行了谋求解决两州间纠纷的会谈。后来与会者建议扩大范围,举行一个有更多的州参加的会议。这就是随后的安纳波利斯会议。

  作为纽约州代表的汉密尔顿原想利用这次会议来建立联邦(union),但该会的出席者只有5个州,带有失败味道。出于汉密尔顿的机智,使这个失败的会变成了胜利的苗子。也就是说,这个会议以向大陆会议提出一项建议作为结束。建议的内容是要求各州派代表“于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开会,考虑合众国的情况,以便制定一些在他们看来会使联邦政府的宪法能更进一步适应联邦的迫切要求的规章条例”。这个建议终于促成了制宪会议。

  但在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陷入了一个可悲的地位。会议规定每州投一票。纽约州共有代表3人,汉是其中之一。不过那另外两个人却是反对派,不赞成推翻邦联条款,所以中途退场,这样,汉密尔顿就没有投票权。他也曾一度退场,所以,会议的主角是麦迪逊而不是汉密尔顿。麦迪逊通常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的功绩不在于制宪而在于促成纽约州批准联邦宪法。

  当时的纽约州是反联邦宪法的堡垒,多亏汉密尔顿的努力,才使形势有了改变,终于以30票对27票批准了宪法。汉密尔顿除了组织拥宪力量外,特别有名的就是以他为主的“三家村”所写的一系列拥宪文章,即《联邦党人文集》。“三家村”的其他两位是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

  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曾发表一通议论,吹捧英国的体制,因此不少人曾攻击汉密尔顿是一名君主派。特别是杰斐逊,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把汉密尔顿说成是反共和制的人物。但汉密尔顿则坚决声明他一贯是共和主义者。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汉密尔顿的共和主义实际上比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共和主义更彻底。“至于共和主义的意义,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有一致的地方,即:共和制政府的根本要素是一切权力必须最终导源于人民。但对汉密尔顿而言,共和主义还有一种更基本的基础。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他认为共和主义的要素是‘一切人的政治权利平等而不能有任何世袭性的区别’。而杰斐逊是奴隶主,他对奴隶有买有卖,并赖奴隶的劳动果实为生,所以他很难符合汉密尔顿所说的共和主义者的称号,不管他口头上说他多么讨厌奴隶制度”。

  顺便要指出的是,在革命战争期间,汉密尔顿曾鼓动他的好朋友约翰·劳伦斯回南卡罗来纳去动员黑人奴隶参军,并许诺参军后的黑人可以在战后获得自由。劳伦斯的确回家乡去做了一番努力,但由于当地保守势力反对,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作为奴隶主的杰斐逊和麦迪逊,在战争中都没有作出过任何旨在解放黑奴的努力。

  华盛顿就任总统后,任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实际上,汉密尔顿是华盛顿心目中的主要依靠。当时联邦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国家债务重重,纸币贬值,人心惶惶。汉密尔顿目光远大,采取大刀阔斧的办法来整顿财政,最有名的就是承担遗留下来的公共债务。英文名称叫作assumption问题。

  承担债务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持有债券的人多半在北方,北方将占大便宜。第二,若要还债,必须增加国内税收,南方奴隶主又将吃亏。所以,国会中的南方议员大多持反对态度。

  这时,杰斐逊刚从法国回国就任国务卿。汉密尔顿乃找到杰斐逊和麦迪逊,商谈一笔政治买卖。如果杰斐逊代表南方同意支持assumption,则汉密尔顿将代表北方同意把未来的美国国都设于波托马克河畔(即后来的首都华盛顿)。请注意,美国开国时的临时首都在纽约,后又暂时移至费城。双方达成了默契,并且都说话算数,但杰斐逊在《自传》中把这一笔交易说成是上了汉密尔顿的当,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交易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谁也没有隐瞒任何目的。杰斐逊若事后后悔,只能怪自己,岂可归罪于对方!

  汉密尔顿的另一建议是要求设立国家银行,所谓国家银行并非全由国家出资,而是由国家和私人共同出资认股。主要目的是统一货币,助长州际贸易。

  这一建议遭到了杰斐逊的反对,杰斐逊并不反对设立银行而是反对设立中央银行。也就是说,银行应由各州自办,不能设什么中央银行。

  汉密尔顿设中央银行的理由十分充足,是很难驳倒的。因此,杰斐逊采取了不择手段的办法。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来反对中央银行。他写了一篇论述,说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职能是明写着的,宪法中没有提到联邦政府有权办银行,所以联邦政府无权办银行。

  杰斐逊的这种逻辑非常不高明。不是别人,正是杰斐逊自己,当上总统后,曾以总统身份未经国会同意就先买下了比13州面积还大的路易斯安那领土,而宪法中更没有规定总统有权买进国土。

  由于华盛顿的英明,他拒绝了杰斐逊的意见而采纳了汉密尔顿的建议,联邦银行乃得以成立。

  汉密尔顿的assumption和中央银行使美国的混乱经济获得了稳定,也为联邦政府带来了威信,从而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汉密尔顿还为美国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战略性的见解,也就是解决美国应该优先发展什么的大问题。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应当优先发展制造业,以便“使美国在军事方面以及其他重要供应方面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他于1791年12月5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个关于发展制造业的报告,其中说:“在国家工业这一总体中,使用机器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这是一种人造力,可以有助于人的自然力。对劳动的各种目的来说,这意味着人手的增加,人力的增加,并且可以不受必须为劳动力支付工资方面的限制。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合情合理地得出以下推论呢:凡可以促成最大限度使用机器的行业将最有助于提供总劳力,从而最有助于工业总产量。”

  历史学家理查德·摩里斯说:“汉密尔顿的报告成了主张政府应提供帮助以鼓励工业的人们的《圣经》。他提供了主张采取保护关税制的经典依据。这一报告明确的有这样一种后来被称之为‘利益和谐’原理的思想。汉密尔顿认为,政府支持工业不会削弱农业而将加强农业,将为投资创造机会,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且还可吸引移民。但他的这些思想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所以他的大部分建议在当时没有被接受。”

  汉密尔顿的政敌,特别是杰斐逊,口口声声指责汉密尔顿企图在美国搞君主制。这是一种说过了头的指责;同样的,汉密尔顿说杰斐逊要搞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说过了头的指责。

  汉密尔顿曾多次驳斥这种流言,他在致爱德华·卡林顿上校的信中说:“至于我个人的政治信条,我愿意与你剖心相见。我是十分热爱共和制理论的。我的首要愿望就是希望看到政治权利的平等,必须排除由于世袭而产生的地位的高低;这种平等必须稳固地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它能实在地证明它是与社会的秩序和幸福相一致的……”“我说我十分热爱共和制理论,这是出于我肺腑之言,我是以老朋友身份与你肝胆相照而说这话的。我还要说,我强烈希望这种理论能取得成功。但我也要坦率地说,我很怀疑它是否能成功,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这还是一个问题。”

  他在上书华盛顿时又说道:“就我所知,没有人想把君主制引进我国。有极少数人(最多三四人)表示在理论上赞同英国那样的宪法,但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样的宪法不适合于美国,除了其中的分权制外。在这方面主张最激烈的一名人士也坚定地说,美国应当采用共和制理论,如果它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发现汉密尔顿有言行不一致的迹象。总而言之,汉密尔顿只是主张精英制度(elitism)而已,根本说不上君主制。

  当然,汉密尔顿也有很大弱点。他没有注意团结联邦党人。所谓联邦党实际上不成其为党,只是支持汉密尔顿见解的一批人而已。而杰斐逊却有组党活动,促成了一个现代政党的雏形。汉密尔顿甚至同同一阵营的约翰·亚当斯闹对立,从而进一步削弱联邦党,终于使联邦党被挤出了政治舞台。

  汉密尔顿还有私生活的污点。他曾中了詹姆斯·雷诺夫妇的拆白党美人计,几乎名誉扫地。玛丽亚·雷诺夫人一天访问汉密尔顿诉说自己编出来的不幸,要求汉密尔顿救济,汉说他身上没有钱,玛丽亚就请他晚上去她家中送钱。汉晚上如约前往,她就直引汉进她卧室,汉就此上了钩。不久,詹姆斯·雷诺从外地回来,就找汉算账,汉最初出1000元了账,但詹姆斯又要挟汉为他在政府谋一官职,汉不肯。结果丑闻外泄,从而使人们大大怀疑汉在财政部手脚不干净。国会及华盛顿都同意需对汉密尔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汉密尔顿在银钱方面并没有贪污行为。但他的品德形象毕竟受了很大的损害。

  更荒唐的是汉密尔顿之死。

  汉密尔顿的长子名叫菲列普,他于1801年11月同一位名叫乔治·艾克的青年决斗,艾克是阿隆·伯尔的拥护者。结果,艾克在决斗中把菲列普击毙。

  1804年7月,阿隆·伯尔本人要求与汉密尔顿决斗,其理由是汉密尔顿在人背后说了阿隆的坏话而又不肯认错。汉密尔顿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在放枪时故意打歪,但伯尔却存心要杀死汉密尔顿,因为他对汉密尔顿怀恨在心,汉密尔顿曾在1800年阻止伯尔成为总统。结果,汉密尔顿重伤而死。顺便说一下,汉密尔顿当时暗中帮助杰斐逊击败了伯尔,使杰任正总统,伯尔任副总统,这也足见他能以大局为重。

  一贯以维护杰斐逊闻名的6厚册杰斐逊传记的作者杜马斯·马隆说:“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的个人品德是可以肯定的。当时批评他的人没有能抓到任何把柄把他钉住。他曾处理成百万美元,他的政策也曾使不少人发财致富,但他自己死时清贫如洗,这足以证明,尽管他有自己的打算,但他的目标肯定不是钱。”

  丹尼尔·韦勃斯特曾说:“他(汉密尔顿)点了公共债务这具尸首,这尸首就变活了。”汉密尔顿不愧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赤字政策救活经济的财政大师。

  杰斐逊后来也不能不说:“我们可以用15年时间还清他所欠下的债,但我们永远不能抛弃他的财政系统。”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汉密尔顿诞生200周年纪念日时曾说,汉密尔顿是“我国开国人物中最勇敢和最高瞻远瞩者之一”。

  事实的确如此。在加强中央权力使美国成为一个稳定的统一国家方面,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最得力的助手。在解决当时美国经济困难问题上,汉密尔顿又是具有独创性的伟大设计师。

  中国历史学者叶炳炎说:“汉密尔顿是个有见识有胆量的开拓性人才。他大胆进行财政经济革新,走在时代前面,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

  不错,汉密尔顿无愧为一名开拓型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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