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理查德·尼克松
1913年1月9日，理查德·尼克松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30英里外的约巴林达镇。父亲是爱尔兰血统移民，当过菜农、电车司机，后来开小杂货店兼营汽车加油站。他深信《圣经》的教训：“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尼克松。
尼克松的童年曾充满艰辛和磨难。他三岁时从马车上摔下来，车轮划破了头皮，在送往医院途中差点儿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四岁时得了急性肺炎，又差一点儿送了命。大哥和弟弟先后因肺结核而死，给年轻的尼克松留下了不尽的悲伤。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从小帮助父母做家务劳动，稍大一些时，每天早晨4点起床，从洛杉矶菜市场采购新鲜水果蔬菜，回来后再洗净、分级、送进店铺，然后去上学。假期中，他当过看门人，在鸡鸭铺里帮助拔毛，为流动剧团招揽观众。
在学生时代，尼克松是一个刻苦和认真的学生。在当地的富勒顿中学时，他曾在演说比赛中获胜，并代表西海岸参加全国学生演讲大赛。后来在惠蒂尔中学时又显示了他的演说才能。1930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惠蒂尔中学毕业。当时由于家境困难，他没有能上东部的名牌大学，只进了惠蒂尔学院主修历史学。1934年毕业时，在109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三。
随后，他获奖学金入杜克大学法学院，1938年毕业。在纽约多处谋职均遭失败，怀着失望心情回到老家惠蒂尔，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1941年12月，因杜克大学一位教授的推荐，华盛顿物价管理局聘尼克松为定量协调组的助理律师。当时正值美国参战，于是他就报名参加海军，1942年8月，他被派到罗得岛匡塞特角海军基地受训。两个月后，他被派到南太平洋作战。在这期间，他因战功荣获两枚战斗勋章。最后由中尉升到少校。
1945年9月，尼克松收到了加利福尼亚美洲银行惠蒂尔分行经理赫尔曼·佩里来信，问他是否有兴趣参加共和党众议员的竞选。尼克松欣然同意。
他在共和党的“百人委员会”上发表演说，阐明他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主张，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接着，他就与在任的民主党候选人沃里斯展开了争斗。
尼克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投机者。他从一开始就决定打“反共牌”，因为他知道战后的主流将是反共。他指责沃里斯支持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政治委员会，他认为该委员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因此沃里斯也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一着非常奏效，他在1946年11月击败了沃里斯，成了联邦众议员，时年33岁。
从此，尼克松就不断打“反共牌”，在政治舞台上青云直上。
他在众院参加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演出了一场“抓希斯”的大表演。故事发生在1948年。
“希斯案件”要从一个名叫惠特克·钱伯斯的人说起。钱伯斯出身于中产家庭，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时候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后来任美共《工人日报》编辑。接着，据他自己说，被党派去做间谍工作，他就改姓换名接受了俄国特务的领导。他说，长期的间谍工作使他的良心发生了疑问，一个美国人去为俄国的利益服务，而美其名为共产主义服务，这是不可原谅的。所以他决定要摆脱美共，并采取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行动。他说，他的长期工作使他了解到，由于他的脱党，共产党一定会对他采取极端严厉的报复行动，所以他必须十分谨慎。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寻找一个去处。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就在马里兰州的一个乡下买下了一个小农庄。他说，共产党一定以为他会远走高飞，他们不会估计我没有逃出华盛顿，所以故意挑选这么一个地点。于是，在一个夜晚，他忽然从共产党内消失了，谁也不知其去向。除了陪同他的妻子以外，他在农庄里颠倒了生活，即白天睡觉，夜晚工作，睡觉时，枕下总放着一支实弹手枪，以防万一。就这样过了一年，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意外死亡或自杀了，谁也不知道他竟还活着。后来，经朋友介绍，他加入卢斯的《时代杂志》任编辑。据他自己说，他之脱党本来是出于良心的谴责，并没有故意与党过不去。所以脱党后也没有泄露过党的机密。1939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的思想更进一步起了变化，认为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一丘之貉，于是他开始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告密，提供了他所说的混入美国政府的美共特务名单。当时由于证据不足，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钱伯斯曾再次上报，也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从1939年等到1948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赐给机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另一名美共叛徒伊丽莎白·本特莱，另一个就是美国众议院非常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
先来谈谈这个非美委员会。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曾掀起一个反共高潮，在历史上被称为“赤色分子事件”，也就是大捕所谓的赤色分子。而历史有时会重演，美国的反共风也是一种历史的重演，曰：大战之后，必有反共。20世纪20年代反共的导演人是威尔逊总统的司法部长帕尔默，40年代反共的导演人就是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1947年，该委员会放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共产党渗入了好莱坞。于是，它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好莱坞十君子案”。有10名好莱坞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被说成是共产党混进好莱坞的颠覆分子。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来搜集告密材料，以下就是一起所谓的“公证事件”：
主席：“你怎么知道爱克斯先生是共产党员？”
证人：“我曾经在我家乡县城的一家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说爱克斯先生是共产党分子。我是那家报纸的不间断的读者。但几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爱克斯先生在那家报纸上提出任何抗议声明，可见爱克斯先生是共党分子无疑。”
这10名君子终于由于证据不足，没有被司法部起诉。但他们在好莱坞的饭碗已被打破了。这几位之所以没有被起诉，也与委员会主席托马斯的丑行有关。
正当托马斯耀武扬威对十君子进行迫害之际，有人对托马斯提出了控告，控告他是一名贪污分子。原来托马斯把自己妻子的名字列入了委员会的支薪名单，而他妻子根本就不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确凿的证据之下，托马斯承认有罪，要求宽恕，并辞去了委员会主席之职。这样，委员会就留出了一个空额。1948年，尼克松当选为众议员，就进委员会填补空额。
起初，女叛徒本特莱首先向委员会告密，提供一连串她认为是混入政府的共产党员和同路人的名单，其中许多是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的名字。因为本特莱在中国活动时结识了史沫特莱女士，所以，凡在中国与史沫特莱女士接触过的美国官员和非官员，都被她说成是共党分子或同路人。委员会为了证实本特莱的指控，乃召钱伯斯去对证。钱伯斯喜出望外，向委员会做了如下声明：
我于1924年加入了共产党。没有任何人招募我，是我自己找上门的。因为我当时相信，我们所处的社会，即西方文明，已陷入危机，其军事方面的表现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相信西方文明命定要崩溃，或重返野蛮世界。我既不了解危机的原因，也不懂该如何应付。我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有所作为。我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了历史和经济的原因。我自认为我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对下一问题的答案：怎么办？
但在1937年我不再相信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策略了，因为经验和事实使我相信，共产主义是搞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胜利将意味着该国人民将沦为奴隶，人的灵魂将蒙上黑影。我决心冒生命之险与共产党宣告决裂，也不顾会对家庭带来多大危险，但共产主义的影响对我是如此之深，我有时竟难免对自己说：我知道我是离开了将会取得胜利的一方而奔向失败的一方，但与其在极权的共产主义之下生活，还不如在失败的资本主义之下死亡。
有一整年，我过着隐居生活，我白天睡觉，夜晚带着手枪过日子。在1938年的和平的美国，我不得不这样地来防备地下共产党。我要防备共产党的暗杀，这不是自我恐吓，而是有道理的。我自己曾在首都华盛顿充任地下工作人员。就我所知，这个地下组织是由哈罗德·沃雷领导的。他是有名的别名叫作‘布鲁尔妈妈’共产党女领袖的儿子。我的小组的领导人是纳桑·韦特，后来换成约翰·阿布特。组员有阿尔吉·希斯，他是国务院官员，曾参加顿巴登橡树会议，并参加雅尔塔会议，现任职务是卡耐基基金会主席。
当时，该小组的目的并不是做间谍工作，它的原先目的是要渗入美国政府。但它的最后目标当然是搞间谍。希望大家不必吓一跳，要知道，对每一个共产党员而言，他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绝不能忠于美国政府。共产党存在之目标就是要推翻美国政府。只要时机成熟，可不惜以任何手段推翻美国政府。每一个党员从入党之日起就专心致志以此为目标。
我脱离共产党已10年了。在此期间，我力求过勤劳的生活，衷心信仰上帝。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以行动，以口诛笔伐，声讨共产极权主义。今天蒙召前来作证，实不胜荣幸之至。我本来想在我们的自由社会中作为一个不声不响的人安度一生，今天的作证势必将破坏我的安静生活。这是一种个人的牺牲，但如果我的作证能为美国人民敲警钟，使他们知道他们正面临着一个秘密的、阴险的有力集团，其唯一的目的是要把美国人民置于极权主义奴役之下，那么，我今天作出的牺牲将是很值得的。
记者们立即发布了钱伯斯指控希斯的新闻。希斯本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但记者却已找上门来，要希斯就钱伯斯的指控发表评论。希斯拒绝接见记者，他马上打了一个电报给非美委员会，要求亲自到委员会澄清事实。1948年8月5日，希斯在非美委员会做了如下的声明：
我于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我自愿到这儿来无条件地否认惠特克·钱伯斯前天在这儿所说的有关我的一些话。我不是，而且也从来不是共产党党员。我没有，而且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共产党小组。我不是，而且也从来不是任何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我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追随过共产党路线。就我所知，我的朋友中没有共产党人。
作为国务院的官员，我跟外国代表有接触，他们中有些人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如俄国政府的外交代表。因此，我与外国共产党人的接触纯属官事官办。
就我所知，我在1947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惠特克·钱伯斯此人。1947年曾有两名联邦调查人员询问我是否认识钱伯斯。我说，我不认识钱伯斯。就我所知，我从未与这样一个人谋面，但有机会的话，我倒愿意见见。
于是，委员会拿了几张钱伯斯的相片请希斯识别。希斯说，这相片像许多人，也像他以前所见过的一个人，但此人绝不是什么钱伯斯。他要求委员会给他机会，与所谓的钱伯斯当面对质，以明真相。
这时，委员会的委员们泄了气，他们认为不如把案子交给司法部去办。但尼克松坚决反对，他对钱伯斯有信心，他认为钱伯斯说的是实话，他已下定决心下最大的政治赌注，成王成寇在此一举。在尼克松的推动下，委员会才勉强同意让钱伯斯和希斯进行对质。但为了保险起见，尼克松又专程到农庄去亲自访问了钱伯斯。他要求钱伯斯细述同希斯相识的经过。钱伯斯娓娓而谈，如数家珍。这就更坚定了尼克松的信心。最后他还有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与希斯有嫌隙？”钱伯斯说：“希斯是我的好朋友，他待我一直很好，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我告发希斯完全是出于国家的利益，我不是要搞垮希斯，我仅仅是希望当局注意共产党人已混入我们的政府，并有人出任重要职位。”
委员会安排了钱伯斯同希斯的对质。在这场面对面的对质中，希斯终于承认他认识钱伯斯，而钱伯斯那时的名字叫做乔奇·克罗斯莱。但钱伯斯则咬定：“我从来没用过乔奇·克罗斯莱之名，希斯固然当时不知钱伯斯之名，但他知道我叫卡尔，因为当时共产党都用假名，在我们这个党小组内，人们都叫我为‘卡尔’。”
当时，委员会各委员都认为钱伯斯讲得有理，采取了偏袒钱伯斯的态度，而向希斯步步进逼。希斯乃说：“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自认的叛徒，声名狼藉；一个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他的品德已由各级负责人证实，你们现在的态度不能说是公正的。”
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回答说：“我曾经对钱伯斯说过，我现在也要开诚布公地对你说，你的话同钱伯斯的话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你们两人之中必然有一个人是在说谎。不论你们中哪一个人在说谎，都可不愧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我知道钱伯斯有肮脏的历史，我也知道你有所谓的光荣的历史。但这对确定某一特定的问题是不相干的。一个说谎1000次的人可能在1001次上说实话；一个说实话1000次的人可能在1001次上说谎话。本委员会不是法庭，它不是来判决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的。本委员会只是调查事实，我们现在要弄明白的就是到底钱伯斯在说谎还是你在说谎。”
于是希斯说，钱伯斯在委员会内部指控他是共产党员，因而享有豁免权，如果钱伯斯敢在委员会之外公开指责他是共产党员，他将向钱伯斯提出控诉，以明真相。
记者立即把希斯的挑战公之于众。钱伯斯马上接到电台的邀请，要他参加与“报界见面”的节目。钱伯斯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据他自己说，之所以拒绝是由于他不想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他的目的只是促国人注意共产党之渗透，他若公开指责希斯，他们俩势将拼个你死我活，而他并不想摧毁希斯个人。
但委员会的人听说钱伯斯拒绝接受挑战，不胜恐慌，他们马上向他做工作，备陈利害，钱伯斯乃改变主意，决定去“与报界见面”。
节目主持人主要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再次重复你的指责：阿尔吉·希斯曾是共产党人？”钱伯斯毫不含糊地说：“阿尔吉·希斯曾是共产党人，而且也可能现在仍然是这样。”
这下，皮球又踢到希斯这儿了。他一时把握不定，迟迟没有表态。过了3个星期，他才向巴尔的摩地方法庭提出控诉，要求钱伯斯赔偿5万美元名誉损失费。
在法庭对质之时，钱伯斯陈述希斯如何交党费，如何向他递交情报等事。希斯的律师要求钱伯斯拿出某种书面的证据。这对钱伯斯是一个挑战，他没有把握是否能找到某种书面的东西。有是有的，但那已是10年前的事了，这东西是否保存在那儿呢？他完全没有把握。
原来10年以前，当他决定叛离共产党时，曾积累了一些证据，封在一个大信封内，他把这信封交给了住在纽约的一位内侄，让他藏在阁楼之上，并叮嘱说：“万一将来有关于我的暴死或自杀消息的话，你就把这些材料公开，它可以使人们明了真相。”他侄儿是否还保存着那些材料，现在完全要决定于命运了。他乘火车到纽约，直奔他侄儿家中，他来不及跟侄儿家人打招呼就跑向阁楼。他打开柜门，啊！亲爱的上帝，那包东西竟原封末动地躺在那儿。钱伯斯如获至宝，立即带着信封赶回农庄。这信封内有65页国务院机密文件的抄本、有希斯签名的三份备忘录、两卷冲洗好的胶片、三个尚未冲洗的胶卷。
这时，希斯的律师仍未获悉钱伯斯已找到书面证据，希斯本人更不知此事。法官问他：“你是否曾经把国务院或美国任何其他政府机构的文件，或文件的抄本，交给惠特克·钱伯斯，或你所称的乔治·克罗斯莱？”希斯起誓说：“没有。”
正在这时，钱伯斯却在准备一出惊人的演出。他把信封中的文件复印一份，然后把文件交给了法庭，但他没有交出胶卷。
钱伯斯早在几年前就向司法部告密了，司法部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他对司法部怀有戒心。他把65页文件交了出去，是因为他已复印了一份，但胶卷不能复制，必须把它藏好，不能让司法部人员单独取走。在交出文件的那个夜晚，他一直在考虑如何藏好胶卷。他忽然想起了庄稼人挖南瓜的情景。好，南瓜是最好的保密箱。于是他带着胶卷走进田庄，挑了一个成熟的南瓜，剖开盖子，挖空内心，把包装好的胶卷放在南瓜肚内，盖上盖子。好极了，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第二天，他与非美委员会取得联系，要求委员会派人联同司法部人员共同采取一项新的惊人的证据。
于是，全美国的报纸都出现了如下的头条通栏新闻：《南瓜藏秘——钱伯斯提供致命证据》。报道说：非美委员会应钱伯斯之要求，今晨陪同司法部调查人员前往钱伯斯农庄提取新的证据。当汽车开到农庄，钱伯斯已在门口等候了。但奇怪的是钱伯斯没有领客人进家门，却领他们向农场走去。他们一直走到一块南瓜地，然后，钱伯斯弯身从地上拣起一个南瓜。只见这南瓜竟有一个活盖子，他掀起盖子，从南瓜内取出5个胶卷。据信，这5个胶卷都是希斯交给钱伯斯的秘密文件的缩影。
这样，法官就判希斯犯伪证罪，坐牢5年。这儿要请中国读者注意，希斯并没有犯间谍罪或其他罪，他仅仅因为否认曾给钱伯斯以任何文件而犯了伪证罪，即向法官说了谎话。
“希斯案件”使尼克松声名大振。尼克松自己承认，如果没有“希斯案件”，也就没有他以后的发展，他也不可能当上副总统和总统。
当时杜鲁门为了表示自己的反共立场绝不次于尼克松，所以下了一道行政命令，名曰“忠诚宣誓”，即美国政府的任何任职人员必须向政府宣誓自己忠于美国。但杜鲁门在晚年时对这种做法表示遗憾，他认为这是极权主义的法西斯苗头，不足为训。
希斯在狱中曾多次要求重审，未获批准。他服刑期满后又要求重审并未获准。但“水门事件”以后，政府对希斯做了政治上的补偿，宣布恢复他的联邦养老金。律师协会也公布恢复希斯的会员资格。至于希斯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间谍，这将永远是一个谜。
钱伯斯在“希斯案件”后写了一本厚厚的书，书名为《我充任证人》，发了一笔财，过上了太平的生活。
尼克松则因反共有功，在1952年被艾森豪威尔选为副总统候选人。
尼克松所做的第二件轰动的事就是水门案件。
水门是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特定区域的名称。这个小型的高级社区濒临波托马克河，是一个安静的办公和住宅地区。它包括4座并立的半圆形建筑物。其中一座为水门旅馆、一座为水门办公大厦、另两座为高级公寓。民主党总部就设在水门办公大厦。
水门事件发生于1972年6月17日，是时距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只有月余，正是大选竞争紧锣密鼓之际。
夜晚12点45分，水门大厦的守夜警卫黑人弗兰克·威尔斯在民主党总部所在的大楼做最后巡逻。在地下室，他发现一个门的锁舌和锁洞都用透明胶带贴住了，所以门虽然关上，但并没有锁住。威尔斯不疑有他，以为大楼保养工人白天贴上了，后来忘记撤去。所以他代为撕掉胶带，锁了门，就走开了。他到水门大厦对面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去喝咖啡。
原来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人准备对民主党总部进行窃取情报的活动。他们在霍华德·约翰逊旅馆租有一间房间作为对民主党总部的观察据点，在水门大厦也租用了214号房间以便就近行事。
这时，尼克松竞选委员会安全组长麦科德和其同伴鲍德温正在汽车旅馆内进行观察，当他看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电灯熄灭后，就马上通话给214号内的同伙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告诉他们行动即将开始。他同时对鲍德温说：“你见到街对面有什么情况就马上通知我们。”作案者身上带有步话机，通话是很方便的。麦科德走出汽车旅馆会合手下的四名歹徒想进入大厦的停车库。他们发现门又锁上了，大吃一惊。但那四人中有锁匠，终于把锁打开了。他们从底下一层顺楼梯爬上六层楼，沿途的撞锁被一个个打开，并贴上透明胶带。
那时，威尔斯已喝完咖啡，走回大厦，他诧异地发现车库的门锁又被胶带粘上了。他立即给警察局打了电话。警察局马上派了一辆警车前来侦查。
这时已是凌晨2点。守望在汽车旅馆内的鲍德温观察到情况有变化，立即向214号房间的亨特和已进入6层楼的5个同伙通话，但后者由于关上了步话机的电门，竟没有接到信息。
警官们轻声进入六楼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发现麦科德正在拆卸电话机，准备在内安装窃听器。在警官的一声大喝之下，5名作案人乖乖地举起了5双戴着橡皮手套的手。这样，5名罪犯就首先落网。但他们还来得及打开步话机电门，轻声地向鲍德温报告：“我们被逮捕了。”鲍德温立即通知214号房间的人，亨特和利迪匆匆奔赴汽车旅馆，三人马上销毁罪证，分头逃逸。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用大字标题首次报道了“水门事件”。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米切尔也第一次发表掩盖声明，说：“麦科德是一家私营搞保卫工作机构的老板，几个月前受我们委员会的雇用，协助装置我们的安全系统。据我们了解，他同不少主顾有来往，其中的关系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需要着重讲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几个人的活动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我们同意的。报纸的报道使我们感到震惊。在我们的竞选活动和选举过程中，是没有这类活动的地位的，我们绝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事实上，麦科德一直受雇于尼克松竞选总部，并且已经工作了6个月。他的工作不仅是协助安全系统的设置，同时对竞选总部和散布全国各地的助选人员提供可对民主党人起威胁作用的情报。他每周要就他的行动向米切尔提出一份报告。
最初被捕的5个人还没有直接牵连白宫，但在审问和搜查这5个人的过程中，在他们的通讯本上发现了霍华德·亨特的名字。亨特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后来由尼克松的亲信埃利希曼介绍，任尼克松特别顾问科尔森的助手。6月19日，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就亨特事件发表声明说：亨特曾任科尔森的助理，他在1971年工作了60天，1972年工作了24天半，但自1973年3月起，他已与白宫没有关系。但联邦调查局发现在白宫仍有一个亨特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至少使用到5月25日。调查局认为他嫌疑重大，加以逮捕。
过些时候，联邦调查局又从5名罪犯的财源问题上引出了一名嫌疑犯，此人名叫戈登·利迪，尼克松竞选总统的财务顾问。他曾在联邦调查局任职，他在进入竞选总部之前曾在白宫任助理。由于嫌疑重大，调查局也把他逮捕了。
9月15日，联邦大陪审团对上述7名被告提出了控诉，指控他们阴谋使用不法手段从民主党总部获取情报，或进入民主党总部企图偷窃财物，或企图非法窃听电话和口头交谈。
从一开始起，尼克松就为水门事件进行掩盖。事发后，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和副局长沃尔特斯将军被召至白宫，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对他们说，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总统感到为难。他说，总统希望沃尔特斯将军能向联邦调查局局长格雷建议，处理现在已被捕的几个闯入者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事后，沃尔特斯真的去找了格雷，但他并没有按照白宫的指示去做。相反的，他向格雷提出了警告，总统的一些助手为了某种可疑的目的想同时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其实格雷早已觉察到这一点，因为他的部下人员已多次提醒他说，有人正在搞掩盖活动，他们要求他向总统提出告诫。
7月6日，格雷打电话给尼克松，请他注意他的手下人员正在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把问题搅乱：“这会给您带来致命的伤害。”尼克松假惺惺地回答说：“帕特，你继续放手进行你的彻底的调查吧。”
8月29日，尼克松亲自出马，在电视台向全美国人民讲话，力图进行掩盖。他说，现在已有5个调查机构在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大陪审团、审计局、众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他说，他已命令，不仅是白宫，而且是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必须给上述调查以充分之合作。
总统顾问约翰·迪安在其《回忆录》中说：
我在电视上看到总统说这番话时真把我弄得目瞪口呆，总统不仅没回避这个问题，反而以攻为守，撒下弥天大谎。我的任务，我日日夜夜盘算的事情，就是要设法编造故事或采用拖延战术，来遏制上述各项调查或其他任何调查。难道总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不，不可能，他一定知道。
我当时是躺在床上看电视的。当我进一步听到总统讲下面一段话时，我真吓得几乎从床上滚了下来，他说：“除此以外，在我们自己的班子内部，在我的指导下，总统顾问迪安先生已在对一切线索进行全面调查，看看任何白宫的成员或任何政府官员有无卷入的情况。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他的调查表明，白宫班子中，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
我看到总统冷静地、公然无耻地在埋葬水门事件，使它不能成为一个竞选中的问题。他说：“竞选委员会主席米切尔自己进行调查。在他辞去主席后，其后任克拉克·麦克格雷戈仍在继续这项调查。”这实在是说得太过头了。
但总统还在继续说：“这一切调查都值得夸奖，因为我们希望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他最后说：“在这类事件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的。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
我关上了电视。表演得多棒，多淋漓尽致啊。这就是全国最高一级班子的表演啊。我想到千千万万坐在电视屏幕前的观众一定会被总统所打动而深信不疑。
尼克松的这一篇演说作于选民投票之前，它起了极大的蒙蔽作用，美国选民误信了尼克松的无辜，他们再一次用选票把尼克松留在白宫。
至于迪安，他在听了尼克松的电视演说后引起了很复杂的心理反应，他写道：
我迪安本人根本从来没有听见过迪安调查这个词儿，更不用说由我去进行调查了。但这一点似乎毫无关系。总统在电视中点了我的名字。而且是在全国电视中。这是他对我的信任。他实际是在说，我迪安可以有能力贯彻执行掩盖计划。总统在全世界面前确认我有这样大的本领我心中实在欣喜莫名。以前，我认为总统心目中根本没有我这个小人物的存在，因为我根本连见都很难见到他。现在他已知道我是多么为水门事件卖力，以便使大家免于陷进这个泥坑，其中包括总统本人在内。在水门这样一起事件上总统居然当众把我抬举一番，我实在感到荣幸和骄傲。
接着，尼克松就要求迪安办三件事：搜集民主党政府期间所搞的窃听事件，以便证明水门窃听做法无非是民主党做法的延续而已；编一份在水门事件上向尼克松政府发难的人的名单，以便尼克松第二届政府上台后拿出颜色来给这些人看看；迪安应赶快写出一份迪安调查报告。
过两天，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请迪安到他房间去串门。以前，迪安要见齐格勒也是很不容易的，现在齐格勒居然主动发出邀请。以下就是两人见面后的谈话：
迪：秘书先生，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
齐：来喝一杯吧。
迪：不，在办公室喝酒是违法的。
齐：没有关系。我想谈谈你的调查，现在记者们就揪着我探听你的报告。你向总统报告了什么？
迪：朗，我没有报告。
齐：口头报告也好。
迪：朗，什么报告我也没有做。
齐：是否可以这样说，你正在准备一个报告。
迪：没有，没有。
齐：但我不能老向记者说这是一个内部报告。总得拿出一点东西来，你所以拿这么高的工资不正是因为你是做这样工作的吗！
迪安无言以对，但他开始觉悟到事情不好办了，白宫把掩盖的重任撂在他肩上了。
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向检察官自首，竹筒倒豆子，把尼克松集团的丑行全部暴露了出来，终于引起了对尼克松的弹劾案，迫使尼克松不得不以辞职了事。
尼克松作为总统，当然也做了一些好事。主要有二条。第一，他结束了越南战争，使美国人民得以安定下来。第二，他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上海公报”，为中美恢复正常关系打好了基础。因此，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倒是中国的朋友。
但美国人普遍认为，尼克松是美国总统中最不诚实（dishonest）的人。
尼克松的童年曾充满艰辛和磨难。他三岁时从马车上摔下来，车轮划破了头皮，在送往医院途中差点儿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四岁时得了急性肺炎，又差一点儿送了命。大哥和弟弟先后因肺结核而死，给年轻的尼克松留下了不尽的悲伤。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从小帮助父母做家务劳动，稍大一些时，每天早晨4点起床，从洛杉矶菜市场采购新鲜水果蔬菜，回来后再洗净、分级、送进店铺，然后去上学。假期中，他当过看门人，在鸡鸭铺里帮助拔毛，为流动剧团招揽观众。
在学生时代，尼克松是一个刻苦和认真的学生。在当地的富勒顿中学时，他曾在演说比赛中获胜，并代表西海岸参加全国学生演讲大赛。后来在惠蒂尔中学时又显示了他的演说才能。1930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惠蒂尔中学毕业。当时由于家境困难，他没有能上东部的名牌大学，只进了惠蒂尔学院主修历史学。1934年毕业时，在109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三。
随后，他获奖学金入杜克大学法学院，1938年毕业。在纽约多处谋职均遭失败，怀着失望心情回到老家惠蒂尔，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1941年12月，因杜克大学一位教授的推荐，华盛顿物价管理局聘尼克松为定量协调组的助理律师。当时正值美国参战，于是他就报名参加海军，1942年8月，他被派到罗得岛匡塞特角海军基地受训。两个月后，他被派到南太平洋作战。在这期间，他因战功荣获两枚战斗勋章。最后由中尉升到少校。
1945年9月，尼克松收到了加利福尼亚美洲银行惠蒂尔分行经理赫尔曼·佩里来信，问他是否有兴趣参加共和党众议员的竞选。尼克松欣然同意。
他在共和党的“百人委员会”上发表演说，阐明他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主张，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接着，他就与在任的民主党候选人沃里斯展开了争斗。
尼克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投机者。他从一开始就决定打“反共牌”，因为他知道战后的主流将是反共。他指责沃里斯支持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政治委员会，他认为该委员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因此沃里斯也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一着非常奏效，他在1946年11月击败了沃里斯，成了联邦众议员，时年33岁。
从此，尼克松就不断打“反共牌”，在政治舞台上青云直上。
他在众院参加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演出了一场“抓希斯”的大表演。故事发生在1948年。
“希斯案件”要从一个名叫惠特克·钱伯斯的人说起。钱伯斯出身于中产家庭，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时候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后来任美共《工人日报》编辑。接着，据他自己说，被党派去做间谍工作，他就改姓换名接受了俄国特务的领导。他说，长期的间谍工作使他的良心发生了疑问，一个美国人去为俄国的利益服务，而美其名为共产主义服务，这是不可原谅的。所以他决定要摆脱美共，并采取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行动。他说，他的长期工作使他了解到，由于他的脱党，共产党一定会对他采取极端严厉的报复行动，所以他必须十分谨慎。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寻找一个去处。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就在马里兰州的一个乡下买下了一个小农庄。他说，共产党一定以为他会远走高飞，他们不会估计我没有逃出华盛顿，所以故意挑选这么一个地点。于是，在一个夜晚，他忽然从共产党内消失了，谁也不知其去向。除了陪同他的妻子以外，他在农庄里颠倒了生活，即白天睡觉，夜晚工作，睡觉时，枕下总放着一支实弹手枪，以防万一。就这样过了一年，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意外死亡或自杀了，谁也不知道他竟还活着。后来，经朋友介绍，他加入卢斯的《时代杂志》任编辑。据他自己说，他之脱党本来是出于良心的谴责，并没有故意与党过不去。所以脱党后也没有泄露过党的机密。1939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的思想更进一步起了变化，认为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一丘之貉，于是他开始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告密，提供了他所说的混入美国政府的美共特务名单。当时由于证据不足，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钱伯斯曾再次上报，也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从1939年等到1948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赐给机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另一名美共叛徒伊丽莎白·本特莱，另一个就是美国众议院非常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
先来谈谈这个非美委员会。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曾掀起一个反共高潮，在历史上被称为“赤色分子事件”，也就是大捕所谓的赤色分子。而历史有时会重演，美国的反共风也是一种历史的重演，曰：大战之后，必有反共。20世纪20年代反共的导演人是威尔逊总统的司法部长帕尔默，40年代反共的导演人就是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1947年，该委员会放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共产党渗入了好莱坞。于是，它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好莱坞十君子案”。有10名好莱坞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被说成是共产党混进好莱坞的颠覆分子。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来搜集告密材料，以下就是一起所谓的“公证事件”：
主席：“你怎么知道爱克斯先生是共产党员？”
证人：“我曾经在我家乡县城的一家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说爱克斯先生是共产党分子。我是那家报纸的不间断的读者。但几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爱克斯先生在那家报纸上提出任何抗议声明，可见爱克斯先生是共党分子无疑。”
这10名君子终于由于证据不足，没有被司法部起诉。但他们在好莱坞的饭碗已被打破了。这几位之所以没有被起诉，也与委员会主席托马斯的丑行有关。
正当托马斯耀武扬威对十君子进行迫害之际，有人对托马斯提出了控告，控告他是一名贪污分子。原来托马斯把自己妻子的名字列入了委员会的支薪名单，而他妻子根本就不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确凿的证据之下，托马斯承认有罪，要求宽恕，并辞去了委员会主席之职。这样，委员会就留出了一个空额。1948年，尼克松当选为众议员，就进委员会填补空额。
起初，女叛徒本特莱首先向委员会告密，提供一连串她认为是混入政府的共产党员和同路人的名单，其中许多是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的名字。因为本特莱在中国活动时结识了史沫特莱女士，所以，凡在中国与史沫特莱女士接触过的美国官员和非官员，都被她说成是共党分子或同路人。委员会为了证实本特莱的指控，乃召钱伯斯去对证。钱伯斯喜出望外，向委员会做了如下声明：
我于1924年加入了共产党。没有任何人招募我，是我自己找上门的。因为我当时相信，我们所处的社会，即西方文明，已陷入危机，其军事方面的表现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相信西方文明命定要崩溃，或重返野蛮世界。我既不了解危机的原因，也不懂该如何应付。我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有所作为。我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了历史和经济的原因。我自认为我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对下一问题的答案：怎么办？
但在1937年我不再相信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策略了，因为经验和事实使我相信，共产主义是搞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胜利将意味着该国人民将沦为奴隶，人的灵魂将蒙上黑影。我决心冒生命之险与共产党宣告决裂，也不顾会对家庭带来多大危险，但共产主义的影响对我是如此之深，我有时竟难免对自己说：我知道我是离开了将会取得胜利的一方而奔向失败的一方，但与其在极权的共产主义之下生活，还不如在失败的资本主义之下死亡。
有一整年，我过着隐居生活，我白天睡觉，夜晚带着手枪过日子。在1938年的和平的美国，我不得不这样地来防备地下共产党。我要防备共产党的暗杀，这不是自我恐吓，而是有道理的。我自己曾在首都华盛顿充任地下工作人员。就我所知，这个地下组织是由哈罗德·沃雷领导的。他是有名的别名叫作‘布鲁尔妈妈’共产党女领袖的儿子。我的小组的领导人是纳桑·韦特，后来换成约翰·阿布特。组员有阿尔吉·希斯，他是国务院官员，曾参加顿巴登橡树会议，并参加雅尔塔会议，现任职务是卡耐基基金会主席。
当时，该小组的目的并不是做间谍工作，它的原先目的是要渗入美国政府。但它的最后目标当然是搞间谍。希望大家不必吓一跳，要知道，对每一个共产党员而言，他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绝不能忠于美国政府。共产党存在之目标就是要推翻美国政府。只要时机成熟，可不惜以任何手段推翻美国政府。每一个党员从入党之日起就专心致志以此为目标。
我脱离共产党已10年了。在此期间，我力求过勤劳的生活，衷心信仰上帝。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以行动，以口诛笔伐，声讨共产极权主义。今天蒙召前来作证，实不胜荣幸之至。我本来想在我们的自由社会中作为一个不声不响的人安度一生，今天的作证势必将破坏我的安静生活。这是一种个人的牺牲，但如果我的作证能为美国人民敲警钟，使他们知道他们正面临着一个秘密的、阴险的有力集团，其唯一的目的是要把美国人民置于极权主义奴役之下，那么，我今天作出的牺牲将是很值得的。
记者们立即发布了钱伯斯指控希斯的新闻。希斯本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但记者却已找上门来，要希斯就钱伯斯的指控发表评论。希斯拒绝接见记者，他马上打了一个电报给非美委员会，要求亲自到委员会澄清事实。1948年8月5日，希斯在非美委员会做了如下的声明：
我于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我自愿到这儿来无条件地否认惠特克·钱伯斯前天在这儿所说的有关我的一些话。我不是，而且也从来不是共产党党员。我没有，而且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共产党小组。我不是，而且也从来不是任何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我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追随过共产党路线。就我所知，我的朋友中没有共产党人。
作为国务院的官员，我跟外国代表有接触，他们中有些人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如俄国政府的外交代表。因此，我与外国共产党人的接触纯属官事官办。
就我所知，我在1947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惠特克·钱伯斯此人。1947年曾有两名联邦调查人员询问我是否认识钱伯斯。我说，我不认识钱伯斯。就我所知，我从未与这样一个人谋面，但有机会的话，我倒愿意见见。
于是，委员会拿了几张钱伯斯的相片请希斯识别。希斯说，这相片像许多人，也像他以前所见过的一个人，但此人绝不是什么钱伯斯。他要求委员会给他机会，与所谓的钱伯斯当面对质，以明真相。
这时，委员会的委员们泄了气，他们认为不如把案子交给司法部去办。但尼克松坚决反对，他对钱伯斯有信心，他认为钱伯斯说的是实话，他已下定决心下最大的政治赌注，成王成寇在此一举。在尼克松的推动下，委员会才勉强同意让钱伯斯和希斯进行对质。但为了保险起见，尼克松又专程到农庄去亲自访问了钱伯斯。他要求钱伯斯细述同希斯相识的经过。钱伯斯娓娓而谈，如数家珍。这就更坚定了尼克松的信心。最后他还有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与希斯有嫌隙？”钱伯斯说：“希斯是我的好朋友，他待我一直很好，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我告发希斯完全是出于国家的利益，我不是要搞垮希斯，我仅仅是希望当局注意共产党人已混入我们的政府，并有人出任重要职位。”
委员会安排了钱伯斯同希斯的对质。在这场面对面的对质中，希斯终于承认他认识钱伯斯，而钱伯斯那时的名字叫做乔奇·克罗斯莱。但钱伯斯则咬定：“我从来没用过乔奇·克罗斯莱之名，希斯固然当时不知钱伯斯之名，但他知道我叫卡尔，因为当时共产党都用假名，在我们这个党小组内，人们都叫我为‘卡尔’。”
当时，委员会各委员都认为钱伯斯讲得有理，采取了偏袒钱伯斯的态度，而向希斯步步进逼。希斯乃说：“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自认的叛徒，声名狼藉；一个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他的品德已由各级负责人证实，你们现在的态度不能说是公正的。”
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回答说：“我曾经对钱伯斯说过，我现在也要开诚布公地对你说，你的话同钱伯斯的话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你们两人之中必然有一个人是在说谎。不论你们中哪一个人在说谎，都可不愧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我知道钱伯斯有肮脏的历史，我也知道你有所谓的光荣的历史。但这对确定某一特定的问题是不相干的。一个说谎1000次的人可能在1001次上说实话；一个说实话1000次的人可能在1001次上说谎话。本委员会不是法庭，它不是来判决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的。本委员会只是调查事实，我们现在要弄明白的就是到底钱伯斯在说谎还是你在说谎。”
于是希斯说，钱伯斯在委员会内部指控他是共产党员，因而享有豁免权，如果钱伯斯敢在委员会之外公开指责他是共产党员，他将向钱伯斯提出控诉，以明真相。
记者立即把希斯的挑战公之于众。钱伯斯马上接到电台的邀请，要他参加与“报界见面”的节目。钱伯斯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据他自己说，之所以拒绝是由于他不想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他的目的只是促国人注意共产党之渗透，他若公开指责希斯，他们俩势将拼个你死我活，而他并不想摧毁希斯个人。
但委员会的人听说钱伯斯拒绝接受挑战，不胜恐慌，他们马上向他做工作，备陈利害，钱伯斯乃改变主意，决定去“与报界见面”。
节目主持人主要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再次重复你的指责：阿尔吉·希斯曾是共产党人？”钱伯斯毫不含糊地说：“阿尔吉·希斯曾是共产党人，而且也可能现在仍然是这样。”
这下，皮球又踢到希斯这儿了。他一时把握不定，迟迟没有表态。过了3个星期，他才向巴尔的摩地方法庭提出控诉，要求钱伯斯赔偿5万美元名誉损失费。
在法庭对质之时，钱伯斯陈述希斯如何交党费，如何向他递交情报等事。希斯的律师要求钱伯斯拿出某种书面的证据。这对钱伯斯是一个挑战，他没有把握是否能找到某种书面的东西。有是有的，但那已是10年前的事了，这东西是否保存在那儿呢？他完全没有把握。
原来10年以前，当他决定叛离共产党时，曾积累了一些证据，封在一个大信封内，他把这信封交给了住在纽约的一位内侄，让他藏在阁楼之上，并叮嘱说：“万一将来有关于我的暴死或自杀消息的话，你就把这些材料公开，它可以使人们明了真相。”他侄儿是否还保存着那些材料，现在完全要决定于命运了。他乘火车到纽约，直奔他侄儿家中，他来不及跟侄儿家人打招呼就跑向阁楼。他打开柜门，啊！亲爱的上帝，那包东西竟原封末动地躺在那儿。钱伯斯如获至宝，立即带着信封赶回农庄。这信封内有65页国务院机密文件的抄本、有希斯签名的三份备忘录、两卷冲洗好的胶片、三个尚未冲洗的胶卷。
这时，希斯的律师仍未获悉钱伯斯已找到书面证据，希斯本人更不知此事。法官问他：“你是否曾经把国务院或美国任何其他政府机构的文件，或文件的抄本，交给惠特克·钱伯斯，或你所称的乔治·克罗斯莱？”希斯起誓说：“没有。”
正在这时，钱伯斯却在准备一出惊人的演出。他把信封中的文件复印一份，然后把文件交给了法庭，但他没有交出胶卷。
钱伯斯早在几年前就向司法部告密了，司法部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他对司法部怀有戒心。他把65页文件交了出去，是因为他已复印了一份，但胶卷不能复制，必须把它藏好，不能让司法部人员单独取走。在交出文件的那个夜晚，他一直在考虑如何藏好胶卷。他忽然想起了庄稼人挖南瓜的情景。好，南瓜是最好的保密箱。于是他带着胶卷走进田庄，挑了一个成熟的南瓜，剖开盖子，挖空内心，把包装好的胶卷放在南瓜肚内，盖上盖子。好极了，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第二天，他与非美委员会取得联系，要求委员会派人联同司法部人员共同采取一项新的惊人的证据。
于是，全美国的报纸都出现了如下的头条通栏新闻：《南瓜藏秘——钱伯斯提供致命证据》。报道说：非美委员会应钱伯斯之要求，今晨陪同司法部调查人员前往钱伯斯农庄提取新的证据。当汽车开到农庄，钱伯斯已在门口等候了。但奇怪的是钱伯斯没有领客人进家门，却领他们向农场走去。他们一直走到一块南瓜地，然后，钱伯斯弯身从地上拣起一个南瓜。只见这南瓜竟有一个活盖子，他掀起盖子，从南瓜内取出5个胶卷。据信，这5个胶卷都是希斯交给钱伯斯的秘密文件的缩影。
这样，法官就判希斯犯伪证罪，坐牢5年。这儿要请中国读者注意，希斯并没有犯间谍罪或其他罪，他仅仅因为否认曾给钱伯斯以任何文件而犯了伪证罪，即向法官说了谎话。
“希斯案件”使尼克松声名大振。尼克松自己承认，如果没有“希斯案件”，也就没有他以后的发展，他也不可能当上副总统和总统。
当时杜鲁门为了表示自己的反共立场绝不次于尼克松，所以下了一道行政命令，名曰“忠诚宣誓”，即美国政府的任何任职人员必须向政府宣誓自己忠于美国。但杜鲁门在晚年时对这种做法表示遗憾，他认为这是极权主义的法西斯苗头，不足为训。
希斯在狱中曾多次要求重审，未获批准。他服刑期满后又要求重审并未获准。但“水门事件”以后，政府对希斯做了政治上的补偿，宣布恢复他的联邦养老金。律师协会也公布恢复希斯的会员资格。至于希斯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间谍，这将永远是一个谜。
钱伯斯在“希斯案件”后写了一本厚厚的书，书名为《我充任证人》，发了一笔财，过上了太平的生活。
尼克松则因反共有功，在1952年被艾森豪威尔选为副总统候选人。
尼克松所做的第二件轰动的事就是水门案件。
水门是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特定区域的名称。这个小型的高级社区濒临波托马克河，是一个安静的办公和住宅地区。它包括4座并立的半圆形建筑物。其中一座为水门旅馆、一座为水门办公大厦、另两座为高级公寓。民主党总部就设在水门办公大厦。
水门事件发生于1972年6月17日，是时距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只有月余，正是大选竞争紧锣密鼓之际。
夜晚12点45分，水门大厦的守夜警卫黑人弗兰克·威尔斯在民主党总部所在的大楼做最后巡逻。在地下室，他发现一个门的锁舌和锁洞都用透明胶带贴住了，所以门虽然关上，但并没有锁住。威尔斯不疑有他，以为大楼保养工人白天贴上了，后来忘记撤去。所以他代为撕掉胶带，锁了门，就走开了。他到水门大厦对面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去喝咖啡。
原来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人准备对民主党总部进行窃取情报的活动。他们在霍华德·约翰逊旅馆租有一间房间作为对民主党总部的观察据点，在水门大厦也租用了214号房间以便就近行事。
这时，尼克松竞选委员会安全组长麦科德和其同伴鲍德温正在汽车旅馆内进行观察，当他看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电灯熄灭后，就马上通话给214号内的同伙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告诉他们行动即将开始。他同时对鲍德温说：“你见到街对面有什么情况就马上通知我们。”作案者身上带有步话机，通话是很方便的。麦科德走出汽车旅馆会合手下的四名歹徒想进入大厦的停车库。他们发现门又锁上了，大吃一惊。但那四人中有锁匠，终于把锁打开了。他们从底下一层顺楼梯爬上六层楼，沿途的撞锁被一个个打开，并贴上透明胶带。
那时，威尔斯已喝完咖啡，走回大厦，他诧异地发现车库的门锁又被胶带粘上了。他立即给警察局打了电话。警察局马上派了一辆警车前来侦查。
这时已是凌晨2点。守望在汽车旅馆内的鲍德温观察到情况有变化，立即向214号房间的亨特和已进入6层楼的5个同伙通话，但后者由于关上了步话机的电门，竟没有接到信息。
警官们轻声进入六楼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发现麦科德正在拆卸电话机，准备在内安装窃听器。在警官的一声大喝之下，5名作案人乖乖地举起了5双戴着橡皮手套的手。这样，5名罪犯就首先落网。但他们还来得及打开步话机电门，轻声地向鲍德温报告：“我们被逮捕了。”鲍德温立即通知214号房间的人，亨特和利迪匆匆奔赴汽车旅馆，三人马上销毁罪证，分头逃逸。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用大字标题首次报道了“水门事件”。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米切尔也第一次发表掩盖声明，说：“麦科德是一家私营搞保卫工作机构的老板，几个月前受我们委员会的雇用，协助装置我们的安全系统。据我们了解，他同不少主顾有来往，其中的关系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需要着重讲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几个人的活动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我们同意的。报纸的报道使我们感到震惊。在我们的竞选活动和选举过程中，是没有这类活动的地位的，我们绝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事实上，麦科德一直受雇于尼克松竞选总部，并且已经工作了6个月。他的工作不仅是协助安全系统的设置，同时对竞选总部和散布全国各地的助选人员提供可对民主党人起威胁作用的情报。他每周要就他的行动向米切尔提出一份报告。
最初被捕的5个人还没有直接牵连白宫，但在审问和搜查这5个人的过程中，在他们的通讯本上发现了霍华德·亨特的名字。亨特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后来由尼克松的亲信埃利希曼介绍，任尼克松特别顾问科尔森的助手。6月19日，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就亨特事件发表声明说：亨特曾任科尔森的助理，他在1971年工作了60天，1972年工作了24天半，但自1973年3月起，他已与白宫没有关系。但联邦调查局发现在白宫仍有一个亨特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至少使用到5月25日。调查局认为他嫌疑重大，加以逮捕。
过些时候，联邦调查局又从5名罪犯的财源问题上引出了一名嫌疑犯，此人名叫戈登·利迪，尼克松竞选总统的财务顾问。他曾在联邦调查局任职，他在进入竞选总部之前曾在白宫任助理。由于嫌疑重大，调查局也把他逮捕了。
9月15日，联邦大陪审团对上述7名被告提出了控诉，指控他们阴谋使用不法手段从民主党总部获取情报，或进入民主党总部企图偷窃财物，或企图非法窃听电话和口头交谈。
从一开始起，尼克松就为水门事件进行掩盖。事发后，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和副局长沃尔特斯将军被召至白宫，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对他们说，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总统感到为难。他说，总统希望沃尔特斯将军能向联邦调查局局长格雷建议，处理现在已被捕的几个闯入者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事后，沃尔特斯真的去找了格雷，但他并没有按照白宫的指示去做。相反的，他向格雷提出了警告，总统的一些助手为了某种可疑的目的想同时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其实格雷早已觉察到这一点，因为他的部下人员已多次提醒他说，有人正在搞掩盖活动，他们要求他向总统提出告诫。
7月6日，格雷打电话给尼克松，请他注意他的手下人员正在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把问题搅乱：“这会给您带来致命的伤害。”尼克松假惺惺地回答说：“帕特，你继续放手进行你的彻底的调查吧。”
8月29日，尼克松亲自出马，在电视台向全美国人民讲话，力图进行掩盖。他说，现在已有5个调查机构在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大陪审团、审计局、众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他说，他已命令，不仅是白宫，而且是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必须给上述调查以充分之合作。
总统顾问约翰·迪安在其《回忆录》中说：
我在电视上看到总统说这番话时真把我弄得目瞪口呆，总统不仅没回避这个问题，反而以攻为守，撒下弥天大谎。我的任务，我日日夜夜盘算的事情，就是要设法编造故事或采用拖延战术，来遏制上述各项调查或其他任何调查。难道总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不，不可能，他一定知道。
我当时是躺在床上看电视的。当我进一步听到总统讲下面一段话时，我真吓得几乎从床上滚了下来，他说：“除此以外，在我们自己的班子内部，在我的指导下，总统顾问迪安先生已在对一切线索进行全面调查，看看任何白宫的成员或任何政府官员有无卷入的情况。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他的调查表明，白宫班子中，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
我看到总统冷静地、公然无耻地在埋葬水门事件，使它不能成为一个竞选中的问题。他说：“竞选委员会主席米切尔自己进行调查。在他辞去主席后，其后任克拉克·麦克格雷戈仍在继续这项调查。”这实在是说得太过头了。
但总统还在继续说：“这一切调查都值得夸奖，因为我们希望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他最后说：“在这类事件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的。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
我关上了电视。表演得多棒，多淋漓尽致啊。这就是全国最高一级班子的表演啊。我想到千千万万坐在电视屏幕前的观众一定会被总统所打动而深信不疑。
尼克松的这一篇演说作于选民投票之前，它起了极大的蒙蔽作用，美国选民误信了尼克松的无辜，他们再一次用选票把尼克松留在白宫。
至于迪安，他在听了尼克松的电视演说后引起了很复杂的心理反应，他写道：
我迪安本人根本从来没有听见过迪安调查这个词儿，更不用说由我去进行调查了。但这一点似乎毫无关系。总统在电视中点了我的名字。而且是在全国电视中。这是他对我的信任。他实际是在说，我迪安可以有能力贯彻执行掩盖计划。总统在全世界面前确认我有这样大的本领我心中实在欣喜莫名。以前，我认为总统心目中根本没有我这个小人物的存在，因为我根本连见都很难见到他。现在他已知道我是多么为水门事件卖力，以便使大家免于陷进这个泥坑，其中包括总统本人在内。在水门这样一起事件上总统居然当众把我抬举一番，我实在感到荣幸和骄傲。
接着，尼克松就要求迪安办三件事：搜集民主党政府期间所搞的窃听事件，以便证明水门窃听做法无非是民主党做法的延续而已；编一份在水门事件上向尼克松政府发难的人的名单，以便尼克松第二届政府上台后拿出颜色来给这些人看看；迪安应赶快写出一份迪安调查报告。
过两天，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请迪安到他房间去串门。以前，迪安要见齐格勒也是很不容易的，现在齐格勒居然主动发出邀请。以下就是两人见面后的谈话：
迪：秘书先生，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
齐：来喝一杯吧。
迪：不，在办公室喝酒是违法的。
齐：没有关系。我想谈谈你的调查，现在记者们就揪着我探听你的报告。你向总统报告了什么？
迪：朗，我没有报告。
齐：口头报告也好。
迪：朗，什么报告我也没有做。
齐：是否可以这样说，你正在准备一个报告。
迪：没有，没有。
齐：但我不能老向记者说这是一个内部报告。总得拿出一点东西来，你所以拿这么高的工资不正是因为你是做这样工作的吗！
迪安无言以对，但他开始觉悟到事情不好办了，白宫把掩盖的重任撂在他肩上了。
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向检察官自首，竹筒倒豆子，把尼克松集团的丑行全部暴露了出来，终于引起了对尼克松的弹劾案，迫使尼克松不得不以辞职了事。
尼克松作为总统，当然也做了一些好事。主要有二条。第一，他结束了越南战争，使美国人民得以安定下来。第二，他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上海公报”，为中美恢复正常关系打好了基础。因此，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倒是中国的朋友。
但美国人普遍认为，尼克松是美国总统中最不诚实（dishonest）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