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有名,倒不在于他是美国总统,而是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登陆欧洲剿灭希特勒的盟军总司令。
1890年10月14日,艾克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德尼逊。他出生不久全家就移居到堪萨斯州的阿比伦。他家境不宽裕,半工半读念完了中学。由于西点军校是不收学费的,所以他于1915年进了西点军校。他的脾气特别温和,与同学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也得到了老师的喜爱。
毕业后,他投靠在潘兴将军麾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一名低级军官。1924年,他进了陆军参谋学院,1926年在该校以第一名毕业。当麦克阿瑟当陆军参谋长时,他是麦的部下,领少校衔。1930年麦克阿瑟带领军队在华盛顿镇压退伍军人请愿团时,艾克也是随行者之一。
麦克阿瑟被派往菲律宾时,他又随同前往,并成了麦的得力助手。
1939年,他回到美国,任第三军参谋长,在1941年路易斯安纳的军事演习中表现不凡,引起了当时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马歇尔就召见他,任他为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组助理组长。
在初次同马歇尔面谈时,他只是一名上校。但他一贯擅长“公共关系”,他对马歇尔表示:“我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提升我或扩大我的权力,我也不考虑我是否喜欢或不喜欢这项新的工作。作为一名军人,我唯一考虑的是要恪尽职守。”这一番话正击中了要害,大大地取得了马歇尔的欢心。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时就这样写道:“自那天起,他就提升我,啊,不是从那天起,是在10天之内,他亲自写推荐书给参议院,要求升我为少将。我升少将后不久,他就决定派我到英国去。而当他正式派我去时,他又加给我一颗星,接着又加一颗星。”
1942年6月,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出任欧洲战场最高司令。
《世界传记大全》对他做了如下的评价:
在随后的岁月中,证明艾森豪威尔的个人性格正好适合于这一项工作。他必须与一批英国将军打交道,而他们的作战经验都要远远超过他。他还须与首相丘吉尔打交道,而这是一位唯我独尊旁若无人的人。他既要与这些人相处得得体,又要不失作为盟军最高长官的地位。他做到了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又做到了用人恰到好处。
1942年,他为北非战役铺平了道路。1944年,他压倒了英国将领们的嘀咕,决定在6月进入欧洲大陆。他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和地点在诺曼底登陆。他一路横扫德军(只有一点小挫折),势不可挡。在苏军的强大配合下,欧洲战争乃告胜利结束。当柏林势在必陷之际,他拒绝丘吉尔的进攻柏林之议而遵守协议,止于易北河,让苏军首先进入柏林。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艾克立即成了全美国最知名的人士之一。
在最初,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拒绝从政,在1948年出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接着,他受杜鲁门总统之请,于1950年出任了刚刚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一任司令员。这里的人事关系比以前更复杂了,但他善于处理,充分显示了他的公关才能。
1952年是大选之年。共和党从1948年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们觉得一定要找一位能得人心的候选人,挑来挑去,觉得没有人能比得上艾克。其实,艾森豪威尔在历次选举中都没有投过票,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但共和党政客们设法论证他是共和党人,于是就被推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艾森豪威尔的外表特点是他的“微笑”。共和党就广为宣传他的笑是“特别的、孩子气的、热烈的、生动的、热情的、迷人的、跳跃的、可爱的、有感染力的、自然而不做作的、好似100瓦特的微笑”。
共和党还制作了一种圆形小徽章。上面画的是艾克的微笑头像,并标上了三个字:I like Ike。这三字中的I都发长音,因此念起来像一支小曲,其妙无穷。
艾克很容易地取得了胜利,进入了白宫,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
他在位八年,笼统地说,做了三件好事。
第一是结束朝鲜战争,在板门店签了停战协定,肯定了这是一场不分输赢的战争,因为双方都没有得到便宜。南北依然以38度为界。
第二是始创了戴维营精神。他乘斯大林去世及赫鲁晓夫上台之机,谋求美苏谅解。他向美国人民讲:制造每一尊大炮、建造每一艘军舰、发射每一枚火箭,归根到底,都是一种盗窃行为,是向饥饿而没有饭吃的人进行盗窃,向寒冷而没有衣穿的人进行盗窃。
建造一架现代重型轰炸机的费用就可以用来在30个城市内各建一座砖砌的新学校;一架战斗机的费用就可以买50万蒲式耳的小麦;一艘驱逐舰的费用可以为上万人提供新的住宅。
在你头上轰鸣的喷气飞机,每架值75万美元。一个每年挣一万元的人,工作一辈子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们这个世界怎么可以长期负担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这会把我们每个国家带到哪里去呢?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战争。就算搞得好,也会把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剥夺干净。
“对苏维埃政权老是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我已经太厌倦了。我想,大家也已厌倦了。我不准备谴责他们。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他们和我们政府都有新人上任,这完全是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
于是,赫鲁晓夫被邀访问美国,在戴维营举行了会谈,这就是“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也在美国人民面前说:“美国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它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是装配线生产之父。在十月革命后,我们就向美国学习。我们曾派人到美国接受训练,有的在大专院校学习,有的在福特汽车厂及其他工厂实习。我们现在有一位部长叫斯特罗金,他是最优秀的汽车工程师。他过去就是在福特汽车厂工作的。老福特先生假如今天还活着,他一定可以告诉你们,他为有这样一名徒弟而感到多么高兴。反过来,你们有一位工程师柯柏上校,曾在第聂伯水力电站当工程顾问,获苏联红旗劳动勋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到苏联工作的美国人有上千人,我们是非常感谢你们的,现在我谨向你们鞠躬致谢。你们应当为我们的成就感到骄傲,正如一名优秀老师看到他的优秀学生取得辉煌成绩而感到骄傲一样。我们是你们的学生,是无愧于老师的学生。现在我们要力求赶上你们和超过你们,作为老师的你们,应当为此感到骄傲。”
艾森豪威尔本来要回访苏联,但发生了所谓间谍飞机事件,结果不了了之。但有人认为赫鲁晓夫的“戴维营精神”是修正主义,至今成为悬案。
第三个功劳是任命厄尔·沃伦为美国最高法院院长,也就是首席大法官,来顶替去世的大法官文森。
1952年,许多向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挑战的案子递到文森为首的最高法院。由于未能作出判决,法官们安排以后再讨论。沃伦上任后,重新辩论,并于1954年5月17日对有代表性的布朗诉托皮卡案作出裁决。法院一致认为:根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是违宪的。这就完全推翻了1896年普莱西控弗格森案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沃伦坚定地宣布:“在公共教育领域,‘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隔离教育设施是天生不平等的。”
一年以后,法院拟定了执行程序。它训令联邦地区法院下令取消各自辖区内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并要求地方当局须有诚意“迅速而合理地开始行动”。布朗案的裁决影响极大。它打破了南部2l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原有学校体制。它要改变占美国公立学校注册人数近百分之四十的八百多万白人儿童和二百五十多万黑人儿童的教育方式。沃伦法官的这一举措是林肯的解放黑奴令以来最伟大的有关黑人权利的立法。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在其他领域内也跟着纷纷落马。在一系列其他判决中,法院又宣布公园、公共住宅、市立高尔夫球场、公共海滨和浴室,州内公共汽车、州际汽车站、火车和飞机等的种族隔离都为不合法。1955年,州际商业委员会下令铁路取消所有维持种族隔离的规定和惯例。
从此,美国黑人的人权运动就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但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期间没有丝毫改进,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是一名不可救药的反华分子。他至死抱住台湾的“中华民国”而不承认七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甚至说,承认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