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三峡水路交通与瓷器贸易（2）
（四）万斛之舟行若风，南青北白汇峡中
隋代之交通：据《隋书·杨素传》，杨素曾在川江永安（今重庆奉节）造舰船，以五牙舰为主力组成舰队，与陈交战，曾三战三捷。于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首战于长江三峡，“陈将戚欣以青龙百余艘，屯兵数万人守狼尾滩，以遏军路”；而“杨素亲率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使陈将败走，“悉俘其众”。二战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夜袭陈，将战吕仲肃，破其横江三条铁锁，仲肃军夜溃。三战“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余舰”，“俘甲士二千余”《资治通鉴》卷177.
隋兴建运河，将南北联成一气，巩固了全国统一，特别是对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中“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杜佑在《通典·州郡典·河南府》中说：“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炀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扬州）焉，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南至广州以西（交州），东到福建、浙江、江苏，西到四川成都，粮舟商舶，前后相望，扬帆无阻。
经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瓷器，在峡路中，不仅有浙江、湖南、河南的青瓷，还新增有江西洪州窑青瓷，同时长江上游川西地域的邛窑青瓷已运销至峡江的忠县、秭归等地。由此可知长江上下游的瓷器已发展为相互贸易争市的商品。
唐代水上交通，利用隋代开凿的运河汴渠（通济渠）和长江干支流为主道，以扬州为中心，形成一个通江达海的水运网。其水运交通路线，由蜀中沿江而下到扬州；广州经湘江、赣水进长江至扬州，再经汴渠进黄河入渭水至长安。长江及其以南的商旅集中到扬州，自此向西北可水运至长安和洛阳，甚至经永济渠可达清河（河北清河）和幽州。唐代的贡调物资亦由扬州集中运往长安。
唐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这两个经济都会之所以繁荣，除了自身的富庶外，当于水运交通有关。这时四川的交通是四通八达，尤以水运交通最为繁忙，成都可从岷江而下至长江出三峡，到长江中下游抵扬州出海。
关于从扬州出海之依据，可以文献记载与出土物为证。文献有唐诗，卢纶《送何召下第归蜀》：“水程通海货”卢纶：《送何召下第归蜀》，《全唐诗》卷2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09页。《送从叔权牧永州》：“浪里争迎三蜀货”卢纶：《送从叔叔牧永州》，《全唐诗》卷27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页。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成都）》：“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舵下扬州”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全唐诗》卷17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杜甫《解闷十二首》“商胡离别下扬州”杜甫：《解闷十二首》，《全唐诗》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页。岑参《万里桥》：“成都与维扬，相去万余里。沧江东流急，帆去如鸟翅。”岑参：《万里桥》，《全唐诗》卷1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页。从这些诗中可窥见成都运载货物入三峡达海港扬州的壮景。以出土物为证，有三峡沿江城市出土的邛窑三彩罐、瓶、碗、杯、四系盘口罐、贴塑三彩熏炉、青釉褐黄彩绘瓶、圈足砚、黄釉绿彩玉米大盘等；长江下游有南京博物馆收藏的邛窑短嘴壶、水注、小瓷塑等；扬州有扬州出土的邛窑青釉褐彩大罐。关于海外邛窑陶瓷，在日本久留未市出土有邛窑联珠纹壶[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载《中国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1983年版。在两河流域的撒玛拉遗址也当有邛窑陶瓷出土：据美国学者葛维汉于20世纪40年代所著《邛窑陶记》的附注中说，“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获得机会访问欧美一系列博物馆，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底格里斯河附近撒玛拉和罗明纳德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瓷器，这些属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有的与邛窑出土物极为相似”[美]葛维汉著，成恩元译：《邛窑陶瓷》，载《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附注又可以说明两河流域，有邛窑唐五代瓷器的可能。其次是2001年在邛崃参观邛窑博物馆陶瓷展览时，北大秦大树教授说：“我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看到这类彩绘瓷，还以为是清代瓷器，没想到还是邛窑产品”。2004年秋，笔者专程赴大英博物馆考察邛窑外销瓷，即在大英博物馆的东方文物藏品库中，发现有邛窑三彩脸面谱、黑褐釉面谱残件，绿釉龟盖砚、釉下绿彩碗、白釉（似生烧）小葫芦瓶、侈口杯、绿釉小龟、长颈带把壶等，入馆时间最早是1905年，最晚是1937年，有的是捐赠的，有的是收购的。当然这些器物，不一定是唐、五代时入境的，但也不能排除在唐、五代时邛窑已有外销到西亚与东非，甚而至欧洲的可能。
从以上诗句与三峡沿江城市、扬州出土的以及大英博物馆藏品中的邛窑陶瓷、北大秦大树教授在埃及所见的邛窑陶瓷，足证从成都穿三峡直抵扬州这条水运路线，在唐、五代时，已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了。
成都通过水运与长江中下游商贸交易仍十分频繁。杜甫诗《绝句四首》“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四首》之三，《全唐诗》卷4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页。《客居》“蜀船久不来，吴盐拥荆门”杜甫：《客居》，《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页。《秋风二首》“吴樯楚柁牵百丈，暖向成都寒未回”杜甫：《秋风二首》，《全唐诗》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夔州歌十绝》“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夔州歌十绝》，《全唐诗》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页。《游子》“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杜甫：《游子》，《全唐诗》卷2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页。杜牧《扬州三首》“蜀船红锦重”杜牧：《扬州三首》，《全唐诗》卷5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3页。刘禹锡《洞庭秋夜行》“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刘禹锡：《洞庭秋夜行》，《全唐诗》卷3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85页。《松滋望渡峡中》“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回”刘禹锡：《松滋望渡峡中》，《全唐诗》卷3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96页。卢纶《送朝长吏赴荆南旧幕》“月明三峡路，浪里九江船”卢纶：《送朝长吏赴荆南旧幕》，《全唐诗》卷2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03页。等等。通过诗人笔下的描绘，不仅证实唐时长江三峡水运通畅，来往船只频繁，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距今千年，长江上下游途经三峡的大小商旅船只穿梭往来、航运繁忙的盛况画卷。这些船只载运货物，一般史书所记载，主要是蜀麻、蜀锦、茶叶、吴盐、珠宝、香料等，现根据近数十年考古资料，尤其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动工以来抢救发掘的唐代文物中，是以瓷器为大宗。
交通的发达，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贸的繁荣。以瓷器商品生产而论，在隋唐五代，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各显其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谋发展的新时期。黄河流域在北朝已有白瓷的萌生，到隋代臻至成熟，至唐代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长江流域上游的邛窑青瓷，在长江下游越窑釉下褐彩的启迪下，于隋代首先创烧了高温釉下褐、黑、绿与釉下白彩瓷。从此打破了仅单色瓷的格局，到唐代邛窑三彩著称于世，属邛窑系的窑场遍布长江上游支流的岷江、沱江、涪江沿岸，以成都为中心计13个市县。长江中游的湖南湘阴岳州窑又承传发展了邛窑釉下彩，启发了举世瞩目的长沙窑，长沙窑釉下彩集中国传统花鸟、人物、山水、诗歌于一体，将绘画与书法艺术移植于瓷器上，为当今五彩缤纷的彩绘瓷之先驱，到唐末五代时，窑场遍布湖南长沙铜官镇湘江东岸十里河滨。浙江的越窑青瓷烧制成功类玉之美的“秘色”瓷，其窑场以浙江慈溪上林湖计，唐代即有66处。唐代因茶文化的蓬勃兴起，对盛茶器具极为讲究。陆羽《茶经》中，评越窑青瓷类玉似冰，邢窑白瓷类银、类雪。诗人对此也有类似描述，如杜甫诗《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全唐诗》卷2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页。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全唐诗》卷46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7页。等。诗人墨客与“茶仙”陆羽的评述、赞美与饮茶的需求也相应地推动了瓷业的发展，有了发展就必然要寻求市场销售，唐时不仅在国内广为销售，而且以一种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远销东南亚与西亚及东非。中国的丝国（Seres）之名，即因瓷业的蓬勃兴盛，也逐渐被瓷国（China）所替代。
瓷器商品在唐代销往长江三峡与长江上游的情况史无记载，但我们可以商品交易的规律与出土瓷器为据作一探讨。
商品交易兴茂繁荣之地，必是商业繁荣交通发达之地，唐时的长江三峡，夔州是川东的门户、水运的咽喉、商贸繁荣交通发达的城市，其根据可从李白之诗与杜甫于765年9月—768年1月于夔州所作之诗中寻得。
李白《江上寄巴东故人》
“瞿塘饶商贾，音信莫令稀”。李白：《江上寄巴东故人》，《全唐诗》卷1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页。
杜甫《长江二首》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杜甫：《长江二首》，《全唐诗》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4页。
《白盐山》
“白榜千家邑，清秋万估船”。杜甫：《白盐山》，《全唐诗》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页。
《三韵三篇》
“荡荡万估船，影若扬白虹”。杜甫：《三韵三篇》，《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页。
《柴门》卷
“风烟缈吴蜀，舟楫通盐麻”。杜甫：《柴门》，《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页。
《夔州歌十绝》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夔州歌十绝》，《全唐诗》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页。
《秋风二首》
“吴樯楚柁牵百丈，暖向成都寒未回”。杜甫：《秋风二首》，《全唐诗》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
《滟滪》
“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杜甫：《滟滪》，《全唐诗》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页。
《最能行》
“峡中丈夫轻绝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家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杜甫：《最能行》，《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页。
总括以上诗句可说明三点：
（1）夔州商人不仅数量众多，其停泊的船只，集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与中下游之船只拥塞于夔州，或行于江上。足见其商贸之繁荣。
（2）商船所载之货为吴盐蜀麻，是吴蜀的主要特产，其货船之大有万斛且行若风，可见通行之速捷与博利之厚。
（3）来此经商的有下游的吴樯、中游的楚船，波斯商贾也云集于夔州和本地富商小贩共同经营开发，形成船舶辐辏、商贸繁荣的盛况。此外，需说明的是，杜诗中所言的“舟楫通盐麻”、“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似乎所装载之物仅为吴盐蜀麻了，这是不可能的，而诗人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描述呢？主要是吴盐蜀麻产量大，又是生活必需，还是两地主要特产，具有代表性，举其为例而已。实际上商船中所载之物应无所不有。其他商品暂且不论，仅以瓷器而言，蜀麻船中必有邛窑陶瓷。因邛窑和所有瓷窑一样，为产品销售快捷，均建于江岸水上运输方便之地，邛窑地处长江上游，其产品输往三峡与中下游是顺水顺舟之事，而水运载量大，尤以顺水而下快捷，用费低廉，绝不可能走陆路耗时耗力。所以以成都为中心，扩展于岷江、沱江、涪江的唐五代邛窑瓷器在长江三峡上下沿江城镇多有出土。又如吴盐货船中同样有下游逆水而上的浙江越窑、安徽的寿州窑、繁昌窑；中游的江西洪州窑、湖南的湘阴窑、长沙窑；甚而黄河流域的河北邢窑、定窑等瓷器。故这些窑口的瓷器在长江三峡上下沿岸城镇均有出土，而这些瓷器就是吴蜀货船经由夔州而运往所属各地的。
唐、五代时，长江三峡出土瓷器极为丰富，几乎所有的名窑产品都有，可见其交通之便利，瓷业商贸之昌盛。三峡沿江城镇出土瓷器之地较多，不便一一尽述，仅选其具有代表性的墓葬、遗址简介于下：
1978年万州出土有唐永徽五年（655年）冉仁才驸马墓，墓中其他珠宝金银器不计，单瓷器就达102件，若此墓早年未被盗掘，数量则不知又为多少。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这批瓷器经研究对比鉴别属湖南湘阴窑青瓷，其种类有日用器与冥器两大类，日用器有碗、盘、杯、勺、唾壶、烛台、烛台、砚、棋盘等。冥器是大宗，有房屋、灶、车轮、案俎等，而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是瓷塑的人物俑、动物俑，其中人物俑数量最大，计有81件，占现存瓷器总数的4/5.人物俑中有武士俑、武吏俑、骑士俑、文吏俑、乐伎女俑、侍从俑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士俑与侍从俑中有16个胡人俑。动物俑有生肖俑、战马、骆驼、牛、鸡、展翅欲飞的神鸟等。这些湘阴窑青瓷胎质白细，釉色明润亮丽，造型端庄，瓷塑的各种俑像均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势。当然这批瓷器是皇亲国戚享用的陪葬品，并非商品贸易瓷，但数量之多，质地之优，至少证实唐代瓷器除越窑外，湘阴窑异军突起，尤其是在瓷塑艺术水准上，是遥遥领先优于越窑的，充分显示了唐代制瓷业的高度发展，同时，证实在唐早期三峡水运已很畅通。
2002年云阳明月坝发掘出一个唐宋时的集镇遗址。此遗址位于重庆云阳澎溪河明月江岸的一级台地上，总面积25万平方米，台地东西长，南北窄，形如弯月，故名“明月坝”，地势平坦，临江靠山，交通便利。经田野发掘，揭露出了衙署、佛教寺庙、道路、公共建筑遗址等。出土瓷器有邛窑、青羊宫窑、长沙窑、湘阴窑、越窑、邢窑、定窑等窑口的青瓷、白瓷、釉下彩绘瓷和大量的博具、钱币、权等。李映福：《明月坝唐代遗址初步研究》，《重庆2001年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表明这是一个非农业经济型的集镇，而是唐宋时期云阳澎溪河流的交通商业中心。
此外，在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万州、忠县、涪陵、重庆等地均有长沙窑、邛窑瓷器。邢窑白瓷在巫山、奉节、万州、云阳、忠县有出土，寿州窑在忠县有出土，湘阴窑在云阳、万州有出土，越窑除云阳出土外其他地方还不够了解，洪州窑瓷器万州有出土。五代时云阳有定窑瓷器、奉节有衡州窑瓷器出土，五代末宋初有巫山出土的辽三彩瓷器。
从以上所述，可知唐、五代三峡库区几乎全国名窑产品都在这里进行商贸了。产品分布最广的是邛窑、长沙窑，其产品亦多于其他各窑口。其他各窑口仅日用瓷的餐具碗、盘，或茶具的壶、罐等，而邛窑与长沙窑，几乎凡生活用瓷的餐具、卫生器、文房用具、陈设器、寝具、茶具等无所不有，真可谓是这里瓷贸商品的领军者。
为何唐、五代三峡库区瓷器商贸的领军者是长沙窑与邛窑产品？商品经济发展规律是：谁的商品最符合社会需要，谁的商品最物美价廉，两者兼备，谁就是领军商品。邛窑与长沙窑及其他瓷窑皆符合社会需要，但物美价廉，邛窑与长沙窑产品为其他窑所不及，故而还是邛窑、长沙窑产品领先。邛窑与长沙窑为三峡库区瓷贸商品的领军瓷，出土瓷器带来的信息，约有：一、邛窑与长沙窑是一种新兴的商品瓷，具有釉下多色多彩绘纹的艺术魅力，雅俗共赏，极合人们的审美情趣。二、两窑与三峡库区地缘临近，运输方便，来往耗费少，成本低，具有价廉物美的特点，很受人们的青睐。三、是长沙窑薄利多销，明码实价，如曾于油瓶子上标价“伍文”，这种价格不会超出社会最底层的承受能力，能满足社会各阶层需要。四、长沙窑产品已优于邛窑，集诗、书、画于瓷器上是最大的创新，最获世人的珍爱。同时长沙窑为扩大市场，增强竞争力，刺激购买者的欲望，用诗文题写于商品瓷的瓶上：“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其意义既明白又含蓄，正如唐代诗人张祜《题诗彻上人旧房》中所言：“满堂诗板旧知音”张祜：《题诗彻上人旧房》，《全唐诗》卷5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8页。即寻觅买主，寻觅知音。这是一千多年前的文化与商品结合开拓市场、占领市场的一种高招。故长沙窑不仅在三峡库区是商贸瓷的领军者，在东南亚、西亚及东非商贸瓷中仍是领军者。
综前所述，三峡库区出土的瓷器与瓷器商贸的情况、诗人的记载，充分证实隋唐五代三峡水上交通是畅达而繁忙的，三峡航运为长江上下游与黄河流域的商贸往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长江三峡，素有“瞿塘天下险”之称，在唐时又是怎样化险为利的？检索史料，李白《荆州歌》言“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李白：《荆州歌》，《全唐诗》卷1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唐李肇《唐国史补》全书所记之事，始自唐开元至长庆一百来年之事（721—824年），记有“五月下峡死而不吊”。可见三峡之瞿塘峡虽已通船，其危险性仍很大，即便是通航也是有季节性的。但到大历765—768年，杜甫于夔州《最能行》诗句“欹帆侧柁入波涛，撇漩捎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杜甫：《最能行》，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页。可见到大历时船工对三峡水势已有所掌控。《唐国史补》又记：“江淮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皆绝险之所，自有本地人为篙工”。此表明为控制绝险之三峡，夔州本地驾船的篙工，终于经过千百年的探索总结使三峡水运畅达。《唐国史补》续记：“近人杜邠从川西除江陵，五月下峡，官舟千艘，不损一只”。从这些记载，足证三峡人为发展商贸，经过千辛万苦，逐渐攻克了三峡瞿塘天险，沟通了长江上下游这条黄金水道，为水运通达、商贸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江三峡库区隋唐五代瓷器商贸路线。隋代开凿运河，即沟通了南北及西蜀，水运事业进入新的里程碑，至唐时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逐步控制“瞿塘天险”后，三峡水运更是兴旺发达，其商贸路线以水运为主。
黄河流域的河北邢窑白瓷、五代定窑白瓷以及漠北的辽三彩，入三峡库区路线约有三条：
（1）从永济渠到洛阳至潼关，经广通渠到长安，而后经金牛道，由岷江进长江，入三峡。
（2）经永济渠达通济渠（即汴河），至淮阴，达镇江，逆水而上至江陵，再直入三峡库区。此线有王维《千塔主任》诗句“临窗汴河水，门渡楚船人”王维：《千塔主人》，《全唐诗》卷1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李端《送吉中孚拜官归楚州》“孤帆淮上归，商估夜相依”李端：《送吉中孚拜官归楚州》，《全唐诗》卷2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20页。为证。
（3）经永济渠到洛阳，再经汉水到江陵，由江陵转运入三峡库区。此线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全唐诗》卷2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7页。为证。
长江中下游的越窑、寿州窑、繁昌窑、洪州窑、湘阴窑、长沙窑、衡州窑及长江上游的邛窑的商贸瓷通过水运入长江三峡库区或长江上下游，分别有五条不同路线汇于长江干流，或逆水而上，或顺水而下，集于江陵再分转，或直达入峡路，或直入扬州；
（1）越窑产品经汴渠运河至京口（镇江），入长江，逆水而上至江陵；
（2）寿州窑产品经淮河到汉水，至江夏（武汉），入长江至江陵，繁昌窑产品直达芜湖，入长江，至江陵；
（3）洪州窑产品沿赣江过鄱阳湖达九江至江陵；
（4）湘阴窑、长沙窑、衡州窑产品沿湘江穿洞庭湖至巴陵（岳阳），至江陵；
（5）邛窑产品分别由成都经岷江、沱江、涪江顺水而入长江至三峡达江陵。有张祜《送蜀客》诗句“万里一船发，行行三峡夜”张祜：《送蜀客》，《全唐诗》卷5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8页。为证。
以上五条瓷器商贸路线集中江陵而后分别转上下游，有杜甫诗《客居》“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杜甫：《客居》，《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页。为证。
（五）吴帆蜀楫过如织，冰肌玉骨青白瓷
两宋时，长江流域由于未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以及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趋于完成。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称“东南诸郡，饶富繁盛”、“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四川的成都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最为发达，当时的川、淮、浙都是粮食的大产地，同时又是手工业发达之区，人口稠密，都市繁盛，是财富繁盛之区。其流通货物以茶、盐、粮、瓷器为大宗。由于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出于东西联系的需要，以及当时川滇、川黔交通梗阻，川陕交通受到军事的约制，唯峡路贯穿东西，使峡路便成为与宋政权唯一的通途。也是维系宋政权的经济与军事的生命线。北宋宝祐三年（1254年）董槐上书要求“置司夔州”，以通荆南《宋史·理宗纪》卷44.即说明峡路之重要。
宋时，峡路是转运蜀布帛、茶叶、盐、瓷器、粮食和马的重要漕运路线。当时，重庆已是“商贸之往来，货泉之流通，溯江而上下者，又不知几许”清道光版：《重庆府志·舆地志》卷一。嘉陵江也是“商贩溯嘉而上，马纲顺利而下”《宋会要·兵》卷23之36.的繁忙景象。据载，自成都“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全蜀艺文志·苏德祥·新修江渎庙记》卷37上。《宋史·食货志》卷175：“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自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史纲运送京师”。《玉海》卷182：“川益诸州市载嘉州水运至荆南，遣纲送京师，岁达六十六万，分十纲”。这些记载均说明宋时这条水道极为重要，船运事业空前繁荣。同时也可见当时漕运的起点不仅在成都，而且还有嘉州。其“运输量，仅官府漕运的布匹一项，宋初每年就达百万匹”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可谓“峡路交通发展在四川交通史上发展到了高峰”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
瓷器的第一属性，是商品的经济产品，是为社会消费的物质产品，它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北宋初重新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注重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开垦土地，扩大耕种，兴修水利，农业有了发展，促进了南北经济繁荣，扩大了商业与手工业的兴旺发达。北宋的城市里，商铺毗连，买卖不限地区。有些城市的商贸交易扩大于城外，被称为“草市”、“虚市”发展为固定的市镇。唐时十万户的城市只有十余个，至北宋时则增加到四十余个，都城开封居住着百万人口，有各种各样的交易行业，还有六七处娱乐场所，叫做“瓦市”。南宋时，政治中心的南迁，经济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南方的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生产更加繁荣昌盛，都城临安（杭州）居住着上百万人口。商业兴茂，从食品、日用品到奢侈品应有尽有。其中还有专设销售青白瓷的商店，可见其瓷业商品之多，又可见瓷器的商贸交易按窑系分工了，其瓷业手工业的发展已非往昔可比。其他城市如平江（苏州）、建康（南京）、鄂（武昌）、江陵、成都、重庆等地的工商业都市亦很发达，有的达到了“商贾辐辏，舟车骈集”的盛况。重庆是一个新兴商业城市，其商贸之盛，已是“商贸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溯江而上下者，又不知几许”的繁盛局面。在海外贸易方面，也相应地发达起来，与南宋通商的国家有50余个，出口的物资主要以绢帛、锦绮、瓷器为大宗。市舶司的税收成为南京政权的重要收入。
宋代瓷业，在唐五代长足发展的基础上，更有新的突破与创造，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了万花齐放、争艳媲美的新局面：民窑林立，官窑崛起，除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外，还形成了六大窑系。在北方有集刻画印花青瓷的耀州窑系与色彩璀璨雅丽的钧窑系于一身，融刻、剔、绘画、书法于一体的磁州窑系，白如霜雪的定窑系；南方有青翠如玉的龙泉窑系，冰肌玉骨的青白瓷系。笔者认为在南方还应加上漆黑窑变多姿的建窑系，共为七大窑系。这七大窑系除拥有资深的龙头产品外，也根据自身的资源与技能模仿、学习其他窑系的精华以满足市场的供求。
四川陶瓷手工业的发展，虽在著名的七大窑系中未排上名次，但在原有基础上，也是鲜花绽放，各竞其美的。如在唐五代已负盛名的邛窑三彩，到宋时仍在不断地创新改进，青釉瓷与釉下彩瓷，无论从工艺还是质地上都比唐代显得精进。唐时的省油灯，南宋时还赢得诗人陆游的赞美：“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这样的省油灯，在乐山属邛窑系的苏稽窑亦有烧造。其属邛窑系的瓷窑，在宋时遍布于长江上游支流的岷江，涪江流域的邛窑、蒲江、郫县、灌县、绵阳、江油、芦山、乐山等市县。特别是成都东郊属邛窑系的琉璃厂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除烧有邛窑特色的瓷器外，在北宋还创烧了宋三彩的冥器陶俑，无论是人物俑、动物俑还是各类神话俑均栩栩如生。其瓷器的种类无论是日用餐具或陈设器、文房用器，均无所不具，在20世纪70年代调查时，还遗存21个窑包，占地面积达340亩，出土的碗、盘之底部，还打印有工匠的标记。◇◇、□、☆、□、干、玉、席、太、九、香、吴、刘等，以及作坊主的姓氏：王造、窦造、范造、苟造等。从其工匠标记之多，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之多，其作坊主姓氏、标记因商品品牌的不同而各具特点，这也是一种竞争意识的反映。白瓷碟发展，唐时杜甫已有诗记载，在20世纪70年代作过专题调查，虽有些线索，但终未找到窑址，仍处于云遮雾罩中。可就在同一时期，彭州窑经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有窑炉与大量白瓷，与有纪年铭文“嘉祐”（1056—1063年）的六方轴座，及绍兴七年碗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出土的白瓷除装烧工艺逊于定窑，其他如刻花、印花纹饰的题材与构图均与定窑类似，但总体不如定窑，可它却是蜀中瓷器之首，故在成渝两地的瓷窑中多有仿造。宋时北方耀州窑青瓷，位于蜀中的达州窑亦在仿烧承传。
两宋时，四川黑釉瓷异军突起，无论瓷质还是产量均独领风骚，为各瓷之冠。在仿建窑黑釉窑系中，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其黑釉窑的分布，川北有广元窑、南充果州窑，川南有乐山西坝窑，川西有蒲江窑、成都灌县金凤窑；在重庆有涂山窑、巴县清溪窑、姜家窑、荣昌昌州窑、合川合州窑等。它们均在主烧黑釉瓷中，也仿烧其他名瓷，且均各有自己独特风格。现仅选成都金凤窑、重庆涂山窑列举如下：
成都灌县金凤窑，既仿烧建窑的乌泥黑胎盏，亦烧黄胎，以黄胎为主，其纹饰有兔毫状纹、虹彩窑变等。其种类，主要为茶盏，造型有敛口、敞口、弇口等，值得注意的是，其弇口不啻建窑、吉州窑，重庆涂山窑的弇口凹凸线仅于内唇下5至7毫米处，它还有下落于唇下1.5至2厘米处的腹壁上，这种下落弇口盏在乐山西坝窑有发现，但腹壁浅坦，不如金凤窑腹深。金凤窑除烧大量茶盏外，其他日用的碗、盘、罐、壶、炉、瓶、研磨器皆有之。从造型品种的多样性来看，超过了建窑黑釉瓷，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建窑除主烧黑釉瓷外，也兼烧青瓷青白瓷，金凤窑也兼烧彭州窑白瓷、磁州窑系的白底黑花瓷。此窑曾于2000年，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出36座半倒焰似的馒头窑，足见其生产规模之大。
重庆涂山窑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调查，在以重庆南岸黄桷垭街道为中心、南北延伸长约8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12个两宋时的黑釉瓷窑。经1982年至2005年断断续续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总面积2360平方米，揭露出27座以煤为燃料的石结构半倒焰式的馒头窑，及作坊房屋与淘洗池等。出土瓷器与窑具不计其数，拣选标本达6000余件。瓷器类有黑瓷、白瓷、青白瓷，而以黑瓷为主。器类种类以茶盏、碗、盘、碟、罐为主，其他日用瓷的壶、茶托、瓶、炉、盒、水注、鸟槽、研磨器，大小、造型多姿，各不相同。其装饰纹样有刻画、模印、刻填、绘画、堆贴、剔花等技法，而最具特色而又为主要装饰的釉中装饰，以釉的含铁量的多少、浓淡不同而各异，有漆黑、绀黑、褐黑、褐红、柿色等。釉中装饰，主要是窑变，有兔毫、玳瑁、鹧鸪斑、五瓣至八瓣花朵纹，有似菊花，花纹多无定式常呈条状，一花之中常有黑褐闪蓝，色彩纷呈，互相交融，这种纹饰是涂山窑的独创。此外还有少而精的“虹彩”、“曜变”纹。
重庆巴县清溪窑、荣昌昌州窑、合川合州窑，因其共同点较多均被列为涂山窑系，但各窑亦有自身的特点，如清溪窑在主烧黑釉的同时，还兼仿钧窑、磁州窑、彭州窑，以仿钧窑最为出色，特点明显，其釉为开片的乳浊天青、天蓝，红霞灿烂。胎为细白胎，碗、盘、杯多有芒口，其他如瓶、壶，少数有芒口。又如荣昌的昌州窑兔毫盏，有的在褐釉中呈现蓝色参白的兔毫斑。合州窑仿彭州窑篦画纹碗、盘均各具特色，这些产品分别在三峡重庆库区的沿江城镇多有出土。
综涂山窑所论：重庆南岸涂山窑，在8公里内就发现了12座两宋时期的瓷窑点，其酱园窑址，仅在705平方米内，早年破坏不计，就残存17座窑炉，足证当年窑炉之密集，产量之多。在三峡库区沿江城镇出土较多的涂山窑各类瓷器，真让人联想、兴奋，激动不已，在眼前展现出一幅重庆涂山窑瓷业生产与重庆商贸盛况的真实情景：烟火相望，红焰蔽空；水上大舸小艓，辐辏而至。陆地运输，车马骈集，运来货物，换回瓷器，来来往往的商贸繁忙炽盛，热闹非凡。
两宋时，全国瓷业的迅速发展，必寻求市场，市场是商品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市场的发展又依赖于交通的发展。
三峡库区沿江城市出土的两宋瓷器，琳琅满目，无所不有，除皇室独家享用的官窑与汝窑瓷器未发现外，南北各地名窑及七大窑系均在三峡库区争艳媲美。这说明两宋时三峡库区水运交通比唐五代更通达繁忙。主要原因是两宋时，长江三峡的某些险滩被整治，人们对长江三峡的水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加速了三峡水运事业的畅通，促进了三峡库区的商贸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现将改造自然、掌握水性之事例简记如下：
1.改造险滩，舟楫通达
（1）陆游《入蜀记》记：“新滩为峡最险之处……有一碑，碑言因山崩石壅成此滩，害舟不可计，于是着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州赵诚疏凿之，滩害始去，皇祐三年（1051年）也”苏轼《新滩记》注释，《苏轼诗集》卷1，第41页。
（2）政和三年（1113年）归州炸除了峡路险滩人鮓瓮，使峡路更加通达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
（3）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王敦夫主持疏通了渝州（重庆）附近的大小糯米滩。清乾隆《巴县志》卷一二《艺文志·糯米滩记》：“巴渝上游有大小糯米堆，当中流危险可畏……淳熙乙巳（1185年），常平使者广汉杨公节持峡道……于是出金捐粟，或属邑吏，悉用疏凿，向之为患者，自是而息，舟船之下，安然顺利以达吴楚”。
2.掌握水性，克险行舟
（1）宋时曾任夔州知州的王十朋说：“蜀江号天下之至险，与其他水路大不相侔，瞿塘、滟滪及诸患滩密如竹节。巴峡之民，生长于水者以舟为家，消撇漩欹，桅侧沲于波涛汹涌之间，习知水性之曲折，操舟若神”《梅溪王先生文集》卷4《再论马纲状》。这说明时人又进一步摸索出水性的规律，谙悉险滩位置和对应的办法，这样才有“操舟若神”的绝技。
（2）为克遏江流湍急，船舶撞击的危害，宋范成大说：“帅司遣一卒，执一旗次第立之上下，一舟平安，则簸旗以招后船”范成大《吴船录》。这种看似简易而行之有效的导航形式，从宋一直沿袭到2006年三峡水位涨至156米，瞿塘峡中行船方才停用。
长江三峡整治河滩成效显著，及人们进一步谙悉水性规律，为长江三峡水运事业的繁荣撑起了腾飞的翅膀。无数诗人目睹而吟咏，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记录：苏洵《游凌云寺》诗“千航万舸膝前过”、“奔走荆蜀如长街”苏洵：《游凌云寺》，《全宋诗》卷35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9页。欧阳修《黄牛峡》诗“画船百丈山前路”、“上滩下峡长未去”欧阳修：《黄牛峡》，《全宋诗》卷28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6页。《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诗“巴江船贾集，蛮市酒旗风”欧阳修：《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全宋诗》卷22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9页。《松门》诗“因游始觉南来远，行尽荆江见蜀江”欧阳修：《松门》，《全宋诗》卷29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7页。司马光《送峡州陈廉秘丞三首》诗“楼高出楚塞，烟齐识巴船”司马光：《送峡州陈廉秘丞三首》，《全宋诗》卷50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5页。范祖禹《资水》诗“资水（沱江）过巫峡，谁家万里船”、“五月江流万贾船，迅飞如电掣群山。荆云峡雨须臾过，白帝江陵朝暮间”范祖禹：《范太史集》卷1，《诗·资水》。杨咸亨《江效亭新成赋诗》称“吴船蜀楫过如织”杨咸亨：《江效亭新成赋诗》，《全蜀艺文志》卷13.陆游《黄牛峡庙》诗“吴船与蜀舸”陆游《黄牛峡庙》，《陆游集》卷2，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页。这些写实与浪漫结合的铿锵诗句，句句描绘出宋时三峡水运的通达，吴、蜀、渝、楚商贸交往的兴盛繁荣。商贸物资的盐、麻、粮、绢、茶叶、香料、瓷器是大宗，唯瓷器年久而不腐成了历史的见证。
由于三峡水运事业的开发，缓解了水患的险阻，加速了水上交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拓展启开了方便之门，为瓷业商品带来了大好商机，宋代七大窑系与四川、重庆瓷业商品聚集在三峡库区，争艳媲美，占领市场，而媲美争夺的结果，又是什么窑获得市场桂冠，史无论载，为寻找答案，我们可以从出土的瓷器中进行比较分析。
长江三峡库区沿江城镇的墓葬、遗址、窖藏多有宋元瓷器出土，不必一一尽述，仅选有代表性的举例证明。
1.墓葬出土瓷
（1）1987年重庆南川出土了南平军武功大夫张子硕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墓，其金银珠宝不计，出土瓷器19件，湖田窑青白瓷13件，定窑白瓷5件，建窑兔毫黑釉盏1件。
（2）1954年重庆北碚出土了元代元贞三年墓（查元贞仅两年，此当改元政令未知），总计瓷器16件，全为湖田窑青白瓷。
（3）2003年重庆市两路口清理一残石室墓，出土瓷器10件，全为湖田窑元代青白瓷。
2.遗址出土瓷
（1）奉节永安遗址，经过2003年发掘证明是一个历宋、元、明、清的市镇遗址，2003—2004年笔者曾参加了该遗址的瓷器整理工作。出土瓷器有宋代定窑、磁州窑、耀州窑、临汝窑、钧窑、龙泉窑、吉州窑、繁昌窑、景德镇湖田窑，四川邛窑、琉璃厂窑、彭州窑、达州窑、苏稽窑、西坝窑、昌州窑、涂山窑、清溪窑等瓷器，加上不知窑名的瓷器约20来个，但各窑瓷器数量悬殊较大，少的只四五片，从出土比例看湖田窑占70%，宋元龙泉窑青瓷约10%，涂山窑占10%，其他各窑总和约10%，说明湖田窑青白瓷最多。
（2）万州大地嘴遗址，1999年发掘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万州大地嘴遗址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拣选了不少宋代瓷器。有龙泉窑莲花纹碗、耀州窑婴戏纹碗、定窑白瓷碗、钧窑瓷片、湖田窑青白瓷40件、彭州窑36件、清溪窑105件、涂山窑138件，该遗址瓷器涂山窑系最多，其次是湖田窑青白瓷。
3.窖藏瓷器
（1）开县窖藏瓷器。1997年出土，共计24件器物，铜器10件，瓷器14件，其中龙泉窑7件、湖田窑青白瓷7件陈丽琼：《中国三峡重庆·开县出土宋元青白》，《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两窑相等。
（2）荣昌窖藏瓷器。1984年出土，有145件被遗失不计，定窑8件、耀州窑66件、龙泉窑9件、吉州窑48件、广元窑9件、建窑1件，此遗址最多是耀州窑瓷器，其次是建窑系瓷器。
（3）遂宁金鱼村窖藏瓷器。1997年出土，有定窑、耀州窑、广元窑、清溪窑、龙泉窑、湖田窑青白瓷。总计985件，其中龙泉窑355件，湖田窑青白瓷598件，龙泉窑占30%，湖田窑青白瓷占瓷器总数60%以上庄文彬：《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龙泉窑青瓷的质地、造型、釉色均是龙泉窑之精品。湖田窑是整个瓷器中最杰出的代表。出土的刻花梅瓶高达41.6厘米，是青白瓷中罕见的大件精品。同时出土的铜钟有“凤祥楼钱鑫”字样，“鑫”表示财富兴盛，常为古代商店字号名称，“钱鑫”应是“钱庄”，凤祥楼是钱庄的名字，可见窖藏主人，当是一钱庄老板，因财力雄厚，才能购置如此大宗瓷器精品。有人认为这批瓷器是钱庄主人经销的商品瓷，但从多数瓷磨损程度看，应是家藏珍品。因宋元战乱逃亡所藏，主人惨受战争蹂躏，妻离子散亡而不归，即永埋至今，成为供今人研究与欣赏之瑰宝。
总计前面列举墓葬、遗址、窖藏瓷器，虽各类窑系均有，但数量最多的是湖田窑青白瓷，计691件，其次是龙泉窑青瓷，计371件，建窑系黑釉（涂山窑产品为主），计301件。其他各窑系最多者不足100件，可见三峡库区商品瓷以湖田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以涂山窑为主的建窑系黑釉瓷三大窑系为主，而夺得桂冠之商贸瓷是湖田窑青白瓷。
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建窑系黑釉瓷在三峡库区获得畅销之因，主要是这三种皆具有沉静素雅、高洁含蓄之美。这种美正是宋人的审美观所体现的美，三峡人亦不例外，无论湖田窑青白瓷或龙泉窑青瓷均有似玉如玉的质感，在唐宋时景德镇青白瓷就被誉为“假玉”、“如玉”、“饶玉”之美称，五代周世宗柴荣命柴窑烧制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青白瓷，其质、色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优质瓷。景德镇青白瓷达到了这样的水平，故宋真宗在景德年间（1004—1007年）见昌南镇光致茂美的青白瓷，十分欣赏，命昌南镇进御瓷底书“景德镇制”四字，从此昌南镇遂微，景德镇扬名天下。在帝王的倡导下，在中国历来的“贵玉崇玉”思想的驱动下，世人又怎不偏爱具有玉质特色的瓷器呢？湖田窑青白瓷为扩大生产，降低成本，采用支圈覆烧工艺，故其价廉物美，即在三种窑系中夺得三峡库区市场销售第一大桂冠。关于以涂山窑黑釉瓷为主的建窑黑釉瓷，虽不具有玉的特色，但由于两宋时是茶文化的高峰，上自宋徽宗和皇亲贵胄，士大夫、文人墨客，下至庶民百姓莫不饮茶。如嗜茶家丁谓，官至宰相兼转运使，曾在夔州任职数年，著茶诗不少。又如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四川黔州、戎州前后六年，他嗜茶并作《踏莎行》记采茶情况：“画鼓催春，蛮歌走饷，雨前一焙谁争长。低株摘尽到高株，株株别是闽溪样（闽溪茶是贡茶）”黄庭坚：《踏莎行》，唐圭璋编《全宋词》卷1，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8页。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自称是茶神陆羽的后人，流寓四川9年，在夔州任通判两年，作茶诗320多首，是历代茶诗之冠。离蜀25年后，还念念不忘夔州城市的华丽、花市的热闹，他记白帝山采茶盛景：“锦绣楼前看卖花，麝香山下摘新茶”陆游：《三峡歌九首》其四，《陆游集》卷2，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页。这时人们不仅饮茶，还特别盛行斗茶、品茶，斗茶以茶盏之茶痕为白色胜，且青白胜黄白，并要求茶色鲜明，黑釉茶盏由此被人视为珍品。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兔条达者为上”。由于帝王与士大夫、文人学士的倡导和饮茶斗茶的需求，黑釉瓷获得迅猛发展，促使涂山窑黑釉瓷的崛起。黑釉瓷原料易于获取，重庆涂山窑以煤为燃料，重庆煤炭资源丰富，是重庆特色矿产之一，除最精细的窑变纹外，一般成本低、价位便宜，易为峡区人民所接受。因而以重庆涂山窑为主的建窑系产品在三峡库区瓷贸市场中荣夺季军宝座。
两宋瓷业贸易入三峡库区路线：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产品主要沿袭前述之唐、五代时水陆路线。唯耀州窑至南宋时，多从铜川至西安，经宝鸡达凤县至略阳，沿嘉陵江南下广元，再顺江而下至重庆入峡；或由西安至汉中经达州、开县、忠县，再逆水而上至重庆，顺水而下至峡江城市。
南方的龙泉窑系的入峡线路是：从丽水至永康到金华达楠溪江入富春江抵杭州；或从丽水至磐安入曹娥江至杭州，再统由经运河到镇江，再溯江而上到江陵入三峡。
建窑入三峡库区的路线是：从福建水吉经南浦溪至浦城，达浙江龙泉溪，过遂昌到龙游入富春江至杭州，经运河到镇江入长江，再抵江陵入三峡。
湖田窑入三峡库区路线：从景德镇出发沿昌江入鄱江西行入鄱阳湖，北上至九江入长江逆水而上，至武汉达江陵入三峡；或从鄱江向南折入赣江，修水转入湖南汨罗江入洞庭湖入长江，逆水而至江陵，直入三峡。
四川与重庆瓷贸路线：四川瓷业贸易，仍沿袭唐五代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入长江，顺水而下入三峡库区。
重庆瓷贸路线，有逆水而上至嘉陵江，涪江。顺水而下有至乌江武隆，及长江三峡沿江城市。
两宋时三峡库区出土瓷器，名窑系列全、品种多，从而说明：整个两宋时期，全国瓷业商品经济发达，贸易区域广阔，充分反映了两宋时三峡库区交通之繁荣；出土瓷器中四川、重庆瓷器数量亦较大、品种多，说明四川与重庆瓷业商品经济亦很繁荣，在与各窑产品竞争中颇受三峡库区民众青睐，在各名窑争艳媲美中最受宠的是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其次是建窑系中的重庆涂山窑产品。
元代对瓷业发展较为重视，元政府统一全国的前一年（1278年），即至元十五年，便于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为专管窑务机构。为景德镇瓷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加之强大的蒙古帝国，曾征服欧亚部分各民族，其统治地区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往频繁，海外贸易发达，相应地刺激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景德镇这时除烧青白瓷外，又创烧了卵白釉（或称枢府釉）瓷、黑釉瓷、红绿彩与金彩等釉上彩，特别是青花与釉里红釉下彩绘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我国瓷器的装饰艺术别开生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而奠定了明代景德镇瓷一统天下，成为全国瓷业生产中心地位。虽然河北彭城（邯郸）、浙江处州（龙泉）、福建德化、江苏宜兴等窑系产品各具风格，但都无法与之抗衡。故王宗沐《江西通志·陶书》：“自燕云而北，南交趾，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
元代在各地实行屯田制，四川夔路、重庆路设民屯和军屯，其目的是“以资军饷”，但对农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商业也有一定的恢复，三峡库区的交通，在宋代设驿站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三峡交通亦很通畅，有“巨舟临峡”之情景。沿江出土瓷器有北方的钧窑、磁州窑产品；南方的龙泉窑、景德镇湖田窑、枢府釉瓷，四川的西坝窑产品，重庆的昌州窑、清溪窑产品，其中最多最美的是景德镇元代青白瓷、卵白釉枢府瓷，其次是龙泉窑与四川重庆的黑釉瓷。
（六）千仞峭壁凿纤道，景德瓷业独霸峡
明承元制，峡路仍是明政府一条重要的漕运要道。明代初年，云南的马市及贡马都要经过峡路，民船经归州、荆州、岳州、武昌至南京。元末明初，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就是溯夔州至重庆。明末张献忠入蜀亦是取峡路。
出土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民窑青花瓷，以奉节永安遗址出土的瓷器为例：有明初洪武青花；早期永乐、宣德青花；空白期正统、景泰、天顺青花；中期成化、弘治、正德青花；晚期嘉靖、隆庆、万历青花；末期天启、崇祯青花皆有之，可见其峡路水运之畅通，景德镇青花瓷器占领了整个峡路市场。
明万历时，景德镇“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王世懋：《二酉委谭》。“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朱琰：《陶说》卷1，转付振轮《陶说译注》，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还说“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到清代更有胜之，此后凡言及制瓷者，只知景德镇，而不知其他窑了。于此可见自明代始，景德镇瓷产品在商品经济自由竞争中，已步入垄断阶段，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萌芽已初见端倪。长江三峡库区出土的明代瓷器，即仅有景德镇青花瓷，出土的清代瓷器仍是景德镇民窑青花瓷与景德镇民窑彩绘瓷，这直接地证实了，在明清时期景德镇商品瓷已垄断了市场。
清代，峡路为东水路，自湖北宜昌入巴东是正道，是清政府重要转运铜、钢、铅的水道，也是粮米运输水道，凡长江下游遭灾，四川的军米和民间私米，多取峡路水道浮江而下赈济其灾。康熙时又曾开凿纤道，垂铁索石柱以资攀缘。乾隆时加宽加长了库套子滩纤路。光绪时又在今瞿塘峡笔直峭壁上凿道，“使千仞峭壁之腰嵌成五六尺宽平坦路，纤桥可并行其中”，致使“当水涨封峡之时，行人往来山路，肩挑臂负，络绎称便，而舟行有纤路，亦少覆溺之患”，今天，瞿塘峡这条古道仍存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三峡库区各地皆出有清代景德镇的民窑青花、粉彩、五彩色釉瓷等。其他各地窑名窑产品，则一无所见，可见景德镇瓷业商品经济在明清时，确已“一统天下”，垄断了整个三峡库区的瓷业商贸市场。让人惋惜与遗憾而又值得研究的是，这一带有资本主义垄断因素的瓷业商品经济持滞数百年仍处资本主义萌芽期，未见其茁壮成长。
（七）腾飞的三峡交通，瓷业贸易之盛世
“天下之险，莫险于峡江，峡江之险，莫盛于瞿塘”、“五月下峡死而不吊”，这是古人对滟滪堆的哀叹，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对滟滪堆进行了粉碎性的爆破，彻底根除了滟滪堆水患。改革开放以来，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竣工，三峡水位的提高，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目标。三峡大坝的修建，将抗十年一遇的洪水灾害的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甚而千年一遇；其发电量可惠及半个中国；万吨巨轮船队可由上海溯江而上至武汉抵重庆，沟通华东、华中、西南三大经济的联系；对南水北调亦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造，使三峡库区的重庆就在大海边，有了“向海而兴、开海则强”的优势。
长江三峡库区除水运外，无论是陆路的公路、铁路、航空皆四通八达，空前繁荣。在瓷业贸易上，可谓汇集东西南北各地，在重庆市有专事商贸的瓷器市场，重庆自产的青花瓷、彩色瓷、彩绘瓷以及建筑材料亦与全国及海外互通商贸，三峡库区的重庆，正借助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周边公路、铁路环绕的优势，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江三峡为人类谱写了美丽的篇章，古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悲叹已成为永远的历史。
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长江三峡库区，巍然屹立于祖国的西南，寰宇的东方。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制瓷技术是由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国，对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瓷器文化始于公元1世纪左右，西欧制瓷始于17世纪，我国比他们约早1600余年，中国瓷器深受世人珍宠，故中国在国际上的名称为“China”，即瓷器。
瓷器，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产物，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具有中华民族的特有风格与强烈的时代性与独特的艺术性，是华夏艺术宝库中最具魅力的奇葩。
瓷器是用瓷土或高岭土做坯，在1200℃左右的高温中烧成。器表有一层光滑的釉面，可高温消毒，清洁卫生。制瓷原料开采容易，可大量生产，比金、银、铜、漆器经济实用。故一经出现就获得人们的喜爱，并迅速发展。至迟自汉起，瓷器就以一种独立的新兴的商品进入市场，逐渐由国内传播到国外，丰富了人类生活，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
中国瓷器文化的发展，约是公元前21—前16世纪的夏代制成原始青瓷，经过商周战国漫长时期的不断改进创新，至西汉晚期才开始制造出成熟的青釉瓷器。到东汉中晚，其青釉瓷的釉色更为精美，“釉层透明有光泽，淡雅清澈，犹如一池清水”。同时，来源于原始瓷的酱色釉瓷发展成了黑釉瓷。并也以新兴的商品畅销长江中下游与中原、北方等地。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华青瓷进入到一个高峰期，生产规模与制作技术、艺术设计，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它以澄碧似玉的釉色、精巧多姿的造型、丰富多彩的装饰，取代了日用器皿的陶器，价格昂贵的金、银、铜、漆器，一跃成为人们所喜爱而又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以及嗣后的葬丧明器。
三国时，在装饰艺术上出现了新的青釉下以笔绘画的单色褐彩纹饰，其文化内涵，有具佛、道意识的羽人、佛像、仙山、瑞兽、神禽等。造型艺术，注重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善于吸取瑞兽、神禽的动物形象为器物装饰或造型。为器物装饰的，有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出土的青瓷鸡首双系罐，即有鸡首鸡尾装饰；东吴朱然墓出土的青瓷卣行壶，肩贴塑四羊头铺首、压印联珠纹与菱形回纹带。以动物为造型的有当涂太白乡出土的虎子瓷，该瓷以头塑虎首，在两肋刻画羽翼，体态肥壮，造型生动优美，纹饰细腻。为死者丧葬的明器有镇江东吴时期反映佛道文化的堆塑谷仓罐，俗称“魂瓶”。罐上叠置一座三层庑殿式楼阁与双阙，四周有杂技俑10人，顶部云集展翅欲飞的神鸟，腹部有佛像与动物间隔环列。场面壮观，装饰繁缛。这种谷仓罐源于汉代的五联罐。它集捏塑、模印、贴塑于一身，不愧为实用与文化内涵丰富的珍贵艺术品。
两晋时，装饰手法多沿袭三国，以动物形体造型、装饰和刻画、堆塑、模印组合装饰堆塑谷仓罐（俗称魂瓶）依然流行，但以笔绘的具佛道文化内涵的釉下褐彩不见出现。其鸡首罐除沿袭外，新创有于盘口壶上饰动物提梁。印花纹多承袭三国时常在器物的口沿或肩、腹处饰花蕊联珠纹或圆圈联珠纹与网纹组合的环带纹，创新的环带纹有虎、龙、凤等纹，在汉、三国流行的弦纹与水波纹极少见。明器方面新增有鸡舍、鸭舍、狗舍、猪圈小件器，这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东晋南北朝，由于注重实用，花纹装饰大大减少，器物造型，以动物形象为器物之形趋向衰落。但鸡首壶变化大，一般在壶肩上稍作纹饰，而在器身饰褐彩斑块，鸡首增高，壶颈增长，肩饰桥形系，在口肩处设高曲柄的龙头、羊头、虎头衔盘口，大小罐之肩上多做桥形系。碗的形式，汉与三国多圆鼓平底，两晋至南北朝，碗底由浅饼足逐渐升高为高饼足（或称锻圈足）。南北朝时，由于佛教盛行，喜在碗、盘、壶、尊内外刻、贴、印莲花纹，因莲花是佛门的圣花，故为装饰中的主题纹饰。
隋代瓷器，在瓷器史上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不仅有其独特的风貌，更有划时代的创造。
器物造型特点，瓶、壶、罐、碗皆秀长，除碗外，于下足多有外撇。其壶、罐之耳系，不再是南朝时的桥形系，而是普遍改为复式系。碗壁瘦高，底足虽仍为实心的假圈足，但足体小，约为口大的三分之一，鸡首壶之鸡首更为写实，鸡头长而曲，下足外撇是其独具的特点。新出现一种双柄龙首衔口双腹瓶与高足盘，高足盘的高足呈空心喇叭状，这是隋的典型器。
花纹装饰，除沿袭南北朝盛行的莲花外，还采用团花纹形的刻、印花朵纹、草叶纹、卷草纹为装饰。在布局上巧妙地加以穿插，替换成新的图案饰于碗、盘的中心，或饰于罐、钵的肩腹上。其装饰艺术最突出的是四川邛窑率先创绘高温釉下绿、褐、黑三色的联珠纹与圆圈纹组合纹饰，饰于高足盘与敛口鼓腹钵上。在釉色上，北方河南巩县、河北临城首创了白釉瓷。白釉瓷与高温釉下三彩的成功烧制，不仅是隋代瓷器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是瓷器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唐代瓷器，是瓷器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在隋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名窑遍布南北各地，制瓷精美，凡生活日用的餐具、茶具、文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罐、壶等无所不备，其品种、造型、纹饰新颖多彩，制作工艺远远超越前代。
这时瓷器的发展，形成了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与此同时，四川邛窑于隋始创的高温釉下绿、褐、黑三彩彩绘瓷更臻于完美，湖南长沙窑受其影响，于中唐异军突起，破天荒地集诗、书、画于一体，将中国传统艺术移植于青瓷上。河南黄冶窑率先运用钴蓝绘画于白瓷釉下，创烧了中国的原始青花瓷，从此中国瓷器文化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这些瓷器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还远销海外：如9世纪埃及的福斯塔、两河流域的撒玛拉遗址，及日本的奈良、京都、福冈和朝鲜等皆有中国瓷器出土。
唐代瓷器造型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流行的鸡首壶已不见，而是一种喇叭口状，曲柄深腹，圆管形或多菱形短流，平足的执壶。隋的高足盘消失，以矮圆足或三足盘代替。碗在初唐时留有隋的深腹、直口、平足的遗物，中唐则为浅腹、敞口外撇的玉璧底足碗，晚期向宽圈发展。这种碗式的流行，与唐代饮茶盛行有直接关系。唐时称这种碗叫作“茶瓯”，与茶瓯相配的是“茶托”，或称“茶船”。瓷枕于隋已出现，在唐有较大发展，一般为条形、腰子形。瓷砚多为圆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多为三、四、五、六不等的蹄足，唐则向多足或镂空圈足发展。在瓷塑方面，邛窑与长沙窑皆善塑各种动物与小娃娃像生瓷，特别是邛窑的小娃杂技俑惟妙惟肖，为我们留下了唐代杂技表演的形象。
唐代釉色，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最优者是秘色瓷，时人对其多有赞场，如陆龟蒙《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寅《贡余秘色茶盏》“嫩荷涵露”。以邢窑为代的白瓷，陆羽《茶经》有：“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评语。李肇《国史补》有“内丘白瓷瓯，端溪瓷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足见其青瓷、白瓷之美与产量之多。
在装饰上，唐代出现了花瓷，它以河南鲁山为代表。所谓“花瓷”，是指一种在黑釉带乳白中呈现针状蓝色斑的瓷器。这种花瓷与后世的钧窑有直接关系。关于釉下多彩装饰，邛窑与长沙窑皆于青釉下以褐、绿、黄或多色合用绘植物纹，虽草草几笔，颇得写意之妙。长沙窑的动物、人物与植物纹组合绘画，意境清新深远，这些特色和以诗文与书法作为瓷器装饰是唐代瓷器文化又一特色，为后世瓷器装饰树立了典范。此外，在造型与纹饰上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故宫所藏的青釉凤头龙柄壶，装饰中有胡人形象、卷草、葡萄、联珠纹等，即是波斯及西亚金银器惯用的纹饰，但盖上的凤鸟形象及蟠龙形柄，则是非常传统的中国风格，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能够和谐地统一在一种器物上，只有在唐人勇于创新的气度下才能实现。又如长沙窑的人物、狮子、葡萄、桫椤树、椰枣纹、力士像；邛窑的大量圆圈联珠纹等皆是异域风格的纹样，是波斯金银器、织锦上的常见纹饰。
五代瓷器，虽是政权分裂割据，但仍有不同的进步。越窑即于五代早期烧制成功青釉下绘褐彩纹饰，烧成大件缸、瓶、尊等。河北的定窑亦加工精细、造型新颖，釉色有纯白和白中闪青。在河南密县亦始烧白瓷、黑瓷、黄釉瓷，以白瓷为主，余皆次之。江西景德镇亦烧出青瓷、白瓷，青瓷与越窑近似，甚而有的可以乱真；白瓷与北方定窑接近，但透光度极好，这对宋代青白瓷，元、明、清时期的青花与彩瓷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奠基的作用。
在造型上，三国两晋时期造型多以动物形象为范本，五代时期则以自然界中的植物取形。如瓜棱形曲流注子、菱花形盘、荷花形盏托、海棠式碗等等。碗的造型沿袭晚唐的玉璧底。盘碗口常作花形，有五
隋代之交通：据《隋书·杨素传》，杨素曾在川江永安（今重庆奉节）造舰船，以五牙舰为主力组成舰队，与陈交战，曾三战三捷。于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首战于长江三峡，“陈将戚欣以青龙百余艘，屯兵数万人守狼尾滩，以遏军路”；而“杨素亲率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使陈将败走，“悉俘其众”。二战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夜袭陈，将战吕仲肃，破其横江三条铁锁，仲肃军夜溃。三战“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余舰”，“俘甲士二千余”《资治通鉴》卷177.
隋兴建运河，将南北联成一气，巩固了全国统一，特别是对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河中“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杜佑在《通典·州郡典·河南府》中说：“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炀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扬州）焉，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南至广州以西（交州），东到福建、浙江、江苏，西到四川成都，粮舟商舶，前后相望，扬帆无阻。
经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瓷器，在峡路中，不仅有浙江、湖南、河南的青瓷，还新增有江西洪州窑青瓷，同时长江上游川西地域的邛窑青瓷已运销至峡江的忠县、秭归等地。由此可知长江上下游的瓷器已发展为相互贸易争市的商品。
唐代水上交通，利用隋代开凿的运河汴渠（通济渠）和长江干支流为主道，以扬州为中心，形成一个通江达海的水运网。其水运交通路线，由蜀中沿江而下到扬州；广州经湘江、赣水进长江至扬州，再经汴渠进黄河入渭水至长安。长江及其以南的商旅集中到扬州，自此向西北可水运至长安和洛阳，甚至经永济渠可达清河（河北清河）和幽州。唐代的贡调物资亦由扬州集中运往长安。
唐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这两个经济都会之所以繁荣，除了自身的富庶外，当于水运交通有关。这时四川的交通是四通八达，尤以水运交通最为繁忙，成都可从岷江而下至长江出三峡，到长江中下游抵扬州出海。
关于从扬州出海之依据，可以文献记载与出土物为证。文献有唐诗，卢纶《送何召下第归蜀》：“水程通海货”卢纶：《送何召下第归蜀》，《全唐诗》卷2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09页。《送从叔权牧永州》：“浪里争迎三蜀货”卢纶：《送从叔叔牧永州》，《全唐诗》卷27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页。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成都）》：“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舵下扬州”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全唐诗》卷17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杜甫《解闷十二首》“商胡离别下扬州”杜甫：《解闷十二首》，《全唐诗》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页。岑参《万里桥》：“成都与维扬，相去万余里。沧江东流急，帆去如鸟翅。”岑参：《万里桥》，《全唐诗》卷1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页。从这些诗中可窥见成都运载货物入三峡达海港扬州的壮景。以出土物为证，有三峡沿江城市出土的邛窑三彩罐、瓶、碗、杯、四系盘口罐、贴塑三彩熏炉、青釉褐黄彩绘瓶、圈足砚、黄釉绿彩玉米大盘等；长江下游有南京博物馆收藏的邛窑短嘴壶、水注、小瓷塑等；扬州有扬州出土的邛窑青釉褐彩大罐。关于海外邛窑陶瓷，在日本久留未市出土有邛窑联珠纹壶[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载《中国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1983年版。在两河流域的撒玛拉遗址也当有邛窑陶瓷出土：据美国学者葛维汉于20世纪40年代所著《邛窑陶记》的附注中说，“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获得机会访问欧美一系列博物馆，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底格里斯河附近撒玛拉和罗明纳德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瓷器，这些属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有的与邛窑出土物极为相似”[美]葛维汉著，成恩元译：《邛窑陶瓷》，载《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附注又可以说明两河流域，有邛窑唐五代瓷器的可能。其次是2001年在邛崃参观邛窑博物馆陶瓷展览时，北大秦大树教授说：“我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看到这类彩绘瓷，还以为是清代瓷器，没想到还是邛窑产品”。2004年秋，笔者专程赴大英博物馆考察邛窑外销瓷，即在大英博物馆的东方文物藏品库中，发现有邛窑三彩脸面谱、黑褐釉面谱残件，绿釉龟盖砚、釉下绿彩碗、白釉（似生烧）小葫芦瓶、侈口杯、绿釉小龟、长颈带把壶等，入馆时间最早是1905年，最晚是1937年，有的是捐赠的，有的是收购的。当然这些器物，不一定是唐、五代时入境的，但也不能排除在唐、五代时邛窑已有外销到西亚与东非，甚而至欧洲的可能。
从以上诗句与三峡沿江城市、扬州出土的以及大英博物馆藏品中的邛窑陶瓷、北大秦大树教授在埃及所见的邛窑陶瓷，足证从成都穿三峡直抵扬州这条水运路线，在唐、五代时，已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了。
成都通过水运与长江中下游商贸交易仍十分频繁。杜甫诗《绝句四首》“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四首》之三，《全唐诗》卷4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页。《客居》“蜀船久不来，吴盐拥荆门”杜甫：《客居》，《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页。《秋风二首》“吴樯楚柁牵百丈，暖向成都寒未回”杜甫：《秋风二首》，《全唐诗》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夔州歌十绝》“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夔州歌十绝》，《全唐诗》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页。《游子》“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杜甫：《游子》，《全唐诗》卷2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页。杜牧《扬州三首》“蜀船红锦重”杜牧：《扬州三首》，《全唐诗》卷5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3页。刘禹锡《洞庭秋夜行》“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刘禹锡：《洞庭秋夜行》，《全唐诗》卷3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85页。《松滋望渡峡中》“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回”刘禹锡：《松滋望渡峡中》，《全唐诗》卷3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96页。卢纶《送朝长吏赴荆南旧幕》“月明三峡路，浪里九江船”卢纶：《送朝长吏赴荆南旧幕》，《全唐诗》卷2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03页。等等。通过诗人笔下的描绘，不仅证实唐时长江三峡水运通畅，来往船只频繁，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距今千年，长江上下游途经三峡的大小商旅船只穿梭往来、航运繁忙的盛况画卷。这些船只载运货物，一般史书所记载，主要是蜀麻、蜀锦、茶叶、吴盐、珠宝、香料等，现根据近数十年考古资料，尤其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动工以来抢救发掘的唐代文物中，是以瓷器为大宗。
交通的发达，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贸的繁荣。以瓷器商品生产而论，在隋唐五代，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各显其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谋发展的新时期。黄河流域在北朝已有白瓷的萌生，到隋代臻至成熟，至唐代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长江流域上游的邛窑青瓷，在长江下游越窑釉下褐彩的启迪下，于隋代首先创烧了高温釉下褐、黑、绿与釉下白彩瓷。从此打破了仅单色瓷的格局，到唐代邛窑三彩著称于世，属邛窑系的窑场遍布长江上游支流的岷江、沱江、涪江沿岸，以成都为中心计13个市县。长江中游的湖南湘阴岳州窑又承传发展了邛窑釉下彩，启发了举世瞩目的长沙窑，长沙窑釉下彩集中国传统花鸟、人物、山水、诗歌于一体，将绘画与书法艺术移植于瓷器上，为当今五彩缤纷的彩绘瓷之先驱，到唐末五代时，窑场遍布湖南长沙铜官镇湘江东岸十里河滨。浙江的越窑青瓷烧制成功类玉之美的“秘色”瓷，其窑场以浙江慈溪上林湖计，唐代即有66处。唐代因茶文化的蓬勃兴起，对盛茶器具极为讲究。陆羽《茶经》中，评越窑青瓷类玉似冰，邢窑白瓷类银、类雪。诗人对此也有类似描述，如杜甫诗《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全唐诗》卷2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页。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全唐诗》卷46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7页。等。诗人墨客与“茶仙”陆羽的评述、赞美与饮茶的需求也相应地推动了瓷业的发展，有了发展就必然要寻求市场销售，唐时不仅在国内广为销售，而且以一种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远销东南亚与西亚及东非。中国的丝国（Seres）之名，即因瓷业的蓬勃兴盛，也逐渐被瓷国（China）所替代。
瓷器商品在唐代销往长江三峡与长江上游的情况史无记载，但我们可以商品交易的规律与出土瓷器为据作一探讨。
商品交易兴茂繁荣之地，必是商业繁荣交通发达之地，唐时的长江三峡，夔州是川东的门户、水运的咽喉、商贸繁荣交通发达的城市，其根据可从李白之诗与杜甫于765年9月—768年1月于夔州所作之诗中寻得。
李白《江上寄巴东故人》
“瞿塘饶商贾，音信莫令稀”。李白：《江上寄巴东故人》，《全唐诗》卷1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页。
杜甫《长江二首》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杜甫：《长江二首》，《全唐诗》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4页。
《白盐山》
“白榜千家邑，清秋万估船”。杜甫：《白盐山》，《全唐诗》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页。
《三韵三篇》
“荡荡万估船，影若扬白虹”。杜甫：《三韵三篇》，《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页。
《柴门》卷
“风烟缈吴蜀，舟楫通盐麻”。杜甫：《柴门》，《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页。
《夔州歌十绝》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夔州歌十绝》，《全唐诗》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页。
《秋风二首》
“吴樯楚柁牵百丈，暖向成都寒未回”。杜甫：《秋风二首》，《全唐诗》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
《滟滪》
“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杜甫：《滟滪》，《全唐诗》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页。
《最能行》
“峡中丈夫轻绝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家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杜甫：《最能行》，《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页。
总括以上诗句可说明三点：
（1）夔州商人不仅数量众多，其停泊的船只，集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与中下游之船只拥塞于夔州，或行于江上。足见其商贸之繁荣。
（2）商船所载之货为吴盐蜀麻，是吴蜀的主要特产，其货船之大有万斛且行若风，可见通行之速捷与博利之厚。
（3）来此经商的有下游的吴樯、中游的楚船，波斯商贾也云集于夔州和本地富商小贩共同经营开发，形成船舶辐辏、商贸繁荣的盛况。此外，需说明的是，杜诗中所言的“舟楫通盐麻”、“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似乎所装载之物仅为吴盐蜀麻了，这是不可能的，而诗人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描述呢？主要是吴盐蜀麻产量大，又是生活必需，还是两地主要特产，具有代表性，举其为例而已。实际上商船中所载之物应无所不有。其他商品暂且不论，仅以瓷器而言，蜀麻船中必有邛窑陶瓷。因邛窑和所有瓷窑一样，为产品销售快捷，均建于江岸水上运输方便之地，邛窑地处长江上游，其产品输往三峡与中下游是顺水顺舟之事，而水运载量大，尤以顺水而下快捷，用费低廉，绝不可能走陆路耗时耗力。所以以成都为中心，扩展于岷江、沱江、涪江的唐五代邛窑瓷器在长江三峡上下沿江城镇多有出土。又如吴盐货船中同样有下游逆水而上的浙江越窑、安徽的寿州窑、繁昌窑；中游的江西洪州窑、湖南的湘阴窑、长沙窑；甚而黄河流域的河北邢窑、定窑等瓷器。故这些窑口的瓷器在长江三峡上下沿岸城镇均有出土，而这些瓷器就是吴蜀货船经由夔州而运往所属各地的。
唐、五代时，长江三峡出土瓷器极为丰富，几乎所有的名窑产品都有，可见其交通之便利，瓷业商贸之昌盛。三峡沿江城镇出土瓷器之地较多，不便一一尽述，仅选其具有代表性的墓葬、遗址简介于下：
1978年万州出土有唐永徽五年（655年）冉仁才驸马墓，墓中其他珠宝金银器不计，单瓷器就达102件，若此墓早年未被盗掘，数量则不知又为多少。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这批瓷器经研究对比鉴别属湖南湘阴窑青瓷，其种类有日用器与冥器两大类，日用器有碗、盘、杯、勺、唾壶、烛台、烛台、砚、棋盘等。冥器是大宗，有房屋、灶、车轮、案俎等，而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是瓷塑的人物俑、动物俑，其中人物俑数量最大，计有81件，占现存瓷器总数的4/5.人物俑中有武士俑、武吏俑、骑士俑、文吏俑、乐伎女俑、侍从俑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士俑与侍从俑中有16个胡人俑。动物俑有生肖俑、战马、骆驼、牛、鸡、展翅欲飞的神鸟等。这些湘阴窑青瓷胎质白细，釉色明润亮丽，造型端庄，瓷塑的各种俑像均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势。当然这批瓷器是皇亲国戚享用的陪葬品，并非商品贸易瓷，但数量之多，质地之优，至少证实唐代瓷器除越窑外，湘阴窑异军突起，尤其是在瓷塑艺术水准上，是遥遥领先优于越窑的，充分显示了唐代制瓷业的高度发展，同时，证实在唐早期三峡水运已很畅通。
2002年云阳明月坝发掘出一个唐宋时的集镇遗址。此遗址位于重庆云阳澎溪河明月江岸的一级台地上，总面积25万平方米，台地东西长，南北窄，形如弯月，故名“明月坝”，地势平坦，临江靠山，交通便利。经田野发掘，揭露出了衙署、佛教寺庙、道路、公共建筑遗址等。出土瓷器有邛窑、青羊宫窑、长沙窑、湘阴窑、越窑、邢窑、定窑等窑口的青瓷、白瓷、釉下彩绘瓷和大量的博具、钱币、权等。李映福：《明月坝唐代遗址初步研究》，《重庆2001年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表明这是一个非农业经济型的集镇，而是唐宋时期云阳澎溪河流的交通商业中心。
此外，在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万州、忠县、涪陵、重庆等地均有长沙窑、邛窑瓷器。邢窑白瓷在巫山、奉节、万州、云阳、忠县有出土，寿州窑在忠县有出土，湘阴窑在云阳、万州有出土，越窑除云阳出土外其他地方还不够了解，洪州窑瓷器万州有出土。五代时云阳有定窑瓷器、奉节有衡州窑瓷器出土，五代末宋初有巫山出土的辽三彩瓷器。
从以上所述，可知唐、五代三峡库区几乎全国名窑产品都在这里进行商贸了。产品分布最广的是邛窑、长沙窑，其产品亦多于其他各窑口。其他各窑口仅日用瓷的餐具碗、盘，或茶具的壶、罐等，而邛窑与长沙窑，几乎凡生活用瓷的餐具、卫生器、文房用具、陈设器、寝具、茶具等无所不有，真可谓是这里瓷贸商品的领军者。
为何唐、五代三峡库区瓷器商贸的领军者是长沙窑与邛窑产品？商品经济发展规律是：谁的商品最符合社会需要，谁的商品最物美价廉，两者兼备，谁就是领军商品。邛窑与长沙窑及其他瓷窑皆符合社会需要，但物美价廉，邛窑与长沙窑产品为其他窑所不及，故而还是邛窑、长沙窑产品领先。邛窑与长沙窑为三峡库区瓷贸商品的领军瓷，出土瓷器带来的信息，约有：一、邛窑与长沙窑是一种新兴的商品瓷，具有釉下多色多彩绘纹的艺术魅力，雅俗共赏，极合人们的审美情趣。二、两窑与三峡库区地缘临近，运输方便，来往耗费少，成本低，具有价廉物美的特点，很受人们的青睐。三、是长沙窑薄利多销，明码实价，如曾于油瓶子上标价“伍文”，这种价格不会超出社会最底层的承受能力，能满足社会各阶层需要。四、长沙窑产品已优于邛窑，集诗、书、画于瓷器上是最大的创新，最获世人的珍爱。同时长沙窑为扩大市场，增强竞争力，刺激购买者的欲望，用诗文题写于商品瓷的瓶上：“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其意义既明白又含蓄，正如唐代诗人张祜《题诗彻上人旧房》中所言：“满堂诗板旧知音”张祜：《题诗彻上人旧房》，《全唐诗》卷5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8页。即寻觅买主，寻觅知音。这是一千多年前的文化与商品结合开拓市场、占领市场的一种高招。故长沙窑不仅在三峡库区是商贸瓷的领军者，在东南亚、西亚及东非商贸瓷中仍是领军者。
综前所述，三峡库区出土的瓷器与瓷器商贸的情况、诗人的记载，充分证实隋唐五代三峡水上交通是畅达而繁忙的，三峡航运为长江上下游与黄河流域的商贸往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长江三峡，素有“瞿塘天下险”之称，在唐时又是怎样化险为利的？检索史料，李白《荆州歌》言“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李白：《荆州歌》，《全唐诗》卷1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唐李肇《唐国史补》全书所记之事，始自唐开元至长庆一百来年之事（721—824年），记有“五月下峡死而不吊”。可见三峡之瞿塘峡虽已通船，其危险性仍很大，即便是通航也是有季节性的。但到大历765—768年，杜甫于夔州《最能行》诗句“欹帆侧柁入波涛，撇漩捎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杜甫：《最能行》，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页。可见到大历时船工对三峡水势已有所掌控。《唐国史补》又记：“江淮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皆绝险之所，自有本地人为篙工”。此表明为控制绝险之三峡，夔州本地驾船的篙工，终于经过千百年的探索总结使三峡水运畅达。《唐国史补》续记：“近人杜邠从川西除江陵，五月下峡，官舟千艘，不损一只”。从这些记载，足证三峡人为发展商贸，经过千辛万苦，逐渐攻克了三峡瞿塘天险，沟通了长江上下游这条黄金水道，为水运通达、商贸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江三峡库区隋唐五代瓷器商贸路线。隋代开凿运河，即沟通了南北及西蜀，水运事业进入新的里程碑，至唐时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逐步控制“瞿塘天险”后，三峡水运更是兴旺发达，其商贸路线以水运为主。
黄河流域的河北邢窑白瓷、五代定窑白瓷以及漠北的辽三彩，入三峡库区路线约有三条：
（1）从永济渠到洛阳至潼关，经广通渠到长安，而后经金牛道，由岷江进长江，入三峡。
（2）经永济渠达通济渠（即汴河），至淮阴，达镇江，逆水而上至江陵，再直入三峡库区。此线有王维《千塔主任》诗句“临窗汴河水，门渡楚船人”王维：《千塔主人》，《全唐诗》卷1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李端《送吉中孚拜官归楚州》“孤帆淮上归，商估夜相依”李端：《送吉中孚拜官归楚州》，《全唐诗》卷2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20页。为证。
（3）经永济渠到洛阳，再经汉水到江陵，由江陵转运入三峡库区。此线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全唐诗》卷2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7页。为证。
长江中下游的越窑、寿州窑、繁昌窑、洪州窑、湘阴窑、长沙窑、衡州窑及长江上游的邛窑的商贸瓷通过水运入长江三峡库区或长江上下游，分别有五条不同路线汇于长江干流，或逆水而上，或顺水而下，集于江陵再分转，或直达入峡路，或直入扬州；
（1）越窑产品经汴渠运河至京口（镇江），入长江，逆水而上至江陵；
（2）寿州窑产品经淮河到汉水，至江夏（武汉），入长江至江陵，繁昌窑产品直达芜湖，入长江，至江陵；
（3）洪州窑产品沿赣江过鄱阳湖达九江至江陵；
（4）湘阴窑、长沙窑、衡州窑产品沿湘江穿洞庭湖至巴陵（岳阳），至江陵；
（5）邛窑产品分别由成都经岷江、沱江、涪江顺水而入长江至三峡达江陵。有张祜《送蜀客》诗句“万里一船发，行行三峡夜”张祜：《送蜀客》，《全唐诗》卷5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8页。为证。
以上五条瓷器商贸路线集中江陵而后分别转上下游，有杜甫诗《客居》“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杜甫：《客居》，《全唐诗》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页。为证。
（五）吴帆蜀楫过如织，冰肌玉骨青白瓷
两宋时，长江流域由于未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以及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趋于完成。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称“东南诸郡，饶富繁盛”、“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四川的成都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最为发达，当时的川、淮、浙都是粮食的大产地，同时又是手工业发达之区，人口稠密，都市繁盛，是财富繁盛之区。其流通货物以茶、盐、粮、瓷器为大宗。由于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出于东西联系的需要，以及当时川滇、川黔交通梗阻，川陕交通受到军事的约制，唯峡路贯穿东西，使峡路便成为与宋政权唯一的通途。也是维系宋政权的经济与军事的生命线。北宋宝祐三年（1254年）董槐上书要求“置司夔州”，以通荆南《宋史·理宗纪》卷44.即说明峡路之重要。
宋时，峡路是转运蜀布帛、茶叶、盐、瓷器、粮食和马的重要漕运路线。当时，重庆已是“商贸之往来，货泉之流通，溯江而上下者，又不知几许”清道光版：《重庆府志·舆地志》卷一。嘉陵江也是“商贩溯嘉而上，马纲顺利而下”《宋会要·兵》卷23之36.的繁忙景象。据载，自成都“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全蜀艺文志·苏德祥·新修江渎庙记》卷37上。《宋史·食货志》卷175：“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自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史纲运送京师”。《玉海》卷182：“川益诸州市载嘉州水运至荆南，遣纲送京师，岁达六十六万，分十纲”。这些记载均说明宋时这条水道极为重要，船运事业空前繁荣。同时也可见当时漕运的起点不仅在成都，而且还有嘉州。其“运输量，仅官府漕运的布匹一项，宋初每年就达百万匹”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可谓“峡路交通发展在四川交通史上发展到了高峰”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
瓷器的第一属性，是商品的经济产品，是为社会消费的物质产品，它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北宋初重新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注重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开垦土地，扩大耕种，兴修水利，农业有了发展，促进了南北经济繁荣，扩大了商业与手工业的兴旺发达。北宋的城市里，商铺毗连，买卖不限地区。有些城市的商贸交易扩大于城外，被称为“草市”、“虚市”发展为固定的市镇。唐时十万户的城市只有十余个，至北宋时则增加到四十余个，都城开封居住着百万人口，有各种各样的交易行业，还有六七处娱乐场所，叫做“瓦市”。南宋时，政治中心的南迁，经济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南方的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生产更加繁荣昌盛，都城临安（杭州）居住着上百万人口。商业兴茂，从食品、日用品到奢侈品应有尽有。其中还有专设销售青白瓷的商店，可见其瓷业商品之多，又可见瓷器的商贸交易按窑系分工了，其瓷业手工业的发展已非往昔可比。其他城市如平江（苏州）、建康（南京）、鄂（武昌）、江陵、成都、重庆等地的工商业都市亦很发达，有的达到了“商贾辐辏，舟车骈集”的盛况。重庆是一个新兴商业城市，其商贸之盛，已是“商贸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溯江而上下者，又不知几许”的繁盛局面。在海外贸易方面，也相应地发达起来，与南宋通商的国家有50余个，出口的物资主要以绢帛、锦绮、瓷器为大宗。市舶司的税收成为南京政权的重要收入。
宋代瓷业，在唐五代长足发展的基础上，更有新的突破与创造，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了万花齐放、争艳媲美的新局面：民窑林立，官窑崛起，除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外，还形成了六大窑系。在北方有集刻画印花青瓷的耀州窑系与色彩璀璨雅丽的钧窑系于一身，融刻、剔、绘画、书法于一体的磁州窑系，白如霜雪的定窑系；南方有青翠如玉的龙泉窑系，冰肌玉骨的青白瓷系。笔者认为在南方还应加上漆黑窑变多姿的建窑系，共为七大窑系。这七大窑系除拥有资深的龙头产品外，也根据自身的资源与技能模仿、学习其他窑系的精华以满足市场的供求。
四川陶瓷手工业的发展，虽在著名的七大窑系中未排上名次，但在原有基础上，也是鲜花绽放，各竞其美的。如在唐五代已负盛名的邛窑三彩，到宋时仍在不断地创新改进，青釉瓷与釉下彩瓷，无论从工艺还是质地上都比唐代显得精进。唐时的省油灯，南宋时还赢得诗人陆游的赞美：“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这样的省油灯，在乐山属邛窑系的苏稽窑亦有烧造。其属邛窑系的瓷窑，在宋时遍布于长江上游支流的岷江，涪江流域的邛窑、蒲江、郫县、灌县、绵阳、江油、芦山、乐山等市县。特别是成都东郊属邛窑系的琉璃厂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除烧有邛窑特色的瓷器外，在北宋还创烧了宋三彩的冥器陶俑，无论是人物俑、动物俑还是各类神话俑均栩栩如生。其瓷器的种类无论是日用餐具或陈设器、文房用器，均无所不具，在20世纪70年代调查时，还遗存21个窑包，占地面积达340亩，出土的碗、盘之底部，还打印有工匠的标记。◇◇、□、☆、□、干、玉、席、太、九、香、吴、刘等，以及作坊主的姓氏：王造、窦造、范造、苟造等。从其工匠标记之多，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之多，其作坊主姓氏、标记因商品品牌的不同而各具特点，这也是一种竞争意识的反映。白瓷碟发展，唐时杜甫已有诗记载，在20世纪70年代作过专题调查，虽有些线索，但终未找到窑址，仍处于云遮雾罩中。可就在同一时期，彭州窑经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有窑炉与大量白瓷，与有纪年铭文“嘉祐”（1056—1063年）的六方轴座，及绍兴七年碗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出土的白瓷除装烧工艺逊于定窑，其他如刻花、印花纹饰的题材与构图均与定窑类似，但总体不如定窑，可它却是蜀中瓷器之首，故在成渝两地的瓷窑中多有仿造。宋时北方耀州窑青瓷，位于蜀中的达州窑亦在仿烧承传。
两宋时，四川黑釉瓷异军突起，无论瓷质还是产量均独领风骚，为各瓷之冠。在仿建窑黑釉窑系中，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其黑釉窑的分布，川北有广元窑、南充果州窑，川南有乐山西坝窑，川西有蒲江窑、成都灌县金凤窑；在重庆有涂山窑、巴县清溪窑、姜家窑、荣昌昌州窑、合川合州窑等。它们均在主烧黑釉瓷中，也仿烧其他名瓷，且均各有自己独特风格。现仅选成都金凤窑、重庆涂山窑列举如下：
成都灌县金凤窑，既仿烧建窑的乌泥黑胎盏，亦烧黄胎，以黄胎为主，其纹饰有兔毫状纹、虹彩窑变等。其种类，主要为茶盏，造型有敛口、敞口、弇口等，值得注意的是，其弇口不啻建窑、吉州窑，重庆涂山窑的弇口凹凸线仅于内唇下5至7毫米处，它还有下落于唇下1.5至2厘米处的腹壁上，这种下落弇口盏在乐山西坝窑有发现，但腹壁浅坦，不如金凤窑腹深。金凤窑除烧大量茶盏外，其他日用的碗、盘、罐、壶、炉、瓶、研磨器皆有之。从造型品种的多样性来看，超过了建窑黑釉瓷，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建窑除主烧黑釉瓷外，也兼烧青瓷青白瓷，金凤窑也兼烧彭州窑白瓷、磁州窑系的白底黑花瓷。此窑曾于2000年，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出36座半倒焰似的馒头窑，足见其生产规模之大。
重庆涂山窑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调查，在以重庆南岸黄桷垭街道为中心、南北延伸长约8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12个两宋时的黑釉瓷窑。经1982年至2005年断断续续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总面积2360平方米，揭露出27座以煤为燃料的石结构半倒焰式的馒头窑，及作坊房屋与淘洗池等。出土瓷器与窑具不计其数，拣选标本达6000余件。瓷器类有黑瓷、白瓷、青白瓷，而以黑瓷为主。器类种类以茶盏、碗、盘、碟、罐为主，其他日用瓷的壶、茶托、瓶、炉、盒、水注、鸟槽、研磨器，大小、造型多姿，各不相同。其装饰纹样有刻画、模印、刻填、绘画、堆贴、剔花等技法，而最具特色而又为主要装饰的釉中装饰，以釉的含铁量的多少、浓淡不同而各异，有漆黑、绀黑、褐黑、褐红、柿色等。釉中装饰，主要是窑变，有兔毫、玳瑁、鹧鸪斑、五瓣至八瓣花朵纹，有似菊花，花纹多无定式常呈条状，一花之中常有黑褐闪蓝，色彩纷呈，互相交融，这种纹饰是涂山窑的独创。此外还有少而精的“虹彩”、“曜变”纹。
重庆巴县清溪窑、荣昌昌州窑、合川合州窑，因其共同点较多均被列为涂山窑系，但各窑亦有自身的特点，如清溪窑在主烧黑釉的同时，还兼仿钧窑、磁州窑、彭州窑，以仿钧窑最为出色，特点明显，其釉为开片的乳浊天青、天蓝，红霞灿烂。胎为细白胎，碗、盘、杯多有芒口，其他如瓶、壶，少数有芒口。又如荣昌的昌州窑兔毫盏，有的在褐釉中呈现蓝色参白的兔毫斑。合州窑仿彭州窑篦画纹碗、盘均各具特色，这些产品分别在三峡重庆库区的沿江城镇多有出土。
综涂山窑所论：重庆南岸涂山窑，在8公里内就发现了12座两宋时期的瓷窑点，其酱园窑址，仅在705平方米内，早年破坏不计，就残存17座窑炉，足证当年窑炉之密集，产量之多。在三峡库区沿江城镇出土较多的涂山窑各类瓷器，真让人联想、兴奋，激动不已，在眼前展现出一幅重庆涂山窑瓷业生产与重庆商贸盛况的真实情景：烟火相望，红焰蔽空；水上大舸小艓，辐辏而至。陆地运输，车马骈集，运来货物，换回瓷器，来来往往的商贸繁忙炽盛，热闹非凡。
两宋时，全国瓷业的迅速发展，必寻求市场，市场是商品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市场的发展又依赖于交通的发展。
三峡库区沿江城市出土的两宋瓷器，琳琅满目，无所不有，除皇室独家享用的官窑与汝窑瓷器未发现外，南北各地名窑及七大窑系均在三峡库区争艳媲美。这说明两宋时三峡库区水运交通比唐五代更通达繁忙。主要原因是两宋时，长江三峡的某些险滩被整治，人们对长江三峡的水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加速了三峡水运事业的畅通，促进了三峡库区的商贸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现将改造自然、掌握水性之事例简记如下：
1.改造险滩，舟楫通达
（1）陆游《入蜀记》记：“新滩为峡最险之处……有一碑，碑言因山崩石壅成此滩，害舟不可计，于是着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州赵诚疏凿之，滩害始去，皇祐三年（1051年）也”苏轼《新滩记》注释，《苏轼诗集》卷1，第41页。
（2）政和三年（1113年）归州炸除了峡路险滩人鮓瓮，使峡路更加通达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
（3）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王敦夫主持疏通了渝州（重庆）附近的大小糯米滩。清乾隆《巴县志》卷一二《艺文志·糯米滩记》：“巴渝上游有大小糯米堆，当中流危险可畏……淳熙乙巳（1185年），常平使者广汉杨公节持峡道……于是出金捐粟，或属邑吏，悉用疏凿，向之为患者，自是而息，舟船之下，安然顺利以达吴楚”。
2.掌握水性，克险行舟
（1）宋时曾任夔州知州的王十朋说：“蜀江号天下之至险，与其他水路大不相侔，瞿塘、滟滪及诸患滩密如竹节。巴峡之民，生长于水者以舟为家，消撇漩欹，桅侧沲于波涛汹涌之间，习知水性之曲折，操舟若神”《梅溪王先生文集》卷4《再论马纲状》。这说明时人又进一步摸索出水性的规律，谙悉险滩位置和对应的办法，这样才有“操舟若神”的绝技。
（2）为克遏江流湍急，船舶撞击的危害，宋范成大说：“帅司遣一卒，执一旗次第立之上下，一舟平安，则簸旗以招后船”范成大《吴船录》。这种看似简易而行之有效的导航形式，从宋一直沿袭到2006年三峡水位涨至156米，瞿塘峡中行船方才停用。
长江三峡整治河滩成效显著，及人们进一步谙悉水性规律，为长江三峡水运事业的繁荣撑起了腾飞的翅膀。无数诗人目睹而吟咏，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记录：苏洵《游凌云寺》诗“千航万舸膝前过”、“奔走荆蜀如长街”苏洵：《游凌云寺》，《全宋诗》卷35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9页。欧阳修《黄牛峡》诗“画船百丈山前路”、“上滩下峡长未去”欧阳修：《黄牛峡》，《全宋诗》卷28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6页。《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诗“巴江船贾集，蛮市酒旗风”欧阳修：《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全宋诗》卷22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9页。《松门》诗“因游始觉南来远，行尽荆江见蜀江”欧阳修：《松门》，《全宋诗》卷29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7页。司马光《送峡州陈廉秘丞三首》诗“楼高出楚塞，烟齐识巴船”司马光：《送峡州陈廉秘丞三首》，《全宋诗》卷50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5页。范祖禹《资水》诗“资水（沱江）过巫峡，谁家万里船”、“五月江流万贾船，迅飞如电掣群山。荆云峡雨须臾过，白帝江陵朝暮间”范祖禹：《范太史集》卷1，《诗·资水》。杨咸亨《江效亭新成赋诗》称“吴船蜀楫过如织”杨咸亨：《江效亭新成赋诗》，《全蜀艺文志》卷13.陆游《黄牛峡庙》诗“吴船与蜀舸”陆游《黄牛峡庙》，《陆游集》卷2，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页。这些写实与浪漫结合的铿锵诗句，句句描绘出宋时三峡水运的通达，吴、蜀、渝、楚商贸交往的兴盛繁荣。商贸物资的盐、麻、粮、绢、茶叶、香料、瓷器是大宗，唯瓷器年久而不腐成了历史的见证。
由于三峡水运事业的开发，缓解了水患的险阻，加速了水上交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拓展启开了方便之门，为瓷业商品带来了大好商机，宋代七大窑系与四川、重庆瓷业商品聚集在三峡库区，争艳媲美，占领市场，而媲美争夺的结果，又是什么窑获得市场桂冠，史无论载，为寻找答案，我们可以从出土的瓷器中进行比较分析。
长江三峡库区沿江城镇的墓葬、遗址、窖藏多有宋元瓷器出土，不必一一尽述，仅选有代表性的举例证明。
1.墓葬出土瓷
（1）1987年重庆南川出土了南平军武功大夫张子硕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墓，其金银珠宝不计，出土瓷器19件，湖田窑青白瓷13件，定窑白瓷5件，建窑兔毫黑釉盏1件。
（2）1954年重庆北碚出土了元代元贞三年墓（查元贞仅两年，此当改元政令未知），总计瓷器16件，全为湖田窑青白瓷。
（3）2003年重庆市两路口清理一残石室墓，出土瓷器10件，全为湖田窑元代青白瓷。
2.遗址出土瓷
（1）奉节永安遗址，经过2003年发掘证明是一个历宋、元、明、清的市镇遗址，2003—2004年笔者曾参加了该遗址的瓷器整理工作。出土瓷器有宋代定窑、磁州窑、耀州窑、临汝窑、钧窑、龙泉窑、吉州窑、繁昌窑、景德镇湖田窑，四川邛窑、琉璃厂窑、彭州窑、达州窑、苏稽窑、西坝窑、昌州窑、涂山窑、清溪窑等瓷器，加上不知窑名的瓷器约20来个，但各窑瓷器数量悬殊较大，少的只四五片，从出土比例看湖田窑占70%，宋元龙泉窑青瓷约10%，涂山窑占10%，其他各窑总和约10%，说明湖田窑青白瓷最多。
（2）万州大地嘴遗址，1999年发掘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万州大地嘴遗址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拣选了不少宋代瓷器。有龙泉窑莲花纹碗、耀州窑婴戏纹碗、定窑白瓷碗、钧窑瓷片、湖田窑青白瓷40件、彭州窑36件、清溪窑105件、涂山窑138件，该遗址瓷器涂山窑系最多，其次是湖田窑青白瓷。
3.窖藏瓷器
（1）开县窖藏瓷器。1997年出土，共计24件器物，铜器10件，瓷器14件，其中龙泉窑7件、湖田窑青白瓷7件陈丽琼：《中国三峡重庆·开县出土宋元青白》，《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两窑相等。
（2）荣昌窖藏瓷器。1984年出土，有145件被遗失不计，定窑8件、耀州窑66件、龙泉窑9件、吉州窑48件、广元窑9件、建窑1件，此遗址最多是耀州窑瓷器，其次是建窑系瓷器。
（3）遂宁金鱼村窖藏瓷器。1997年出土，有定窑、耀州窑、广元窑、清溪窑、龙泉窑、湖田窑青白瓷。总计985件，其中龙泉窑355件，湖田窑青白瓷598件，龙泉窑占30%，湖田窑青白瓷占瓷器总数60%以上庄文彬：《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龙泉窑青瓷的质地、造型、釉色均是龙泉窑之精品。湖田窑是整个瓷器中最杰出的代表。出土的刻花梅瓶高达41.6厘米，是青白瓷中罕见的大件精品。同时出土的铜钟有“凤祥楼钱鑫”字样，“鑫”表示财富兴盛，常为古代商店字号名称，“钱鑫”应是“钱庄”，凤祥楼是钱庄的名字，可见窖藏主人，当是一钱庄老板，因财力雄厚，才能购置如此大宗瓷器精品。有人认为这批瓷器是钱庄主人经销的商品瓷，但从多数瓷磨损程度看，应是家藏珍品。因宋元战乱逃亡所藏，主人惨受战争蹂躏，妻离子散亡而不归，即永埋至今，成为供今人研究与欣赏之瑰宝。
总计前面列举墓葬、遗址、窖藏瓷器，虽各类窑系均有，但数量最多的是湖田窑青白瓷，计691件，其次是龙泉窑青瓷，计371件，建窑系黑釉（涂山窑产品为主），计301件。其他各窑系最多者不足100件，可见三峡库区商品瓷以湖田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以涂山窑为主的建窑系黑釉瓷三大窑系为主，而夺得桂冠之商贸瓷是湖田窑青白瓷。
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建窑系黑釉瓷在三峡库区获得畅销之因，主要是这三种皆具有沉静素雅、高洁含蓄之美。这种美正是宋人的审美观所体现的美，三峡人亦不例外，无论湖田窑青白瓷或龙泉窑青瓷均有似玉如玉的质感，在唐宋时景德镇青白瓷就被誉为“假玉”、“如玉”、“饶玉”之美称，五代周世宗柴荣命柴窑烧制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青白瓷，其质、色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优质瓷。景德镇青白瓷达到了这样的水平，故宋真宗在景德年间（1004—1007年）见昌南镇光致茂美的青白瓷，十分欣赏，命昌南镇进御瓷底书“景德镇制”四字，从此昌南镇遂微，景德镇扬名天下。在帝王的倡导下，在中国历来的“贵玉崇玉”思想的驱动下，世人又怎不偏爱具有玉质特色的瓷器呢？湖田窑青白瓷为扩大生产，降低成本，采用支圈覆烧工艺，故其价廉物美，即在三种窑系中夺得三峡库区市场销售第一大桂冠。关于以涂山窑黑釉瓷为主的建窑黑釉瓷，虽不具有玉的特色，但由于两宋时是茶文化的高峰，上自宋徽宗和皇亲贵胄，士大夫、文人墨客，下至庶民百姓莫不饮茶。如嗜茶家丁谓，官至宰相兼转运使，曾在夔州任职数年，著茶诗不少。又如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四川黔州、戎州前后六年，他嗜茶并作《踏莎行》记采茶情况：“画鼓催春，蛮歌走饷，雨前一焙谁争长。低株摘尽到高株，株株别是闽溪样（闽溪茶是贡茶）”黄庭坚：《踏莎行》，唐圭璋编《全宋词》卷1，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8页。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自称是茶神陆羽的后人，流寓四川9年，在夔州任通判两年，作茶诗320多首，是历代茶诗之冠。离蜀25年后，还念念不忘夔州城市的华丽、花市的热闹，他记白帝山采茶盛景：“锦绣楼前看卖花，麝香山下摘新茶”陆游：《三峡歌九首》其四，《陆游集》卷2，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页。这时人们不仅饮茶，还特别盛行斗茶、品茶，斗茶以茶盏之茶痕为白色胜，且青白胜黄白，并要求茶色鲜明，黑釉茶盏由此被人视为珍品。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兔条达者为上”。由于帝王与士大夫、文人学士的倡导和饮茶斗茶的需求，黑釉瓷获得迅猛发展，促使涂山窑黑釉瓷的崛起。黑釉瓷原料易于获取，重庆涂山窑以煤为燃料，重庆煤炭资源丰富，是重庆特色矿产之一，除最精细的窑变纹外，一般成本低、价位便宜，易为峡区人民所接受。因而以重庆涂山窑为主的建窑系产品在三峡库区瓷贸市场中荣夺季军宝座。
两宋瓷业贸易入三峡库区路线：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产品主要沿袭前述之唐、五代时水陆路线。唯耀州窑至南宋时，多从铜川至西安，经宝鸡达凤县至略阳，沿嘉陵江南下广元，再顺江而下至重庆入峡；或由西安至汉中经达州、开县、忠县，再逆水而上至重庆，顺水而下至峡江城市。
南方的龙泉窑系的入峡线路是：从丽水至永康到金华达楠溪江入富春江抵杭州；或从丽水至磐安入曹娥江至杭州，再统由经运河到镇江，再溯江而上到江陵入三峡。
建窑入三峡库区的路线是：从福建水吉经南浦溪至浦城，达浙江龙泉溪，过遂昌到龙游入富春江至杭州，经运河到镇江入长江，再抵江陵入三峡。
湖田窑入三峡库区路线：从景德镇出发沿昌江入鄱江西行入鄱阳湖，北上至九江入长江逆水而上，至武汉达江陵入三峡；或从鄱江向南折入赣江，修水转入湖南汨罗江入洞庭湖入长江，逆水而至江陵，直入三峡。
四川与重庆瓷贸路线：四川瓷业贸易，仍沿袭唐五代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入长江，顺水而下入三峡库区。
重庆瓷贸路线，有逆水而上至嘉陵江，涪江。顺水而下有至乌江武隆，及长江三峡沿江城市。
两宋时三峡库区出土瓷器，名窑系列全、品种多，从而说明：整个两宋时期，全国瓷业商品经济发达，贸易区域广阔，充分反映了两宋时三峡库区交通之繁荣；出土瓷器中四川、重庆瓷器数量亦较大、品种多，说明四川与重庆瓷业商品经济亦很繁荣，在与各窑产品竞争中颇受三峡库区民众青睐，在各名窑争艳媲美中最受宠的是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其次是建窑系中的重庆涂山窑产品。
元代对瓷业发展较为重视，元政府统一全国的前一年（1278年），即至元十五年，便于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为专管窑务机构。为景德镇瓷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加之强大的蒙古帝国，曾征服欧亚部分各民族，其统治地区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往频繁，海外贸易发达，相应地刺激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景德镇这时除烧青白瓷外，又创烧了卵白釉（或称枢府釉）瓷、黑釉瓷、红绿彩与金彩等釉上彩，特别是青花与釉里红釉下彩绘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我国瓷器的装饰艺术别开生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而奠定了明代景德镇瓷一统天下，成为全国瓷业生产中心地位。虽然河北彭城（邯郸）、浙江处州（龙泉）、福建德化、江苏宜兴等窑系产品各具风格，但都无法与之抗衡。故王宗沐《江西通志·陶书》：“自燕云而北，南交趾，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
元代在各地实行屯田制，四川夔路、重庆路设民屯和军屯，其目的是“以资军饷”，但对农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商业也有一定的恢复，三峡库区的交通，在宋代设驿站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三峡交通亦很通畅，有“巨舟临峡”之情景。沿江出土瓷器有北方的钧窑、磁州窑产品；南方的龙泉窑、景德镇湖田窑、枢府釉瓷，四川的西坝窑产品，重庆的昌州窑、清溪窑产品，其中最多最美的是景德镇元代青白瓷、卵白釉枢府瓷，其次是龙泉窑与四川重庆的黑釉瓷。
（六）千仞峭壁凿纤道，景德瓷业独霸峡
明承元制，峡路仍是明政府一条重要的漕运要道。明代初年，云南的马市及贡马都要经过峡路，民船经归州、荆州、岳州、武昌至南京。元末明初，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就是溯夔州至重庆。明末张献忠入蜀亦是取峡路。
出土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民窑青花瓷，以奉节永安遗址出土的瓷器为例：有明初洪武青花；早期永乐、宣德青花；空白期正统、景泰、天顺青花；中期成化、弘治、正德青花；晚期嘉靖、隆庆、万历青花；末期天启、崇祯青花皆有之，可见其峡路水运之畅通，景德镇青花瓷器占领了整个峡路市场。
明万历时，景德镇“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王世懋：《二酉委谭》。“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朱琰：《陶说》卷1，转付振轮《陶说译注》，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还说“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到清代更有胜之，此后凡言及制瓷者，只知景德镇，而不知其他窑了。于此可见自明代始，景德镇瓷产品在商品经济自由竞争中，已步入垄断阶段，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萌芽已初见端倪。长江三峡库区出土的明代瓷器，即仅有景德镇青花瓷，出土的清代瓷器仍是景德镇民窑青花瓷与景德镇民窑彩绘瓷，这直接地证实了，在明清时期景德镇商品瓷已垄断了市场。
清代，峡路为东水路，自湖北宜昌入巴东是正道，是清政府重要转运铜、钢、铅的水道，也是粮米运输水道，凡长江下游遭灾，四川的军米和民间私米，多取峡路水道浮江而下赈济其灾。康熙时又曾开凿纤道，垂铁索石柱以资攀缘。乾隆时加宽加长了库套子滩纤路。光绪时又在今瞿塘峡笔直峭壁上凿道，“使千仞峭壁之腰嵌成五六尺宽平坦路，纤桥可并行其中”，致使“当水涨封峡之时，行人往来山路，肩挑臂负，络绎称便，而舟行有纤路，亦少覆溺之患”，今天，瞿塘峡这条古道仍存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三峡库区各地皆出有清代景德镇的民窑青花、粉彩、五彩色釉瓷等。其他各地窑名窑产品，则一无所见，可见景德镇瓷业商品经济在明清时，确已“一统天下”，垄断了整个三峡库区的瓷业商贸市场。让人惋惜与遗憾而又值得研究的是，这一带有资本主义垄断因素的瓷业商品经济持滞数百年仍处资本主义萌芽期，未见其茁壮成长。
（七）腾飞的三峡交通，瓷业贸易之盛世
“天下之险，莫险于峡江，峡江之险，莫盛于瞿塘”、“五月下峡死而不吊”，这是古人对滟滪堆的哀叹，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对滟滪堆进行了粉碎性的爆破，彻底根除了滟滪堆水患。改革开放以来，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竣工，三峡水位的提高，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目标。三峡大坝的修建，将抗十年一遇的洪水灾害的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甚而千年一遇；其发电量可惠及半个中国；万吨巨轮船队可由上海溯江而上至武汉抵重庆，沟通华东、华中、西南三大经济的联系；对南水北调亦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造，使三峡库区的重庆就在大海边，有了“向海而兴、开海则强”的优势。
长江三峡库区除水运外，无论是陆路的公路、铁路、航空皆四通八达，空前繁荣。在瓷业贸易上，可谓汇集东西南北各地，在重庆市有专事商贸的瓷器市场，重庆自产的青花瓷、彩色瓷、彩绘瓷以及建筑材料亦与全国及海外互通商贸，三峡库区的重庆，正借助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周边公路、铁路环绕的优势，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江三峡为人类谱写了美丽的篇章，古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悲叹已成为永远的历史。
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长江三峡库区，巍然屹立于祖国的西南，寰宇的东方。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制瓷技术是由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国，对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瓷器文化始于公元1世纪左右，西欧制瓷始于17世纪，我国比他们约早1600余年，中国瓷器深受世人珍宠，故中国在国际上的名称为“China”，即瓷器。
瓷器，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产物，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具有中华民族的特有风格与强烈的时代性与独特的艺术性，是华夏艺术宝库中最具魅力的奇葩。
瓷器是用瓷土或高岭土做坯，在1200℃左右的高温中烧成。器表有一层光滑的釉面，可高温消毒，清洁卫生。制瓷原料开采容易，可大量生产，比金、银、铜、漆器经济实用。故一经出现就获得人们的喜爱，并迅速发展。至迟自汉起，瓷器就以一种独立的新兴的商品进入市场，逐渐由国内传播到国外，丰富了人类生活，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
中国瓷器文化的发展，约是公元前21—前16世纪的夏代制成原始青瓷，经过商周战国漫长时期的不断改进创新，至西汉晚期才开始制造出成熟的青釉瓷器。到东汉中晚，其青釉瓷的釉色更为精美，“釉层透明有光泽，淡雅清澈，犹如一池清水”。同时，来源于原始瓷的酱色釉瓷发展成了黑釉瓷。并也以新兴的商品畅销长江中下游与中原、北方等地。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华青瓷进入到一个高峰期，生产规模与制作技术、艺术设计，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它以澄碧似玉的釉色、精巧多姿的造型、丰富多彩的装饰，取代了日用器皿的陶器，价格昂贵的金、银、铜、漆器，一跃成为人们所喜爱而又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以及嗣后的葬丧明器。
三国时，在装饰艺术上出现了新的青釉下以笔绘画的单色褐彩纹饰，其文化内涵，有具佛、道意识的羽人、佛像、仙山、瑞兽、神禽等。造型艺术，注重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善于吸取瑞兽、神禽的动物形象为器物装饰或造型。为器物装饰的，有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出土的青瓷鸡首双系罐，即有鸡首鸡尾装饰；东吴朱然墓出土的青瓷卣行壶，肩贴塑四羊头铺首、压印联珠纹与菱形回纹带。以动物为造型的有当涂太白乡出土的虎子瓷，该瓷以头塑虎首，在两肋刻画羽翼，体态肥壮，造型生动优美，纹饰细腻。为死者丧葬的明器有镇江东吴时期反映佛道文化的堆塑谷仓罐，俗称“魂瓶”。罐上叠置一座三层庑殿式楼阁与双阙，四周有杂技俑10人，顶部云集展翅欲飞的神鸟，腹部有佛像与动物间隔环列。场面壮观，装饰繁缛。这种谷仓罐源于汉代的五联罐。它集捏塑、模印、贴塑于一身，不愧为实用与文化内涵丰富的珍贵艺术品。
两晋时，装饰手法多沿袭三国，以动物形体造型、装饰和刻画、堆塑、模印组合装饰堆塑谷仓罐（俗称魂瓶）依然流行，但以笔绘的具佛道文化内涵的釉下褐彩不见出现。其鸡首罐除沿袭外，新创有于盘口壶上饰动物提梁。印花纹多承袭三国时常在器物的口沿或肩、腹处饰花蕊联珠纹或圆圈联珠纹与网纹组合的环带纹，创新的环带纹有虎、龙、凤等纹，在汉、三国流行的弦纹与水波纹极少见。明器方面新增有鸡舍、鸭舍、狗舍、猪圈小件器，这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东晋南北朝，由于注重实用，花纹装饰大大减少，器物造型，以动物形象为器物之形趋向衰落。但鸡首壶变化大，一般在壶肩上稍作纹饰，而在器身饰褐彩斑块，鸡首增高，壶颈增长，肩饰桥形系，在口肩处设高曲柄的龙头、羊头、虎头衔盘口，大小罐之肩上多做桥形系。碗的形式，汉与三国多圆鼓平底，两晋至南北朝，碗底由浅饼足逐渐升高为高饼足（或称锻圈足）。南北朝时，由于佛教盛行，喜在碗、盘、壶、尊内外刻、贴、印莲花纹，因莲花是佛门的圣花，故为装饰中的主题纹饰。
隋代瓷器，在瓷器史上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不仅有其独特的风貌，更有划时代的创造。
器物造型特点，瓶、壶、罐、碗皆秀长，除碗外，于下足多有外撇。其壶、罐之耳系，不再是南朝时的桥形系，而是普遍改为复式系。碗壁瘦高，底足虽仍为实心的假圈足，但足体小，约为口大的三分之一，鸡首壶之鸡首更为写实，鸡头长而曲，下足外撇是其独具的特点。新出现一种双柄龙首衔口双腹瓶与高足盘，高足盘的高足呈空心喇叭状，这是隋的典型器。
花纹装饰，除沿袭南北朝盛行的莲花外，还采用团花纹形的刻、印花朵纹、草叶纹、卷草纹为装饰。在布局上巧妙地加以穿插，替换成新的图案饰于碗、盘的中心，或饰于罐、钵的肩腹上。其装饰艺术最突出的是四川邛窑率先创绘高温釉下绿、褐、黑三色的联珠纹与圆圈纹组合纹饰，饰于高足盘与敛口鼓腹钵上。在釉色上，北方河南巩县、河北临城首创了白釉瓷。白釉瓷与高温釉下三彩的成功烧制，不仅是隋代瓷器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是瓷器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唐代瓷器，是瓷器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在隋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名窑遍布南北各地，制瓷精美，凡生活日用的餐具、茶具、文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罐、壶等无所不备，其品种、造型、纹饰新颖多彩，制作工艺远远超越前代。
这时瓷器的发展，形成了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与此同时，四川邛窑于隋始创的高温釉下绿、褐、黑三彩彩绘瓷更臻于完美，湖南长沙窑受其影响，于中唐异军突起，破天荒地集诗、书、画于一体，将中国传统艺术移植于青瓷上。河南黄冶窑率先运用钴蓝绘画于白瓷釉下，创烧了中国的原始青花瓷，从此中国瓷器文化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这些瓷器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还远销海外：如9世纪埃及的福斯塔、两河流域的撒玛拉遗址，及日本的奈良、京都、福冈和朝鲜等皆有中国瓷器出土。
唐代瓷器造型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流行的鸡首壶已不见，而是一种喇叭口状，曲柄深腹，圆管形或多菱形短流，平足的执壶。隋的高足盘消失，以矮圆足或三足盘代替。碗在初唐时留有隋的深腹、直口、平足的遗物，中唐则为浅腹、敞口外撇的玉璧底足碗，晚期向宽圈发展。这种碗式的流行，与唐代饮茶盛行有直接关系。唐时称这种碗叫作“茶瓯”，与茶瓯相配的是“茶托”，或称“茶船”。瓷枕于隋已出现，在唐有较大发展，一般为条形、腰子形。瓷砚多为圆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多为三、四、五、六不等的蹄足，唐则向多足或镂空圈足发展。在瓷塑方面，邛窑与长沙窑皆善塑各种动物与小娃娃像生瓷，特别是邛窑的小娃杂技俑惟妙惟肖，为我们留下了唐代杂技表演的形象。
唐代釉色，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最优者是秘色瓷，时人对其多有赞场，如陆龟蒙《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寅《贡余秘色茶盏》“嫩荷涵露”。以邢窑为代的白瓷，陆羽《茶经》有：“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评语。李肇《国史补》有“内丘白瓷瓯，端溪瓷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足见其青瓷、白瓷之美与产量之多。
在装饰上，唐代出现了花瓷，它以河南鲁山为代表。所谓“花瓷”，是指一种在黑釉带乳白中呈现针状蓝色斑的瓷器。这种花瓷与后世的钧窑有直接关系。关于釉下多彩装饰，邛窑与长沙窑皆于青釉下以褐、绿、黄或多色合用绘植物纹，虽草草几笔，颇得写意之妙。长沙窑的动物、人物与植物纹组合绘画，意境清新深远，这些特色和以诗文与书法作为瓷器装饰是唐代瓷器文化又一特色，为后世瓷器装饰树立了典范。此外，在造型与纹饰上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故宫所藏的青釉凤头龙柄壶，装饰中有胡人形象、卷草、葡萄、联珠纹等，即是波斯及西亚金银器惯用的纹饰，但盖上的凤鸟形象及蟠龙形柄，则是非常传统的中国风格，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能够和谐地统一在一种器物上，只有在唐人勇于创新的气度下才能实现。又如长沙窑的人物、狮子、葡萄、桫椤树、椰枣纹、力士像；邛窑的大量圆圈联珠纹等皆是异域风格的纹样，是波斯金银器、织锦上的常见纹饰。
五代瓷器，虽是政权分裂割据，但仍有不同的进步。越窑即于五代早期烧制成功青釉下绘褐彩纹饰，烧成大件缸、瓶、尊等。河北的定窑亦加工精细、造型新颖，釉色有纯白和白中闪青。在河南密县亦始烧白瓷、黑瓷、黄釉瓷，以白瓷为主，余皆次之。江西景德镇亦烧出青瓷、白瓷，青瓷与越窑近似，甚而有的可以乱真；白瓷与北方定窑接近，但透光度极好，这对宋代青白瓷，元、明、清时期的青花与彩瓷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奠基的作用。
在造型上，三国两晋时期造型多以动物形象为范本，五代时期则以自然界中的植物取形。如瓜棱形曲流注子、菱花形盘、荷花形盏托、海棠式碗等等。碗的造型沿袭晚唐的玉璧底。盘碗口常作花形，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