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建水瓷窑调查与探讨
2003年8月，重庆气温在40℃上下，酷暑难当，我应挚友葛季芳之邀，第二次来到我年青时代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云南昆明，昆明真是名副其实的春城，气温在20℃左右。第一次是1984年元月赴昆明参加中国铜鼓学术研讨会，并专程至玉溪调查玉溪窑。我曾在昆明工作三年（1954—1957年），在三年的文物考古工作中，最让我难忘和倍感幸运的是1956年孙太初先生与我共同主持发掘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群时，我有幸第一个亲手触摸到距今2100年前汉武帝赐予西南夷“滇王”之纯金蛇钮篆书“滇王之印”，这一惊人的发现，导向了我终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艰辛快乐生涯。与此同时，使我更加热爱云南，留恋云南。特别是读了葛季芳的《云南古代陶瓷》一书，更催生我再次至云南调查古窑址，由于建水窑从未去过，到达昆明后，在葛季芳的关照下，先从昆明转至中国的“锡都”个旧市，这里离建水只一个小时的汽车路，在红河自治州文管所余云生所长的支持下，于8月22日包专车至建水，整个调查与拣选标本的过程，均得到老同学董寿华与其女樊琦的鼎力帮助，共拣选标本300余件，为感谢各方诚挚的支持，为让建水窑的光辉再展于世，现简记、探讨如下。
（一）调查纪实
建水窑在县志上已有记载：“建水窑在建水县北面约一公里处的碗窑村，即今土陶厂的周邻，至今还能看得到当年烧造瓷器的龙窑痕迹，堆积层两米左右”。
我们调查的地方，就是碗窑村，即现今瓷厂附近半里路之域的堆积，察看发现，在堆积层中未见煤渣共存，当为木柴作燃料。堆积中的包含物全是碎瓷片、窑具、泥土。在残瓷件中有青釉瓷、青花瓷两大类。窑具有极少的筒形匣，最多的是垫圈、垫饼和垫珠。此外我们还拾到一个特别的碗形火照，青釉器与青花瓷在堆积中多是混杂共存。同时，还有青釉器与青花瓷同时粘连叠烧的残件。主要器形有碟、杯、碗、盘、钵等，未见其他陈设器。在此仅将采选标本分青釉瓷、青花瓷简介于后：
1.青釉瓷
共拣选标本60余件，器形有碟、杯、碗、盘、钵等。釉色有青绿、青黄两大类，同时亦有少量的酱黑釉，但以青绿为主，一般多有细碎的片纹。里外满釉，外底无釉，器上不饰白色化妆土，但于器底施铁酱色护胎汁，上釉粗疏，外圈足附近多有漏釉，有的圈足亦有釉，稍不注意还以为是裹足釉。胎灰白略细致密，圈足挖底有的还能见到厚薄不均的刀痕。小件器物有饼足，稍大者多圈足。碗的内外腹皆为刻画花，内底以模印团花纹为饰，此外，有的碗的外底还印有不很规范的麦粒团花纹。从碗盘的烟熏情况看，其装烧工艺多为明火叠烧，最底用环形垫饼垫烧，碗与碗之间以长条形或圆形垫珠托烧，除最上的碗、盘无支烧疤痕外，一般多有3—7个支烧痕，这些均是不可忽视的主要特点。
（1）碟
平唇，口微敛，斜腹壁，饼足，底有明晰的割线旋纹。釉色青黄无光，内满釉，外下腹足底无釉，胎灰白。高2.2厘米，口径7.4厘米，足径3.8厘米。
（2）杯
①敞口，斜腹壁，饼足。釉色青绿泛灰且厚薄不均匀，内满釉，外下腹及圈足有漏釉，外底无釉，底见割线旋纹，胎灰白。高3.5厘米，口径5厘米，足径2.7厘米。
②敛口，圆腹壁，圈足底有鸡心凸起。釉色青黄，仅外底无釉，外圈足有漏釉，胎灰白。高4.5厘米、口径7.6厘米、足径3.5厘米。
（3）碗
①敞口，斜腹壁，圈足。釉色青绿明洁，仅外底无釉，胎灰白，做工较细。高5厘米、口径11.6厘米、足径5厘米。
②圆唇，敛口，圆腹，圈足，外圈足旋削内收，有鸡心凸起。釉色青绿光亮，有小片纹，外底无釉，外圈足有漏釉，底上酱黑色护胎汁。内底下凹呈一凹弦纹，内腹划三折枝花，内外口沿下作二凹弦纹，外腹通身刻画宽深的菊瓣纹，粘连有二粒垫珠。高6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4.7厘米。
③方唇，敞口，圈足。斜腹壁，釉色青绿莹泽，仅外圈足有漏釉，外底无釉。圈足大部分有釉，似裹足釉，胎灰白。内底有支烧疤痕五个，腹之内外刻画双线曲形莲瓣纹，线条起落旋转娴熟练达，刻画积釉呈深绿色，深淡相映，纹饰更显得美雅。内底下凹，模印同心圆凸弦纹二圈与两圈联珠纹组合的团花纹，凸于碗中央，外底印有不规则的麦粒团花纹，内底无支烧疤痕，如无不认真观看还以为是龙泉窑产品。高7厘米、口径14.8厘米、足径5.8厘米。
④尖圆唇，敛口，斜弧壁，圈足，挖足不平整，内底下凹，中印宝相花，内口沿下作二凹弦纹，内外腹壁饰双线曲瓣莲花纹，划线流畅，疏密有致。釉色青绿有片纹，圈足有漏釉，外底模印有不规则的麦粒团花纹，且饰有酱黑色护胎汁。高6.5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5.6厘米。
⑤尖圆唇，敛口，圆弧壁，圈足，挖足不平。釉色青绿有片纹，足有漏釉，外底无釉，胎灰白。内沿下作一凸弦纹，内底下凹，中印双层菊花纹，外沿下饰一凹弦纹，腹壁刻画宽线条纹。高6.6厘米、口径13.4厘米、足径4.6厘米。
（4）盘
①小盘。圆唇，敛口，浅圆弧壁，圈足。因火候不均，一半青黄明亮，一半泛黄白乳浊、无光，胎灰细腻。外底无釉，饰酱红色护胎汁。内底下凹，有五支烧疤痕，内口沿下以二凹弦纹作边栏，栏下划单线曲瓣莲花纹，底刻工整均匀的双重五瓣宝相花，花心印菊花团花纹，构成一朵绽开的宝相花，纹饰新颖饱满，是建水窑青瓷刻画模印结合的最佳纹饰。外腹亦划肥硕的桃尖莲瓣纹，线条清晰流畅、柔美、若不是火焰的毁伤，定是一件瓣莲花纹优美，造型端庄的上乘之作。高3.8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5.4厘米。
②中盘。薄唇，敞口，斜浅弧壁，圈足，酱褐釉，外底无釉，内壁刻画莲瓣纹，底印伞状石榴花叶纹。外腹无纹，内底有7个支烧疤痕，外底挖足粗疏，厚薄不匀。这类盘型还有内酱色釉、外壁青釉器。高4.2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8厘米。
③花口唇。宽折沿，敞口，浅弧壁，圈足，挖足不匀，有高低的刀痕。内底下凹，中印桃形花叶纹，腹壁刻莲花纹，沿上再划仰莲纹，刻画模印纹，布满盘体。釉青绿，积釉处呈深绿色，胎细白，内底有2支烧疤痕。此盘从纹饰到造型多与龙泉窑明代盘相似，若以残片视之，当以为是龙泉窑产品。高5厘米、口径32.3厘米、足径6.7厘米。
（5）钵
残不能复原，胎灰白，内壁篦划深刻的齿线纹，可磨制食料，外壁平整施青绿釉，下腹无釉。底径7厘米。
（6）碗形火照
碗上腹残缺，断而胎细灰白，中有一椭圆孔，内外釉色青绿明净，外底无釉。足径5.2厘米。此器初看以为是残器被摔破之孔，可仔细视之，却是人为的穿孔，当是器上釉后，坯体还未全干时人为有意挖的孔，才会呈下塌弯曲状，如是烧好后摔破之孔，绝对是平破直碎，不会产生下塌弯曲状。这个穿孔应是人为之作，是用以观测窑温的“火照”。在耀州窑金代窑具中，亦有以此类青瓷碗底作“火照”耀州窑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所、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编：《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此外，还有青釉划花纹器，不能复原的莲花、折枝花与其他纹饰器。
2.青花瓷
共采集标本236件，器形有碗、盘，能复原绘示意图的仅碗类。建水窑青花瓶与玉溪窑青花瓷均是在青釉下绘画钴蓝色纹饰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曾凡著：《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第61页。而景德镇、广东、福建等地青花瓷是在青白釉下或白釉下绘钴蓝彩纹饰，这是建水窑与玉溪窑青花瓷的特殊风采。从所采集的标本纹饰看，建水窑青花既有与景德镇青花纹相似之处，也更有其地方色彩。现仅将碗的形式与纹饰论述如次：
（1）小碗
①方唇，敞口，斜直壁，下腹足刮削一刀呈平肩，圈足。釉色青绿中泛蓝，仅外底无釉，胎灰白。内壁上下各绘一双圈纹，内底书一“毛”字。外口沿点饰疏密不等的点彩。其蓝彩略显黄绿色，内有支烧疤痕四个。高4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6厘米。
②尖圆唇，口微敛，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仅外底无釉，胎灰白。外壁绘龟背纹与仰莲瓣纹，内壁上下各绘一单圈作边栏，栏内绘对称二蕉叶纹与尖叶状纹，其间以不封口或封口的圆圈纹相配饰，底绘两朵盛开的折枝梅。这龟背纹与蕉叶纹在景德镇明代民窑、官窑青花中皆有冯小琦、陈润民编著：《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整个小碗的青花纹简雅，有似国画中的水墨画的艺术效果。高5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4.8厘米。
③尖圆唇，斜弧壁，圈足。仅外底无釉，釉色青绿泛蓝，胎灰白。内口沿绘双圈纹，底作蓝地现白色菊花纹。这种内底作蓝地现白菊花纹碗，在景德镇民窑青花碗也有所见穆青、汤伟建：《明代民窑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外口沿作菱形线饰圆点纹图案边饰，腹上绘稀疏的菊瓣纹。高5.5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5.5厘米。
（2）中碗
①尖圆唇，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釉面呈橘皮状，外底无釉，胎黄白，饰铁黑色护胎汁，内底五支烧疤痕。内口沿及底各一组双圈纹，中绘菊花纹，此菊花纹与上碗菊花有别是蓝彩花瓣，并非白色花瓣，外壁与上。
③小碗同。高6.2厘米、口径14厘米、足径6.2厘米。
②尖圆唇，口微敛，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胎灰白，外底无釉，内底有五支烧疤痕。内沿下绘菱形线圆点几何纹，底绘折枝花。外壁以三圆弧菱形开光纹布满外壁，开光内填绘折枝花，纹饰饱满，构图新颖。高6厘米、口径14厘米、足径6厘米。
③尖圆唇，敞口，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外底无釉，胎灰白。内口沿作长条形回纹，底绘单圈与折枝花，外壁下腹是变形仰莲瓣纹，上腹作串枝卷草纹。内有五支烧痕。高6.4厘米、口径14.5厘米、足径6厘米。
④尖圆唇，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外底无釉，胎灰白，饰有铁黑色护胎汁。内口沿作方形棱花几何纹，底为折枝花。外壁上腹绘龟背纹，下作变形仰莲纹，色彩晕散不清，但别有情趣。高6.7厘米、口径13.2厘米、足径6厘米。
笔者采集青花纹饰除以上所述外，还有较多的十字宝杵纹、把花纹、折枝菊花纹、折枝松叶纹、缠枝花纹与其他纹饰等。
关于青花瓷的制作与装烧工艺，是和青釉瓷相同的，皆上釉粗疏，下腹足常有漏釉，挖底不平，有的底亦作护胎酱色汁。但特值得说明的是，青花瓷虽是青釉下绘画钴蓝青花，可其釉料与青釉瓷有别，青釉瓷的釉多泛黄，并不泛蓝，而青花青釉是普遍的青白中泛蓝的青白釉，因原料与配方不一致，达不到其效果，即为青绿釉中泛蓝，成为建水窑青花瓷的独特风格，其装烧方法亦与青釉瓷相同，采集中所得到的青釉瓷与青花瓷重叠粘连件可以为证，而且还是同一窑炉同时烧造。
这次调查发现有筒形匣，尽管数量极少，可也说明已有使用匣钵装烧工艺了。
（二）收获与探讨
从已公布的建水窑调查报告与有关论著看，未见建水窑有火照（即火标）测温的实物报道，这次所得的碗底形火照，证实了建水窑与玉溪窑一样，都已使用较简便、较科学的“火照”测试窑炉火候检验烧制品了。通过采集的青花与青瓷叠烧的粘连件可以想见建水窑的青瓷与青花不仅装烧工艺相同，而且还有混合同窑同时烧造。在整理绘图中，建水窑瓷器有的于碗底加饰了酱红或酱黑色护胎汁，并在青瓷的碗底打印麦粒状的不规则的团菊纹，这也是一个新发现，这纹饰是代表作者的印记，还是代表窑场主的商标，是值得思考的。建水窑青花与景德镇青花纹饰相同较多，但其制作工艺远不如景德镇青花，景德镇青花是青白釉或白釉下绘制钴蓝彩，泛色鲜艳，或淡蓝、深蓝，光泽感极强，建水窑青花是在青绿釉下绘钴蓝彩，泛色蓝黑，或蓝灰，透光度较差。值得注意的是，建水窑青釉青花的釉，又有别于青瓷青釉的釉料，青瓷青釉多泛黄，而青花青釉是青里泛蓝，这应是建水窑青花的主要的突出特点。此外，建水窑的青瓷与青花，与我20多年前调查玉溪窑所采集的青瓷、青花标本，无论是制作与装烧工艺，还是釉色与纹饰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建水窑青瓷的杯、碟多实心饼足，素面无纹。碗心印有不同圈点的菊花纹，菱花口宽折沿浅腹盘中印石榴纹、折枝花等。青花中的折枝花纹、十字宝杵纹、菱形弧线开光纹，碗内沿饰长形几何回纹等，不仅与玉溪窑相同，还好似出于一人之手，若不标明产地，两窑产品放置一起，很难区分哪是玉溪窑，哪是建水窑。故笔者赞同葛季芳先生之高见，为便于研究，应把建水窑归入玉溪窑系，或归入云南青花体系。葛季芳：《云南建水窑的调查和分析》，载《考古》1987年第1期，第74页。
这次采集的建水窑青花碗的青花纹饰，主要有折枝花纹、菱形弧线开光纹、十字宝杵纹、蕉叶纹、龟背纹、菊花纹、折枝松叶纹、卷草纹及其他纹饰等，此外还有几何图案的菱形、回纹图案、变形莲瓣纹等。这些纹饰，主要是以景德镇青花为母体构图，有的学得逼真，有的略加删减，或加以创新，既有地方特色，亦有与景德镇青花一脉相承之处。如笔者2004年春，曾在三峡考古工地的奉节永安城遗址中，见到一些景德镇民窑青花早期残件，其中一件即内底绘折枝花，外底无釉，有跳刀痕，圈足内收，足墙呈三角状，釉色青白泛蓝，有细小开片，足露胎，边沿有火石红。这种造型的圈足与制作工艺当为永乐时之民窑青花。在建水窑的青花中有大量仿绘，但有所删减，景德镇青花纹饰是主干分三枝一花盛开，旁以十三叶纹环绕，建水窑则把主干去掉，以三枝一花的七叶对称组合，内沿配饰菱方形点饰圆点纹，或几何回纹，这些边饰和碗心花纹与景德镇永乐民窑青花极为相似。葛季芳：《云南建水窑的调查和分析》，载《考古》1987年第1期，第104页、第105页。同时，建水窑还将这类折枝花，加绘菱形弧线开光，开光内填绘折枝花纹组成二方连续饰于碗的外壁，或下腹再配变形仰莲瓣纹，使整个画面既饱满又别有意趣。可见建水窑画师们既善于借鉴，又敢于创造，令人惊叹敬佩。又如景德镇民窑于宣德、正统时常在罐的下腹绘饰蕉叶纹，建水窑画师们，还将蕉叶纹与折枝花组合绘于碗内壁，外壁绘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时景德镇青花流行的龟背纹穆青、汤伟建：《明代民窑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页；冯小琦、陈润民编著：《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或碗中心部位又仿成化、弘治的十字宝杵纹。穆青、汤伟建：《明代民窑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冯小琦、陈润民编著：《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以及明晚期嘉靖时景德镇民窑流行的团菊留白纹饰，建水窑画师又一丝不苟仿得逼真。穆青、汤伟建：《明代民窑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这些真实的画例与画面，让人浮想联翩……明代时建水窑的画师们是多么认真学习、敏于创造，他们钦羡景德镇的青花艺术，或景德镇画师们向他们传授制瓷技艺，又或在交流中相互受到启迪，共创中华瓷器文化的和谐情景……种种情景似展现于眼前。
建水窑青瓷的造型与纹饰多承传或效仿元明时浙江龙泉窑青瓷艺术。如建水窑青瓷碗的内外壁刻画双线莲瓣纹，在元代龙泉窑中有，碗内印双层团菊花纹，即参照龙泉窑碗内外双层菊花纹装饰。朱伯谦：《龙泉窑青瓷》，台湾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第214页。尤其建水窑菱花口盘与浅弧壁盘，与明代官窑菱花口盘、浅弧壁盘是多么相似。叶英挺、华雨农编：《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第327页。至于盘的纹饰，当然龙泉官窑是美之极致，但建水窑却能吸取精华，简化加工自成特色，别有野趣。创新折枝石榴伞形团花、折枝桃纹团花印于盘的中心，立体感强，亦让人心旷神怡，尤其在明代民窑青瓷艺苑中，百花凋谢之时还一枝独秀兴盛于世，真可谓难矣！美矣！其艺术成就与龙泉官窑相比，应当之无愧于“各领风骚”。
关于建水窑与玉溪窑的烧造时代问题，也就是云南青花烧造时代问题，有的认为起于元代早期，至明末清初还兴盛于世；有的认为起于元末明初；亦有认为建水窑还未发掘，玉溪窑发掘了材料又未公布，以上说法只是推测，还有待考古发掘证实。马文斗：《玉溪窑》，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第32页。持最后一种说法是很科学的看法，不过也不必太绝对化，我认为还是可以从墓葬出土物以及历次调查所得，结合有关云南青花的论著、历史背景，相互比较研究，仍有益于对它的起始与兴盛提出一些较科学的判断。
笔者通过检读有关玉溪窑、建水窑的调查报告与有关研究论著，结合元明云南史实，认为它的起始年代当为元代晚期，兴盛于明代早期，到明末清初一直在持续烧造，其理由如下：
1.纪年墓出土的云南青花瓷
（1）玉溪窑调查中，记有“元代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墓志的墓中，出土有青釉青花残盘二件，青花色黑，厚胎，造型不规正，与玉溪窑盘基本相同，支烧疤痕保留着”葛季芳、李永衡：《云南玉溪窑调查》，载《考古》1980年第3期，第286页。这条记载即证明至少云南于元末，已会烧制青花瓷器。根据目前调查可知云南烧制青花的窑场分布较广，主要有昆明、玉溪、建水、大理、禄丰、腾冲等，这些窑均属于云南青花体系葛季芳：《云南禄丰县元代罗川窑和白龙窑》，载《考古》1990年第8期，第763页。从各种论著中也可以看出：云南青花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的即是玉溪窑与建水窑，故这至正二十六年青花盘当为玉溪窑所产，而且在元末之前当有所烧造，因此推测玉溪窑、建水窑的始烧年代当为元晚期。
（2）在云南禄丰火葬墓中，“宣光九年（1379年）墓志的墓中，出有青花狮子缠枝牡丹纹罐。宣光为北元昭宗年号，宣光九年即相当于明洪武十二年。”陈泰敏、王国辉、朱琦奇：《中国古陶瓷标本·玉溪窑》，岭南出版社2003年版。葛季芳先生介绍：在云南禄丰的黑井石龙镇，出土了大批元代陶器和青釉青花瓷器，并有元代和北元圆形“至正”、“宣光”年号墓志伴出，其中有造型硕大的青花罐一百多件，为我国元明青花出土之罕见。造型庄重朴厚，青花黑色稳定，绘画技巧娴熟，纹饰层次繁缛，别具地方民族特色。葛季芳：《云南禄丰县元代罗川窑和白龙窑》，载《考古》1990年第8期，第762页。从以上所记，元末明早期出土的青花数量之多，质地之优，纹饰之美，足以证明云南青花或玉溪窑的兴盛时期相当于元末明早期。
2.云南青花产生的历史背景
（1）云南行省的建立促进了社会发展
在元以前，唐时南诏国、宋时的大理国时期，云南处于长期的农奴主与奴隶主割据、交通阻塞、文化滞后的阶段，与内地政权称臣纳贡，其关系是时战时亲，生产力低下。自忽必烈打垮大理段氏农奴主后，即于至元十二年（1276年），把云南纳入元政权管辖区，建立云南行省。从此，云南才正式形成行省区划名称，行省治所设在昆明。为巩固行省政权，改变了过去任意搜刮和民族屠杀的政策，并代之以发展生产、初定赋税、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为使政治获得稳定，建立“民屯”，对土地的开发、种植和生产的开发有很大好处，此外，元政权还在云南首建孔庙，创庙学传播汉文化。至元二十年（1284年），忽必烈为巩固行省政权，建立“军屯”，设专人管屯租，解决军粮的供给，对行省政权的巩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社会经济方面，禁止“没人口为奴”、“听民伐木贸易”、“开云南驿路”、“驰道路之禁，通民往来”，这些举措打击了农奴主和奴隶主的势力，加强了云南与各地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国内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族蚕桑法传入云南，使当地人“收入十倍于旧”。当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旅行到押赤城（昆明），所见之处是“城大而名贵，工商甚众”《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行省的建立》，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页。这些记载表明昆明地区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为云南陶瓷业青花瓷的萌生奠定了基础。
到元代中期，文宗图铁睦尔即位，改元天历（1328年），1330年，为扫平云南诸王与地方农奴主和奴隶主的叛乱与割据，他调动了四川、陕西、湖广、江浙、河南、江西等省的人力财力，率数十万大军进讨，1331年云南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封建割据战争与红巾军入滇》，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3页。这数十万大军，后来多从事屯种，必然给云南经济带来深远影响。兴许就是这批人，相继定居云南，在不断与内地交往融合中，于元晚期催生了云南青花的诞生。
（2）明代扩展移民屯田，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繁荣
入明后，朱元璋承传并发展了元代屯田制，《明史》记：屯田为食货志中一事，故民屯与军屯相杂，其言民屯乃移民垦荒，因为是食之一事，军屯则既不弃地利，又能使国无养兵之费，而兵有保卫地方之实。在朱元璋这种思想指导下，明政权于洪武十四年（1382年），在云南设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将云南纳入明朝中央管辖，当年为解决驻军粮食，即开始屯田于曲靖、昆明。到洪武十七年（1385年）已做到“军不乏食”，次年沐英建议：“云南土地广，而荒芜居多，宜制屯，令军开垦，以备储偫。”得到朱元璋的批准与奖励，从而把云南军屯推向高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军民屯田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1页。
云南在开设军屯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民屯和商屯，据《明史》记载，明代在云南的昭通、曲靖、昆明、玉溪、红河、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等地，都曾先后实行过军屯、商屯。商屯中除本地的地主兼商人外，更多的是客商。当时来云南屯田的汉族劳动人民估计有四五十万之多，这样一批先进的汉族劳动人民从事屯种生产，必然会大大加快云南的经济文化迅速地发展。据云南地方志与《天工开物》的记载，这时云南腹地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基本上达到了全国的水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军民屯田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页。在陶瓷手工业方面，据华宁县清咸丰立《重修慈云寺碑》载，“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者的江西景德镇人办厂于此，为生活之计，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遂萃处焉”；在建水窑群中有以籍贯命名的“湖广窑”葛季芳：《云南青釉印花青花》，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0期，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这些史实，充分说明明洪武时期陶瓷手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同时也证明云南青花受到景德镇的直接影响，云南青花或玉溪窑极盛于明早期。结合调查建水窑所得之标本，到明末清初仍盛烧于世。
（一）调查纪实
建水窑在县志上已有记载：“建水窑在建水县北面约一公里处的碗窑村，即今土陶厂的周邻，至今还能看得到当年烧造瓷器的龙窑痕迹，堆积层两米左右”。
我们调查的地方，就是碗窑村，即现今瓷厂附近半里路之域的堆积，察看发现，在堆积层中未见煤渣共存，当为木柴作燃料。堆积中的包含物全是碎瓷片、窑具、泥土。在残瓷件中有青釉瓷、青花瓷两大类。窑具有极少的筒形匣，最多的是垫圈、垫饼和垫珠。此外我们还拾到一个特别的碗形火照，青釉器与青花瓷在堆积中多是混杂共存。同时，还有青釉器与青花瓷同时粘连叠烧的残件。主要器形有碟、杯、碗、盘、钵等，未见其他陈设器。在此仅将采选标本分青釉瓷、青花瓷简介于后：
1.青釉瓷
共拣选标本60余件，器形有碟、杯、碗、盘、钵等。釉色有青绿、青黄两大类，同时亦有少量的酱黑釉，但以青绿为主，一般多有细碎的片纹。里外满釉，外底无釉，器上不饰白色化妆土，但于器底施铁酱色护胎汁，上釉粗疏，外圈足附近多有漏釉，有的圈足亦有釉，稍不注意还以为是裹足釉。胎灰白略细致密，圈足挖底有的还能见到厚薄不均的刀痕。小件器物有饼足，稍大者多圈足。碗的内外腹皆为刻画花，内底以模印团花纹为饰，此外，有的碗的外底还印有不很规范的麦粒团花纹。从碗盘的烟熏情况看，其装烧工艺多为明火叠烧，最底用环形垫饼垫烧，碗与碗之间以长条形或圆形垫珠托烧，除最上的碗、盘无支烧疤痕外，一般多有3—7个支烧痕，这些均是不可忽视的主要特点。
（1）碟
平唇，口微敛，斜腹壁，饼足，底有明晰的割线旋纹。釉色青黄无光，内满釉，外下腹足底无釉，胎灰白。高2.2厘米，口径7.4厘米，足径3.8厘米。
（2）杯
①敞口，斜腹壁，饼足。釉色青绿泛灰且厚薄不均匀，内满釉，外下腹及圈足有漏釉，外底无釉，底见割线旋纹，胎灰白。高3.5厘米，口径5厘米，足径2.7厘米。
②敛口，圆腹壁，圈足底有鸡心凸起。釉色青黄，仅外底无釉，外圈足有漏釉，胎灰白。高4.5厘米、口径7.6厘米、足径3.5厘米。
（3）碗
①敞口，斜腹壁，圈足。釉色青绿明洁，仅外底无釉，胎灰白，做工较细。高5厘米、口径11.6厘米、足径5厘米。
②圆唇，敛口，圆腹，圈足，外圈足旋削内收，有鸡心凸起。釉色青绿光亮，有小片纹，外底无釉，外圈足有漏釉，底上酱黑色护胎汁。内底下凹呈一凹弦纹，内腹划三折枝花，内外口沿下作二凹弦纹，外腹通身刻画宽深的菊瓣纹，粘连有二粒垫珠。高6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4.7厘米。
③方唇，敞口，圈足。斜腹壁，釉色青绿莹泽，仅外圈足有漏釉，外底无釉。圈足大部分有釉，似裹足釉，胎灰白。内底有支烧疤痕五个，腹之内外刻画双线曲形莲瓣纹，线条起落旋转娴熟练达，刻画积釉呈深绿色，深淡相映，纹饰更显得美雅。内底下凹，模印同心圆凸弦纹二圈与两圈联珠纹组合的团花纹，凸于碗中央，外底印有不规则的麦粒团花纹，内底无支烧疤痕，如无不认真观看还以为是龙泉窑产品。高7厘米、口径14.8厘米、足径5.8厘米。
④尖圆唇，敛口，斜弧壁，圈足，挖足不平整，内底下凹，中印宝相花，内口沿下作二凹弦纹，内外腹壁饰双线曲瓣莲花纹，划线流畅，疏密有致。釉色青绿有片纹，圈足有漏釉，外底模印有不规则的麦粒团花纹，且饰有酱黑色护胎汁。高6.5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5.6厘米。
⑤尖圆唇，敛口，圆弧壁，圈足，挖足不平。釉色青绿有片纹，足有漏釉，外底无釉，胎灰白。内沿下作一凸弦纹，内底下凹，中印双层菊花纹，外沿下饰一凹弦纹，腹壁刻画宽线条纹。高6.6厘米、口径13.4厘米、足径4.6厘米。
（4）盘
①小盘。圆唇，敛口，浅圆弧壁，圈足。因火候不均，一半青黄明亮，一半泛黄白乳浊、无光，胎灰细腻。外底无釉，饰酱红色护胎汁。内底下凹，有五支烧疤痕，内口沿下以二凹弦纹作边栏，栏下划单线曲瓣莲花纹，底刻工整均匀的双重五瓣宝相花，花心印菊花团花纹，构成一朵绽开的宝相花，纹饰新颖饱满，是建水窑青瓷刻画模印结合的最佳纹饰。外腹亦划肥硕的桃尖莲瓣纹，线条清晰流畅、柔美、若不是火焰的毁伤，定是一件瓣莲花纹优美，造型端庄的上乘之作。高3.8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5.4厘米。
②中盘。薄唇，敞口，斜浅弧壁，圈足，酱褐釉，外底无釉，内壁刻画莲瓣纹，底印伞状石榴花叶纹。外腹无纹，内底有7个支烧疤痕，外底挖足粗疏，厚薄不匀。这类盘型还有内酱色釉、外壁青釉器。高4.2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8厘米。
③花口唇。宽折沿，敞口，浅弧壁，圈足，挖足不匀，有高低的刀痕。内底下凹，中印桃形花叶纹，腹壁刻莲花纹，沿上再划仰莲纹，刻画模印纹，布满盘体。釉青绿，积釉处呈深绿色，胎细白，内底有2支烧疤痕。此盘从纹饰到造型多与龙泉窑明代盘相似，若以残片视之，当以为是龙泉窑产品。高5厘米、口径32.3厘米、足径6.7厘米。
（5）钵
残不能复原，胎灰白，内壁篦划深刻的齿线纹，可磨制食料，外壁平整施青绿釉，下腹无釉。底径7厘米。
（6）碗形火照
碗上腹残缺，断而胎细灰白，中有一椭圆孔，内外釉色青绿明净，外底无釉。足径5.2厘米。此器初看以为是残器被摔破之孔，可仔细视之，却是人为的穿孔，当是器上釉后，坯体还未全干时人为有意挖的孔，才会呈下塌弯曲状，如是烧好后摔破之孔，绝对是平破直碎，不会产生下塌弯曲状。这个穿孔应是人为之作，是用以观测窑温的“火照”。在耀州窑金代窑具中，亦有以此类青瓷碗底作“火照”耀州窑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所、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编：《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此外，还有青釉划花纹器，不能复原的莲花、折枝花与其他纹饰器。
2.青花瓷
共采集标本236件，器形有碗、盘，能复原绘示意图的仅碗类。建水窑青花瓶与玉溪窑青花瓷均是在青釉下绘画钴蓝色纹饰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曾凡著：《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第61页。而景德镇、广东、福建等地青花瓷是在青白釉下或白釉下绘钴蓝彩纹饰，这是建水窑与玉溪窑青花瓷的特殊风采。从所采集的标本纹饰看，建水窑青花既有与景德镇青花纹相似之处，也更有其地方色彩。现仅将碗的形式与纹饰论述如次：
（1）小碗
①方唇，敞口，斜直壁，下腹足刮削一刀呈平肩，圈足。釉色青绿中泛蓝，仅外底无釉，胎灰白。内壁上下各绘一双圈纹，内底书一“毛”字。外口沿点饰疏密不等的点彩。其蓝彩略显黄绿色，内有支烧疤痕四个。高4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6厘米。
②尖圆唇，口微敛，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仅外底无釉，胎灰白。外壁绘龟背纹与仰莲瓣纹，内壁上下各绘一单圈作边栏，栏内绘对称二蕉叶纹与尖叶状纹，其间以不封口或封口的圆圈纹相配饰，底绘两朵盛开的折枝梅。这龟背纹与蕉叶纹在景德镇明代民窑、官窑青花中皆有冯小琦、陈润民编著：《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整个小碗的青花纹简雅，有似国画中的水墨画的艺术效果。高5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4.8厘米。
③尖圆唇，斜弧壁，圈足。仅外底无釉，釉色青绿泛蓝，胎灰白。内口沿绘双圈纹，底作蓝地现白色菊花纹。这种内底作蓝地现白菊花纹碗，在景德镇民窑青花碗也有所见穆青、汤伟建：《明代民窑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外口沿作菱形线饰圆点纹图案边饰，腹上绘稀疏的菊瓣纹。高5.5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5.5厘米。
（2）中碗
①尖圆唇，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釉面呈橘皮状，外底无釉，胎黄白，饰铁黑色护胎汁，内底五支烧疤痕。内口沿及底各一组双圈纹，中绘菊花纹，此菊花纹与上碗菊花有别是蓝彩花瓣，并非白色花瓣，外壁与上。
③小碗同。高6.2厘米、口径14厘米、足径6.2厘米。
②尖圆唇，口微敛，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胎灰白，外底无釉，内底有五支烧疤痕。内沿下绘菱形线圆点几何纹，底绘折枝花。外壁以三圆弧菱形开光纹布满外壁，开光内填绘折枝花，纹饰饱满，构图新颖。高6厘米、口径14厘米、足径6厘米。
③尖圆唇，敞口，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外底无釉，胎灰白。内口沿作长条形回纹，底绘单圈与折枝花，外壁下腹是变形仰莲瓣纹，上腹作串枝卷草纹。内有五支烧痕。高6.4厘米、口径14.5厘米、足径6厘米。
④尖圆唇，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绿泛蓝，外底无釉，胎灰白，饰有铁黑色护胎汁。内口沿作方形棱花几何纹，底为折枝花。外壁上腹绘龟背纹，下作变形仰莲纹，色彩晕散不清，但别有情趣。高6.7厘米、口径13.2厘米、足径6厘米。
笔者采集青花纹饰除以上所述外，还有较多的十字宝杵纹、把花纹、折枝菊花纹、折枝松叶纹、缠枝花纹与其他纹饰等。
关于青花瓷的制作与装烧工艺，是和青釉瓷相同的，皆上釉粗疏，下腹足常有漏釉，挖底不平，有的底亦作护胎酱色汁。但特值得说明的是，青花瓷虽是青釉下绘画钴蓝青花，可其釉料与青釉瓷有别，青釉瓷的釉多泛黄，并不泛蓝，而青花青釉是普遍的青白中泛蓝的青白釉，因原料与配方不一致，达不到其效果，即为青绿釉中泛蓝，成为建水窑青花瓷的独特风格，其装烧方法亦与青釉瓷相同，采集中所得到的青釉瓷与青花瓷重叠粘连件可以为证，而且还是同一窑炉同时烧造。
这次调查发现有筒形匣，尽管数量极少，可也说明已有使用匣钵装烧工艺了。
（二）收获与探讨
从已公布的建水窑调查报告与有关论著看，未见建水窑有火照（即火标）测温的实物报道，这次所得的碗底形火照，证实了建水窑与玉溪窑一样，都已使用较简便、较科学的“火照”测试窑炉火候检验烧制品了。通过采集的青花与青瓷叠烧的粘连件可以想见建水窑的青瓷与青花不仅装烧工艺相同，而且还有混合同窑同时烧造。在整理绘图中，建水窑瓷器有的于碗底加饰了酱红或酱黑色护胎汁，并在青瓷的碗底打印麦粒状的不规则的团菊纹，这也是一个新发现，这纹饰是代表作者的印记，还是代表窑场主的商标，是值得思考的。建水窑青花与景德镇青花纹饰相同较多，但其制作工艺远不如景德镇青花，景德镇青花是青白釉或白釉下绘制钴蓝彩，泛色鲜艳，或淡蓝、深蓝，光泽感极强，建水窑青花是在青绿釉下绘钴蓝彩，泛色蓝黑，或蓝灰，透光度较差。值得注意的是，建水窑青釉青花的釉，又有别于青瓷青釉的釉料，青瓷青釉多泛黄，而青花青釉是青里泛蓝，这应是建水窑青花的主要的突出特点。此外，建水窑的青瓷与青花，与我20多年前调查玉溪窑所采集的青瓷、青花标本，无论是制作与装烧工艺，还是釉色与纹饰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建水窑青瓷的杯、碟多实心饼足，素面无纹。碗心印有不同圈点的菊花纹，菱花口宽折沿浅腹盘中印石榴纹、折枝花等。青花中的折枝花纹、十字宝杵纹、菱形弧线开光纹，碗内沿饰长形几何回纹等，不仅与玉溪窑相同，还好似出于一人之手，若不标明产地，两窑产品放置一起，很难区分哪是玉溪窑，哪是建水窑。故笔者赞同葛季芳先生之高见，为便于研究，应把建水窑归入玉溪窑系，或归入云南青花体系。葛季芳：《云南建水窑的调查和分析》，载《考古》1987年第1期，第74页。
这次采集的建水窑青花碗的青花纹饰，主要有折枝花纹、菱形弧线开光纹、十字宝杵纹、蕉叶纹、龟背纹、菊花纹、折枝松叶纹、卷草纹及其他纹饰等，此外还有几何图案的菱形、回纹图案、变形莲瓣纹等。这些纹饰，主要是以景德镇青花为母体构图，有的学得逼真，有的略加删减，或加以创新，既有地方特色，亦有与景德镇青花一脉相承之处。如笔者2004年春，曾在三峡考古工地的奉节永安城遗址中，见到一些景德镇民窑青花早期残件，其中一件即内底绘折枝花，外底无釉，有跳刀痕，圈足内收，足墙呈三角状，釉色青白泛蓝，有细小开片，足露胎，边沿有火石红。这种造型的圈足与制作工艺当为永乐时之民窑青花。在建水窑的青花中有大量仿绘，但有所删减，景德镇青花纹饰是主干分三枝一花盛开，旁以十三叶纹环绕，建水窑则把主干去掉，以三枝一花的七叶对称组合，内沿配饰菱方形点饰圆点纹，或几何回纹，这些边饰和碗心花纹与景德镇永乐民窑青花极为相似。葛季芳：《云南建水窑的调查和分析》，载《考古》1987年第1期，第104页、第105页。同时，建水窑还将这类折枝花，加绘菱形弧线开光，开光内填绘折枝花纹组成二方连续饰于碗的外壁，或下腹再配变形仰莲瓣纹，使整个画面既饱满又别有意趣。可见建水窑画师们既善于借鉴，又敢于创造，令人惊叹敬佩。又如景德镇民窑于宣德、正统时常在罐的下腹绘饰蕉叶纹，建水窑画师们，还将蕉叶纹与折枝花组合绘于碗内壁，外壁绘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时景德镇青花流行的龟背纹穆青、汤伟建：《明代民窑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页；冯小琦、陈润民编著：《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或碗中心部位又仿成化、弘治的十字宝杵纹。穆青、汤伟建：《明代民窑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冯小琦、陈润民编著：《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以及明晚期嘉靖时景德镇民窑流行的团菊留白纹饰，建水窑画师又一丝不苟仿得逼真。穆青、汤伟建：《明代民窑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这些真实的画例与画面，让人浮想联翩……明代时建水窑的画师们是多么认真学习、敏于创造，他们钦羡景德镇的青花艺术，或景德镇画师们向他们传授制瓷技艺，又或在交流中相互受到启迪，共创中华瓷器文化的和谐情景……种种情景似展现于眼前。
建水窑青瓷的造型与纹饰多承传或效仿元明时浙江龙泉窑青瓷艺术。如建水窑青瓷碗的内外壁刻画双线莲瓣纹，在元代龙泉窑中有，碗内印双层团菊花纹，即参照龙泉窑碗内外双层菊花纹装饰。朱伯谦：《龙泉窑青瓷》，台湾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第214页。尤其建水窑菱花口盘与浅弧壁盘，与明代官窑菱花口盘、浅弧壁盘是多么相似。叶英挺、华雨农编：《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第327页。至于盘的纹饰，当然龙泉官窑是美之极致，但建水窑却能吸取精华，简化加工自成特色，别有野趣。创新折枝石榴伞形团花、折枝桃纹团花印于盘的中心，立体感强，亦让人心旷神怡，尤其在明代民窑青瓷艺苑中，百花凋谢之时还一枝独秀兴盛于世，真可谓难矣！美矣！其艺术成就与龙泉官窑相比，应当之无愧于“各领风骚”。
关于建水窑与玉溪窑的烧造时代问题，也就是云南青花烧造时代问题，有的认为起于元代早期，至明末清初还兴盛于世；有的认为起于元末明初；亦有认为建水窑还未发掘，玉溪窑发掘了材料又未公布，以上说法只是推测，还有待考古发掘证实。马文斗：《玉溪窑》，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第32页。持最后一种说法是很科学的看法，不过也不必太绝对化，我认为还是可以从墓葬出土物以及历次调查所得，结合有关云南青花的论著、历史背景，相互比较研究，仍有益于对它的起始与兴盛提出一些较科学的判断。
笔者通过检读有关玉溪窑、建水窑的调查报告与有关研究论著，结合元明云南史实，认为它的起始年代当为元代晚期，兴盛于明代早期，到明末清初一直在持续烧造，其理由如下：
1.纪年墓出土的云南青花瓷
（1）玉溪窑调查中，记有“元代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墓志的墓中，出土有青釉青花残盘二件，青花色黑，厚胎，造型不规正，与玉溪窑盘基本相同，支烧疤痕保留着”葛季芳、李永衡：《云南玉溪窑调查》，载《考古》1980年第3期，第286页。这条记载即证明至少云南于元末，已会烧制青花瓷器。根据目前调查可知云南烧制青花的窑场分布较广，主要有昆明、玉溪、建水、大理、禄丰、腾冲等，这些窑均属于云南青花体系葛季芳：《云南禄丰县元代罗川窑和白龙窑》，载《考古》1990年第8期，第763页。从各种论著中也可以看出：云南青花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内涵丰富的即是玉溪窑与建水窑，故这至正二十六年青花盘当为玉溪窑所产，而且在元末之前当有所烧造，因此推测玉溪窑、建水窑的始烧年代当为元晚期。
（2）在云南禄丰火葬墓中，“宣光九年（1379年）墓志的墓中，出有青花狮子缠枝牡丹纹罐。宣光为北元昭宗年号，宣光九年即相当于明洪武十二年。”陈泰敏、王国辉、朱琦奇：《中国古陶瓷标本·玉溪窑》，岭南出版社2003年版。葛季芳先生介绍：在云南禄丰的黑井石龙镇，出土了大批元代陶器和青釉青花瓷器，并有元代和北元圆形“至正”、“宣光”年号墓志伴出，其中有造型硕大的青花罐一百多件，为我国元明青花出土之罕见。造型庄重朴厚，青花黑色稳定，绘画技巧娴熟，纹饰层次繁缛，别具地方民族特色。葛季芳：《云南禄丰县元代罗川窑和白龙窑》，载《考古》1990年第8期，第762页。从以上所记，元末明早期出土的青花数量之多，质地之优，纹饰之美，足以证明云南青花或玉溪窑的兴盛时期相当于元末明早期。
2.云南青花产生的历史背景
（1）云南行省的建立促进了社会发展
在元以前，唐时南诏国、宋时的大理国时期，云南处于长期的农奴主与奴隶主割据、交通阻塞、文化滞后的阶段，与内地政权称臣纳贡，其关系是时战时亲，生产力低下。自忽必烈打垮大理段氏农奴主后，即于至元十二年（1276年），把云南纳入元政权管辖区，建立云南行省。从此，云南才正式形成行省区划名称，行省治所设在昆明。为巩固行省政权，改变了过去任意搜刮和民族屠杀的政策，并代之以发展生产、初定赋税、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为使政治获得稳定，建立“民屯”，对土地的开发、种植和生产的开发有很大好处，此外，元政权还在云南首建孔庙，创庙学传播汉文化。至元二十年（1284年），忽必烈为巩固行省政权，建立“军屯”，设专人管屯租，解决军粮的供给，对行省政权的巩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社会经济方面，禁止“没人口为奴”、“听民伐木贸易”、“开云南驿路”、“驰道路之禁，通民往来”，这些举措打击了农奴主和奴隶主的势力，加强了云南与各地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国内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族蚕桑法传入云南，使当地人“收入十倍于旧”。当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旅行到押赤城（昆明），所见之处是“城大而名贵，工商甚众”《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行省的建立》，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页。这些记载表明昆明地区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为云南陶瓷业青花瓷的萌生奠定了基础。
到元代中期，文宗图铁睦尔即位，改元天历（1328年），1330年，为扫平云南诸王与地方农奴主和奴隶主的叛乱与割据，他调动了四川、陕西、湖广、江浙、河南、江西等省的人力财力，率数十万大军进讨，1331年云南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封建割据战争与红巾军入滇》，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3页。这数十万大军，后来多从事屯种，必然给云南经济带来深远影响。兴许就是这批人，相继定居云南，在不断与内地交往融合中，于元晚期催生了云南青花的诞生。
（2）明代扩展移民屯田，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繁荣
入明后，朱元璋承传并发展了元代屯田制，《明史》记：屯田为食货志中一事，故民屯与军屯相杂，其言民屯乃移民垦荒，因为是食之一事，军屯则既不弃地利，又能使国无养兵之费，而兵有保卫地方之实。在朱元璋这种思想指导下，明政权于洪武十四年（1382年），在云南设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将云南纳入明朝中央管辖，当年为解决驻军粮食，即开始屯田于曲靖、昆明。到洪武十七年（1385年）已做到“军不乏食”，次年沐英建议：“云南土地广，而荒芜居多，宜制屯，令军开垦，以备储偫。”得到朱元璋的批准与奖励，从而把云南军屯推向高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军民屯田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1页。
云南在开设军屯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民屯和商屯，据《明史》记载，明代在云南的昭通、曲靖、昆明、玉溪、红河、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等地，都曾先后实行过军屯、商屯。商屯中除本地的地主兼商人外，更多的是客商。当时来云南屯田的汉族劳动人民估计有四五十万之多，这样一批先进的汉族劳动人民从事屯种生产，必然会大大加快云南的经济文化迅速地发展。据云南地方志与《天工开物》的记载，这时云南腹地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基本上达到了全国的水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军民屯田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页。在陶瓷手工业方面，据华宁县清咸丰立《重修慈云寺碑》载，“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者的江西景德镇人办厂于此，为生活之计，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遂萃处焉”；在建水窑群中有以籍贯命名的“湖广窑”葛季芳：《云南青釉印花青花》，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0期，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这些史实，充分说明明洪武时期陶瓷手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同时也证明云南青花受到景德镇的直接影响，云南青花或玉溪窑极盛于明早期。结合调查建水窑所得之标本，到明末清初仍盛烧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