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30章 包公墓的风风雨雨

　　陈桂棣 春桃

　　收录在陈桂棣、春桃新出版的《调查背后》武汉出版社出版）中的《风雨包公墓》，是这两位作家所著的《包公遗骨记》一书的几个章节的缩写。原书先后在中国、泰国和我国台湾三家出版社出版。此书记叙的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史上十分荒唐的一件事。现摘登如下——

　　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古称庐州府。自秦赢置县，已逾两千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了。合肥城东南十五里，兀兀然隆出一个缓缓的冈头。就在这冈头之上，长眠着闻名天下的“包青天”包公。其实，包公墓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名播天下。到了明代之后，在合肥近郊大兴集的包公墓地又多了两座坟茔，包公墓右前方那隆起的坟包，葬的是明朝的大学问家、理学名臣蔡悉；右后方突起的坟墓，埋的是大清王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长眠着三位历史名人，以至被后世称为“一里三公”，这在中国的国土上是绝无仅有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包公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躲过了大跃进年代的劫难。可是，七年之后，一场以批臭清官为发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如疾风暴雨般地席卷而至。一时间，包公成为众矢之的，在一片“清官比贪官更坏，更有欺骗性”的呓言中，包公祠被洗劫一空，包公塑像被粉身碎骨，包公后裔世代相传保存下来的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被付之一炬，包公墓自然在劫难逃，很快遭到了令人发指的践踏：先是坟头被扒开，地宫上的条石被撬坏，几场风雨后，墓室内便有了黑洞洞的的一窖清水，像个洗澡池；接下来就是盗墓者入室寻宝，他们在寒冷刺骨的水里趟来趟去，最后只摸到几块陶器碎片，几乎一无所获。

　　一九七三年春天，合肥二钢要建个石灰窑，要让在此长眠了九百七十四年的包公挪挪地方。他们与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原省博物馆，以下简称万岁馆“联系。省”万岁馆“的领导小组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赶紧向上级写出了报告。省革命委员会认真作了批文，要求保护好其中的文物，还拨出三万元专款，并具体指示：由省”万岁馆、市文化局、合肥钢厂、大兴公社以及包公后裔联合成立一个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

　　于是这项足以牵动世人魂魄的发掘工作，从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正式开始。

　　省市各有关部门抽调出的人员集中到一起，共三十多位，由省“万岁馆”的文博干部吴兴汉担任这项清理挖掘工作的主持人。在安徽的文博队伍里，吴兴汉算是一个老兵，现在要他来主持包公墓的迁移，他却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除去他和“万岁馆”派来的探墓技工陈廷献以及搞古人类研究的方笃生，其余的基本是门外汉。

　　吴兴汉心里最担忧的，还是眼下的这种时局，所有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均被尘封；参加到发掘组里来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告诉他，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及相关的文字也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毁之一炬，就是说，这种发掘本来必不可少的前期资料的准备工作，无法做到有的放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陈廷献用洛阳铲先从墓群的外围打起，地毯式地在墓区卷过。就这样，包公墓群一带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出了上百个“探眼”。

　　地下打上来的土，经过陈廷献认真辨认，结论出来了：上方有一座主墓，地面上的坟堆最大，高约五米；地下的墓室也最大，长宽均在三四米之间，墓室由坚硬的石料构筑，初步可以肯定是包公墓。在主墓的后面，即在“先茔之次”的位置上，有十几个坟茔大体匀称地布之于中轴线的两侧。估计这是包公子孙之墓。

　　吴兴汉决定先从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一座小墓开始动手。这无疑是一种“投石问路”。小墓埋葬得并不深，墓上封土仅高约三米，成半球形。从“封土”到“填土”都没有发现夯层，也没发现夯窝，足见入葬时的匆忙和草率。再加上这是座土坑墓，挖起来自然很方便，大兴公社派出的民兵，没费多大气力，就清除了封土，露出墓坑来。这一切无不表明，它不过是一座极其一般的坟茔。可是，等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时，大家都吃了一惊：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

　　尽管是土坑葬，尽管年代已经久远，两边的楠木却还完好，呈纯粹的咖啡色。待把棺木周围完全清理干净之后，吴兴汉又是一怔：他发现楠木棺材的底板两边排列有序地悬挂着六个供当时执绋抬运用的大铁环。墓主何许人也？竟然受到如此规格的礼遇！这在他多年的考古生涯中从未遇到过。

　　由于棺盖腐烂，棺内已填满了淤土，仔仔细细清理之后，除了在棺材里发现一些残缺不全的人骨，再没发现其他的器物。

　　可是，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意外的事情出现了！

　　小小的墓室之中，最后居然清理出了两块重叠竖立着的、长宽都在一米以上的墓志石。先发现的一块墓志盖上，阴刻着十二个厚重的隶字：“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这是宋朝的墓穴无疑。但“永康郡夫人董氏”是谁？没人知道。再看另一个墓志盖，上面竟清清楚楚地阴刻着十六个同样苍劲的隶字：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

　　这就是包公墓？

　　两块墓志石吊到地面时，人们全傻了眼：一个墓室，一口棺材，放有两个人的墓志铭，这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尚无先例。但是，这肯定无疑是包公墓，而且，它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被葬在这个位置？

　　吴兴汉感到一头雾水：他所以避开主墓，找个偏离墓群、位置卑下的小墓动手，就是想来个“投石问路”，摸索出一点经验，谁知歪打正着，倒是把包公墓给挖出来了。

　　发掘包公墓的新闻是被严密封锁的，但这消息还是快捷得有如一阵疾风，一个早上，便刮遍了全城大街小巷，结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是包公的家乡，有关包公的任何故事，都会格外引人注意。在流传着的包公的故事中，有关包公墓的就有三则：

　　一是说包公生前有一个儿子，这唯一的儿子性子还特别的犟，总爱跟包公“顶牛”，包公临终时，心想要是叫儿子做口木头棺材吧，他准会做口石头的，于是他故意叮嘱做口石头棺材。谁知儿子听了，暗忖：自己跟老人家顶了一辈子牛，最后一个要求，还能不听吗？最后真的就做了口石头棺材。包公睡在石头棺材中，尸体化不掉，灵魂出不来，就永远不能超生，所以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包公这样的清官了。

　　二是说包公墓里有三道门，第一道门设有暗箭，第二道门灌满了水银，第三道门放着专斩皇亲国戚的龙头铡、专斩贪官污吏的虎头铡和专斩地痞恶霸的狗头铡。

　　三是说大兴集的包公墓是假的，真正的包公墓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包公生前执法如山，得罪了许多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这些人对包公恨之入骨，就是将包公焚尸碎骨也难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包公的家人对这一点也是心知肚明的，包公去世后，家人曾做了七口同样的棺材，由合肥七座城门同时出棺，让人真假难辨，谁也不知道包公最后被葬在哪里。

　　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为包公墓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挖出包公墓志的那一天，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显然还是有关包公墓的那三个传说起了作用。

　　这分明是包公墓。非但是包公墓，还是包公夫妇的合葬墓。当这一点确信无疑之时，奇怪的事情再度发生：当从事古人类学研究的方笃生把他在这座合葬墓收集到的人骨进行认真研究之后，却发现全部的人骨仅是一个人的骨骸。就是说，包公夫妇的合葬墓里，实际上只有一个人的遗骸！一个墓穴里放着两个人的墓志铭，这在中国考古发掘的历史上极为罕见；而合葬墓的墓室中居然又只放着一个人的遗骸，这就更是旷古绝今的事。

　　包公墓志出土以后，自愿请缨加入这支挖掘队伍的程如峰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必须设法马上阅读到有关包公的史书和家谱，否则无法破译隐藏在包公墓中的那许多秘密。

　　他想到了世代看守包公祠堂的“恩生”。包义旭老人曾告诉他，当年包公突然离世，宋仁宗赵祯很是悲痛。仁宗皇帝为追念包公的功勋，不仅照顾他的儿孙在朝为官，还特别敕赐一位“奉祀生”。“奉祀生”，通常就叫“恩生”，在包氏家族中，历来是被看作族长的，负责管理包公祠堂、包公墓园以及有关包公的文物和文史资料，包括代表包氏后裔接待来访客人。因为“恩生”是世袭的，一般只能由长房长子接任。过去“恩生”就住在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旁边，包家人不叫香花墩，叫它“包墩”。“包墩”可以说是包家的一块“圣地”，天下包氏后裔没有不知道“包墩”的。包家的最后一代“恩生”，是包公的三十五代孙包先海。包公的画像、《包氏宗谱》都保存在包先海的手里。包先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包训芝。包先海原打算在肥东县大包村的亲房中间抱一个侄儿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谁知解放以后包公祠由人民政府接管，“恩生”的事便从此作罢，包先海抱的儿子也就一直没有到城里来。一九五四年农历八月初八，包先海去世，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就都传到了包训芝手里。这天，包义旭将程如峰带到了包训芝家。提起画像和家谱，包训芝话没出口，眼睛就红了。她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包公祠里用檀香木雕的包公像就被合肥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用刀劈得粉身碎骨，两旁原有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雕像，全被打翻在地，连石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毁。合肥教院的红卫兵知道她就是世代守候包公祠的“恩生”之后，大字报一直贴进了她的家。她怕极了，就主动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交给了街道上的居委会。

　　程如峰问包训芝：“肥东县的包村，是包公的出生地，那儿还会藏有家谱吗？”

　　包训芝摇着头，说：“不会有了，不可能有了，收藏的谱早全进造纸厂了。”

　　想了一会，包训芝又说：“六安县东南九十里的双河公社，有个叫包训才的炊事员。他在合肥做临时工时，举目无亲，就把‘恩生’当至亲，常往我们家跑，我曾问过他，双河包家还有没有家谱，他说有。但说这话已经不少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来往过，那家谱也不知在不在了。”

　　包义旭接过话，说道：“这人我也见过，可以写封信过去问一问。”

　　果然，没有几天，包义旭就悄悄告诉程如峰，六安方面来信了，双河包家的谱还在。

　　这消息让程如峰喜出望外，他没想到消息来得这么快，这么令人兴奋。

　　程、包二人乘长途客车到六安。

　　原来，这谱是放在专用的漆木盒里，那漆木盒很有些年头了，谁也说不清它经历了多少代，又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原本黑漆漆的木盒子已变得白亮亮地照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双河时，谱的主人唯恐这谱儿毁在自己手里，急得几天不敢出门。这天半夜他睡不着，索性爬起来，跪在地上向谱儿磕了三个响头，说声：“老祖宗，对不起你老人家，就暂时委屈委屈吧。”然后，砸碎了祖祖辈辈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漆木盒子，将谱塞进一个装化肥的塑料袋子里，藏入床底下。因为他平日就守口如瓶，除包家少数人知道谱儿藏在他家，村里人大都不知情；再加上他家往上数三辈儿都是贫农，“扫四旧”的进门转了一下，见他家徒四壁，料定不会有啥值钱的东西，没再翻箱倒柜，谱就这样保护下来了。

　　这是线装竖排用繁体汉字印制出来的家谱。由于年代久远，纸早已发黄变软，也正因为它的“古色”，这谱才越发显得金贵。

　　程如峰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迅速地翻看着。他把十几本谱书快速地查找了一遍，不觉皱起了眉头。他发现这其中居然没有他最想看的内容。

　　“不全嘛，”他问主人，“好像还应该有几本吧？”村妇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她男人非常爱惜这谱，每逢梅雨季节，他都会把谱找出来，悄悄地在自家院子干燥的地方一本不落地吹一吹风。有一年冬天，他随队外出兴修水利，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这期间，孩子们不知怎么把谱从床底下翻出来，用谱纸卷了香烟，撕掉了好几本。程如峰一听，心疼得差点嘁出声。他还注意到，有许多本谱书的正中间，都有碗口大一块褐黄色的霉斑，就又指着问村妇：“这是怎么回事？”村妇笑着说：“那是我拿它盖腌菜罐口搞的。”

　　程如峰叹了一口气，再没说什么，但他的内心却很难平静：愚昧啊愚昧！愚昧不除，这种珍贵的包氏家谱可以躲过“扫四旧”一关，却依然难逃脱其他形式的灾难。

　　显然，这又是白跑了一趟。

　　回到合肥，程如峰把六安双河的情况一说，包训芝却仍有信心地说：“不要紧。谱印得多，不是一部两部；姓包的也多，东方不亮西方亮。”

　　她告诉程如峰：“舒城县的包家洼，岳西县的包家河，都有不少姓包的，大家都有谱，都可以去看看，不见得就会被搞光。”

　　后来果然在包家洼找到一部被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十四本的《包氏宗谱》。

　　程如峰看到这部《包氏宗谱》时，兴奋得心里直发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完整的谱书。

　　在这部《包氏宗谱》上，程如峰发现了有关包公墓的一些非常宝贵的资料。

　　谱里有一篇《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的文章，记述了南宋庆元五年，包公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淮西路官员见包公墓被严重破坏，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遂拨公款进行了一次重修。这篇《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使得程如峰的思维顿时变得活跃。他想：既然包公墓早在南宋庆元五年之前，就曾经遭到过严重的破坏，破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那么，今天清理出的包公墓志石会碎成五块，且中有凿孔；包公夫人董氏墓志石也裂成七块，就都不奇怪了。他又想：既然包公墓遭到如此破坏，那么，是否在南宋庆元五年重修之时，就已经把真正的包公墓给搞错了，否则，今天怎么可能在位置卑下、埋葬草率的一座小墓中清理出了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铭呢？总之读到这篇文章后，有一点程如峰已经坚信，这就是，被编为“一号墓”的那座小墓显然不会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而只应该是遭到了一场变故之后的迁葬墓。他甚至认定，被包氏后裔世世代代年年岁岁祭扫的主墓，极有可能就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

　　他的思绪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漂流。

　　程如峰注意到了，包公墓遭到严重破坏的，有过两次，两次都与金兵、元兵有关。因为他们对大宋天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也绝不会放过跻身“二府”执国命的宋朝命官包拯的。其墓志被砸、墓地上的一对望柱被毁，便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当程如峰兜了一圈，重新回到大兴集的黄泥坎之后，吴兴汉正在设法清理包公墓志铭，他就协助吴兴汉把气力完全花在对包公墓志铭的研究上。

　　程如峰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一段话一段话地分析，常常为搞清一个字花上一两个小时，为弄懂一句话，更是绞尽了脑汁，想方设法去查阅史书。经过反复辨认、分析、判断、研究、核对，三千六百多字的包公墓志铭，终于被整理出来。由于包公离世之后才有了印刷术，所以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便越发显得珍贵。

　　包公的墓志铭写得十分具体，不仅有对包公一生整体的评价，还有大量生动的故事，甚至把许多故事的细节都做了绘声绘色的交代：天长巧断牛舌案、端州掘井为民解渴、庐州板打恶霸阿舅、开封府正门放告、六弹国舅张尧佐……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长长的墓志铭上，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地披露了包公生前一个最大的隐私：包公有过三个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张氏”，续妻“董氏”，还有“媵孙氏”！

　　“媵”，就是“陪送出嫁之人”，当然也可以泛指“身边的女佣”。墓志铭说得明明白白，包家“香火”借以延续的“独根独苗”包綖，原来是包公与一位“陪送出嫁之人”或曰“身边的女佣”生下的孩子！

　　墓志就此写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过四个孩子，长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过早地夭折了；两个女儿，一个远嫁“陕州硖石县主簿王向”，一个许配给了“国子监主簿文效”，除此而外，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次子包铤。

　　这么说，包公不仅有两个妻子，唯一之子，还是包公年近花甲时与媵媾合而生。这事，发生在铁面无私“自是阎罗气象”的包公身上，似乎让人难以接受——它显然有损“凛凛然如不可夺之节”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也会导致包氏后裔对自身血统产生怀疑，甚而认为有辱门风，其实，在那个年代将陪嫁人纳为妾室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七号墓”是位于整个墓区中轴线东南侧下方左起的第一座。这是一座用石条砌成的分为南北二室的夫妻合葬墓。清理时，发现男方墓室的盖板已经不全，从塌陷到墓底的四块残断盖板的面积推算，还应该有八块盖板不翼而飞。再从北墙大部崩塌，条石破碎，位置十分凌乱的这些现象分析，此墓也曾被人盗掘过。但是，搜索还是出现了奇迹！

　　看上去好像“一贫如洗”的女方墓室，却发现了一盒墓志。这盒方形墓志居然与包拯墓志同等大小，墓盖上的篆字也和包拯的一样，都是当时著名书画家文勋的手笔。撰写墓志的是翰林大学士钱勰，墓志上的文字竟是当朝宰相文彦博之子文及甫手书。

　　男方墓室之大，表明着他的高贵身份，却空有一方石椁；女椁虽较男椁要小，但一盒非凡的墓志让人刮目相看，显示着她生前的显赫。这种强烈的反差，又把大家搞糊涂了。

　　他是谁？她又是谁？男椁没留下一丁点儿文字，女椁的墓志盖上却标明了墓主的身份：宋节妇永嘉郡君崔氏。

　　从墓志上得知，原来这是包公长子包繶和崔氏夫人的合葬墓。墓志铭记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美丽故事。

　　崔氏家住荆州（今湖北江陵），母亲姓吕，外公是当过三朝宰相的吕蒙正。因此，崔家与包家算得上门当户对。她十九岁与包公长子包德结为伉俪。包德因包公官居高位，受到特殊的“荫补”，获得“太常寺太祝”的官衔，但还未上任便于婚后的第二年病故，崔氏悲恸欲绝。谁知祸不单行，好不容易已经哺养到五岁的孩子包文辅又夭折。

　　包公和董氏失去唯一的儿子，心如刀绞，但他们毕竟是开明的，不希望崔氏在家守节，念及她太年轻，劝她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崔氏却执意不去，认为公婆失去宠儿已够悲伤，她再离开岂不叫老人更添一层痛苦，便说：“公公是天下知名之人，我能够代替丈夫奉养公婆，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崔氏是个有心人。她发现包公已年届花甲，常为膝下无子暗自嗟叹，同时又察觉到包公身边的侍女孙氏被包公打发回了娘家，而孙氏已怀有身孕。饱受丧子之苦的崔氏，于是背着公婆，暗下里不断派人去向孙氏问寒问暖，送去钱财、衣物和食品。天遂人愿，后来孙氏生下的竟是一个男孩，崔氏就偷偷把男孩抱养在自己的房里。一年之后，正逢包公六十大寿，崔氏则把孩子献于包公面前，说：“这就是公公的小儿子啊！”包公大吃一惊，待问清了情况，从无笑脸的包公不禁开怀大笑，董氏也乐得合不拢嘴。包公为孩子取名包綖。

　　包公去世之后，崔氏陪着婆婆，抱着五岁的包綖，护送包公的灵柩从开封来到合肥，刚把包公安葬完毕，崔氏母亲吕氏也从荆州赶到合肥，母女多年未见，自然格外亲热，但小住数日之后，吕母便向崔氏道出这次来的意图。原来她已为女儿找了个有才有貌的郎君，要崔氏跟她一道回去。可是崔氏决心已定，她说：“我已守节十年，如果我想改嫁，就不会等到今天了。”吕母又好言开导她：“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如今你丈夫去世多年，儿子又死了，还有什么可守的呢？”崔氏说：“从前我没有离开包家，主要是为了公婆，现在公公虽去，婆婆年事已高，还有一个小弟弟，如同我自己的儿子，包家的门户全靠我来撑持，我怎能在他们最困难时丢开他们不管呢？”吕氏生气了，冲着女儿道：“我也老了，为了你，我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你不跟我回去，我就待在这里不走了。”崔氏仍耐心地回答：“我陪伴母亲回去，顺便看看舅舅、舅母，这我心中乐意；但母亲千万别勉强我去做不愿意做的事。”

　　几天之后，崔氏打点行装，只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金银首饰一件不拿，连箱柜的钥匙也一起交给婆婆保管，并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临走时，包府举家相送，庐州城的街道上也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包綖从屋里冲出来，紧紧抱着崔氏的腿不放。董氏抱起了包綖，泪流满面地对崔氏母女二人说：“孩子，你就放心走吧，亲家母多保重。”

　　大家都觉得，崔氏跟母亲这一去，将很难再见面了，崔氏却平静地说：“我会回来的。”

　　一路上，崔氏好生伺候母亲，平平安安回到荆州。舅舅、舅母自然热情接待，并为她孝顺婆婆、抚爱幼弟、舍己为人、矢志不移的古道热肠所感动。

　　过了一阵子之后，吕氏终于理解了女儿的心愿。这一天，崔氏拜别母亲，又踏上回合肥的路。当崔氏重新出现在合肥街头的时候，人们又惊又喜，这事一传十，十传百，霎时轰动了一座庐州城。

　　庐州知州张田知道后，深受感动，他亲自写了一篇《节妇传》报告朝廷。朝廷也大为惊异，传旨特封崔氏为寿安县君。

　　此后，包綖渐渐长大，崔氏请来启蒙老师，教包綖读书识字，并把包綖的乳名改成学名包绶。

　　包绶九岁时，董氏一病不起，崔氏亲自为董氏调理汤药，整天不离床头。董氏去世后，崔氏又一手张罗后事，修建墓室，刻写墓志，把董氏妥善地安葬在包公墓地。从此，包家的门户便全由崔氏一手掌管。崔氏将包绶抚育成人后，又做主给他娶了庐州知州张田的女儿张氏为妻。当朝宰相文彦博念及“包拯之后，惟绶一身”，就给朝廷呈上《举包绶》的奏折。这时宋仁宗赵祯早已驾崩，继位的宋哲宗赵煦也深知包拯举世推崇，即敕包绶做了濠州（今安徽风阳）团练判官。张氏不幸早逝，崔氏再次主婚，让包绶与文彦博的小女儿文氏结为秦晋之好。

　　崔氏待这一切都办妥当，就派人到开封一带去寻找包绶生身母亲孙氏的下落。最后把孙氏接到合肥，让包绶母子骨肉团聚。

　　崔氏在包氏家族和社会上都享有极高声誉，“长嫂当母”这句民谚便由此得来。

　　崔氏于绍圣元年，即一〇九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生前，包绶像对母亲一样的孝顺她，当她去世的时候，包绶正在开封最高学府里担任国子监丞，闻讯之后，连夜赶回合肥奔丧，披麻戴孝，用对生身母亲一样的礼节为崔氏办了丧事。

　　比享有皇帝表彰更荣光的，是《宋史》为崔氏立了传。公公和儿媳，同时被写进了国史的，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这样说，是包公的精神感染了崔氏，而崔氏的风范又为包公增添了异彩，于是同垂青史。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崔氏，便不会有子孙繁衍分布于天下的包氏后裔。

　　此后，挖掘“六号墓”的工作正式开始。

　　果然不出所料，在清除了墓室的泥土之后，一座精心建造的地宫便豁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地宫石门洞开，室内空无一物。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墓门外一米处的封土中，却意外地发现墓志盖上的一个拐角。把它和从一号墓出土的董氏墓志盖相比照，不大不小，严丝合缝，正好补上。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金兵南下，主墓遭到破坏之后，包公的棺骨被偷偷迁到了一号墓。因为迁移时的匆忙，也可能因为董氏棺木已朽，没来得及或没办法随同迁走，才造成后来的一号墓成了“一棺两铭”。

　　不管怎么说，包公墓之谜似乎已经全部解开了。剩下的，就是请有关专家把从包公墓棺中收集到的那堆白骨作科学鉴定，最终搞清这骨殖是包公的，还是包公与董氏二人的。

　　对骨殖进行鉴定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方笃生的身上。本来这事在方笃生看来并不难，他曾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过半年，里面的专家学者大都熟悉，可是，眼下正闹着“文化大革命”，那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是否还存在？

　　方笃生凭着多年的经验，在骨殖中挑选出了一部分最典型的残骸，细心地装入邮递专用的木盒子里。他很想把信直接写给著名的古人类专家吴汝康，等到把“吴汝康”三个字写出来，又改变了主意，他怕这事会给吴教授惹出不必要的是非。社会上在批判清官，他请人家来鉴定包公的遗骨，说不定会惹出乱子来。

　　这么一想，方笃生就干脆公事公办，为不致发生意外，索性把清理包公墓的事也按下不提。

　　只隔了一个多月，对方就寄来了正式鉴定书。邮去的骨殖也“完璧归赵”，尽数邮了回来。从鉴定出的性别与年龄来看，终于被证实：这正是包公的遗骨！

　　从包公墓开始清理的那天起，围观的人就没有断过。在这些人山人海的围观者中，有一位极不起眼的老人，每天会出现在清理的现场，不言不语地观看着。这一天，在主墓发掘结束，清理工作也已经收尾，发掘清理的队伍准备从黄泥坎撤走的时候，老人突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这墓是假的。”

　　他的口气是十分肯定的：“包公是单独安葬的，他的墓还在上头呢。”

　　程如峰这时正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这怎么可能？”程如峰想，黄泥坎地面上的所有坟头，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老人说的“上头”，那里不是水田就是公路，并无隆出的土丘。

　　老人说完那句话后，并不哕嗦，转身就要离去。老人的这种态度，引起了程如峰的注意。他喊住老人；“请问贵姓？”老人倒是爽快：“我叫夏广宏。”他往不远的村子一指，“就住在附近。”

　　“你怎么可以肯定这座主墓不是包公墓？”这是程如峰最感奇怪的。

　　“信不信由你们。”老人说罢，便径自离开。

　　程如峰把这一新情况向吴兴汉作了反映。第二天，程如峰和吴兴汉一道在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夏大郢东村找到了夏广宏。这真是天上落下一根线，正好掉进了针眼里。原来，夏广宏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耕种包公墓田，看护包公墓的。他回忆道：“我自小就知道，真的包公墓不是坎上那座最大的坟头，而是埋在了一块油菜田的田埂底下。虽然那儿以后再没种过油菜，我却牢牢地记住了。”

　　程如峰问：“现在那块田还在吗？”夏广宏果断地说：“就在公路下面。”

　　吴兴汉疑惑地起身向窗外望去，程如峰也不禁打起了眉结。连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对此都一无所知，难道一位耕种包公墓田的老人，反而会知情？

　　夏广宏看出二人的疑惑，便把他们领到公路的一处，肯定地说：“就在这下面。”为了表示出他的自信，他又不容置疑地说道：是这儿，不会错。

　　于是发掘小组先请陈廷献在夏广宏圈定的范围纵横交叉地打出“十”字形的两排探孔，为保险起见，陈廷献又上下左右各补了几眼探孔。其结果证实了老人的话，公路的下面确有石造的地宫一个，其规模远比坎上的“主墓”要大，但被破坏的程度也极为严重。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这座被编为“八号墓”的坟茔正式开工清理。

　　挖进公路至四点一六米深处时，地宫遗迹便初露端倪。这确实是墓群中最大的一座，盗墓者是用大揭顶的方式明火执仗地破坏的，整个墓底居然没发现一块铺地的砖石，由此看出，这绝非一般以经济为目的的盗墓者所为，只能是金兵。这是一种发泄，而且，显得穷凶极恶！

　　直到墓已经清理出来了，仍然没发现棺木及人骨的迹象，却在墓室的西北角，下距墓底三十厘米的被扰乱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件“雕成人模样的木头。”看来，八号墓墓室中原先应该有十二个同样的木雕男佣，只是被盗墓者盗走了其中的十一件，而这一件侥幸地遗留在了填土之中。这样，墓主的身份就被进一步证实：只有官至二品的包拯才能享有“十二时神”陪葬的殊荣。

　　这种结论，不久又得到另外的证实。在墓室南端正中处，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用方形的砖所砌的台子。毫无疑问，这原是置放墓志铭的砖台。原来一号墓出土的包公墓志就是从这儿迁移过去的。这座墓遭到破坏的程度，与包公墓志石被破坏的程度完全相符，又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再从整个包公家族墓群各坑位分布情况看，它座落在黄泥坎的最高处，有着高屋建瓴之势，其规模之大、构造之精，无不显示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

　　显然这才是真正的包公墓！

　　原来被认定为“主墓”的“六号墓”，其实并非包公夫妇的原葬墓，而仅仅是董氏一人的独葬墓。

　　包拯原葬墓的发现，确实是一个历史奇迹。这座坡，既无文字资料可考，更无地面痕迹可寻，近千年来，守墓人却代代口传，为避免再次遭到洗劫，这条信息居然对包氏后裔也进行了“封锁”，实在令人惊异。

　　后来，合钢二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奎，他们代表企业就如何处理装在十一口小棺材盒中的遗骨一事找到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包义旭早已和族人商量过，考虑到包公父亲包令仪的墓原来葬在合肥市东门外的螺蛳岗，因为一九五三年那儿要建安徽纺织厂，他们就把令仪公墓迁到了肥东县文集大包村的龙山，于是就说：“也迁到龙山去。”张国麟和王占奎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叶落归根嘛，这样包公也就合家团聚，五代同堂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亦会感到安慰了。

　　按照规定，当时每穴的迁坟费是五块钱，就发了五十五元人民币给包义旭。这天，他们调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上十一口小棺材，由包义旭带着十多位包氏后裔，护送老祖宗的遗骨向大包村进发。

　　车到文集，他们拿着介绍信去找公社革委会联系，却遭到了坚决拒绝。公社书记一句话：“宋朝的保皇派，谁敢在文集埋，就打谁现行反革命！”话说得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他还说：“马上把那些棺材匣子送走，不然，就当场销毁！”包先长极力申辩：“他们是组织上安排来的，不是来搞宗族迷信活动。”

　　为了保住老祖宗遗骨不被销毁，第二天，包先长只得委屈求全，让人把十一个木棺材匣子送回合肥，暂放包遵元处。

　　包遵元在自己平房外的山墙边上搭出间披厦，然后，把装有老祖宗骨头的十一个棺材匣子统统搬进去。他说：“让老祖宗和我们一起住！”就这样，曾经让那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闻风丧胆的包老爷的遗骨，竟然在合肥前进新村一间简易的披厦里度过了几个月辛酸的时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冬至的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大包村一个外号叫“聋子”的农民包先正到合肥来运饲料。每次大包村来人，如果当天走不了，一般就在包遵元家歇脚。包先正知道从大包村运回来的老祖宗的骨骸还放在这里，心里顿时如刀割般的难受。他答应偷偷送回去安葬。

　　在回家路上，包先正故意慢吞吞磨到天黑才通过县城。随后，在店埠一个杂货店买了十一口陶器坛子。

　　回家后，包先正就悄悄回家摸出了铁铲，然后自己拉着小板车，在那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晚上，像幽灵一样地消失在村东通向龙山的小路上……

　　一转眼七八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

　　程如峰这时虽然已经离休，但他仍觉得包公这件事还有没了的心愿。这天他斗胆给合肥市领导写了《关于包河公园建设规划的意见》，建议按照北宋当年的格局和规模重修一座“包公墓园”。

　　他下决心把包公墓的一切文字资料尽可能地查阅到，同时搞清包公遗骨的下落。

　　包公的遗骨原是分为两处，一是曾由省博物馆的方笃生寄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去鉴定的那一部分，当初是把一号墓的一些碎骨，特别是把头骨碎片单独存放的，原是三十四块，后来有一块折断，变成了三十五块，据说专家鉴定后，已全部从北京邮回，还在不在呢？二是被送往肥东县文集大包村的那一口木棺匣子，记得包义旭、包遵元都曾悄悄告诉过他：“包公遗骨还是偷偷送回大包村安葬的。”如今遗骨究竟葬在哪儿？是怎样安葬的？必须搞清楚。

　　他决定先找吴兴汉。吴兴汉帮助他从放满了杂乱无章的盆盆罐罐的文物橱架前，找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这时程如峰才发现，不仅包公的遗骨在，从北京邮回遗骨包装用的木盒子也还在。程如峰把盛有包公遗骨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干脆也装入盒中。

　　接着，程如峰急于要搞清楚的，就是偷偷送回大包村安葬遗骨的情况。

　　到了大包村，经过不少曲折，找到了包先正。

　　包先正认真看了看程如峰，然后就一声不吭地沿着田垄向凤凰山的方向走去。他们穿过一个小山丘，又穿过一段平地，便看到山坡上荒冢累累。包先正走到一座枯草蓬松的小土堆前，不紧不慢地说：“这就是。”“你没认错吧？”包先长半信半疑地看着并不起眼的小土堆，“这一片，乱糟糟的，看上去全都差不多。”包先正扶着一棵已有人高的小树道：“这是我去年栽的，留有记号。”

　　可是，程如峰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包先正。他没有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其实是要给包公再造一座新地宫，以致几年以后，他将为当时没有对包先正讲明这层意思而后悔不已。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那一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肥东县文集乡大包村村南的龙山上，一大清早便鞭炮声不断，人声鼎沸。人们怀着崇敬和好奇的心情，从四乡八村纷纷涌来，参加由合肥市委、市政府在这里举行的“包孝肃遗骨迁安仪式”。

　　祭奠完毕，人们用一块巨大的白布将整个包公墓罩住，据说这是为了防止遗骨见天。当几位彪形大汉开始挥动铁锹掘墓时，龙山上下突然变得万籁俱寂。一会儿，墓穴里的陶罐全挖出来了，数一数，十一只，这个数字和当年的木棺匣子的数字正好是吻合的。于是大家猜想，这个“聋子”包先正还是很有主意的，他把木匣换成陶罐，肯定是希望将遗骨存放的年月更久远一点。再看看十一只陶罐在墓穴里的排列方式，也挺耐人寻味：最里头只是一只，接下来是四只，再下来是六只。不用说，最里头的那只，装的是包公的遗骨。

　　人们怀着肃穆而又崇敬的心情将十一只陶罐依次搬上汽车。等到全部陶罐拉到包公墓园工地时，已到了正午时分。

　　程如峰和张林二人因为在负责筹建包公墓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都挂有副主任的头衔，大家散后，他们还不能马上就离开，必须把十一只陶罐一一搬放到作为临时办公室的简易平房里去。

　　当他们把所有陶罐搬进屋，又在地上放稳之后，张林就好奇地向标有记号的那只陶罐走过去，他想来个先睹为快。

　　他把那只陶罐轻轻倾斜，迎着窗口射进的阳光，歪着脑袋儿，要瞅个究竟。谁知，不瞧便罢，一瞅，竟骇得脸都变了颜色，他惶恐地看着程如峰。

　　张林的声音变得发抖：“这里面……”

　　“里面怎么啦？”程如峰想，莫非里面躲进去了蛇，或者有其他怪异的东西？

　　张林急促地喘着气，好像生怕被其他人听到似地压低声音说：“里面啥也没有！”

　　程如峰赶忙奔过去，也迎着外边的亮光把陶罐倾斜着，歪着脑袋朝里瞅，瞅罢，直觉得脑袋里一片空白。

　　“这是怎么回事？”他张着嘴巴，一下惊呆了，慌忙去看其余的陶罐：十一只陶罐全是空的，里面啥也没有！

　　这事来得太唐突，太蹊跷，谁也没有心理准备，自然感到有点让人吃不消。回想上午那隆重又庄严的“迁安仪式”，便觉得这件事变得十分滑稽又十分可笑。

　　这么说，包公和他的儿孙的遗骨都还留在家乡的龙山上。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就只能保密。”程如峰严肃地对张林说，“不要再对任何人说。陶罐一定要保存好。”

　　程如峰和张林分手后，心情沉重地回了家。他在反复思忖：包先正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决定再到肥东大包村走一遭。

　　程如峰又找到包先正家。接待他的是包先正的儿子包训祥，一了解，才知道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包先正，却出息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儿子，人挺斯文，是大包村小学校的校长。程如峰仔细打量包先正的家，这个家庭也是家徒四壁，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程如峰的目光忽然在墙边的一个碗橱上停住了，他发现碗橱的木料是那样眼熟，分明就是盛包公遗骨的木棺匣子的材料。程如峰感到不是滋味。装过死人骨骸的木匣子怎么可以用来打造碗橱呢？这显然是不能用贫穷和不讲卫生来解释的。或许，这倒更真实地让人体会到多少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包先正的性格。

　　就在包训祥随便的闲谈中，程如峰有了意外的新发现。他早听包训芝提起过，她的父亲——守护包公祠的最后一代“恩生”包先海，考虑到自己没有儿子，曾打算在大包村的亲房中间找一个后生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原来包训芝说的这个“亲房中间的后生”，就是包先正的儿子包训祥！

　　可是，包训祥并不知道遗骨掩埋的情况。程如峰对包先正临终时竟然没有向包训祥交待这件事，依然将信将疑。现在事情非常清楚，如果包先正撒手而去，连偷埋包公遗骨这样的事也不交待给自己的儿子，只能说明他对这个社会已经绝望，正如包公的遗骨由原葬墓移到迁葬墓，肯定是包氏后裔所为，但这种重要的事，偷葬者也没有告诉他的后人，以至于包氏的子子孙孙没人知道，几百年来烧香磕头都拜错了坟头。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包训祥非常清楚包公遗骨偷埋一事，或者大包村的某个人会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作为包氏后代子孙，他们有权利不希望再让外人知道。

　　从肥东大包村回到城里，程如峰的心总算平静了一些。虽然被偷葬的包公遗骨以及包氏子孙的遗骨，都无法再找回，然而，万幸的是，那三十五块寄往北京鉴定用的包公的头骨毕竟提前拿到了手里，现在就藏在他卧室上了锁的箱子里。

　　这是仅存的包公的遗骨了！

　　有包公头骨在，包公墓就有灵魂，重建中的包公墓就不会是“假古董”。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程如峰将精心保存的三十五块包公遗骨，连同当年北京邮回时用的木盒子，一道献给了合肥筹建包公墓委员会。

　　新的包公墓的修建历时两年，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正式竣工，并向海内外人士开放。闻风前来瞻仰的，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在巨大的“复斗形”的包公坟丘中，程如峰和张林埋进去的是从大包村挖出的那十一只陶罐和准备盛放遗骨的那一口石棺。那十一只陶罐，当然是空的。那一口石棺，自然也是空的。被埋进的，显然是一段永远不打算向外界张扬的、充满坎坎坷坷而又浸透着痛楚、困惑和无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