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29章 黄金荣为何不离开大陆

　　曹飞跃

　　上海解放前夕，被称为上海滩“流氓三大亨”之首的黄金荣，没听别人的劝告，执意留在上海。他此后的处境如何呢？《看天下》刊登的《黄金荣：从青帮头子到扫街员》对此作了介绍，现摘录如下——

　　一九五一年的一个清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前，忽然多了一个扫街的老者。人们惊奇地发现，此人竟是旧上海滩“流氓三大亨”之首——黄金荣。

　　昔日麾下数千门徒，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十年的青帮“老头子”，何以一朝沦落至此？

　　黄金荣祖籍浙江余姚，一八六七年生于苏州，六岁时举家迁沪，一八九二年考入法租界老北门麦兰巡捕房当“包打听”。做三等华捕，因参与破获宋教仁遇刺案及法天主教神甫遭绑架案，于一九一七年被提拔为法租界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从此开始了他作为“上海闻人”的一生。

　　旧时的上海滩，青帮是诸多帮派中势力最大的一派。黄金荣素有野心，竟冒充青帮“大”字辈张镜湖的门生，列入青帮门墙。又以警匪合于一身的身份，于一九一八年与张啸林、杜月笙创办三鑫公司，从此贩烟土、设赌场、开戏院、敲诈勒索，黄赌毒无所不涉，敛财则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又以贩卖鸦片得利最丰。

　　据当时的西文报纸《字林西报》所载，三鑫公司贩远鸦片，一年得利竟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游刃有余可见一斑。

　　时人云上海“三大亨”中，“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黄金荣曾自称嗜好“赚银子睡女人”，因此发家之后，便广置物产，经营着包括大世界、黄金大戏院、四大京剧舞台之一“共舞台”、大观园浴室等众多场所，另有桂林公园、“钧培里”、“源成里”等几十幢房子和苏州几百亩的良田。

　　黄金荣权势最盛时，麾下门徒达数千，其中最显赫者，当属“蒋志清”——后来的蒋介石。

　　一九二二年，三十五岁的蒋志清和同乡旧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先后投资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茂新、恒泰、利源、新丰、鼎新等五家经纪人事务所，结果无一不血本无归，窘迫及至于“舍儿经国在沪上学，竟于十五元衣服费亦被茂新拒绝不支”；债主逼债，唯有求之于当时的商界要人虞洽卿，而虞则介绍蒋拜黄金荣门下，以免债消灾。

　　蒋志清是谁？实际上，当日的黄金荣根本不关心这个失败的投机者，对于他而言，破天荒地免收一分钱的压贴贽敬，目的仅在于送虞洽卿一个顺水人情。他甚至“慷慨地”赠蒋以二百大洋，作为南下广州的旅资，且设宴遍邀蒋当时的债主，指着蒋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

　　没有人敢向青帮头子要债的，他知道：但他显然没有料到，五年之后，国民革命军北伐抵沪，当日的蒋志清，摇身一变已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黄金荣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晋见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奉还当年的门生帖，后者笑纳，还留他在府上吃了一顿便饭。

　　以黄金荣的老谋深算，他当然深知青帮之兴衰取决于蒋之政权。因此，一九二七年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金荣与张啸林、杜月笙等人毫不犹豫动用青帮势力，助蒋“清党”。这也成为日后中共清算黄金荣等人最大的罪状。

　　一九二七年，黄金荣被授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一九三〇年，蒋题匾“文行忠信”赠予黄金荣；一九四七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蒋又亲自登门，为其祝寿。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南下渡江在即，蒋介石特别召见杜月笙，让其捎信给黄金荣，嘱其“抓紧时机”，避祸香港，或随蒋远走台湾，“以免遭种种不测”。

　　与杜月笙避祸香港不同，黄金荣选择了留下。他知道，蒋氏政权大势已去，若随蒋赴台，青帮不再，且在沪上之物产多半荡然无存；他因此对别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早年与与其接触过的中共地下人士，如杨虎城和章士钊的夫人都曾在解放前夕劝其留下，将功赎罪。夏衍曾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南下之前，他与统战干将潘汉年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问，青红帮会不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捣乱。潘则回答，黄金荣在解放上海时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我们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明态度就行。刘少奇因此要潘汉年告诉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就像周恩来所说，留下黄金荣，最大的目的，就是“努力使上海不乱”。

　　黄金荣向来是“识时务”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不久，黄金荣即将青帮四百多名头目的花名册交与中共，深居简出，以换取苟延残年。当时百废待兴，军管会和上海市政府多无暇顾及，黄金荣得以继续拥有和经营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产业，黄公馆附近的房产则依旧由往日的门徒租赁。每月厚利入账，他自然奢侈度日，吸大烟据说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搓麻将、下澡堂，风光依旧。

　　政府容忍黄金荣“逍遥法外”，让当时的群众百思不解，因此，时常有群众致信有关部门，要求对黄从严惩办。为平民愤，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军管会代表杜宣奉命前往黄公馆“接管”黄金荣。

　　黄金荣身着白色纺绸褂裤，脸色苍白，早早在门徒的搀扶下出门恭迎。他见杜宣带领的十余名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以为要逮捕他，立时颤颤巍巍，惊惧不已，竟然当场小便失禁。

　　直到搞清楚杜宣此次来访只为宣传教育，他才垂首答应，并一再表白：“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杜宣问最近是否有不轨行为，黄金荣因牙齿脱落，含糊不清地说：“生了个名义上是孙子，实际是儿子的……”杜宣不解，黄的门徒上前解释说，黄金荣与儿媳不轨，生了一个“名义上是孙子，实际上是儿子”的孩子，这才明白过来。

　　杜宣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黄金荣则始终唯唯诺诺，不敢轻言一句，直到杜宣一行驱车远去，黄金荣及其门徒们仍毕恭毕敬地站着，恭送如仪。

　　不过，黄金荣并没有享受到几天好日子。一九五一年，肃反运动开始，“镇压黄金荣”，“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一再响起，连其门徒都纷纷与其划清界限。恰在此时，公安局又在黄公馆中查获枪支十支、日本刀数把。私藏武器，罪可当死，黄惶惶不安，坐以待毙。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君达、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方行三召黄谈话，说明宽大政策不变，但责令其写“自述悔过书”，向人民认罪。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新闻报》和《文汇报》刊出了由黄金荣口授、属下龚天健捉刀的《黄金荣自白书》，黄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他在自白书中说：“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干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

　　黄金荣为表痛改前非的决心，还特地在自己兴建的“大世界”门前扫街，接受劳动改造。虽然扫街仅为象征性的举动，但照片见报之后，却无形给其他帮派的往日头目施加了压力，导致反革命分子纷纷主动认罪。

　　一九五三年，上海市政府继续打击黄金荣手下的“五虎将”、“四大金刚”，青帮势力从此分崩离析。此时黄金荣已经八十六岁，他在对养子黄源涛口授遗嘱时说：“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唯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

　　该年六月二十日，黄金荣在上海病故。当天，有人在复兴公园的黑板上手书“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联想到他作为青帮头子显赫的一生，晚景如此，不禁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