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11章 读书人的故事

　　说起现在的有些学者教授，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读书人，不少人常常形容为“世风日下”。可是，没有“日下”以前的“世风”是什么样子，也许多数人并不清楚。

　　如果以读书多少来论读书人，那就不能不说到马一浮。弘一法师说：“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多。”也许，弘一法师这里指的是中国旧籍。作为“一代儒宗”，马先生精通中国旧籍的同时，也精通英、法、德、日、拉丁等多种文字，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早介绍到中国来，就是马先生。

　　人们敬佩马先生，不仅是他读书多，学问大，还有他不涉名利，不畏权贵，挺挺一身傲骨。坊间流传着两个这样的故事：一九二五年十月，孙传芳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驻扎杭州。孙大帅笼络耆绅，遍访名流，附庸风雅。当他趋陋巷拜访马先生时，却碰了钉子。当时家人向马先生打圆场说：“是否可以告诉他，您不在家？”马先生毫不转圜地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一九三九年夏，日军对四川乐山的轰炸刚刚结束，马先生就在乐山乌龙寺开办起“复性书院”，为往圣继绝学，传播读书种子。书院开办资金，是由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下令拨款。也许仗着这点关系，孔母去世，孔祥熙就想请马先生写一篇墓志铭，酬劳为一千两黄金。未曾想，马先生既不为“拨款”而屈膝，也不受可观的“酬劳”所诱惑，告诉来人：“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

　　曾两度留美，获哈佛博士的胡先骗，他不仅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立下过汗马功劳，同时也是一位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文化名人，连毛泽东都承认他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一九五七年却被打成右派。

　　胡先骗的职业活动与学术成就，多完成于解放前。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熊式辉在江西创办中正大学，推荐他为第一任校长。兵慌马乱，经费不敷，他白手起家竟把一所大学办得有声有色，办学才能令人佩服。后来，蒋经国想扩大他治理赣南的政治资本，想把大学迁到赣州去，遭到胡的拒绝。于是小蒋向老蒋进谗言，说学校办得极坏，老蒋不做调查，就向熊式辉下手谕，逼迫胡先骗辞职下台。此前，蒋介石与胡先骗之间的关系颇不寻常，蒋视胡为诤友，欣赏胡的人品与才学；胡为蒋唱赞歌，但也敢当面批评蒋，反驳蒋，敢于不按蒋的指示办。此事过后，胡就再也不愿与蒋家人有任何来往了。有两件事，很可以看出胡的性情：一次乘飞机从重庆飞往江西，他发现和自己同机的还有蒋经国，就提前在桂林下了飞机。另一次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庐山，听说胡先骗也在山上，就主动约见，胡得知消息后就提前下了山。但是，胡先骗遵循“交绝不出恶声”的古训，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别人批判他，提到他与蒋的关系，都以“蒋匪”称呼蒋介石，但他决不以此称呼蒋。他私下对人说，这称呼他说不出口。

　　陈子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早年间以杂文与几部文学史名世，晚年以《诗经》、《楚辞》研究著称。陈先生不仅学术上值得骄人，政治上更值得骄人。他一九二二年进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先后与李维汉、李达、何叔衡、谢觉哉等早期共产党人共过事，打过交道，与毛泽东的关系也不生疏。一九二七年秋，就在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很多人纷纷退党，一片白色恐怖笼罩时，他加入了共产党，国民党曾以要犯通缉他。

　　像陈子展这样的革命资历，身兼学界名人，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前景看好，那是不用说的，可陈先生志不在此。当复旦大学的军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时，他的回答大出意料。他说：共产党困难时，我应该帮忙：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好像他当年冒着杀头危险加入共产党，那完全是出于江湖义气，给朋友帮忙，并不是为了今天摘果子。此后，他还是教他的书，做他的学问，其他一切无兴趣。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他没有响应号召给党整风提意见，依然安静地待在家里做他的《诗经》、《楚辞》研究。一天，一个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突然找上门来，要他参加会议，居然还声称是“代表党”，这一下把他惹火了，随口顶了对方一句：“你代表什么狐群狗党。”没想到，这句话汇报上去却变成了骂共产党的话，叫他有口莫辩，遂被打成极右分子。按理说，陈先生高层熟人那么多，不管找到哪个打声招呼，问题也就烟消云散了，但这种求人的事他不会做。后来，不知上面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件事，才由中央统战部出面，为他摘去了右派帽子。

　　对于中山大学的容庚教授，以往我只知道他是古文字学、考古学、书法篆刻方面的大家。二十多岁时，就以《金文编》初稿受到罗振玉赏识，被马衡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生，为王国维门下高足，后为燕京大学名师。但从袁伟时的一篇文章中，又让我知道了容庚的另一面：他的耿直，他的不惧权势，无论是多么吓人的政治运动，都无法堵住他说真话的嘴。在读书人中，他真不愧是千人诺诺中的谔谔一士。

　　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运动，大家响应号召，慷慨激昂者有之，保持沉默者有之，随大流而言不由衷者有之，少有如容庚者逆风而动，公然在校刊上写文章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对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文系教师中搞出个反党小集团，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容庚却公开说，这几个人不是什么反党小集团，并亲自找系领导为其说情，要求改正错误决定，得到的结果是：“你自身都难保了，还管别人！”后在一个大会上，校党委领导当众警告他：“容庚，你已经到右派边缘了！”坐在台下的容庚没有选择沉默，他大声回应：“我退休！”领导说：“划了右派才让你退！”……台上台下，瓦不相让，让人很自然地想到梁毛那场面折廷争。一九七一年，传达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然后每人发言表态——人们都知道，在这种事情上是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容庚却把心里话和盘托出：“这是你们阶级斗争斗出来的！我没有枪，要是我有枪，我也会造反的。”“文革”结束后，开始重视知识了，媒体要宣传他的学术成就，他一句话给顶了回去：“有什么好报道的？我的主要成绩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做出来的！”其实，他一九四九年以后并非就没有学术成绩，甚至可以说成绩可观。但他的传世之作也的确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完成的。当着媒体的面，如此毫不遮掩地否定“十七年”，说出心里话，也只有他容庚有胆量。

　　关于贾植芳先生，不少人都知道他是“坐牢专业户”，他的名言是：“要把一个‘人’字写好！”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工资之少，以及工资之少的原因。

　　彭小莲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二〇〇二年春天，她去看望父执王元化先生，从王那里听说，贾植芳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她感到忿忿不平，也有些不太相信。随后她就来到贾植芳家，经询问证实，贾先生的退休工资果真就是这么多。她不明白像贾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名教授、老革命，工资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点。贾先生为她道出了原由：“因为我坐了二十五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就是这点钱……”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因为贾先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坐过日本人监狱，还坐过国民党监狱，学校要给他作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但贾先生他不要。”彭小莲一时情绪激动，大声质问她的贾叔叔：“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贾先生有些不耐烦，也真的有些不高兴了，他回答：“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

　　贾先生的话真是落地可作金石声。在经过一次又一次重大磨难以后，依然不忘自己的真正身份——“我是读书人”。并以此为理由，拒绝以“干部身份”去享受较高的工资待遇。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风骨。一个真正读书人，自然书读得要好，但也少不得这种做人的风骨。因而，“我是读书人”这句话，也并不是可以随便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