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6章 告别革命

　　一九七七年秋天，敝人在西北一所中学任教。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个年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工资。并非人人有份，原则上不得超过本单位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按文件规定，要优先考虑贡献较大、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工作骨干，且需经过群众评议、领导审批的程序。

　　此事关系到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校领导自然不敢怠慢，遂定于某日下午分别召开大组会酝酿，也就是搞群众评议。工资十好几年没有动过，谁会一点不上心呢？管它有枣没枣，先捅上两竿子再说！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偏偏玩儿了一把“悍然”失踪，无故缺席。事后遭到同事好一顿臭骂：“你小子，知道你得几票吗？才两票！你要是在场，能得两票吗？”我的表现简直是不可理喻。

　　好在是有惊无险，顺利晋级。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毕竟属于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业务骨干这个范畴，而且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打从参加工作，头几年只发生活费，后来好不容易拿上工资，却再也没有动过。那么，我为什么要逃会呢？人们有所不知，敝人义务当了二十年反面教员，对于所谓的当众检讨、交代、交心、坦白、认罪、把自己说得狗血淋头之类，早已是深恶痛绝，避之犹恐不及。这次也少不了要讲什么个人的优点缺点，烦不烦嘛，我宁可冒着评不上工资的风险，也不愿再一次当众糟践自己。我不玩儿了！

　　回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次“告别革命”的胆大妄为。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想当初，在下可是一个哭着喊着要革命的纯真少年，甚至还有过一段“光荣史”呢！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呼嗨嗨一个呀嗨，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一九五〇年初春，位于祖国西南的崃山古城，倏地响起了欢快活泼、节奏感强的革命歌曲。沉闷气氛一扫而光。曾几何时，国民党也搞“天天读”。每天上学后第一件大事是朝会，众顽童齐集学校礼堂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音调低而平缓。复诵读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和尚念经，不知所云。

　　家乡解放时我刚满十一岁，跟着了迷似的成天往县学联跑，和大家一起扭秧歌，跟解放军马同志和南下干部、满口京腔的白姓女同志学唱：“走，跟着毛泽东走，走，跟着毛泽东走……”“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跟随着毛泽东前进……”还唱过曲调低沉的《你是灯塔》：“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永得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永得解放。”

　　原先县城的文化生活较为贫乏，仅东街有一家戏院（俗称“戏园子”），专演川戏。有时跟着家里大人进去看戏，大人倒是听得津津有味，我们则只看见“穿红穿绿，打进打出”，武打场面还能勉强看看，到了小生或者小旦出得场来，慢条斯理地唱开戏文，我们就呆不住了，百无聊赖地在过道里跑来跑去。此外，天主教会的高鼻子外国人在西校场放过几部无声电影，例如《人猿泰山》之类。虽觉新奇，也就看个热闹而已。

　　如今，解放军五十四师文工团在戏园子免费演出歌剧《刘胡兰》和《血泪仇》。我觉得新奇有趣。有些唱词已能倒背如流，至今不忘。例如“数九那个寒天来下啊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勾子军来了整一个团，被咱们包围的牢又牢”和“三叔三叔，你听我说，胡兰子家，来了个八——路”。

　　宣传这玩意儿就是厉害。别看不过是唱唱歌，看看戏，那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对于一张白纸的天真少年说来更是如此。这不，一来二去，我这个小不点儿居然也跃跃欲试，要投身革命了。县里开人民代表会议，我跟着凑热闹，别的本事没有，只有在丰席台上端茶送水的份儿。许是因为这个小家伙憨态可掬吧，会议简报上刊出了表扬“小招待员”的文章。学联组织大家到附近的乡场搞宣传，我也软磨硬泡要求参加，终于得逞，遂兴奋异常地打起背包随队出发。可到了摆开阵势向老乡做宣传时，又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因为表现积极，还被爱吹牛的学联主席封为县里的“招待先锋”。多年之后回到故乡，有人提起这段经历，称我是“老革命”，我唯有苦笑。

　　我对于革命的向往，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看到西干校的男女学员三三两两、手捧野花到遇难烈士的临时坟地来祭奠，也着实羡慕。我觉得他们的装束、做派、甚至情调都很革命，很浪漫。西干校即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解放初期一批热血青年在成都经过短期培训后，即奔赴西康新解放区开展工作。不料在从成都步行前往邛崃的途中遭土匪伏击，有人员伤亡。遇难者就临时安葬在我家附近的西校场上。革命在我的心目中，是无比高尚美好的事情。其实，革命也渐渐露出不那么光彩的另外一面。只是我当时有意无意地对此视而不见罢了。

　　一九五〇年，为应付财政十分困难的局面，新政权发行“中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名为自愿认购，但当时大部分人家一贫如洗，哪有余钱认购公债？只好层层摊派，于是学联就有帮助催公债的任务。各街道都有具体的任务指标。我分到东街街公所下属的东二保（相当于现今的居委会）。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每天挨门逐户地去催公债。记得有一位老先生身体虚弱，早已卧病在床，我们却不管不顾，每天跑去，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嚷嚷：“买公债！”“买公债！”如此折磨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情何以堪？我们却乐此不疲，自以为是在干革命。

　　不久，“四大运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正式开场。县里一些头面人物原本平安无事，眼下则末日来临。一日，在县师范学校操场上举行群众大会。现场人山人海，只见著名士绅、原国大代表张鹤林操着成都口音在台上交代：“本人张鹤林，解放前受的封建教育……”好像没让他罗嗦多久，下面“打倒张鹤林！”“打倒张鹤林！”的口号声就此起彼伏。最后是砰地一声枪响，将张鹤林当场击毙俗称“敲砂罐儿”）。有生以来初次经历如此残酷的杀人场面，一种强烈的感觉是心惊肉跳和惶恐不安，幸好身边没有一个熟人，那可是要命的阶级立场问题啊。

　　我姑父与张鹤林的命运完全一样，也是在斗争大会上当场枪毙。罪名是“恶霸地主”。当天居然是邻里街坊出面张罗，用梯子将舅父抬回并安葬入土的，令人匪夷所思。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事过之后，原先的佃户还甘冒风险，偷偷往老东家屋里背大米。姑母则从此成为“地主份子”，被扫地出门，后半生受尽屈辱和折磨。姑父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呢？成都高等师范毕业，曾去日本游学一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四川省省议员、新津县县长、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的主任秘书。李家钰也绝非等闲之辈，乃川中抗日名将，一九三七年率部千里奔袭，前往晋西南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次年在战斗中为国捐躯。一九八四年，被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姑父抗战后返回故里，赋闲在家。长子早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一九四九年已是驻京部队的一名营级干部。姑父也算得上响当当的革命军属了。数月之前，他还兴冲冲地以“开明士绅”身份参加县人民代表会议呢。哪能想到说翻脸就翻脸。远在北京的长子非但爱莫能助，反而因此受到牵连，被贬至北京郊区去管劳改犯。姑父的次子则一直替国民党卖命，舟山战役后即音信渺无。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台胞身份荣归故里，其时已是父母双亡，地方当局不敢怠慢，待若上宾。次子当面质问为何将父亲处死，答以当时订有指标云云。

　　姑父一本家侄儿原系省高中学生，解放后也很积极，是县学联的活跃人物。多才多艺。记得他曾给一首歌填上新词：“封建统治中国几千年，造成中国贫穷和落后……”，这首歌在县城里传唱一时。忽一日，只见他衣衫褴褛，脚蹬草鞋，和犯人一起到西河坝挑石头，据传他是特务！后来查无实据，无罪释放。一九五七年，亲弟弟为兄长鸣冤叫屈，又被打成右派，当了二十余年“贱民”。哥儿俩先后落难，说怪也不怪，都是出身不好惹的祸。

　　我舅父多年离乡背井，去西康省谋生，不过一个小小职员而已。刘文辉率部起义后，他也返乡赋闲。多年积蓄和苦心经营的商号统统化为乌有，一家老小生计无着。老友聂瑞奇原系地下党员，如今有了一官半职，动员他去当教员，舅父嫌待遇太低，不够养家活口，婉言谢绝，在自家院子里搞起了手工业作坊，磨面粉、做面条，苦苦挣扎。但惨烈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无良小人又立功心切，趁机栽赃诬陷，舅父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一天夜里，自沉于后院的水井，撇下老母和妻儿撒手西归。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失去亲弟弟。十八年之后，母亲另一个亲弟弟、我的小舅则在又一场浩劫中因“历史问题”自沉于工厂的水池，前往天堂与兄长相会。

　　一九五〇年冬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学校里掀起一股报考军干校的热潮。我们这些年龄太小、不够尺码的学生，眼看着同窗学友光荣应征，只有羡慕的份儿。却并不甘心，每天早上背起背包，嘁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在结满白霜的操场上结队跑步。

　　解放前，县城西街有一家书店，店主叫李欣奇。我经常光顾，站在书架旁边看书。但可读之书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神探福尔摩斯和大盗亚森·罗宾之类的侦探小说。解放后，东街开了一家新华书店，门脸不大，但书籍甚多。墙上挂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横幅。我成了这里的常客，但只看不买，把书店当成了图书馆。革命文学作品，包括苏联文学作品，对我影响很大。例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等。书中的主人公或者说英雄人物都成了我学习的楷模，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脍炙人口的内心独白（“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更成了我的座右铭。

　　在儿时的记忆里，“同志”是个极荣耀的字眼。只有入城不久的解放军战士和南下干部才配称同志。懵懵懂懂的我把“同志”和“革命”连在一起，当成十分向往的目标。终于有一天，我也成了“同志”，那是在挂上鲜红耀眼的红领巾之后的事情。别提有多自豪了！当时少年儿童队员（后来叫少年先锋队员）之间要行队礼。有时走在大街上，迎面过来一个并不认识的队员，我赶忙举手行队礼，谁知对方竟毫无觉察，于是我高喊：“同志，同志！”

　　一九五四年夏季，我侥幸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首都北京乃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无比向往之革命圣地。能到这里来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一切免费，衣食无忧，自然是如登天堂，幸福无比。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友会聚一堂，大家相濡以沫，情同手足。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倏忽之间，一场政治风暴呼啸而来，打破了校园的宁静。这便是所谓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运动。一九五五年，校方宣布暑假不休息，全校师生留校搞运动。都是一帮年幼无知的娃娃，入学时就曾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怎么会有漏网之鱼呢？偏偏我们这个小班就挖出一个来。许君是部队转业来上大学的，年龄偏大，平日表现与大家并无不同，将他定为肃反对象，是因为“历史可疑”。他本是孤儿，为生活所迫，进了国民党青年军的军校，后因思想进步，于解放前夕投奔解放军。现在怀疑他是打进来的特务，却又无任何真凭实据。只有进行轮番批斗，唯一的材料是他在国民党军校时的私人日记。除了开斗争会外，还煞有介事地对他搞监视、钉梢，以防他有别的活动或者自杀。好端端的一个同学，却要当成敌人去斗，真有些下不了手。但又告诫自己：可不能有温情主义啊。于是会上发言就力求尖锐、有力，内心里尽量把他当成敌人来恨。我当时很希望他最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枉斗争一场。冷静下来时，却免不了担心：会不会白斗一场啊？万一他不是反革命呢？

　　一九五六年，形势大好。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总支干事。我曾在日记中记述吸收我入团的团支部大会。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初冬时节，会议一结束，“祝贺你！”“祝贺你！”大家纷纷向我伸出手来，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由于屋里的热气，我觉得自己满脸发烫，直烫到耳朵根儿。会上对我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一点：同学们出于好心送给我的笔记本、毛巾等物，我不好意思拿出来用，说明“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爱面子的思想”比较严重。这样的批评今天看来似觉幼稚可笑，其中却折射出当年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用“温暖的大家庭”来形容，并不为过。当时我在班里年纪最小，周围全是大哥哥大姐姐。处处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穿过他们送给我的衣服，还用他们的自行车学过骑车。记得一九五九年的除夕之夜，一位老大姐勉励我说：入了团也不要停步，要打着红旗一直走下去。她指的是进一步争取入党。

　　祖国建设突飞猛进，捷报频传。我们虽身在校园，却也按捺不住，摩拳擦掌，紧张学习之余，总想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结伴来到北郊离城很远的一个农家院，好像是个农业合作社，我们帮助农民剥玉米粒儿。正值数九寒天，冻得够呛，但大家都乐呵呵的：总算给农民做了一点实事。我们还曾利用晚上的时间参加扫盲，就是到学校附近的北太平庄农民家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教他们识字。不就是教几个最简单的汉字吗？这有何难？没想到这里也遇到了问题。原来是我讲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四川方言里没有后鼻音，把“灯”（deng）念成（den），岂不是“误人子弟”吗？只好临时抱佛脚，向土生土长的北京同学请教，这才弄清楚前鼻音后鼻音的区别。

　　总之，我和千千万万年轻学子一样，始终满腔热情，在革命的大道上高歌猛进。

　　转眼到了一九五七年。最高领袖一声号令，全国上下开展了整风运动。动员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给党提意见。一个星期日，我在师大文史楼旁边阅报栏看到中文系穆木天教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我的呼吁》一文，文章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提到师大有个“黑暗王国”。我不免大吃一惊：原来师大也不太平！

　　又过了几日，师大校园开始出现大字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我早已深信不疑。想不到竟有这么多阴暗面！难怪中央要下决心开展整风运动，大反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啊。

　　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党整风。因平时一心念书，孤陋寡闻，正愁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呢，这时我班许君出来鸣冤叫屈了。原来他的历史问题有了结论：政治态度属中间偏左，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本人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言词激烈，表示自己对此事的愤怒和抗议。作为一个曾积极参与其事、说得难听点是充当“打手”的我，感到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很为他抱不平。正是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肃反的若干副作用，如伤害被斗者的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造成新的隔阂等。一时冲动之下，便写了题为《肃反“收获”剖析》的大字报，结尾的一句话是：“可见，肃反运动的最大‘收获’是：后患无穷。”自认为是积极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谁知后来风向突变，上面要大开杀戒，抓右派了。曾几何时，我还和同学们在天安门前声嘶力竭地向领袖高呼万岁，眼下仅凭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此打入十八层地狱，受尽屈辱和磨难。

　　当时我满打满算，也就十八九岁，乳臭未干的一个小屁孩。恩师成都二中杨仲清老校长惊悉自己的得意门生不幸误中“阳谋”，怒目圆睁，气得直跺脚：“他还是个小娃儿啊！”然而一旦划到敌人的范畴，成了反面教员，人家就得拿上放大镜，挖空心思在你身上挑毛病，找缺点，无限上纲，批倒批臭。功课好，就说你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一心想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出身不好，就说你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甚至同党有仇。后来到了工作单位，因为顶着右派分子的桂冠，人家更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你。可说是动辄得咎。三天两头便开会批判。在文印室刻钢板，关心工作、出谋划策被说成“指手画脚”，甚至“不服罪”、“与党争夺领导权”。工作卖力说成“与党团员争高低”。甚至如实说出自己的出生年月，也因大学毕业尚不满二十而被讥之为“吹嘘自己的光荣史”。有一次讲义没有印好，我随口说了一句：“怪我们没有挂帅。”无非是说我们没有亲自去印。不料日后这也成了一条罪状：右派还想挂帅？最糟糕的是，曾在全校大会上作为不好好改造的典型当场点名，受到羞辱。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思悔改”地以革命者的标准衡量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并未破罐破摔。业务工作也是干一行专一行，无论到哪儿都受到好评。但这对我说来也是最致命的，因为这就说明我还不服罪，总之是不像个反革命。最高领袖嘲弄说右派分子“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他当然不会想到，因他的“金口玉言”被定为所谓“右派分子”的好人，明明不是反派人物，却硬要被迫扮演反派角色，那才是怎么装怎么不像呢。当政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把赤胆忠心跟党干革命的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热血青年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着实令人目瞪口呆。只知有仙人可以点石成金的神话，至于点金成石，则闻所未闻。能够点金成石，将千千万万可堪造就之才变成贱民、反革命，非具有雄才大略者莫属。拼命贬低和打击知识分子，肆意摧残人才，深受其害的岂止是个人，国家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诚如某论者所言，反右派斗争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是党由正确路线走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自一九五七年开始，中国的发展走了一个V字形。曾一度被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亚洲四小龙远远地抛到后面，颜面尽失。

　　如果说“文革”前虽然处境不好，但日子还勉强过得下去的话，那么“文革”中的血腥暴政就逼得你走投无路、无处逃遁了。什么乌龟王八蛋都可以朝你吐唾沫，甚至踹上一脚。一遍又一遍地把你当成社会渣滓任意蹂躏，把你折磨得猪狗不如，痛不欲生。最后，老实听话如我者也终于变得心灰意冷，对党、对领袖、对整个社会彻底绝望，在求死不能的情况下，只求苟活于世。对于一切豪言壮语、假大空、高大全统统嗤之以鼻。与此同时，也变得不那么听话、不那么好使唤了。我深切地感到人生苦短，被迫与政治打了二十来年的交道，充当随叫随到的反面教员，白白浪费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苦海余生，对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自然倍加珍惜，决意告别革命，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从此不再随波逐流，拒绝一切假话套话空话，谢绝关于加入某某组织之类的善意劝告。我的事情我做主。“八十岁学吹打”，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终日手不释卷，书海遨游。如于谦所言：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偶有所得，即形诸笔墨，示之同好。倒也乐在其中。

　　王学泰先生的《鸿爪掠影（二）》上半部在本书第十五卷刊登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现将此文的下半部分刊载如下——鸿爪掠影（二）六、K字楼中的犯人没进过监狱的良民，以为监狱中人多是青面獠牙之辈，千万别挨近，太近了有被吞噬的危险。实际上，监狱中人不是什么特殊训练班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与社会上其他人一样，但在占人数极少的两极中还有在社会上难得一见的最坏的人和最好的人。俗话有云：“河里无鱼市上找。”这句话对监狱也适用。

　　我在看守所的一年多里遇到的犯人绝大多数是一般刑事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之后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犯才多了起来。人们过去无论是口头还是文字上，常说“政治犯”。连一九七八年我平反之后上访时，市高级法院接待我的一位老同志也这样说，可能她刚刚到法院工作，不知道这是个禁忌。这个说法被认为是错误的，无论过去、还是现今的政法当局都不承认中国有政治犯。为什么？因为你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想法、意见，过去叫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叫颠覆国家罪。这些罪都是纳入“刑律”的。因此政治上异议是触犯“刑律”的，触犯了刑律自然是刑事犯，为了避免与一般刑事犯相混淆，在政法上称为“现行反革命犯”。

　　所谓一般刑事犯，那时大体上有三类：一是经济上，包括偷盗，抢劫，做买卖（当时称为投机倒把罪）等；二是所谓“男女”问题，这包括面广，有些双方同意的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如有些特别恶劣的强奸犯（如强奸下乡知识青年）也常常自称是“生活作风”问题；三是流氓犯罪，打架伤人，乃至杀人。

　　进了监狱，成了犯人，本来无所谓“高低”之分，可是在当时舆论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影响下，一般刑事犯都属于“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而反革命则是敌人，在当局看来自然一般刑事犯要比反革命可靠一些。当然，在监狱执行上也还是因人而异，大多队长对不给他找事（儿）的犯人好些，有些好闹事的刑事犯，看守也会找他的麻烦。

　　在犯人中间，青年犯人多盯砸抢或偷盗），这些孩子对于“男女”问题的犯人特别鄙视，称之为“杆（儿）犯”，经常拿他们寻开心。我见过一个南郊某公社的书记，是个麻子，大高个，因为利用权力强奸知识青年，又正赶上全国贯彻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一封信”的精神，清查各地不善待和虐待知青的状况，他正赶在点上，被抓了起来。进了监狱，这麻子还有点不服气，小青年逗他，拿他开涮。有一次，他急了，扯白脸地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三不偷不抢不盗，不就有点生活作风问题嘛！”全号的人听了都很生气，不知谁嘁了一声“攒（北京俗语，群殴之意）他！”一个小青年把被子蒙到他头上，众人（主要是青年）一通乱揍。我在一边看着特别可笑。麻子在被窝中挣扎、乱喊，但外面听不见。过了一会，青年们尽了兴，麻子从被子中钻了出来，一脸鼻涕眼泪。大嘁“报告队长”，正赶上老队长值班，对他也没有什么好感，听了他的诉说后，只说了一句“知道了”，“砰”的一声，关上大铁门拿着钥匙走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多“男女”问题的犯人，形容猥琐，让人望而生厌。有个真实的故事，让现代青年看看，并非涉及男女，必有浪漫。看守所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搞一个交代“余罪”的活动。动员已经结案的人员，交代以前没有交代过的“余罪”，这实际上也就是民间说的“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号里的喇叭每天要广播好几次，队长还常常坐在号门口听，并加以督促。有个远郊区县的农民大约有五十岁了，一辈子没结婚，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抓了起来；他的案子已在原住地分局审理结清，只是到市局再过一遍，就等着押回分局宣判了。此时他突然站起来，他瘦长个，有点驼背，一站起来很显眼。队长正参加这个号的会，警惕地问他：“你要干什么？”驼背赶紧举起一只胳膊哆哩哆嗦地说：“报告队长，我有余罪交代……”队长：“你交代什么？”“我还跟我嫂子……”驼背还没有说完，马上被队长打断：“去去……不再说你那点臭事了！”

　　因偷盗进狱的大多是久与公安局打交道的“油子”，因为第一二次进局子，怎么也到不了K字楼，最多也就是“强劳”强制劳动，一种行政处罚，现已废止），“劳教”。能到K字楼的大多是公安局的常客，进进出出不知多少回了，有的可能还被“强劳”或“劳教”过，出来照样干，最后被选出来几个屡教不改的逮捕判刑。当然这说的只是小偷小盗，如果是大宗盗窃、入室盗窃（室主人的身份很重要）、拦路抢劫等，一次就可能判个十多年，甚至无期、死刑。大宗盗窃主要是盗窃国家财产，因为当时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个人财产，没有什么可盗窃的。搞得最大的是“马路提货”。这些都是团伙作案，有信息来源，有作案工具如汽车、起重设备等）、有销售渠道。那时都是国营单位，工厂、商店、机关来了大宗货物一时不能拉进单位，堆在马路旁边。这些“马路提货”者便开着汽车，带着起重工具和搬运工而来，到了就装车，装满了就拉走，大模大样，与正常搬货运货毫无区别，很少有人质疑，待到失主报了案才知道这里发生了大宗盗窃。那时农村有些队办企业，没有物资计划指标，就成为销赃对象。

　　我就遇到过一个“马路提货”的司机。这是个典型的北京小市民，喜爱传统的摔跤，经常与小青年比画比画，小青年对他挺崇拜。他非常满足自己殷实体面的生活，不管这钱是怎么来的。已经到了看守所他是宣武分局送来的），每天必展示他的包袱里数件不同颜色、而且极鲜艳的运动衣裤，那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运动衣裤是奢侈品，喜好运动的有一两件换着穿，也就行了。他却有那么多，足以使那些“小佛爷”（小偷自称“佛爷”，因为“偷”的黑话是“拂”，他们佛、拂不分）垂涎三尺。他常常乐道如何夜间在马路上拉“盘条”（一种卷成盘的钢条）、螺纹钢等。

　　“小佛爷”大多是小偷小摸。有个还未脱稚气的近郊区的小青年，自称“铜铁佛爷”，这很令人联想到峨嵋山以铜铁合铸的大佛，其实两者毫不相干。这个小青年只是个偷点破铜烂铁换钱的小偷小摸。因为他到工厂偷了机器上紧要的的铜部件，拿出去卖了，找不回来了，工厂非常恨他，才要求公安局把他逮捕判刑。这孩子前有锛（儿）头，后有脑勺，长得十分可笑。一进了号子总是愁眉不展，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有的狱友问他，你年纪轻轻，又没犯了死罪，发什么愁。他苦笑着说：“从小在我姥姥家长大的，我要是判了刑会影响我舅舅的。他是‘高干’。”“你这小东西倒有良心，你舅舅既然是高干，你不会影响他，他能救你出去。”“他是部队的，不是地方的。”“你舅舅是什么官啊？”“连长。”这最后一句惹得全号哄笑。他没上过几天学，跟文盲差不多。可是每天吃完早饭这段很长的空闲时间里，他常常盘着腿，把报纸放在床板上嘴里嘟嘟嚷嚷似乎在念。有人说他，“小佛爷你认识字吗？不要老霸着报纸，让别人看看。”“怎么不认识，你看黑四哥来了”。大家一愣，不知怎么回事，待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墨西哥”来宾，又是一阵哄笑。

　　有个因盗窃而入狱的，姓南，公安局进进出出不下十几回，可仍然不太油，还有点青年的纯真。有一次我们聊起来：“家住北京哪儿？”他回答：“就在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多少年没回家了？”“年年过年都回家，但没进去过，都是隔着玻璃窗子看着他们过年。”我大吃一惊：“为什么不进去呢？”“怕有雷子（指警察）等着我，我倒是不怕雷子抓我，好歹也被抓了十多回了，就是怕让爹妈看着受不了。”后来知道他是自己的父亲送去劳教的。上初中时，他是个特调皮的孩子，学校家里都不待见。一九六五年，上初三，有一次拿家里五元钱，把他爸爸气坏了，就把他送到派出所，说自己管不了这孩子，要求政府替他管。起先派出所还不收，他不走，派出所就把孩子留下来。那时正赶上北京要搞“水晶石，玻璃板”意思是把北京打造成纯洁而又纯洁的城市），地富反坏都要清除，于是就把他送去劳动教养了，说是教养半年。家里不懂“教养”是怎么回事，还同意了。他被发到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确实就半年。但有期的教养，无期的就业。半年之后，期满了仍然不让离开兴凯湖。这是劳改场，对就业人员的管理与劳教人员没多大区别。“文革”起来之后，这个农场解散了，仍然不让这帮人回北京、回家（那时，劳改、劳教释放后，想回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安排到就近的生产队去。到了生产队，当地把他们当作戴帽子的“四类分子”看待。在劳改场虽然活累，但还能吃饱。到了生产队就不行了，活重吃不饱，天天还要听民兵连长训话。稍有过错就挨打。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在快过年时逃回北京，不想，还没到家就被抓了回来。后来他多次逃跑，也不敢回家，就在外面漂着，没钱，就走上偷窃的道路。他说：“在外面‘刷夜’，夏天还好，冬天冻得受不了，到火车站被抓的机会多，就睡在暖气井盖上，或暖气管道上。北京哪儿的暖气管道埋得浅，适宜睡觉，我都知道。过年，特别是三十晚上，常常到船板胡同家门口，我们家有个临街的窗户，我就远远目肖着，看着爸爸在那里喝酒或玩牌……不敢久待，怕巡夜的民兵。”怪不得他一到了号里，倒头便睡，原来他太缺觉了。南某说K字楼就是我的休养所，到这里足睡。后来，调号后，遇到过他的同案钟某，证实了他说的大体不差。钟某说：“真怪，他爸爸送了他，他还那么想他爸爸，活该！”钟某与南某显然不同，钟很硬，到了K字楼一语不发，死不交代，带背铐用一种叫梅花铐的死铐子把双手铐在背后，日夜都铐着）半年，一切行动都靠自己，拒绝同号的人帮助，后来摘了铐子，一只胳膊抬不起来了，一声不吭。听说这两个人，每人各被判五年。一九九〇年代我一度住在东交民巷东口社科院宿舍，离船板胡同很近，常常要到船板胡同菜摊买菜。我每进这条胡同就会想到K字楼的偶遇，想到那个兴凯湖劳教的南姓青年，想知道哪扇对外开的窗户是他在除夕夜常常从远处嘹望的地方。他们一家团聚了吗？

　　我在K字楼呆了一年零四个月，没有见到过牢头狱霸，因为这里常常调号。队长一看到这个号的犯人一起呆的久了，彼此熟悉了，就要调号了。所以我对今年云南发生“躲猫猫”事件感到不可理解，如果不是看守有意纵容，看守所根本不会有牢头狱霸劳改场比较容易形成，那是管不胜管的），看守所的牢头狱霸都是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