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七卷）

第3章 钱锺书邀请钱穆：尴尬与无奈孙玉祥

　　以钱锺书的博学睿智，他当然知道权力与代价的关系——你享受了怎样的权力，就该付什么样的代价。所以，他一向对因拥有权力而可能带来的尴尬持警惕态度。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抗战胜利后，“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锺书，常邀请钱锺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钱锺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锺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不过，这种“不吃胡萝卜”，所以“不受大棒驱使”的做法到解放后似乎行不通了——因为当时提倡的是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你没有选择余地。钱先生学问虽大，智慧虽深，也逃不出这样的网络。于是——仍据《我们仨》记载——一九八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聘钱锺书为文学研究所顾问，他力辞得免后高兴地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钱先生不愿为官，正为辞去“顾问”而得意。不料，第二天却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事者胡乔木告诉他这么做是“为社科院增添些学术气氛”，深知“胡萝卜”与“大棒”关系的钱锺书当然极力推辞：先是说自己没时间，可胡乔木告诉他：“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钱锺书又借口：“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胡乔木说“给你辟谣”，如此这般，钱锺书“这番捉将官里去也”。一年之后，钱锺书向胡乔木提出辞职，辞呈写：“尸位素餐，于心不安”。胡乔木点评了八个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结果这官一直做到一九九三年。

　　虽然网开一面，又不坐班又不画圈又不开会，可既然你坐了那个位置，该你干的活你就还得干——或者说“吃了胡萝卜”，就免不了受“大棒驱使”，于是，钱锺书也就不得不面临一些自己并不愿干，可又不得不干的尴尬事了。

　　据杨绛先生的回忆散文《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后收入杂忆与杂写》一书，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介绍：一九八五年要举行盛大的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自然，这也是个统战机会，于是有关方面打算邀请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参加，长期寓居台湾的钱穆老先生（字宾四，1895-1990）亦在其列，当时除了用公家的名义正式发函邀请之外，又特别请钱锺书以个人名义写信去劝驾，邀请他回来“观礼”。

　　所以让钱锺书先生出面写信邀请钱穆，首先当然是因为钱先生是著名学者，又是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让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又位高权重的学者来邀请钱穆，在有关方面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其次，还因为钱先生与钱穆有历史渊源。钱锺书与钱穆同出一钱，都是五代十国时著名的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四世孙，同宗而不同支。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在一九二三年推荐本家新秀钱穆到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教书。据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民国十二年（1923年）钱穆应钱基博之邀任教于省三师，时钱基博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因任省三师四年级课，欲待其班毕业，故仍留校兼课，每周往返。课毕，钱穆常至其办公室长谈。“当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钱基博字——作者注）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一九二七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钱锺书，钱锺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交稿，就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实际上是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锺书之手。而据杨绛在《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中回忆：一九二三年秋天，她跟钱锺书订婚时，在苏州某饭馆宴请两家至亲好友时，“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既然两家素有渊源又交往甚深，有关方面让钱锺书以钱氏宗亲的身份和名义写信去邀请钱穆回大陆，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总之，无论从公从私，让钱锺书出面邀请钱穆回来，在有关方面看来，都是势所必至，理固宜然的。

　　那么，钱锺书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显然不是。

　　这首先是因为这次“纪念会”所以邀请钱穆参加，有统战意味。而钱锺书一生对政治都保持了尽可能大的疏离——关于这一点，易中天先生在《顾准与钱锺书》一文中有这样的说明：“钱锺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锺书还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也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既然如此，他对这样的活动显然不感兴趣，也不会愿意出面邀请什么人。

　　而且，我们还应注意到：钱锺书对什么“纪念会”之类一贯持嗤之以鼻的态度——不妨举一个例子：华中师大领导决定于一九八七年为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的百年诞辰时开个隆重的纪念会。其时钱锺书的学术声望正蒸腾日上，自然想邀请他出席。在接到有关方面邀请后，钱锺书写了这样一封回信：“祖年我兄大鉴：音问久疏，忽奉惠书，并示先君事略，感刻感刻。谨删易数字，以塞虚怀。纪念会事，盛意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洽髓，然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帖征文，弟概置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也。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矣。弟去冬患血压高，服药稍减，尚未平善，又不慎中寒，喘疾几复发。草复，不尽。即颂近祉！弟钱锺书上二十日”。对自己父亲的“纪念会”尚且如此，他又怎么会对“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会”感兴趣，还出面邀请什么人？

　　其次，事实上也是更重要的是——以钱锺书的见识，他不难判断：有关方面对钱穆的邀请是一厢情愿，对方根本就不会来。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钱穆的简历。

　　钱穆与钱锺书同宗不同支，钱锺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锺书父亲）为叔。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穆九岁入私塾，一九一二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一九三〇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抗战军兴，钱穆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南下广州。十月，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不久，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一九五〇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一九五五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一九六〇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一九六五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一九六七年十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一九六八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八月三十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在政治倾向上，钱穆非常推崇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和《三民主义》，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贡献是“能融会旧传统，开创新局面；对西方思想不仅能接受，还能批评，能在自己的思想系统里来接受、来批评；思想态度能承续近代中国思想所必然发展的客观路向”，使长期饱受清朝高压所摧残蹂躏的思想界开始重新上路，从宋明思想偏于个人内心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虚静想象，挽回到先秦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类共同大业上来，同时又汇进了世界新潮流，形成了博大的思想系统。钱穆还多次赞扬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五权宪法”和“五院制度”，尤其考试制度、监察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钱穆所著《国史大纲》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这在当时看来，意味着以三民主义同马列主义争夺年轻一代。

　　于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点了钱穆的名——“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这里，毛泽东将钱穆与胡适和傅斯年相提并论。对此，钱穆是不会服气的：当时胡适坚决跟国民党走，已经上了战犯的名单，傅斯年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也不去算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划到反动派那里去呢？一九五〇年秋，他在给学生郦家驹的一封信中说自己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我头上？”也因此，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的老师吕思勉写信劝他回来教书时，他回了这么一封信：

　　老师一生劳瘁，无一日之余闲，现在年事已高，我做学生的不能为您尽一点孝心，不能为老师扫扫地，铺铺床，每想到此，心中总感到非常遗憾。老师劝我沪港两地自由来往，这是我做不到的，回来虽无刀镬之弄，但须革心洗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以钱穆的基本思想和基本价值取向，和他对大陆的看法，他是不会轻易回来的。写信邀请他回来，几乎就是枉费心机。以钱锺书的见识，他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说钱锺书不愿意写信邀请钱穆回来，除了基于钱锺书对钱穆的基本思想的了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钱锺书的养父钱基成曾经作过类似的事，结果碰了壁，而且事后证明：钱穆是对的。

　　据钱穆《师友杂忆》一书记载：一九四九年，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我们现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师从袁吉六先生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造诣非同寻常。就连胡适也认为，中共的白话文以“我的学生”毛润之为第一。但是这篇布告，辞气却颇为严厉。钱穆先生从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先生大约受乃兄影响而留了下来。结果，由于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他们其后的命运也大相径庭。钱穆先生不但在港创立新亚书院，绛帐春风，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钱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一九五九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他自己也被划为“右派”，最终郁郁而亡。

　　有这样一段家族史，又有钱穆以前那些言行，钱锺书怎么会愿意给钱穆写那注定会碰壁的“邀请信”？然而，虽然不愿意，可因为职务需要，也是众望所归，最后，钱先生还是无奈地给钱穆写了一封邀请信，这封信在杨绛的《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中有载：

　　宾四宗老大师道座：

　　契阔暌违，忽五十载。泰山仰止，鲁殿岿存。远播芳声，时殷遐想。前岁获睹大著忆旧一编，追记先君，不遗狂简，故谊亲情，感均存殁。明年苏州市将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此间人士佥以公虽本贯吾邑，而梓乡与苏接壤，处廉让之间，又卜宅吴门，乃古方志所谓“名贤侨寓”。且于公钦心有素，捧手无缘，盛会适逢，良机难得，窃思届时奉屈责临，以增光宠，俾遂瞻对。区区之私，正复齐心同愿。旧国旧乡，望之畅然，而况于闻闻见见，庄生至言，当蒙忻许，渴盼惠来。公家别具专信邀请，敬修片楮，聊申劝驾之微忱。衬拳边鼓，力薄而意则深也。即叩春安不备。

　　宗末锺书上杨绛同候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

　　据杨先生说，起先钱锺书在信里写错了几个数字，“主办单位把信退回，请他改正重写。我因而获得这封作废的信。我爱他的文字，抢下没有让他撕掉默存写信不起草稿，也不留这类废稿）”，于是这封信才得以留存。后来杨先生遂将此信作为追忆钱穆先生文章的附录发表了出来。

　　其结果，用杨绛的话来说，就是“宾四先生没有回信，也没有赴请”，对此无奈的结果，杨绛先生有这样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如果他不忆念故乡，故乡却没有忘记他”。

　　那么，在邀请钱穆回来这件事上，钱锺书的尴尬与无奈除了以上带推理性质的证据外，还有没有更直接一点的旁证呢？有的，有的。

　　在张世林先生最近出版的《大师的侧影》中《怀念钱锺书先生》一文，有这样的文字，“有一次谈到钱穆先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指钱锺书——笔者）说：‘他（指钱穆——笔者）岁数比我大，但若按家谱算，我辈分比他高。今年（张先生原注：可能是1989年——错了，应该是1985年。笔者）正值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中央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想请他回大陆看看。由谁去信邀请呢？于是便想到了我。一位领导出面，要我写这封信。依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他接到我的信也是决不会回来的。有可能还会来个反统战。我说出了我的考虑，但来人坚持要写。没办法，我只好写了信。可是，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给他的信连同他的声明就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我知道他是决不会和中共合作的。’我想，依先生之世事洞明，他是不愿意写这封信的。”

　　这就是钱锺书的尴尬与无奈——明明自己知道对方“接到我的信也是决不会回来的。有可能还会来个反统战”、“我知道他是决不会和中共合作的”，可是因为“中央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一位领导出面，要我写这封信”，最后“没办法，我只好写了信”，结果却是不仅人没有来，“我给他的信连同他的声明就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冼星海，延安文艺创作的异数现象在延安知识分子参加的所有艺术创作中，冼星海与赵树理、孙犁三人当属异数。冼星海谱曲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赵树理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创作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芦花荡》，分别代表了延安文艺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些艺术成就的取得，是与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从而可以保存自己的艺术个性有直接关系。冼星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四大怪人”之一冼星海（1905～1945）是个有着强烈个性的人。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延安，一九四〇年五月离开，总共只有将近两年的时间，环境允许他自由挥洒着生命的才情。

　　据说一九四二年之前，在众多延安知识分子中，有所谓“四大怪人”之说。多个版本，不同说法，但冼星海都榜上有名。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塞克长发披肩，公开宣布，凡是有人站岗的大门，请我也不进；萧军特立独行，嫉恶如仇，愤激时刻，刀刃相见；王实味暴躁尖刻，激烈犯上；冼星海半是玩笑半是真地宣称，保证我吃鸡（一说保证我吃糖），否则一行也写不出来。此说至今尚为孤证，不足以为信。但聊备一说，是可以帮助想像延安文人于此时在政治与道德完全走向一元化之前的心灵空间与社会空间。

　　冼星海出生于澳门一个渔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带星海谋生南洋，抚孤不易，以博大的情怀和顽强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冼星海的人生和艺术。中学时冼星海便半工半读，一九二六年进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两年后改进上海国立音乐院，在一次学潮中，被迫退学。一九三〇年初，他到巴黎求学，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求救无门。为了生存，他做过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西崽（boy）、做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作下贱的跑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勤奋苦学，成绩优异。按其成绩和资格是应该得到政府公费的，他几番请求都没获答应，至一九三五年夏便毅然回国，投入民族救亡，创作救亡歌曲，组织民众歌咏。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戏剧界组织救亡演剧队，分赴内地宣传抗战。冼星海泪别老母，参加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队第二队。十月到武汉，冼星海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几年见识，他认识到，“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一年后，他偕同未婚妻钱韵玲乘上武汉失守前的最后一班北行列车，从武汉经西安，在西安拒绝友人的高薪相聘，执意去了延安。六天六夜谱名曲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一度是座歌的城，是座诗的城。冼星海到延安是如鱼得水，他很活跃，到处去教唱歌，指挥合唱。据何其芳回忆，“那时鲁艺还在延安城北门外，还是草创时期。没有大教室，也没有礼堂，他就在运动场上站着教大家唱。场子外面，就是一片长着草的坟地……冼星海同志一来到延安，他的活动与作风就和这种空气很和谐。”

　　一九三九年延安欢度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晚上，近万名青年聚集在城北门外西山脚下的坪坝上，煤气灯下，毛泽东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后，冼星海指挥《生产大合唱》开始。据当时的参加者吴伯箫回忆：“冼星海同志指挥得那样有气派，姿势优美，大方；动作有节奏，有感情。随着指挥棒的移动，上百人，不，上千人，还不，仿佛全部到会的，上万人，都一齐歌唱。歌声悠扬、淳朴，像谆谆的教诲，又像娓娓的谈话，一直唱到人们的心里，又从心里唱出来，弥漫整个广场。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几番回荡往复，一直辐散到遥远的地方。”

　　在这样的社会群体里，他找到了艺术的知音，得到了心灵的共振，激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与冼星海在延安共同生活的钱韵玲介绍，“在延安时期，是星海的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乐思如泉涌，有时饭吃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乐想，立刻放下碗，写下这段旋律。甚至有一次睡在床上，听到风声，脑海里浮现出一段旋律，赶快起来记下。”生活安定，感于时代，忧乎民族，追求“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更善于抒发壮丽强烈的情感。一九三九年春，创作《生产大合唱》，是他在延安第一次尝试民族形式、进步技巧的作品。接着，在一个星期时间里便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组曲。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描绘黄河形象，塑造黄河性格，正可以艺术地表达作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对民族命运的强烈忧患情感。当延安文人胸襟开阔，情绪激昂，让黄河从心中流过，延安的歌咏更是如浪如涛，壮丽辉煌。

　　千里黄河迂回曲折，沉重地流过了黄土地，终于爆发出积蓄已久的力量，冲断吕梁山脉，纵身跃下黄土高原，在山西吉县留下了千古奇观——壶口瀑布。当地老乡至今都用最纯朴的感情，最纯朴的语言世世代代地惊叹着：

　　黄河，你像条蛇（sha），/曲里拐弯到这搭（里）。/白儿黑夜都流不完（wa），/妈呀，哪来这么些（xa）呀！

　　这里，黄河被阻的山峡断为明显的上下两截。两三里宽的河水被挤压在几丈宽的峡口里，沉默已久的黄河愤怒了。它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奔狂泻，泥浆翻腾，激起数丈巨澜，震天动地地吼叫着。靠近峡口，顿然间你会听觉麻木，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直到离开峡口，走出五六里地后，听觉才能逐渐恢复正常。

　　一九三八年秋，二十五岁的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武汉到晋西一带的吕梁游击区从事抗日宣传活动，途经壶口瀑布。啊，这是一派何等壮丽的景象！诗人被黄河的气魄惊呆了，从心底里发出慨叹。一九三九年一月，诗人行军中不幸坠马，左臂骨折，被担架一村一岭地转送延安诊治。途中，诗人在永和关又有幸观光黄河，河上船夫与恶浪搏斗的情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情感不断地被升华，意象不断地被提炼，心中黄河的艺术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在延安，当初在三厅同事并一起合作过《新中国》、《新时代的歌手》、《拓荒歌》等十几首歌曲的合作者冼星海到医院看望诗人，并提议再来一次合作。与诗人同到延安的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的同志们，也急切需要新的节目汇报演出。诗人的心不能平静了。他利用住院治疗的空闲，构思着刻画表现心中黄河的艺术形象。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请听吧——

　　一首好诗，一部名曲，《黄河大合唱》诞生了。词作者光未然后来回忆说：“三月间，我便把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两次渡河以及在黄河边上行军时的一些感受，原来打算要写一首题为《黄河吟》的长诗的，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当时，他左臂肿胀，行动不灵，躺在病床上。是用五天的时间，口授给三队的胡志涛笔录的。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在西北旅社的一间窑洞里，请来了冼星海，开个小小的朗诵会。光未然把歌词念给大家听，还谈了写作的动机和意图。冼星海听着听着就入迷了。他忽地站起来，把歌词一把抓在手上，当仁不让地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从窑里传出来。

　　此后的六天六夜时间里，冼星海在桥儿沟东山鲁艺教师宿舍的窑洞里，写下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当时见证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曲的光未然回忆，他的工作毅力是惊人的，一开始写作就不愿休息，偶尔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忽地又起来振笔直书下去。他的头脑里仿佛有无尽的乐语的泉源，刷刷地迸流出来，就使他经常处在一种兴奋的无法自抑的精神状态中。他爱吃糖果，当时延安买不着糖果，他要我买两斤白糖送给他。白糖放在桌上，写几句便抓一把送进嘴里，于是一转瞬间，糖水便转化为美妙的乐句了。

　　冼星海完全沉浸在艺术创作的极度兴奋之中。他捕捉到了词作者描绘的黄河形象，点燃了自己多年来南奔北走，患难追求的民族情感，用心灵的乐汇刻画突出黄河的形象，表现出气势磅礴的时代精神。写黄河的形象，就是写民族的灵魂。

　　中国空前的音乐会为了尽快演出，演剧三队每天早上派田冲、邬析零去小心地探问前一天的成果，他俩从不空手而归。全部组曲的八个部分，除了《黄河怨》、《黄河颂》写过二稿、三稿，其他全部写得得心应手。

　　冼星海指导田冲演唱时又说：你的第一句不要唱得太高昂，要把黄河之水从高处引出来，然后，经过几个迂回宛转，再一步步高昂到“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这样唱也许就不平板了。要不然，一开口像一个英雄摆着架子唱“我站在高山之巅”，那黄河之水就像在你的脚下，那就不是歌颂黄河，而是高山颂，或者是自我颂了。艺术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审美表现。《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和曲作者他们都是用心灵在塑造着黄河的形象，表达着崇高的民族情感，唱出一个时代的心声。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抗敌演剧三队在鲁艺音乐系和抗大文艺工作团的协助下，于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音乐会，第一次公开演出《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当天日记记载：

　　今天晚上是空前的音乐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晚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形式。《生产大合唱》博得全场的欢迎！《黄河》（即《黄河大合唱》，引者注）因第三队女声独唱走音，给观众不好印象。整个曲子，他们觉得很雄伟！文艺工作团最差，人数只有八人。鲁艺动员五十人的合唱，可谓空前。

　　五月十日，鲁艺隆重举行周年纪念（因突击开荒，改原4月10日为5月10日）活动，次日晚为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经过认真准备，冼星海亲自指挥百余人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声势浩大，相当成功。冼星海日记记载：

　　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四）《黄水谣》。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

　　此后，冼星海在延安还指挥过有五百人左右参加演唱的《黄河大合唱》，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周恩来由重庆回延安期间，观看演出之后，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茅盾在延安听到过三百人左右的演出，感受颇深：“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出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冼星海以一曲《黄河大合唱》，走进了民族心灵的深处，激发起革命英雄的时代精神。有人批评《黄河大合唱》是喊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是歇斯底里的。殊不知即使是歇斯底里的，是喊出来的，也正是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时候所发出的怒吼的心声。时代选择了他，时代宠爱着他；他激荡着时代，他升华了自己。

　　个性成就艺术冼星海的聪慧让他自信，履历给他经验，苦难给他意志，艺术又使他敏感。中学时代的他质朴、热情、开朗，喜欢参加社会活动，是一个刚毅木讷的人。

　　青年的星海，身材颇高，皮肤微黑，眼睛深沉而富有神采。穿的多是布料的西装，他爱敞开领子——领带是不常结的，使人望之而想起那些常常看到的雪莱或贝多芬的肖像。他说不好普通话，但待人对事，“有气魄，有粗野的力，有诚恳的真情”。他对何其芳说，他作曲已经写坏了好几支派克笔。何其芳惊叹这“不仅说明他的创作的丰富，还可以想象到他创作时的情绪的饱满与奔放，仿佛五线潜成了他的键盘，钢笔尖成了他的手指，他完全忘却它是容易磨损的金属了”。

　　艺术创作是全部身心的投入，是生命的顶峰体验与疯狂状态，是对平常人生的偏离。他“由于极度地使用他的脑子而常常头痛”。这种人难免怪异，个性狞厉，但绝无恶意，甚至没有防范，本质上只是生命的一派天真可爱。冼星海尊重集体，尊重进步，尊重自己向上的意志。

　　一九三九年六月，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天就算我入党的第一天，可以说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冼星海日记）他带着鲜明的个性入了党。据曾经与冼星海共事者回忆，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中，“他和张曙兄的火气都相当大，有时为了一些细小的事也难免争得面红耳赤。”另据在鲁艺同事的李凌回忆，在延安鲁艺的一次音乐晚会上，他的小提琴节目排在另一教授的小提琴节目后，以为安排节目的人与该教授串通一气，有意欺侮他。到他演奏时，他一连拉断了几根E弦，想借口没弦不能拉。但实际还是拉了。后来，他常常“把间壁教授那里过来的小鸡打得满房乱飞”。“许多人都感到星海异常倔强，而且有点好胜，英雄主义的气质异常浓厚。在那时候，其间也还夹杂着一些个人主义成分，对于这种人，有什么不遂心愿，他会爆发到可怕的地步”。有性格的人生都是有缺陷的人生，但只有承认并容许性格、个性，才会有生命的活力，艺术的生机，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他个性的自然发展使他申请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让他继续发展着自己的个性。共产党是他民族救亡的理想归宿，是他个人生命追求的价值实现，对于他的艺术创作是明了——而非强迫接受、执行——一种艺术理论，明了同志们的勉励，更可以深入到民族心灵的最深处，真是幸莫大焉。

　　他学习理论，学习社会科学，主张深入民间，强调作品的现实战斗性，这与整风运动后的理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生命主体的有无。有之，则艺术创作的审美品性未伤，从艺术的本性立场去参与生活，艺术存焉。

　　贫病中客死他乡一九四〇年五月，冼星海受派去苏联，为电影《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一年后，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便想回国。但由于盛世才已经表现出对共产党的不友好态度，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原路返回延安。

　　当时，林彪正在苏联治病。迫于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林彪不得不中断养病提前回国。他持有国民党政府签发的边境通行证，并且可以使用专机。冼星海一行准备扮作林彪的随从、翻译，搭乘林彪的专机回国，林彪也勉强同意了。然而就在登机前，林彪却突然变卦，拒绝了冼星海一行的请求，只答应给每个人带封家书。

　　一九四一年九月，冼星海一行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阻，他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生活极端困难。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辗转到阿拉木图，化名黄训取得政治居留权。在这里，冼星海结识哈萨克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朋友，才暂时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并重新拿起了创作的笔。

　　一年后，冼星海又搬迁到哈萨克斯坦的库斯坦奈州，住在十月大街四十四号二十二室。他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生活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经常还要断顿。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领到一些，即使领到也只够三四天吃。”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冼星海开始患病，寒冷的气候中身体赢弱不堪。但是，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开始至二月十五日，他仍然坚持完成了交响乐《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以表达自己对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精神的崇敬之情。

　　战争环境，恶劣气候，贫乏的物质条件，焦虑的精神心理，冼星海一曲未成，疾病缠身。他不仅肺部结核，还有肝肿、腹膜炎和心脏病，每天要抽出几升腹水。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冼星海由其犹太族夫人拉伊女士陪同，再回莫斯科。这时，共产国际组织早已解散，中共方面没有正式机构在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找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李立三。李立三很愉快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请到自己的家里住下。

　　经多方联络，一个多月后，李立三为冼星海争取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身患沉疴积疾，医院回天无力。四个多月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冼星海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四十岁。

　　延安时期文艺创作的异数，是没有直接参加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的艺术家们，秉持独特的艺术个性，并在允许艺术个性存在的宽容、宽松、宽厚的艺术环境下，创作了不巧的艺术作品，成为抗战时期延安文学艺术的高峰。其中，赵树理的作品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其本人并未到过延安。孙犁是整风运动之后的一九四四年春天，随华北联合大学学员们自冀西山区长途跋涉一个月，来到延安鲁艺，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便返回冀中。冼星海在整风运动前的一九四〇年五月，离开延安到苏联，不料一去不返，客死他乡。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实践，都是异乎当时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这是一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的文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