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六卷）

第18章 血石、玉石

　　自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九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四百七十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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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地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周恩来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泽东的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年轻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

　　公安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居后，自感身体、精力大不如前，乃主要在室内活动或家门口练太极拳，每次外出都有儿孙陪同，独自已不敢出门了。

　　有人问梁漱溟的养生之道，梁的经验是：在生活上少吃多动，持之以恒；在精神上气贵平和，情贵淡泊。

　　梁漱溟自十九岁吃素食，坚持七十多年，每餐适可而止，吃七八成饱。他的锻炼，主要是走路和打拳，天天早睡早起，定时运动，持之以恒。九十岁以后虽然主要在室内活动，他仍然坚持锻炼，每天早晨五点醒来，先在床上做操：伸腰、蹬腿、转动颈脖，然后吸气、呼气、屏气，五十分钟后下床活动，每天在读书、写作的间隙，在室内散步或打拳。

　　因年龄大，不能去公园散步，梁漱溟遗憾地说：“人总是要老的，志趣可以不变，但体现这种志趣的途径和方法，却不得不加以变更。”

　　梁漱溟一生处事都是“气贵平和，情贵淡泊”。他曾写了一幅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认为：“一个人遇事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气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算得上是人生身心锻炼的一项功夫。”梁漱溟还认为，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加上“思考到老”，不但有益思想，也有益健康。

　　一九八六年，有关团体评选梁漱溟为健康老人。标准是：生活上能自理，能单独行走；智力上能阅读，能交谈。而梁漱溟不仅能读，还能写，还能登台讲演。

　　梁漱溟不食肉，平时喜欢豆腐乳，饭后少量水果，如广柑数瓣。

　　学生袁鸿寿回忆：在批林批孔转而为“批梁”的毫无退路时，梁老说了一句“匹夫不可夺志”的话，大家称之为“中国的脊梁”，齐声叫好，其实小瞧了梁老。回顾抗战时期，我在桂林时曾宴请梁老七星岩（吃素），敌机在头上盘旋时，梁老与我在七星岩外一棵小树下聊闲天，我大惊失色。万一“中头奖”，何以对天下人！而梁老镇定自若，聊天如常。从这点看，他的许多生死关早已过了，不可夺志是一贯的。在唐山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到户外，梁老安居不动，直到家属坚请不要冒险，逼得他没有办法，才有几个晚上在新中街寓所门外的草地上露宿。

　　对于梁漱溟的长寿，袁鸿寿认为：除了梁老七十几年吃素，还得益于梁经常在户外活动。梁老认为人不能与大自然隔绝，要少吃多动，除散步外，对访客常倾听对方的谈话，使脑子也多动。再有梁老穿衣较少，而且穿的都是几十年的旧衣服，所用手帕之类小物件他都自己亲手洗。梁老的被子很薄，冬天多盖一两床。他的床头加一挡风木板，以避免睡熟时受凉气侵袭。

　　还有一次，袁鸿寿与梁漱溟谈及喜怒哀乐问题，因为袁在“文革”前后受莫须有之委屈时，往往狂躁，愤不欲生，袁夫人常请梁漱溟来劝解。每次，梁老不谈客观原因，总是归结到一句结论：“不要对自己过不去。”袁鸿寿听到梁老极其平静的语调，如醍醐灌顶，心中的积怨涣然冰释。所以袁鸿寿认为梁漱溟是修养到最高层次的无我境界，已没有喜怒哀乐等凡夫的俗情。但出乎意料，梁老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是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南京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梁漱溟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后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七届常委。

　　四月十日，友人张西曼的女儿张小曼来访，两人谈话近两小时。张小曼请求梁漱溟为她题字留念，梁问她想要什么字，张说：“就题您一生中最喜欢的一句话吧！”梁漱溟乃写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八个苍劲的大字，题上“小曼同志留念”，签名盖章后，交给张小曼带走。

　　四月十三日，梁漱溟在梁培宽、梁培恕、长媳和三个孙儿陪同下，前往良乡祖坟扫墓。这天风大，梁漱溟回到家后感到身体不适、气短。

　　四月二十五日，梁漱溟感觉呼吸困难，病情加重，由家人陪同到协和医院看病，大夫初步检查后，告梁留院治疗，作进一步检查。医院采取了一些医疗措施后，梁漱溟呼吸困难有所缓解，确诊患的是尿毒症，继续住院观察。

　　五月中旬一天晚上，梁漱溟突然呼唤当班陪侍的梁培宽：“我有话要说！”接着断断续续地说：“岳美中先生讲过：‘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人的寿数有限，我的寿数到了。你们不要勉强挽留了，吃点药，顺其自然发展吧！”说话时很平静。

　　梁漱溟曾多次表示要出院回家，一是不愿再治疗下去，二是不喜欢医院的环境。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香港大学举办了“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学术研讨会。原本邀请梁漱溟作演讲，但因梁先生病重无法出席。梁漱溟曾于当年六月份写了一篇千字的短文《父慈子孝兄弟恭》，并进行了讲话录像。因此该研讨会第一议程就是放映梁漱溟的讲话录像，在这篇短文中，梁漱溟阐述了儒学、伦理、天下太平等中国传统思想，并指出这些传统思想精神在现代依然存在的价值。这也是梁漱溟的最后一次发言。原文如下：

　　我从来说中国缺乏宗教，中国人淡于宗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就是注重现实人生。这是孔子的非宗教态度。

　　有人将儒家称为儒教，这不对。儒家不是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宗教与此相反，它恰恰要议论“怪力乱神”。孔家的精神全部放在照顾现实生活上，如父慈子孝，如兄友弟恭，都是眼前生活。从前读书人供奉“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天地”与“君”、“亲”、“师”同时供奉。宗教则不能如此。宗教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是高于一切，不能与人并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总是在现实生活中毕恭毕敬于眼前。宗教则毕恭毕敬于“上帝”。故说中国人淡于宗教，中国人远于宗教。故说中国儒家不同于其他宗教。

　　在上述情况下，外来宗教乘虚而入。中国所有的伟大宗教均为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无不是外来的。中国也有些零零碎碎的迷信流行于社会，但够不上宗教。伟大的宗教中国没有产生过，有则均为外来。中国有的就是伦理。

　　“上帝”一词，古书上有，但不重要，而伦理在中国特别重要。伦者偶也，伦理内容的根本精神是“互以对方为重”，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此种精神在任何地域，任何情况下均合乎人情，最行得通的。

　　随着注重伦理而来的是讲“天下太平”。“天下”，无所不包，不分国内国外；讲“太平”而不讲“富强”。讲“富强”，春秋战国时有之，但此后均讲“天下太平”。“天下”无疆界可言，讲“天下太平”，最无毛病，最切实可行。这个精神最伟大，没有国家，这是人类理想，人类前途不外乎此。

　　中国此种传统精神与现代化不相冲突，它在空间上不分地域，在时间上无论何时，均合情合理。

　　有人说，发展商品经济要讲“利”，而中国传统强调“义利之辩”，耻于言“利”，因此是彼此矛盾的。讲义与利，义不是空的；利在义中，义包含了“利”的问题。合乎情理的利叫做义，不是完全对立的。

　　六月二十日，梁漱溟的身体已极为衰弱，经医生检查后，说心和肺都好，可以做人工肾手术。梁培宽告诉父亲：“李先生、晓青、阎先生都赞成做人工肾手术。”梁漱溟点点头。正当人们满怀希望，等待六月二十四日做人工肾手术时，却出了意外。

　　六月二十三日早上，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医生采取急救措施，梁漱溟的心脏跳动这时快到一分钟一百七十下，紧接着又急促下降。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梁漱溟断断续续地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便溘然逝世，时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

　　批大口径舰炮、榴弹炮、反坦克炮以及速射炮等重武器。而台军接受美国导弹援助后，也通常是第一时间将反舰、防空导弹部署于此。因此，这里对大陆和经过此地的船只威胁甚大。

　　接到观察哨报告后，舰队指挥员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

　　同时，“昆明”号护卫舰打开信号灯，向东引岛台方守军发出了要求紧急通过台湾海峡的信号。

　　其实，东引岛上的台军早已通过雷达发现这支舰队，也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台军指挥官看到信号后便不知所措。一支中共海军舰队居然大张旗鼓地要求通过台湾海峡，这可是二十多年来从没遇到过的事情。怎么办？他们立即给台湾“海军司令部”发了紧急电报。

　　接到电报后，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和“海军总司令”宋长志急忙赶到位于台北士林的蒋介石官邸。时年八十八岁的蒋介石因之前做过一次手术，身体比较虚弱，所以将一切军政事务都交给了蒋经国处理。不过，事关重大的一些决策问题，尤其是事关两岸的问题，各级官员还是要向他请示。此前，蒋介石也一直关注着西沙的战事。他曾让蒋经国指示台湾“外交部”发表公告，再次声明中国是南沙、西沙等群岛的唯一享有合法主权的国家，其主权不容置疑……

　　蒋介石扫了高魁元一眼，慢慢闭上了眼睛，像是自言自语地轻轻叹喟道：“西沙战事紧啊！”

　　高魁元立刻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马上说道：“总统，允许中共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此后可为惯例？”

　　蒋介石又意味深长地说：“那是路远啊！”

　　高魁元与宋长志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领神会地退了下去。

　　当晚，夜色笼罩的东引岛，高高的信号台上，突然亮起了强光穿雾信号灯。信号灯一闪一闪地向解放军舰队发出“请通过……请通过……”的信号。

　　“昆明”号、“成都”号、“衡阳号”三舰接到信号，立即起锚，乘风破浪驶向南海。

　　此后，在南海的数次海战中，人民海军的南下舰队，都是途经台湾海峡支援南沙海战的。

　　不仅如此，一九八八年初，解放军舰艇还在台军控制的太平岛停留一周，补充粮食饮水。

　　当时，解放军派出一个代号为“五二二”的海军舰艇编队，到南沙海域巡视。据舰队指战员回忆，一月二十三日，我海军编队在大风大浪中航行了三天三夜后，到达南沙海域。

　　中午一点左右，我海军编队来到太平岛附近海面，准备抛锚待命。

　　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面积0.443平方公里，岛上有茂密的树木，还建有码头、环岛防御工事和楼房。这里驻守着台湾军队四百多名官兵。当时，太平岛码头有一艘台军登陆舰正在卸物资，港外有一艘驱逐舰和一高速炮艇正在执行警戒任务。

　　“舰长，驻守在太平岛上的台湾官兵也很辛苦，我们可不可以向他们表示问候？”我海军编队中“宜宾”舰上的官兵们首先提议。

　　得到应允后，我海军“五五二”编队几艘舰艇同时拉响了汽笛。太平岛上的台军官兵平时经常遭到越南军队的袭扰，不胜其烦。这时看到大陆军队的到来，也备感亲切。他们马上予以回应，并同意我海军“五五二”所有舰艇在太平岛停留一个星期。

　　其间，我海军编队还从太平岛得到了淡水和主副食品的补给。

　　此消息很快传到了台湾岛内，驻守太平岛的台军不但没有受到“惩戒”，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还公开表示，“如果再发生战争，国军将助中共军队抗战”。此后，台湾方面在一九九三年制定“南海政策纲领”时，明确提出要坚定维护南海主权，其“国防部”有关官员也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排除与大陆合作开发与管理南沙”。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一个条件，即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即掘大山洞藏飞机。如无此项条件，则飞机不能隐蔽，亦不济事。

　　与此同时，刘少奇正在秘密出访苏联。出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刘少奇访问苏联的议题，其中包括请求苏联出动空军、海军配合解放台湾的问题，但中共中央对此并不抱太多希望。刘少奇到苏联后，苏联领导人表现得相当热情，斯大林主动建议派空军支援解放军进军新疆。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即给刘少奇发去转交斯大林的电报，提出解放台湾问题：“第三野战军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十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但是，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它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一千名飞行员和三百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一百至二百架歼击机、四十至八十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

　　斯大林答应了出动空军帮助运输解放军进军新疆的要求，但对派苏联空军、海军参加攻台作战则表示为难。他担心这样会引起美国的介入，引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他表示愿意帮助新中国建立空军。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给刘少奇发去专电，请他向斯大林提出：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作战部队，参加渡海战斗，解放台湾起见，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拟向苏联订购战斗机、轰炸机，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

　　七月二十七日，刘少奇拜会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并于当日向党中央回电说：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同志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在中国设立。他们同意刘亚楼速来莫斯科，以便商谈具体计划。

　　中共中央收到刘少奇的复电后，周恩来通知刘亚楼：中央决定你、王弼、吕黎平于八月一日从北平出发赴莫斯科，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刘亚楼一行三人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向毛主席汇报并听取指示。

　　八月十二日，刘亚楼一行到达莫斯科后，向刘少奇作了汇报。次日，刘少奇、刘亚楼等来到苏联武装力量部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举行会谈。苏联方面的态度是热情友好的。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并批准了六所航校的成立。

　　海军是三野在渡江战役中创建的。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张爱萍、林遵等海军将领，布置进攻台湾任务。

　　三野在遭遇金门和登步岛战斗失利的挫折后，粟裕感觉渡海作战完全不同于陆地作战，需要周密部署，充分准备。一九四九年攻打台湾的计划，显然无法实现。而要解决台湾，首先必须攻占舟山。十月十二日他就致电华野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打定海不应依靠飞机与海军，打台湾则一定要有海空军配合，但亦不能完全依靠海空军，不管海空军强弱与否，陆军训练仍以登陆突破前沿与打退敌人反击，巩固与向纵深发展，为准备时期中最主要的课程。”

　　十二月二十七日粟裕到杭州主持军事会议，在总结了金门、登步之战的教训后指出：“原来预定今年打台湾的，参加有关单位都没有准备好，今年不能打了。究竟什么时候打，要看各方面准备工作，明年准备好就打，明年准备不好就不能打。现在要求一切战备工作于明年二月底前准备好，或者春季准备好。”

　　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为解放台湾积极创造条件。毛泽东知道，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海空军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唯一的捷径是向苏联寻求支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十二月十六日在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中，毛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斯大林表示：“有可能给予援助，但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和教官，我们随时都有。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然后他问毛：“你们有空降部队吗？”

　　毛泽东回答：“有一个原国民党的伞兵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说：“可以选一个连的空降队员，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将来派往台湾，并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斯大林初步答应了援助建设中国的海空军。为此，周恩来率领政府和军事代表团飞到莫斯科，具体商谈援助和军事援助问题。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当解放军积极建设海空军，并在为解放台湾进行多方准备的时候，台湾方面的形势则变得越来越绝望。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时起，美国政府就认为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不值得再为扶植它付出任何代价了。

　　美国政府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保持敌对态度，采取不承认和封锁的方针。但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对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或进行武装干预。

　　这时的台湾，真是处于风雨飘摇、人心惶恐的绝境。作家江南（刘宜良）亲身经历了那段时光，描述道：“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军，人数约六十万之众，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分五花八门。”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用“绝境”来形容台湾的处境是很恰当的。蒋介石在一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革命失败，台湾沦亡时，必以身殉国，则不必再另有遗嘱矣。”他采用最严厉的手段，来维持他即将崩溃的统治。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行视事”，废掉了滞美不归的李宗仁，重新掌握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了他在台湾的独裁统治。他发布一系列法令，限制官员和军人出国，非政府派出执行特殊使命，一律不发给护照。已经出国的官员限期回台，否则吊销护照。四月二十六日公布《惩治叛乱条例》，六月十三日公布《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国民党特务情报机关四处搜查，稍有嫌疑，即行逮捕枪杀，使台湾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当中。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和情报机构，在这个时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给粟裕发出“注意研究夺取台湾问题”的电报后，九月，华东局成立了台湾工作委员会总会，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负责，统一领导福建、浙江、上海、三野四个台委分会。三野分会由粟裕负责，日常工作由三野政治部联络部主持，下设广州、福建、青岛、上海四个对台工作小组。十一月二十日，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总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粟裕、刘晓就对台工作方针和任务做了指示。为了培养解放台湾的干部，三野九兵团集中了各军区及二野、四野的台湾籍干部及熟悉台湾情况的工作人员三百八十九名（其中台籍二百零三名）进行培训。与此同时，解放台湾干部训练班也在上海成立，团长是蔡啸。

　　遵照毛泽东里应外合解放台湾的指示，华东开始不断向香港和台湾派遣情报人员和联络人员。广州对台工作组的任务最为繁重。工作组下设香港分组（负责驻港联络、派遣）、联络小组（负责派遣、策反工作）、调研小组（台湾情报的分析调研，吸收台湾籍能够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成员）、交通小组（开辟交通线，护送派遣人员并维持联络）和电台等部门。当时南逃香港的难民很多，我们的派遣关系就在混乱的掩护下进入香港和台湾。

　　得知台湾地下党组织和情报系统遭到破坏的消息，三野于六月六日发出指示：由于海南、舟山的解放，台匪集中退守台湾孤岛，封锁势必加严。今后工作应把海上交通、掌握和派出关系放在首要地位，作较长期打算。严守秘密，求得站稳脚跟，隐蔽下来。朝鲜战争爆发后，对台工作由策反转为长期隐蔽。各对台工作组于一九五〇年十月相继结束任务。

　　虽然内应和情报工作遭受了损失，但并未影响解放军攻打台湾的准备。尤其是海南和舟山的解放，全军士气高涨，三野加紧了准备攻台的步伐。三野参谋长张震回忆：“起初，我们制定了以九兵团四个军为主，实施攻台作战的预案。后来，随着对渡海登陆作战的不断深化，我们于一九四九年秋又制订了以八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年底，再次决定增加兵力，准备以十二个军约五十万人攻台的作战计划。一九五〇年三月，粟裕在北京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会商攻台作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向中央军委呈报了攻台作战方案。”

　　三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情报部拟定了《攻台准备与战略部署》，上报中央军委。文件提出了攻台兵力的准备并确定攻台战术：将空军秘密集结于福州、厦门、长汀、建瓯等沿海机场，突袭轰炸台湾各主要机场，取得制空权。以海军舰队寻求台湾舰队歼灭之，然后掩护陆军行动。待上述任务完成后，陆军船队采取正面中央突破，强渡海峡，在空降兵配合下，截击台南、台北，然后分别向南北拓展，占领台湾主要城市，歼灭国民党残兵。

　　文件特别强调外交策略：“在解放台湾之前不必强调宣传攻台，尤其在攻台准备期间内，应特别注意外交之运用，不可过于刺激美国，以免激起对台之加强援助或因作战不能速决迁延时间。使台方甘请国际托管，又或台人独立而终由美军占领。”应该说，这个文件是相当周密可行的。

　　当时，苏联空军巴基斯基部队已经到达上海，并开始培训解放军空军。但海军却没有得到苏联的帮助，靠自己的力量白手起家，在短时期内要满足渡海攻台的需求，显然是办不到的。当张震向张爱萍传达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指示，张明确表示海军目前的力量无法完成搭载并掩护陆军登陆的任务。他对张震说：“你这个参谋长也替我想想，我拿什么配合几十万大军行动？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粟裕回到前委开会，问张爱萍怎么办。张说：“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要有准备期。除空军外，海军主要是登陆舰艇和战斗舰艇的准备。国民党留下的船都在地方和招商局，都给我调来。海军建设是综合性的，现有的领导机构不够用，调几个现成的军一级机构来。再就是搞几所学校，加大培养的力度。”粟裕当场批准，马上报华东局通过实施。但是，船只和舰艇的问题成为当时最大的困难，制约了渡海作战的时间。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研究解放台湾，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六月二十三日，粟裕又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交了详细的书面报告。

　　粟裕在报告的最后表示：“攻台作战关系太大。二次大战前苏联对芬兰作战打得不好，实为希特勒敢于向苏联进攻的原因之一。如我攻台作战不能成功，不仅对巩固国防有极大影响，且可能影响太平洋及东南亚局势，使美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因此我们对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攻击，而且宁愿再推延一些时间。由于此一战役关系太大，而我个人能力很薄弱，故曾于三中全会请求军委直接组织此一战役。当时虽经主席宣布仍由职负此责任，职实感能力有限不堪负此重责，且许多具体实际问题非军委统筹而不能行。为此仍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此一战役或请刘伯承、林彪两位同志来一个主持亦可，职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

　　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就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粟裕的报告也得到中央的批准。按照报告中的部署，再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解放军就将渡过台湾海峡。谁也没有想到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局势一下逆转了。

　　获悉朝鲜内战爆发的消息时，杜鲁门总统正在密苏里州和家人共度周末。收到电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对这种侵略行动不加以制止，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火速返回华盛顿，与国务院和军方紧急磋商后，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并将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声明说：“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台湾）的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往台湾海峡，担负起“保卫”台湾的任务。

　　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严重影响了中共中央解放台湾的部署，令中共中央领导人非常愤怒。

　　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口气虽然强硬，但中国领导人心里明白，以解放军现有的海空军力量，是无法与美国的海空军力量相比的。渡海攻台的计划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不得不另做打算了。六月三十日，周恩来召见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向他转达了中央对当时形势发展的估计和我国的态度。周恩来说：“这一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朝鲜内战的爆发引起台湾海峡形势的剧变。作家江南评论说：“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冷冻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国民党政权，因势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迄今。”

　　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战略重心转移到了东北，中共中央搁置了在一九五〇年底解放台湾的计划。八月八日陈毅在华东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时传达中央指示：“攻台任务加重，准备工作延长。确定一九五一年不攻，一九五二年解放台湾。”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再次召集讨论东北边防军组建和部署的军委会议，决定将原来在上海地区作为进攻台湾第一梯队的九兵团秘密北上到山东曲阜地区待命。

　　叫做撞角，用于在近距离交战中撞击敌舰，是19世纪中后期军舰上的流行设计。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旧是中国心的意味。提出的促进经济发展，不让死人占活人地的号召。

　　红卫兵焚烧了张之洞家的书画，将张家后人押到一所小学里批斗，然后又拿着皮鞭，迫使黑五类们挖开张之洞的坟墓。此时张之洞的尸骨并未腐烂，张家后人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红卫兵将之吊在树上月余，无人敢去收殓，最后被野狗吞吃。

　　另一位死后遭劫的人物是海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斥责《海瑞罢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指影射了“彭德怀事件”。海瑞的坟墓也不幸遭殃。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红卫兵们闯入海瑞墓园破“四旧”，他们推倒了石塑、砸断了华表、打烂了牌坊、撬开了石雕。折腾了一整夜，到次日天亮，海瑞棺椁的盖板终于被打开，海瑞的尸骸和几吊铜钱，都被扒出来，被红卫兵们用门板抬着，游街示众。挖掘后的海瑞墓，一片狼藉，很快杂草丛生，很长一段时间里沦为附近农民的猪牛放养之地。

　　破四旧中，挖掘古坟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西汉名将霍去病，他英年早逝，二十四岁病亡，死后其霍陵居然香火旺盛，人们都来祈福，以为这位名叫“去病”的年轻将军，能保佑生者去灾免病。也正因如此，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认为村民在搞封建迷信，一并捣毁了霍陵。

　　大禹的坟墓，位于浙江省绍兴会稽山上，尽管是衣冠冢，也难逃厄运。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墓则毁于一旦。诸葛亮的墓冢则继日军侵华后，再一次遭劫。民族英雄岳飞也不例外。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但“文革”一到，情况就变了，“革命”青年将岳飞的坟刨了个底儿朝天。

　　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曲阜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不料，曲阜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行动了，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

　　在孔府门前，文管会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拦住了。

　　红卫兵们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时任副县长的王化田站出来，指着国务院立的文件保护的碑说，“你们好好看看，要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个红卫兵上来就问：“你是做什么的？”王化田自报家门：“我是王化田，是副县长。”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在曲阜，一个名字被很多孔府后裔不断提及——谭厚兰，这是当时“讨孔”的干将，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负责人。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曾被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由此，她结识了林杰，林杰是当时《红旗》杂志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

　　谭厚兰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有以下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林杰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而根据有关“文革”档案、《讨孔战报》以及诸多当事人回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们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十一月十三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十一月十五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一九六二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

　　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有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书，这是一部装帧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紧接着，人们又从孔子以及包括颜回在内，被称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门生塑像肚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地踢来踢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阴冷。谭厚兰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孔子墓周围挤满了人，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谭厚兰后面，再往后，是一大串戴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

　　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这一破四旧的“壮举”。

　　革命小将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的黄土到处都是，而眼前，红卫兵们正在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

　　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每天围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后来，一天晚上被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啦。主要是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尸体男女都有，光着身子太难看。

　　如今，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人的墓靠在一起，高高竖起的墓碑上通体横贯断痕，用粗大的钢筋连接固定，很多不出名的孔家子孙坟茔前，明清时期的一些墓碑彻底断裂倒下，至今如此。

　　孔令贻的墓在整个孔林的边上，游人罕至，只因当年被破坏得太彻底。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孔令贻的儿子，当年蒋介石视之为国宝级人物，将孔德成与故宫的文物一道抢运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二〇〇八年十月离世，享寿八十八岁，尽管一再获邀，他却从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说，他心里难受。祖坟被挖，这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是极大之侮辱。

　　一些当年“讨孔”的骨干已大多早逝。而风光一时的谭厚兰，一九七八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一九八二年被免予起诉。谭厚兰罹患宫颈癌，四十五岁病亡，没有结过婚。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旧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当年，红卫兵挖墓后，这里的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紧挨孔林的林前村，当年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坟致富了。

　　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

　　红卫兵们这时曾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当时从大小孔家子孙的墓里挖出来的金银珠玉不计其数，银行来收金银，九十六元一两，前后收了三十多万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为不收购，所以立即被村民视为废品，被孩子们拿去，系上绳子，在路上甩着玩耍。

　　一九七九年，国家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还有散落的碑块，在附近社员家里找了上百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拼在一起的。

　　幸运的是，早年的碑文拓版被人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后来修复“三孔”古迹的依据。

　　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吸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一九六〇年四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六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一九六一年四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直到一九六五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一九六一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录音问题被林彪、江青一伙用作整人的武器，重提“秘密录音”问题并升级为“秘密窃听”。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在这份文件中，关于杨尚昆的主要“错误”第一条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窃听”一案株连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难以准确统计。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诬陷，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窃听”一案受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杨尚昆也恢复工作。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三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至此，“秘密录音”问题真相大白。

　　蒋经国觉得并非已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上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同月十五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尽管蒋经国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蒋介石还是怀念他的。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蒋介石盼望儿子归来，自是人之常情。但是，此后一段时期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

　　中苏断交，蒋经国归国的希望断绝。此后，苏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达成《伯力协定》，由于协定涉及一些需中央批准的内容，南京中央政府未承认此协定。一九三〇年，宋蔼龄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次日，蒋介石、宋美龄陪宋蔼龄拜谒蒋母墓地，再次讨论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不宜操切”。自然，换取蒋经国归国的问题就无法谈起了。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交换蒋经国的建议，但是，他对蒋经国的思念却有增无减。由于蒋母已去世多年，蒋经国又是蒋母疼爱的长孙。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对儿子的思念经常和对母亲的思念糅合在一起。如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日记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顺于亲，不慈于子，至今悔之不及。”同年十二月三日日记云：“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蒋经国死在异国他乡，将来自己去世后，无颜见双亲。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以之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当年十二月十六日蒋介石日记云：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蒋介石当然会想到，对宋庆龄方案的拒绝可能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但他马上又想：古人传世，依靠德行与勋业，不靠子孙。前代史传中有许多圣贤豪杰、忠臣烈士都无后，但其精神事迹都卓绝千秋。与之相比，自己念及“有后”、“无后”一类问题，说明自己志向低鄙。不过，他猜想，俄国人也许还不至于加害经国，自己生前也许见不到儿子，但死后，经国“终必有归乡之一日”。蒋介石就这样心事纷纭，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自白活在世间，伤心之至！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她参与营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八月十五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蒋介石虽然作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抱有希望。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同年十二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末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不过，蒋介石也想到，蒋经国在苏联已经被“赤化”，曾经发表过一份批判自己的激烈声明，即使能够回国，见面时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一想，他就转而安慰自己。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日记云：“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次年十二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的遗嘱托宋子文转交。还有一函致经国与纬国：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一世只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唯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

　　父。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有资料说，周恩来曾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准备回国，通过张冲向蒋介石传达“经国可以回国”，并称：前些时候，蒋经国曾通过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蒋介石得悉后感到安慰，在日记中表示：“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同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启程之前，宋美龄特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希望长公子能够回国。到达莫斯科后，蒋廷黻和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请他代为查询蒋经国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难，答应试一试。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季米特洛夫决定，叫蒋介石儿子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蒋经国到莫斯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他们对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是友善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又说：“中苏关系正在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在此期间，蒋经国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二十五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蒋介石报告。当日下午蒋经国离开莫斯科。

　　蒋介石在三月十七日得到蒋经国即将归国的消息，很高兴。日记云：“十年苦斗，方得国与家渐见光明也。”二十四日，蒋介石举行家宴，自然一片喜庆气氛，但经国、纬国尚远在异国，不能团聚，蒋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来到。二十五日，蒋介石接到蒋廷黻大使的莫斯科来电，声称蒋经国当日到使馆叙谈，已有妻与子各一，大约下月即可到达上海。四月六日，蒋介石接到蒋经国从海参崴打来的电报。多年以来，蒋介石、蒋经国之间不通音讯，接到儿子第一通电报，蒋介石自然感到安慰。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再接蒋经国电，声称已自海参崴乘船回国，更觉高兴。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心中开始密布愁云。四月十三日日记云：“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也。纬儿决不如此也。”四月十八日，蒋经国到达杭州。怎样和这个“赤化”了的、在苏联报纸上骂过自己的儿子见面，蒋介石不无踌躇。日记云：“家事愁闷，不可言喻。”第二天，蒋介石才决心和蒋经国一家相见。日记云：“下午见经国，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也。”二十日，蒋介石又烦恼了一天，以后才慢慢缓解下来。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经儿由俄归家，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异，而对先妣之灵可以告慰。”他终于放下了无以对母亲，也无以对祖宗的沉重思想负担。

　　政治生涯其实都是在崇扬和推进罗斯福式的民主党政策。

　　小亚瑟·施莱辛格留下了六千余页的日记，现在他的儿子选出其中的六分之一左右的内容发表了。在这些日记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学家对当代政治的直接观察和感想。

　　就像后来的登月探险一样，巴拿马运河的建成是二十世纪早期美国的骄傲，向全世界显示了美国无与伦比的科技水平和组织大规模工程的能力。运河的建成也正好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同步，成为美国走向世界的一个象征。

　　但是，过去的史书在描写运河建设的成功故事时，往往只注重于讲述工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们取得的惊人成就，他们如何消灭了黄热病，如何削平了整座整座的山峰，如何建造了使船只升降的巨大机械，如何最终不超出预算还提前完工。然而史家常常忽视了那些在巴拿马运河工地上干体力活的工人们的实际生活。当然，运河建设的时候，美国早就告别了奴隶制度，在工地上没有一个奴隶工，所有的劳工都是自愿签约的雇工。历史上大工程的工地里常见的暴力、奴役、草菅人命等现象是没有的，一切都按照当时的劳动法规和市场原则井井有条地组织起来的，美国的国会议员也不时来视察，看看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不过，实际的劳工状况也并不像当时的报刊报道的那么好。在建造运河的十年中，六万多名劳工中的大部分都不是美国人，他们大多来自加勒比地区，主要来自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其他也有从亚洲和欧洲来的工人。当时巴拿马城里五方杂处，中国人的小店和意大利的铺子并排开着，路上则有印度人赶着牛车，他们都是冲着巴拿马运河工程从世界各地聚集来的，期待着能够赚到别处赚不到的高工资。然而，实际上能够得到高薪报酬的只有美国的白人职工，运河工地上操作蒸汽运石机的白人技工每月工资二百美元，在当时是惊人的高收入，并且还是以金币支付。但是外籍工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工资低得多，且是以银币支付。最可怕的是工地上工伤频繁，因坍方和爆炸而死伤的工人不计其数，公司有一种专门的黑信封，用来向死亡的家属通报噩耗。

　　今天的历史学家提醒读者，在赞叹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奇迹时，不要忘了那些为这个工程付出血汗的普通工友们。

　　智商是一个很能引起争议的题目，因为智商测验以客观的和科学的方法鉴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多年以前，两个美国心理学家发表了一部题为《钟型曲线》的著作，以大量的测试数据证明，智商的高下是和种族有关的，智商最高的是欧洲裔犹太人，其次是亚洲人，后边是白人，智商最低的是黑人。这部著作因为其结论有种族主义的嫌疑，在美国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批评者都针对智商测试的方法提出疑问，认为心理学家们使用的智商测试题本身就有文化偏向，因此是不科学的。

　　《如何变得聪明》一书的作者从另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