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六卷）

第7章 还有一个极好的例证，是韦庄的长诗走近高尔基

　　蓝英年

　　《秦妇吟》。“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写的是黄巢起义军大破长安季莫费耶夫的《苏联文学史》译成中文后，建国初期在中国青年学生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都读过。他在书中把高尔基称为呼唤革命的海燕，并说高尔基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这样的印象就留在很多人的脑子里。他们年轻的时候热爱苏联文学，后来从事各种工作，不再接触苏联文学，对高尔基的看法就难改变了。我的老同学们，都是年近八十岁的人了，去年初中毕业六十年，在北京聚会。一位工程院院士感慨地说，俄国出不了高尔基那样的作家了。我问他高尔基是怎样的作家，他说的就是季莫费耶夫的那几句话：革命的海燕，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我想对他说他的看法太陈旧了，但他是研究涡轮机的，老同学难得一聚，何必说呢。

　　我在苏联（后俄罗斯）先后工作过四年，读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有关高尔基的新材料，改变了过去对他的幼稚的看法。还写过文章阐述自己的新观点。最近读了汪介之先生的书稿《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最后的二十年》（此书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不仅确信自己对高尔基的理解符合实际，还知道了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我平时不读学术著作，因为读了也读不懂，或读懂了也觉得没有收获。这次读《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最后的二十年》，不仅读下去了，并有不少收获。书中材料极为丰富，论述皆有依据，引文都注明出处，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

　　高尔基最后的二十年，即一九一七年异域奇观至一九三六年，从十月革命前夕到斯大林全面专政。这二十年在俄罗斯大地在肃杀的“文革”年代里也仍有街谈巷议，那时的一句经典时评是，中国只有一个功勋演员，那就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尽管这话主要是表达对国内文艺状况的不满，却实在对这位邻国政治家有点不恭。流亡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是当时中国所有国家庆典里必定出席的唯一的一个元首级外国贵宾，体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是他，表现“我们坚决支持全世界人民正义斗争”的是他，显示“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也是他。实际上西哈努克扮演这个角色也是迫不得已，他是在为他的这个弱小王国的独立和生存而努力。

　　虽然大小悬殊，中国和柬埔寨是很有缘的，缘分在于它们互相都曾为对方打开了外部世界。中国人在那些闭塞年代里从西哈努克亲王身上瞥到了一眼外部世界，看到了在暴烈的革命口号和粗鲁的革命行动外还有温和的微笑和优雅的礼节；而柬埔寨最辉煌的历史也是靠着一个中国人而为外部世界所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