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谢晋父母之死

　　◎ 陆寿钧

　　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年了！

　　在电影界工作了四十余年、创作和编辑过许多电影文学剧本、与许多电影演员、导演有很深交往的陆寿钧先生，以一本沉甸甸的小册子——《影像人生》（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奉献给这一纪念日。

　　这本书虽不厚，但作者很看重这本书。他说：“笔下每一个字都是心头意愿的流露，我有一种使命感！”书中记叙了一批风华正茂的电影工作者的最后岁月，印证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下是从该书中“谢晋的父母之死与谢晋的电影”这一章中摘录的一个片断——

　　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一个电影人因拍电影而株连到父母并导致父母自杀的？中国没有，全世界也不会有！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悲剧。谢晋拍电影，惹上了祸，发生了他父母死于非命的悲剧。也由于这场悲剧的产生，使谢晋以后的电影才更有生命力。

　　“文革”过去三十年了，谢晋从不谈自己和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苦，从不谈他父母之死。

　　与谢晋一起创作《舞台姐妹》的著名剧作家王林谷先生生前曾告诉我不少有关谢晋的情况。他说，谢晋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嫁到谢家来时，传说运送陪嫁物品的队伍有一里长。她生有谢晋兄弟姐妹四人。而谢晋也有四个孩子，大的是个女儿，“文革”前作为知青到新疆去支边。老二是个男孩，聪明能干，老三、老四也都是男的，却是低能儿。“文革”一开始，谢晋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两个孩子。有一天，谢晋约了王林谷悄悄躲到近郊七宝古镇去喝酒、吃羊肉，他们吃不透“文革”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而谢晋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当谢晋知道自己将被隔离审查的最后那个星期天，他带着两个弱智儿子到公园玩了一整天。他年轻时喜欢踢足球，他带了一只足球，让两个孩子在草地上踢着玩。两个孩子显现出了难得的快乐，而谢晋则坐在一边默然流泪。以前他忙于自己的事业，很少带他们出来玩。而现在他又被自己的事业所累，每天挨批斗，并将被隔离审查，以后这两个残疾孩子又将怎么办？

　　谢晋的夫人徐大雯一直在上影当教师、做图书资料工作，她从不抛头露面，从不插手谢晋的工作，基本上不接受记者的采访。

　　由于谢晋不愿谈及“文革”中自己和自己家庭的遭遇，我突然想起，找徐老师去，碰碰运气。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让我到谢晋创建的巨星影业公司工作时，总经理向我交待了任务，要我除分管剧本外，还要对谢晋作一些研究和宣传。今天，想请你谈谈谢晋。”她没有拒绝。

　　讲起“文革”中的遭遇，徐老师欲哭无泪。

　　谢晋在“文革”前毛泽东《有关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下达后，就因《舞台姐妹》的问题而遭到了批判。瞬时间，他就像“瘟神”一样，人们都开始疏远他，连昔日跟他拍戏受他培养的“学生”也反目成仇。谢晋要比别人更早地感受到一场暴风雨的来临。他自认，逃过了“反右”这一关，却逃不过现在这一关了。

　　“文革”一开始，谢晋就被关入了“牛棚”。从被批判到被斗争，而且常常还是“武斗”，他不知遭过多少回打，因身体壮实，还能忍受。他唯一欣慰的是晚上还可以回家。而徐老师则相反，晚上让她去电影局看门房值班，白天在家休息。夫妻俩虽不照面，老人与孩子总算还有人可以照顾。

　　但有些事还是难以照顾到的。

　　有一次，谢晋在厂里被批斗完了回家，见一群孩子围在垃圾箱前打闹，他走近一看，只见自己的两个傻儿子被孩子们塞进了垃圾箱，他忙把他们拉出来。他们满头满脸都是垃圾，连嘴巴里也被塞满了垃圾。儿子智能低，搞不清怎么一回事，见到父亲忙着朝他傻笑。谢晋知道，是他连累了他们，也被当做小牛鬼蛇神“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此时、此地、此境、此情下，谢晋这个硬汉子也忍不住流出了泪水。

　　随着运动的越来越“深入”，形势对谢晋一家来说变得更为恶劣了。谢晋从半隔离升级到全隔离，他完全失去了自由，再也不能回家了。这样，家庭的全部重担和全部苦难完全落在了徐老师的身上了。她一天到晚都处在一种心惊肉跳的精神状态之中。

　　谢晋的母亲以前一直是家庭妇女，不明了社会上的事，加上早先因受过精神刺激，忍受力更差，常常精神恍惚地自说自话：“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徐老师总是这样安慰她：“婆婆，别怕，我们都没做过坏事。问心无愧。一切都会过去的！”

　　但那时却很难过去……

　　谢晋的父亲是一所中学里的会计，本无什么辫子可抓，却因他是谢晋的父亲，学生们也天天斗他，还打他。学校里斗过后还要到家里来斗，当着谢晋母亲的面打他。老人默默地忍受着，谢晋母亲却急了，待徐老师回来后，婆婆告诉他：“红卫兵打你公公，叫他跪下，左面一记耳光，右面一记耳光，他块头大，吃不消，怎么办？”

　　怎么办？能叫徐大雯怎么办？她只好再拿出那句话去安慰婆婆：“别怕，我们都没做过坏事。问心无愧。一切都会过去的！”

　　谢晋的父亲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暗暗决定一死了事。他之所以一直等着，并不是放心不下儿子谢晋。当初谢晋要去读剧专从艺，他是坚决反对的。谢晋是瞒着他跑出家门的。他反对谢晋从艺倒不是能预料到会有今天，而认为从艺没出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谢晋从艺有了出息，有了成就，却反而落到如此下场。他老了，已无能为力了，却还要受儿子的株连。他临死前是不是还在埋怨儿子当初没听他的话？无人能知。但他最喜欢的也是唯一能为他传宗接代的大孙子现在正在外面“串连”，他一定要等大孙子回来见上一面再死。让大孙子为他送终也可能是他唯一的欣慰，也是生前唯一的一个愿望了。

　　一天夜里，在读中学的谢晋的大儿子终于从外地回来了。他没有资格当红卫兵，也没有资格外出串连，他是混着出去的。他放心不下在新疆支边的姐姐，他是去看姐姐的。看过姐姐他放心了，就回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祖父见了他后显出从未有过的高兴，用双手从头到脚地抚摸了他一遍。这可是他们谢家的命根子啊！谢晋的父亲生有两女两子，谢晋的一个弟弟“文革”前得病死了。谢晋被关起来了，生死未卜。谢晋的三个儿子中又只有这一个能延续谢家的血脉。老人的全部寄托都在他的身上。这种老观念，你再“破四旧”，你再“大批判”，也是破不了、批不走的。他见大孙子安全回家了，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世上的牵挂没有了。他该走了，该脱离苦海了。

　　这天夜里，他在给老伴吃了两片安眠药后，自己便吞下了一瓶安眠药坐在椅子上“长眠”起来。他不愿跪着生，但求坐着死！他没留下一个字、一句话。这是位有学问、经历又丰富的老人，他明白，如果留下真实的遗言，将不利于子孙。而留下些可以减少子孙麻烦的违心话，又有辱自己。还是什么都不留下的好。一个凡人，死了就死了。

　　徐老师是这样向我叙说当时的情景的：“那天晚上，我照例在电影局值班，忽然大儿子打电话给我，说爷爷坐在椅子上不动了，真怕人！我叫他不要怕。不要惊动祖母。快去通知里弄干部。我马上请假回来！”

　　不要惊动谢晋母亲，因为她与老伴同住一室，怕她受不住这个刺激和打击。快去通知里弄干部，因为他们一家是专政对象，发生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向里弄干部汇报，不然会节外生枝的。

　　而此时，徐老师首先得哀求着去请假，好不容易获准，急急赶回家里后，忙给婆婆再吞下两片安眠药，让她快快入睡、睡熟。然后，设法把早已断了气的公公安放在床上。她对我说：“是我与大儿子硬把他抬上床去的。这么大的块头，好沉，死了的人更沉。我们不知哪来的力气。”

　　处理完了这些事后，她又忙给上影厂工宣队打电话，报告了家中所发生的事，恳求能让谢晋回来处理后事。工宣队的头头们经过讨论后给了她如下的回答：可以考虑放谢晋回来，但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必须得由徐大雯负责！这时的徐老师，只要谢晋能回来，她什么都会答应下来的。

　　谢晋接到这个噩耗时，他的反应如何，因他始终没有说过，所以，谁也不清楚。但大致的反应还是可想而知的。他急匆匆赶回家里，已是后半夜了。他到家后的反应，徐老师记得很清楚：他垂头站在父亲的遗体前，一句话也没有，一滴泪也没流，就这样默哀了很久很久……

　　躺倒着的已经结束了让人宰割的人生，站着的人却还要继续让人宰割自己的人生；躺倒的或许是为了让站着的少受些累，站着的却已变得一切都麻木起来……

　　这件事，给谢晋的大儿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真正不可磨灭的！他后悔自己回来了，如果他仍在外面流荡的话，祖父可能因一直没有了却心愿会苦苦地等待着、等待着。苦难与不幸有时会熬得过去的！可他也想念祖父啊，渴望回到老人家身边。于是，一桩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可他的两个低能弟弟对这件事全无印象，他们还是睡他们的觉，吃他们的饭，生活在自己傻乎乎的世界中。人有时傻一点也好。

　　在谢晋父亲死后的次年，谢晋的母亲也从自家住的楼上跳下自尽了。这位一向安分守己的老妇人，也对人生感到了绝望，或者说不愿再让儿子受累。

　　徐老师是这样为我叙说这件事的：“我婆婆自杀时，我在永福路五十二号门房间看门。里弄干部打电话通知我后，我又马上报告了上影厂的工宣队，希望能让谢晋再回一次家。这个请求勉强得到了同意。当我与谢晋回家时，婆婆的尸体还躺在楼下的泥地上。人们都围着看，什么表情也没有。一位好心的邻居用一床棉毯把她盖着。谢晋一声不响地跪下，用双手轻轻托起母亲的遗体，一步步走上了五楼的家里，又轻轻把她放在床上。一切悄然无声，怕惊醒了母亲似的……然后，又低头站在母亲的床前，默哀了很久很久……”

　　徐老师说：“谢晋那时一点表情也没有，一滴泪也没有。人到最伤心时是绝对不会掉泪的，连表情都凝固了……

　　他父亲火化时，只有我们夫妻俩和大儿子去送行。还有一个亲戚，他说他属于‘无产阶级’，不怕连累，帮我们张罗了简单的丧事……我们的大女儿在新疆，回不来；老三、老四两个儿子傻，怕吓了他们，其他所有的亲戚都有各种难言的理由，而没能来……这是世界上最冷清的丧事了。对这些事情，老谢在“文革”后从未谈起，他也关照我，别再提了。他说：“文革”中死的人多了，刘少奇主席也被害死了，彭老总、陈老总、贺老总不也照样被害死了，何况我们老百姓。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摊上谁谁倒霉！我觉得老谢说得对，所以我们都不谈这些往事，今天可是例外！”

　　谢晋真的把父母之死都忘记了吗？不！

　　从某种层面上讲，他对过去的往事记得比谁都清楚，永远记在心里。与人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难忘感受都融到了他的作品之中。我认为，谢晋一生中最深刻的作品是他“文革”后所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他把政治运动对人的灵与肉的摧残与扭曲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衷心地希望这样的历史不再重复！

　　如果没有这段经历的话，谢晋很难拍出这样深刻的作品。

　　我曾问过谢晋一个问题：“为什么“文革”前不少与你齐名的同辈导演，“文革”后拍的片子相比之下，总少了点光彩？”

　　他这样回答我：“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也不比我少才华。我认为，可能他们在‘文革’中吃的苦没有我多，所以在‘文革’后我们看问题就不完全一样，有些题材他们不敢搞、不愿搞，也曾劝我别搞。我想，总要对得起受苦受难的人民，尽量说点真话。只有真话，实事求是的真话，才会从平淡中闪光彩。” ■

　　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最后晤面

　　梁漱溟和冯友兰是我国现代非常有影响的两位学者。对于他俩的最后晤面，坊间有种种传说。《三联生活周刊》刊登的由梁漱溟儿子梁培宽口述写成的文章《逝去的儒者》，提到了这次见面，现摘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父亲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父亲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如蔡元培、梁启超的手札，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抄家的一个月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父亲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如石沉大海。过了很久，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一九七三年十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父亲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漩涡。父亲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并不清楚这场运动的政治背景。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唯有父亲一直沉默不语。可是“不表态”就是一种“表态”，沉默是不允许的。会议主持人三番五次“动员”，要他亮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只要他一张口，批判的靶子就有了。因要求保留意见不被允许，从一九七四年一月开始，父亲动手写文章阐述自己对孔子的看法。他本并不打算对外公开这篇文章，“以免有碍当时的政治运动”。无奈形势逼人，不由他完全做主。

　　一九七四年二月，父亲用了两个半天约八小时，在政协直属组做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父亲公开讲过“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这引起了对他的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历时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父亲回答：“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做解释。父亲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我知道，在父亲内心深处，一直以“不容自昧”作为自己自律的底线。所以即便面临当时的政治高压，他依然具有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种种结果。

　　一九七三年，冯友兰先生发表“批孔”文章，父亲看到后，以为不值一读，对冯先生的“转变”极不以为然。父亲与冯友兰先生的关系，始于北大。一九一七年父亲为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的冯友兰讲过《印度哲学》，也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冯先生的女儿宗璞代表冯先生电话邀请父亲参加其家宴，被父亲拒绝。事后，父亲给冯友兰写信，说明拒不参加是“因足下曾谄媚江青”。又经过一番周折，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宗璞陪冯友兰先生来父亲住处与其会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晤面。双方均未再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更未涉及有关“谄媚江青”之事。只是宗璞以晚辈身份半解释半慨叹，说了一些，“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与冯先生最后一次晤面的情形大体如此。可令人遗憾的是，《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将此事误说为一九七四年，并称当时冯先生“悄悄地”去向父亲去诉苦等等。这样一来，事情的真实面貌便变了样。结果是冯先生家属不满，并招了许多议论“最后晤面”的文章，浪费人们的笔墨与时间。■

　　钱锺书改诗

　　二○○七年二月《天津老年时报》登载了一篇魏邦良题为《胡乔木的另一面》的文章。在提到胡礼贤下士及其与钱锺书的关系时，讲了这样一件事：胡乔木很赏识也很倚重钱锺书，曾三顾茅庐请钱锺书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一九八二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锺书为他改诗，钱锺书真改了，而且改了很多，这样一来，胡就很不高兴了，他把改过的诗作给李慎之看，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锺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了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后经李慎之斡旋，钱锺书意识到自己改“错”了，就给乔公去了封信，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文章作者在讲过这件事情之后议论说：“看来，胡乔木的礼贤下士是有限度的，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不影响不损害他‘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