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 杨启先

　　编者的话

　　今年二月号《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八十三岁高龄的谢韬撰写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思想学术界和许多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的热烈讨论。赞成者认为此文是一篇难得的启人深思的好文章；反对者则以为是“严重歪曲马列主义理论的谬论”。一时间，有的在报刊上发文章，有的组织讨论会，有的争相传阅，煞是热闹。尽管争得脸红耳赤，但大部分人对谢韬文章的学术价值都充分肯定；有的观点相左，可对要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国家这一目标上，也都一致。

　　正如前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所说：这是很好的现象，这表明我们党的理论思维相当活跃。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

　　讨论的核心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讨论中人们对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争诉纷纭。瑞典模式当然不是可以照搬的公式，但按照中共中央所提“三个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之精神，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成果，我们都应该借鉴吸收。进一步了解瑞典的过去和现状对我们不无裨益。正因如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先生的一篇有关瑞典的“考察纪要”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这是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一九八五年，杨启先先生以国家体改委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对瑞典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一九八八年底又应瑞典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党的邀请，对两国考察了半个月。一九八九年初回国后起草了一份“考察纪要”，可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未能印发。最近，作者又重新整理成文，刊登在《经济观察报》上，现摘录如下：

　　通过认真回忆，现将这两次考察中的种种见闻，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择要加以整理成文，以供对此比较关心和有兴趣研究的人士参考。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政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理由是：

　　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一八八九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他们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会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白领人员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了扩大党的基础，明确规定，白领工人同蓝领工人一样都是工人，只是分工不同。

　　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内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奥地利社会党展览馆中的照片排列就更有意思，除了前三位同瑞典一样以外，第四位竟是列宁，第五位才是他们党的最早领导人。我们不禁提问：为什么还有列宁？他们答复说：我们坚持反映实际，因为在历史上曾经信奉过一段列宁主义。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后来不信奉了？他们说：列宁主义太残酷了，革命时要牺牲许多人，革命成功后又要镇压许多人，会大量流血，所以后来就改了。

　　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是资本主义，也不愿你说他是社会主义。因为那种社会主义，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对人民没有吸引力。

　　关于瑞典的经济性质

　　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据他们介绍，瑞典社民党在一八八九年成立时，瑞典还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称“海盗之国”，即居民多为海盗和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到一九二○年选举，社民党的议席超过保守党，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就有条件推行党纲中规定的经济纲领，开始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搞起来了一大批以国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管理好的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高，经济出现了困难。在一九二四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大幅下降，随即被迫退出内阁，把党的执政权也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党上下讨论，得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瑞典社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但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投资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创造不出很多财富，要公平分配没有强大的经济和物质基础，那还不如除必须由国家兴办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由政府合理分配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更为有利。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势力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二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章，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到一九三二年大选重新掌握议会的多数而上台执政，一直连续执政四十四年，在此期间，他们把瑞典从一个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建设为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为瑞士）。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七至五十八。从而有条件把瑞典建成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使分配社会化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到了淋漓尽致。

　　关于瑞典的分配原则

　　瑞典的分配原则，据他们介绍说：是既要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又不能让分配差距过于悬殊。其主要的做法是：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即对劳动多、贡献大的人，必须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的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因此，至今他们全国除了极少数优秀企业家，如沃尔沃汽车公司的老总那样的人物，年收入可达上百万克朗以外，绝大多数人实际收入的差距都不是很大的。如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在税前的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特别是他们除工资以外，并没有其他级别津贴和职务消费，应该说这个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他们在介绍时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谓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瑞典可以说已基本消除。对此，开始我们还半信半疑，但经过到几类居民的家中实地观察以后，感到确实已大致如此。如：

　　我们曾经造访过一家所谓最低收入的家庭，丈夫是一个小学负责修桌椅的，妻子是负责管理教室钥匙和开门的。因为都是勤杂工，只能领取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月薪各五千多克朗，相当于一千五百美元左右。但由于这个工资档次可以免交所得税，加上还有一部分多子女补贴，所以生活得也很不错。一家人住在斯德哥尔摩市内一栋五层带电梯的公寓里，四室一厅，最小的一个女孩还不到两岁也有自己的单独房间，每月所需支付的房租占工资的比例不大。

　　我们也曾应邀造访过一个所谓较高收入的家庭，是瑞典哥德堡省政府的办公厅主任，相当于我们一个大省的秘书长，一家住在哥德堡市郊一栋别墅式的小洋房里，上下两层带部分地下室至少有四百平方米，还有两三亩地的一块绿地和花园。按理，他家的生活应当比上述工人夫妇宽裕得多，但实际情况却比较狼狈，不仅家里不很整洁，陈设也比上述家庭好不了多少。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工资虽然较高，月薪达两万克朗，但纳税比例也很大，交了百分之四十五的所得税以后，只剩下一万一千克朗，实际收入就基本上与上述夫妇的总和持平。由于他的妻子跟别人走了，家务没有人照顾，本想雇一个女佣也雇不起。因为按国家法律规定，雇一个人每月至少要支付给五千克朗的最低工资，这样他只能剩下六千克朗，生活并不宽裕。

　　在许多国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在瑞典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所见所闻确实不多。为什么瑞典的社会能够做到比较公正？

　　关于瑞典的福利制度

　　瑞典的社会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欧国家一样，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险——退休养老、公费医疗、失业和工伤以外，还有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以致人们把他们形容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国家。根据我们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例看，可以说确实是“名不虚传”。如：

　　在养老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退休了，不仅可以依法定期领取足够生活的退休金；而且，年老了生活自理困难，还可以住进国家办的养老院，除了可以免费就近享受各种医疗护理外，其生活条件不比我们现在的三星级宾馆差。

　　在失业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了，不仅可以定期领取法定的失业救济金，而且可以免费通过国家举办的职业介绍所，在全国范围内帮助其介绍新的工作。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技能条件不符，可以免费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种培训。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现在的居住地不在一地，国家还可以资助部分搬家费。

　　在教育方面：不仅人人都可以享受终身免费教育，而且法律规定，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只要有一个外籍子女在上学，学校就必须为其配备一位“母语”教师。当然一般不是专职的，但每月必须为其讲一定时间的“母语”课。大学教育，从入校到毕业，虽然有一定学年，但法律规定，只要学生认为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工作，不愿离校，就可以继续免费读下去。因此，据他们讲，现在每个学校几乎都有一批连续读了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大学生。

　　在生育方面：一个妇女生了孩子以后，不仅可以享受长达一年半的带薪假期，其中一年为百分之一百，半年为百分之九十，而且在第十八个月时，如果检查确认又怀孕了，还可以继续享受百分之九十的带薪休假，一直到孩子出生，重新享受十八个月的带薪假期。同时，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如果女方工作比较重要，不能或者不愿在家休息这样长的时间，也可以由男方代替在家休假。

　　在监狱方面：对于被拘留者或者正在服刑的犯人，不仅一切生活开支国家全部供给，而且每月还要发给一笔虽然不是很丰厚，但也不是很少的现金津贴。

　　正因为有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使全国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到必要的保障。因此，瑞典的社会风气普遍良好，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真有点“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样子。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瑞典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从我们接触和听到的一些情况看，至少也带来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与矛盾。

　　一是这种高福利制度，是靠高税收来支撑的。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有一些高收入的居民，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网球运动员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而不愿继续在瑞典居住，跑到英国定居去了。

　　二是这种高福利制度，很容易被人钻空子，利用它来获取自己本不应得到的利益。如上面讲到过的，在我们造访那户所谓最低收入的工人家庭时，就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即这家人已经有了三个女孩，但女主人又怀了一个孩子。我们感到很奇怪，就向男主人提问说：在你们瑞典，女人不是不愿意生孩子吗，为什么你们已经有三个女孩，你的妻子又怀孕了？是不是瑞典人也有些重男轻女，想再生一个男孩。他答复说，不是！因为在瑞典男女都一样，是完全平等的。我们又问，那为什么还要生呢？他竟答复说，我早核计好了，我妻子在家生孩子最划算。这不仅因为，生了孩子有一年半的带薪假期，满十八个月时如果又怀上了孩子，还可以继续带薪在家休假，等于我妻子长期都可以休假在家，管理种种繁杂的家务；而且瑞典政府鼓励生育，对多生孩子实行累进补贴制度，多一个孩子每月至少将多得一千多克朗的补贴，还免交所得税，这样可以明显增加我家的收入。当我们又问他：那对你有没有什么损失呢？他开始说：没有！待想了一会儿才说，也有！那就是不能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旅游，因为带上老婆和一大堆孩子不方便。

　　在这方面，我还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则报道：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原苏联东欧国家发生政治剧变以后，经济下滑，就业不足，生活普遍比较困难。有少数年轻人就利用欧洲国家互相间边境检查比较松的条件，偷偷跑到瑞典去，故意犯点小错误，进拘留所或监狱呆上一段不长的时间，不仅生活问题解决了，出来时还可以带一些美元回家。说明这种太多太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还有合理调整改进的必要。

　　关于瑞典的社会公正

　　瑞典的社会，从我们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触的种种事实来看，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在许多国家中盛行的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所见所闻确实不多。为什么瑞典的社会能够做到比较公正？主要是：

　　一、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例如：

　　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正因为如此，在一九八八年底我们去考察前不久，瑞典首相也是社民党的主席帕尔梅，于下班后偕夫人乘地铁到斯德哥尔摩最热闹街区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看完出来顺人行道步行回家，正准备进入地铁站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凶手枪杀了。从此以后，才修改法律，规定首相外出可以带警卫。我们去时看到，人行道上的血迹还在，还不时有人把鲜花放在有血迹的地上，以示哀悼。

　　法律还明文规定，全国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由国家配给公务专车，其他人一律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车代步。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而且也杜绝了利用公车办私事的种种不正之风。

　　法律还具体规定了各个级别的领导人，在对外公务交往中可以接受礼物的限额。这一条，我们曾经有过一次亲身体验。一九八五年，我第一次随体改委代表团去瑞典考察，对方主要的接待单位是工业部。在我们会见工业部长（一位女士）时，礼节性地送给她一对北京出产约七八英寸高的景泰蓝小花瓶，作为纪念。她打开包装盒看后很惊讶地说：真美！但随即叹了一口气又说：很可惜我不能拿回家。

　　二、公开的舆论监督，有力地制约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滋长和蔓延。我们一九八八年底考察瑞典时，正赶上瑞典社民党一位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当时全国工会主席的女儿，在不应该分给住房的条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舆论曝光了，并公开批评这位工会主席是依靠社民党执政的特权搞以权谋私。为此，社民党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舆论公开解释和表态，并由工会主席在会上据实说明，这件事事先他并不知情，是他女儿自己搞的。当然，他也有教女不严之责，一定尽快督促女儿把这套房子退出来，其问题按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处理。从而才把这一事件基本“摆平”。

　　三、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党的生存危机，迫使各级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和以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

　　瑞典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不仅能否上台执政取决于群众的选票，党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选票。因为，他们国家财政对各个政党都没有无条件的拨款，政党的经费来源，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和其他自筹以外，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进入议会的议员人数定额拨给的费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民众的较多选票，进入不了议会，就没有这笔资金，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各项活动中，都势必力求保持一种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会公正的形象。例如：瑞典社民党，虽然是一个多次上台甚至一次连续执政四十多年的大党，但他们的中央机关，在我们去访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员。一个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个人。当我们代表团去该地访问时，从介绍情况、交流会谈、带领参观、导游一直到司机的任务都由一个人全包了。而且据该人士讲，哥德堡省委所属有三四百个支部，都分散在各个社区（因他们法律规定，党的组织是不能进入企业和单位的），他们每个月至少都要去一遍，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所以非常繁忙。

　　在一九八五年我随体改委代表团第一次去瑞典访问时，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个星期天，该省的省长和议长，在邻近挪威边境的一个山顶城堡里共同设宴欢迎我们，场面虽较正规，但吃的却很简单。而且吃完饭后在城堡内一个广场招待我们听刚从莫斯科演出归来的交响音乐时，从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到省长、议长，自始至终也没有摆一个座位，而只是同一般游览的群众一起，站着听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在归来的路上，当我们的汽车正准备上船过渡时，前面一辆车突然打不着火了，坐在车门口的议长（还是个腿瘸的人）和省长，一句话没讲率先跳下车去帮助一起推车，一直到汽车发动了才上车。其情景颇令人感动。

　　对于如何保持这种良好的社会形象，他们的领导人在生时很重视，在逝世以后中央对后事的处理也很注意。如前面讲过一九八八年被刺杀逝世的帕尔梅，他生前不仅是瑞典的首相、社民党主席，而且是社会党国际的主席，在欧洲和世界上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国内也有颇高的威望，对社民党和国家的贡献都不小。但在遇刺逝世后，既没有给他建立什么纪念堂、纪念馆或纪念碑之类，也没有给他修豪华的坟墓，而只是将他的骨灰埋在被刺街道附近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墓里，地上没有任何建筑物，只有一块约四平方米用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平面墓地，上面竖立着一块约一米高有帕尔梅签名的鹅卵石。据说这块鹅卵石原在帕尔梅的家乡，因为帕尔梅每次回家乡竞选时，都要站在上面发表竞选演说，故移此以作纪念。

　　关于瑞典式社会主义对

　　人类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正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作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不仅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样，成就巨大，而且可以说前者比后者做得更好。对此，我们不但可以从前文所述的种种事例中得到理解，而且可以通过两国家经济发展的对比得到证明。

　　瑞典和苏联，在本世纪初，都是欧洲比较落后的国家。瑞典社会民主党与苏联共产党，开始上台执政、推行社会主义的时间差不多。前者为一九二一年，后者为一九一七年；前者为间歇执政，但主要时间都执政；后者为连续执政，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以明显看出，瑞典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苏联要高得多，人民生活要好得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因为苏联发生了政治动荡，党和国家解体，经济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这种差距更进一步扩大。

　　瑞典式社会主义，还有一种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是，其社会影响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它所推行的一套行政公开、分配公平、社会公正的政策，不仅对促进社会进步起了显著的作用；而且其发展的势头，一般不会因为执政党的更迭或领导人的改变而受到根本的扭转或夭折。瑞典式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因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一经实行，是很难再按传统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改变的。同时也可以证明，为什么欧洲、特别是北欧各国的社会党，都能够先后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推行他们的社会主义；而且几十年来，由于其执政的次数颇多，时间较长，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通过这次访问，对瑞典社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的情况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我们都感到收获颇大。但是，对于瑞典式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异同，对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修正主义与列宁主义、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分析与认识，也感到有些迷惑和难解。

　　以上回忆供读者把它当做一种素材来研究参考。■

　　疯狂股市的代价

　　进入二○○七年后，不少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股市！

　　这简直是一个全民炒股的时代。至五月份，证券账户开户总数超过一亿一千万户。单月开户也超过了历史纪录，比去年同期几乎增长了十倍。媒体上充斥着“保姆炒股”、“农民工炒股”，甚至“和尚炒股”的报道……美国经济权威格林斯潘也受到了震动，公开表态：中国股市近期上涨势头肯定难以持续。

　　股市的起伏牵动着几亿人的心。然而，股市是充满风险的。每一次股市崩盘都是触目惊心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蒋明倬撰写的《疯狂股市的代价》，记录了世界上几次股市崩盘的情景，颇有参考价值。不知，这些材料能否帮助人们免于贪婪的诱惑，使那注定要发生的悲剧，来得慢一些，来得不要那么惨烈。

　　股市里只有两种情感——希望和恐惧。问题只是，当你该恐惧的时候你却满怀希望；而该满怀希望的时候，却又十分恐惧。

　　在牛市来临的时候，坊间流传的多数是让人啧啧称道的股市暴富神话，这样的神话广泛的流传燃起了更多人的希望，而另外一种情绪——恐惧却慢慢地被淡化。唤醒历史上那些令人恐惧的时刻，也许才会让更多的满怀希望的人不至于滑向疯狂……

　　纽约一九二九年大崩盘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第一天，也给人们烫上了关于股市崩盘的最深刻的烙印。

　　那一天，换手的股票达到一百二十八万多股，而且其中的许多股票售价之低，足以导致其持有人的希望和美梦破灭。

　　但回头来看时，灾难的发生甚至是毫无征兆的。开盘时，并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迹象，而且有一段时间股指还非常坚挺，但交易量非常大。

　　突然，股价开始下跌。到了上午十一点，股市陷入了疯狂，人们竞相抛盘。

　　到了十一时三十分，股市已经完全听凭盲目无情的恐慌摆布，狂跌不止。自杀风从那时起开始蔓延，一个小时内，就有十一个知名的投机者自杀身亡。

　　随后的一段日子，纽约证券交易所迎来了自成立一百一十二年来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大崩盘发生，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超过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

　　而那些活着的投机者，接下来的日子也是生不如死，小弗雷德·施维德在《客户的游艇在哪里》讲述的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盘前后的一个故事，成为那一时期投机者的经典写照。

　　一个投资者在一九二九年初的财产有七百五十万美元，最初他还保持着理智，用其中的一百五十万购买了自由国债，然后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告诉她，那将是他们以后所需的一切花销，如果万一有一天他再向她要回这些债券，一定不可以给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丧失理智了。

　　而在一九二九年底，那一天就来了。他就向妻子开口了，说需要追加保证金来保护他投到股市上的另外六百万美元。他妻子刚开始拒绝了，但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了。故事的结局可想而知，他们以倾家荡产而告终。

　　实际上，这种遭遇不仅仅降临到普通的缺乏理智的投资者身上，即使是一些睿智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逃脱噩运。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在此次危机中几近破产。

　　像其他人一样，凯恩斯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二九年大崩盘，而且还低估了这次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凯恩斯积累的财富在一九二九年崩盘时受到重创，几乎变得两手空空。

　　后来凭借着敏锐的判断力，到一九三六年的时候，他靠投资股市把财富又增长到了五十万英镑以上（相当于现在四千五百万美金）。但是在一九三八年的熊市中，他的资金又缩水了百分之六十二。一直到他一九四六年去世，一九二九年的崩盘都是他心理上抹不掉的阴影。

　　尽管股市暴跌最初影响到的只是富人，但这些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群体，其成员掌握着大部分消费收入，构成了最大部分的个人储蓄和投资来源。因此，股市崩盘导致美国经济失去了由证券投资盈利形成的对支出的支撑。

　　股市崩盘以后，控股公司体系和投资信托的崩溃，大幅削弱了借贷能力和为投资筹措资金的意愿，这迅速转化为订单的减少和失业的增加。

　　从一九二九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一月间，道琼斯三十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三百六十四点九美元跌落到六十二点七美元，二十种公用事业的股票的平均价格从一百四十一点九跌到二十八美元，二十种铁路的股票平均价格则从一百八十美元跌到二十八点一美元。

　　受股市影响，金融动荡也因泡沫的破灭而出现。几千家银行倒闭、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短短的四年间出现了四次银行恐慌。尽管在泡沫崩溃的过程中，直接受到损失的人有限，但银行无法避免大量坏账的出现，而银行系统的问题对所有人造成间接冲击。

　　大崩盘之后，随即发生了大萧条。大萧条以不同以往的严重程度持续了十个年头。从一九二九年九月繁荣的顶峰到一九三二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指数从三百八十一点跌至三十六点，缩水百分之九十，到一九三三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还达不到一九二九年的三分之一。实际产量直到一九三七年才恢复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接着又迅速滑坡。直到一九四一年，以美元计算的产值仍然低于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一九三○至一九四○年期间，只有一九三七年全年平均失业人数少于八百万。一九三三年，大约有一千三百万人失业，几乎在四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失业。

　　更严重的是，股市崩盘彻底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一直到一九五四年，美国股市才恢复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

　　一九八七年：大恐慌再临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又是一段美国股市的黑色记忆，这一天美国股市又一次大崩盘。

　　股市开盘，久违了半个世纪的恐怖重现。仅三小时，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下跌五百零八点三二点，跌幅达百分之二十二点六二。

　　这意味着持股者手中的股票一天之内即贬值了二成多，总计有五千亿美元消遁于无形，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的财产瞬间蒸发了。

　　随即，恐慌波及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十月十九日当天，伦敦、东京、香港、巴黎、法兰克福、多伦多、悉尼、惠灵顿等地的股市也纷纷告跌。

　　随后的一周内，恐慌加剧。十月二十日，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跌幅达百分之十四点九，创下东京证券下跌最高纪录。十月二十六日香港恒生指数狂泻一千一百二十六点，跌幅达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创香港股市跌幅历史最高纪录，将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以来的全部收益统统吞没。与此相呼应，东京、悉尼、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的股市也纷纷下跌。于是亚洲股市崩溃的信息又回传欧美，导致欧美的股市下泻。

　　据统计，在从十月十九日到二十六日八天内，因股市狂跌损失的财富高达二万亿美元之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及间接损失总和三千三百八十亿美元的五点九二倍。美林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瓦赫特尔因此将十月十九、二十六日的股市暴跌称之为“失控的大屠杀”。

　　一九八七年十月的股市暴跌，首先影响到的还是那些富人。之前在九月十五日《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四百名最富的人中，就有三十八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了。十月十九日当天，当时的世界头号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二十一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

　　更悲惨的是那些将自己一生积蓄投入股市的普通民众，他们本来期望借着股市的牛气，赚一些养老的钱，结果一天工夫一生的积蓄便在跌落的股价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股市的震荡刚刚有所缓解，社会经济生活又陷入了恐慌的波动之中。银行破产、工厂关闭、企业大量裁员，一九二九年发生的悲剧再度重演。

　　比一九二九年幸运的是，当时美国经济保持着比较高速的增长，股市崩盘并没有导致整体的经济危机。但股灾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仍然巨大，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经济的一段长时间的停滞。

　　日本股市梦魇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美国“黑色星期一”过后，率先恢复的是日本股市，并且带动了全球股市的回升。

　　此后，日本股市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另外一个噩梦般的恐慌却在酝酿之中。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东京交易所最后一次开市的日经平均股指高达三万八千九百十五点，这也是投资者们最后一次赚取暴利的机会。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股市价格旋即暴跌。到一九九○年十月份股指已跌破二万点。一九九一年上半年略有回升，但下半年跌势更猛。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东京证券市场的日经平均指数跌破了一万七千点，日本股市陷入恐慌。八月十八日降至一万四千三百零九点，基本上回到了一九八五年的水平。

　　到此为止，股指比最高峰期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上市股票时价总额由一九八九年底的六百三十万亿日元降至二百九十九万亿日元，三年减少了三百三十一万亿日元，日本股市的泡沫彻底破灭。

　　股市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证券业空前萧条。一九九一年股市大幅下跌以来的两年中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只有以往的百分之二十。主要靠赚取交易手续费生存的二百多家证券公司全部入不敷出，且经营赤字越来越大。一九九二年不少大公司的赤字高达四百亿日元以上。

　　对外资本交易方面，由于对外证券交易额减少，出现长期资本收支盈余，日本戏剧性地变为了资本输入大国。

　　另一方面由于股市疯狂上涨，吸引企业都转向直接融资，银行被迫以风险大的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要融资对象，从而间接地导致了银行业的危机。

　　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立即呈现设备投资停滞、企业库存增加、工业生产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影响所至，连房地产也未能幸免。日本房地产价格在一九九○年达到了耸人听闻的高位，当时日本皇宫地块的价格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所有房地产价格的总和。泡沫破灭后，日本房地产价格跌幅近半才刚刚开始稳住，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百分之五十。

　　当年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激发人们借贷投机的欲望，日本银行当初急切地给房地产商放贷终于酿下了苦果。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不良贷款不可避免地增加，使日本银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引发了通缩，使得日本经济经历了更持久、更痛苦的萧条。

　　日本经历了长期熊市，即使在二○○五年的反弹之后，日本股市离它的历史最高点还有百分之七十之遥。

　　中国式股灾

　　目光放回国内。虽然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股市发展历程较为短暂，但依然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股灾。一次发生在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六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从四月一日到十二月九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百分之一百二十，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百分之三百四十。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十二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涨势终于被遏止。上证指数开盘就到达跌停位置，除个别小盘股外，全日封死跌停，次日仍然跌停。全体持仓股民三天前的纸上富贵全部蒸发。

　　另一次发生在二○○一年。当年七月二十六日，国有股减持在新股发行中正式开始，股市暴跌，沪指跌三十二点五五点。到十月十九日，沪指已从六月十四日的二千二百四十五点猛跌至一千五百十四点，五十多只股票跌停。当年百分之八十的投资者被套牢，基金净值缩水了百分之四十，而券商佣金收入下降百分之三十。

　　与国外股灾相比，中国股灾的发生原因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些共性：股市的走势大大脱离经济的基本面，因此注定难以持续，一有风吹草动，便全线溃败，而股市中人则投机心态过盛，或风雨将至仍勉力为之，或追涨卖跌全凭感觉，终不免悲剧收场。■

　　“国际儿童节”并不国际

　　Blog： http：//blog。sina。com。cn/funv 父女博客

　　这些年，博客逐渐成为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一个名词。

　　blog的全名应该是Web log，中文意思是“网络日志”，后来缩写为Blog，而博客（Blogger）就是写Blog的人。可以理解为博客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和网络链接，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且不断更新的出版方式”。博客（Blogger）这个概念也可解释为使用特定的软件，在网络上出版、发表和张贴个人文章的人。

　　这类人习惯于在网上写日记。 Blog是继Email、BBS、ICQ之后出现的第四种网络交流方式，是网络时代以超级链接为武器的网络日记。

　　一个Blog其实就是一个网页，它通常是由简短且经常更新的帖子所构成，这些张贴的文章都按照年份和日期顺序排列。Blog的内容和目的有很大的不同，从对其他网站的超级链接和评论，有关公司、个人、构想的新闻到日记、照片、诗歌、散文，甚至科幻小说的发表或张贴都有。许多Blogs是个人心中所想之事情的发表，其他Blogs则是一群人基于某个特定主题或共同利益领域的集体创作。

　　博客作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它传播的不仅蕴涵着你的情感，还包括你大量的智慧、意见和思想。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中国的博客是从二○○二年开始发展的，如今规模将突破一亿大关，成为全球博客发展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以下选摘的是几篇博客上的文章——

　　今天是六月一日，国内的孩子们都放假欢度“国际儿童节”。可在美国，俺家十一岁的闺女还得照常上学。因为美国压根儿就没有“儿童节”一说。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美国不是自诩为“儿童的天堂”吗？怎么也不给孩子们定一个节日？美国人的回答同样出人意料：美国的孩子们天天都过节，所以就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儿童节”了。

　　我原以为，“六一”既然是“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一天应该是全世界孩子们的共同节日（国内一些媒体的报道就这么写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课间问了来自韩国、墨西哥、秘鲁、德国的同学，才知道他们的国家也有“儿童节”，但都不在六月一日。比如，墨西哥的“儿童节”是四月三十日，秘鲁的是四月二十八日，德国的是九月二十日，韩国的是五月五日。中国“儿童节”仅仅是孩子们放假，而韩国的“儿童节”是全国公众的假日，连大人都放假，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出去游玩。

　　那么，哪些国家的“儿童节”和中国一样是在六月一日呢？从网络上查到的资料，目前能够确定的只有俄罗斯、朝鲜、波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前东德。显然，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再看看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的来历，就不难理解为何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这一天过“儿童节”了。据来自官方网站的资料，“一九四二年六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一百四十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九十名儿童押往集中营。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会议决定以每年的六月一日为国际儿童节。”当时正值冷战初期，莫斯科会议作出的决议肯定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的响应，而积极响应的只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所以，准确地说，六一“国际儿童节”只是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节日。■

　　新股民传奇

　　Blog： http：//blog。sina。com。cn/Pengpaidexin 澎湃的心的博客

　　小新刚开户来到股票市场。

　　小新在门口买了一张证券报，这时有个人说：“嘿！新股民吧！”

　　小新愣了：“你怎么知道？”

　　那人说：“报纸没有多少新闻，老股民哪有买的！”

　　小新进了大厅，这时人已经很多了，他站在人家身后看电脑，有人跟他打招呼：“喂！新股民吧！”

　　“你怎么知道？”

　　“老股民都早来占机器，哪有你这么晚的！”

　　中午，小新到外面买了一个盒饭，卖盒饭的说：“新股民吧！”

　　“你怎么知道！？”

　　“老股民哪有买盒饭的，都是三点以后回家吃的。”

　　小新觉得被人说了一上午新股民，有点烦了，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争取早日成为老股民。

　　下午了，小新决定买个股票，他看好一个叫申华控股的，上个月还八块多，现在才四块多，他刚想买，边上有人：说“嘿！新股民吧！”

　　“你怎么知道！！！？？？”

　　“老股民哪有买除权股票的！”

　　快收市了，小新终于决定买个股票，他买了一百股600839.

　　不想被人看见了，那人说：“嘿！新股民吧！”

　　“你怎么知道的！？！？！？”

　　“老股民哪有买长虹的！”

　　收盘了，营业部有股评，小新在认真地听，有人说：“哟！新股民吧！”

　　“你怎么知道的！！！！”

　　“老股民哪有听股评的。”

　　小新彻底晕了，不敢骑车，只好推着车往回走，一老头回过头打量他片刻，“年轻人，新股民吧？”

　　小新只感觉自己像是光着身子在街上走，无地自容了。老大爷笑着说：“老股民哪有穿着绿衣裳来证券部看股票的？瞧，你那挎包上居然印着一头熊！！” ■

　　奢侈的两重天

　　Blog： http：//ichich。bokee。com/ 贼有灵的博客

　　很久以前，我曾经读到过安妮宝贝的一段文字。她买了一盒哈根达斯，用干冰包裹起来，坐在出租车里，小心翼翼地捧着，然后不停地流泪，悲伤地想：那个爱我的人到哪儿去了？彼时，我是一个靠家里供钱读书的穷学生，出租车都很少打，更不要说去买哈根达斯那样“昂贵而美丽”的食物。

　　若干年后，我辗转到了美国，站在食品店冷藏柜前发呆。原来哈根达斯在这里卖得如此便宜，三美元多一大桶，买两桶的话还有优惠。即使换算成人民币，它也称不上昂贵。既然不昂贵，姿色也就大减。它与一堆杂七杂八的我没有听说过的冰淇淋推推搡搡地挤在橱窗后面，如同遭遇战乱流落风尘的宫女。而陪我购物的美国友人的一句话粉碎了我最后的幻想：“哈根达斯？那是什么东西？我从不吃这个牌子。”

　　我在这种若有所失的感伤情绪中展开了在美国的生活，逐步接受了一连串新的打击。比如，有朋友托我买CK的内衣。然后我发现CK在这里大约只相当于班尼路在国内的地位。不，准确地说，GAP才是班尼路，CK的品位稍微高那么一点。再比如，有朋友托我买倩碧的黄油——倩碧一直以黄油的畅销而引以为自豪。果然，畅销得像大宝，便宜得也像大宝。

　　我脆弱的心灵在备受打击之后终于痛定思痛。我想说的是一个经济问题，即，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为何这样低？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成本究竟有多低。美国劳动者（注意不是全体国民）的人均年收入是四万美元，税后到手一个月也就两千多美元。在北京，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月薪大概也就是三千元人民币。

　　那么，同样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国家，可以维持什么样的生活？

　　首先来看食物。美国的食品卖得很便宜。我昨天的购物清单是芒果、苹果、香蕉、生菜、小萝卜、酸奶、麦片、番茄酱、大米，一共是二十一元美金。假如是二十一元人民币，你在北京的超市里可以买到什么？也许只有两个芒果。

　　我询问过很多朋友，单身或者夫妇两人的家庭，一个月的食物支出，包括下馆子，大约也就是两百多元。这只占个人月收入的百分之六左右。而在北京，你去一趟家乐福出来，恐怕就得两百多元。

　　其次看衣服。这一点更让人气愤。一个国内来的MM深有感触地说，在国内时逛一次街买一次衣服就要一千多元；在美国，除非你买LV或ARMANI这样一线的牌子，否则，若只是CK、DKNY之流，想一次花掉一千块还真是不容易。当然他们的房子还是很贵的。大家的花销，基本都用在养车和供房子上。

　　东西方，奢侈品的两重天，也许，这就是全球化的效果。■

　　中国人的钱为什么这么多

　　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怎么现在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样有钱：买房、买车、买奢侈品……《证券市场周刊》刊登陈志武的文章对此做了分析——

　　中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一九九八年之后，让企业资产、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可以花的钱。一个国家已经资本化或能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本源有三方面，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钱”或“资本”的前提是这些资本源能被买卖，最好是能自由买卖。

　　我国于一九九○年推出股票市场，当时还围绕股份制和产权开展了激烈的讨论。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股市也在发展，这两方面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二十万亿元的资本。这二十万亿元资本代表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价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的小部分，更大部分市值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一九九八年之前，由于住房和土地属国有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是死的。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资本供房地产开发或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没资本化。其二，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很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如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

　　高等学校负债累累

　　国家教育部一位司长最近测算出一个数据，公办高校的贷款总额应该接近4000亿元。

　　此前两个数据已经在海内外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

　　据《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透露：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1500亿至2000元之间。

　　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带领他的学生调查了二十多个省的逾百家学校得出的数据是：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2000亿到2500亿元。据参加调查的一位教师说：“即使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的领导也未必掌握高校贷款的真实数据，这个数据只有各个高校的财务处长们掌握，汇总他们的数据才是真正真实的数据。”

　　那么，高校贷款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如何揭开这个数字谜局呢？

　　始于一九九九年扩招引发的高校贷款风潮从二○○三年陆续亮起了“红灯”，这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从一些支离破碎的公开资料就已初现端倪。

　　据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数字：至二○○三年末，教育部等中央部门直属的清华、北大等十八所高校负债72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

　　正是由于这种大手笔的借贷，我国大学校园近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统计，在过去三年，我国高校的校均建筑面积在不断提高，二○○四年，全国校均建筑面积是26.6万平方米，二○○五年是28万平方米，二○○六年是30万平方米。

　　近期出版的《2006年：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教育蓝皮书向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高校急速扩张所引发的贷款黑洞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据参加调查的教师分析，“按原来的设想，大学贷款的主要依据是扩招和高收费，而现在高校的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承受的极限，不可能再增加；而依靠学生数量扩张的扩招模式也很难持续下去。”但是，根据国家发布的《全国教育发展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是：到二○一○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25%~27%左右，在校生要达到2900万左右，而二○○六年的毛入学率仅为21%。根据这一发展目标，目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该目标尚有700余万的差距，似乎在数量扩张方面尚有很大“潜力”。

　　显然，再通过学生数量的扩张和高收费的办法还贷已经成了一条“死胡同”。■

　　我国肺癌死亡率三十年增加500%

　　卫生部公布的二○○六年城乡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恶性肿瘤超过脑血管疾病，成为中国居民的首要死因。据全国30个城市和78个农村县死亡原因统计，二○○六年城市居民死于恶性肿瘤的比率比上一年上升18.6%；农村居民因恶性肿瘤死亡的比率比上一年上升23.1%。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部门分别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九二年和二○○二年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针对恶性肿瘤的死因调查。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一位见证过一九七五年那次全国范围的死因回顾调查的老同志说，周恩来一九七四年夏天得知自己得的是膀胱癌后，推己及人，想到普通癌症患者的痛苦，指示卫生部对全国癌症发病死亡状况做一个调研。卫生部组织人员从一九七五年全面开展全国人口死因调查工作，于一九七八年全部完成。

　　这次调查的范围涵盖了除台湾省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的395个城市和2392个县（旗）合计8500万人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三年期间恶性肿瘤病例和人口资料。没有调查的只有西藏阿里地区和四川西藏边境的35个县。调查抽样人口之多、覆盖之广泛，迄今仍没有被超过。后来的两次抽样调查都是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在死亡率高、中、低的地区选取样本。

　　三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恶性肿瘤的死亡率是99.5/10万；九十年代初达到124.46/10万；二○○二年提高到148/10万。三十年间，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上升了近50%。

　　有些癌症的死亡率更是增长了500%以上，比如与环境污染、化学品使用关系密切的肺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男性肺癌死亡率为6.82/10万，女性为3.20/10万，在恶性肿瘤中排名第四；九十年代初增加到男性死亡率29.70/10万，女性11.72/10万，排名第三；到二○○二年则增加到男性35/10万，女性14/10万，成为中国死亡率排名第一的恶性肿瘤。三十年里，年均增长26.9%。■

　　中国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现在，如果还有人要说中国广袤的农村有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将会遭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双重反驳。

　　三十年前，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结果简而概之，就是中国计生委进行工作总结时的一句口号：“计划生育三十年，人口减少三个亿”。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计划生育的成功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亿劳动力。

　　一份联合国的预测表示，到二○一五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十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预见的中国人口变化趋势与之类似。该中心称，到二○一三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百分之七十二点一的峰值，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峰值将出现在二○一六年，届时将达到九亿九千七百万。

　　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现实是，二○○六至二○一○年期间，非农产业的用工人数还将持续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供需很快就将出现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他和同事们使用三个经济增长率设想值（百分之十的高增长率、百分之九的中等增长率以及百分之八的低增长率）以及两个就业弹性指标，测算出六种劳动力供需局面。

　　“自二○○四年以来，无论出现上述哪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逐步扩大。尽管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持续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预计仍将不时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长蔡昉如此勾画我国的劳动力供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