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贾宝玉与阮籍

　　◎ 徐缉熙

　　题目有点怪，这两个人，一个是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是晋代的大诗人，何以能挂上钩？

　　先从曹雪芹说起。曹雪芹自号梦阮，这个“阮”就是阮籍了。“梦阮”者，梦里都想着或真的梦见了他心仪的诗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曹雪芹大概时时把这位大诗人放在心上，对他十分推崇，他们虽然相隔近一千五百年，可思想性情、品格十分相近。曹雪芹的好朋友常把他比作阮籍。敦诚曾用“懒过嵇中散（晋代与阮籍齐名的大诗人嵇康），狂于阮步兵”的诗句赞美曹雪芹。他在另一首《赠曹雪芹》的诗中也用“步兵白眼向人斜”的诗句描绘曹雪芹。阮步兵即阮籍。《晋书·阮籍传》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原来是因为有好酒喝，所以主动要求去做这么一个不大的官。他是把酒看得比乌纱帽重要得多的。这和“卖画钱来付酒家”乃至“酒渴如狂”的曹雪芹何等相似！该传又说：“籍又能为青白眼，是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到性情相投的人，才施以青眼。敦诚的诗句正说明，曹雪芹也同阮籍一样，对那些不入眼的卫道之士，就以白眼相加，阮籍曾作《大人先生传》，讽刺那些“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所谓“君子”，而赞颂“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大人”。这“大人”当然是阮籍心目中的理想化的人物。“大人”，巨人也。无论是阮籍，还是曹雪芹，其实都是这种不屑于做“君子”的巨人！

　　阮籍和贾宝玉也有关联吗？有！我们在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身上，处处可以感受到阮籍的影子。

　　贾宝玉号称“绝代情痴”，“痴”是贾宝玉性格的最大特点。照脂评的说法，宝玉不但对一切有情事物都有一段痴情去体贴，而且对一切不情事物也有一段痴情去体贴。空房里挂着一幅美人像，他会想到她会不会寂寞，要不要去陪陪她，而且真去了，刘姥姥随口胡诌了一个美人的故事，他却信以为真，硬逼着书僮茗烟去寻访。小丫头胡编晴雯死后成了芙蓉花神的鬼话骗他，他却认为这肯定是真的，不但“去悲生喜”，而且“衣冠整齐，奠仪周备”，诚诚敬敬地撰写了《芙蓉女儿诛》这么一篇新而又新，奇而又奇的祭文。诸如此类的“痴”的表现，不一而足。

　　曹雪芹塑造这位情痴，灵感的来源恐怕就是阮籍。《晋书·阮籍传》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请看阮籍的种种“痴”的表现：兵家女才貌双全，未嫁而死。阮籍既不认识她的父兄，和这位女子也素无交往，却“径往哭之，尽哀而还”。邻家少妇长得美，当炉沽酒，阮籍常到她那儿去喝酒，醉了便“卧其侧”。这在封建社会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但“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也不疑也。”这位丈夫之所以不疑，就因为他了解阮籍人虽然狂放，却人品高尚。阮籍又常常一个人驾着车，不管什么路，任性所至，路走不通了，就“恸哭而返”。面对浊世，一腔悲愤，无处发泄。我们在贾宝玉身上，也可以感受到这同类的悲愤。《红楼梦》第三回两首《西江月》，对贾宝玉似贬实褒，似嘲实赞，词中有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这样的宝玉，与阮籍岂非形神皆似！

　　脂评曾说宝玉有三大病：一曰“恶劝”，即最讨厌那些劝他读书上进之类的话；二曰“重情不重礼”；三曰“情极而毒”，最终悬崖撒手，回归本来——一块顽石。这三“病”，够得上礼教的叛徒。《晋书·阮籍传》说籍“傲然独得，任情不羁”（宝玉恰恰也是“任性恣情”），“不拘礼教”，乃至“礼法之士，疾之若仇”。阮籍嫂嫂要回娘家，照“礼”的规矩，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同席，他不应与嫂嫂相见和送别。他却偏要去见，偏要去送别。有人为此讥笑他，他毫不在乎，还说：“礼岂为我设邪！”这是公然表示对礼的蔑视。他同样是礼教的叛徒。

　　阮籍好发怪论。有次他听说“有子杀母者”，竟评论道：“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在坐的晋文帝责问道：杀父乃天下之极恶，岂是可以做的呢？阮籍回答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则禽兽不如矣。”贾宝玉也好发怪论，诸如“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骂那些读书上进的人叫“禄蠹”，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又说希望自己“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这些“怪论”，内容当然和阮籍不同，但其中包含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我由此想到，曹雪芹塑造贾宝玉的形象，一定想到了阮籍，或者说因为他心中存着阮籍的形象，因而有意、无意之间把他融进了他的主人公的形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