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3节 北伐败什么

　　北伐挫败，多数历史学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曹魏非速亡之国。二、益州非进取之地。三、诸葛亮非将略之才。

　　我们来逐条分析，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并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什么新的说法。

　　蛇吞象

　　根据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亡不亡，一看其政治基础，二看其综合实力。

　　一个政权的政治基础，一看其合法性，二看其内部各大利益集团是否平衡协调。

　　就曹魏帝国的合法性而言，在刘备、诸葛亮的心目中，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是反动的。曹丕篡汉自立，大逆不道，是非法的。现实情况是，曹操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中，借助皇帝和中央政府这个壳，生了一大堆自己的蛋，这些蛋终于孵出了一窝又一窝姓曹的小鸡。到了他儿子曹丕手上，通过政权“禅让”，终于顺利地借壳上市。拿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这只新股票还颇为畅销，是事实上的绩优股。曹丕在他父亲死后，通过实行“九品官人法”，与儒家、士族妥协并合作，在国内已获得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东汉王朝实际上是被曹丕篡夺的。但在形式上、法理上，曹魏帝国的政权是禅让而来的。谁也不能否认，禅让是政权更迭的一种合法形式。在国内，曹魏帝国的统治，已有充足的合法性（能得到各大实力派的认可，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各大利益集团之间，基本上能和谐相处。

　　蜀汉帝国这边，刘备拥有一个缥缥缈缈的皇族身份，靠夺取其他皇族成员的地盘，建立了一个只拥有一个州的帝国，也称为汉。然而，蜀汉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国内的少数民族，反抗不断；那些外来的冠冕堂皇又精打细算的读书人（儒家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刀头舔血又唯利是图的豪强军阀，恐怕早已不相信什么“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了。

　　诸葛亮的北伐口号且不说国外，就在国内，有多少人相信呢？也就刘备和诸葛亮开大会、作报告时，挥舞着拳头对台下的听众叫叫而已。就曹魏政权的合法性而言，诸葛亮只能“望魏兴叹”。诸葛亮复兴汉室的理想，已是镜中花、水中月。

　　就综合实力而言，其实不用多说。战争年代，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主要体现。蜀、魏之间的实力对比，举两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

　　诸葛亮的第一次和第五次北伐，东吴帝国都在东方策应。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曹真在陇右，司马懿在荆州（曹魏帝国的“荆州”，治所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曹休在扬州（曹魏帝国和东吴帝国都有各自的“扬州”，曹魏帝国“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在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上，摆开三大军团，阻挡吴蜀两国的同时进攻。

　　东吴大都督陆逊率军攻击皖城（庐江郡治所，今安徽省潜山县），他的对手、曹魏扬州刺史曹休所属步骑兵就有十万之多。在荆州的司马懿，不仅派兵攻击江陵（公元219年关羽失“荆州”后，东吴帝国的“荆州”治所设在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企图叛变的新城郡（治所在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太守孟达。西线的曹真，派部将张郃在街亭一战击溃蜀军，马谡身败名裂。

　　《三国志》所说的“关中响震”，不过是虚惊一场。看看，吴、蜀两国联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好好地玩他一把，狠狠地捞他一票，曹魏帝国方面呢，洒洒水啦。

　　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东吴帝国派三路大军攻魏，策应诸葛亮。陆逊攻襄阳，孙韶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孙权御驾亲征，攻居巢（今安徽省巢湖县）。西边，诸葛亮望敌兴叹；东边，孙权三军败绩。这就是实力。什么叫实力？实力就是实实在在的力量。

　　曹魏本来就是非速亡之国，说它非速亡之国，说了等于白说。说北伐挫败，是因为曹魏非速亡之国，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相对于蜀汉，曹魏是个庞然大物，要亡也不会亡在蜀汉手里。

　　羊肠小道

　　这个“益州非进取之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地形地势、后勤保障。

　　诸葛亮的北伐，是从汉中平原越过秦岭山脉，进入关中。

　　汉中到关中，有四条道路可走。从东往西依次为子午谷、傥骆谷、褒斜谷、祁山道。前三条道都以“谷”命名，道如其名，要经过深山峡谷，峡谷中只能以栈道通行。西边的祁山道，虽有道可行，却向西绕了一个大弯，经陈仓这一险关，才能进入关中。长途跋涉的蜀军步兵，仰攻以逸待劳、居高临下的魏军骑兵，胜败有凭，其势可料，其局可知。

　　另一方面，通过栈道或绕个大圈运粮，后勤保障是个巨大的问题。战争是高成本、高风险的买卖。且不说别的，仅后勤供应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蜀国就难以支付。

　　说到后勤供应，确实体现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为了解决粮草运输的问题，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

　　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玩意，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有学者考证，木牛就是有前辕的小车（几轮小车？），流马则是一种人推的独轮车。根据小时候在家乡山区砍柴烧炭、拉板车、采松脂的经验以及对史载资料的理解，结合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我对木牛、流马的描绘，可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

　　首先肯定一个概念，木牛、流马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是车，不是人造的四只脚的牛马（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和许多历史学者的复原物，都是四足的牛、马模样）。

　　再明确一个概念，诸葛亮发明的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行驶的物件，而非行走的物件。行走，无论是双肢行走还是四肢行走，每个肢体必须至少有三个关节（如人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在那个时代，以木材、钢铁为原料，造出当代机器人般活动自如的四肢、关节，是不可思议的。

　　根据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运输是要做功的，做功是要消耗能量的，所谓的永动机只在神话里存在。三国时代没有利用核物理能和化学能的动力装置，只能利用生物能，即使用畜力或人力从事陆地运输。

　　蜀国缺少人力和畜力，牛车、马车也比较适合平原运输，不适合山地运输。因为，牛、马拉车在前，对后方方向的把握很差，在山路、栈道上容易翻车或坠入深渊。于是，诸葛亮苦思冥想，奇思妙想，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运输车辆。

　　《诸葛亮集》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

　　古人叙事说理，喜欢用比喻的方法。对木牛、流马的比喻，首先应该明白，“牛”是牵的，人在前；“马”是驱的，人在后。“转者为牛足”，说明木牛的“足”指车轮；“一脚四足”中的“脚”不是指动物行走的器官，而是指器物的底部（如墙脚），即车的底盘。很多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对“一脚四足”这句话中的“足”和“脚”的理解有问题。

　　在流马的具体制作方法中，诸葛亮提到“头入领中”、“方腹曲头”是说，车辕与底盘之间有一个颈形（凹陷缩小）的连接部，连接部的前端（头）弯向前下方（这样拉车省力），两个车辕之间有一个横置的拉杆。底盘之上装粮食的车厢是方形的。这里的“舌”可能是一种刹车装置，连接在底盘上。这种刹车装置有一个隐蔽机关，把这个机关移动或旋转到某个位置，就将车轮刹死，无法启动。这就是《三国演义》里魏军来抢粮却推不动车子的原因。

　　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木牛就是一种一个人拉的四轮车（也不排除后面有人推）。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一人拉车，人前车后，不好把握车轮的方向，遂改为人推的，车前人后，叫做流马。

　　总之，据我的理解，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应该是古代的人力汽车。顺便一提，曹操在官渡与袁绍作战时使用的“霹雳车”——发石机，也就是古代的人力大炮，只不过炮膛里装的不是火药，而是石头、碎铁片。秦始皇时代的方士，就是现代的化学家；方士们练的仙丹，就是现代的保健品或伟哥。

　　世事各异，古今同理，这就是读书的精髓所在。

　　之所以没人想到或相信木牛、流马是四轮车，除了理解上的偏差外，还因为人们相信，山地不适合四轮车行走。理论上的确如此。

　　但考察事物、探究真相，不能理论脱离实际。诸葛亮北伐，所经之处，要么是山路，要么是栈道，栈道的成分还要多些。栈道是在梁上铺木板的（至少有一点五米宽吧），其实就是平地。山地尽管崎岖不平，但军队是有工兵的，工兵在山地上开出一条宽一米多的道路来，也不会太难。

　　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诸葛亮发明的人力汽车——木牛、流马，仅供栈道使用。上文说过，栈道就是最好的平地上的康庄大道。而且，栈道占蜀军粮草运输线长度的大部分。有可能，在山地上，用肩扛人挑，把粮食大量地聚集到栈道的入口，则改用木牛、流马运输，出栈道口以后，又改为肩扛人挑。

　　木牛、流马是不是诸葛亮个人发明的，不能肯定，也可能他手下有一帮高级工程师。也可能，他那个奇丑无比的老婆帮了忙。据野史记载，黄婉贞对机械是很有研究的。但至少，知识产权是诸葛亮的。

　　看来，男人怕投错行，女人怕嫁错郎，一点不错。要是诸葛亮不去当什么丞相，或当了丞相不去搞什么徒劳无益的北伐，专心发明创造，靠卖专利就能过上大康生活。

　　男人投错行

　　这个观点，最早是陈寿在他的《三国志》里提出来的：“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才干特点，在训练军队、行军布阵方面有特长；在用兵打仗方面，却不善于奇谋诡计。治理民众方面，有突出才干，这方面的才能，明显优于他的兵谋将略。

　　后世的一些膜拜诸葛亮的历史学者，对陈寿的这一观点大肆攻击，甚至有学者认为陈寿有私仇公报之嫌。

　　陈寿的父亲曾是马谡的部下，马谡被斩后，陈寿的父亲也被处以髡刑（剃光头发，古代的一种人格刑）的处罚。陈寿本人是毕业于蜀国太学的才子之一，在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手下为官，也郁郁不得志。

　　陈寿是个严谨、正直的历史学者，说他借著书立说之机，私仇公报，可能性不大。

　　其实，用不着为诸葛亮的才干特点争论不休，更用不着怀疑陈寿先生，看看诸葛亮干了些什么，干得怎么样，也就一目了然。事实胜于雄辩嘛。

　　对于诸葛亮最适合干什么，刘备最有发言权。我们来看看，诸葛亮投奔刘备以后，刘老板派他干了些什么。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今湖南省、湖北省加上河南省南部）被曹（代表中央政府）、刘、孙三家瓜分。公元210年，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荆州的南郡，即今湖北省西南部长江北岸部分，治所在江陵）。

　　公元211年，刘备率领志愿军入川“帮助”刘璋防张鲁（实际上是防更北方的曹操），以庞统为随军军师，留诸葛亮协助关羽和张飞守备、治理、稳定荆州。

　　公元214年庞统战死，刘备攻占绵竹后，调诸葛亮、张飞、赵云入川。实际上，刘备调他们三人入川，主要的是借张、赵两员猛将的兵威，以威慑刘璋，促其投降，若威慑无效，则武力解决。

　　刘备占领益州后，留诸葛亮治理益州，以法正为随军军师，攻打汉中（公元219年）。刘备称帝（公元221年）后，攻击东吴的搏命一战（夷陵之战），也是诸葛亮留守，以马良、程稽等参谋军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刘备对诸葛亮的工作安排相当于刘邦对萧何的安排。

　　诸葛亮掌握军权，亲任统帅，是刘备去世以后的事。当然，刘备去世以后，连士兵二十大棒以上的军法处置，都要诸葛大丞相亲自斟酌决定了。

　　看得出来，刘备去世之前，诸葛亮干的大多是行政工作、参谋工作，或者说文职工作。请注意，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并不是《三国演义》中一哭二闹三上吊，靠擤鼻涕、抹眼泪过日子的窝囊废。刘备不仅意志坚定，屡败屡战，还善于笼络人心，善于识人、用人。否则，刘备不可能在艰难困苦中成就一番事业，也不可能有一帮铁杆兄弟始终追随他。

　　既然善于识人、用人的刘老板在生前多数时候派一些行政工作（当然，行政工作也很重要，重要不重要与适合不适合是两回事）给诸葛亮干，说明诸葛亮的行政管理能力是深得刘备赏识的。进益州、夺汉中，刘备带的随军军师分别是庞统和法正，诸葛亮留守后方，说明诸葛亮的行政能力在庞统、法正之上，而军事能力在他们之下。“诸葛一生惟谨慎”，这是历代史学家的共识。太过谨慎的人是不适合当司令官的。兵凶战危，战争的环境瞬息万变，战机的隐现变幻莫测，胜利的把握须当机立断。战争有时要敢于冒险，善于冒险。

　　由此观之，诸葛亮谨小慎微的性格显然不是很适合战争。如果刘备去世后，诸葛亮自己留守成都，负责处理政务，训练士卒，保障供给；自己运筹帷幄之内，魏延决胜千里之外；自己统摄国政，让魏延统军北伐，结果会如何呢？

　　这只能是个悬念。

　　也有人会说，刘备对诸葛亮的工作安排，只证明诸葛亮长于行政，不能反证他拙于军事。

　　这样说的确有道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诸葛亮的将谋兵略到底如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先看第一次北伐。

　　史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出发之前，在汉中大本营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会上，魏延提出，曹魏帝国没有想到我们会突然攻击他们，他们的西线守备空虚，东方的军队集结并驰援长安需要时间；镇守长安的是曹操女婿、花花公子夏侯楙；关中地区官方和民间储粮丰富，足供支持一段时间，我们的部队不必携带大批粮草，可轻装前进。

　　魏延建议诸葛亮亲统大军，大张声势，由褒斜谷进军，魏延则率五千战斗部队、五千后勤人员，从褒中（陕西省汉中市西北）出发，于秦岭南麓折向东，经东线的子午谷（长约三百里，行程约十日）北上，奇袭、径取长安（长安在子午谷的正北方，距离汉中最近，行程最短，但道路最险要），诸葛亮率大军经郿县（今陕西省眉县）与魏延会师于长安。诸葛亮认为此计过于冒险，拒绝采纳。从此战的结果反过来看，“子午谷奇谋”是可行的。

　　当时曹魏帝国没有料到蜀国会有大规模的北伐行动，没有做好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曹真的部队，在褒斜谷出口处的郿县驻防，魏延出子午谷后，即使不能占领长安，也能牵制住长安守军，阻挡魏军东方来援的部队，甚至可以与出褒斜谷的诸葛亮主力部队夹击曹真；即使不能夹击曹真，诸葛亮的大军也能击破曹真军（在魏国东方援军到来之前）。

　　诸葛亮不采纳魏延“子午谷奇谋”的后果，是向西北绕一个大大的弯，经祁山，绕至陇山的北出口街亭，让魏国东方部队有时间驰援西线，等张郃率领五万大军进至陇山之后，即使马谡不犯错误，第一次北伐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如果实施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占领关中和陇右地区，是很可能的。至于能否长期占领关中和陇右，并向东方发展，完成“复兴战争”第二阶段的“西方战役”，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诸葛亮实际的打法是这样的：请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诸葛亮“布疑兵于箕谷”，也就是派赵云经今天的陕西省留坝县，进兵太白县，疑惑性地威胁驻军今眉县的魏军主力曹真部，做出要正面攻打曹真的样子。

　　诸葛亮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从今天的陕西省汉中市出发，经甘肃省成县、礼县、天水市、秦安县，抵达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就在这里的街亭，马谡一败涂地。而先锋魏延部，则到达更远的甘肃省镇原县。

　　我没打过仗，曹真的行为我看得懂，他的主力驻军今陕西省眉县，是有道理的。

　　诸葛亮的目标是长安，从汉中进攻长安的最佳路线是褒斜谷，眉县正好是褒斜谷的北出口。若诸葛亮经此而来，曹真正好当面锣对面鼓地干一场；若诸葛亮放弃此道，向西经散关（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或街亭（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迂回进攻长安，曹真可立即机动策应。

　　我看不懂的是，诸葛亮把疑兵赵云部布置在曹真的眼皮底下，却绕一个大大的圈子去消灭曹真这个敌人。

　　正确的做法应与诸葛亮的做法相反。把疑兵布置在散关或街亭，当驻在眉县的曹真主力向西分兵时，闪电般地出兵占领眉县，长安就指日可待了。

　　诸葛亮的不善奇谋，还体现在他的第五次北伐上。公元221—233年，诸葛亮推广农耕，扩充军备，为了解决山区运输困难，用木牛、流马将大量的粮食运送至褒斜谷南谷口，又修复褒斜谷的栈道，次年从褒斜谷进军。

　　看看，还没有出发，就将自己的军事意图和进军路线明白地告诉敌人，有这样打仗的么？换了我这个庸才，明里把这条道修好了，暗地里却偏偏从那条道上干他一票。

　　刘备的老祖宗刘邦，就玩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即使不讲什么创新，依照老祖宗的葫芦画个瓢，总是不难的吧？

　　的确有些可惜，如果魏延当统帅，如果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被采纳，如果诸葛亮按老古我的谋划去做，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以上三条导致北伐挫败的原因，的确算得上是原因。只不过是诸葛亮北伐挫败的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战略层面的，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原因。

　　上面已说过，北伐之战，是政治和形势的需要，是蜀国统治集团压制国内反对势力的手段，同时也是诸葛亮与刘禅的君臣相处之道。

　　所以，诸葛亮根本不太在乎北伐成功还是失败，他只是要北伐而已。这就很好解释，虽然不可能成功，还是要打下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玩完老命拉倒。

　　如果诸葛亮真心真意地北伐，我们就应从更深层次去寻找北伐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反过来说，政治路线不正确，再好的干部也枉然。那么，我们就倒过来看看，诸葛亮和刘备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

　　路线问题

　　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路线”体现在《隆中对》中。我们来看看《隆中对》全文。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其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和刘备探讨他们的发展大计时，估计只是口头讨论，是不成文的。只是后来诸葛亮或他的秘书将它整理成文字，形成一篇千古奇文，让千千万万读书人吟诵不绝。

　　拿现代的话来说，《隆中对》是一个发展战略的规划。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发展战略是其政治路线的具体体现。一个完整的发展战略应包括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步骤、外部条件、内部条件和发展动力几个部分。其中发展目标和发展动力两项是最重要的。我们以现代管理学的视角，来看看诸葛亮帮刘备制定的发展战略如何。

　　发展目标：图霸业，兴汉室，统一中国。

　　发展道路：先占荆州，再占巴蜀，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条件成熟时分两路北伐中原。

　　发展步骤：两阶段、三步走。第一阶段：包括两步，先占荆州为立足点，再据有益州，并治理好这两个地方。第二阶段：北伐中原，一统天下，恢复汉室。

　　外部条件：安抚南方少数民族，东与孙权结盟，并等待北方地区出现动乱或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

　　内部条件：治理好并稳定益州和荆州，积蓄力量。

　　发展动力？此处“发展动力”后面用的是问号，而不是省略号。诸葛亮在他的发展战略中，其他要件考虑得相当全面和完善，对发展动力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也有所考虑，但考虑得并不是那么周详。

　　如今什么伟大的企业家或什么天才的规划大师，关起门来，神秘莫测地谋划什么发展战略，弄得神秘兮兮的，还要挣那些冤大头的大把钞票。其实，制定一个发展战略再简单不过。

　　就比如你开车回家。家（战略目标）是你的前进目标；要走哪条道（发展道路）；转几个弯（发展步骤），车的性能、道路状况、气候条件要正常（外部条件）；司机要掌握基本的驾驶技能（内部条件）；当然，最重要的，油箱里要灌满汽油（发展动力）。

　　战争的动力是什么？是资源，包括精神资源（即软实力，主要是指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后者又包括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发展动力的问题。政治资源方面，刘备“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物力资源方面，荆州“利尽南海”，益州“沃野千里”。这种分析，是静止的、片面的，并不全面、客观。我们来分析刘备占领益州（包括汉中，刘备占领汉中，同时关羽也就失去了荆州）后三国的力量对比。

　　从国土面积上看，曹操集团占有今天的华中大部、华北、西北以及东北的西南部、华东的东北部。孙权集团占有今天的华东大部、华中小部分以及广东、广西大部。刘备集团占有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以及陕西南部。曹操集团占有当时已开发国土面积的大部分。当时北方的经济要比南方发达，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要比中上游地区发达。

　　从人口来看，三国各自立国之际，全中国的人口从东汉的5000万降到约1000万。其中，曹操集团拥有人口约500万，孙权集团约260万，刘备集团100多万。必须注意，一般状态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曹操集团人口的增长潜力远远不止于刘备集团的五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考虑了发展动力的问题，但只考虑自身，而没有考虑对手，没有对比的概念。政治上，刘备有个皇室远支的身份，曹操却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挟天子以令诸侯”，哪个更有号召力，哪个更有权威？物质资源方面，只考虑物力资源，而没有考虑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考量，也没有对比的概念。

　　这就像两兄弟想开一家民营石油公司，关起门来一合计，市场前景看好，自身也拥有不少的资源和优势，于是，一拍桌子，不经工商局批准，立马就鸣炮挂牌。营业之后，才突然发现，还有中石化、中石油等几个庞然大物，原来石油是国家垄断的，世界五百强中的好些外国公司还虎视眈眈。

　　发展战略不能闭门造车，要进行深入、细致、广泛、全面的市场调查，还要横向比较、动态考察；也不能只捡自身的优越条件以资鼓励，对自身的不足和对手的优势视而不见。否则，一单买卖做下来，可能会亏光血本。

　　当然，战争与做生意也不完全一样。大多数生意现金回流快，只要公司的现金流不断，生意就能做下去，公司就有转机的可能。战争从长远看，当然是有收益的，否则，没有人会发动战争。但在战时，在国家和政府的层面，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消耗——消耗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将军们则肯定发横财）。谁消耗得起、消耗得最持久，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的胜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与刘备相比，曹操不仅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还拥有巨大的物质资源。蜀汉的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怎么样？诸葛亮忘记了或不愿意进行比较。

　　从《隆中对》来看，诸葛亮的战争理论素养存在明显的缺陷。也有可能，诸葛亮将他的《隆中对》献给刘备，作为晋身之阶，这本身就是一笔交易；既然是做买卖，当然只把自己产品最优的一面展现给买家。如果是诸葛亮战争理论素养导致《隆中对》的错，一代代的中国人把他捧为一流战略家就有些奇怪了。连一个战略规划都做得不及格的人，称为一流战略家，即使不奇怪，至少有些勉强吧？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很发达，而管理学则停留在经验阶段，即使存在一些管理理论，也是经验总结，并与哲学混为一谈，也谈不上理论升华，更没有实验依据。我们不能以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高度来要求古人，这里也只是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诸葛亮《隆中对》这一战略规划的得失。

　　可以说，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表现为其中规划的战略目标太高，不切实际；与统一全国的目标相对照，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一个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当客观环境尤其是发展动力明显地不足于实现发展目标的时候，就应对发展目标进行修正，否则，发展目标只能胎死腹中。

　　比如你开车走高速公路回家，家在一千公里之外，车上只有半箱油，而高速公路上又没有加油站，你最好往前开了三百公里就离开高速公路，加满油后再往前开，或者找个地方住下来。如果你一味蛮干，不顾一切在高速公路上往前开，最后，汽车肯定抛锚在高速公路上，等待排障车拖走。

　　诸葛亮年轻时，对自己制定的《隆中对》应该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制定这个战略规划时，发展动力似乎是充足的。这就涉及“荆州”这一概念。

　　从《隆中对》全文中的语境来看，诸葛亮所说的“荆州”，应该是东汉后期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荆州，包括今湖南、湖北省以及河南省南部、重庆市东北部。

　　黄巾起义以及此后的北方战乱，使中国北方民生凋敝，而荆州则在温和派地方军阀刘表的治理下相对安定，大批富裕的、高素质的北方人逃离家园，安家落户于此（主要在南阳郡）。南阳郡在当时属于发达地区。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荆州被曹、孙、刘三家瓜分。

　　公元210年，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把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夺取的江陵（南郡的小部分，南郡大部分仍被曹操占领）让给刘备驻防。

　　公元215年，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几乎大打出手。只是曹操于此时占领汉中，刘备不得不妥协，以湘水为界，两家重分荆州的江南四郡，湘江以西归刘备，湘江以东归孙权。

　　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前，曹、孙、刘三家都有自己的“荆州”。荆州的北部（南阳和南郡大部）属曹操，东南部（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权，西南部（南郡小部、武陵、零陵）属刘备。曹操的势力未突破长江，吴、蜀的势力也仅局限于长江中上游，未突破汉水中游。公元219年襄樊之战后，蜀国彻底失去了“荆州”。

　　从荆州腹地进入中原，西有武当山脉，东有桐柏山脉。所以，《隆中对》规划的两路北伐，其东路必经襄阳、樊城这汉水中游南北两岸的两座军事重镇。襄阳、樊城的确是北伐很好的根据地和策源地，地理上在魏国本土——中原——的边缘，接近北方政治中心洛阳，形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赤壁之战后，公元219年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荆州”只是荆州的西南部，是荆州最落后、最不利于向北进攻的一小部分，包括襄、樊两座军事重镇的整个南阳郡，牢牢地掌握在曹操的手中。要从刘备的“荆州”出发，北伐中原，只有等到二十世纪才能办到：飞机轰炸，大炮开路。

　　到公元219年，关老爷干脆把巴掌大的“荆州”也弄丢了。诸葛亮想从东路，即经襄、樊北伐，飞机加大炮也没用，只能动用导弹了。也就是说，《隆中对》的不切实际，还要加上一条：前提错误，这是一个假设条件下而不是现实条件下的战略规划。

　　更现实、更严峻的问题是，凭蜀汉的力量，不可能占领荆州全境。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东吴也绝不会让蜀汉单独占有荆州全境。因为刘备一旦占有荆州全境，三国均衡的形势立刻向东南倾斜，最先被吃掉的，肯定是孙权。关羽襄樊之战时，吕蒙背信弃义，偷袭江陵、公安，就是明证。

　　也就是说，赤壁之战结束，三家瓜分荆州后，根据刘备所占荆州的方位和份额，诸葛亮就应该认识到，《隆中对》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他和刘备拥有的荆州不是《隆中对》中的“荆州”；关羽失“荆州”之后，在天时、地利、人和尽失的形势下，实现《隆中对》的战略目标，更是无异于痴人说梦。

　　连我都认识到这一点，聪明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明白。那诸葛亮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打？这就回到本集前面的话题：不能不打呀，不打曹魏，蜀汉没理由活，也活不了呀。

　　话又说回来，凡事不能绝对化。战争中（这里说的是战争，不是战役，战役中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历史上比比皆是），弱小的集团战胜强大的集团，不是没有可能，也不是没有先例。

　　秦末汉初，刘备的老祖宗、汉中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的楚汉战争，是弱小胜强大的光辉典范。虽然刘邦身上有些流氓习气，但此人有坚强的信念、坚忍的意志（这点刘备有些类似于他的老祖宗），屡败屡战，同时使用了三个天才：张良、韩信、萧何。

　　刘邦在荥阳之战中，自己与项羽苦苦纠缠，却派韩信转战赵、燕、齐诸国，开辟河北战场；又指示彭越袭击项羽的补给线，黥布骚扰西楚的大后方。渐渐地，死缠烂打的小流氓刘邦，由弱转强，最后垓下一战，使骄傲的没落贵族、强大的西楚霸王四面楚歌，自刎乌江。

　　从上面几个范例可以看出，战争层面（不是战役层面）的以弱胜强，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弱小的一方必须有坚强的信念或有灭种的危险。

　　第二，必须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或有开辟第二战场的余地。

　　第三，政治、军事天才的存在。

　　第四，对方有机可乘，如重大自然灾害、大规模动乱或统治集团内部火并、外族入侵等。

　　用以上四个条件对照当时的蜀国，似乎一个条件也不具备。

　　首先，蜀国与魏国的战争，就像两兄弟打架，不会往死里打（上文已述），信念不足；有亡国的可能，却没有灭种的危险。

　　其次，蜀国可以借助的第三方力量——东吴，其实是心怀鬼胎的墙头草，孙权像一个短视的商人一样急功近利；又像一个庄园主，只顾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旱涝收成。

　　同时，关羽失“荆州”后（哪怕“荆州”不失），蜀国没有在魏国后方开辟第二战场的余地。

　　再次，蜀国人才凋零，没有出奇制胜的天才。诸葛丞相是行政人才，魏大将军是军事人才，但都不是天才，其他人物更是泛泛之辈，与司马懿父子、徐晃、张郃、郭淮等能征善战之将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诸葛亮北伐期间，曹魏帝国也没有可乘之机，诸葛亮并没有可乘之机。

　　所以说，诸葛亮的北伐成功，蜀汉帝国战胜曹魏帝国，没有“例外”，没有“如果”。

　　如果诸葛亮把北伐当成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当成他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他继续执行这一早已注定无果而终的战略规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诸葛亮心知肚明，所谓的北伐，只不过是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只不过是蜀汉帝国君臣之间的一种相处之道。如果诸葛亮北伐，真的是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这就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认识问题，也可以说是水平问题，累死了，还是水平问题。

　　世间的许多事，历史上的许多事，说不清是态度问题，还是认识问题，抑或是水平问题。如果搞不清是什么问题，最好，就不要搞出那么多问题，安生过日子的好，安稳睡大觉的好，一切顺其自然的好。

　　§§第3章 襄樊之战——真正的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