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犹太人（上）

第四节 普利策——报界王者

　　他是美国编辑，报纸业主。他先后购买《西方邮报》、《圣路易斯邮报》、《世界晚报》，并它们进行改革，而使它们成为当时美国一流的报纸。1903年，他捐赠250万美元给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新闻学院，还设立普利策奖金，每年奖给成绩突出的文学、戏剧、音乐和新闻工作者。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策新闻奖仍然是美国最高新闻奖。他的一生标志着美国新闻学的创立和新闻事业的兴盛与发展，而他传奇的一生也为后人津津乐道。

　　少年时代

　　普利策是美国著名的报业家和新闻学者，他于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一个叫马口的小镇。这里靠近罗马尼亚边境，有着一片肥沃的土地。

　　普利策的父亲是个有教养的犹太谷物商，母亲是有德国血统的美女，是个天主教徒。普利策排行老二，老大已经夭折，老三叫亚伯特，老四是个女孩子，名叫艾玛。兄妹三人从小就由家庭教师负责管教，尤其受过严格的德文、法文等语文训练。

　　普利策年幼时，家境小康，不愁衣食。可是不久，他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他的生活就起了很大变化。母亲再嫁，他和继父布劳相处不好，使得他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一心想要外出独立。于是，17岁的普利策就这样离开了布达佩斯。

　　起先，争抢好胜的普利策把成为军人当作自己的目标，至于这仗为什么要打、打的是谁，他根本不在乎。然而，在奥地利，普利策因为年龄太小，视力不好，身体又单薄，他当兵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普利策又前往巴黎、伦敦，请求加入外国兵团，但依然是到处碰壁。

　　1861年，长达4年的没过内战的爆发给普利策带来了机遇。当时，美国连年战争，国内兵源紧张，联邦政府就开始到欧洲去招兵买马。

　　那是1863年，适逢美国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尴尬的时刻。战争的规模、伤亡和拖延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林肯总统的预期和民众能够忍耐的程度，联邦一方的北军一向采用的志愿募兵已经行不通，初试抽签征兵，就在纽约引起大暴乱。于是联邦政府转而向欧洲高价招收雇佣兵。一批寻找雇佣兵的二道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应运而生。他们立即扑向欧洲，在大街小巷乱窜，猎取任何一个愿意步上遥远的美国战场的对象。

　　一些在欧洲的征兵代理人，为了争取到联邦政府的补助金，只要能走路的他们都大胆招募。1864年8月，普利策到了德国汉堡。在那里，一个德国佬对他说：“小伙子，我可以让你乘船到美国去当兵。”

　　普利策心想，当时各地都出现大批失业者，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年轻人只有当兵才能混饱肚子。美国远是远点，可是德国佬把美国士兵待遇吹得天花乱坠，他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颠簸，普利策终于到了美国。到达波士顿港后，聪明过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来龙去脉。在接近美国的时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游泳到岸上抢在兵贩子之前赶到纽约，领走了那笔可观的雇佣兵费用。

　　偷渡上岸后，普利策发现美国的农田景色和匈牙利大不相同，地广人稀，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美国农民的生活比起自己家乡来，要好得多了。

　　普利策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抵达纽约。当时，纽约不比欧洲的某些城市大，也不算很漂亮，但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大厦林立，新房子越盖越高，直耸云霄。

　　普利策还特别喜爱人们那种快速的谈话方式。在这里他可感觉到生命的跳跃与成长，纽约城就好比他本人一样，既年轻又充满活力。普利策认真地学习英语，由于他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会话。

　　普利策觉得靠打零工糊口终非长久之计，便找到联军总部，报名当兵。“林肯骑兵队”一名军士接待了他。军士见他英语说得很别扭，突然用德国话问他：“你会骑马吗？孩子。”

　　此时，普利策心跳得厉害，对于一个在匈牙利农村小镇长大的孩子来说，骑马是他最喜爱也最拿手的。当他问清楚“骑兵”的意思后，便高兴地点了点头。

　　那军士便领他去见一名军官。军官和蔼可亲地拍拍他的肩膀：“你想为这个国家打仗，一定刚从船上下来的，你要证明自己也能做道地的美国人，是吗？这太好了，你找对地方了。这里的林肯骑兵队队员全都是来自德国的高尚家庭，他们会像兄弟般的照顾你的。”

　　9月30日，17岁的普利策就成了林肯骑兵队里最年轻的一名战士，盼望已久的军人梦就这样圆了。

　　徘徊时光

　　当17岁的普利策成为一名军人时，他所做的是拿破仑的那句“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的美梦。

　　然而，在这场战争中，普利策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将军梦，他还成了一个“出气筒”。原来，军队纪律是严明的。普利策的马骑得相当好，但他的表现不像一名士兵的样子，站也站不直，走也走不好。有次班长训斥他，他竟不停地回嘴，挨了班长重重的两耳光。

　　普利策古怪的仪表和神经兮兮的表情，常使指挥官看不顺眼。有一次指挥官暴跳如雷地叫着：“叫他滚蛋！我们军中没有这种笨蛋。”

　　这种话深深地刺伤着普利策的心，使他和士兵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后来他才明白，在那些身经百战、受尽战争折磨的老兵眼中，自己是个小小萝卜头。老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战友，在战争烽火中丧失了生命，内心的创痛可想而知。

　　而年轻的普利策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却经常对战争高谈阔论，目中无人，老兵们和长官怎会不讨厌他？

　　1865年5月23日，联军在华盛顿举行最后一次游行，林肯总统宣布美国南北战争结束。7月7日，普利策领了最后一次薪饷，离开了军营。

　　此时，普利策和许多无家可归的士兵一样，决定留在纽约。然而，此时美国的就业形势却不容乐观。南北战争刚结束，战后的纽约，大批退伍军人使本来难寻职业的失业大军更加庞大。如果有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有几百人前往应聘。

　　此时的普利策英文还是不行，又没什么专长，要找个工作谈何容易。他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后来外套有了破洞都没钱买件新的。

　　尽管如此，普利策也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只要口袋里有个角币，他仍然会到法国旅馆附设的一家小店找人为他擦皮鞋。

　　有一天，擦鞋的对他普利策说，请他帮帮忙以后别再来擦皮鞋了。普利策问这是为什么？擦皮鞋的只好说，法国旅馆的阔佬不愿意跟他这个穷孩子坐在一起擦皮鞋。普利策看看身上破旧的衣服，再看看阔佬投来的鄙夷的目光，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种尴尬的局面，使普利策决心离开这个城市；而且他发誓，有朝一日他要返回此地，买下这家法国旅馆，然后把它夷为平地，在这里重新盖上一栋举世无双的摩天大楼。

　　那天，普利策碰巧遇到一位林肯骑兵队的战友。战友劝他到西部去，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于是，普利策决定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去。他深信他的希望到了那里会实现。

　　普利策在离开纽约时，身上只有几个铜板。为此，他卖掉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一条丝质手帕，以步行和搭乘火车的方式前往圣路易斯。

　　当普利策见到密西西比河的时候，不但已身无分文，还卖掉了一部分的衣服。他走过的路程，相当于从布达佩斯经过巴黎到伦敦那么远。

　　10月10日傍晚，普利策到达密西西比河畔，正好碰到一阵雷暴雨。他又冷又饿，眼睁睁地望着对面的万家灯火，却无可奈何。一座桥也没有，又没钱坐轮渡。他浑身颤抖着，不知道如何能捱过这个夜晚。他站在岸边看着渡轮来来去去，船夫叫他走开，他只装没听见。

　　普利策等又一艘渡轮靠岸后，硬起头皮问船夫：“请问你们需要人手吗？我必须去圣路易斯，可是我身上没钱。如果我留在这里，一定会被冻死的……”

　　船夫仔细地打量着他因寒冷而变成紫色的脸，终于代他向船长求情。船长答应让他上船烧锅炉，借此免费乘船过河。

　　船终于靠岸了。普利策铲了一夜的煤，四肢无力，全身发痛，下船时差点跌倒。船长给了他一点钱，告诉他到哪儿去找吃住的地方。就这样，普利策找了个最便宜的客栈，倒下去就睡着了。

　　当天下午，普利策被嘈杂的人声吵醒了。起床朝窗外一看，只见宽阔的密西西比河上艳阳高照，圣路易斯市是那么生气蓬勃。他来到大街上，买了个面包边走边吃。

　　此刻，街上到处都是猎人和生意人，当然还有婀娜多姿的淑女和穷兮兮的工人。新盖的商业大厦、银行、学校处处可见，这些美好的形象，使得普利策深信圣路易斯是个可以寻求光明前途的城市。

　　还有更让普利策高兴的事，那就是普利策第二天就找到工作了。当然，由于他身体瘦弱，没办法干粗活，而且脾气也不好，又有几分傲气，不太愿意干那种让人呼来唤去的事，所以他接二连三地换工作，做过骡夫、水手、建筑工人、码头苦力、餐厅跑堂和马车夫，但没有一样是他真心欢喜的。

　　进入报业

　　1868年，这是普利策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通过努力，普利策当上了律师。

　　然而，因为没钱设立律师事务所，加上年纪轻轻，又是一口夹生的英语，找他帮助打官司的人望而却步，业务始终不见起色。

　　一天晚上，图书馆里有两个人在下棋，其中一个正举棋不定，站在身后观看的普利策提醒他说：“别走那一步！”两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望着他。

　　其中一个说：“老兄，如果您走那一步，您就输定了。”普利策又站在另一方，拿起棋子走了几步说：“先生，如果您这么对付他，还是会赢的。”

　　两个人看看普利策，又看看棋盘，似乎让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棋艺给镇住了。当普利策正想离开时，其中一位叫住了他说：“年轻人，我想认识一下你这位棋艺高手，也顺便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给你，这是艾米尔先生，我叫苏兹。”

　　普利策一听很感惭愧，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敢得意扬扬地指导两位名人下棋。在圣路易斯，没人不认识艾米尔和苏兹，尤其是苏兹，他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过去曾帮助林肯竞选总统。苏兹原籍是德国人，担任过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南北战争时曾是少将，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家圣路易斯《西方邮报》。

　　当苏兹听普利策说曾在林肯骑兵队服过役，便和艾米尔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俩同时想到，这个才满20岁的年轻人，已当过骑兵、打杂工人、律师，见多识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这是很少有的。

　　当时，正好《西方邮报》的一名记者不干了，得找个人补缺才行。苏兹和艾米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普利策。他俩问普利策愿不愿意当记者。

　　普利策说他当然想当，只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怕胜任不了。他俩勉励他边干边学，说他脑瓜子很灵，不久就能胜任的。就这样，普利策干起了记者。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是另一个厮杀声不断的战场，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们在激烈竞争中，要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轰动新闻。记者们一个个跟侦探一样在刺探和抢夺新闻，大报主编们的水平高低，天天在随着报纸的出版揭晓。

　　这样以来，新闻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就是从一线记者干起的。他当记者，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个拖也拖不住的工作狂。

　　普利策上班的第一天，总编辑就派他去采访一桩盗窃案。当他赶到失窃地点时，已经有许多别的报社同行闻风赶到了。普利策不仅详细地进行了采访，还帮助办案人员分析案情。

　　结果，案子很快就侦破了，而普利策也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就连对他的能力有很大疑问的总编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伙子了。

　　接着几个星期，普利策写了许多报道。他之所以一口气能写那么多的报道，是因为他下笔快而且不浪费一分一秒。他领受任务后，大街小巷到处奔忙，他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别家报纸只字不提的芝麻小事，他也不放过。他认为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市民身边的趣闻趣事。如果不是苏兹支持他的观点的话，他这些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文章一登出，读者争相传阅，顿时洛阳纸贵，《邮报》销售量直线上升。

　　一次，普利策和另外几十个人交了5美元，跟着一个答应介绍他们到路易斯安纳州甘蔗种植园工作的人乘上一艘小轮船，当小轮船把他们抛在离城48公里的地方掉头离去时，他们才知道受骗了。普利策非常气愤，他写下一篇报道揭穿这个骗局。当《西方邮报》发表了他的稿子时，他十分高兴。

　　不久，报社老板苏兹又把普利策调往杰斐逊城，担任报社驻该城特派记者，专门采访州议会开会的消息。他到首府从事政治采访的第一个月中，就已闯入议会的政治核心。

　　由于苏兹先生的熏陶和栽培，普利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兹认为这小伙子是新闻方面的奇才，有朝一日会和自己并驾齐驱。

　　果如苏兹所言，普利策的超人才华和政治胆识迅速显露出来。1869年12月14日，普利策出席了在圣路易斯城举行的共和党会议，并被提名为候选人。此时，普利策年仅22岁，离竞选规定的年龄还差3岁，但对他的提名却在“热烈的掌声”中被通过了。

　　进了议会后，普利策敢仗义执言，尤其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加挞伐，就像在报上发表抨击文章一样。普利策了解到圣路易斯市政当局所收的大笔税款不知去向，就提出一个法案，要求追查。

　　当时就有一些议员极力反对，甚至公然威胁普利策的人身安全。朋友们也劝普利策别跟这帮有权势的人斗，说他们会要你的命的。但他照样坚持原则，一边在议会里跟他们斗，一边写了一篇篇内幕报道登在《邮报》上。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进行了追查，并将贪污受贿的官员绳之以法。

　　由于这件事，普利策被州长任命为圣路易斯市的三大警官之一。这一年他才23岁。他从身无分文来到圣路易斯，时间不长，就成了该市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有了自己的报纸

　　《西方邮报》是共和党的报纸。它的两位主办人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也都是共和党的著名人士。1872年，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使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感到十分沮丧，他们认为他们的报纸已失去了德国籍读者，于是把《西方邮报》最大的控制权卖给了普利策。

　　《邮报》在普利策的主持下重新获得了生气。在普利策还是报社的一名普通记者时，他就是报社的支柱，每天为报社工作16个小时。现在，他成了该报的老板。当然更是倾心于一切与报社有关的事情。

　　这时，还在报社中拥有一小部分股权的舒尔茨认识到这样下去，普利策不久就会控制报社的一切权力。所以，1872年末至1873年初，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又花了3万美元买回了《邮报》的多数股份。正要下决心对《邮报》进行大力改革的普利策心灰意冷，打起行李到欧洲旅行去了。

　　普利策去欧洲转了一圈，如今的普利策已是个小有资产的人物了。他抽空回了一趟故乡。回到布达佩斯后，他这个衣锦荣归的游子扑向了母亲的怀抱，母子紧紧拥抱着，热泪滚滚而下。9年时间，一个流浪的穷孩子变成了报社的阔老板、一个政府要员，普利策的继父怎么也不能相信。

　　不久，普利策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他始终在寻找新的机会，然而，在此后的5年内他竟然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

　　在此期间，普利策曾经因为他的精明而发了一笔财。那是1874年初，他在拍卖场中花几千美元买下了《密苏里国家报》。他只经营了一天，就把其经销权卖给了《环球日报》，有人估计价格是27000美元左右，有人估计为4万美元左右。总之，从这笔买卖中，普利策是大赚了一笔钱。另外，普利策还把《密苏里国家报》的印刷设备卖给了几个德国移民，也从中获利不少。

　　有一天普利策突然告诉朋友说，他要去首都华盛顿，担任《纽约太阳报》的特派员。他有充分的理由要去华盛顿。当他回欧洲探亲回来时，曾在那里小住几日，并且遇到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女孩。那女孩名叫凯蒂。

　　普利策到了华盛顿后，渐渐和凯蒂热恋起来。但凯蒂的父母却难以接受普利策，在他们心目中，新闻工作是不值得干一辈子的。普利策下定决心，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在新闻事业上闯点名堂出来。他深信这个行业同样可以出人头地。

　　1878年6月19日，普利策和凯蒂终于喜结连理。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前往欧洲度蜜月。夫妻俩的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在欧洲游历了10个月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

　　1878年，普利策得知了《圣路易斯快报》因连年亏损即将进行拍卖的消息，他派了一个叫西蒙·阿诺德的人代他投标，最后以25000美元买下了《快报》。

　　就这样，31岁的普利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报纸，虽然当时这份报纸发行不到2000份，但它却持有美联社的特许证。普利策知道，在当地他还有两个竞争对手：《邮报》和《明星报》。

　　《邮报》的发行人约翰·A·狄龙是一个大宗不动产的继承人，但因为他把报纸办得过于呆板，发行量也只有2000份左右。于是，约翰·A·狄龙主动找到普利策，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也正是普利策所需要的。从此，两家报纸合并为《快邮报》，报社迁移到了缅因大街321号破旧的《邮报》办公楼。

　　普利策接管报纸后，首先考虑的是扩大报纸发行量。而一家报纸要扩大发行量，首先必须具有独到之处。普利策宣布：“《快邮报》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为任何政党谋利。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要坚持原则，拿出主意，摈弃世俗偏见和党派偏见。”

　　很快，普利策向《共和主义者报》提出了挑战。《共和主义者报》得到当时控制密苏里州的保守集团的资助，并成为其喉舌，当时发行量近2万份，规模居全市各报之首。

　　当时，《共和主义者报》支持圣路易斯的保守分子塞缪尔·格洛弗出任国会参议员，《快邮报》则坚定地支持乔治·G·维斯特。普利策对《共和主义者报》进行猛烈抨击。

　　不久，维斯特取得了竞选的胜利。普利策在与《共和主义者报》的第一个回合较量中取得了胜利。一个月以后，在有关该市煤气垄断权的论战中，《快邮报》又一次击败了《共和主义者报》。

　　《快邮报》面向广大市民，每日刊登一些和市民息息相关的报道，以及市民喜闻乐见的文章和图画，受到市民喜爱，发行量直线上升。

　　揭露社会弊病这一新闻手法是众所周知的，但谁也没有像普利策那样运用得如此坚定、巧妙和有效。揭露社会弊病成为他毕生的办报宗旨，其目的是扩大发行量和推动改革。普利策在揭露社会弊病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是其他编辑无法与之匹敌的。批评的眼光、永不满足的精神和追求美好的愿望是他的天性。普利策具有如此强烈的特点，以至他情不自禁地把它运用于办报事业。

　　普利策批评他接触过的一切事物。揭露社会弊病是普利策的个性在报纸上的反映。当时，普利策就喜欢刊登一些发人深思及引起议论的文章，像一篇与税收有关的文章就是个例子。它刊登了有钱人和大商人所缴的税额，以及工人和小生意人缴税的资料。

　　通过这篇文章，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有钱人付的税很少，穷人反而缴得比他们多。这篇文章一见报，不到几小时，报纸就被抢购一空。

　　在报纸上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弊病，使普利策树敌不少，也使他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快邮报》曾经有一名记者根据一份关于娼妓活动的年度报告写了一则特大新闻，在报纸上公布了一批妓院房主的姓名和地址。这激怒了这批在地方上小有势力的人，他们纷纷恶毒攻击新闻界。

　　有一次，普利策在报上开展了3个星期的反偷税漏税运动，结果得罪了商业界的一些人。这些人纷纷从《快邮报》撤回了广告。这是一个暂时的损失，该报并没有停止揭露社会弊病。这下子普利策的损失不小，但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的腐败。他曾在《快邮报》上撰稿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普利策作为发行人兼主编，事务相当繁忙。事业一天天扩大，非得有个得力助手不可了。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叫柯克里的人，这个人性格同他相近，很有魄力。普利策于是任命他为主编。这样，普利策可以集中精力当报社的老板。

　　1881年，《快邮报》销路大增，普利策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员工分享。主编除了高薪，年终还参加分红利。特别勤劳的报童，可以得到金表或银表。每年圣诞节，全体员工都能享受到全鸡大餐。

　　这时候，普利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虽然婚姻、事业都很顺利，可是此时普利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1882年秋天，正当他和家人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的时候，报社出了一桩轰动全市的大事，一个名叫史列贝克的律师被登在报上的一篇对他不利的文章所激怒，就带着枪到报社来滋事，柯克里为了自卫，开枪将他击毙了。

　　这件案子几乎毁掉了普利策和他的报纸。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聚集在报社大门前，提出威胁要将普利策处以极刑。疯狂的群众甚至把点燃了的火把扔进窗内。

　　普利策认为，不管如何，杀人绝对是坏事，谁干的都一样。西部天天在变，正在由野蛮走向文明，应该靠法制来解决问题。他给这件事弄得焦头烂额。他先让柯克里取保在狱外候审。他自己也率全家到纽约去了。

　　购买《世界报》

　　1883年4月，普利策全家来到纽约。这时的纽约已和他刚从骑兵退伍时大不一样了，已成了一个相当繁华的大都会。

　　为了能在纽约立足，普利策认为还是办报好。普利策此行意在收购《纽约世界报》，而他对外则宣称是准备去欧洲度假。

　　《世界报》于1860年创刊，刚开始是一份宗教报纸，后来落到以宾夕法尼亚铁路主席为首的一帮人手里。自1879年开始，它又为古尔德所有，成为他实现自己计谋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逐渐对《世界报》丧失兴趣，该报陷入连年亏损的困境。于是，古尔德急于要把它卖出去。但当他听说买主是普利策时，马上提高了价格。因为他深知一旦普利策接管《世界报》，普利策会把它从他的“喉舌”变成他永远的敌人。

　　于是，古尔德开价50万美元，这对于一份发行量仅15000份的报纸来说简直太高了。但普利策非常希望在纽约拥有一份自己的报纸。

　　经过激烈的谈判，1883年4月28日，普利策与古尔德签订合同，以346000美元买下了《世界报》。但他也为此负债累累。

　　普利策买下报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报社。前任报社主编赫尔伯特把《世界报》办成了高雅的典范，但缺少新闻的真实性和趣味性。

　　于是，普利策首先迫使赫尔伯特辞职。然后他对由总编辑E·C·汉考克等组成的原编辑委员会进行猛烈抨击。

　　5月1日，普利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改革宣言”：

　　《世界报》的全部财产已由本人购买了。从今天起将置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管理之下：雇员、措施和方法不同；宗旨、方针和政策不同；目标和利益不同；同情和信念不同；思想和灵魂不同。

　　5月11日，第一张新《世界报》印出来了，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报社的编辑看了都大摇其头，认为这种报纸在纽约是行不通的。

　　但是它每星期都发表由普利策亲手写的社论。社论说出了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富人显贵发出猛烈的抨击。《世界报》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出了深刻的道理，很快就赢得了读者。

　　于是，在普利策的指挥下，《世界报》的头版上登出了跳呼啦圈的舞女，出现了《爱上了她的钱》《花花公子喝酒》《为了兄弟去坐牢》之类的新闻标题。这些新闻以其通俗、生动的特点迅速吸引了读者。

　　与此同时，普利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仍然没忘记对大都市的丑恶、堕落的抨击。他还在《世界报》上提出了国家为解决社会公正应该采取的几条措施：（1）对奢侈品征税；（2）对遗产征收继承税；（3）对高收入征收所得税；（4）对垄断公司征税；（5）对享有特权的公司征税；（6）征收入税；（7）改革行政机构；（8）严惩贪官污吏；（9）严惩倒卖选票者；（10）严惩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

　　后来，除了第6条之外，其他几条措施都被写进了美国的法律。可见普利策新闻宣传的影响力，以及他为推动美国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普利策果断的改革措施和“煽情主义”的办报方针，使《世界报》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普利策接手3个月后，该报发行量就由原来的15000份上升为39000份。

　　1884年，美国举行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普利策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支持民主党领袖克利夫兰的言论。《世界报》列出四个支持他的理由：1.他是个老实人；2.他是个老实人；3.他是个老实人；4.他是个老实人。

　　最后，克利夫兰当选为新的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太阳报》的发行量由158000份下降到78000份；《世界报》则超过了《太阳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接近纽约发行量最大的《先驱报》。这距普利策接管该报仅18个月。

　　《世界报》的成功不是靠运气，也不是靠激烈的政治攻势，而应归功于普利策对于社会状况的精确估计，归功于他善于运用具有竞争力的新闻技巧，以及他利用这种技巧所制定的政策。他始终努力把三性——趣味性、刺激性、教育性——灌输到他的报纸里，因而赢得了大量读者。

　　《世界报》的伟大理想之一，就是要把穷人当作人看待，而其他报纸把贫民窟里的悲剧看成是令人讨厌、无足轻重的琐事，所以，《世界报》走入先前各家报纸从未关注过的各个角落。

　　后来在短短的几年内，《世界报》成了全美国新闻界的泰斗，它所带来的震撼，使人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

　　普利策的突然闯入，打破了纽约报界维持多年的平衡。《纽约时报》《先驱报》《论坛报》等大报纷纷降价销售，企图挤垮《世界报》。但这丝毫无损于《世界报》，因为该报并不在读者群上与它们竞争，它吸引的是另一个阶层的读者。

　　再立奇功

　　普利策热心于政治，1885年，他在国会代表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为纽约市的众议员。可是，妻了凯蒂并不快乐，丈夫越忙，在家陪她和孩子的时间就越少。

　　一天凯蒂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

　　普利策却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

　　原来，普利策说的是“自由女神”。他在国会就听说了法国人募集了一笔巨款，要塑造一座自由女神像，准备献给美国人民当礼物。这座女神像已塑造好了，正等着装运到美国来。

　　有关人士建议将她安置在罗德岛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让每一个进入纽约港口的人都能看得到，可是国会却迟迟不通过拨款预算。

　　听到这个消息后，普利策决定为“自由女神”筹集10万美元，使法国人的礼物可以早日运抵纽约。他于是通过《世界报》，呼吁大家捐款。

　　《世界报》的大声疾呼立刻有了反应。最后《世界报》共募集了101091美元，为拯救“自由女神”做出了贡献。1886年10月，当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港口矗立时，普利策与各地名流显要，站立于主持仪式的行列中。

　　1887年，普利策为纽约市的一次选举奔忙着，他日夜不停地演说，写文章，策划选举事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有天晚上，主编柯克里走进普利策的办公室，看见他直直地望着自己，两行泪水挂在脸上。

　　原来，普利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双眼已经瞎了。为了调养身体，普利策和凯蒂开始了一次长期、悠闲的环球旅游，经过了印度、中国及日本。

　　回到美国之后，普利策便筹划盖一座《世界报》新的大厦。他买下的那块地皮，就是当年退伍时身穿旧军服被有钱人看不顺眼，连擦皮鞋的都撵他走开的那座法国旅馆所在地。

　　1890年12月10日，纽约最高的一座大楼——新普利策大厦完工了。这是座20层楼的建筑物，地下室用来做印刷厂，一楼为营业部，二楼至十楼为出租的高档写字楼，十楼以上为《世界报》枢纽中心。镀金的圆形顶楼是普利策的办公室。第十一楼是漂亮的卧室套房，专供加班不能回家的编辑使用。

　　建这座大厦，普利策没有分文债务，这座价值200万美元的大厦完全属于他个人所有。

　　普利策知人善任，他手下有一批像柯克里这样的精兵强将帮他主持业务。他虽双目失明了，但耳朵能听见，他每天都要听下属汇报工作，然后他作出指示。

　　没事时，普利策就让秘书读书、读报给他听。有时由他口授，让秘书代写重要社论。他还造了一艘豪华游轮，乘坐它到处旅游。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在他的游船上与世长辞，享年64岁。

　　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新闻人才，普利策在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50万设立今天闻名世界的普利策新闻奖。

　　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第一次颁发。普利策的遗嘱中规定普利策奖包括4项新闻奖、4项文学艺术奖、1项教育奖和4项学术奖。但普利策奖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普利策奖中包括14项新闻奖和7项文学艺术奖。

　　几十年来，普利策奖象征了美国最负责任的写作和最优美的文字。特别是新闻奖，更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每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美国记者无不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作为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