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智慧

忍为上

　　话说刘备在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二十日在永安宫驾崩，终年63岁，谥号是昭烈皇帝。蜀汉的帝位由他的儿子刘禅继位。刘禅，字公嗣，就是俗称的刘阿斗。刘禅出生在荆州，他的母亲就是在长阪坡之役中投井而亡的甘夫人，他则被赵云从乱军之中救了出来。刘禅是在父亲死后1个月在成都即位的，登基时年仅17岁，改年号为建兴元年。

　　刘禅刚登基时，就把蜀汉的一切军政事务交给托孤重臣丞相诸葛亮来打理。诸葛亮纠正了刘备当初伐吴的错误路线，重新把“联吴伐魏”当作一项基本国策来执行。正是由于他的一力主张和维持，从此以后吴、蜀之间不仅不再有战争，而且合作到底。

　　其实，孙权早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天，也就是刘备拿下益州的三年后，就开始觉得他们之间的联盟已有不稳定的迹象了。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孙权就派手下的一个叫都督到曹操那儿去接触，希望与曹操重新修好。曹操正中下怀，正巴不得能拆散孙刘联盟呢！于是，两家一拍即合，暗地里秘密达成协议，孙权名义上要臣服于曹操，两家再联起手来对付正在益州春风得意的刘备。

　　孙权这一招其实只是为自己留一个后手，是为日后以防万一用的。没想到两年后，关羽当众侮辱了自己派去说媒的使者，刘备也渐渐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所以，孙权决定正式与刘备撕破脸，转而与曹操暂时结盟。

　　没想到，又过了一年，曹操也去世了。新即位的曹丕封孙权为“吴王，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但曹丕毕竟没他爸那么老谋深算，三番五次叫孙权送太子孙登去魏国，名义上是当官，其实就是想要一个人质，让孙权表明臣服于魏国的决心。

　　孙权联曹本来就是权宜之计，只是想和魏国虚与委蛇，即使曹丕逼得这么紧，他也是坚决“婉拒”。曹丕年轻气盛，终于沉不住气了，于是在公元222年九十月间，兵分三路：派曹休带了张辽与臧霸，进兵洞口（安徽和县西南）；叫曹仁打濡须（今安徽无为县东北），叫曹真带了夏侯尚、张郃、徐晃，围攻孙权的南郡首县江陵。

　　江东这边，3个月前刚刚火烧联营，大破刘备，气势正是旺盛的时候，怎么会被曹丕吓住呢？于是，上下一心，三军用命，终于在十一月底打退了魏国的三路大军。

　　孙权虽然是抵抗住了曹丕的讨伐，但毕竟自身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而且他也明白，仅仅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长期和魏国相抗衡的。于是，他决定不计前嫌，和西蜀重归于好。十二月，孙权派太中大夫郑泉出使白帝城，协商和解事宜。刘备在经历彝陵惨败之后，终于冷静下来，也重新认识到和平对自己的重要性，所以也放下架子，转变态度，开始与东吴和谈。从此，两国关系开始逐步回暖。

　　刘备于第二年四月去世，阿斗刘禅嗣位，诸葛亮主持成都的蜀汉朝廷。他决心把蜀吴之间的和平进一步发展为攻守同盟，于是在十一月派遣了中郎将邓芝作为大使前往建业，和孙权磋商结盟大计。

　　邓芝刚到时，孙权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再次与西蜀结盟。毕竟两家曾经闹得很僵，无论再怎么弥补，总还有个疙瘩在心里。万一搞得不好，又是得不偿失，反而弄得自己像个两面三刀的小人一样。正因为有这样的顾虑，所以孙权并没有立即召见邓芝。

　　邓芝兴冲冲地一连等了好几天，却没见孙权有什么动静，作为一国的使节，那是何等的聪明啊！于是，他就写了一封表给孙权，上面写着“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意思是：这次我来不仅仅是为了蜀国，也是为了江东埃

　　这句话果然激起了孙权的兴趣，不久就召见了邓芝，对他说：“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

　　邓芝回答得不卑不亢：“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他一针见血地点出曹丕要求吴国的太子作为人质而孙权并不愿意这个关键的问题，又进一步指出如果魏国因此攻打江东，我们西蜀也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的，肯定也会顺流而下的，到了那个时候，您是不是还可以做江东之主可就真成了个问题了。

　　孙权听完，沉默了很久，才说：“君言是也。”

　　邓芝的出色表现，坚定了孙权与蜀汉集团重新联盟的信心。到了第三年夏天，他派一位官居辅义中郎将的张温去西蜀回访，并且做进一步的协商。不久之后，诸葛亮又派邓芝再度去建业，算是“回访的回访”。

　　在邓芝的第二次出访中，孙权又试探他说：“如果将来我们联合灭了魏国，天下太平之后，吴、蜀两家平分天下，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邓芝再次显示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所具有的气魄，说：“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袍鼓，则战争方始耳。”言下之意，咱先联合起来灭了曹魏，以后的事，估计还得靠实力解决了吧。

　　孙权听了这样直率的回答，非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说：“你很诚实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后来，孙权在给诸葛亮的书信中还说：“和合二国，唯有邓芝。”

　　所以说，诸葛亮规划了孙刘重新联合的蓝图，而邓芝把这张蓝图变成了现实。

　　从此以后，吴蜀两国邦交日趋密切，双方信使往还，加紧磋商，前后经历了整整7年之久，才终于缔结同盟条约。

　　在这7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丁巳日死去，继承他的是甄氏所生的魏明帝曹睿。这个甄氏就是袁绍的二儿媳妇儿，长得貌美如花，当初曹操大军攻破邺城之时，曹丕用暴力强占了她。

　　孙权见到有机可乘，便在两个月后围攻石阳县（湖北应城东南）。守将是魏方的江夏太守、刘表的旧部文聘。帮助文聘的，是一位擅长虚张声势的荀禹。荀禹的官职，是曹睿身旁的侍御史。他发动了外县的地方部队一千多人，在石阳郊外的山上举火，竟然使得孙权的兵误会，以为魏方大批的救兵来到，而慌忙撤围而去。

　　次年（曹睿太和元年，孙权黄武六年，刘禅建兴五年），诸葛亮动员大军，由成都进驻汉中，声势浩大。

　　又过了1年，诸葛亮安定好了后方，开始北伐（诸葛亮北伐的详细过程和他运用的智谋，本书会在后面的专设章节加以交代）。他率军在春天攻打祁山（甘肃成县的），获得魏国所控制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与人民一致的响应。这真是非比寻常的一次政治性的大胜利。虽然，魏方守祁山守得很稳，诸葛亮不曾能够达到占领祁山的目的，他给予魏方的震撼确是够它受的。

　　秋天，魏军采取攻势，右将军张郃攻占了“言过其实”的马谡所守的街亭。

　　冬天，诸葛亮又从散关北上，围住了陈仓（今宝鸡）。守陈仓的魏方将领郝昭，也守得极稳，诸葛亮破不了它，只得于粮尽之时退兵，却能在撤退之时略加布置，叫魏方的追击将领王双中了埋伏被斩。

　　孙权这一方面，为了配合诸葛亮的攻势，曾经于五月间叫鄱阳郡太守周鲂向魏方诈降，骗曹休率兵来迎接。曹休在八月间来了以后，孙权叫陆逊在石亭（安徽潜山东北）给曹休军队拦腰一击，把曹休打败。九月，曹休病故，可能是因败得太惨而气死的。

　　再下一年（曹睿太和三年，刘禅建兴七年，孙权黄武八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又在春天采取攻势，叫大将陈式拿下了武都与阴平两个郡，而且新造两个城：一个是今日沔县东南的汉城，另一个是今日城固县城所在地的乐城。

　　这一年，孙权也终于下定决心，在四月丙申日自称皇帝，改元黄龙。所以，就吴的历法来说，这一年正月至三月，是黄武八年。四月丙申日至年底，是黄龙元年。

　　孙权其实早就可以称帝了。曹操与曹丕先后封了他南昌侯与吴王，却在封他为吴王以后不久，见到他打败了刘备，吞并了荆州的南郡、宜都郡与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个郡，声势浩大，就借口他不曾遣送儿子孙登当人质，而大兴问罪之师。孙权一开始先是卑辞道歉，然后又以不用魏国的年号，而自创一个“黄武”的年号作为抗议（吴的黄武元年是魏国的黄初三年，即公元223年）。

　　为什么到了后主建兴七年，他竟然在四月丙申日自称起皇帝来了呢？

　　孙权选择在这个时候称帝是有原因的。

　　第一，从外部局势上来说，三足鼎立的局势日趋稳定。

　　西边，江东与蜀国的关系在诸葛亮的主持下日益亲密，两国互成犄角之势，再次结成战略同盟指日可待。而且，诸葛亮已经于前一年举起北伐的旗帜，出祁山攻打魏国了，即使想追究孙权“篡位”，恐怕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蜀撕破脸与曹魏动武恰恰消除了孙权称帝的后顾之忧。

　　北边，魏国也拿他江东无可奈何。曹丕在位时，曾经派兵进犯过两次，第一次就是孙权不肯送太子孙登去当人质后，魏国的三路大兵压境；第二次是三年后，即公元225年冬，曹丕御驾亲征，到了广陵（江苏江都），因为天气极冷，一部分江水冻成了冰，兵船无法行驶，大军也自然渡不了江。曹丕所能做的，只是把十几万部队陈列在长江北岸，把旌旗排成了几百里，吓唬吓唬孙权而已。

　　其实，孙权不是一个可以吓唬的人。当年，曹操带了号称80万的大军，也不曾吓唬倒过孙权。也正是曹丕的这次出兵，促使孙权正式与他断绝了外交关系。到了第二年五月，曹丕驾崩，年仅40岁。他儿子曹睿即位后，施行休养生息政策，一直没怎么对江东用过兵。唯一一次是在黄武七年的八月，结果大将曹休在石亭（安徽潜山县东北）被陆逊打得大败，这进一步增强了孙权的底气，不再对魏国畏首畏尾了。

　　第二，从江东内部来说，孙权需要靠皇帝的名分来得到部下进一步的支持。

　　就在曹睿即位的当年（公元227年），孙权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老将韩当的儿子韩综，率领了家属与所主管的人马几千人向魏方投降。这个韩综在孙权围攻石阳的时候留守武昌，颇受孙权的信任。他曾经犯了大过，孙权看在他死了的父亲韩当份上，并未加处罚。但他却忘恩负义地投奔了魏国，人品实在是不怎么样。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皇帝这个名号确实有号召力。眼看着魏、蜀两国的君主皇帝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吴国内部某些人见孙权迟迟不称帝，开始逐渐丧失信心了。为了稳定人心，孙权必须称帝。

　　第三，孙权本身具备了一个皇帝所必需的素质。比起我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来，孙权的能力绝对在平均水平以上，甚至名列前茅。

　　当初，孙权派都尉赵咨出使魏国。魏文帝曹丕问赵咨：“吴王何等主也？”赵咨回答说：“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曹丕问为什么。赵咨就列举了孙权的一系列事迹：“纳鲁肃於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於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因为赵咨是孙权的手下，当然应该为他说好话，但他所举的事例倒也确有其事。

　　总之，因为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所以孙权在公元229年四月丙申日，在武昌南郊称帝即位。他改年号为黄龙，昭告天下：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徵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

　　孙权追谥父亲汉破虏将军孙坚为武烈皇帝，母亲吴氏为武烈皇后，兄长汉讨逆将军孙策为长沙桓王，又封儿子孙登为皇太子。文武百官，皆得晋升。

　　孙权的正式称帝登基，在三国的历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虽然只是把已经存续了很久的事实从默认的状态成为公开，但这个公开的声明使得东吴终于开始以吴“国”的名义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当时的中国也真正从行政区划上分成了三个板块，三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国”。

　　对于东吴正式建国这个事件，当时身为邻邦的蜀国其实是处在比较尴尬的地位的。从公理上来说，既然蜀汉认为自己才是东汉朝廷的正统延续，那么其他自立的政权，无论是魏还是吴，只要他们称帝，都应该被当作篡位者论处。东吴明知道这一点，还明知故犯，这不是当面羞辱蜀汉政权吗？但是，就当时的局势来说，魏国占据着七分天下，孙权也有扬州和荆州的大半在手，而蜀国只有区区一个益州和凉州的一小部分。仅以一州之力，别说统一全国，就连自保都成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江东建国这件事与孙权再次闹翻了，这次刘氏集团损失的可能不再只是像荆州那样的半壁江山了吧！

　　无论如何，孙权的这次称帝在蜀汉内部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廷内部围绕着东吴问题争吵了好一阵。有人认为孙权不把蜀汉的正统地位放在眼里，居然招呼也不打，公然称帝，因而觉得“交之无益”，提出和东吴一刀两断。

　　古语云：小不忍则乱大谋！成语也有忍辱负重之说。光逞口舌之快、泄一时之愤，而引来亡国大祸，这是政治上的短见，是匹夫之勇，更是自取灭亡的做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智圣诸葛亮再一次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宽广的胸襟。他觉得与其窝窝囊囊地被动接受，还不如就做个顺水人情，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这个既成事实，趁机再把孙权拉过来，共同抵抗魏国，不就是把坏事转化为好事了吗？

　　于是，诸葛亮力排众议，他说当初汉文帝刘恒为保边关安宁，毅然决定与匈奴人和亲，而且用了比较谦卑的措辞撰写了国书，先帝刘备当年为了与孙权结好，也曾割让了荆州的三个郡。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都是一种“辱”，但对于长远的事业都是有益的，因此应该定义为“应权通变，弘思远益”的措施。

　　不仅如此，他抓住这个政治上的好机会，派遣官居卫尉（九卿之一）的陈震，到东吴去庆贺孙权称帝。陈震这一去，乘着孙权高兴，一举实现了双方都盼望已久的同盟。不久，蜀、吴双方终于结束了长达7年的谈判，再次正式缔结盟约，成就了孙刘联盟。

　　同盟的目的，是共同消灭曹睿的魏国。为此双方甚至确定了以后如何均分魏国的领土：豫、青、徐、幽四个州归吴国；兖、冀、并、凉四个州归蜀汉。中国在东汉之时，原有十二个州与一个司隶校尉部。这时候实际上魏有八个州，吴、蜀各有两个州不到，吴有扬州与荆州的一大部分，蜀有益州与凉州的两个郡。司隶校尉部完全在魏的掌握之中，吴、蜀双方约定：灭魏以后以函谷关为界，平分司隶校尉部。双方还不曾战胜魏国，就先把魏国的领土瓜分得干干净净，似乎把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些，却倒也不失为坦诚相见。

　　汉吴同盟的盟书，全文被保存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里面。

　　盟书首先叙述汉朝的“皇纲失叙”，以致“国柄”先后被董卓与曹操劫夺，而曹操死了以后，大权传给了曹丕，曹丕“偷取天位”，篡了汉朝。曹丕死了以后，又有曹睿继续作恶，“阻兵盗土”。当年高辛氏征讨共工，虞舜征讨三苗，现在，灭掉曹睿与捕捉他的徒党的责任，如果不由蜀、吴双方来担负，还有谁能担负呢？

　　因此，蜀、吴双方必须先对天盟誓，结成联盟，声讨曹睿的罪恶，然后把曹睿的土地“夺”来，由双方分掌。蜀、吴双方虽然是已经结成同盟，却也不可没有书面的约定，应该白纸黑字地说明曹睿的土地如何分割，以免将来于胜利之后发生误会：“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

　　盟书中专门有一段是关于诸葛亮的。它赞美诸葛亮，而没有一句话提到吴国的丞相或蜀、吴两国的国君。这是中外古今任何条约所极为罕见的：“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盟书的作者，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丞相，原因是：发起这个盟约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诸葛丞相。

　　盟书的主要部分，是下列几句：“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大意是双方从今往后要一致伐魏，彼此之间，应该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这个“神圣”的盟约是由上天的诸神来负责监督的：“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东汉时的人们，绝大多数都相信阴阳五行和天地鬼神，所以拿这个起誓还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

　　中国在春秋时代，诸侯之间有过很多次的盟约。其后，在唐、宋之时，也有过若干次对番邦的盟约。然而，纵观历史，在这么多次的“信誓旦旦”中，没有一次像三国时的这次吴蜀同盟这样，结盟的双方真能有始有终，信守到底。即使翻遍欧洲各国的历史，也绝对找不到一次有始有终的同盟，足与吴蜀同盟相媲美，实在是令人惊叹。

　　在缔结了这盟约以后，孙权叫陆逊陪太子孙登留守在武昌，自己则回到了国都建业。因为他要把东吴的战略重心北移，以曹魏为唯一的敌人，所以他必须把大本营搬回建业，以便专心攻打曹魏的“合肥新城”，同时也是为了巩固江东的防守。

　　可惜，诸葛亮为了蜀汉的事业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年仅54岁时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他如果能再长寿一些，一定可以与东吴密切合作，东西两方同时北伐，获得更辉煌的战果。曹睿和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人，已经十分吃力；倘若又要分兵在东边抵挡孙权的长期攻势，很容易一败而不可收拾。这样，《隆中对》战略规划就从另一个角度变相地实现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估计三国的历史很可能要改写了。

　　另外，诸葛亮在缔结汉吴盟约之前的两年，即建兴五年，就开始北伐了，一直打到了建兴十二年。孙权这方面，作为盟友，也的确不断地配合出兵攻打合肥，给予西边有力的呼应。

　　诸葛亮是刘备的托孤大臣，做事自然要以刘家的基业为重。但他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隐忍了孙权“篡位”称帝之辱，并趁机和江东结成同盟，显示了成大事者所具有的气度。

　　自古以来，评价人的标准，只要看一个人的涵养和行事的风格，就知是否可以成为可塑之才，是否有大将之风，因此要成为人上人，除了常识与能力之外，还视其能否将情绪操控得当。一个人的涵养来源于他的修养，有修养之人都懂得控制情绪。遇事不能冷静，并且以某种极端手段处之的人，绝不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情绪处理得好，可以将阻力化为助力，帮你解危化险、政通人和。情绪若处理得不好，便容易失去控制，产生一些非理性的言行举止，轻则误事受挫，重则违法乱纪。

　　控制好情绪需要理性的克制，需要雅量。雅量，将使你面对攻击者保有最完美的自尊和最充分的人格主动权；雅量，还将最终迫使攻击者情愿或不情愿地走向道德法庭的被告席位。

　　克制，乃为人的一大智慧，它有助于人们在攀登理想境界的征途中，消除情感世界不可避免的潜在危机。因而，对于一个成功的开拓者来说，它既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又是取得更大成功的起点。

　　忍，是一种等待，为图大业等待时机成熟，忍之有道。这种忍，不是性格软弱，忍气吞声、含泪度日之举，而是高明人的一种谋略，忍辱才能负重，这是为人处世的上上之策。

　　闻名中外的秦兵马俑坑至今已经出土清理各种陶俑1000多尊，除跪射俑外，皆有不同程度的损坏，需要人工修复。而跪射俑是保存最完整的，其中有一尊没有经人工修复，如果仔细观察，就连衣纹发丝都还清晰可见。

　　在众多兵俑中，为什么跪射俑能够保存得如此完整，幸免于难呢？专家说，这主要是得益于他的低姿态。首先，跪射俑身高只有1.2米，而普通立姿兵马俑的身高都在1.8米至1.97米之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兵马俑坑都是地下通道式土木结构建筑，当棚顶塌陷土木俱下时，高大的立姿俑首当其冲，低姿态的跪射俑受损害就小一些。其次，跪射俑作蹲跪姿，右膝右足左足三个支点呈等腰三角形支撑着上体，重心在下，增强了稳定性，与两足站立的立姿俑相比，不易倾倒破碎。因此，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风霜后，跪射俑虽然忍受了“低人一等”的遭遇，却依然能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生活中的事情也是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往往个性张扬，宁折不弯，不求委曲求全，结果很可能是处处碰壁。在经历了世事的磨炼以后，才学会了内敛，知道了忍辱负重，就像跪射俑一样，保持生命的低姿态，避开无谓的纷争，避开意外的伤害，更好地保全自己、发展自己、成就自己。

　　老子说，当坚硬的牙齿脱落时，柔软的舌头还在，柔软胜过坚硬，无为胜过有为。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忍辱负重，适当地放低姿态，绝不是懦弱和畏缩，而是一种聪明的处世之道，是人生的大智慧和大境界。

　　狮子和野狗

　　一天，狮子建议9只野狗同它合作猎食。它们打了一整天的猎，一共逮了10只羚羊。

　　狮子说：“我们得去找个聪明的人来给我们分配这顿美餐。”

　　一只野狗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道：“我们一共十个，每人分一只羊就很公平。”狮子很生气，立即把它打昏在地。

　　其他野狗都吓坏了，其中一只野狗鼓足勇气对狮子说：“不！不！我的兄弟说错了，如果我们给您9只羚羊，那您和羚羊加起来就是10只，而我们加上一只羚羊也是10只，这样我们就都是10只了。”

　　狮子满意了，说道：“你是怎么想出这个分配妙法的？”野狗答道：“当您冲向我的兄弟，把它打昏时，我就立刻想到了。”

　　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而生活中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说：“好汉要吃眼前亏”！因为眼前亏不吃，可能要吃更大的亏！

　　以这个故事为例，狗能够分到一只羚羊可以算是眼前亏，但如果它不甘心吃这个亏，而硬要争个秋毫分明，换来的就可能是狮子的利爪。你认为哪个更划算呢？

　　“好汉要吃眼前亏”的目的是以吃“眼前亏”来换取其他的利益，是为了“生存”和更高远的目标。如果因为不吃眼前亏而蒙受巨大的损失或灾难，甚至把命都赔上了，哪有什么未来和理想可言？

　　甘忍胯下之辱的韩信

　　韩信是西汉初年著名军事家。他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帮助刘邦击败了项羽等诸侯，为建立西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他指挥的著名战役被后人视为用兵的经典，“背水一战”等词流传至今。

　　韩信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生病没有钱医治，先后病死了。年幼的韩信无依无靠，只好到河边钓些鱼，拿到市场上换点吃的。邻居有一位心地善良的老大娘，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可她看到小韩信孤苦伶仃，就经常嘘寒问暖，给他做点可口的饭菜。小韩信非常感激她。

　　当时是秦朝末年，民不聊生，群雄四起，小韩信的理想是做一个除暴安良的英雄。他四处寻找兵书，刻苦研读，细心揣摩。他还拜师学艺，练习剑术，为长大成人后能有一番作为而刻苦练习。

　　有一天，他兴冲冲地提着鱼给大娘送去，一进门，却见大娘卧病在床。“我想吃点肉。”大娘艰难地说。

　　看着大娘家里一贫如洗的境况，韩信不由一阵心酸，一扭头去了集市。

　　他径直走到卖猪肉的案板前，着急地对屠夫说：“您行行好，先赊给我半斤肉，过几日我一定还钱。”

　　“还，你还得起吗？穷光蛋！”屠夫讥讽地说，“看你个子长得倒不矮，还成天舞刀弄剑的，唬人玩儿呢！”血气方刚的韩信怒火中烧，手一下按在随身不离的剑柄上。

　　旁边几个小混混随声附和道：“就是，你不是剑术很好吗，你敢刺他吗？”屠夫见有人加油添醋，更加张狂，手拍着胸脯：“刺啊，朝这来！不敢是不是！那好，咱们换个玩法，你只要从我胯下钻过去，我就送你半斤肉！”

　　周围的市井无赖都跟着瞎起哄起来：“钻啊，快钻！你要不钻，今天跟你没完！”

　　韩信气得浑身直打哆嗦，他真想拔剑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又一想，大娘还在家里等他回去照顾，除暴安良的抱负还没实现，大丈夫能屈能伸，还是先忍下这口气。

　　“真是胆小鬼。”在众人的嘲笑声中，韩信钻过屠夫的胯下。

　　从此，韩信忍辱负重，更加刻苦地研习兵书，把《孙子兵法》等前人的成功战例熟记在胸。

　　后来，项梁反秦，韩信“仗剑从之”，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起初，他跟着项羽，不被重用。后亡楚归汉，经萧何力荐，被刘邦拜为大将军。韩信任大将军期间，定三秦，破魏、代，并以“背水之战”大破赵军，接着又下燕取齐，占据了黄河下游，被刘邦封为齐王。

　　公元前202年，他率军与刘邦会合，灭项羽于垓下。

　　西汉建立后，他被封为楚王。刘邦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

　　韩信当了楚王后，“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他对将相们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自古云：“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够忍辱是一种韬晦、涵养、胸襟开阔和目光长远的象征。

　　太史公忍辱谱《史记》

　　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汉代的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三千年的历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史记》的成书过程异常艰辛，是司马迁忍辱负重才得以完成的。这从司马迁写给好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一文中流露得清清楚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司马迁曾因上书为李陵说话而获罪被关入大牢。这个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后代，为了掩护部下撤退，力战至最后才不得已投降匈奴的。当朝的官员却不问青红皂白，把李家上下满门抄斩。

　　司马迁在信中谈到，自己在牢狱里面受尽酷刑折磨和凌辱，最后惨遭宫刑（一种阉割男性生殖器的刑法）。这在当时是令人极为羞耻屈辱的刑法。出狱后他虽然仍旧担任中书令，却被世人所轻贱。他说自己当时的境地：家中贫困，没有钱救赎自己；朋友也不出手相救，连左右亲近的人都不为他说句话。人不是没有知觉、没有感情的物品，现在却只能与狱吏为伍，被囚禁在偏远孤寂的牢狱之中……当时他就用了这样的悲叹来形容自己所受的痛苦煎熬——“肠一日而九回”。

　　但是，身体上的创伤，世人的歧视，精神上的苦闷……这重重打击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司马迁仍然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他自我激励道：文王被拘而演《周易》；孔子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而作《离骚》；左丘失明而作《国语》；孙子腿残而作《兵法》；吕不韦迁蜀而作《吕览》；韩非子被囚而作《说难》《孤愤》。他以这些历史上忍辱负重而成就大业的事例来勉励自己。

　　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现在《史记》还没完成，自己的信念和愿望还没实现，不能轻易去死。他自己也要留下有用之身，完成令后世瞩目的大业。因此他能够“就极刑而无愠色”，即使被如此羞辱也不后悔。

　　司马迁最终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他本人也因此流芳千古，成为人人敬仰的史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太史公”。

　　司马迁当时如果不能忍辱负重，后来又怎能成就如此的大业呢？这种忍辱精神，可与汉朝将军韩信年轻时忍胯下之辱相映生辉了。可见忍辱负重并非懦弱，而是很了不起的。难怪古人说：“必须能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触犯和忤逆，才能成就别人难及的事业功名。”

　　汉武帝手下的“将相和”

　　寇恂字子翼，汉上谷昌平（今北京）人。刘秀想要北上，邓禹推荐寇恂留守，以固后方。刘秀封寇恂为河内太守。于是寇恂一面筹措粮饷支援前线，一面小心戒备，防范敌人偷袭，立下大功。

　　后来，执金吾（军中官职名）贾复在汝南驻守，他的部将在颍川杀了人。时任颍川太守的寇恂抓住他并投进监狱。当时军队纪律尚处草创时期，军营将士犯法，大多宽容了事，而寇恂为正军法却公开处决了他。贾复以之为耻，回来经过颍川时，对左右说：“我与寇恂并列为将帅，而今却被他所辱，大丈夫难道有心怀怨愤而不发泄出来的吗？如果见到寇恂，我一定亲手用剑刺死他！”

　　寇恂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就退避三舍，以免与贾复直接发生冲突。

　　寇恂手下有个叫谷崇的，听闻此事以后就忍不住对他说：“我谷崇，是你的副将，可以带剑侍奉在你旁边。万一突然有意外发生，足以抵挡对方。”

　　寇恂说：“不用，当初蔺相如不畏惧秦王而能对廉颇屈尊，是为了国家埃区区赵国，尚且有此大义之人，我怎么可以忘却大义呢？”于是，他下令下属各县多多准备器具，储备好酒醪，等到执金吾的部队进入颍川地界，立刻给每一人提供二人的酒馔。寇恂这才到路上去迎接，却又称病而回。贾复想带兵追击他，但吏士皆醉，于是就过颍川地界而去。

　　寇恂派遣谷崇把此事原委上报光武帝，光武帝于是征召寇恂。寇恂至光武帝拜见时，贾复已先在坐，他想起身相避。光武帝曰：“天下未定，两虎怎么能私下相斗？今日我为你们调解。”于是二人并坐，化干戈为玉帛。

　　人和人之间相处是很难的，各种矛盾和摩擦也会经常发生。一般说来，社交过程中产生矛盾的话，双方可能都有责任，但作为当事人应该主动地“礼让三分”，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

　　在职场中，往往有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是吃亏的事情，比如工作的调动，环境的变迁等等。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做到能够泰然处之，“小不忍则乱大谋”，心胸开阔，目光放远一些。看这些事情对自己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而不去做匹夫之勇。

　　艾柯卡忍辱力救克莱斯勒

　　美国汽车业“三驾马车”之一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拥有近70亿美元的资金，是美国第十大制造企业。但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该公司却屡遭厄运。短短9年内，竟有4年亏损，其中1978年亏损额达2.04亿美元。在此危难之际，艾柯卡出任总经理。走投无路，艾柯卡请求政府给予紧急经济援助，提供贷款担保。

　　但这一请求引起了美国社会的轩然大波，社会舆论几乎众口一词：按照企业自由竞争原则，政府决不应该给予经济援助。

　　国会为此而举行了听证会，委员会成员坐在高出地面八尺的半圆形会议桌上俯视着艾柯卡，就如同法官询问证人一般。参议员、银行业务委员会主席威廉·普洛斯迈质问他：“如果保证贷款案获得通过的话，那么政府对克莱斯勒将介入更深，这对你长久以来鼓吹得十分动听的主张（指自由企业的竞争）来说，不是自相矛盾吗？”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艾柯卡回答说，“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是自由企业竞争的拥护者，我是极不情愿来到这里的，但我们目前的处境进退维谷，除非我们能取得联邦政府的某种保证贷款，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去拯救克莱斯勒。”

　　他接着说：“我这不是在说谎，其实在座的参议员们都比我还清楚，克莱斯勒的请求贷款案并非首开先例。因为克莱斯勒是美国的第十大公司，它关系到60万人的工作机会。”

　　艾柯卡随后指出：日本汽车正乘虚而入，如果克莱斯勒倒闭了，它的几十万职员就将成为日本的佣工，根据财政部的调查材料，如果克莱斯勒倒闭的话，国家在第一年里就得为所有失业人员花费27亿美元的保险金和福利金，如果再计入其他方面的损失，政府将要承担的费用高达160亿美元。日本汽车业咄咄逼人，三大汽车公司损失惨重，如果再听任克莱斯勒破产，那么无疑会帮助日本汽车扩大市场，削弱美国汽车业的集团力量。美国政府应迅速行动，保护本国工业，而不是侈谈什么公平竞争，在国际商业竞争中，政府永远都是本国工业的保护者。

　　所以，他向国会议员们说：“各位眼前有个选择，你们愿意现在就付出27亿美元呢？还是将它一半作为保证贷款，日后并可全数收回？”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无言以对。

　　艾柯卡在接受国会的质问的同时，也受尽了媒体的责难，记者的闪光灯包围着他，各种新闻媒体的提问、猜测、评论铺天盖地。议员们责问艾柯卡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汽车公司搞成这个样子？

　　面对这些责难，艾柯卡简直哭笑不得，按照他们的要求，艾柯卡似乎应该无所不能，应该料事如神。艾柯卡只是一个企业家，他真想对着那些议员喊，这些问题多数应该由国家、由政府来回答。艾柯卡不能这样做，他还需要议员们举手投票通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贷款议案。

　　做过推销员的艾柯卡使尽了浑身解数，在议员和政府部门之间周旋。终于如愿以偿，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通过借款提案。圣诞节前夜，美国政府做出决定，有条件贷款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获救了。

　　最精湛的剑手

　　日本近代有两位一流的剑客，一位是宫本武藏，一位是柳生又寿郎，宫本是柳生的师父。当年柳生拜宫本学艺时，就如何成为一流剑客，师徒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师父，我努力学习的话，需要多少年才能成为一名剑师？”又寿郎问道。

　　“你的一生。”武藏答道。

　　“我不能等那么久，”又寿郎解释说，“只要你肯教我，我愿意下任何苦功去达到目的。如果我当你的忠诚仆人，需时多久？”

　　“哦，那样也许要十年。”武藏缓和地答道。

　　“家父年事渐高，我不久就得服侍他了，”又寿郎不甘心地继续说道，“如果我更加刻苦地学习，需时多久？”

　　“嗯，也许三十年。”武藏答道。

　　“这怎么说啊？”又寿郎问道，“你先说十年而现在又说三十年。我不惜任何苦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通此艺！”

　　“嗯，”武藏说道，“那样的话，你得跟我七十年才行，像你这样急功近利的人多半是欲速不达。”

　　“好吧，”又寿郎说道，他终于明白了因缺乏耐心而被申斥了，“我同意。”于是，他开始跟随武藏学习。

　　一开始，武藏不但不许谈论剑术，连剑也不准他碰一下。只要他做饭、洗碗、铺床、打扫庭院和照顾花园，对于剑术只字不提。

　　三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又寿郎仍是做着这些苦役，每当他想起自己的前途，内心不免有些凄惶、茫然。

　　但是，有一天，武藏悄悄从他背后蹑进，以木剑给了他重重的一击。第二天，正当又寿郎忙着煮饭的当儿，武藏再度出其不意地向他袭击。

　　自此以后，无论日夜，又寿郎都得随时随地预防突如其来的袭击；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时时刻刻都准备品尝遭受剑击的滋味。

　　但他总算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豁然贯通之后，终于使他的老师得意地绽出了笑容。最后，他终于成了全日本最精湛的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