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境界叫孤独

非物理距离

　　田野广袤、阡陌纵横、村庄炊烟、鸡鸣犬吠，相对城市的喧嚣，老家那边曾有一份让我眷念的田园诗意。

　　我现在生活的城市距我老家的曲线距离不足百里，但这仅是物理上的长度概念。如今，老家之于我，不仅距离产生美，而且距离产生距离。

　　无奈的母民

　　农民是市民一种体制上的对应称谓，我是这两个概念的混合体：在城市人眼里我是乡下人，在乡下人眼里我是城市人。其实，我是披着城市外衣的乡下人。

　　正在上班途中，对门办公的同事打响了我的手机，说：“你们老家的一个老头在办公室门口等你呢。”我心里一惊，脑子迅速开始搜索是哪一位长辈的大驾光临。到单位找我帮忙的老乡都是没有大事不登门。紧蹬快赶，气喘吁吁跑上五楼，门口的“老头”嘿嘿笑着站起来，脖子上的绷带吊着胳膊。仔细一看我也嘿嘿笑了，老头不老，是我的同学庆申。庆申与我同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年龄，却被我的同事提前送进了夕阳红。我不能责怪同事的眼神差，庆申荒凉的脑袋闪着寒光，茂盛的胡子气势汹汹占据着脸的下半部，烟熏的一嘴黑牙与胡子打成一片。外貌看，庆申确实像一个乡下老汉。

　　其实庆申在头发没有完全撤离脑袋之前就已是绝顶聪明。刚上初中时，他指着头上的高压线胸有成竹地对我们说：“从电厂那边拉闸断了电，光这一百多里电线上的电也能用好几天。”接着他又指着麦田里正在喷水浇地的机井举例来佐证他的正确，说：“这跟浇地是一个道理，机器停了，光垄沟里的水也能浇几个畦子。”当时大家深信不疑，后来学了物理，知道了电一分钟能绕地球好几圈，水的速度根本不能比。于是，庆申关于电的高论就成了同学间的经典笑话。

　　时光的速度比电更生猛，我还在“青年”里刨着自恋，庆申却已被时光锈蚀成了“老头”，至少外表如此。

　　庆申的胳膊是被包工头打伤的。辛苦了半年，准备回家欢欢喜喜过年，包工头却不给工资。找的次数多了，包工头急眼耍赖皮，找人把庆申为他创造利润的左胳膊打伤了。报案后公安局一直破不了案，庆申说这是包工头用钱打通了关节。

　　庆申坐在椅子上，脸上的无奈比胡子更浓密，气咻咻地说：“真他娘的没说理地方啦，没钱咋回家过年？孩子老婆都等着我这钱过年哩。不行我就学董存瑞，也弄个炸药包，与那个狗杂种一块儿见阎王。”此话耳熟，媒体上常有农民工利用极端方式讨还公道的报道。

　　宽慰了庆申。我打了许多电话，费了许多口舌，找了许多朋友，庆申不但如数拿到了工资，自知理亏的包工头还间接地赔了一些药费。庆申激动得那奔波的双腿又呈下跪状，大滴眼泪直掉，说：“过年回家我一定请你喝酒。”回老家过年，村人都喊庆申母民。询问后才知，他的小儿子在家复习“思想品德”准备期末考试，让庆申帮着提问题，在“公民”这个概念上，一向想象丰富的庆申与儿子发生了争执。他说，书本上说的不对，公民应该专指男人，女人不是公民，是母民。笑话在村里传开，“母民”就成了庆申的绰号。

　　晚上到庆申家里喝酒时我专门问了庆申，他承认这个事实，但依然坚持自己对公民和母民的划分，不过这次他又进行了新的诠释，说：“城里人是公民，咱乡下人是母民。”我问为啥。他说：“城里人光日操乡下人。”我说那你哪儿也别去，呆在家里老老实实种地算啦。庆申的脸和脖子红在了一起：“种地能挣几个钱？不打工我能干啥？”我说那你还是自己愿意叫城里人日操。灯光昏暗，庆申一嘴黑笑，纠正道：“不叫日操，叫剥削。”划拳、掷骰子、行酒令，庆申都不是我的对手，可他不服气，酒气顺着胡子四溅：“你天天有酒场，锻炼得多，玩这些当然比我强。”他提出碰杯对喝，很快，不胜酒力的我就醉得一塌糊涂。第二天堂弟大明告诉我，昨晚庆申做了手脚，他喝的都是白水，你喝的是酒，当然你醉了。

　　这小子耍小聪明也让我当了一回“母民”。

　　当爷的滋味

　　踏着岁月的台阶往高处走，额头的皱纹渐趋荒芜。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就稀里糊涂当上了爷。当然，这个“爷”不是我儿子骨血延伸的结果，他正在读高中，法定的结婚年龄是他目前不可逾越的底线。

　　我在村里辈分较小，出门抬头许多不是爷爷奶奶就是叔叔婶婶。大年初一拜年，从村东到村西，一年一次的磕头礼数让我望而生畏。今年回村过春节，一声稚嫩的“爷爷”，猛地砸在我并不苍老的心上，荡漾开的岁月涟漪回响着老之将至的恐怖。以往在村里，这种称谓都是我谦逊地砸在别人心上，而今轮到了我，受宠若惊又感慨万千。

　　称我爷爷的孩子是堂弟大明的孙子。大明比我还小一岁，刚进入不惑之年就已走进了祖辈的行列。少年时我与大明一起疯跑玩耍的情景恍若昨日，今年在寒风拂面中仿佛一下子垂垂老矣。我不知道是岁月无情，还是人生游戏规则变化多端。

　　我的一张十元人民币压岁钱，使孩子红扑扑的僵硬脸蛋变成了一朵盛开的花。而堂弟大明的脸却枯萎得颇有些祖辈的慈祥。大明的儿子——那个称我大伯的年轻人只有十八九岁，与我的儿子一样正在含苞欲放的花季，却早早在老家这块土壤上开花结果。而我的儿子还在书本题海中苦苦跋涉。

　　这些年，我越来越怕回家过年。除了心理上疏淡了少年时的那份好奇，更主要的是和我一块长大的伙伴们大都儿孙满堂，除了喝酒打麻将能够坐在一起进行成人游戏，更多的是相对无言，惟有寒暄客套发牢骚直至沉默抽烟。与其尴尬，不如储存起曾经的童真和情趣。曾经在上学路上畅谈未来的梦想，都变成了沉淀在乡路上的尘土，挣钱、盖房、娶妻生子，生活目标像田地上年年收种的庄稼，既单调又生生不息。

　　我说：“这么小就让孩子成家，太早了吧？”大明说：“村里都这样，不上学了，不成家干啥？早晚都是这么回事儿。”“不到结婚年龄上边不管？”“罚几个钱就过去了。”大明淡淡地说，似乎与他无关。

　　回到城市，听了我的叙述，在电脑前游戏的儿子不屑地从嘴角撇出两个字：愚昧。后来儿子学习成绩下降，我教训他：“要是在老家，你都成家立业了，我也早当上爷爷了。”儿子不耐烦地说：“做梦吧你，这话十年以后再给我说也不迟。我才不早早把自己拴住呢。”学士、硕士、博士，这是我对儿子的期望。我和妻子不止一次向儿子灌输这种意识。堂弟大明的四个儿子，最高学历是初中毕业，而我们整个村子能读到高中的也寥寥无几。我劝大明：“你应该让孩子多受一点教育。”大明振振有辞地反驳我：“这么多孩子，光学费也交不起。再说现在大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上学有啥用，还不如挣钱早早成家。”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这是“爷爷”概念在我脑子固有的模式。而大明和许多少时的伙伴都已打破常规，提前进入儿孙满堂的人生天伦。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张张稚嫩陌生的脸让我感到村庄兴旺的未来，同时也感到与老家的距离。至少在儿孙满堂方面我是有差距的。

　　硬盒烟意识

　　麦苗梗着脖子迎接日益温柔的太阳。村西老光棍英臣站在大红喜字前梗着脖子咧着大嘴直笑。枯木逢春，他娶了邻村一个23岁的黄花大姑娘。我的二叔在人群外偷着乐，他是媒人。英臣比他媳妇的爹大十岁，比他媳妇的爷小十岁，村人都说办不成的亲事，硬是让二叔撮合在了一起。

　　英臣的媳妇智残，目光呆滞，话语含糊不清，口水直流。村人都说英臣给了二叔大媒礼，究竟数额多少，二人都闭口不谈，属商业机密。

　　二叔原来是搞牲口交易的经介人。我小时候在老家一带赶集，在牲口交易场上，曾多次看见二叔活跃的身影，一会儿到卖主耳边嘀咕几句，一会儿与买主在衣袖里捏着手指谈价钱。近几年来，二叔与时俱进，中介的内容由四条腿的牲口转向了两条腿的人。二叔是个头脑灵活，口吐莲花，阶级斗争年代，地主富农都怕他那张无中生有的嘴。如今二叔剑走偏锋，老光棍、老寡妇、残疾者、倒插门，甚至还有阴亲，这些冷门婚姻他都能拿到丰厚的媒礼钱。

　　春天在寒风里蜷曲着，尘土弥漫着乡路。二叔躬着腰与寒风较劲，自行车吱吱啦啦在他P股下呻吟。见到我，二叔一脸欢喜地对我说：“我现在也快成脱产干部了，忙得很。”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本子让我瞧，年龄、身高、家庭条件，歪歪扭扭都是，后边几页还写有公的、母的、几岁口，见我疑惑，二叔笑了，解释道：“现在是以人为主，牲口是捎带着干的。”二叔小心翼翼把本子放入口袋，拍拍，向我炫耀：“这是我吃饭的本钱。”仔细看着我递过的香烟，二叔说：“老侄子，不是我跟你吹，现在我到谁家都是硬盒烟招待，软盒咱不抽。”显然，硬盒烟在二叔心目中是最高礼遇。我故意逗他：“要是中华烟呢？”二叔依然一脸豪气：“中华烟当然也是，软盒不抽。没点儿架势能干这个？”这句话让二叔露了怯，他老人家肯定不知道中华烟软盒比硬盒价格高。由此，我对二叔做媒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后来，看到电视上那些俊男靓女们在主持人的帮助下婚姻速配，我就常想起二叔，甚至还想到小时候在集市牲口交易场上二叔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