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成功必读的资治通鉴

班超投笔从戎

　　超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唐代诗人杨炯抱着建功立业的想法，写下了“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的豪迈诗句，激励自己拿起刀枪，征服西北边塞的敌人。其实，早在东汉，就有这样一位投笔从戎的书生，为平定西域，保证中原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班超。

　　班超字仲升，是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的弟弟，他父亲班彪、妹妹班昭也是那时有名的史学家，和班固一起完成了《汉书》的创作。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班超却表现出与他们不同的志趣。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为人不拘小节，而且非常能吃苦耐劳。他虽然饱览群书，但并不满足于书本知识的获得，总是想把所学的东西用来建功立业。

　　当班固在家乡接受父亲的遗命续修《汉书》时，有人上书汉明帝，诬告班固私自修改国史，毁滂朝政。明帝下令逮捕班固，把他关进了监狱。班超马上赶到洛阳，求见明帝，说明情况后，请求代兄坐牢。明帝了解了真相，又为班超的一片诚心而感动，不仅释放了班固，还委任班超为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官职很低，也没有什么实权，只是负责抄写文书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班超不仅感到有志难伸，而且还觉得非常无聊。

　　就在班超抄写文书期间，匈奴在东汉边境烧杀抢掠，给边境上的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听到这种情形，正在抄写文书的班超把笔往地上一扔，气愤地拍着案台，大声感慨说：“大丈夫没有其他抱负，只愿像傅介子、张骞那样立功边地，封侯归乡，怎么能在纸笔中消磨一生！”傅介子和张骞都是因出使西域立下大功而被封侯的人，是西汉赫赫有名的大臣。这样大的志愿对一个只是抄写文书的人来说，未免太不切实际了，因此班超遭到同事的取笑，说他在做梦。然而，班超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努力的争取，终于在31岁时，得到了一个假司马的军职，跟随大将军窦固出击匈奴，并立下大功，载誉归来。明帝和窦固都看到了班超的军事才能，因而在当年，明帝就派遣了班超和郭恂率领36人出使西域。班超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多年的愿望了。

　　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班超以他高超的外交手段和智勇双全的政治才能，先后招附了鄯善、于阗，并帮助疏勒人赶走了龟兹，使他们摆脱了被龟兹控制的命运。在短短一年内，班超就继张骞之后再次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使汉朝与西域南面诸国的联系也有所加强。后来，窦固、耿秉又出兵降服了不肯归附的车师国，东汉王朝得以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并派兵驻扎在那里，防御匈奴的侵扰。

　　班超帮助疏勒人立了自己的王，有了独立的政权，在当地以少量的士兵，打退了龟兹一次次的进攻。可是毕竟危险重重，刚登位的汉章帝担心班超孤立无援，便下诏让他回朝。谁知消息一传出，疏勒都尉因为担心疏勒又将被龟兹灭亡而拔刀自杀，希望以自己的死来挽留班超；全国上下也一片恐慌。一些手下不顾往日的威严，大声哭泣，抱住班超所骑的马腿不肯放。看到这种情况，班超十分感动，更坚定了实现凌云壮志的信心：他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帮助东汉实现各民族的完全统一。于是他上书章帝，要求留下，章帝收回了诏令。班超这一呆就是30多年。

　　经过多年奋战，班超凭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一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先后征服了莎车、月氏，收降了龟兹和姑墨，诛杀了顽固抵抗的焉耆王和尉黎王，使西域50多个小国全部归附东汉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新得到巩固。由于班超的非凡表现，他先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又于公元95年被封定远侯，食邑千户。

　　班超在西域生活了31年，他不仅得到了朝廷的充分信任，西域各国对他也非常敬佩，他几次想回归中原，都被当地人死死挽留。直到公元100年，年近七旬的班超因年老多病思念故土才正式上书皇帝，要求东归。公元102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被授为射声校尉。可是，由于积劳成疾，他再也无法享受这些他早就应该享受的荣耀了。一个月后，班超病逝，享年71岁。

　　班超以一介书生，在万里西域立下赫赫战功，成就了封侯的雄伟志愿。他当年以傅介子、张骞为楷模，而今，他在历史上创建的功绩，丝毫不比前二人逊色。

　　做事要考虑利害大小

　　可欲与可恶、利与害，都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如果只看到其中一面就是“偏激”，所以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才能“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所谓“兼陈万物”，就要在为人做事的时候，要看到问题的每一个方面，然后“兼权”“熟计”之，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不会被矛盾的表现所迷惑。荀子要求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也就是符合“中庸”思想的不偏不倚的比较、鉴别的方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问题，做人做事都只能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考虑不到其中隐藏着的危险，那就会偏激、就会走上极端。大家都知道商鞅变法，它促成了秦国的强大，但是商鞅的手段过于残酷，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只看到变法带来的好处，而忽略了变法带来的负面影响，致使商鞅自己也丧命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之下。

　　明代的于谦因为对人太苛刻，做事好走极端，违背中庸思想行事而最终被奸人所害。现在看来，于谦的所作所为，无疑都是为正义、为人民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他不仅不被人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谦的主要功业就在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土木事变之后，让于谦成为民族和国家的英雄，举国上下一致拥戴；而夺门事变则让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大家可能都会感到困惑，于谦一身正气，为什么那些之前与他同仇敌忾的人为什么会倒戈相向呢？

　　土木之变，使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致使整座京城岌岌可危。就在这为难之际，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外界各种干扰，率领各方面力量，顽强战斗，击退了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一班文武大臣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权。本来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见到这种情景，只好被迫放回明英宗。

　　从这里看来，于谦不是功不可没吗？怎么说他对人苛刻呢？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当时明朝有一个文臣叫徐有贞，因为在瓦剌军队进攻京城的时候，率先提出“南迁”的主张而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为此，徐有贞经常遭到别人的嘲笑，也因此一直得不到提拔。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也曾经在明景帝面前提到过这件事，但是明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国家危急关头要“南迁”，造成极坏的影响，就不同意提升他。而徐有贞并不知道其中缘故，反而怀疑是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而当时明朝还有一名武将叫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因为刚开始与瓦刺军队作战遭败而被贬。但是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石亨又官复原职，并且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石亨也因此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因此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可谁也想不到，于谦为此在朝廷上义正辞严的拒绝了，还当着众人的面指责石亨徇私。于是，石亨和于谦二人的关系就此破裂，积怨日深。

　　由于处理事情不善于婉转，说话直露，也不知道给人留面子，因此于谦得罪了本可以不得罪的人。就这样，文臣武将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经过一番密谋之后，以徐有贞为行动的策划者，石亨等人为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明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把原来的老皇帝明英宗又送上了皇位，而于谦的性命也就在这场事变中不明不白的丢了。

　　可见，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做全面的考虑。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而像于谦那样，本身是正直无私的，但为人过于偏激，不能分辨其中的利害关系，而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不值得的。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也要值得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