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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元首死了”
4月28日上午，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几乎已经彻底解体，而军官们也已濒临公开叛乱的边缘。
布赛的第九军不再是一支军事部队，而只是身处包围之中的一群筋疲力尽的人，一心只想着和数千名平民一起逃到温克将军的战线后面，以使自己处于安全之地。海因里希集团军的另外一半人马，曼特菲尔的第三装甲军也已放弃了他们的阵地，正向西线且战且退。这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俄国人，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投降。
曼特菲尔公然挑衅希特勒，下令进行了这次全面撤退。当海因里希在上午十点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有一个军团已经退到了哈弗尔河时，一贯温和冷静的约德尔咆哮了起来：“每个地区都在对我撒谎！”
凯特尔直接打电话给曼特菲尔，指责他的“纯粹失败主义”。他说，他下午要去设在新勃兰登堡的第三装甲军指挥部，亲自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海因里希得到通知后，立即驱车来到新勃兰登堡，一直在那里与曼特菲尔一起等到了两点三十分。这时，他们收到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到十八英里以南的新施特雷利茨市去见凯特尔。两位将军上路了。不过，半路上，他们就看见凯特尔和他的随行人员正在靠近。在一个湖附近，双方的人都下了公路。会议在一片小树林里开始了。曼特菲尔的三位参谋藏在附近。他们手持冲锋枪，决定如果凯特尔作出任何要逮捕他们指挥官的举动，他们就动手抓住他。
“集团军只会后退！”凯特尔叫道，“军官们太软弱了。如果你们学学其他人的样子，有勇气采取严厉的措施，枪毙它一千个逃兵，集团军就能守住阵地！”
海因里希生硬地答道，他“不会这样干”。凯特尔转向曼特菲尔，指责他没收到命令便擅自撤退。海因里希高声为他的属下辩解。凯特尔告诉他，他就是“不够强硬”。
海因里希冲动地抓住凯特尔的胳膊，把他拉到公路上。公路上乱成一团，挤满了四散逃亡的车辆。海因里希指着一辆马拉小篷车，上面坐满了厌战的空军人员。“你自己为什么不给我做个榜样呢？”他问道。
凯特尔拦住那辆小篷车，命令乘客下来。“把他们带回第三装甲军指挥部，送交军事法庭！”说完，他便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突然，他又停住了脚步，生气地向海因里希晃动着一根手指。“从现在起，要严格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吼道。
然而，海因里希并没有被吓住。“最高统帅部连现在的准确情况都不知道，我怎么能执行它的命令呢？”
凯特尔被激怒了，高声叫道：“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么跟我说话的后果！”
曼特菲尔像海因里希一样目中无人地走上前来。“第三装甲军只执行冯・曼特菲尔将军下达的命令！”
凯特尔怒视着两位叛逆的将军，再次对他们说，要一字不差地服从命令。“你们要对历史的定论负责！”
“我对我下的一切命令负责，”曼特菲尔说，“我不会将其归咎于其他任何人！”他的三位参谋手持上膛的冲锋枪，缓缓走上前来。
然而，凯特尔只是绕过他们，连句再见都没说，就登上了他的汽车。
黄昏时分，俄国人突破了掩护曼特菲尔部队撤退的防线，向新勃兰登堡蜂拥而来。海因里希打电话给凯特尔。
“你一擅自放弃阵地，就发生了这种事。”凯特尔恼怒地厉声喝道。
“我从未擅自放弃任何阵地，”海因里希冷冷地反驳道，“这是形势使然。”他要求准许放弃斯维内明德，防守这里的只有一个未经训练的新兵师。
“你真的认为我可以对元首说，奥得河上的最后一个堡垒将被放弃吗？”
“我为什么要让这些新兵去白白送死呢？”海因里希对他喊道，“我要对我的手下完全负责。我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
“你根本没有任何责任。责任首先应由下达命令的人来承担。”
“我一直认为要对我的良心和德国人民负责。我只是不能糟蹋人命。”他再一次正式要求撤退。
“你必须守住斯维内明德。”
“如果你坚持的话，就去另外找一个人来执行你的命令吧。”
“我警告你，”凯特尔气急败坏地说，“你活得够久了，应该知道在战时违抗命令意味着什么。”
“元帅先生，我重复一遍，如果您希望有人执行这道命令，请另找别人。”
“我第二次警告你。违抗命令意味着上军事法庭受审。”
这一次，是海因里希大发雷霆了。“从没有人像这样对待过我！”他叫嚷道。他奋力控制住自己。“我尽我所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得到了全体军官同僚的一致认可。如果我允许别人强迫我做明知不对的事，那就失去了自尊。我会通知斯维内明德，凯特尔元帅坚持要防守那里。但是，鉴于我不同意这道命令，我要把我的指挥权交由您处置！”
“根据元首授予我的权力，我要解除你的指挥权！立即将你手中的所有事务移交给冯・曼特菲尔将军。”
不过，曼特菲尔可没心情扮演一个千依百顺的角色。他发电报给凯特尔，说他拒绝接受指挥权和随之而来的晋升。电报的结尾，是一句极其挑衅的话：“这就是曼特菲尔下达的全部命令。”
事实上，这就是维斯杜拉河集团军的终结。
上下级之间的裂痕在地下掩体里也同样明显。4月28日黎明即将到来之时，鲍曼、克莱勃斯和陆军人事部门首脑布格道夫陷入了一场酒后的争论。“九个月前，我带着全部的力量与理想开始着手做我现在的工作！”布格道夫抱怨道，“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协调党和军队的工作。”因此，他说，他的军官同僚们开始蔑视他，甚至说他是军官队伍的叛徒。“而今天，事实摆在眼前，这些指责都是对的，我的工作徒劳无功。我的理想主义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它还天真而愚蠢！”
克莱勃斯试图让他安静一些，但喧闹声已经把隔壁房间的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吵醒了。他摇了摇睡在上铺的年轻的博尔特。“你错过了一场好戏，我的朋友！”他低声说道。他们可以听见布格道夫正对抚慰他的克莱勃斯大吼。“不要管我，汉斯――必须把这些说出来！就这些！四十八小时后可能就太晚了……充满信念和理想的年轻军官已经大批大批地死去了。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祖国吗？不！他们是为你们死去的！”
布格道夫把矛头转向了鲍曼。他吼道，为了党员们个人的发展，已经有数百万人牺牲了。“为了你们奢侈的生活，为了你们对权力的欲望，你们摧毁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摧毁了德意志民族。这是你们最为可怕的罪行！”
“我亲爱的朋友，”鲍曼以安慰的语调说道，“您不应该在这方面如此进行人身攻击。即使其他所有人都中饱了私囊，至少我是无可指摘的。我可以拿我的全部身家发誓。为您的健康干杯，我的朋友！”
隔壁房间的两个偷听者听见了一阵杯子的碰撞声，接着便悄无声息了。
整个上午，魏德林将军都在忙着拟定一个分成三个梯队逃出柏林的计划。显然，俄国人一两天内就会抵达帝国总理府。魏德林深信，他可以在晚间会议上得到元首的赞同，因此，他命令属下的所有指挥官在午夜之前来地下掩体报到。
戈培尔夫人正在她的居所写信给前一次婚姻生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目前，克万特已成为盟军的战俘。她告诉他，全家人，包括六个孩子，上个星期以来一直住在元首的地下掩体里，“以便给我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生命一个唯一可能并且最为光荣的结局”。
纳粹主义的“光荣思想”就要终结了，“和它一起终结的，还有我这辈子所见过的美好的、崇高的、善良的一切”。她继续说道，一个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生存于其中的。这就是为什么她把孩子们带到了地下掩体里。对于战败后的生活来说，他们太善良了，根本无法承受，“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他们舍弃那种生活”。
她说，前一天晚上，元首把他自己的党徽别在了她胸前，那使她感到无比地骄傲与快乐。“希望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完成我最后也是最困难的职责。”她写道，“我们现在期望的只有一件事情：忠心地为元首而死，并且和他一起结束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结局是“命运的恩赐”，她和“爸爸”过去从不敢期望于此。
“我亲爱的儿子，”戈培尔夫人最后写道，“为德国而活下去吧！”
在旧金山，为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而召开的会议仍在进行之中。安东尼・艾登与英国代表团在马克・霍普金斯酒店八楼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会议。
“顺便说一下，”在对同事们简要介绍了波兰问题后，他说，“有一条来自欧洲的消息可能会让你们感兴趣。我们从斯德哥尔摩获悉，希姆莱通过贝尔纳多特提议，要率德国向美国人和我们无条件投降。当然，我们要让俄国人也知道此事。”
他的态度非常漫不经心，以至于大多数听众都对此无动于衷。不过，杰克・威诺克，一个年轻的新闻官员却暗暗想道，我的天，多好的一个题材！回到设于酒店的大本营之后，他发现报纸上并没有谈及这一投降提议。他推测，伦敦的某个人“没把这当回事”。
就是这个题材，他自言自语道，有了它，一夜之间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如果他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并且被人查出来，那么自己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他怀着满心沮丧去睡了。
4月28日凌晨一点左右，他被路透社的保罗・斯科特・兰金打来的电话吵醒了。“发生什么事了吗？”兰金问道，“我要为今天下午的报纸找些材料。”
威诺克犹豫了一下，然后决定碰碰运气。所有的报纸都会转载路透社的电讯，英国广播公司也会播发。威诺克将希姆莱提议的细节都告诉了兰金，并要求他不要透露消息来源。
“那当然。”兰金向他保证。接着，他在佩利斯酒店的大厅里，用电报将这条消息发回了通讯社：
昨日，这里的官方权威人士透露，据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得到的消息，希姆莱保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信件已送至英国和美国政府，但并未发给俄国。据权威人士透露，希姆莱已通知西方盟国，他可以安排无条件投降，他本人赞成这一解决办法。兰金。
电报未经审查便传到了路透社。当美联社驻旧金山记者杰克・贝尔得知这条最重要的战争新闻已经被人抢了先时，他把会议代表汤姆・康纳利参议员逼到角落里，要求证实这一消息。几分钟后，美联社的一条题为《投降》的新闻简报发布了。
美联社旧金山4月28日电。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今日证实，德国已无条件向盟国政府投降，正式公告即将发表。
旧金山《呼声报》出版了一期号外，头版的通栏大字标题是《纳粹投降了》。几份号外被带到了旧金山歌剧院，莫洛托夫正在这里主持大会的一次会议。代表们开始四下奔走，争相祝贺。然而，莫洛托夫瞥了一眼报纸后，只是正了正他的夹鼻眼镜，然后敲了敲他的小木槌，让大家遵守会场秩序。
在华盛顿，白宫被电话铃声淹没了。兴奋的人群迅速聚集在一起，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国》。在马路对面的布莱尔大厦，杜鲁门打电话给正在家里的海军上将莱希，让他向艾森豪威尔核实这一消息。莱希打电话给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比德尔・史密斯。“有报道说，德国人已向艾森豪威尔要求停战。”他说，“但是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事实究竟如何？”
史密斯说，并未接到这样的要求。杜鲁门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姆莱向贝尔纳多特提出的建议。
当杜鲁门离开布莱尔大厦，穿过马路回到白宫时，天已经黑了。“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我正在那边工作，谣言便出笼了。”他告诉新闻记者们，“我接到了来自旧金山的一个电话，国务院召我过去。我刚刚与海军上将莱希联系过，让他打电话给我们驻欧洲的总司令。这个谣言并无根基。这就是我要讲的全部。”
在地下掩体的上层，德国官方新闻机构德通社的小办公室里，海因茨・洛伦茨的助手沃尔夫冈・博伊格斯正在收听敌方广播。差几分九点时，他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播发的兰金的报道。他翻译了报道，然后立即送到了“金笼子”，这是德通社记者们给希特勒的住处起的绰号。
希特勒无动于衷地看着这篇报道，似乎已经接受了末日的来临。他要求另外找个人核查一下译文，确定译文正确无误之后，他平静地把博伊格斯打发走了。
希特勒召来了戈培尔和鲍曼，三人锁起门来秘密商议着。整整一天，鲍曼都在对这种叛逆行为不断地加以指责。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他发电报给邓尼茨说：“背叛似乎已代替了忠诚。”当门终于打开时，整个地下掩体已弥漫着各种谣言。希特勒命人把关在上层由武装人员看守的菲格莱因带下来。此前一天，这位希姆莱的联络官从地下掩体逃走，偷偷去了他位于夏洛滕堡郊区的房子，不料却被抓了回来，并被希特勒亲口下令逮捕。
希特勒怀疑任何与希姆莱有关的人――甚至包括爱娃的妹夫。一小时之后，菲格莱因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判以死刑。随后，他被押到总理府花园枪决了。
当魏德林前来参加晚间会议时，地下掩体仍然处于骚乱之中。他向希特勒通报了俄国人的最新进展，并告诉他，所有的弹药、粮食和军需品供应站不是已落入敌人手中，便是正在遭受炮火攻击。两天后，他的部队就会失去给养，无法再继续抵抗。“因此，作为一名战士，我建议我们立即冒险突围。”希特勒还未予置评，他便立即阐述了这一计划的细节。
纯属臆想！戈培尔奚落道。但克莱勃斯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可行的。“当然，”他连忙补充道，“这要由元首来作出决定。”
希特勒沉默不语。最后，他终于问道，如果突围成功会怎么样？“我们将仅仅是从一个‘凯瑟尔’逃往另一个。而我，元首，难道要睡在旷野，一个农庄里，或者类似的什么地方，在那里等死吗？不，对于我来说，留在总理府要比那好得多。”
午夜时分，魏德林离开了会议室。他的指挥官们在候见室里围住了他。他告诉他们，他失败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他阴郁地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不过，他答应他会再次试着说服元首。
希特勒离开会议室，去看望受伤的格莱姆。汉娜・莱契也在那里。希特勒跌坐在格莱姆床边，脸色非常苍白。“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温克，”他说道，“为了让他进入柏林，我们应该召集一切可以动用的飞机来掩护他的部队前进。”温克的大炮，他宣称，已经轰炸了波茨坦―普拉茨一线的俄国人。“黎明之前要召集一切可动用的飞机。”他命令格莱姆飞往离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不远的雷希林机场，在那里召集他的飞机。只有靠德国空军的支持，温克的部队才能成功。“这是你必须离开掩体的第一个理由；理由之二是，必须阻止希姆莱。”他的嘴唇和双手哆嗦着，语调也变得不稳定。“一个叛徒永远不能继任我做元首。你必须出去，保证他不能成为元首。”
格莱姆说，他不可能抵达雷希林，而且，他更想死在地下掩体里。
“作为帝国的士兵，用尽一切可能性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希特勒说道，“这是唯一剩下的成功的机会。我们有责任抓住它。”
“就算我们必须要成功，现在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汉娜问道。
然而，格莱姆已被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汉娜，我们是留在这里的那些人的唯一希望。哪怕只有最微小的机会，我们也应该为了他们而抓住它……也许我们能帮上忙，但是，不管能不能，我们都会去的。”
这番话让希特勒的情感突然溢于言表。“在所有的武装力量中，德国空军自始至终是打得最好的。”他说，“至于它的技术劣势，应归咎于其他人。”
格莱姆忍住疼痛开始着装。汉娜含着眼泪走向元首。“元首，为什么，为什么您不让我们留下来呢？”
希特勒看着她。“愿上帝保护你们。”
戈培尔夫人交给汉娜两封给她儿子的信。她摘下一枚钻戒，要汉娜戴上它，以表纪念。爱娃・布劳恩也交给汉娜一封信，是给她妹妹菲格莱因夫人的。后来，汉娜忍不住看了这封信；她认为其中的言辞“非常庸俗，矫揉造作，并且幼稚”，以至于她把信给撕了。
黑暗的夜晚被烈焰熊熊的建筑物照亮了。当一辆装甲车把汉娜和格莱姆载到藏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架“阿拉多96”式训练机前时，他们可以听到一阵密集的轻武器的射击声。汉娜发动小飞机，沿着东―西轴心大街向前滑去，然后在密集的炮火中起飞了。刚飞到屋顶的高度，俄国人的探照灯就发现了这架阿拉多。在高射炮火的接连轰炸中，它像根羽毛一样四处翻滚。汉娜把油门推到底，向上爬升，逃离了炮火的旋涡――下方，柏林陷于一片火海之中。汉娜朝北面出发了。
希姆莱的背叛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与希望。尽管他对格莱姆表露了信心，但是，如今他认识到，温克的行动同样注定将会失败，终于要开始为末日做准备了。准备工作从地下掩体小地图室里异乎寻常的一幕开始了，这是一场婚礼。希特勒常对他的朋友们说，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也许他还害怕这样可能会削弱他作为元首的唯一性；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基督般的人物。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的资产阶级本能驱使着他，要用这场推迟已久的神圣婚姻来报答他忠诚的情妇。
有人从附近的一支人民冲锋队里找到一个低级官员，把他带到掩体里主持仪式――非常相称的是，他的名字叫瓦格纳。希特勒和爱娃起誓说他们是纯雅利安血统，戈培尔和鲍曼在一旁见证。在简短的仪式之后，爱娃签下了“爱娃・布……”。有人提醒了她，于是，她划掉“布”字，签上了“爱娃・希特勒，原姓布劳恩”。
随后，希特勒邀请鲍曼、戈培尔夫妇，以及他的两位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与荣格夫人到他的房间去喝香槟。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一直在追忆往事。不时有其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京舍、克莱勃斯、布格道夫、贝罗，甚至还有素食厨师弗劳雷恩・曼齐阿里。最后，希特勒说道，这是他的生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后时刻；在他最亲密的同志叛变之后，死亡将是一种解脱。他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开始对荣格夫人口述他的政治遗嘱。
他控诉说，无论是他，还是德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发起战争，战争“完全是由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治家挑起的”。他谴责英国人逼他入侵波兰，“因为英国的政治派系需要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他宣称，他之所以留在柏林，“是为了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的职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可以自愿以身殉国”，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是，他已命令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继续参加祖国的战斗”。任何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投降，都是不可能的。他号召指挥官们“要树立至死仍忠于职守的光辉榜样”。
他解除了希姆莱和戈林的一切职务，原因是他们“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秘密与敌人进行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
至于他自己的继承人――国家元首以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两个职位――希特勒指定了海军元帅邓尼茨。戈培尔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舍尔纳任陆军最高统帅；希特勒说，前两人曾要求和他一起死，但是他命令他们，“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个人感情之上”，保留自己的生命。
遗嘱的结尾和开头一样，也是对犹太人的攻击。“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我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地支持种族法，毫不手软地打击毒害各民族的国际犹太人。”一直到死，他都固执于自己的观念。
荣格夫人在遗嘱上注明日期：1945年4月29日凌晨四点。希特勒在底下草草签上了名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作为证人也签了字。
接着，希特勒又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他把他的财产留给党，“或者，如果党不存在了，就留给国家”，并指定“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作为遗嘱执行人。“他可以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或用于维持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这尤其适用于我夫人的母亲，以及我所熟知的忠诚的男女同事们――特别是我以前的秘书们，温特尔夫人以及其他所有人，她们多年来的工作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的夫人和我选择了死亡，以逃离被打倒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将我们的遗体在我为人民服务十二年来从事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这些阴郁的准备工作终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元首告诉戈培尔，要他和他的家人离开地下掩体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种蔑视而非优待。柏林的捍卫者怎么能离开？戈培尔吼道。希特勒坚持如此，因此争执变得非常激烈，以致希特勒终于说道：“连我最忠实的信徒也要不服从我了！”说完，他就去睡了。
戈培尔含着泪水回到了他的卧室。他没有沮丧，也开始写自己的遗言，题为《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命令我，如果守卫帝国首都的防线崩溃，就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去担任一个主要职务。
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与我一起拒绝。在元首最急需帮助的时刻抛弃他，不仅为人性和忠贞所不容，而且，也将导致我在余生之中，被世人看做一个可耻的叛徒和下贱的无赖。同时，我还会失去我的自尊，以及同胞对我的尊重，日后再造德意志民族和德国未来的任何尝试中，都将需要这一尊重。
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危急的这些日子里，在纠缠着元首的叛逆的梦魇中，至少还有一人会无条件地陪他到死；即使这与元首在政治遗嘱中正式下达给我的，而且从实质上来说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命令背道而驰。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付出最好的服务。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榜样将比常人更为重要。总能找到把祖国领向自由之路的人；但是，如果不是从清晰醒目的榜样基础上开始的话，重建我们民族的生活将是不可能的。
基于这一理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足够成熟，必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达我们无法改变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陷，我们也不会离开，而是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于我个人来说将再也没有价值。
英国喷火式战斗机从柏林城中一片燃烧着的废墟上空掠过。下面的尸臭让联队长约翰尼・约翰逊想起了诺曼底战役中的法莱兹。他可以看见俄国坦克正滚滚驶入城中。突然，一大队“雅克”式歼击机出现了。他担心会导致混战，连忙呼叫道：“好！小伙子们，保持队形。不要乱动！”
一百多架“雅克”开始慢慢转到喷火式战斗机背后。约翰逊命令他的机队向右拐，绕过俄国人。这时，他的僚机驾驶员警告说，他们头顶上有更多的俄国人，约翰逊答道：“密集飞行。保持队形！”
两个机群怀疑地互相包围了。约翰逊冒险靠近对方，然后向俄国负责人摆动起机翼，但是对方没有回应。突然，俄国人掉转机头，散乱地向东面飞了回去。缺乏纪律的机群忽升忽降，疾速离去，让约翰逊想起了一群在空中盘旋兜转的野椋鸟。经常会有几架突然掉落下去，一头扎进下面的废墟堆里。
上午十点左右，俄国陆军的三支主要力量从东、南、北方向朝地下掩体同时挺进。这座濒临灭亡的城市周围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苏联的先头部队已经秘密潜入了动物园。他们从河马园和天文馆里对两个巨大的防空塔楼开始了射击。这两个塔楼是好几个师的指挥所，同时也是炮兵中心。在其中一座的四楼上，柏林炮兵部队的指挥官韦勒曼上校正出神地看着苏联坦克一次次徒劳地试图击中大楼的窗户。他可以看见伸展在他四周的这座大城市――燃烧着，冒着烟，几乎已完全被摧毁。威廉一世纪念堂的钟楼上烈焰熊熊，显露出一种骇人的美丽，就好像一支巨大的火把。
一英里外的地下掩体里，马丁・鲍曼正准备把希特勒的遗嘱和他自己的遗嘱寄给希特勒的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了确保它们顺利寄达，鲍曼决定分别派出两名密使：他的私人顾问，党卫队上校威廉・山德尔，还有海因茨・洛伦茨。戈培尔也希望把他的遗嘱发往外界，于是也给了洛伦茨一份副本。
布格道夫把希特勒政治遗嘱的另一份副本托付给了元首的军事副官威利・约翰梅尔少校，并命他将其带给舍尔纳元帅。布格道夫另外给了约翰梅尔一份手写的证明，解释说这份遗嘱“是在得知希姆莱叛变这一打击性的消息后”写出来的，是元首的“不可改变的决定”。“一旦元首下达命令，或一旦证实他已死亡”，就公开发表遗嘱。
当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博尔特，以及布格道夫的副官威斯中校得知三位信使将要带着希特勒遗嘱的副本离开地下掩体时，他们决定也要请求准许自己离开。“既然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对克莱勃斯说道，“就让我们和部队一起去战斗吧！或者说，给我们一个重返温克将军部队的机会。”克莱勃斯表示理解。他去见希特勒，将此事向他报告。希特勒没有表示异议，只是说，在他们离开之前，他想见一下这三个年轻人。
中午，希特勒与他们聊了很久。他们指望怎么逃出柏林呢？博尔特指出了一条路线，沿动物园走到皮彻道夫桥，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条船，然后划船顺哈弗尔河而下。
“在那座桥附近！”希特勒插话说，“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几条电动船，行驶起来毫无噪音。”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他为他们制订了一条沿河而下的按部就班的逃亡路线。这显示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但三位军官只是敷衍地听着。和希特勒的许多军事计划一样，这一路线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他们穿上迷彩服，戴上钢盔，挎上冲锋枪，离开了地下掩体里压抑的气氛，出现在了赫尔曼・戈林大街上。
那个曾光荣地以其姓名命名这条大街的人即将被鲍曼处以死刑。鲍曼给上萨尔斯堡的特工发了一封电报：
柏林局势更为紧张。如果柏林和我们都陷入敌手，那么，必须处决“四・二三”事件中的叛徒。战士们，履行你们的职责吧。你们的生命与荣誉均取决于此。
但是，戈林已经说服了他的党卫队卫兵，把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膳食主管带到他家位于奥地利毛特恩多夫附近的城堡去。驱车离开的时候，戈林的衣襟里藏着一根火炉烟筒；烟筒内卷着一幅他最喜欢的画――价值二百五十万马克。
4月29日下午，地下掩体里的人们都在做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准备工作。希特勒的前任外科医生哈泽大夫毒死了元首最心爱的阿尔萨斯狼狗布隆迪。另外两条狗则被枪杀。希特勒亲手把毒药胶囊交给了他的两名女秘书，荣格夫人和克里斯蒂安夫人。他充满歉意地说，这是一点微薄的诀别礼物，并且赞扬了她们的勇气；不幸的是，他又说，他的将军们不像她们这样可靠。
六点钟，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暗杀的消息到达后不久，肯普卡去看望了希特勒。希特勒右手拿着一张柏林地图；身着灰色夹克，黑色裤子。尽管他的左手微微地颤抖着，但整个人似乎非常镇静。“你怎么样，肯普卡？”他问道。
司机说，他要回勃兰登堡门那里的紧急防御阵地去。
“官兵们怎样？”
“他们士气高昂，正在等待温克的援军。”
“对……我们都在等待温克。”希特勒平静地说。然后，他伸出了手。“再见，肯普卡，照顾好你自己。”
正当他们握手时，肯普卡的一个同伴在走廊里叫道：“快点，俄国人要来了！”
当元首会议在晚上十点开始时，魏德林心情沉重。他谈到了街巷里进行着的那些无望的激战。他说，他的那几个师不比营多几个人了。士气非常低落，弹药几乎耗尽。他挥舞着一份陆军的战地报纸，上面充斥着关于柏林即将被温克解救的乐观的报道。将士们不会上当，他指责道，这样的欺骗只会使大家痛苦。
戈培尔还是听不进这种现实的评价。他指责魏德林是失败主义，又一场争论爆发了。鲍曼不得不设法使他们冷静，以便让魏德林继续讲下去。魏德林以一个破坏性的预言结束了他的报告：战斗将在明晚结束。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场上一片寂静。希特勒语气疲惫地问总理府地区的指挥官，党卫队准将莫恩克，他是否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形。莫恩克说是的。
魏德林再次恳求突围出去。希特勒举手示意大家安静。他指着自己的地图，听天由命而又一派嘲讽地说道，他根据外国电台的广播标出了部队的位置，因为他自己部队的人员已经不再费事来向他报告了；他的命令不再有人执行了，因此，再作任何期望都是毫无用处的。
当他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魏德林告别时，将军再一次乞求他在弹药用尽之前改变主意。希特勒低声对克莱勃斯说了些什么，然后转向魏德林。“我同意你用小股部队突围。”他说，但是又补充道，投降绝不可能。
魏德林沿着走廊往外走，心中思忖着希特勒是什么意思。小股部队突围实际上不就是投降吗？他发电报给他的所有指挥官，命他们于次日早晨到本德勒布洛克的指挥部集合。
午夜时分，冯・贝罗上校和他的勤务兵带着希特勒给凯特尔的一封信离开了地下掩体。信中指定邓尼茨作为元首的继承人。元首赞扬了海军的英勇表现，并原谅了空军因戈林而导致的失败。但他严厉批评了整个陆军总参谋部，说它完全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陆军总参谋部相比。最后他说：“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人民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不能相信它们都已付诸东流了。我们的目标仍然应是为德国人民在东方赢得土地。”
贝罗和他的同伴沿着其他人所走的路线离开了地下掩体。在黑暗之中，他们的行进要更容易些。刚好在黎明之前，他们在帝国体育馆追上了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那一队人。
在上层的主餐厅里，希特勒在向他的二十余名部下和女秘书们告别。他的眼里蒙着一层薄雾，在荣格夫人看来，他似乎是在凝视着远方。他从队伍前走过，依次与他们握手，然后走下了通向他的套房的旋转楼梯。
一种奇特的新的欢乐气氛突然随之而来。种种障碍不复存在，高级将领与年轻军官们毫无拘束地随便闲聊着。在战士和勤务兵们吃饭的食堂里，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喧嚣声越来越大，以至于一个传令兵跑来警告他们小点声，不要吵到下层；鲍曼正在试图集中精力起草一封给邓尼茨的电报。在电文中，鲍曼抱怨送交柏林的报告全都受到了凯特尔的“控制，隐瞒，或者扭曲”，他还命令邓尼茨“马上对所有叛徒进行无情的打击”。
午夜时分，桑普森神父站在一座俯瞰新勃兰登堡的山冈上，听着红军坦克越来越响的隆隆声。曼特菲尔已经把他的指挥部从城里撤走了，只留下了一支后备部队。
上个星期，苏联飞机在该城和IIA战俘营上空撒下传单，警告说罗科索夫斯基“就在你们的门口”。他的确已在那里了。几十辆苏联坦克碾倒了战俘营带刺的铁丝网和�望哨。美式卡车载着多管火箭滚滚驶来，开始从三英里外向新勃兰登堡开火。一个小时之后，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就连远处山上的战俘们也能感觉到灼人的热气。对于众多正向烈焰熊熊的城市游荡而去，打算趁火打劫的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塞尔维亚人来说，自由的诱惑太大了。但是，他们却遭到了俄国人的射杀。而美国人，在他们所信任的卢卡斯中士和桑普森神父的率领下，按照英国广播公司加密广播的指示，留在了战俘营里。
对于战俘营里幸存下来的三千名俄国人来说，解放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仅仅是有嫌疑与德国人合作的那些人被立即枪决；其他人则领到了枪，被派往前线。
一位俄国将军问桑普森神父是否对德国人有什么不满。神父说，战俘营里的医生曾拒绝帮助美国人。将军把自己的手枪递给他。“干掉他。”他简单地说道。
从新勃兰登堡回来的战俘们带回了很多让人反感的消息：凶杀、抢劫，还有强奸。那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五十岁的法国神父和桑普森神父都觉得必须去城里，看看他们能帮忙做些什么。
曾是一座美丽小城的新勃兰登堡此刻仍在燃烧，街上堆满了碎砖残瓦。身穿制服的苏联女兵指挥着来来往往的重型军用卡车。尸体烧焦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法国神父仍果敢地在尸体堆中向前走着，同时给以祈祷和安慰。在桑普森神父的眼里，他似乎是一个被蹂躏世界中的教会的象征。
4月30日中午，动物园被苏联人占领了，甚至有报告说一支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与地下掩体相邻的那条街。但是，很难看出这些消息是否对元首产生了影响。在与荣格夫人、克里斯蒂安夫人和弗劳雷恩・曼齐阿里共进午餐时，他随意地聊着天，就好像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小圈子”的聚会，并无任何问题产生。
然而，这是不寻常的一天。女士们刚离开不久，希特勒又要京舍把她们喊回来，同时再把鲍曼、布格道夫、克莱勃斯、沃斯、赫维尔、瑙曼、拉登胡伯，以及鲍曼的秘书弗劳雷恩・埃尔泽・克吕格尔叫来。希特勒把京舍叫到一旁，说他和他的妻子将一起自杀，他希望他们的尸体能被火化。“在我死后，”他解释道，“我不希望自己被陈放在一个俄国蜡像博物馆进行展览。”
京舍打电话给肯普卡在地下掩体里的房间。肯普卡恰好刚从勃兰登堡门的指挥所回来。“埃里希，我得喝点什么，”京舍说道，“你那儿有烈酒吗？”京舍的声音中有一种奇怪的味道，肯普卡无法确定那究竟是什么。“你有什么喝的吗？”京舍又问，并且说他要过来。
肯普卡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情。在过去的这些天里，没有人曾想过喝酒。他找出一瓶法国干邑白兰地，等待着。电话铃响了。又是京舍。“我急需两百升汽油。”他嗓音嘶哑地说道。
肯普卡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不可能！”他答道。
“汽油，汽油，埃里希！”
“你要两百升汽油干什么？”
“我不能在电话里对你说。我需要汽油，一定要送到元首地下掩体的入口处。”
肯普卡说，剩下的全部汽油――大约四万升――都埋在蒂尔加腾公园里。“冒着炮火去找油，这无疑是送死。等到五点钟炮火停止再说吧。”
“我连一小时都不能等。你看是否能在坏掉的汽车里收集一下？”
下午三点三十分，希特勒拿起一支瓦尔特手枪。他住处的会客室里，只有他与爱娃・布劳恩两人。爱娃已经死了。她瘫倒在一张长椅的扶手上，服毒自尽了。还有一支瓦尔特手枪扔在红地毯上，没有开过火。
希特勒坐在一张桌子前。他身后是一幅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在他面前的储物柜上，放着一张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把枪管插进嘴里，扣动了扳机。他向前扑去，撞飞了一只花瓶。花瓶击中了爱娃的尸体，然后落到了地毯上。里面的水洒了出来，淋湿了爱娃的裙角。
鲍曼、京舍和林格在会议室里听见了枪声。他们犹豫了片刻，然后闯进了希特勒的会客室。京舍看见希特勒趴在桌子上，顿时软了下来，跌跌撞撞地回到了会议室。肯普卡走过来与他搭话。
“看在上帝的分上，奥托，”司机说道，“发生了什么事？你肯定是疯了，仅仅为了两百升的汽油就要我派人去送死？”
京舍与他擦肩而过，砰的一声关上休息室的门，这样就不会有人碰巧闯进来。然后，他又关上了通往元首套房的门，接着转过身来，瞪着双眼说道：“元首死了！”
肯普卡惊呆了，他认为希特勒只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了。
京舍一时失语。他伸出手指做手枪状，然后放进嘴里。
“爱娃在哪里？”
京舍指向希特勒的会客室，终于蹦出了几个字：“她和他在一起。”他花了好几分钟才结结巴巴地讲完了事情的经过。
林格从希特勒的会客室里探出头来。“汽油，”他叫道，“汽油在哪儿？”肯普卡说，他带来了大约一百七十升汽油，就在花园入口处的油桶里。
林格和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用一条深棕色的军用毛毯裹住希特勒的尸体，把他抬了出来。元首的脸被盖住了一半，左臂耷拉着。鲍曼抱着爱娃的尸体跟在后面。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一头金色长发松散地垂了下来。肯普卡一看到爱娃被鲍曼抱在手上，就忍不住了。她生前一直讨厌鲍曼，他暗暗想道：“别再多走一步了！”他朝京舍喊道：“我来抱爱娃。”然后默默地把她从鲍曼手中抱走了。爱娃尸体的左侧湿漉漉的，肯普卡以为是血；实际上，那是那个被打翻的花瓶里的水。要走四段楼梯才能到达花园，半路上，尸体差点从肯普卡的手里滑下来。肯普卡停住了脚步，无法继续往前走。不过，京舍很快就过来帮他，他们一起把爱娃的尸体抬到了花园。
俄国人又一次枪炮齐发，数枚炮弹射进了碎石堆中。只有帝国总理府那状如锯齿的围墙还没有倒塌，每一次炮弹爆炸，都让它震颤良久。
透过一团团的烟尘，肯普卡看见希特勒的尸体正放在距离地下掩体入口不足十英尺的地方。它被放在一个浅坑里，旁边是一台大型混凝土搅拌机。他的裤腿卷起；右脚向里撇着――他在坐车长途旅行时总是采取这个特有的姿势。
肯普卡和京舍把爱娃的尸体摆放在希特勒右侧。炮火突然加快了速度，变得更加密集，他们不得不躲进了入口。肯普卡等了几分钟，然后冲过去抓过一桶汽油，又向尸体跑回来。他把希特勒的左臂往身体上凑了凑。这个动作毫无必要，但他没办法让自己往元首身上浇汽油。一阵风吹动了希特勒的头发。肯普卡打开了油桶。这时，一颗炸弹爆炸了，弹片纷纷向他的身上落去；一颗榴霰弹从他头上呼啸而过。他又一次爬回来躲避。
京舍、肯普卡和林格在入口处等待炮火暂时停歇。当炮火停了之后，他们回到了尸体旁。肯普卡因厌恶而瑟瑟颤抖，把汽油洒在尸体上。他想，我不能这么做，但我做了。他看见也在往尸体上泼汽油的林格和京舍脸上有着同样的反应。在入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医生怀着病态的兴趣探头看了过来。
衣服被油浸透了，最强劲的风都吹不动它。轰炸又开始了，但三个人仍旧一桶又一桶地倒空了油桶，直到把停放尸体的浅坑灌满。京舍建议用一颗手榴弹来点火，但肯普卡不同意。把元首的尸体炸掉，这个想法太让人抵触了。他看见入口处的消防水龙带旁有一块很大的破布。他指给京舍看，京舍一把抓了过来，浸上了汽油。“火柴！”肯普卡喊道。
戈培尔递给他一盒。肯普卡划着火柴，把它丢到破布上。京舍拿着燃烧的破布跑了过去，把它扔在尸体上。一团蘑菇形状的火球伴随着一团团的黑烟从尸体上升了起来。在一座燃烧着的城市的背景下，这只不过是一团小小的火焰，但它却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家神情恍惚地看着它。
火焰开始缓缓地吞噬着尸体。饱受震动的人们蹒跚地退回了入口。更多的汽油被运来了，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京舍、林格和肯普卡不停地往燃烧着的尸体上浇着汽油。
十九天之内，这个世界的三位领导人死去了――一位死于中风，一位死于他自己之手，另一位死于他的人民之手。其中的两位――罗斯福和希特勒――是在同一年，即1933年，担负起了国家的领导职责；并且两人都被密友称为“元首”。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
直到晚上七点三十分左右，漫长的火葬工作才结束。随后，精疲力竭的京舍和肯普卡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地下掩体。会议室里一片骚乱。卫队长拉登胡伯和大本营区域的指挥官莫恩克当众哭了起来；其他人则近乎歇斯底里地争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没有元首领导他们，所有人都似乎不知所措了。最后，戈培尔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作为新任总理，他要召集一次会议以恢复秩序，并要求鲍曼、莫恩克、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参加。戈培尔的首批决定之一，是命令拉登胡伯将希特勒和爱娃的遗骨埋葬在花园里肯普卡的小房子旁边。然后，他们开始讨论派会讲点俄语的克莱勃斯越过火线，去和苏联人商谈某种协议的可能性。
魏德林还不知道希特勒已死。黄昏时，他收到克莱勃斯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他马上去地下掩体报到，并禁止从柏林突围，即使是小股部队也不行。这简直是疯了，魏德林真想不听他的；再过二十四小时，任何突围便都不可能了。敌人的队伍已深入至波茨坦广场区域，而另外一队人马已经沿着威廉大街一路推进到了空军部。
虽然路程还不到一英里，但是魏德林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了总理府。当他走入地下掩体时，天已经黑了。走廊里狂热的气氛让他迷惑不解，但是，第一个让他感觉出事了的迹象，是戈培尔坐在希特勒的桌前。克莱勃斯语气严肃地要他发誓保守秘密，然后透露说希特勒自杀了。
有如五雷轰顶的魏德林被告知，元首的死讯已经通知了斯大林，仅斯大林一人。克莱勃斯说，他将亲自去告诉朱可夫这一自杀事件，以及新政府的成立。之后，他会要求休战，并开始关于德国投降的谈判。希特勒一死，他与布尔什维克战斗到底的愿望便突然无影无踪了。
魏德林无法相信克莱勃斯是认真的，只是怀疑地看着他。“作为一名战士，你认为在胜利果实唾手可得之时，俄国最高统帅部会同意谈判休战吗？”他说，必须提出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柏林这场无谓的战斗。
绝对不可能投降。戈培尔叫道。
“帝国总理先生，”魏德林说，“您真的相信俄国人会与由您任总理的德国政府进行谈判吗？”
也许是一生之中的第一次，戈培尔无法立即反唇相讥。当他终于开口时，那些话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愿望，歪曲现实的人才能说出来的。他宣称，实现希特勒的遗愿是一项神圣的职责，克莱勃斯只能要求休战。
在返回战斗岗位的路上，肯普卡路过了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的房间。他看见玛格达・戈培尔正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脸茫然。她认出了肯普卡，于是要他进去。“我跪着乞求元首不要自杀，”她语气平平地说道，“他轻轻地扶起了我，平静地说，他必须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为邓尼茨铺平拯救德国之路的唯一方法。”
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肯普卡说，确实还有逃出去的可能。他告诉她，他有三辆输送人员的装甲车，有可能安全地把他们所有人都运出去。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脸上放晴了。这时，戈培尔走了进来，说克莱勃斯要亲自去见朱可夫，并要求“大家自由地离开地下掩体”。他曾发誓要与希特勒一起死，但是挽救自己和家人的本能占了上风。然而，就连这种本能也有它的限度。“万一谈判不成功，”他冷酷地说道，“我已作出了决定。我将留在地下掩体里，因为我不愿选择留在世上扮演一个永久难民的角色。”他转向肯普卡。“当然，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可以走。”
“如果我的丈夫留下，”戈培尔夫人连忙说道，“那我也会留下。我要和他共命运。”
没人将希特勒的死讯通知海军元帅邓尼茨。他只知道元首已指定他为继承人。鲍曼发电报告诉他，书面任命随后就到，因此海军元帅“有权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任何措施”。
鲍曼隐瞒全部真相，也许只是为了将这一消息亲自告诉邓尼茨。和戈培尔不同，他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他要逃出柏林。毫无疑问，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地下掩体里第一个见到邓尼茨的人。到那时，因为他的在场，他就可能保住自己的权力。
海军元帅是一名没有政治欲望的军人，这项任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推测，希特勒之所以任命他，是为了给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官扫清道路，以便体面地结束战争。他发电报给希特勒说，他的忠诚不附带任何条件，他将竭尽全力去柏林解救他。“然而，如果命运迫使我作为您的继承人来统治德国的话，我会继续战争，争取一个配得上德国人民这场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的结局。”
邓尼茨一直害怕希特勒之死会导致中央权威的终止，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那将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谓地失去他们的生命。现在，如果他迅速行动，无条件投降的话，也许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但是，首先他必须查明，这项任命是否能被希姆莱平静地接受，他在全国各地都有武装部队，而自己却一无所有。邓尼茨亲自打电话给希姆莱，最后，希姆莱不情愿地答应到普伦来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
邓尼茨把一支打开保险的手枪放在了他办公桌上的几份文件下面。他觉得这样做有些夸张，但却是必要的。希姆莱带着六个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勤务兵到了，不过却独自一人进了邓尼茨的办公室。邓尼茨拿出宣布任命他为希特勒继承人的电报。“请您看一下这个。”他紧盯着希姆莱说道。帝国元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整个人“仿佛被针扎了似的”抖了一下。即使在他试图与丘吉尔和杜鲁门谈判的消息曝光之后，希姆莱仍旧深信他会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在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他站起身来，笨拙地鞠了个躬。“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说道，“请让我在您的政府中做您的副手。”
希姆莱那可怜的语气给了邓尼茨信心，但他还是将手挪向了藏着的手枪。“这不可能，”他坚定地答道，“我没有工作给您！”
希姆莱清了清喉咙，好像要说些什么。然后，他听天由命地起身离开。邓尼茨也站了起来，把希姆莱送到门口。希姆莱低着头走出大楼，后面跟着他的六个保镖。
布赛的第九军不再是一支军事部队，而只是身处包围之中的一群筋疲力尽的人，一心只想着和数千名平民一起逃到温克将军的战线后面，以使自己处于安全之地。海因里希集团军的另外一半人马，曼特菲尔的第三装甲军也已放弃了他们的阵地，正向西线且战且退。这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俄国人，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投降。
曼特菲尔公然挑衅希特勒，下令进行了这次全面撤退。当海因里希在上午十点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有一个军团已经退到了哈弗尔河时，一贯温和冷静的约德尔咆哮了起来：“每个地区都在对我撒谎！”
凯特尔直接打电话给曼特菲尔，指责他的“纯粹失败主义”。他说，他下午要去设在新勃兰登堡的第三装甲军指挥部，亲自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海因里希得到通知后，立即驱车来到新勃兰登堡，一直在那里与曼特菲尔一起等到了两点三十分。这时，他们收到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到十八英里以南的新施特雷利茨市去见凯特尔。两位将军上路了。不过，半路上，他们就看见凯特尔和他的随行人员正在靠近。在一个湖附近，双方的人都下了公路。会议在一片小树林里开始了。曼特菲尔的三位参谋藏在附近。他们手持冲锋枪，决定如果凯特尔作出任何要逮捕他们指挥官的举动，他们就动手抓住他。
“集团军只会后退！”凯特尔叫道，“军官们太软弱了。如果你们学学其他人的样子，有勇气采取严厉的措施，枪毙它一千个逃兵，集团军就能守住阵地！”
海因里希生硬地答道，他“不会这样干”。凯特尔转向曼特菲尔，指责他没收到命令便擅自撤退。海因里希高声为他的属下辩解。凯特尔告诉他，他就是“不够强硬”。
海因里希冲动地抓住凯特尔的胳膊，把他拉到公路上。公路上乱成一团，挤满了四散逃亡的车辆。海因里希指着一辆马拉小篷车，上面坐满了厌战的空军人员。“你自己为什么不给我做个榜样呢？”他问道。
凯特尔拦住那辆小篷车，命令乘客下来。“把他们带回第三装甲军指挥部，送交军事法庭！”说完，他便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突然，他又停住了脚步，生气地向海因里希晃动着一根手指。“从现在起，要严格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吼道。
然而，海因里希并没有被吓住。“最高统帅部连现在的准确情况都不知道，我怎么能执行它的命令呢？”
凯特尔被激怒了，高声叫道：“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么跟我说话的后果！”
曼特菲尔像海因里希一样目中无人地走上前来。“第三装甲军只执行冯・曼特菲尔将军下达的命令！”
凯特尔怒视着两位叛逆的将军，再次对他们说，要一字不差地服从命令。“你们要对历史的定论负责！”
“我对我下的一切命令负责，”曼特菲尔说，“我不会将其归咎于其他任何人！”他的三位参谋手持上膛的冲锋枪，缓缓走上前来。
然而，凯特尔只是绕过他们，连句再见都没说，就登上了他的汽车。
黄昏时分，俄国人突破了掩护曼特菲尔部队撤退的防线，向新勃兰登堡蜂拥而来。海因里希打电话给凯特尔。
“你一擅自放弃阵地，就发生了这种事。”凯特尔恼怒地厉声喝道。
“我从未擅自放弃任何阵地，”海因里希冷冷地反驳道，“这是形势使然。”他要求准许放弃斯维内明德，防守这里的只有一个未经训练的新兵师。
“你真的认为我可以对元首说，奥得河上的最后一个堡垒将被放弃吗？”
“我为什么要让这些新兵去白白送死呢？”海因里希对他喊道，“我要对我的手下完全负责。我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
“你根本没有任何责任。责任首先应由下达命令的人来承担。”
“我一直认为要对我的良心和德国人民负责。我只是不能糟蹋人命。”他再一次正式要求撤退。
“你必须守住斯维内明德。”
“如果你坚持的话，就去另外找一个人来执行你的命令吧。”
“我警告你，”凯特尔气急败坏地说，“你活得够久了，应该知道在战时违抗命令意味着什么。”
“元帅先生，我重复一遍，如果您希望有人执行这道命令，请另找别人。”
“我第二次警告你。违抗命令意味着上军事法庭受审。”
这一次，是海因里希大发雷霆了。“从没有人像这样对待过我！”他叫嚷道。他奋力控制住自己。“我尽我所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得到了全体军官同僚的一致认可。如果我允许别人强迫我做明知不对的事，那就失去了自尊。我会通知斯维内明德，凯特尔元帅坚持要防守那里。但是，鉴于我不同意这道命令，我要把我的指挥权交由您处置！”
“根据元首授予我的权力，我要解除你的指挥权！立即将你手中的所有事务移交给冯・曼特菲尔将军。”
不过，曼特菲尔可没心情扮演一个千依百顺的角色。他发电报给凯特尔，说他拒绝接受指挥权和随之而来的晋升。电报的结尾，是一句极其挑衅的话：“这就是曼特菲尔下达的全部命令。”
事实上，这就是维斯杜拉河集团军的终结。
上下级之间的裂痕在地下掩体里也同样明显。4月28日黎明即将到来之时，鲍曼、克莱勃斯和陆军人事部门首脑布格道夫陷入了一场酒后的争论。“九个月前，我带着全部的力量与理想开始着手做我现在的工作！”布格道夫抱怨道，“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协调党和军队的工作。”因此，他说，他的军官同僚们开始蔑视他，甚至说他是军官队伍的叛徒。“而今天，事实摆在眼前，这些指责都是对的，我的工作徒劳无功。我的理想主义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它还天真而愚蠢！”
克莱勃斯试图让他安静一些，但喧闹声已经把隔壁房间的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吵醒了。他摇了摇睡在上铺的年轻的博尔特。“你错过了一场好戏，我的朋友！”他低声说道。他们可以听见布格道夫正对抚慰他的克莱勃斯大吼。“不要管我，汉斯――必须把这些说出来！就这些！四十八小时后可能就太晚了……充满信念和理想的年轻军官已经大批大批地死去了。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祖国吗？不！他们是为你们死去的！”
布格道夫把矛头转向了鲍曼。他吼道，为了党员们个人的发展，已经有数百万人牺牲了。“为了你们奢侈的生活，为了你们对权力的欲望，你们摧毁了我们几百年的文化，摧毁了德意志民族。这是你们最为可怕的罪行！”
“我亲爱的朋友，”鲍曼以安慰的语调说道，“您不应该在这方面如此进行人身攻击。即使其他所有人都中饱了私囊，至少我是无可指摘的。我可以拿我的全部身家发誓。为您的健康干杯，我的朋友！”
隔壁房间的两个偷听者听见了一阵杯子的碰撞声，接着便悄无声息了。
整个上午，魏德林将军都在忙着拟定一个分成三个梯队逃出柏林的计划。显然，俄国人一两天内就会抵达帝国总理府。魏德林深信，他可以在晚间会议上得到元首的赞同，因此，他命令属下的所有指挥官在午夜之前来地下掩体报到。
戈培尔夫人正在她的居所写信给前一次婚姻生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目前，克万特已成为盟军的战俘。她告诉他，全家人，包括六个孩子，上个星期以来一直住在元首的地下掩体里，“以便给我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生命一个唯一可能并且最为光荣的结局”。
纳粹主义的“光荣思想”就要终结了，“和它一起终结的，还有我这辈子所见过的美好的、崇高的、善良的一切”。她继续说道，一个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生存于其中的。这就是为什么她把孩子们带到了地下掩体里。对于战败后的生活来说，他们太善良了，根本无法承受，“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他们舍弃那种生活”。
她说，前一天晚上，元首把他自己的党徽别在了她胸前，那使她感到无比地骄傲与快乐。“希望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完成我最后也是最困难的职责。”她写道，“我们现在期望的只有一件事情：忠心地为元首而死，并且和他一起结束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结局是“命运的恩赐”，她和“爸爸”过去从不敢期望于此。
“我亲爱的儿子，”戈培尔夫人最后写道，“为德国而活下去吧！”
在旧金山，为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而召开的会议仍在进行之中。安东尼・艾登与英国代表团在马克・霍普金斯酒店八楼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会议。
“顺便说一下，”在对同事们简要介绍了波兰问题后，他说，“有一条来自欧洲的消息可能会让你们感兴趣。我们从斯德哥尔摩获悉，希姆莱通过贝尔纳多特提议，要率德国向美国人和我们无条件投降。当然，我们要让俄国人也知道此事。”
他的态度非常漫不经心，以至于大多数听众都对此无动于衷。不过，杰克・威诺克，一个年轻的新闻官员却暗暗想道，我的天，多好的一个题材！回到设于酒店的大本营之后，他发现报纸上并没有谈及这一投降提议。他推测，伦敦的某个人“没把这当回事”。
就是这个题材，他自言自语道，有了它，一夜之间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如果他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并且被人查出来，那么自己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他怀着满心沮丧去睡了。
4月28日凌晨一点左右，他被路透社的保罗・斯科特・兰金打来的电话吵醒了。“发生什么事了吗？”兰金问道，“我要为今天下午的报纸找些材料。”
威诺克犹豫了一下，然后决定碰碰运气。所有的报纸都会转载路透社的电讯，英国广播公司也会播发。威诺克将希姆莱提议的细节都告诉了兰金，并要求他不要透露消息来源。
“那当然。”兰金向他保证。接着，他在佩利斯酒店的大厅里，用电报将这条消息发回了通讯社：
昨日，这里的官方权威人士透露，据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得到的消息，希姆莱保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信件已送至英国和美国政府，但并未发给俄国。据权威人士透露，希姆莱已通知西方盟国，他可以安排无条件投降，他本人赞成这一解决办法。兰金。
电报未经审查便传到了路透社。当美联社驻旧金山记者杰克・贝尔得知这条最重要的战争新闻已经被人抢了先时，他把会议代表汤姆・康纳利参议员逼到角落里，要求证实这一消息。几分钟后，美联社的一条题为《投降》的新闻简报发布了。
美联社旧金山4月28日电。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今日证实，德国已无条件向盟国政府投降，正式公告即将发表。
旧金山《呼声报》出版了一期号外，头版的通栏大字标题是《纳粹投降了》。几份号外被带到了旧金山歌剧院，莫洛托夫正在这里主持大会的一次会议。代表们开始四下奔走，争相祝贺。然而，莫洛托夫瞥了一眼报纸后，只是正了正他的夹鼻眼镜，然后敲了敲他的小木槌，让大家遵守会场秩序。
在华盛顿，白宫被电话铃声淹没了。兴奋的人群迅速聚集在一起，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国》。在马路对面的布莱尔大厦，杜鲁门打电话给正在家里的海军上将莱希，让他向艾森豪威尔核实这一消息。莱希打电话给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比德尔・史密斯。“有报道说，德国人已向艾森豪威尔要求停战。”他说，“但是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事实究竟如何？”
史密斯说，并未接到这样的要求。杜鲁门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姆莱向贝尔纳多特提出的建议。
当杜鲁门离开布莱尔大厦，穿过马路回到白宫时，天已经黑了。“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我正在那边工作，谣言便出笼了。”他告诉新闻记者们，“我接到了来自旧金山的一个电话，国务院召我过去。我刚刚与海军上将莱希联系过，让他打电话给我们驻欧洲的总司令。这个谣言并无根基。这就是我要讲的全部。”
在地下掩体的上层，德国官方新闻机构德通社的小办公室里，海因茨・洛伦茨的助手沃尔夫冈・博伊格斯正在收听敌方广播。差几分九点时，他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播发的兰金的报道。他翻译了报道，然后立即送到了“金笼子”，这是德通社记者们给希特勒的住处起的绰号。
希特勒无动于衷地看着这篇报道，似乎已经接受了末日的来临。他要求另外找个人核查一下译文，确定译文正确无误之后，他平静地把博伊格斯打发走了。
希特勒召来了戈培尔和鲍曼，三人锁起门来秘密商议着。整整一天，鲍曼都在对这种叛逆行为不断地加以指责。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他发电报给邓尼茨说：“背叛似乎已代替了忠诚。”当门终于打开时，整个地下掩体已弥漫着各种谣言。希特勒命人把关在上层由武装人员看守的菲格莱因带下来。此前一天，这位希姆莱的联络官从地下掩体逃走，偷偷去了他位于夏洛滕堡郊区的房子，不料却被抓了回来，并被希特勒亲口下令逮捕。
希特勒怀疑任何与希姆莱有关的人――甚至包括爱娃的妹夫。一小时之后，菲格莱因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判以死刑。随后，他被押到总理府花园枪决了。
当魏德林前来参加晚间会议时，地下掩体仍然处于骚乱之中。他向希特勒通报了俄国人的最新进展，并告诉他，所有的弹药、粮食和军需品供应站不是已落入敌人手中，便是正在遭受炮火攻击。两天后，他的部队就会失去给养，无法再继续抵抗。“因此，作为一名战士，我建议我们立即冒险突围。”希特勒还未予置评，他便立即阐述了这一计划的细节。
纯属臆想！戈培尔奚落道。但克莱勃斯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可行的。“当然，”他连忙补充道，“这要由元首来作出决定。”
希特勒沉默不语。最后，他终于问道，如果突围成功会怎么样？“我们将仅仅是从一个‘凯瑟尔’逃往另一个。而我，元首，难道要睡在旷野，一个农庄里，或者类似的什么地方，在那里等死吗？不，对于我来说，留在总理府要比那好得多。”
午夜时分，魏德林离开了会议室。他的指挥官们在候见室里围住了他。他告诉他们，他失败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他阴郁地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不过，他答应他会再次试着说服元首。
希特勒离开会议室，去看望受伤的格莱姆。汉娜・莱契也在那里。希特勒跌坐在格莱姆床边，脸色非常苍白。“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温克，”他说道，“为了让他进入柏林，我们应该召集一切可以动用的飞机来掩护他的部队前进。”温克的大炮，他宣称，已经轰炸了波茨坦―普拉茨一线的俄国人。“黎明之前要召集一切可动用的飞机。”他命令格莱姆飞往离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不远的雷希林机场，在那里召集他的飞机。只有靠德国空军的支持，温克的部队才能成功。“这是你必须离开掩体的第一个理由；理由之二是，必须阻止希姆莱。”他的嘴唇和双手哆嗦着，语调也变得不稳定。“一个叛徒永远不能继任我做元首。你必须出去，保证他不能成为元首。”
格莱姆说，他不可能抵达雷希林，而且，他更想死在地下掩体里。
“作为帝国的士兵，用尽一切可能性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希特勒说道，“这是唯一剩下的成功的机会。我们有责任抓住它。”
“就算我们必须要成功，现在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汉娜问道。
然而，格莱姆已被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汉娜，我们是留在这里的那些人的唯一希望。哪怕只有最微小的机会，我们也应该为了他们而抓住它……也许我们能帮上忙，但是，不管能不能，我们都会去的。”
这番话让希特勒的情感突然溢于言表。“在所有的武装力量中，德国空军自始至终是打得最好的。”他说，“至于它的技术劣势，应归咎于其他人。”
格莱姆忍住疼痛开始着装。汉娜含着眼泪走向元首。“元首，为什么，为什么您不让我们留下来呢？”
希特勒看着她。“愿上帝保护你们。”
戈培尔夫人交给汉娜两封给她儿子的信。她摘下一枚钻戒，要汉娜戴上它，以表纪念。爱娃・布劳恩也交给汉娜一封信，是给她妹妹菲格莱因夫人的。后来，汉娜忍不住看了这封信；她认为其中的言辞“非常庸俗，矫揉造作，并且幼稚”，以至于她把信给撕了。
黑暗的夜晚被烈焰熊熊的建筑物照亮了。当一辆装甲车把汉娜和格莱姆载到藏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架“阿拉多96”式训练机前时，他们可以听到一阵密集的轻武器的射击声。汉娜发动小飞机，沿着东―西轴心大街向前滑去，然后在密集的炮火中起飞了。刚飞到屋顶的高度，俄国人的探照灯就发现了这架阿拉多。在高射炮火的接连轰炸中，它像根羽毛一样四处翻滚。汉娜把油门推到底，向上爬升，逃离了炮火的旋涡――下方，柏林陷于一片火海之中。汉娜朝北面出发了。
希姆莱的背叛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与希望。尽管他对格莱姆表露了信心，但是，如今他认识到，温克的行动同样注定将会失败，终于要开始为末日做准备了。准备工作从地下掩体小地图室里异乎寻常的一幕开始了，这是一场婚礼。希特勒常对他的朋友们说，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也许他还害怕这样可能会削弱他作为元首的唯一性；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基督般的人物。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的资产阶级本能驱使着他，要用这场推迟已久的神圣婚姻来报答他忠诚的情妇。
有人从附近的一支人民冲锋队里找到一个低级官员，把他带到掩体里主持仪式――非常相称的是，他的名字叫瓦格纳。希特勒和爱娃起誓说他们是纯雅利安血统，戈培尔和鲍曼在一旁见证。在简短的仪式之后，爱娃签下了“爱娃・布……”。有人提醒了她，于是，她划掉“布”字，签上了“爱娃・希特勒，原姓布劳恩”。
随后，希特勒邀请鲍曼、戈培尔夫妇，以及他的两位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与荣格夫人到他的房间去喝香槟。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一直在追忆往事。不时有其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京舍、克莱勃斯、布格道夫、贝罗，甚至还有素食厨师弗劳雷恩・曼齐阿里。最后，希特勒说道，这是他的生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后时刻；在他最亲密的同志叛变之后，死亡将是一种解脱。他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开始对荣格夫人口述他的政治遗嘱。
他控诉说，无论是他，还是德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发起战争，战争“完全是由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治家挑起的”。他谴责英国人逼他入侵波兰，“因为英国的政治派系需要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他宣称，他之所以留在柏林，“是为了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的职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可以自愿以身殉国”，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是，他已命令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继续参加祖国的战斗”。任何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投降，都是不可能的。他号召指挥官们“要树立至死仍忠于职守的光辉榜样”。
他解除了希姆莱和戈林的一切职务，原因是他们“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秘密与敌人进行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
至于他自己的继承人――国家元首以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两个职位――希特勒指定了海军元帅邓尼茨。戈培尔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舍尔纳任陆军最高统帅；希特勒说，前两人曾要求和他一起死，但是他命令他们，“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个人感情之上”，保留自己的生命。
遗嘱的结尾和开头一样，也是对犹太人的攻击。“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我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地支持种族法，毫不手软地打击毒害各民族的国际犹太人。”一直到死，他都固执于自己的观念。
荣格夫人在遗嘱上注明日期：1945年4月29日凌晨四点。希特勒在底下草草签上了名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作为证人也签了字。
接着，希特勒又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他把他的财产留给党，“或者，如果党不存在了，就留给国家”，并指定“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作为遗嘱执行人。“他可以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或用于维持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这尤其适用于我夫人的母亲，以及我所熟知的忠诚的男女同事们――特别是我以前的秘书们，温特尔夫人以及其他所有人，她们多年来的工作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的夫人和我选择了死亡，以逃离被打倒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将我们的遗体在我为人民服务十二年来从事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这些阴郁的准备工作终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元首告诉戈培尔，要他和他的家人离开地下掩体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种蔑视而非优待。柏林的捍卫者怎么能离开？戈培尔吼道。希特勒坚持如此，因此争执变得非常激烈，以致希特勒终于说道：“连我最忠实的信徒也要不服从我了！”说完，他就去睡了。
戈培尔含着泪水回到了他的卧室。他没有沮丧，也开始写自己的遗言，题为《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命令我，如果守卫帝国首都的防线崩溃，就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去担任一个主要职务。
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与我一起拒绝。在元首最急需帮助的时刻抛弃他，不仅为人性和忠贞所不容，而且，也将导致我在余生之中，被世人看做一个可耻的叛徒和下贱的无赖。同时，我还会失去我的自尊，以及同胞对我的尊重，日后再造德意志民族和德国未来的任何尝试中，都将需要这一尊重。
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危急的这些日子里，在纠缠着元首的叛逆的梦魇中，至少还有一人会无条件地陪他到死；即使这与元首在政治遗嘱中正式下达给我的，而且从实质上来说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命令背道而驰。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付出最好的服务。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榜样将比常人更为重要。总能找到把祖国领向自由之路的人；但是，如果不是从清晰醒目的榜样基础上开始的话，重建我们民族的生活将是不可能的。
基于这一理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足够成熟，必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达我们无法改变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陷，我们也不会离开，而是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们的生命。因为，如果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于我个人来说将再也没有价值。
英国喷火式战斗机从柏林城中一片燃烧着的废墟上空掠过。下面的尸臭让联队长约翰尼・约翰逊想起了诺曼底战役中的法莱兹。他可以看见俄国坦克正滚滚驶入城中。突然，一大队“雅克”式歼击机出现了。他担心会导致混战，连忙呼叫道：“好！小伙子们，保持队形。不要乱动！”
一百多架“雅克”开始慢慢转到喷火式战斗机背后。约翰逊命令他的机队向右拐，绕过俄国人。这时，他的僚机驾驶员警告说，他们头顶上有更多的俄国人，约翰逊答道：“密集飞行。保持队形！”
两个机群怀疑地互相包围了。约翰逊冒险靠近对方，然后向俄国负责人摆动起机翼，但是对方没有回应。突然，俄国人掉转机头，散乱地向东面飞了回去。缺乏纪律的机群忽升忽降，疾速离去，让约翰逊想起了一群在空中盘旋兜转的野椋鸟。经常会有几架突然掉落下去，一头扎进下面的废墟堆里。
上午十点左右，俄国陆军的三支主要力量从东、南、北方向朝地下掩体同时挺进。这座濒临灭亡的城市周围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苏联的先头部队已经秘密潜入了动物园。他们从河马园和天文馆里对两个巨大的防空塔楼开始了射击。这两个塔楼是好几个师的指挥所，同时也是炮兵中心。在其中一座的四楼上，柏林炮兵部队的指挥官韦勒曼上校正出神地看着苏联坦克一次次徒劳地试图击中大楼的窗户。他可以看见伸展在他四周的这座大城市――燃烧着，冒着烟，几乎已完全被摧毁。威廉一世纪念堂的钟楼上烈焰熊熊，显露出一种骇人的美丽，就好像一支巨大的火把。
一英里外的地下掩体里，马丁・鲍曼正准备把希特勒的遗嘱和他自己的遗嘱寄给希特勒的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了确保它们顺利寄达，鲍曼决定分别派出两名密使：他的私人顾问，党卫队上校威廉・山德尔，还有海因茨・洛伦茨。戈培尔也希望把他的遗嘱发往外界，于是也给了洛伦茨一份副本。
布格道夫把希特勒政治遗嘱的另一份副本托付给了元首的军事副官威利・约翰梅尔少校，并命他将其带给舍尔纳元帅。布格道夫另外给了约翰梅尔一份手写的证明，解释说这份遗嘱“是在得知希姆莱叛变这一打击性的消息后”写出来的，是元首的“不可改变的决定”。“一旦元首下达命令，或一旦证实他已死亡”，就公开发表遗嘱。
当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博尔特，以及布格道夫的副官威斯中校得知三位信使将要带着希特勒遗嘱的副本离开地下掩体时，他们决定也要请求准许自己离开。“既然一切都结束了，”他们对克莱勃斯说道，“就让我们和部队一起去战斗吧！或者说，给我们一个重返温克将军部队的机会。”克莱勃斯表示理解。他去见希特勒，将此事向他报告。希特勒没有表示异议，只是说，在他们离开之前，他想见一下这三个年轻人。
中午，希特勒与他们聊了很久。他们指望怎么逃出柏林呢？博尔特指出了一条路线，沿动物园走到皮彻道夫桥，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条船，然后划船顺哈弗尔河而下。
“在那座桥附近！”希特勒插话说，“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几条电动船，行驶起来毫无噪音。”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他为他们制订了一条沿河而下的按部就班的逃亡路线。这显示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但三位军官只是敷衍地听着。和希特勒的许多军事计划一样，这一路线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他们穿上迷彩服，戴上钢盔，挎上冲锋枪，离开了地下掩体里压抑的气氛，出现在了赫尔曼・戈林大街上。
那个曾光荣地以其姓名命名这条大街的人即将被鲍曼处以死刑。鲍曼给上萨尔斯堡的特工发了一封电报：
柏林局势更为紧张。如果柏林和我们都陷入敌手，那么，必须处决“四・二三”事件中的叛徒。战士们，履行你们的职责吧。你们的生命与荣誉均取决于此。
但是，戈林已经说服了他的党卫队卫兵，把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膳食主管带到他家位于奥地利毛特恩多夫附近的城堡去。驱车离开的时候，戈林的衣襟里藏着一根火炉烟筒；烟筒内卷着一幅他最喜欢的画――价值二百五十万马克。
4月29日下午，地下掩体里的人们都在做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准备工作。希特勒的前任外科医生哈泽大夫毒死了元首最心爱的阿尔萨斯狼狗布隆迪。另外两条狗则被枪杀。希特勒亲手把毒药胶囊交给了他的两名女秘书，荣格夫人和克里斯蒂安夫人。他充满歉意地说，这是一点微薄的诀别礼物，并且赞扬了她们的勇气；不幸的是，他又说，他的将军们不像她们这样可靠。
六点钟，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暗杀的消息到达后不久，肯普卡去看望了希特勒。希特勒右手拿着一张柏林地图；身着灰色夹克，黑色裤子。尽管他的左手微微地颤抖着，但整个人似乎非常镇静。“你怎么样，肯普卡？”他问道。
司机说，他要回勃兰登堡门那里的紧急防御阵地去。
“官兵们怎样？”
“他们士气高昂，正在等待温克的援军。”
“对……我们都在等待温克。”希特勒平静地说。然后，他伸出了手。“再见，肯普卡，照顾好你自己。”
正当他们握手时，肯普卡的一个同伴在走廊里叫道：“快点，俄国人要来了！”
当元首会议在晚上十点开始时，魏德林心情沉重。他谈到了街巷里进行着的那些无望的激战。他说，他的那几个师不比营多几个人了。士气非常低落，弹药几乎耗尽。他挥舞着一份陆军的战地报纸，上面充斥着关于柏林即将被温克解救的乐观的报道。将士们不会上当，他指责道，这样的欺骗只会使大家痛苦。
戈培尔还是听不进这种现实的评价。他指责魏德林是失败主义，又一场争论爆发了。鲍曼不得不设法使他们冷静，以便让魏德林继续讲下去。魏德林以一个破坏性的预言结束了他的报告：战斗将在明晚结束。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场上一片寂静。希特勒语气疲惫地问总理府地区的指挥官，党卫队准将莫恩克，他是否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形。莫恩克说是的。
魏德林再次恳求突围出去。希特勒举手示意大家安静。他指着自己的地图，听天由命而又一派嘲讽地说道，他根据外国电台的广播标出了部队的位置，因为他自己部队的人员已经不再费事来向他报告了；他的命令不再有人执行了，因此，再作任何期望都是毫无用处的。
当他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魏德林告别时，将军再一次乞求他在弹药用尽之前改变主意。希特勒低声对克莱勃斯说了些什么，然后转向魏德林。“我同意你用小股部队突围。”他说，但是又补充道，投降绝不可能。
魏德林沿着走廊往外走，心中思忖着希特勒是什么意思。小股部队突围实际上不就是投降吗？他发电报给他的所有指挥官，命他们于次日早晨到本德勒布洛克的指挥部集合。
午夜时分，冯・贝罗上校和他的勤务兵带着希特勒给凯特尔的一封信离开了地下掩体。信中指定邓尼茨作为元首的继承人。元首赞扬了海军的英勇表现，并原谅了空军因戈林而导致的失败。但他严厉批评了整个陆军总参谋部，说它完全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陆军总参谋部相比。最后他说：“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人民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不能相信它们都已付诸东流了。我们的目标仍然应是为德国人民在东方赢得土地。”
贝罗和他的同伴沿着其他人所走的路线离开了地下掩体。在黑暗之中，他们的行进要更容易些。刚好在黎明之前，他们在帝国体育馆追上了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那一队人。
在上层的主餐厅里，希特勒在向他的二十余名部下和女秘书们告别。他的眼里蒙着一层薄雾，在荣格夫人看来，他似乎是在凝视着远方。他从队伍前走过，依次与他们握手，然后走下了通向他的套房的旋转楼梯。
一种奇特的新的欢乐气氛突然随之而来。种种障碍不复存在，高级将领与年轻军官们毫无拘束地随便闲聊着。在战士和勤务兵们吃饭的食堂里，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喧嚣声越来越大，以至于一个传令兵跑来警告他们小点声，不要吵到下层；鲍曼正在试图集中精力起草一封给邓尼茨的电报。在电文中，鲍曼抱怨送交柏林的报告全都受到了凯特尔的“控制，隐瞒，或者扭曲”，他还命令邓尼茨“马上对所有叛徒进行无情的打击”。
午夜时分，桑普森神父站在一座俯瞰新勃兰登堡的山冈上，听着红军坦克越来越响的隆隆声。曼特菲尔已经把他的指挥部从城里撤走了，只留下了一支后备部队。
上个星期，苏联飞机在该城和IIA战俘营上空撒下传单，警告说罗科索夫斯基“就在你们的门口”。他的确已在那里了。几十辆苏联坦克碾倒了战俘营带刺的铁丝网和�望哨。美式卡车载着多管火箭滚滚驶来，开始从三英里外向新勃兰登堡开火。一个小时之后，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就连远处山上的战俘们也能感觉到灼人的热气。对于众多正向烈焰熊熊的城市游荡而去，打算趁火打劫的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塞尔维亚人来说，自由的诱惑太大了。但是，他们却遭到了俄国人的射杀。而美国人，在他们所信任的卢卡斯中士和桑普森神父的率领下，按照英国广播公司加密广播的指示，留在了战俘营里。
对于战俘营里幸存下来的三千名俄国人来说，解放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仅仅是有嫌疑与德国人合作的那些人被立即枪决；其他人则领到了枪，被派往前线。
一位俄国将军问桑普森神父是否对德国人有什么不满。神父说，战俘营里的医生曾拒绝帮助美国人。将军把自己的手枪递给他。“干掉他。”他简单地说道。
从新勃兰登堡回来的战俘们带回了很多让人反感的消息：凶杀、抢劫，还有强奸。那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五十岁的法国神父和桑普森神父都觉得必须去城里，看看他们能帮忙做些什么。
曾是一座美丽小城的新勃兰登堡此刻仍在燃烧，街上堆满了碎砖残瓦。身穿制服的苏联女兵指挥着来来往往的重型军用卡车。尸体烧焦的味道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法国神父仍果敢地在尸体堆中向前走着，同时给以祈祷和安慰。在桑普森神父的眼里，他似乎是一个被蹂躏世界中的教会的象征。
4月30日中午，动物园被苏联人占领了，甚至有报告说一支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与地下掩体相邻的那条街。但是，很难看出这些消息是否对元首产生了影响。在与荣格夫人、克里斯蒂安夫人和弗劳雷恩・曼齐阿里共进午餐时，他随意地聊着天，就好像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小圈子”的聚会，并无任何问题产生。
然而，这是不寻常的一天。女士们刚离开不久，希特勒又要京舍把她们喊回来，同时再把鲍曼、布格道夫、克莱勃斯、沃斯、赫维尔、瑙曼、拉登胡伯，以及鲍曼的秘书弗劳雷恩・埃尔泽・克吕格尔叫来。希特勒把京舍叫到一旁，说他和他的妻子将一起自杀，他希望他们的尸体能被火化。“在我死后，”他解释道，“我不希望自己被陈放在一个俄国蜡像博物馆进行展览。”
京舍打电话给肯普卡在地下掩体里的房间。肯普卡恰好刚从勃兰登堡门的指挥所回来。“埃里希，我得喝点什么，”京舍说道，“你那儿有烈酒吗？”京舍的声音中有一种奇怪的味道，肯普卡无法确定那究竟是什么。“你有什么喝的吗？”京舍又问，并且说他要过来。
肯普卡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情。在过去的这些天里，没有人曾想过喝酒。他找出一瓶法国干邑白兰地，等待着。电话铃响了。又是京舍。“我急需两百升汽油。”他嗓音嘶哑地说道。
肯普卡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不可能！”他答道。
“汽油，汽油，埃里希！”
“你要两百升汽油干什么？”
“我不能在电话里对你说。我需要汽油，一定要送到元首地下掩体的入口处。”
肯普卡说，剩下的全部汽油――大约四万升――都埋在蒂尔加腾公园里。“冒着炮火去找油，这无疑是送死。等到五点钟炮火停止再说吧。”
“我连一小时都不能等。你看是否能在坏掉的汽车里收集一下？”
下午三点三十分，希特勒拿起一支瓦尔特手枪。他住处的会客室里，只有他与爱娃・布劳恩两人。爱娃已经死了。她瘫倒在一张长椅的扶手上，服毒自尽了。还有一支瓦尔特手枪扔在红地毯上，没有开过火。
希特勒坐在一张桌子前。他身后是一幅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在他面前的储物柜上，放着一张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把枪管插进嘴里，扣动了扳机。他向前扑去，撞飞了一只花瓶。花瓶击中了爱娃的尸体，然后落到了地毯上。里面的水洒了出来，淋湿了爱娃的裙角。
鲍曼、京舍和林格在会议室里听见了枪声。他们犹豫了片刻，然后闯进了希特勒的会客室。京舍看见希特勒趴在桌子上，顿时软了下来，跌跌撞撞地回到了会议室。肯普卡走过来与他搭话。
“看在上帝的分上，奥托，”司机说道，“发生了什么事？你肯定是疯了，仅仅为了两百升的汽油就要我派人去送死？”
京舍与他擦肩而过，砰的一声关上休息室的门，这样就不会有人碰巧闯进来。然后，他又关上了通往元首套房的门，接着转过身来，瞪着双眼说道：“元首死了！”
肯普卡惊呆了，他认为希特勒只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了。
京舍一时失语。他伸出手指做手枪状，然后放进嘴里。
“爱娃在哪里？”
京舍指向希特勒的会客室，终于蹦出了几个字：“她和他在一起。”他花了好几分钟才结结巴巴地讲完了事情的经过。
林格从希特勒的会客室里探出头来。“汽油，”他叫道，“汽油在哪儿？”肯普卡说，他带来了大约一百七十升汽油，就在花园入口处的油桶里。
林格和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用一条深棕色的军用毛毯裹住希特勒的尸体，把他抬了出来。元首的脸被盖住了一半，左臂耷拉着。鲍曼抱着爱娃的尸体跟在后面。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一头金色长发松散地垂了下来。肯普卡一看到爱娃被鲍曼抱在手上，就忍不住了。她生前一直讨厌鲍曼，他暗暗想道：“别再多走一步了！”他朝京舍喊道：“我来抱爱娃。”然后默默地把她从鲍曼手中抱走了。爱娃尸体的左侧湿漉漉的，肯普卡以为是血；实际上，那是那个被打翻的花瓶里的水。要走四段楼梯才能到达花园，半路上，尸体差点从肯普卡的手里滑下来。肯普卡停住了脚步，无法继续往前走。不过，京舍很快就过来帮他，他们一起把爱娃的尸体抬到了花园。
俄国人又一次枪炮齐发，数枚炮弹射进了碎石堆中。只有帝国总理府那状如锯齿的围墙还没有倒塌，每一次炮弹爆炸，都让它震颤良久。
透过一团团的烟尘，肯普卡看见希特勒的尸体正放在距离地下掩体入口不足十英尺的地方。它被放在一个浅坑里，旁边是一台大型混凝土搅拌机。他的裤腿卷起；右脚向里撇着――他在坐车长途旅行时总是采取这个特有的姿势。
肯普卡和京舍把爱娃的尸体摆放在希特勒右侧。炮火突然加快了速度，变得更加密集，他们不得不躲进了入口。肯普卡等了几分钟，然后冲过去抓过一桶汽油，又向尸体跑回来。他把希特勒的左臂往身体上凑了凑。这个动作毫无必要，但他没办法让自己往元首身上浇汽油。一阵风吹动了希特勒的头发。肯普卡打开了油桶。这时，一颗炸弹爆炸了，弹片纷纷向他的身上落去；一颗榴霰弹从他头上呼啸而过。他又一次爬回来躲避。
京舍、肯普卡和林格在入口处等待炮火暂时停歇。当炮火停了之后，他们回到了尸体旁。肯普卡因厌恶而瑟瑟颤抖，把汽油洒在尸体上。他想，我不能这么做，但我做了。他看见也在往尸体上泼汽油的林格和京舍脸上有着同样的反应。在入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医生怀着病态的兴趣探头看了过来。
衣服被油浸透了，最强劲的风都吹不动它。轰炸又开始了，但三个人仍旧一桶又一桶地倒空了油桶，直到把停放尸体的浅坑灌满。京舍建议用一颗手榴弹来点火，但肯普卡不同意。把元首的尸体炸掉，这个想法太让人抵触了。他看见入口处的消防水龙带旁有一块很大的破布。他指给京舍看，京舍一把抓了过来，浸上了汽油。“火柴！”肯普卡喊道。
戈培尔递给他一盒。肯普卡划着火柴，把它丢到破布上。京舍拿着燃烧的破布跑了过去，把它扔在尸体上。一团蘑菇形状的火球伴随着一团团的黑烟从尸体上升了起来。在一座燃烧着的城市的背景下，这只不过是一团小小的火焰，但它却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家神情恍惚地看着它。
火焰开始缓缓地吞噬着尸体。饱受震动的人们蹒跚地退回了入口。更多的汽油被运来了，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京舍、林格和肯普卡不停地往燃烧着的尸体上浇着汽油。
十九天之内，这个世界的三位领导人死去了――一位死于中风，一位死于他自己之手，另一位死于他的人民之手。其中的两位――罗斯福和希特勒――是在同一年，即1933年，担负起了国家的领导职责；并且两人都被密友称为“元首”。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
直到晚上七点三十分左右，漫长的火葬工作才结束。随后，精疲力竭的京舍和肯普卡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地下掩体。会议室里一片骚乱。卫队长拉登胡伯和大本营区域的指挥官莫恩克当众哭了起来；其他人则近乎歇斯底里地争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没有元首领导他们，所有人都似乎不知所措了。最后，戈培尔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作为新任总理，他要召集一次会议以恢复秩序，并要求鲍曼、莫恩克、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参加。戈培尔的首批决定之一，是命令拉登胡伯将希特勒和爱娃的遗骨埋葬在花园里肯普卡的小房子旁边。然后，他们开始讨论派会讲点俄语的克莱勃斯越过火线，去和苏联人商谈某种协议的可能性。
魏德林还不知道希特勒已死。黄昏时，他收到克莱勃斯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他马上去地下掩体报到，并禁止从柏林突围，即使是小股部队也不行。这简直是疯了，魏德林真想不听他的；再过二十四小时，任何突围便都不可能了。敌人的队伍已深入至波茨坦广场区域，而另外一队人马已经沿着威廉大街一路推进到了空军部。
虽然路程还不到一英里，但是魏德林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了总理府。当他走入地下掩体时，天已经黑了。走廊里狂热的气氛让他迷惑不解，但是，第一个让他感觉出事了的迹象，是戈培尔坐在希特勒的桌前。克莱勃斯语气严肃地要他发誓保守秘密，然后透露说希特勒自杀了。
有如五雷轰顶的魏德林被告知，元首的死讯已经通知了斯大林，仅斯大林一人。克莱勃斯说，他将亲自去告诉朱可夫这一自杀事件，以及新政府的成立。之后，他会要求休战，并开始关于德国投降的谈判。希特勒一死，他与布尔什维克战斗到底的愿望便突然无影无踪了。
魏德林无法相信克莱勃斯是认真的，只是怀疑地看着他。“作为一名战士，你认为在胜利果实唾手可得之时，俄国最高统帅部会同意谈判休战吗？”他说，必须提出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柏林这场无谓的战斗。
绝对不可能投降。戈培尔叫道。
“帝国总理先生，”魏德林说，“您真的相信俄国人会与由您任总理的德国政府进行谈判吗？”
也许是一生之中的第一次，戈培尔无法立即反唇相讥。当他终于开口时，那些话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愿望，歪曲现实的人才能说出来的。他宣称，实现希特勒的遗愿是一项神圣的职责，克莱勃斯只能要求休战。
在返回战斗岗位的路上，肯普卡路过了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的房间。他看见玛格达・戈培尔正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脸茫然。她认出了肯普卡，于是要他进去。“我跪着乞求元首不要自杀，”她语气平平地说道，“他轻轻地扶起了我，平静地说，他必须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为邓尼茨铺平拯救德国之路的唯一方法。”
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肯普卡说，确实还有逃出去的可能。他告诉她，他有三辆输送人员的装甲车，有可能安全地把他们所有人都运出去。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脸上放晴了。这时，戈培尔走了进来，说克莱勃斯要亲自去见朱可夫，并要求“大家自由地离开地下掩体”。他曾发誓要与希特勒一起死，但是挽救自己和家人的本能占了上风。然而，就连这种本能也有它的限度。“万一谈判不成功，”他冷酷地说道，“我已作出了决定。我将留在地下掩体里，因为我不愿选择留在世上扮演一个永久难民的角色。”他转向肯普卡。“当然，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可以走。”
“如果我的丈夫留下，”戈培尔夫人连忙说道，“那我也会留下。我要和他共命运。”
没人将希特勒的死讯通知海军元帅邓尼茨。他只知道元首已指定他为继承人。鲍曼发电报告诉他，书面任命随后就到，因此海军元帅“有权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任何措施”。
鲍曼隐瞒全部真相，也许只是为了将这一消息亲自告诉邓尼茨。和戈培尔不同，他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他要逃出柏林。毫无疑问，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地下掩体里第一个见到邓尼茨的人。到那时，因为他的在场，他就可能保住自己的权力。
海军元帅是一名没有政治欲望的军人，这项任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推测，希特勒之所以任命他，是为了给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官扫清道路，以便体面地结束战争。他发电报给希特勒说，他的忠诚不附带任何条件，他将竭尽全力去柏林解救他。“然而，如果命运迫使我作为您的继承人来统治德国的话，我会继续战争，争取一个配得上德国人民这场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的结局。”
邓尼茨一直害怕希特勒之死会导致中央权威的终止，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那将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谓地失去他们的生命。现在，如果他迅速行动，无条件投降的话，也许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但是，首先他必须查明，这项任命是否能被希姆莱平静地接受，他在全国各地都有武装部队，而自己却一无所有。邓尼茨亲自打电话给希姆莱，最后，希姆莱不情愿地答应到普伦来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
邓尼茨把一支打开保险的手枪放在了他办公桌上的几份文件下面。他觉得这样做有些夸张，但却是必要的。希姆莱带着六个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勤务兵到了，不过却独自一人进了邓尼茨的办公室。邓尼茨拿出宣布任命他为希特勒继承人的电报。“请您看一下这个。”他紧盯着希姆莱说道。帝国元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整个人“仿佛被针扎了似的”抖了一下。即使在他试图与丘吉尔和杜鲁门谈判的消息曝光之后，希姆莱仍旧深信他会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在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他站起身来，笨拙地鞠了个躬。“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说道，“请让我在您的政府中做您的副手。”
希姆莱那可怜的语气给了邓尼茨信心，但他还是将手挪向了藏着的手枪。“这不可能，”他坚定地答道，“我没有工作给您！”
希姆莱清了清喉咙，好像要说些什么。然后，他听天由命地起身离开。邓尼茨也站了起来，把希姆莱送到门口。希姆莱低着头走出大楼，后面跟着他的六个保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