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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罗斯袋形阵地
整个西线即将土崩瓦解。在南面，豪赛尔的G集团军已被布雷德利拦腰截断；在北面，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的H集团军正被蒙哥马利粉碎。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的军队――辛普森、霍奇斯和巴顿――现在可以集中兵力彻底摧毁中部的莫德尔的B集团军了。
面对迫在眉睫的灾难，三个集团军的指挥官恳求西线司令凯塞林让他们大规模撤退。但是，这位西线司令沉湎于希特勒灌输给他的无望的哲学――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向他们保证，每多守住一天莱茵河，就意味着进一步“加强了西线”。
然而，在他的指挥官们看来，每多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更多人员和物资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中部指挥官莫德尔从未中止他的要求，但凯塞林只是同样坚持地予以拒绝；莫德尔必须守住性命攸关的鲁尔地区。
3月29日，莫德尔起草了一份分析整个局势的报告，并通过电传打字机拍发给凯塞林：把敌人拖在雷马根桥头堡，阻止敌人大面积前进渡过莱茵河的任务已告失败；因此，继续这种防御战是“荒唐的，因为它丝毫都牵制不了敌人的军队”。必须下达新的任务，因为一支美国装甲部队――这是指理查逊特遣队――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帕德博恩郊区。要不是它孤军深入，B集团军肯定会被从侧翼包围。
莫德尔请求允许他用LIII步兵兵团在帕德博恩以西约四十英里处向东发起进攻。这样就恰好可以切断美国先头部队的退路，让它断绝一切的给养和支援。凯塞林同意了，于是莫德尔命令LIII兵团指挥官在次日，即3月30日早上发起攻击。
前方，理查逊正在准备进攻帕德博恩，根本没有怀疑德国人即将在他后面四十英里处发动攻击，准备切断他与第三装甲师大部队的联系。天边刚刚露出第一道曙光，他便动身了。天色阴暗，漫天乌云。在一个十字路口，德军的“美洲豹”击毁了理查逊打头的两辆坦克。又走了两英里，在离帕德博恩仅三英里远的一个村子里，一支规模可观的“美洲豹”和“虎”式坦克部队突然冲了出来，凶猛地进行攻击。在短促猛烈的战斗之后，双方都向后撤去。这场战斗以平局结束：哪一方都不能前进，否则便会被歼灭。理查逊通过无线电要求出动“雷电”式飞机攻击藏在一座小山后面的德国人，但是天上浓重的乌云令空军的支援变得毫无可能。理查逊迫切需要坦克上的风扇、皮带以及弹药和汽油，他要求空投这些物资。“没有飞机。”后方给以简练的回答。几分钟后，更糟糕的消息传来了：德国人已在他们后面四十英里处发动了突袭，他们同基地的联系即将被切断。
现在，理查逊只能挖掘战壕了，希望前线严阵以待的德国人不会发起进攻。他们也和他一样警惕，没有采取行动。但是，黄昏时分，理查逊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大六”――第三装甲师师长莫里斯・罗斯将军――要来视察理查逊特遣队，希望见一见队里的某个人。理查逊通过无线电回答说，他甚至连一辆吉普车都抽不出来。“不要把大六送到这里来！”他警告道，然后突然关掉了无线电。
罗斯目前正在理查逊右边五英里处，暂时和韦尔伯恩特遣队在一起。约翰・韦尔伯恩上校刚刚从空军方面获悉，前面的四辆“虎”式坦克被P-47飞机炸毁了，于是他便放心地继续前进。走了几英里之后，并没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正当美国人沿着一座荒芜的小山滚滚而前时，一排目标精确的八十八毫米炮弹猛烈地迎面打来。那四辆“炸毁了”的坦克都还健在。它们只是被一些凝固汽油弹击中了，而不是通常的杀手――五百磅的炸弹。韦尔伯恩和打头的三辆坦克安然无恙地驶进一道河谷隐蔽了起来，但后面的七辆坦克却像静坐的鸭子一样被逐个干掉了。
罗斯将军是一个犹太教长的儿子，是一位富有攻击性的指挥官。他相貌堂堂，表情严厉，穿着一条马裤和一双闪亮的靴子。他离前面着火的坦克只有半英里远。得知打头的三辆坦克已经成功通过之后，他通过无线电向跟在后面的多恩特遣队寻求支援。
然而，正在这时，东南方向突然出现了七八辆“虎”式坦克，从后面截住了韦尔伯恩特遣队，阻止了多恩前进。这支新的德国部队已经击毁了一门反坦克炮和几辆运载人员的装甲车。除了打头的三辆坦克，韦尔伯恩特遣队如今已被彻底包围。前面，可以看见四辆“虎”式坦克正跨在山顶的路上；后面，至少又有七辆坦克正喷着火舌慢慢开过来；四面的森林里，全都藏着德国步兵。
黄昏时分，P-47飞机飞走后，九辆德国坦克呈三辆一排突然从左边的丛林里钻了出来，出现在这支被切断的队伍前方。它们慢慢地沿着大道开过来，一路向所有车辆扫射，并且不断地向沟渠开火。罗斯和他的特遣队被困住了。前后夹击的坦克有条不紊地摧毁了视线里的一切事物。现在只有那些美国车辆在燃烧着，发出了一点光亮。最好不要移动。但是，除了移动，别无选择。
师炮兵指挥官弗雷德里克・布朗心想，这“简直是但丁笔下地狱里的野蛮一幕”。他建议罗斯冒着轻武器的炮火从左面的树林穿过去，以便绕过堵住后路的那些坦克。可是，罗斯指出，韦尔伯恩转弯的地方前面已经没有坦克射击了――那四辆“虎”式坦克肯定已经撤了回去。因此，他争论道，从右边走更安全，避开车辆燃烧的火光，然后向前赶上韦尔伯恩。
于是，将军这支队伍――两辆吉普车，一辆装甲车，后面跟着一个骑摩托的通讯员――离开正在熊熊燃烧的那排坦克，向韦尔伯恩的方向开去。走了一英里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在右边的一条大路上，他们可以看到一辆韦尔伯恩的坦克隐隐约约的轮廓。罗斯的队伍离开大道――通向理查逊特遣队的那条――开始向那辆坦克走去。坦克已不能使用，是报废掉的。突然，前方的丛林里响起一阵迅疾的轻武器炮火。罗斯的队伍迅速回到大道上，继续向理查逊的方向赶去。布朗上校开着吉普车走在最前面，随后依次是罗斯的吉普车、装甲车和摩托车。
这四辆车刚往一个山坡上爬，布朗就看见一辆大坦克在黑暗中向他们冲了下来。“那是一辆新‘杰克虎’坦克。”他说。他认为，那可怕的身形是韦尔伯恩的一辆新“潘兴”式坦克。但是，当坦克滚滚驶近时，布朗车上的一个乘客――乔治・“西福德”・加顿上校――注意到它有两个排气管；而“潘兴”式坦克只有一个。这是一辆“虎”式坦克，加顿肯定地认为，其他德国坦克就跟在后面。“‘虎’式坦克，”他高声向布朗喊道，“快离开大路！”布朗加大油门，从另外两辆坦克旁边开过去，想找一个地方转弯。
前三辆德国坦克没有意识到他们刚刚与一支敌人的队伍擦肩而过。但第四辆坦克突然转身，横到了布朗前方的路上。布朗的吉普车被挤在了一棵树和一辆“虎”式坦克之间，他急忙取掉油箱开了过去。正当他放慢速度想看看罗斯是否也过来了时，第五辆“虎”式坦克逼了上来。布朗连忙向右转弯，加大油门，飞过壕沟，越过大路，然后在一片田野中间停了下来。后面，德国人的炮火腾空而起，他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所有人都爬出吉普车，向树林跑去。
罗斯的吉普车――上面还有司机五级技术军士舒恩斯和将军的副官罗伯特・贝林格尔――超过了第二辆坦克，但被第三辆堵住了。罗斯和其他人跳到路上。“虎”式坦克上的枪炮不祥地紧跟着他们。这时，一个德国人从炮塔里探出头，挥舞着手提冲锋枪，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
“我想他们是要我们缴械投降。”罗斯说。
贝林格尔和舒恩斯解下肩上的枪套。但是，站在他俩中间的罗斯必须弯下腰才能解开手枪带。
突然，敌人射来一阵断断续续的炮火。罗斯倒在路上，死掉了。在黑暗中，紧张的德国坦克指挥官误解了罗斯将军的意图。舒恩斯纵身跳到坦克后面，躲过对方的射击。贝林格尔则朝相反的方向一跳，落到了一个土坑里。他吸引了所有的火力，但竟奇迹般地没有被击中。接着，他逃进树林里躲了起来。舒恩斯的腿摔断了，但他也逃掉了。但是，装甲车上的人员和师作战官韦斯利・斯韦特中校都被德国人包围了。
第一次伏击的幸存者还散布在原野上。他们一边跑，一边扔掉了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鲁格尔手枪、手表和其他战利品。他们害怕报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没有根据的。很少有德国人想报复，而想对美国佬穷追不舍的就更少了。
当晚，从树林中逃跑的士官布莱恩特・欧文和阿瑟・豪希尔德意外地遇到了将近一百名德国人，德国人迫不及待地举手投降了。两位士官轮流站岗。欧文上一周睡得很少，在站岗时打了两次盹。但是，每次都有一个俘虏叫醒了他，敦促他“干活儿”。天刚拂晓，欧文和豪希尔德便赶着俘虏们踏上了一条林间小道。他们希望方向是正确的。走了几英里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小小的哨所。幽暗之中，他们看见里面有一个士兵，但分辨不出他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
“耶稣基督！”看见这队德国人之后，哨兵喊道。欧文真想亲吻他。
两名士官刚把俘虏交给师部的一个军官，便奉命立即回去寻找罗斯的尸体。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在路上找到他。德国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杀了一名美军师长。他的吉普车里的地图和密码都没被动过，掉进土坑里的装甲车上的那些地图和密码也完整无损。罗斯的四十五毫米口径的手枪还在他的枪套里。欧文把它取了出来，以便将来寄还给将军的家人。他们把吉普车和装甲车里翻了个遍，才找到一条毯子。然后，他们用绳子把罗斯的尸体捆在毯子里，把他的钢盔放在他的胸前，接着，开始费力地把他向后方拖去。当他们靠近美军防线时，一名后备少尉问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当他们告诉他之后，这名少尉责备他们竟如此无礼地对待一名将军。欧文还有数名朋友的尸体躺在那条路上，一气之下痛骂了这个少尉一顿，结果却被送交了军事法庭。
3月30日，刚刚肩负着特别使命从美国来到英国的伯纳德・巴鲁克，乘车从伦敦来到春色如茵的英国乡间。沿途，丘吉尔对他动情地谈论着他那两位亲爱的朋友，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
几天前，霍普金斯来到巴鲁克在华盛顿索尔海姆酒店里的套房，暗示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在战后将面临的很多问题。霍普金斯说，无论是他，还是美国驻英国宫廷大使约翰・怀南特，都未能使首相改变立场。罗斯福想知道，巴鲁克是否可以去试试对他的老朋友施加影响。
巴鲁克前去拜会总统，想得到更明确的指示。但是，罗斯福一开始似乎更想谈论“纵横字谜行动”以及俄国那毫无理由的多疑反应。最后，罗斯福谈起了正题。他想让巴鲁克去见见丘吉尔，研究一下“与和平有关的各种问题”。巴鲁克试图得到进一步的详细指示，但却徒劳无功，因此，他觉得总统“几乎已经疲乏得无力作出决定”。不过，罗斯福在有一点上是明确的。“如果英国人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他说，“那将是一个重要的举动。”巴鲁克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当然还是会把这一意见转告首相。
“需要我写封信给温斯顿吗？”罗斯福问道。
“不需要任何信件，”巴鲁克明智地说，“您将来可能会矢口否认的。”
从斯退丁纽斯、阿诺德、莱希和金那里得到简要说明后，巴鲁克乘坐总统的私人飞机飞到了英国。总统把这架飞机昵称为“圣牛”。此刻，在前往首相乡间别墅的路上，巴鲁克问丘吉尔：“关于与您为难的那些人的传闻是怎么回事？”接着，他谈起了首相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问题。丘吉尔回答说，他认为这个组织没用。
“它会有什么危害吗？”
“不会，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如果它不会有什么危害，为什么不让总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呢？”
还没到乡间别墅，丘吉尔便表示支持总统――因为总统毕竟是支持他的。
然而，丘吉尔刚刚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发给他的一封无线电报。他认为，这份电报显示了，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意识到战后俄国的威胁。在这之前，丘吉尔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质疑绕过柏林一事是否明智。这封电报就是对这一电话的回应。在回复中，艾森豪威尔重复了以往的论据，再次强调了他的决定：把柏林留给斯大林，而他则只是向东进军，“同俄国人会师或拿下易北河战线”。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收到了一封更加令人不安的信。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他们的英国同行严厉指责艾森豪威尔新决定一事所作的答复。信中断然声称：“在为了尽早摧毁德国军队或他们的抵抗力量而采取的措施方面”，艾森豪威尔是“最好的裁判”；他的战略观念是“合理的，因为他总的观点是要尽快地摧毁德国，所以应该得到完全的支持”。毫无疑问，美国的指挥官们是在坚定地，甚至是放肆地支持艾森豪威尔。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仍在就他为什么决定不攻占柏林一事向马歇尔解释。这不是“根本战略的改变”。柏林本身“已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而且，他说道，集中兵力向德国首都南部发动新的进攻，“将比部队分散行动更加迅速地导致柏林的陷落”。
在对蒙哥马利谈到柏林问题时，艾森豪威尔甚至更为明确，他发电报说：
……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柏林）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我从未对其有过兴趣。我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军队和它的抵抗力量。
第二天，即3月31日，丘吉尔给英国指挥官们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他们未征求他的意见，就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了一封极其感情用事的电报，而电报中有诸多前后矛盾之处。他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又指出，“我们只有四分之一的部队去攻打德国，因此，自1944年6月以来，形势已有了显著的变化……简言之，我们的电报为美国参谋长们提供了很多争论的可能性，他们将猛烈地进行反驳”。
在这份备忘录派发之前，丘吉尔收到了一份复本，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艾森豪威尔表示强烈支持的一封富有攻击性的回电。阅后，他在备忘录上又加了一句：“又及：以上是我在看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之前口授的。”
他还就艾森豪威尔前一天的电报发了一封回电。回电中，他以卓越的洞察力逐条反驳了艾森豪威尔的论据――在后来著书时，丘吉尔删去了电文的最后几句话：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跨过易北河会成为一个优势。如果敌人的抵抗会像您显然所希望的那样削弱下去，并且它可能真的会削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跨过易北河，尽可能远地向东方挺进？当南部的俄国军队似乎肯定要进入维也纳并征服奥地利之时，如果我们故意把柏林让给他们，即使我们完全可以拿下它，这将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二者将加强他们本已非常明显的信念，即一切都是他们的功劳。
另外，我并不认为柏林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更没有失去它的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将在心理上对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抵抗产生深远的震动。如果柏林屹立不倒，大部分德国人便都会认为，战斗到底是他们的使命。那种认为攻占德累斯顿，并同俄国人在那里会师是一次重大胜利的想法并没有吸引我。已经迁到南方的德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可以非常迅速地再次南迁。然而，在我看来，只要柏林上空还飘扬着德国旗帜，这个城市就仍然是德国最关键的地方。
因此，我更倾向于采取以下计划：我们跨过莱茵河，也就是说，美国的第九军和第二十一军一起向易北河挺进，越过柏林。这同您根据贵军在鲁尔以南进行的辉煌战斗而正确策划的庞大的中部攻势在任何形式上都不矛盾。这只是把部队的重心移至北翼，避免使英王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范围。
当晚，在莫斯科，迪恩将军和哈里曼同他们的英国同行们前往克里姆林宫，把那封压了很久的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的信的英文版和俄文版交给了斯大林。看完之后，元帅仍像平时那样板着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他说计划“似乎不错”，但在征求参谋部意见之前，他不能作任何保证。接着他问，艾森豪威尔是否了解德国中部地区的阵地部署情况。
“不了解。”迪恩回答说。
在南部发动的助攻是从意大利开始还是从西线开始？
迪恩说，他认为是从西线开始。
根据苏联的情报，德国在西线有六十个师。迪恩他们能证实这一情报吗？
美国人说，经他们计算，有六十一个师。
德国人在西线有额外的后备军吗？
显然没有。
此时，哈里曼问到东部的气候条件。“好多了。”斯大林说。
“以前您曾估计，东线的行动会在3月底陷入困境，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哈里曼问道。
“形势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斯大林解释说，今年洪水来得早，道路现在已经开始干燥了。他们继续谈了一会儿东线的情况。斯大林一直在考虑那封关于柏林问题的信。这时，他突然说道：“艾森豪威尔关于主攻方向的计划不错。它可以使我们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把德国切成两半。”他还认为这个方向有利于同红军会师。之后，他又说，他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认为德国人会在捷克和巴伐利亚的山区进行垂死抵抗。斯大林向他的客人们保证，明天他就给总司令回信。显然，他很满意。
英国，布鲁克在同蒙巴顿钓了一天鱼后回到家里，发现首相来了一封电报。首相要参谋长们第二天到乡间别墅去见他。
布鲁克提前结束了周末，第二天上午就动身去了首相的乡间别墅。这天是复活节，4月1日。整整两个小时，参谋长们都在同丘吉尔讨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布鲁克认为，这整件事情，包括把辛普森调归布雷德利指挥，是“由于美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努力不至于在英国的指挥下失败”。但几人认识到，他们对此毫无办法。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更为细致的解释让人清楚地看到，其计划“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主攻方向由柏林改为莱比锡。
会后，参谋长们拟就了一封电报，回复布鲁克口中的“美国参谋长们粗鲁的电报”。与此同时，丘吉尔也给罗斯福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尽管电报采取了和解的态度，宣称两国是“曾经作为盟友并肩战斗过的最为真诚的朋友和同志”，但是，其中仍然强调了丘吉尔的坚定信念，即应该立即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揭露并抵制富有侵略性的苏联的真正本性。
……非常坦率地说，柏林仍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就使德国所有的抵抗力量产生绝望的心理影响来说，没有任何事件堪与柏林的陷落相比。对于德国人民来说，那将是战败的最明显标志。一方面，如果听任它在残垣断壁中继续被俄国人围攻，那么，只要德国的旗帜还在城市上空飘扬，就会鼓舞所有的德国士兵拼死抵抗。阁下和我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俄国军队毫无疑问将征服奥地利，进入维也纳。如果他们再攻占了柏林，难道不会觉得他们对我们共同取得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吗？这难道不会导致他们产生某种想法，从而在未来平添许多严重而可怕的困难吗？因此，我认为，从政治立场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地向东挺进德国，柏林既然已经唾手可得，就当然应该占领它。从军事角度来说，这也是明智之举……
当天晚些时候，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直截了当的战略竟要受盟国的民族主义考量的影响，实在令人遗憾之至……不过，正像温斯顿所说的，‘只有一种情况比同盟友一道作战更糟，那就是不和他们一起作战！’”
布鲁克的心情少有地放松，但艾森豪威尔在答复丘吉尔最新一封电报时，却心烦意乱。特别使他烦恼的是首相的最后几句话。艾森豪威尔重申，他“没有改变任何计划”，唯一的不同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然后，他继续写道：
您认为我想“使英王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范围”，即使说不上伤心，这也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在我脑中，从未有过这种想法。而我认为，我指挥盟军两年半以来的记录应当能让您消除这种想法。然而，除此之外，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确认我们的后方已被充分清空并且向莱比锡的进攻已取得成功之前，让在自己战区前进的第九军由布雷德利指挥，就会严重影响英国第二军和加拿大军队的作用、行动或威望……
非常自然，如果在执行“月食行动”过程中的任何时刻，整条战线的任何一处条件突然成熟的话，我们便将长驱直入，卢贝克和柏林将被列为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攻击目标之一。
如果说英国人还在生艾森豪威尔的气，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却极其满意。同一天，迪恩将军把斯大林一封高度机密的私人电报转给了总司令：
阁下通过贵军与苏军会师，从而把德军一分为二的计划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一致。
我还同意贵军与苏军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会师。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军的主力进攻应在这个方向。
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派次要的部队攻打柏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竟然使用了艾森豪威尔的柏林已失去战略重要性这一论据――尽管在总司令给他的电报中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来掩饰自己的意图，而此时此刻，朱可夫却正在为针对柏林发起最后的恐怖进攻做着临行前的准备工作。
复活节那天，一些盟军战俘从战场上被转移去了巴伐利亚；另外一些则仍留在营区里，等待盟军或俄国军队随时可能解救他们；还有一些俘虏早已被俄国人解放了，但却并没有解放感。不过，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这一天都有着同样特殊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自由似乎触手可及。
汉默尔堡的战俘队伍在向纽伦堡走了三分之一路程后，停下来中途休息。他们最害怕的是己方部队的空袭。美国飞机已经几次俯冲下来要进行轰炸，好在及时发现了战俘们在田野上竖起的牌子。但这样的好运能持续多久呢？
十一点，卡瓦诺神父在一个古老的献给圣・约瑟夫的乡间教堂里做起了弥撒。这是自从在阿登战役中被俘后，他第一次走进一座天主教教堂。他穿上村牧师那沉重的黄金法衣，开始为挤在教堂里的八十人举行宗教仪式：
“亲爱的俘虏们，今日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祈愿我们幸福，尽情享受这宝贵的时光……在过去的四天中，我们艰难地翻山越岭，我们同我们走过的大路两旁那些十字架所代表的耶稣一起经受了苦难……
“我们应祈求上帝降给我们厚恩。我们祈求他继续保护我们，解除我等之罪，去恶扬善。”
很多人的泪水都滚滚而下，卡瓦诺神父自己的眼眶也湿润了。“复活节是和平的节日――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和平，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政治生活中的和平，家庭生活中的和平，每一位上帝的子民心中的和平。让我们将这次弥撒和敬领圣体献给和平，祈祷和平尽快降临世间。”
柏林北面的IIA集中营里，战俘们心中坚信，无论如何，和平正在接近。他们的看守现在对他们平等以待，而不再拿他们当俘虏，并且对于他们那些通常会受到严厉惩罚的过失统统视而不见。上周日，桑普森神父在当着几个看守的面做弥撒时靠着圣坛――里面藏着集中营的电台――说：“先找一找天国和正义女神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像他念了“芝麻开门”一样，活板门突然打开了――他在前一天晚上忘了用长钉把门闩住――违禁的电台滚了出来。尴尬的神父把电台塞回原处，全场顿时哄笑起来――所有人，除了看守。他们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也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一事件。
此刻，在复活节这天，在临时搭就的一个圣坛周围的一大片空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战俘开始聚集了起来。而看守们对此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抗议。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神父们甚至都没通知集中营的指挥官，就筹备了一场露天的大礼弥撒。除了在全国圣体大会上，桑普森神父从未见过如此拥挤的人群。布道――分别用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进行宣讲――非常简洁，但却激动人心：在战俘营里，没有争吵，没有摩擦，没有仇恨，也没有为了谋求权力均衡而进行的阴谋与斗争；在这里，有一位所有人都会热爱并服从的君主，而在这种热爱与服从之中，将可以找到每一个人渴求已久的幸福与自由。
到3月31日中午，莫德尔从鲁尔区发动的拼死进攻，已在美军第三装甲师的战线上打出了八英里长的缺口――切断了理查逊和霍根特遣队。第三装甲师所属兵团的指挥官“莱特宁・乔”・柯林斯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刚刚从俘虏的口中获悉，德国人将对他的左翼发起反攻。他立即给一个老朋友，辛普森将军，打了一个电话。柯林斯迫切需要支援――即使不得不从属于另一个集团军的部队那里得到。
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原计划在几天后同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会师――而这将缝合鲁尔地区的袋形阵地。但是，柯林斯告诉辛普森，蒙哥马利前进得太慢，必须尽快会师，否则德国人就会“向帕德博恩方向突围”。
“比尔，我很担心，”柯林斯说，“我的战线太长，兵力却又太少。”他要求辛普森从第二装甲师抽调一支战斗部队，并立即派其向帕德博恩前进。“我也将派一支战斗部队去同他们会合。”
辛普森未同蒙哥马利商量就答应了柯林斯的要求。傍晚时分，他的第二装甲师开始向南急驰而去。队伍的排头附近，是第六十七装甲团E连的指挥官威廉・杜利中尉。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执行一个重要任务，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赶向哪里。上司只简单地命令他向利普施塔特迅速推进，那是位于帕德博恩以东二十二英里处的一座城镇。夜色浓重，尽管他不时地可以听见远处传来手提冲锋枪的射击声，却什么也看不到。实在太紧张了。南面持续不断地传来了猛烈的炮声，以至于坦克都因震动而晃了起来。那是鲁尔城内战斗的炮火。
但是，杜利的连队只遇到了手提冲锋枪和轻武器的零散抵抗。到复活节早上六点钟，他们已行军五十英里，抵达了利普施塔特的郊区。步兵踉踉跄跄地走下半履带式装甲车，清空了遇到的第一排房子，然后便冲进了城里。这时，一辆德国坦克出现了，向第一辆美国坦克开了火。幸运的是，炮弹从炮塔右边擦了过去。随即，德国坦克便逃走了。又往前走了一段，美国部队撞上了堆在路上的一些水泥块，但是突然跑出来一些百姓，把水泥块推走了。
一排排长唐纳德・E。雅各布森少尉奉命要进城；有一个步兵班被困在了一座医院里，需要援助。雅各布森令他的部下登上坦克，向城里出发。他们刚刚靠近医院，就有三十几个德国人举着手从里面走了出来。雅各布森叫他们也上了坦克，然后继续开向城里，一心想打一仗。到了利普施塔特的另一头时，他看见几辆坦克正从东面开来。他刚要开火，却认出这是第三装甲师的“M-5”型坦克。
这时是凌晨一点，整个莫德尔的集团军，总共约三十万人，都被包围在了德国的最后一个工业区内。然而，对于完成这一史诗般会师的美国人来说，这只是普普通通的另一天。他们彼此开着下流的玩笑，为不必在这里打仗而松了一口气。
直到聚集在一座教堂附近的摄影师和通讯记者涌上来采访他时，雅各布森才意识到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的重要意义。然后，他想道：这些真正浴血奋战的人竟是如此茫然无知，真是太让人吃惊了！
这一天，艾森豪威尔把柏林留给俄国人的决定仍是令丘吉尔最为不安的事。但是，首相担心的是，除非就此打住，否则，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必然导致不快的结果。不过，他还不想结束讨论这一问题。
他折中地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通情达理的友善的电报：
再次感谢您如此善意的电报……然而，现在我更加重视攻占柏林的问题，我们对其可以手到擒来。莫斯科给您的回电中的第三段说道：“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这应从我所说的政治方面来理解。我认为，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人会师非常重要……
然而，和前几封电报一样，这封电报并没有对艾森豪威尔起到什么作用。他是那么地坚持自己的计划，那么真诚地相信其军事正确性，以至于他甚至“准备小题大做”。
当凯塞林回到他设在图林根森林中的战斗指挥部时，他的参谋长维斯特法尔报告说，元首大本营刚刚来了新的命令，命令莫德尔要把鲁尔作为一个要塞来守卫――不得试图撤离。
凯塞林简直难以相信。最高统帅部难道不知道吗？陷入重围的鲁尔食物匮乏，仅够全体军民吃两三个星期。此外，艾森豪威尔不会对鲁尔有任何战略兴趣：他的目标在东边更远处。
西线已不再是一条战线。北面的布拉斯科维茨已被粉碎；南面的豪赛尔同样也已被摧毁，他的余部分散在各处，混乱不堪；中部的莫德尔命运已经注定。凯塞林的整条战线已经人间蒸发了。从现在起，只能采取牵制性的行动。
许多天以来，鲍曼第一次写信给他的夫人，描述了笼罩在柏林上空的一片绝望的乌云。他警告他的“挚爱”说，维也纳的军事形势“糟糕得可怕，人们只能期待最坏的结局”，她应该准备好撤离上萨尔斯堡前往蒂罗尔。“这让我既悲伤又愤怒，因为目前，除了给你写信之外，我已别无快乐。”他最后写道，“但是，当和平的好时光来临之时，我一定要尽力弥补。”
然而，有些德国人仍然拒绝正视日益惨重的灾难。比如，希姆莱便坚持说，军事形势并未绝望。“我已准备好为德国做任何事情，但是战争必须继续。”在一次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见中，他对两位倾听者，贝尔纳多特伯爵和施伦堡将军说，“我向元首宣过誓，我要履行我的誓言。”
“难道您没意识到吗？德国已经输了这场战争！”伯爵高声说道，“坐在您的位置上，肩负如此重大责任的人，不能盲目地服从上级，而应该勇敢地负起责任，作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决定。”
希姆莱沉默不语，陷入了沉思之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直到一分钟后有人叫他接电话。他站起身来，迅速地离开了房间，似乎为找到借口避开贝尔纳多特的谴责而感到解脱。施伦堡很高兴自己的上级受到了如此压力，于是敦促贝尔纳多特，要他进一步强调这一问题。
但是，当希姆莱回来时，贝尔纳多特却把话题转移到了自己的任务上。他要求把所有的丹麦人和挪威人立即转移到瑞典去。
希姆莱脸上掠过一丝忧惧的神情。“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很乐意同意您的要求，但我不可能这么做。”他突然转换了话题，承认德国政府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对英国不坦白就是一个错误。至于我――好吧，当然，我现在被认为是所有活着的人中最残忍最暴虐的一个。但是，我希望宣布一件事：我从未公开污蔑过德国的敌人。”
“如果说您没有这样做过，但希特勒却做得非常彻底。”伯爵回答道，“他曾说过：‘我们应该把英国的所有城市都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盟军系统地轰炸德国城市难道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美军在利普施塔特会师，以及鲁尔袋形阵地崩溃的第二天，希特勒终于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承认，德国的彻底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但是，即使是这种前景，”他说，“也不能动摇我对德国人民的未来那不可战胜的信念。我们受的苦难越重，不朽德国的复兴就越光荣！”
虽然他本人不能忍受在一个战败的德国里生活，但是，现在他却想给那些幸存者们提出一些“行动准则”。他建议他们“尊重我们所颁布的种族法则”，并且“维护所有德意志种族的不可瓦解的统一”。
接着，他预言说，只有两个世界大国能从德国的战败中崛起――美国和苏联。“历史和地理的规律，将迫使这两个大国进行一场军事或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较量。同样，这些规律将使这两个大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的敌人。同样肯定的是，这两个大国迟早要寻求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大国，德国的支持。我要强调指出，在我的指挥下，德国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任何一个阵营的马前卒。”
§§第三部 东西会师
面对迫在眉睫的灾难，三个集团军的指挥官恳求西线司令凯塞林让他们大规模撤退。但是，这位西线司令沉湎于希特勒灌输给他的无望的哲学――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向他们保证，每多守住一天莱茵河，就意味着进一步“加强了西线”。
然而，在他的指挥官们看来，每多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更多人员和物资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中部指挥官莫德尔从未中止他的要求，但凯塞林只是同样坚持地予以拒绝；莫德尔必须守住性命攸关的鲁尔地区。
3月29日，莫德尔起草了一份分析整个局势的报告，并通过电传打字机拍发给凯塞林：把敌人拖在雷马根桥头堡，阻止敌人大面积前进渡过莱茵河的任务已告失败；因此，继续这种防御战是“荒唐的，因为它丝毫都牵制不了敌人的军队”。必须下达新的任务，因为一支美国装甲部队――这是指理查逊特遣队――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帕德博恩郊区。要不是它孤军深入，B集团军肯定会被从侧翼包围。
莫德尔请求允许他用LIII步兵兵团在帕德博恩以西约四十英里处向东发起进攻。这样就恰好可以切断美国先头部队的退路，让它断绝一切的给养和支援。凯塞林同意了，于是莫德尔命令LIII兵团指挥官在次日，即3月30日早上发起攻击。
前方，理查逊正在准备进攻帕德博恩，根本没有怀疑德国人即将在他后面四十英里处发动攻击，准备切断他与第三装甲师大部队的联系。天边刚刚露出第一道曙光，他便动身了。天色阴暗，漫天乌云。在一个十字路口，德军的“美洲豹”击毁了理查逊打头的两辆坦克。又走了两英里，在离帕德博恩仅三英里远的一个村子里，一支规模可观的“美洲豹”和“虎”式坦克部队突然冲了出来，凶猛地进行攻击。在短促猛烈的战斗之后，双方都向后撤去。这场战斗以平局结束：哪一方都不能前进，否则便会被歼灭。理查逊通过无线电要求出动“雷电”式飞机攻击藏在一座小山后面的德国人，但是天上浓重的乌云令空军的支援变得毫无可能。理查逊迫切需要坦克上的风扇、皮带以及弹药和汽油，他要求空投这些物资。“没有飞机。”后方给以简练的回答。几分钟后，更糟糕的消息传来了：德国人已在他们后面四十英里处发动了突袭，他们同基地的联系即将被切断。
现在，理查逊只能挖掘战壕了，希望前线严阵以待的德国人不会发起进攻。他们也和他一样警惕，没有采取行动。但是，黄昏时分，理查逊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大六”――第三装甲师师长莫里斯・罗斯将军――要来视察理查逊特遣队，希望见一见队里的某个人。理查逊通过无线电回答说，他甚至连一辆吉普车都抽不出来。“不要把大六送到这里来！”他警告道，然后突然关掉了无线电。
罗斯目前正在理查逊右边五英里处，暂时和韦尔伯恩特遣队在一起。约翰・韦尔伯恩上校刚刚从空军方面获悉，前面的四辆“虎”式坦克被P-47飞机炸毁了，于是他便放心地继续前进。走了几英里之后，并没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正当美国人沿着一座荒芜的小山滚滚而前时，一排目标精确的八十八毫米炮弹猛烈地迎面打来。那四辆“炸毁了”的坦克都还健在。它们只是被一些凝固汽油弹击中了，而不是通常的杀手――五百磅的炸弹。韦尔伯恩和打头的三辆坦克安然无恙地驶进一道河谷隐蔽了起来，但后面的七辆坦克却像静坐的鸭子一样被逐个干掉了。
罗斯将军是一个犹太教长的儿子，是一位富有攻击性的指挥官。他相貌堂堂，表情严厉，穿着一条马裤和一双闪亮的靴子。他离前面着火的坦克只有半英里远。得知打头的三辆坦克已经成功通过之后，他通过无线电向跟在后面的多恩特遣队寻求支援。
然而，正在这时，东南方向突然出现了七八辆“虎”式坦克，从后面截住了韦尔伯恩特遣队，阻止了多恩前进。这支新的德国部队已经击毁了一门反坦克炮和几辆运载人员的装甲车。除了打头的三辆坦克，韦尔伯恩特遣队如今已被彻底包围。前面，可以看见四辆“虎”式坦克正跨在山顶的路上；后面，至少又有七辆坦克正喷着火舌慢慢开过来；四面的森林里，全都藏着德国步兵。
黄昏时分，P-47飞机飞走后，九辆德国坦克呈三辆一排突然从左边的丛林里钻了出来，出现在这支被切断的队伍前方。它们慢慢地沿着大道开过来，一路向所有车辆扫射，并且不断地向沟渠开火。罗斯和他的特遣队被困住了。前后夹击的坦克有条不紊地摧毁了视线里的一切事物。现在只有那些美国车辆在燃烧着，发出了一点光亮。最好不要移动。但是，除了移动，别无选择。
师炮兵指挥官弗雷德里克・布朗心想，这“简直是但丁笔下地狱里的野蛮一幕”。他建议罗斯冒着轻武器的炮火从左面的树林穿过去，以便绕过堵住后路的那些坦克。可是，罗斯指出，韦尔伯恩转弯的地方前面已经没有坦克射击了――那四辆“虎”式坦克肯定已经撤了回去。因此，他争论道，从右边走更安全，避开车辆燃烧的火光，然后向前赶上韦尔伯恩。
于是，将军这支队伍――两辆吉普车，一辆装甲车，后面跟着一个骑摩托的通讯员――离开正在熊熊燃烧的那排坦克，向韦尔伯恩的方向开去。走了一英里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在右边的一条大路上，他们可以看到一辆韦尔伯恩的坦克隐隐约约的轮廓。罗斯的队伍离开大道――通向理查逊特遣队的那条――开始向那辆坦克走去。坦克已不能使用，是报废掉的。突然，前方的丛林里响起一阵迅疾的轻武器炮火。罗斯的队伍迅速回到大道上，继续向理查逊的方向赶去。布朗上校开着吉普车走在最前面，随后依次是罗斯的吉普车、装甲车和摩托车。
这四辆车刚往一个山坡上爬，布朗就看见一辆大坦克在黑暗中向他们冲了下来。“那是一辆新‘杰克虎’坦克。”他说。他认为，那可怕的身形是韦尔伯恩的一辆新“潘兴”式坦克。但是，当坦克滚滚驶近时，布朗车上的一个乘客――乔治・“西福德”・加顿上校――注意到它有两个排气管；而“潘兴”式坦克只有一个。这是一辆“虎”式坦克，加顿肯定地认为，其他德国坦克就跟在后面。“‘虎’式坦克，”他高声向布朗喊道，“快离开大路！”布朗加大油门，从另外两辆坦克旁边开过去，想找一个地方转弯。
前三辆德国坦克没有意识到他们刚刚与一支敌人的队伍擦肩而过。但第四辆坦克突然转身，横到了布朗前方的路上。布朗的吉普车被挤在了一棵树和一辆“虎”式坦克之间，他急忙取掉油箱开了过去。正当他放慢速度想看看罗斯是否也过来了时，第五辆“虎”式坦克逼了上来。布朗连忙向右转弯，加大油门，飞过壕沟，越过大路，然后在一片田野中间停了下来。后面，德国人的炮火腾空而起，他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所有人都爬出吉普车，向树林跑去。
罗斯的吉普车――上面还有司机五级技术军士舒恩斯和将军的副官罗伯特・贝林格尔――超过了第二辆坦克，但被第三辆堵住了。罗斯和其他人跳到路上。“虎”式坦克上的枪炮不祥地紧跟着他们。这时，一个德国人从炮塔里探出头，挥舞着手提冲锋枪，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
“我想他们是要我们缴械投降。”罗斯说。
贝林格尔和舒恩斯解下肩上的枪套。但是，站在他俩中间的罗斯必须弯下腰才能解开手枪带。
突然，敌人射来一阵断断续续的炮火。罗斯倒在路上，死掉了。在黑暗中，紧张的德国坦克指挥官误解了罗斯将军的意图。舒恩斯纵身跳到坦克后面，躲过对方的射击。贝林格尔则朝相反的方向一跳，落到了一个土坑里。他吸引了所有的火力，但竟奇迹般地没有被击中。接着，他逃进树林里躲了起来。舒恩斯的腿摔断了，但他也逃掉了。但是，装甲车上的人员和师作战官韦斯利・斯韦特中校都被德国人包围了。
第一次伏击的幸存者还散布在原野上。他们一边跑，一边扔掉了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鲁格尔手枪、手表和其他战利品。他们害怕报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没有根据的。很少有德国人想报复，而想对美国佬穷追不舍的就更少了。
当晚，从树林中逃跑的士官布莱恩特・欧文和阿瑟・豪希尔德意外地遇到了将近一百名德国人，德国人迫不及待地举手投降了。两位士官轮流站岗。欧文上一周睡得很少，在站岗时打了两次盹。但是，每次都有一个俘虏叫醒了他，敦促他“干活儿”。天刚拂晓，欧文和豪希尔德便赶着俘虏们踏上了一条林间小道。他们希望方向是正确的。走了几英里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小小的哨所。幽暗之中，他们看见里面有一个士兵，但分辨不出他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
“耶稣基督！”看见这队德国人之后，哨兵喊道。欧文真想亲吻他。
两名士官刚把俘虏交给师部的一个军官，便奉命立即回去寻找罗斯的尸体。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在路上找到他。德国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杀了一名美军师长。他的吉普车里的地图和密码都没被动过，掉进土坑里的装甲车上的那些地图和密码也完整无损。罗斯的四十五毫米口径的手枪还在他的枪套里。欧文把它取了出来，以便将来寄还给将军的家人。他们把吉普车和装甲车里翻了个遍，才找到一条毯子。然后，他们用绳子把罗斯的尸体捆在毯子里，把他的钢盔放在他的胸前，接着，开始费力地把他向后方拖去。当他们靠近美军防线时，一名后备少尉问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当他们告诉他之后，这名少尉责备他们竟如此无礼地对待一名将军。欧文还有数名朋友的尸体躺在那条路上，一气之下痛骂了这个少尉一顿，结果却被送交了军事法庭。
3月30日，刚刚肩负着特别使命从美国来到英国的伯纳德・巴鲁克，乘车从伦敦来到春色如茵的英国乡间。沿途，丘吉尔对他动情地谈论着他那两位亲爱的朋友，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
几天前，霍普金斯来到巴鲁克在华盛顿索尔海姆酒店里的套房，暗示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在战后将面临的很多问题。霍普金斯说，无论是他，还是美国驻英国宫廷大使约翰・怀南特，都未能使首相改变立场。罗斯福想知道，巴鲁克是否可以去试试对他的老朋友施加影响。
巴鲁克前去拜会总统，想得到更明确的指示。但是，罗斯福一开始似乎更想谈论“纵横字谜行动”以及俄国那毫无理由的多疑反应。最后，罗斯福谈起了正题。他想让巴鲁克去见见丘吉尔，研究一下“与和平有关的各种问题”。巴鲁克试图得到进一步的详细指示，但却徒劳无功，因此，他觉得总统“几乎已经疲乏得无力作出决定”。不过，罗斯福在有一点上是明确的。“如果英国人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他说，“那将是一个重要的举动。”巴鲁克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当然还是会把这一意见转告首相。
“需要我写封信给温斯顿吗？”罗斯福问道。
“不需要任何信件，”巴鲁克明智地说，“您将来可能会矢口否认的。”
从斯退丁纽斯、阿诺德、莱希和金那里得到简要说明后，巴鲁克乘坐总统的私人飞机飞到了英国。总统把这架飞机昵称为“圣牛”。此刻，在前往首相乡间别墅的路上，巴鲁克问丘吉尔：“关于与您为难的那些人的传闻是怎么回事？”接着，他谈起了首相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问题。丘吉尔回答说，他认为这个组织没用。
“它会有什么危害吗？”
“不会，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如果它不会有什么危害，为什么不让总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呢？”
还没到乡间别墅，丘吉尔便表示支持总统――因为总统毕竟是支持他的。
然而，丘吉尔刚刚收到了艾森豪威尔发给他的一封无线电报。他认为，这份电报显示了，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意识到战后俄国的威胁。在这之前，丘吉尔曾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质疑绕过柏林一事是否明智。这封电报就是对这一电话的回应。在回复中，艾森豪威尔重复了以往的论据，再次强调了他的决定：把柏林留给斯大林，而他则只是向东进军，“同俄国人会师或拿下易北河战线”。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收到了一封更加令人不安的信。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他们的英国同行严厉指责艾森豪威尔新决定一事所作的答复。信中断然声称：“在为了尽早摧毁德国军队或他们的抵抗力量而采取的措施方面”，艾森豪威尔是“最好的裁判”；他的战略观念是“合理的，因为他总的观点是要尽快地摧毁德国，所以应该得到完全的支持”。毫无疑问，美国的指挥官们是在坚定地，甚至是放肆地支持艾森豪威尔。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仍在就他为什么决定不攻占柏林一事向马歇尔解释。这不是“根本战略的改变”。柏林本身“已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而且，他说道，集中兵力向德国首都南部发动新的进攻，“将比部队分散行动更加迅速地导致柏林的陷落”。
在对蒙哥马利谈到柏林问题时，艾森豪威尔甚至更为明确，他发电报说：
……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柏林）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我从未对其有过兴趣。我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军队和它的抵抗力量。
第二天，即3月31日，丘吉尔给英国指挥官们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他们未征求他的意见，就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了一封极其感情用事的电报，而电报中有诸多前后矛盾之处。他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又指出，“我们只有四分之一的部队去攻打德国，因此，自1944年6月以来，形势已有了显著的变化……简言之，我们的电报为美国参谋长们提供了很多争论的可能性，他们将猛烈地进行反驳”。
在这份备忘录派发之前，丘吉尔收到了一份复本，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艾森豪威尔表示强烈支持的一封富有攻击性的回电。阅后，他在备忘录上又加了一句：“又及：以上是我在看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之前口授的。”
他还就艾森豪威尔前一天的电报发了一封回电。回电中，他以卓越的洞察力逐条反驳了艾森豪威尔的论据――在后来著书时，丘吉尔删去了电文的最后几句话：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跨过易北河会成为一个优势。如果敌人的抵抗会像您显然所希望的那样削弱下去，并且它可能真的会削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跨过易北河，尽可能远地向东方挺进？当南部的俄国军队似乎肯定要进入维也纳并征服奥地利之时，如果我们故意把柏林让给他们，即使我们完全可以拿下它，这将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二者将加强他们本已非常明显的信念，即一切都是他们的功劳。
另外，我并不认为柏林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更没有失去它的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将在心理上对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抵抗产生深远的震动。如果柏林屹立不倒，大部分德国人便都会认为，战斗到底是他们的使命。那种认为攻占德累斯顿，并同俄国人在那里会师是一次重大胜利的想法并没有吸引我。已经迁到南方的德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可以非常迅速地再次南迁。然而，在我看来，只要柏林上空还飘扬着德国旗帜，这个城市就仍然是德国最关键的地方。
因此，我更倾向于采取以下计划：我们跨过莱茵河，也就是说，美国的第九军和第二十一军一起向易北河挺进，越过柏林。这同您根据贵军在鲁尔以南进行的辉煌战斗而正确策划的庞大的中部攻势在任何形式上都不矛盾。这只是把部队的重心移至北翼，避免使英王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范围。
当晚，在莫斯科，迪恩将军和哈里曼同他们的英国同行们前往克里姆林宫，把那封压了很久的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的信的英文版和俄文版交给了斯大林。看完之后，元帅仍像平时那样板着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他说计划“似乎不错”，但在征求参谋部意见之前，他不能作任何保证。接着他问，艾森豪威尔是否了解德国中部地区的阵地部署情况。
“不了解。”迪恩回答说。
在南部发动的助攻是从意大利开始还是从西线开始？
迪恩说，他认为是从西线开始。
根据苏联的情报，德国在西线有六十个师。迪恩他们能证实这一情报吗？
美国人说，经他们计算，有六十一个师。
德国人在西线有额外的后备军吗？
显然没有。
此时，哈里曼问到东部的气候条件。“好多了。”斯大林说。
“以前您曾估计，东线的行动会在3月底陷入困境，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哈里曼问道。
“形势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斯大林解释说，今年洪水来得早，道路现在已经开始干燥了。他们继续谈了一会儿东线的情况。斯大林一直在考虑那封关于柏林问题的信。这时，他突然说道：“艾森豪威尔关于主攻方向的计划不错。它可以使我们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把德国切成两半。”他还认为这个方向有利于同红军会师。之后，他又说，他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认为德国人会在捷克和巴伐利亚的山区进行垂死抵抗。斯大林向他的客人们保证，明天他就给总司令回信。显然，他很满意。
英国，布鲁克在同蒙巴顿钓了一天鱼后回到家里，发现首相来了一封电报。首相要参谋长们第二天到乡间别墅去见他。
布鲁克提前结束了周末，第二天上午就动身去了首相的乡间别墅。这天是复活节，4月1日。整整两个小时，参谋长们都在同丘吉尔讨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布鲁克认为，这整件事情，包括把辛普森调归布雷德利指挥，是“由于美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努力不至于在英国的指挥下失败”。但几人认识到，他们对此毫无办法。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更为细致的解释让人清楚地看到，其计划“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主攻方向由柏林改为莱比锡。
会后，参谋长们拟就了一封电报，回复布鲁克口中的“美国参谋长们粗鲁的电报”。与此同时，丘吉尔也给罗斯福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尽管电报采取了和解的态度，宣称两国是“曾经作为盟友并肩战斗过的最为真诚的朋友和同志”，但是，其中仍然强调了丘吉尔的坚定信念，即应该立即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揭露并抵制富有侵略性的苏联的真正本性。
……非常坦率地说，柏林仍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就使德国所有的抵抗力量产生绝望的心理影响来说，没有任何事件堪与柏林的陷落相比。对于德国人民来说，那将是战败的最明显标志。一方面，如果听任它在残垣断壁中继续被俄国人围攻，那么，只要德国的旗帜还在城市上空飘扬，就会鼓舞所有的德国士兵拼死抵抗。阁下和我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俄国军队毫无疑问将征服奥地利，进入维也纳。如果他们再攻占了柏林，难道不会觉得他们对我们共同取得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吗？这难道不会导致他们产生某种想法，从而在未来平添许多严重而可怕的困难吗？因此，我认为，从政治立场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地向东挺进德国，柏林既然已经唾手可得，就当然应该占领它。从军事角度来说，这也是明智之举……
当天晚些时候，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直截了当的战略竟要受盟国的民族主义考量的影响，实在令人遗憾之至……不过，正像温斯顿所说的，‘只有一种情况比同盟友一道作战更糟，那就是不和他们一起作战！’”
布鲁克的心情少有地放松，但艾森豪威尔在答复丘吉尔最新一封电报时，却心烦意乱。特别使他烦恼的是首相的最后几句话。艾森豪威尔重申，他“没有改变任何计划”，唯一的不同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然后，他继续写道：
您认为我想“使英王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范围”，即使说不上伤心，这也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在我脑中，从未有过这种想法。而我认为，我指挥盟军两年半以来的记录应当能让您消除这种想法。然而，除此之外，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确认我们的后方已被充分清空并且向莱比锡的进攻已取得成功之前，让在自己战区前进的第九军由布雷德利指挥，就会严重影响英国第二军和加拿大军队的作用、行动或威望……
非常自然，如果在执行“月食行动”过程中的任何时刻，整条战线的任何一处条件突然成熟的话，我们便将长驱直入，卢贝克和柏林将被列为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攻击目标之一。
如果说英国人还在生艾森豪威尔的气，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却极其满意。同一天，迪恩将军把斯大林一封高度机密的私人电报转给了总司令：
阁下通过贵军与苏军会师，从而把德军一分为二的计划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一致。
我还同意贵军与苏军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会师。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军的主力进攻应在这个方向。
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派次要的部队攻打柏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竟然使用了艾森豪威尔的柏林已失去战略重要性这一论据――尽管在总司令给他的电报中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来掩饰自己的意图，而此时此刻，朱可夫却正在为针对柏林发起最后的恐怖进攻做着临行前的准备工作。
复活节那天，一些盟军战俘从战场上被转移去了巴伐利亚；另外一些则仍留在营区里，等待盟军或俄国军队随时可能解救他们；还有一些俘虏早已被俄国人解放了，但却并没有解放感。不过，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这一天都有着同样特殊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自由似乎触手可及。
汉默尔堡的战俘队伍在向纽伦堡走了三分之一路程后，停下来中途休息。他们最害怕的是己方部队的空袭。美国飞机已经几次俯冲下来要进行轰炸，好在及时发现了战俘们在田野上竖起的牌子。但这样的好运能持续多久呢？
十一点，卡瓦诺神父在一个古老的献给圣・约瑟夫的乡间教堂里做起了弥撒。这是自从在阿登战役中被俘后，他第一次走进一座天主教教堂。他穿上村牧师那沉重的黄金法衣，开始为挤在教堂里的八十人举行宗教仪式：
“亲爱的俘虏们，今日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祈愿我们幸福，尽情享受这宝贵的时光……在过去的四天中，我们艰难地翻山越岭，我们同我们走过的大路两旁那些十字架所代表的耶稣一起经受了苦难……
“我们应祈求上帝降给我们厚恩。我们祈求他继续保护我们，解除我等之罪，去恶扬善。”
很多人的泪水都滚滚而下，卡瓦诺神父自己的眼眶也湿润了。“复活节是和平的节日――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和平，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政治生活中的和平，家庭生活中的和平，每一位上帝的子民心中的和平。让我们将这次弥撒和敬领圣体献给和平，祈祷和平尽快降临世间。”
柏林北面的IIA集中营里，战俘们心中坚信，无论如何，和平正在接近。他们的看守现在对他们平等以待，而不再拿他们当俘虏，并且对于他们那些通常会受到严厉惩罚的过失统统视而不见。上周日，桑普森神父在当着几个看守的面做弥撒时靠着圣坛――里面藏着集中营的电台――说：“先找一找天国和正义女神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像他念了“芝麻开门”一样，活板门突然打开了――他在前一天晚上忘了用长钉把门闩住――违禁的电台滚了出来。尴尬的神父把电台塞回原处，全场顿时哄笑起来――所有人，除了看守。他们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也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一事件。
此刻，在复活节这天，在临时搭就的一个圣坛周围的一大片空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战俘开始聚集了起来。而看守们对此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抗议。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神父们甚至都没通知集中营的指挥官，就筹备了一场露天的大礼弥撒。除了在全国圣体大会上，桑普森神父从未见过如此拥挤的人群。布道――分别用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进行宣讲――非常简洁，但却激动人心：在战俘营里，没有争吵，没有摩擦，没有仇恨，也没有为了谋求权力均衡而进行的阴谋与斗争；在这里，有一位所有人都会热爱并服从的君主，而在这种热爱与服从之中，将可以找到每一个人渴求已久的幸福与自由。
到3月31日中午，莫德尔从鲁尔区发动的拼死进攻，已在美军第三装甲师的战线上打出了八英里长的缺口――切断了理查逊和霍根特遣队。第三装甲师所属兵团的指挥官“莱特宁・乔”・柯林斯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刚刚从俘虏的口中获悉，德国人将对他的左翼发起反攻。他立即给一个老朋友，辛普森将军，打了一个电话。柯林斯迫切需要支援――即使不得不从属于另一个集团军的部队那里得到。
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原计划在几天后同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会师――而这将缝合鲁尔地区的袋形阵地。但是，柯林斯告诉辛普森，蒙哥马利前进得太慢，必须尽快会师，否则德国人就会“向帕德博恩方向突围”。
“比尔，我很担心，”柯林斯说，“我的战线太长，兵力却又太少。”他要求辛普森从第二装甲师抽调一支战斗部队，并立即派其向帕德博恩前进。“我也将派一支战斗部队去同他们会合。”
辛普森未同蒙哥马利商量就答应了柯林斯的要求。傍晚时分，他的第二装甲师开始向南急驰而去。队伍的排头附近，是第六十七装甲团E连的指挥官威廉・杜利中尉。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执行一个重要任务，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赶向哪里。上司只简单地命令他向利普施塔特迅速推进，那是位于帕德博恩以东二十二英里处的一座城镇。夜色浓重，尽管他不时地可以听见远处传来手提冲锋枪的射击声，却什么也看不到。实在太紧张了。南面持续不断地传来了猛烈的炮声，以至于坦克都因震动而晃了起来。那是鲁尔城内战斗的炮火。
但是，杜利的连队只遇到了手提冲锋枪和轻武器的零散抵抗。到复活节早上六点钟，他们已行军五十英里，抵达了利普施塔特的郊区。步兵踉踉跄跄地走下半履带式装甲车，清空了遇到的第一排房子，然后便冲进了城里。这时，一辆德国坦克出现了，向第一辆美国坦克开了火。幸运的是，炮弹从炮塔右边擦了过去。随即，德国坦克便逃走了。又往前走了一段，美国部队撞上了堆在路上的一些水泥块，但是突然跑出来一些百姓，把水泥块推走了。
一排排长唐纳德・E。雅各布森少尉奉命要进城；有一个步兵班被困在了一座医院里，需要援助。雅各布森令他的部下登上坦克，向城里出发。他们刚刚靠近医院，就有三十几个德国人举着手从里面走了出来。雅各布森叫他们也上了坦克，然后继续开向城里，一心想打一仗。到了利普施塔特的另一头时，他看见几辆坦克正从东面开来。他刚要开火，却认出这是第三装甲师的“M-5”型坦克。
这时是凌晨一点，整个莫德尔的集团军，总共约三十万人，都被包围在了德国的最后一个工业区内。然而，对于完成这一史诗般会师的美国人来说，这只是普普通通的另一天。他们彼此开着下流的玩笑，为不必在这里打仗而松了一口气。
直到聚集在一座教堂附近的摄影师和通讯记者涌上来采访他时，雅各布森才意识到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的重要意义。然后，他想道：这些真正浴血奋战的人竟是如此茫然无知，真是太让人吃惊了！
这一天，艾森豪威尔把柏林留给俄国人的决定仍是令丘吉尔最为不安的事。但是，首相担心的是，除非就此打住，否则，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必然导致不快的结果。不过，他还不想结束讨论这一问题。
他折中地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通情达理的友善的电报：
再次感谢您如此善意的电报……然而，现在我更加重视攻占柏林的问题，我们对其可以手到擒来。莫斯科给您的回电中的第三段说道：“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这应从我所说的政治方面来理解。我认为，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人会师非常重要……
然而，和前几封电报一样，这封电报并没有对艾森豪威尔起到什么作用。他是那么地坚持自己的计划，那么真诚地相信其军事正确性，以至于他甚至“准备小题大做”。
当凯塞林回到他设在图林根森林中的战斗指挥部时，他的参谋长维斯特法尔报告说，元首大本营刚刚来了新的命令，命令莫德尔要把鲁尔作为一个要塞来守卫――不得试图撤离。
凯塞林简直难以相信。最高统帅部难道不知道吗？陷入重围的鲁尔食物匮乏，仅够全体军民吃两三个星期。此外，艾森豪威尔不会对鲁尔有任何战略兴趣：他的目标在东边更远处。
西线已不再是一条战线。北面的布拉斯科维茨已被粉碎；南面的豪赛尔同样也已被摧毁，他的余部分散在各处，混乱不堪；中部的莫德尔命运已经注定。凯塞林的整条战线已经人间蒸发了。从现在起，只能采取牵制性的行动。
许多天以来，鲍曼第一次写信给他的夫人，描述了笼罩在柏林上空的一片绝望的乌云。他警告他的“挚爱”说，维也纳的军事形势“糟糕得可怕，人们只能期待最坏的结局”，她应该准备好撤离上萨尔斯堡前往蒂罗尔。“这让我既悲伤又愤怒，因为目前，除了给你写信之外，我已别无快乐。”他最后写道，“但是，当和平的好时光来临之时，我一定要尽力弥补。”
然而，有些德国人仍然拒绝正视日益惨重的灾难。比如，希姆莱便坚持说，军事形势并未绝望。“我已准备好为德国做任何事情，但是战争必须继续。”在一次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见中，他对两位倾听者，贝尔纳多特伯爵和施伦堡将军说，“我向元首宣过誓，我要履行我的誓言。”
“难道您没意识到吗？德国已经输了这场战争！”伯爵高声说道，“坐在您的位置上，肩负如此重大责任的人，不能盲目地服从上级，而应该勇敢地负起责任，作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决定。”
希姆莱沉默不语，陷入了沉思之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直到一分钟后有人叫他接电话。他站起身来，迅速地离开了房间，似乎为找到借口避开贝尔纳多特的谴责而感到解脱。施伦堡很高兴自己的上级受到了如此压力，于是敦促贝尔纳多特，要他进一步强调这一问题。
但是，当希姆莱回来时，贝尔纳多特却把话题转移到了自己的任务上。他要求把所有的丹麦人和挪威人立即转移到瑞典去。
希姆莱脸上掠过一丝忧惧的神情。“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很乐意同意您的要求，但我不可能这么做。”他突然转换了话题，承认德国政府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对英国不坦白就是一个错误。至于我――好吧，当然，我现在被认为是所有活着的人中最残忍最暴虐的一个。但是，我希望宣布一件事：我从未公开污蔑过德国的敌人。”
“如果说您没有这样做过，但希特勒却做得非常彻底。”伯爵回答道，“他曾说过：‘我们应该把英国的所有城市都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盟军系统地轰炸德国城市难道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美军在利普施塔特会师，以及鲁尔袋形阵地崩溃的第二天，希特勒终于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承认，德国的彻底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但是，即使是这种前景，”他说，“也不能动摇我对德国人民的未来那不可战胜的信念。我们受的苦难越重，不朽德国的复兴就越光荣！”
虽然他本人不能忍受在一个战败的德国里生活，但是，现在他却想给那些幸存者们提出一些“行动准则”。他建议他们“尊重我们所颁布的种族法则”，并且“维护所有德意志种族的不可瓦解的统一”。
接着，他预言说，只有两个世界大国能从德国的战败中崛起――美国和苏联。“历史和地理的规律，将迫使这两个大国进行一场军事或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力量较量。同样，这些规律将使这两个大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的敌人。同样肯定的是，这两个大国迟早要寻求欧洲唯一生存下来的大国，德国的支持。我要强调指出，在我的指挥下，德国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任何一个阵营的马前卒。”
§§第三部 东西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