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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在希特勒反人类的全部法令之中，要数那条“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办法”使文明世界最为惊骇和迷惑。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明确描述了这条行动准则。而且，他不仅在该书中一再预言自己将采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还披露了他个人偏见的思想源泉。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维也纳学习艺术。“无论我去什么地方，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犹太人。”他在书中写道，“而且，越是看见犹太人，他们在我眼里就越和其他人类有着明显的区别。”起初，他这种偏激情绪只针对个别人；那些奇装异服、满脸胡须的传统的犹太人使他深深反感。但是，阅读了《耶路撒冷贤哲教诲录》之后，他的反犹太主义爆发出来了：他必须捍卫世界，反对犹太人。1905年，俄罗斯帝国的情报机关捏造了一份文件，声称犹太人正秘密地计划把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从而统治世界。“我们将在各地挑起动乱，争斗和对立。”一位所谓的犹太领导人宣称，“我们将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新的选择，因此他们会自愿把世界统治权交给我们。”年轻的奥地利人希特勒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相信这份伪造声明里的每一个字。“在这个时期，”他写道，“我看到了两种威胁：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在此之前，我几乎不知其名，当然也不明白它们对于德国人民的生存有着何等恐怖的重要性。”
他称自己在维也纳度过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然而却又最完整的学习期”。“我刚踏进这座城市时还是一个小男孩，离开时却已成人，变得安静严肃……如果在早期，命运的压迫――和我自己的学习――没有确立我各种个人看法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今天我就不知道该以何态度去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等。”
这种憎恶和恐惧迅速成长为一种固定的想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剧烈的精神动荡”。“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我成了一名反犹太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这种迫切的仇恨，主要根源在于他想当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愿望未能实现，而犹太人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功则加深了他的痛苦。“有哪一件肮脏的事情，哪一种堕落的行为，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与犹太人无关吗？如果你哪怕是小心翼翼地切开这个脓包，你就会发现一个犹太鬼，就像腐烂肌体中的一条蛆虫，突如其来的光明常使它头晕目眩！”
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威胁首先煽动他将反犹太主义付诸行动。作为20世纪最具催眠力的演说家，他能够把自己的狂热情绪传递给其他人。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中，希特勒反复强调，一旦犹太人通过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控制了世界经济，他们就会夺取政治控制权。“犹太人这一阶段的最终目的是‘民主政体’的胜利，或者，像他们所理解的，是议会制原则的统治……他们以无穷的机智，将以某种形式蛰伏在每个雅利安人身上的对社会正义的需求，变成对那些更受好运恩宠的人们的仇恨，而这样便给消灭社会罪恶的斗争烙上了非常明显的哲理的印记。”
“在这之后，”希特勒继续写道，“犹太人卸下了他们的伪装，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民主国家人民中的犹太人变得嗜血成性，成为人民的暴君。几年之内，他们便试图灭绝全国的知识分子，并且通过消灭人民天生的知识领袖，使人民永世为奴。在这方面，俄国已经给出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范例。在那里，犹太人以疯狂的野蛮手段，加之惨无人道的酷刑，屠杀及饿死了总计三千万人，其目的是将一个伟大民族的统治权交给一群犹太记者和股票交易所的强盗。”
希特勒深信，犹太―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将在德国达到高潮。“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即德国知识分子的灭绝，使得德国工人阶级可能被置于犹太金融界的桎梏之下――据认为，这不过是犹太人进一步征服世界的前奏。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德国是这场残酷无情的斗争的中心。如果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沦为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犹太暴君们的牺牲品，那么，整个地球都将会落进这条章鱼的触角之中；而如果德国摆脱了它的控制，那么，各民族面临的最大危险，就可以认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粉碎了。”
尽管读者仍持些许怀疑态度，可是，希特勒对自己说出的那些荒诞不经之语却深信不疑。在《我的奋斗》里面，他告诉了读者他准备走多远。“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万二千名或一万五千名伤风败俗的希伯来人被毒气毒死的话……那么，数百万人在前线的牺牲就不是徒劳无功的了。反过来说，及时地铲除一万二千个恶棍，也许就可以挽救一百万真正的德国人，而这些人对未来而言是非常珍贵的。”
一个文明国家的首脑竟然接受所谓的《耶路撒冷贤哲教诲录》，这已经很令人不可思议了，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用大屠杀的手段来制止“犹太人的威胁”。因此，当集中营里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被揭露之时，大部分西方人都认为希特勒是个疯子，是最大的罪犯，最冥顽的反基督教义者。
然而，在很多预言千年盛世的中世纪先知们的眼里――他们曾在《启示录》第二十卷中预言过一千年的巨大幸福、廉洁政府和悲惨命运的消失――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似乎是最为可信，甚至是最值得钦佩的。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不是一个反基督教义者，而恰恰正是复活的耶稣的化身，就好比12世纪初期在弗兰德斯发起革命运动的坦夏尔姆，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约翰・鲍尔，甚至1525年领导了德国农民暴动的托马斯・闵采尔。这些先知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自己便是复活的耶稣，注定要推翻暴政，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新生活，而对反对者的大屠杀乃是上帝的意志。比如，闵采尔要求他的信徒们毫不留情地杀戮。“别让你们的利剑冷却下来……刺向他们，刺向他们，趁天还亮着！上帝在给你们引路，跟上他，跟上他！”和这些狂热分子一样，希特勒也打算摧毁并重塑世界；他同样声称，自己是被上天选择来给一个堕落的世界带来千年的幸福。他提出了无穷的目标，许下了无数的诺言，与同时代的其他政客不同的是，他赋予社会冲突和民族希望以一种充满权威和目的性的神秘感。
在这一整套神秘论的后面，是一项满足了几乎所有阶级的渴望的现实规划。希特勒许诺，要废除“声名狼藉的”《凡尔赛和约》，为德国赢回荣誉，重建德国武装力量和帝国空军部队，把国家从破坏性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把德国的疆界扩展到亚洲，以及像消灭犹太人那样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以及所有“不受欢迎”分子。
希特勒并不是从真空里冒出来的，他的肆意妄为是与几个世纪来无情的迫害活动一脉相承的；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开始，到中世纪的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再到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每每当德国种族优越的信念占了上风时，这种迫害活动便猖獗起来。此外，希特勒也是嗜血成性的预言家们合理的继承人。和他们一样，他精力充沛，残忍无情，心中总是萦绕着世界末日的景象，并且坚信自己绝对正确。他烟酒不沾，是个素食主义者；他生活简朴，简直像个苦行僧；他超越了一切个人腐化行为。他有一个情妇，但却让她远离公众视线，这样他便能够以不迷恋女色的纯洁形象出现。他的目标同样也被看得高于一切；他的使命值得作出任何牺牲，甚至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每一位古代的先知都认为，自己必须摧毁一股腐化堕落的巨大力量。对希特勒来说，那就是犹太人――一个古老的目标――消灭犹太人只不过是一次必须的净化，这将给世界带来最终的光荣。“（犹太人）沿着他们那罪恶的道路走下去，直到另一个力量起来反对他，并在激烈的斗争中把这个侵犯天庭的家伙打回魔王那里去。”
正是这种承袭而来的天谴的幻象促使希特勒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他毫无负疚之感。“我相信，我的所作所为与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意志相符合，”他说，“通过反对犹太人的自卫斗争，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1945年3月，失败的阴影促使希特勒加速实行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他命令把集中营里余下的犹太人全部杀死，以免日后被俄国人及其盟国解放。
克尔斯滕医生，希姆莱的按摩师，恳求希姆莱撤销这道指示。“这是元首的直接命令。”希姆莱回答道，“我必须保证其得到逐字逐句的执行。”整整一周，两人之间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希姆莱主张“集中营里的罪犯不应心满意足地以征服者的胜利姿态逃脱灭亡的命运”。但是，不屈不挠的克尔斯滕不肯让步，一再督促希姆莱，结果，不堪折磨的帝国元首亲自给他写下了承诺。保证不炸毁集中营，不再杀害一个犹太人；所有的俘虏都将留在他们的营地里，并被“秩序井然”地移交给盟国。
起草完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之后，他又透过夹鼻眼镜仔细看了一遍。最后，他缓慢地用他那做作的字体签上了名字：“海因里希・希姆莱，帝国元首，党卫队总队长。”
克尔斯滕得意扬扬地拿起同一支笔，一时冲动地在文件上写道：“以人类的名义，费利克斯・克尔斯滕。”
克尔斯滕的这一成就很有价值，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私下的契约。而且，尽管希姆莱鲁莽地表示了妥协，但是，并不能保证他一定会恪守诺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与克尔斯滕争辩的同时，希姆莱又在奥地利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卡尔・J。布克哈特博士召开了秘密会议。会议的议题将明显改善监狱和集中营里的条件；而希姆莱想以此换取的是全世界的善意。此外，希姆莱派出的代理人是卡尔登勃鲁纳博士。像瓦尔特・施伦堡这样的敌对者会认为，很难相信他竟然可以参与这样一场人道主义的谈判。
布克哈特博士想说服卡尔登勃鲁纳带红十字会的人参观集中营，给犯人们带去一点宽慰。十年前，他曾试图从卡尔登勃鲁纳的前任，臭名远扬的莱因哈特・海德里希那里得到同样的让步，可是，已成为盖世太保残暴行径的象征的海德里希，却通过为纳粹政策辩护而回避了布克哈特博士的请求。他说：集中营里塞满了罪犯、间谍和危险的宣传分子。“您不应该忘记我们正在战斗，元首正在同全世界的敌人进行战斗，”他说，“这不只是要使德国安然无恙的问题，而且，把世界从文化和道德的沦丧中解救出来是我们的责任。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会明白这样的事情的。”接着，海德里希像个密谋者一样低声说道，“在国外，他们认为我们是最该死的畜生，对不对？对于某个人来说，很难圆满完成这件事。但是，我们应该像石头一样硬起心肠，否则的话，元首的事业就会中途夭折。总有一天，他们都将感谢我们担负起了这些责任。”
布克哈特博士从海德里希的继承人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口头承诺。出人意料的是，卡尔登勃鲁纳同意尽快把食品包裹发给战俘，甚至还同意让红十字会的观察员们在战俘营里住下来，直到战争结束。受到卡尔登勃鲁纳的“通情达理的态度”的鼓舞，布克哈特博士又把如何对待平民俘虏的问题摆了出来。卡尔登勃鲁纳作了同样的让步。“事实上，”他说，“你们甚至可以向犹太人集中营派遣长驻观察员。”
接下来的几天里，希姆莱甚至作出了更为人道的让步。克尔斯滕说服了他，撤销希特勒关于摧毁海牙和须德海大坝的命令，并且起草一个命令，禁止虐待犹太人。事实上，到了3月17日，希姆莱已经变得非常温顺，于是，克尔斯滕要求他秘密会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施托希。
希姆莱猛吸了一口气。“我绝不能接见一个犹太人！”他叫道，“要是被元首听说了，他会当场叫人把我枪毙！”但是，他已经作出了太多的让步，而且克尔斯滕还有一份希姆莱签了字的副本，在这份副本里，希姆莱许下了违抗元首的诺言。终于，希姆莱用微弱的声音表示了同意。
希特勒对他身边的这一系列阴谋心知肚明――其中有几个也许是由他本人促成的。譬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进行的谈判，也知道沃尔夫在意大利进行的。他甚至知道希姆莱正在跟犹太人浪费时间。但是，希特勒允许这些人继续谈判，就好像这些谈判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如果一个谈判失败了，他就假装对此全然不知；如果成功了，他就坐享其成。
不过，毫无疑问，他知道，他最有能力的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一直强烈反对他提出的“焦土”政策。在3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上，施佩尔本人又大胆地批评了这一想法。
毋庸置疑，四到八个星期内，德国经济便将彻底崩溃……在此之后，即便从军事角度而言，战争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尽全力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哪怕是在最原始的层次……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进行那些可能会影响我国人民生存的破坏活动。如果我们的敌人想摧毁这个曾经无比英勇地作战的民族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永远背上历史性的可耻骂名。我们的责任是，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作为建筑业的同僚，施佩尔一直受到希特勒的赏识；只有寥寥几人能像他那样得到希特勒施予的友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话才让希特勒大发雷霆。如果说希特勒曾经犹豫过是否要在德国实行焦土政策，那么，施佩尔的备忘录则促使他将其付诸行动。他召来施佩尔，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战争失败，帝国便行将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没必要去担心德国人民继续原始生活的基本需求。恰恰相反，最好是由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要证明它是个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那个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此外，战后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低等的，因为优秀的人都将死去。”
元首不容分说地把施佩尔打发走了，并向手下口授了施佩尔曾试图阻止的那道命令。他命令把德国所有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落入敌人之手。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会将协助部队执行该命令。命令最后说道：“凡与本命令相悖的一切指示均属无效。”
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就一直在作出各种类似的轻率而任性的决定；而自从“七・二�”事件之后，他变得性情暴躁，顽固武断。他的许多顾问们沮丧地发现，现在，他对一个问题只提出唯一一个让人失望的解决办法，而不像以前有好几个选择。
不过，对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和秘书们，希特勒却继续表现得周到体贴，彬彬有礼。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能看得出，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欺骗我。”他对他的一位秘书说，“我没有人可以信赖。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很难过。要是没有我忠诚的莫勒尔（给他服过大量药物的那位医生）的话，我肯定得完蛋――而那些白痴医生们却想除掉他。要是没有莫勒尔，我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他们根本就没考虑。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接班人。第一个，赫斯，疯了；第二个，戈林，失去了人民的同情；而第三个，希姆莱，肯定会被党拒绝。”
他为在饭桌上谈论政治而表示歉意。接着，他又说：“你们再绞尽脑汁想想吧，告诉我，谁能做我的接班人。我一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可是一直也没找到答案。”
在他那些最后的“私下谈话”里，有一次，他对其他人透露了这些同样的疑虑。他抱怨说，他命中注定要尝试在短暂的一生中做完一切事情。接着，他说：“现在，我已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想知道，当火炬从我手中滑落的时刻，在我的直接接班人中间，是否有一位命中注定要接过火炬并把它高高举起的人。同样是命运，使我成了一个有着如此悲剧性的历史的民族的仆人，一个像德意志民族这样反复无常、朝三暮四的民族，一个根据情况变化，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民族。”如果我们有时间给德国青年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从而使将来的一代代人发起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话，他说，那将非常理想。“我所担负的任务是把德意志民族提升到他们应有的世界地位上去。不幸的是，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至少使他们看到了他们继承而来的伟大，并且鼓励他们一想到德意志民族在一个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帝国里的团结，就会激情满怀。我已经播下了良种。”有朝一日，他预言道，收获终将到来。“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强大的民族，一个有着光明前景的民族。”
希特勒的敌人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奠定的新欧洲的基础已经开始瓦解。三巨头相对融洽地制订了有关计划，但在其执行问题上，他们却纠缠不清。他们的争论主要聚焦于波兰问题。三巨头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会晤，商议建立一个新波兰政府，但会议却陷入了僵局。莫洛托夫一再声明，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着波兰人民；而哈里曼和英国驻苏联大使阿尔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则主张，应该建立一个包括米科拉伊奇克这样的人在内的更有代表性的政府。
就在他们争论的同时，伦敦和美国的波兰人正在越来越刻薄地攻击雅尔塔会议。“我认为，一个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安德斯将军指责丘吉尔说。丘吉尔则辛辣地回敬道：“这是你的过错。”
丘吉尔的话与他真正的立场互相矛盾。私底下，他正在为波兰的问题努力着。他仍然在试图说服罗斯福和他一起反对斯大林。他恳求说，他们应该一起发一封电报，要求苏联领导人尊重雅尔塔协议，并且协助在波兰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
3月11日，罗斯福终于答复了丘吉尔：
……我觉得，在促使苏联政府与我们一致的其他一切可能办法都用尽之前，我们个人最好暂不出面干预。因此，我非常希望你不要在这个关头写信给乔大叔，特别是当我感到你文稿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引起同你的意愿相反的回应时……
他不情愿地搁置了自己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是却恳请总统让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把他起草的电报中列举的各点提出来。
……波兰已经失去了它的边界。是否现在它还要失去它的自由……我相信，如果我们联合起来顽强地施加压力，坚决遵循我们一向采取的方针和我提议发给斯大林的电稿，我们将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3月15日，贝纳德・巴鲁克来到白宫拜访总统。他也发现，罗斯福很不愿意作出任何决定。他们谈到了雅尔塔会议，继而又谈到了战后的世界。“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巴鲁克说，“战争刚一结束，每个人便都成了英雄。美国人的努力将会被极度轻视。我们必须使自己保持强大，并且在遣散我们的部队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
“伯尼，你认为还要多久世界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罗斯福突然问道。
“五年或者十年。”
“天啊，不。”
“如果我们想要和平，就必须去找一些人，这些人知道怎样获得和平，并懂得如何使人们为他们所选择的任务而工作。”
罗斯福尤其喜欢最后一句话，并且重复了一遍。“是的，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事情还取决于我们在研究和平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您还打算再当一任总统吗？您不能了。您必须决定由谁来接您的班。”他提到了三四个候选人，可是罗斯福只是凝视着窗外波托马克河的流水。
“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巴鲁克敦促他说，“怎样起草一项条约？什么样的和平？还有，谁来接您的班？”
但是，罗斯福仍旧一言未发。他有很多问题，就连巴鲁克这样一个亲信也不知道。史汀生最近透露，有一颗原子弹很快便可供测试，而当原子弹看来可以使用的时候，谁也无法想象它爆炸时的情景，也无法想象它对战后世界可能会有的影响。
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总统日益急躁。他的夫人第一次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忍受一次认真的谈话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她不同意，他就会心烦意乱。“富兰克林不再是从前那个沉着镇定的人。过去，每当遇到政策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一再刺激我，让我发表激烈的看法。这只能再一次表明他的改变，而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这一事实在3月16日罗斯福写给丘吉尔的一封回信中得到了证明。丘吉尔写信给他，目的是再次要求他在波兰问题上对斯大林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罗斯福在回信中说，他不能同意那种认为雅尔塔协议已面临破产的说法。他希望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继续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谈判。丘吉尔推测，这封信和最近的其他几封信“都不是他亲自动的笔”。于是，他发给罗斯福一封怀旧的私人信件，希望可以“使正式关系的进展轻松一些”。
……我们的友谊是一块巨石，我在其上建筑世界的未来。只要我还是建设者中的一员，就总会想起那些你在研究《租借法案》时的绝妙的日子……我铭记着我们的个人关系在世界事业的进展中所起的作用，而现在，这个事业即将实现它的第一个军事目标了……
正如我上次所说，当巨人之战结束之后，侏儒之战便将开始。一个山河破碎、满目疮痍、饥寒交迫的世界正需要我们帮助它重新站起来，不知道乔大叔或者他的接班人，对我们两人所主张的做法会有何评价……
祝你一切顺利！
温斯顿
雷马根的桥头堡向东扩展了十多英里，而第九师的巡逻部队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法兰克福―科隆高速公路。尽管空袭炮轰两面夹击，鲁登道夫大桥却仍旧巍然耸立。德国人绝望地用一辆巨型装甲车运来了一门五百四十毫米口径的大炮：“卡尔榴弹炮”。这个庞然大物重达一百三十二吨，发射的炮弹重达四千四百磅。它发射了几发炮弹，但没有击中大桥，之后，人们不得不把它拉回去维修。十二枚V-2型飞弹从荷兰射来了。它们的落点很分散，其中只有一枚造成了可观的损失，它击中了桥东三百码尺处的一幢房子，炸死了三个美国人。
像德军炮弹的回响一样，附近美军的防空炮和八英寸的榴弹炮的回响同样晃动着大桥。3月17日下午三点钟，工兵们准备把大钢板焊接在一根几乎断成两截的桥拱上。一旦焊接完毕，大桥就安全了。第二七六工兵战斗营营长克莱顿・拉斯特中校站在桥中央，监督工作的进展，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刺耳的爆炸声，好像是一声枪响。他抬头看去，又听到了一声。这时，他看到桥梁的一部分断了。他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大桥便开始颤动了。烟尘从木制的桥板上腾空而起。工兵们扔下手中的工具，朝离得比较近的河岸冲了过去。拉斯特跑向雷马根一侧的河岸。与此同时，大桥的中央跨梁不停地抖动着，然后，便拖着两根脱出桥墩的桁梁，缓缓沉入了河中，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整座大桥都掉进了莱茵河。拉斯特和他的许多部下被河水一直冲到了贝利桥，被人从那儿救了起来。但是，有二十八人被当场砸死或淹死了。
在斯帕，霍奇斯恰好正打电话给米利金，要解除他第三兵团司令的职务。“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霍奇斯开了口。
“长官，”米利金打断了他，“我也有个坏消息要告诉您，铁路桥刚刚倒塌了。”
鲁登道夫大桥倒下之后，斯科尔兹内的蛙人队决定摧毁上游的浮桥。七点左右，他们潜入了莱茵河冰冷的水中，每人都紧抓着一个五加仑的空罐，空罐上固定着四包塑性炸药。但是，他们还没到达目的地，操作高度机密的CDL（运河防卫光，一种很强的光束，无法检测其来源）的美国人就发现了这些大胆的游泳健将，并向他们开了火。结果，两人淹死，其余全部被捕获。
莫德尔的整个B集团军都被粉碎了，蒙哥马利和霍奇斯俘获了十五万德军，其余的都被赶回了莱茵河对岸。在南边，党卫队将军保罗・豪赛尔指挥的G集团军被逼回到了莱茵河西岸，很快就要被包围了：其北边是巴顿的第三军，南边是亚历山大・帕奇中将的第七军。六十五岁的豪赛尔机智诙谐，好挖苦人。他意识到，他面临着一场灾难，因此急切地要求凯塞林，让他趁为时尚且不晚，率部渡过莱茵河。“不惜一切代价固守莱茵河西岸的政策，结果只能导致更加可怕的损失，甚至可能全军覆没。”
凯塞林犹豫不决。
“应当迅速作出向莱茵河后面撤退的决定。”豪赛尔不耐烦地催他。
“不行，”凯塞林草率地回答，“守住你们的阵地。”
豪赛尔再次据理力争，但凯塞林只是摇了摇头，并未发怒，而是几乎带着几分歉意地说：“这是我的命令，你必须守住。”然而，凯塞林刚一离开房间，豪赛尔便告诉手下的指挥官们，要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做好撤退的准备。
两天之后，即3月15日，巴顿突破了豪赛尔最北边的部队，然后便向莱茵河挺进。豪赛尔命令部队立即撤退，随后，他打电话给凯塞林，请求他批准这一行动。
“守住你们的阵地，”凯塞林说，接着又道，“但是，要避免被包围。”
这就是豪赛尔所需要的一切。“谢谢！”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然后迅速挂上了电话。不过，此刻已经为时太晚：G集团军的主力已经完蛋了。
鲁登道夫桥倒下的那天，艾森豪威尔非常严肃地对巴顿说：“你们第三军的麻烦是，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你们不够自信。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吧，否则，人们就不会赏识美国士兵的真正价值。”
然后，巴顿和他的副官查尔斯・科德曼上校，同艾森豪威尔一起飞往位于吕内维尔的第三军总部。途中，盟军总司令继续表扬着第三军。“乔治，”他滔滔不绝地说，“您不仅是一位好将军，还是一位幸运的将军。您大概记得，对于一个将军，拿破仑更重视的是他的运气，而不是才能。”
“哈哈，”巴顿笑着回答，“这是我们一起服役两年半以来，您对我说的第一句恭维话。”
在吕内维尔召开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到，齐格菲防线仍然拦在帕奇的第七军面前，而巴顿却已完成了一次突破。接着，他问帕奇，巴顿是否可以通过第七军防区的北部地段发起进攻。帕奇欣然同意了。“我们都是在同一支部队嘛。”他说。
当晚，回到第三军总部之后，巴顿在晚餐时非常放松快乐。“我想，艾克过得十分愉快，”他说，“他们应当更多地让他出来走走。”
“我不能理解他所说的第三军不够自信是什么意思。”哈普・盖伊思忖道，“你怎么解释呢？”
“这很简单。”巴顿一面回答，一面搅着汤，“不久之后，艾克将会参与竞选总统。第三军可以投很多选票呢。”注意到周围人的脸上都浮现了笑容，他又接着说，“你们认为我在开玩笑？我没有。你们等着瞧吧。”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维也纳学习艺术。“无论我去什么地方，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犹太人。”他在书中写道，“而且，越是看见犹太人，他们在我眼里就越和其他人类有着明显的区别。”起初，他这种偏激情绪只针对个别人；那些奇装异服、满脸胡须的传统的犹太人使他深深反感。但是，阅读了《耶路撒冷贤哲教诲录》之后，他的反犹太主义爆发出来了：他必须捍卫世界，反对犹太人。1905年，俄罗斯帝国的情报机关捏造了一份文件，声称犹太人正秘密地计划把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从而统治世界。“我们将在各地挑起动乱，争斗和对立。”一位所谓的犹太领导人宣称，“我们将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新的选择，因此他们会自愿把世界统治权交给我们。”年轻的奥地利人希特勒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相信这份伪造声明里的每一个字。“在这个时期，”他写道，“我看到了两种威胁：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在此之前，我几乎不知其名，当然也不明白它们对于德国人民的生存有着何等恐怖的重要性。”
他称自己在维也纳度过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然而却又最完整的学习期”。“我刚踏进这座城市时还是一个小男孩，离开时却已成人，变得安静严肃……如果在早期，命运的压迫――和我自己的学习――没有确立我各种个人看法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今天我就不知道该以何态度去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等。”
这种憎恶和恐惧迅速成长为一种固定的想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剧烈的精神动荡”。“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我成了一名反犹太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这种迫切的仇恨，主要根源在于他想当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愿望未能实现，而犹太人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功则加深了他的痛苦。“有哪一件肮脏的事情，哪一种堕落的行为，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与犹太人无关吗？如果你哪怕是小心翼翼地切开这个脓包，你就会发现一个犹太鬼，就像腐烂肌体中的一条蛆虫，突如其来的光明常使它头晕目眩！”
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威胁首先煽动他将反犹太主义付诸行动。作为20世纪最具催眠力的演说家，他能够把自己的狂热情绪传递给其他人。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中，希特勒反复强调，一旦犹太人通过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控制了世界经济，他们就会夺取政治控制权。“犹太人这一阶段的最终目的是‘民主政体’的胜利，或者，像他们所理解的，是议会制原则的统治……他们以无穷的机智，将以某种形式蛰伏在每个雅利安人身上的对社会正义的需求，变成对那些更受好运恩宠的人们的仇恨，而这样便给消灭社会罪恶的斗争烙上了非常明显的哲理的印记。”
“在这之后，”希特勒继续写道，“犹太人卸下了他们的伪装，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民主国家人民中的犹太人变得嗜血成性，成为人民的暴君。几年之内，他们便试图灭绝全国的知识分子，并且通过消灭人民天生的知识领袖，使人民永世为奴。在这方面，俄国已经给出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范例。在那里，犹太人以疯狂的野蛮手段，加之惨无人道的酷刑，屠杀及饿死了总计三千万人，其目的是将一个伟大民族的统治权交给一群犹太记者和股票交易所的强盗。”
希特勒深信，犹太―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将在德国达到高潮。“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即德国知识分子的灭绝，使得德国工人阶级可能被置于犹太金融界的桎梏之下――据认为，这不过是犹太人进一步征服世界的前奏。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德国是这场残酷无情的斗争的中心。如果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沦为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犹太暴君们的牺牲品，那么，整个地球都将会落进这条章鱼的触角之中；而如果德国摆脱了它的控制，那么，各民族面临的最大危险，就可以认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粉碎了。”
尽管读者仍持些许怀疑态度，可是，希特勒对自己说出的那些荒诞不经之语却深信不疑。在《我的奋斗》里面，他告诉了读者他准备走多远。“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万二千名或一万五千名伤风败俗的希伯来人被毒气毒死的话……那么，数百万人在前线的牺牲就不是徒劳无功的了。反过来说，及时地铲除一万二千个恶棍，也许就可以挽救一百万真正的德国人，而这些人对未来而言是非常珍贵的。”
一个文明国家的首脑竟然接受所谓的《耶路撒冷贤哲教诲录》，这已经很令人不可思议了，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用大屠杀的手段来制止“犹太人的威胁”。因此，当集中营里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被揭露之时，大部分西方人都认为希特勒是个疯子，是最大的罪犯，最冥顽的反基督教义者。
然而，在很多预言千年盛世的中世纪先知们的眼里――他们曾在《启示录》第二十卷中预言过一千年的巨大幸福、廉洁政府和悲惨命运的消失――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似乎是最为可信，甚至是最值得钦佩的。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不是一个反基督教义者，而恰恰正是复活的耶稣的化身，就好比12世纪初期在弗兰德斯发起革命运动的坦夏尔姆，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约翰・鲍尔，甚至1525年领导了德国农民暴动的托马斯・闵采尔。这些先知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自己便是复活的耶稣，注定要推翻暴政，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新生活，而对反对者的大屠杀乃是上帝的意志。比如，闵采尔要求他的信徒们毫不留情地杀戮。“别让你们的利剑冷却下来……刺向他们，刺向他们，趁天还亮着！上帝在给你们引路，跟上他，跟上他！”和这些狂热分子一样，希特勒也打算摧毁并重塑世界；他同样声称，自己是被上天选择来给一个堕落的世界带来千年的幸福。他提出了无穷的目标，许下了无数的诺言，与同时代的其他政客不同的是，他赋予社会冲突和民族希望以一种充满权威和目的性的神秘感。
在这一整套神秘论的后面，是一项满足了几乎所有阶级的渴望的现实规划。希特勒许诺，要废除“声名狼藉的”《凡尔赛和约》，为德国赢回荣誉，重建德国武装力量和帝国空军部队，把国家从破坏性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把德国的疆界扩展到亚洲，以及像消灭犹太人那样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以及所有“不受欢迎”分子。
希特勒并不是从真空里冒出来的，他的肆意妄为是与几个世纪来无情的迫害活动一脉相承的；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开始，到中世纪的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再到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每每当德国种族优越的信念占了上风时，这种迫害活动便猖獗起来。此外，希特勒也是嗜血成性的预言家们合理的继承人。和他们一样，他精力充沛，残忍无情，心中总是萦绕着世界末日的景象，并且坚信自己绝对正确。他烟酒不沾，是个素食主义者；他生活简朴，简直像个苦行僧；他超越了一切个人腐化行为。他有一个情妇，但却让她远离公众视线，这样他便能够以不迷恋女色的纯洁形象出现。他的目标同样也被看得高于一切；他的使命值得作出任何牺牲，甚至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每一位古代的先知都认为，自己必须摧毁一股腐化堕落的巨大力量。对希特勒来说，那就是犹太人――一个古老的目标――消灭犹太人只不过是一次必须的净化，这将给世界带来最终的光荣。“（犹太人）沿着他们那罪恶的道路走下去，直到另一个力量起来反对他，并在激烈的斗争中把这个侵犯天庭的家伙打回魔王那里去。”
正是这种承袭而来的天谴的幻象促使希特勒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他毫无负疚之感。“我相信，我的所作所为与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意志相符合，”他说，“通过反对犹太人的自卫斗争，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1945年3月，失败的阴影促使希特勒加速实行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他命令把集中营里余下的犹太人全部杀死，以免日后被俄国人及其盟国解放。
克尔斯滕医生，希姆莱的按摩师，恳求希姆莱撤销这道指示。“这是元首的直接命令。”希姆莱回答道，“我必须保证其得到逐字逐句的执行。”整整一周，两人之间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希姆莱主张“集中营里的罪犯不应心满意足地以征服者的胜利姿态逃脱灭亡的命运”。但是，不屈不挠的克尔斯滕不肯让步，一再督促希姆莱，结果，不堪折磨的帝国元首亲自给他写下了承诺。保证不炸毁集中营，不再杀害一个犹太人；所有的俘虏都将留在他们的营地里，并被“秩序井然”地移交给盟国。
起草完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之后，他又透过夹鼻眼镜仔细看了一遍。最后，他缓慢地用他那做作的字体签上了名字：“海因里希・希姆莱，帝国元首，党卫队总队长。”
克尔斯滕得意扬扬地拿起同一支笔，一时冲动地在文件上写道：“以人类的名义，费利克斯・克尔斯滕。”
克尔斯滕的这一成就很有价值，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私下的契约。而且，尽管希姆莱鲁莽地表示了妥协，但是，并不能保证他一定会恪守诺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与克尔斯滕争辩的同时，希姆莱又在奥地利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卡尔・J。布克哈特博士召开了秘密会议。会议的议题将明显改善监狱和集中营里的条件；而希姆莱想以此换取的是全世界的善意。此外，希姆莱派出的代理人是卡尔登勃鲁纳博士。像瓦尔特・施伦堡这样的敌对者会认为，很难相信他竟然可以参与这样一场人道主义的谈判。
布克哈特博士想说服卡尔登勃鲁纳带红十字会的人参观集中营，给犯人们带去一点宽慰。十年前，他曾试图从卡尔登勃鲁纳的前任，臭名远扬的莱因哈特・海德里希那里得到同样的让步，可是，已成为盖世太保残暴行径的象征的海德里希，却通过为纳粹政策辩护而回避了布克哈特博士的请求。他说：集中营里塞满了罪犯、间谍和危险的宣传分子。“您不应该忘记我们正在战斗，元首正在同全世界的敌人进行战斗，”他说，“这不只是要使德国安然无恙的问题，而且，把世界从文化和道德的沦丧中解救出来是我们的责任。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会明白这样的事情的。”接着，海德里希像个密谋者一样低声说道，“在国外，他们认为我们是最该死的畜生，对不对？对于某个人来说，很难圆满完成这件事。但是，我们应该像石头一样硬起心肠，否则的话，元首的事业就会中途夭折。总有一天，他们都将感谢我们担负起了这些责任。”
布克哈特博士从海德里希的继承人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口头承诺。出人意料的是，卡尔登勃鲁纳同意尽快把食品包裹发给战俘，甚至还同意让红十字会的观察员们在战俘营里住下来，直到战争结束。受到卡尔登勃鲁纳的“通情达理的态度”的鼓舞，布克哈特博士又把如何对待平民俘虏的问题摆了出来。卡尔登勃鲁纳作了同样的让步。“事实上，”他说，“你们甚至可以向犹太人集中营派遣长驻观察员。”
接下来的几天里，希姆莱甚至作出了更为人道的让步。克尔斯滕说服了他，撤销希特勒关于摧毁海牙和须德海大坝的命令，并且起草一个命令，禁止虐待犹太人。事实上，到了3月17日，希姆莱已经变得非常温顺，于是，克尔斯滕要求他秘密会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施托希。
希姆莱猛吸了一口气。“我绝不能接见一个犹太人！”他叫道，“要是被元首听说了，他会当场叫人把我枪毙！”但是，他已经作出了太多的让步，而且克尔斯滕还有一份希姆莱签了字的副本，在这份副本里，希姆莱许下了违抗元首的诺言。终于，希姆莱用微弱的声音表示了同意。
希特勒对他身边的这一系列阴谋心知肚明――其中有几个也许是由他本人促成的。譬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进行的谈判，也知道沃尔夫在意大利进行的。他甚至知道希姆莱正在跟犹太人浪费时间。但是，希特勒允许这些人继续谈判，就好像这些谈判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如果一个谈判失败了，他就假装对此全然不知；如果成功了，他就坐享其成。
不过，毫无疑问，他知道，他最有能力的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一直强烈反对他提出的“焦土”政策。在3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上，施佩尔本人又大胆地批评了这一想法。
毋庸置疑，四到八个星期内，德国经济便将彻底崩溃……在此之后，即便从军事角度而言，战争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尽全力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哪怕是在最原始的层次……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进行那些可能会影响我国人民生存的破坏活动。如果我们的敌人想摧毁这个曾经无比英勇地作战的民族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永远背上历史性的可耻骂名。我们的责任是，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作为建筑业的同僚，施佩尔一直受到希特勒的赏识；只有寥寥几人能像他那样得到希特勒施予的友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话才让希特勒大发雷霆。如果说希特勒曾经犹豫过是否要在德国实行焦土政策，那么，施佩尔的备忘录则促使他将其付诸行动。他召来施佩尔，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战争失败，帝国便行将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没必要去担心德国人民继续原始生活的基本需求。恰恰相反，最好是由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要证明它是个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那个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此外，战后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低等的，因为优秀的人都将死去。”
元首不容分说地把施佩尔打发走了，并向手下口授了施佩尔曾试图阻止的那道命令。他命令把德国所有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落入敌人之手。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会将协助部队执行该命令。命令最后说道：“凡与本命令相悖的一切指示均属无效。”
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就一直在作出各种类似的轻率而任性的决定；而自从“七・二�”事件之后，他变得性情暴躁，顽固武断。他的许多顾问们沮丧地发现，现在，他对一个问题只提出唯一一个让人失望的解决办法，而不像以前有好几个选择。
不过，对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和秘书们，希特勒却继续表现得周到体贴，彬彬有礼。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能看得出，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欺骗我。”他对他的一位秘书说，“我没有人可以信赖。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很难过。要是没有我忠诚的莫勒尔（给他服过大量药物的那位医生）的话，我肯定得完蛋――而那些白痴医生们却想除掉他。要是没有莫勒尔，我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他们根本就没考虑。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接班人。第一个，赫斯，疯了；第二个，戈林，失去了人民的同情；而第三个，希姆莱，肯定会被党拒绝。”
他为在饭桌上谈论政治而表示歉意。接着，他又说：“你们再绞尽脑汁想想吧，告诉我，谁能做我的接班人。我一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可是一直也没找到答案。”
在他那些最后的“私下谈话”里，有一次，他对其他人透露了这些同样的疑虑。他抱怨说，他命中注定要尝试在短暂的一生中做完一切事情。接着，他说：“现在，我已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想知道，当火炬从我手中滑落的时刻，在我的直接接班人中间，是否有一位命中注定要接过火炬并把它高高举起的人。同样是命运，使我成了一个有着如此悲剧性的历史的民族的仆人，一个像德意志民族这样反复无常、朝三暮四的民族，一个根据情况变化，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民族。”如果我们有时间给德国青年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从而使将来的一代代人发起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话，他说，那将非常理想。“我所担负的任务是把德意志民族提升到他们应有的世界地位上去。不幸的是，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至少使他们看到了他们继承而来的伟大，并且鼓励他们一想到德意志民族在一个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帝国里的团结，就会激情满怀。我已经播下了良种。”有朝一日，他预言道，收获终将到来。“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强大的民族，一个有着光明前景的民族。”
希特勒的敌人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奠定的新欧洲的基础已经开始瓦解。三巨头相对融洽地制订了有关计划，但在其执行问题上，他们却纠缠不清。他们的争论主要聚焦于波兰问题。三巨头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会晤，商议建立一个新波兰政府，但会议却陷入了僵局。莫洛托夫一再声明，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着波兰人民；而哈里曼和英国驻苏联大使阿尔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则主张，应该建立一个包括米科拉伊奇克这样的人在内的更有代表性的政府。
就在他们争论的同时，伦敦和美国的波兰人正在越来越刻薄地攻击雅尔塔会议。“我认为，一个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安德斯将军指责丘吉尔说。丘吉尔则辛辣地回敬道：“这是你的过错。”
丘吉尔的话与他真正的立场互相矛盾。私底下，他正在为波兰的问题努力着。他仍然在试图说服罗斯福和他一起反对斯大林。他恳求说，他们应该一起发一封电报，要求苏联领导人尊重雅尔塔协议，并且协助在波兰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
3月11日，罗斯福终于答复了丘吉尔：
……我觉得，在促使苏联政府与我们一致的其他一切可能办法都用尽之前，我们个人最好暂不出面干预。因此，我非常希望你不要在这个关头写信给乔大叔，特别是当我感到你文稿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引起同你的意愿相反的回应时……
他不情愿地搁置了自己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是却恳请总统让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把他起草的电报中列举的各点提出来。
……波兰已经失去了它的边界。是否现在它还要失去它的自由……我相信，如果我们联合起来顽强地施加压力，坚决遵循我们一向采取的方针和我提议发给斯大林的电稿，我们将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3月15日，贝纳德・巴鲁克来到白宫拜访总统。他也发现，罗斯福很不愿意作出任何决定。他们谈到了雅尔塔会议，继而又谈到了战后的世界。“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巴鲁克说，“战争刚一结束，每个人便都成了英雄。美国人的努力将会被极度轻视。我们必须使自己保持强大，并且在遣散我们的部队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
“伯尼，你认为还要多久世界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罗斯福突然问道。
“五年或者十年。”
“天啊，不。”
“如果我们想要和平，就必须去找一些人，这些人知道怎样获得和平，并懂得如何使人们为他们所选择的任务而工作。”
罗斯福尤其喜欢最后一句话，并且重复了一遍。“是的，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事情还取决于我们在研究和平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您还打算再当一任总统吗？您不能了。您必须决定由谁来接您的班。”他提到了三四个候选人，可是罗斯福只是凝视着窗外波托马克河的流水。
“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巴鲁克敦促他说，“怎样起草一项条约？什么样的和平？还有，谁来接您的班？”
但是，罗斯福仍旧一言未发。他有很多问题，就连巴鲁克这样一个亲信也不知道。史汀生最近透露，有一颗原子弹很快便可供测试，而当原子弹看来可以使用的时候，谁也无法想象它爆炸时的情景，也无法想象它对战后世界可能会有的影响。
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总统日益急躁。他的夫人第一次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忍受一次认真的谈话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她不同意，他就会心烦意乱。“富兰克林不再是从前那个沉着镇定的人。过去，每当遇到政策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一再刺激我，让我发表激烈的看法。这只能再一次表明他的改变，而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这一事实在3月16日罗斯福写给丘吉尔的一封回信中得到了证明。丘吉尔写信给他，目的是再次要求他在波兰问题上对斯大林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罗斯福在回信中说，他不能同意那种认为雅尔塔协议已面临破产的说法。他希望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继续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谈判。丘吉尔推测，这封信和最近的其他几封信“都不是他亲自动的笔”。于是，他发给罗斯福一封怀旧的私人信件，希望可以“使正式关系的进展轻松一些”。
……我们的友谊是一块巨石，我在其上建筑世界的未来。只要我还是建设者中的一员，就总会想起那些你在研究《租借法案》时的绝妙的日子……我铭记着我们的个人关系在世界事业的进展中所起的作用，而现在，这个事业即将实现它的第一个军事目标了……
正如我上次所说，当巨人之战结束之后，侏儒之战便将开始。一个山河破碎、满目疮痍、饥寒交迫的世界正需要我们帮助它重新站起来，不知道乔大叔或者他的接班人，对我们两人所主张的做法会有何评价……
祝你一切顺利！
温斯顿
雷马根的桥头堡向东扩展了十多英里，而第九师的巡逻部队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法兰克福―科隆高速公路。尽管空袭炮轰两面夹击，鲁登道夫大桥却仍旧巍然耸立。德国人绝望地用一辆巨型装甲车运来了一门五百四十毫米口径的大炮：“卡尔榴弹炮”。这个庞然大物重达一百三十二吨，发射的炮弹重达四千四百磅。它发射了几发炮弹，但没有击中大桥，之后，人们不得不把它拉回去维修。十二枚V-2型飞弹从荷兰射来了。它们的落点很分散，其中只有一枚造成了可观的损失，它击中了桥东三百码尺处的一幢房子，炸死了三个美国人。
像德军炮弹的回响一样，附近美军的防空炮和八英寸的榴弹炮的回响同样晃动着大桥。3月17日下午三点钟，工兵们准备把大钢板焊接在一根几乎断成两截的桥拱上。一旦焊接完毕，大桥就安全了。第二七六工兵战斗营营长克莱顿・拉斯特中校站在桥中央，监督工作的进展，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刺耳的爆炸声，好像是一声枪响。他抬头看去，又听到了一声。这时，他看到桥梁的一部分断了。他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大桥便开始颤动了。烟尘从木制的桥板上腾空而起。工兵们扔下手中的工具，朝离得比较近的河岸冲了过去。拉斯特跑向雷马根一侧的河岸。与此同时，大桥的中央跨梁不停地抖动着，然后，便拖着两根脱出桥墩的桁梁，缓缓沉入了河中，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整座大桥都掉进了莱茵河。拉斯特和他的许多部下被河水一直冲到了贝利桥，被人从那儿救了起来。但是，有二十八人被当场砸死或淹死了。
在斯帕，霍奇斯恰好正打电话给米利金，要解除他第三兵团司令的职务。“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霍奇斯开了口。
“长官，”米利金打断了他，“我也有个坏消息要告诉您，铁路桥刚刚倒塌了。”
鲁登道夫大桥倒下之后，斯科尔兹内的蛙人队决定摧毁上游的浮桥。七点左右，他们潜入了莱茵河冰冷的水中，每人都紧抓着一个五加仑的空罐，空罐上固定着四包塑性炸药。但是，他们还没到达目的地，操作高度机密的CDL（运河防卫光，一种很强的光束，无法检测其来源）的美国人就发现了这些大胆的游泳健将，并向他们开了火。结果，两人淹死，其余全部被捕获。
莫德尔的整个B集团军都被粉碎了，蒙哥马利和霍奇斯俘获了十五万德军，其余的都被赶回了莱茵河对岸。在南边，党卫队将军保罗・豪赛尔指挥的G集团军被逼回到了莱茵河西岸，很快就要被包围了：其北边是巴顿的第三军，南边是亚历山大・帕奇中将的第七军。六十五岁的豪赛尔机智诙谐，好挖苦人。他意识到，他面临着一场灾难，因此急切地要求凯塞林，让他趁为时尚且不晚，率部渡过莱茵河。“不惜一切代价固守莱茵河西岸的政策，结果只能导致更加可怕的损失，甚至可能全军覆没。”
凯塞林犹豫不决。
“应当迅速作出向莱茵河后面撤退的决定。”豪赛尔不耐烦地催他。
“不行，”凯塞林草率地回答，“守住你们的阵地。”
豪赛尔再次据理力争，但凯塞林只是摇了摇头，并未发怒，而是几乎带着几分歉意地说：“这是我的命令，你必须守住。”然而，凯塞林刚一离开房间，豪赛尔便告诉手下的指挥官们，要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做好撤退的准备。
两天之后，即3月15日，巴顿突破了豪赛尔最北边的部队，然后便向莱茵河挺进。豪赛尔命令部队立即撤退，随后，他打电话给凯塞林，请求他批准这一行动。
“守住你们的阵地，”凯塞林说，接着又道，“但是，要避免被包围。”
这就是豪赛尔所需要的一切。“谢谢！”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然后迅速挂上了电话。不过，此刻已经为时太晚：G集团军的主力已经完蛋了。
鲁登道夫桥倒下的那天，艾森豪威尔非常严肃地对巴顿说：“你们第三军的麻烦是，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你们不够自信。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吧，否则，人们就不会赏识美国士兵的真正价值。”
然后，巴顿和他的副官查尔斯・科德曼上校，同艾森豪威尔一起飞往位于吕内维尔的第三军总部。途中，盟军总司令继续表扬着第三军。“乔治，”他滔滔不绝地说，“您不仅是一位好将军，还是一位幸运的将军。您大概记得，对于一个将军，拿破仑更重视的是他的运气，而不是才能。”
“哈哈，”巴顿笑着回答，“这是我们一起服役两年半以来，您对我说的第一句恭维话。”
在吕内维尔召开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到，齐格菲防线仍然拦在帕奇的第七军面前，而巴顿却已完成了一次突破。接着，他问帕奇，巴顿是否可以通过第七军防区的北部地段发起进攻。帕奇欣然同意了。“我们都是在同一支部队嘛。”他说。
当晚，回到第三军总部之后，巴顿在晚餐时非常放松快乐。“我想，艾克过得十分愉快，”他说，“他们应当更多地让他出来走走。”
“我不能理解他所说的第三军不够自信是什么意思。”哈普・盖伊思忖道，“你怎么解释呢？”
“这很简单。”巴顿一面回答，一面搅着汤，“不久之后，艾克将会参与竞选总统。第三军可以投很多选票呢。”注意到周围人的脸上都浮现了笑容，他又接着说，“你们认为我在开玩笑？我没有。你们等着瞧吧。”
